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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蒯因哲学为什么是重要的？
大约十年前，涂纪亮先生和我组织国内资深专家，例如陈启伟先生、张家龙先生、宋文淦先生等等，着手编译《蒯因著作集》，尽管颇费周折，终于成就了摆在各位面前的煌煌六大卷。可以这样说，它收入了蒯因的绝大多数以书形式出版的重要著作，但出于各种原因未收入以下几本书：蒯因的博士论文《一个逻辑斯蒂的系统》（1934），一本逻辑教科书《初等逻辑》（1941），一本葡萄牙语版教科书《新逻辑纲要》（1944），《逻辑论文选》（1966），一部长篇自传《我的生命历程》，但作为弥补，收入了蒯因为“在世哲学家文库”《蒯因哲学》卷所写的的篇幅较短的自传。当然，更没有收入蒯因未曾结集出版的单篇论文。不过，我个人认为，这部《蒯因著作集》为中文读者了解和研究蒯因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读物。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尽管颇费周折，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坚持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我们：蒯因哲学是重要的，做这一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我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蒯因哲学为什么是重要的？我将其简单归结为以下五点：
1．蒯因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
国内学术界现在比较强调学术创新，强调原创性，一位哲学工作者能否变成一位哲学家，关键在于他是否具有原创性：他是否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特别重要的问题，并以他自己的方式作出了独特而又系统的解答。我个人认为，蒯因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例如，在一片反形而上学的喧嚣之中，他发表了《论何物存在》一文（1948），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what there is?”（有什么东西存在？），区分了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与本体论的承诺问题：一个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从而在哲学中重新赋予形而上学以合法地位。他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1951）中，显示出一种抓住关键性问题直入主题的理论洞察力，清晰、简洁、经济而又精确、严密、细致的论述方式和写作风格，在当代分析哲学以及蒯因哲学内部中都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蒯因有可能是为当代分析哲学引入了最多的新名词、新论题的哲学家：例如，标准记法，语义上溯，语义整编，彻底翻译，Gavagai，场合句，观察句，固定句，恒久句，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本体论的相对性，自然化的认识论，“贫乏的输入”与“汹涌的输出”，经验决定理论的不充分性，整体主义知识观，“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自然种类，本体论承诺，本体论还原，逻辑上的NF系统和ML系统，等等。一个能够为当代哲学引入如此多的新关键词的人，其创造能量是可想而知的。蒯因还把思想实验引入哲学论证之中，他做了可能是当代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实验之一——“彻底翻译”，由此引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哲学论题。在他的论著中，引经据典很少，更多的时候是自己说自己的话。对于喜欢引经据典、离开圣贤和经典就几乎不会说话的我们来说，其间的差距是明显可知的。
2．蒯因是一位体系性的哲学家。
一般认为，分析哲学家只会吹毛求疵，在一些琐细论题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获得的结果对于社会人生却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至少在蒯因和蒯因哲学那里，情况并非如此。我在《蒯因哲学研究——从逻辑的语言的观点看》一书（1998）中，曾试图把蒯因哲学描述为一个有统一主题和一贯脉络的严整体系。在我看来，尽管蒯因批驳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但他并不是要摧毁经验论，而是要坚持一种更彻底的经验论：我们认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唯一凭借或出发点，就是外部世界与我们的感官的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用行为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感觉刺激。从如此贫乏的输入——感觉刺激，产生如此汹涌的输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理论，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蒯因哲学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只不过是在经验论的立场上、通过引入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要素来回答。所以，在该书中我曾这样刻画蒯因哲学：它以一阶逻辑为标准框架，以自然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意义论为理论基础，运用发生学的经验研究方法，试图回答下述中心问题：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丰富理论的?由此派生出其哲学的其他一系列学说，如语言学习理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整体主义知识观，拒斥“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经验论的逻辑哲学，带有某种约定论意味的本体论立场，等等。并且，在蒯因哲学的各种学说或论题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和逻辑秩序。我至今仍然坚持这种见解。顺便说一下，我们国内有些学者也许能够在某些论题上提出一些深入、独到的见解，但常常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不能将许多零散的洞见发展成为一个稍微成体系的学说，而哲学是需要系统的阐发和论证的。
3．蒯因哲学促进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复兴。
蒯因的经验主义哲学遭遇到我所谓的两个“经验论悖论”：（1）经验论的出发点是存在一个需要我们去经验、去认识的外部世界，但严格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却不能确定无疑地证明有这样一个独立于我们、不依赖于我们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所以，在蒯因哲学那里，实在世界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与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没有实质性区别的“设定”，只是一种我们赖以进行工作的“工作假说”。（2）在评价经验知识的真理性，我们却不能只依据感觉经验，而需要引入一些经验之外的其他标准，例如逻辑标准和实用主义标准。这是因为：经验决定理论是不充分的，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实际上是两部分的合成：一部分是感觉输入，另一部分是科学家的创造，并且科学家的这种创造能力也是在他们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并且是不断改善和进化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面对反例，修改、选择和评价科学理论时，就没有绝对确实的真假标准可供依凭，而需要引入一些逻辑标准和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考虑，例如理论的保守性、普遍性、简单性、可反驳性、谦和性和精确性，以及所谓的“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准则”。这样，美国本土哲学资源——实用主义哲学就在蒯因哲学那里打下了鲜明的印记，成为它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鉴于蒯因哲学在当代哲学中的影响力，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获得了新的复兴和发展。
正是在研究蒯因哲学的过程中，我本人接触到一些实用主义论著。我认为，实用主义特别是古典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意义的理论，其次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而意义与真理最后都与人和人的行动有关。我国学术界过去把实用主义简单化、漫画化、粗鄙化了，实际上它里面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方面，我参与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涂纪亮先生和我一起策划、主编了一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经典文库》，原定出12卷，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能够出9卷：皮尔士、詹姆士、杜威、刘易斯、米德、莫里斯、布里奇曼、普特南、罗蒂每人一卷，正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另一件事是我邀请美国哲学家兼逻辑学家苏珊·哈克主编、我和尚新建任副主编，编辑、翻译了一本《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最近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希望，这些事情能够对国内学术界开展对实用主义的严肃认真的研究有所帮助。
4．蒯因既是一位有哲学偏好的逻辑学家，又是一位有逻辑学背景的哲学家。
蒯因大学时期主修数学，这期间对新兴的数理逻辑以及哲学感兴趣，毕业后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用两年时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就是《一个逻辑斯蒂的系统》。毕业后获得资助到欧洲游学，结实了维也纳学派的许多成员，特别是与卡尔纳普发生密切交往，对逻辑经验主义产生共鸣。蒯因的前半生主要研究逻辑学，在逻辑技术方面所做的最大工作是建立了只有三个公理、一条推理规则的NF系统，它同时包括了命题逻辑、量化理论和集合论，试图以此作为从逻辑推出数学的基础。由于他的博士生王浩指出了其中的疏漏并提出修改意见，蒯因最后将NF系统修改为ML系统。NF和ML系统结构简明，特性奇异，其有关特性至今尚未研究清楚，仍然构成智力的挑战。此外，蒯因特别关注逻辑的哲学方面，用了非常大的精力去探讨逻辑学中的哲学问题，例如有关逻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他曾指出，在其教学和著述活动中，其主要目标是向学生灌输一种对于逻辑的健全的哲学态度。
蒯因的后半生，其主要精力转向哲学，但他是一位有坚实逻辑学背景的哲学家，始终如一地把现代逻辑的观念、方法、技术应用于哲学研究。例如，他把外延化的一阶逻辑作为标准记法，用它去整编用日常语言表述的科学理论，由此揭示出这些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并提出了具有浓厚现代逻辑意味的本体论承诺的识别标准——“存在就是成为 约束变项的值”，以及本体论承诺的认可标准——“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在他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中，用发生学的方法，去研究儿童是如何习得语言、掌握指称对象的语言手段的，后者包括系词、代词、名词复数以及量词等等。因此，要系统地、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蒯因哲学，最好在现代逻辑方面有良好的素养和训练。
5．蒯因还是一位特别讲究文体风格的著作家，并有着特别的个人爱好。
在其整个学术工作中，蒯因一贯地追求“雅致”（elegancy），十分在意写作风格，在意他的作品的优雅性，在意于精心制作恰当的“措词”。有这样的说法：“尽管蒯因并不‘为’非哲学家而写作，但是他的作品与20世纪任何其他哲学家的作品相比，以按照文学的标准来说更为清晰、更为直接以及更为专业化的精心制作打动着几乎每一位读者。他运用着简单的、清晰的、优雅的句子。它们往往是简短的，而不是冗长的；往往是主动语态，而不是被动语态。蒯因极少运用成串从句或者长的穿插语词。他所表达出的对沙漠风光的喜好隐喻了他对整个世界的观点，并且他视语言为世界的一部分。”
作为高雅交谈的主题，蒯因更喜欢谈论地理和语言，而不是哲学。蒯因的著作被广泛地翻译，据他本人说，他能够校对六种外国语言的译文。在其著述中，蒯因喜欢选用生僻的字词，以此宣示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丰富知识。在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利用其词源学知识，给他的同学或同事起外号。他从小就喜欢旅行，并将这一爱好保持终身。一生利用访问、讲学、开会等等机会，游历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人曾问蒯因有多少国家他没有去过。他通常兴致勃勃地给出一个答案，又开始解释这一数字是如何根据近期的国界变化而计算出来的。在他儿子维护的一个蒯因网页上，列出了一份蒯因曾造访过的国家清单——118个，并附加了一份蒯因没有造访但曾“飞越过”的国家清单——19个，以及一份他既未造访也未飞越但“经过时从旁边看到过”的国家清单——8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不过，蒯因到过台湾和香港，严格来说，他也就造访过中国。
总起来看，蒯因这个人是有意思的，蒯因哲学是深刻而独到的。中国学人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我还是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来说，蒯因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其贯穿始终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在：对于科学的尊重，对于语言的关注，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以及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始终面对反例和批评开放的胸襟与气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远远没有完成，任重而道远。在仍需进行的理性化过程中，蒯因哲学的精神实质可为借鉴。这也许就是出版《蒯因著作集》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就是我要向广大读者推荐《蒯因著作集》的原因。
成中英：蒯因哲学的盲点问题
一
我很高兴出席今天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蒯因哲学全集的发表会。一则庆贺人大出版社很有眼光，能走高等学术出版的路。将来一定如同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一样世界扬名。二则高兴中国大陆学界显示了一个更进一层对英美当代哲学的认识与关怀，在座诸位大多数是我多年或近年知悉的哲学界的朋友，而且是十分关注及研究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发展的学者，很多还很年轻。今日因为蒯因全集的出版而济济一堂，真令人兴奋不已！这里还得感谢陈波教授的通知与安排邀请，使我有机会赶上此一盛会。大家都知道我有儒家哲学的背景，以为我只关心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大家也知道我数十年从事中国哲学的分析重建工作，并对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分野与整合或融合十分关注，但较少学者知道我是讲授分析哲学的，每年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都必开分析哲学的课程，而其中涉及最多的就是蒯因哲学。这是因为作为蒯因的学生，我对蒯因哲学的贡献是十分理解的，而且也受到他的影响，体现在我对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研讨方面。但我在此还想指出，我的本体诠释学首先就是受到蒯因的启发，然后再接引到周易本体论，进行了对迦德玛的融合。因之我的本体论中体的概念就包含了知识论的含义，而诠释也包含了语言本体分析与语言意义整合两部分。本体诠释学因之可看成蒯因本体论分析哲学的一个扩大与发展。 在此我想先说明一下我作为蒯因教授的学生的那段历史，然后再更进一层的指出蒯因哲学的重大意义以及其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为中西哲学研究的开展表达表达我的期望。
二
我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博士期间，选修了蒯因教授所有的课程，其中“演绎逻辑”一课事实上是研究生必修的课程，该课程就是蒯因教授讲授的，用的教科书就是他自己写的《逻辑方法》一书。他讲授的语言哲学课程用的是他正在校稿中的《语词与对象》。接着我选修他的研究专题讨论课“逻辑公理系统理论”，用的就是他尚在完成中原稿《集合论及其逻辑》。 虽然最后我把博士论文定在归纳逻辑的范围，蒯因教授仍在我的论文委员会中和知名的批评实在论者威廉斯（Williams） 教授共同指导了我的论文。我当时及较后最感兴趣的是蒯因教授的具有本体论含义的集合论，他的本体论的承诺观念，本体论的相对论，与他的语言哲学 （尤其在对专有名词的化除，质量名词与语词谓词化等问题上面），并就此五个题目分别写了六篇论文，也分别发表于美国的哲学学术杂志 《Notre Dame 形式逻辑杂志》，《语言基础杂志》，《哲学杂志》以及 Patrick Suppes 教授所编的语言哲学的书中。毕业后我与蒯因老师的交往当时虽因地理距离关系，见面不多，但见面时却很亲切，我记得在魁北克的一次泛美哲学会议中，我们一起坐车旅游参观，我问了他一些最近的想法，他也关切了我的研究兴趣，最后我们共同照了相片，但那已是1970 年代的事了。以后有多次在 美国哲学学会年会上见到蒯因，他都表示有意思来夏威夷做演讲 （尤其在 Donald Davidson 八零年代来访之后），但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来成，极为遗憾。 我见到蒯因的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暑期，是在 Harvard Square 剑桥信托银行前碰到他的。他要我两周后找他，两周后他因身体不适，去乡间养病。我也就未见到他了。 2000年我在夏威夷得知他过世的消息。
三
蒯因是上个世纪最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的哲学家。是当代西方逻辑方法、当代知识论与分析哲学的最杰出代表，其著作影响深远，可说主导了西方20世纪下半期的英美哲学方向与课题，更提供了一个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与知识哲学思考的方法与典范。但我最看重他的仍是他的指涉的知识本体论与整体主义的知识论。 我在此只简单的谈谈我对蒯因的贡献的看法与评价，并以之作为中国研究蒯因的一个参考。
我认为蒯因哲学最大的贡献在把知识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的整体系统，其来源与基础是经验。 但经验对蒯因来说也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整体化与逐渐丰富化的概念，其起点是感官刺激。基于我们（由我及于我们）观察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与已有的应用语言的能力，我们能够建立以对客观事物为对象的观察语句，并以之为建立理论概念与理论系统的根据，表现为一套观察语理论相关的理论语句。由于此一相关，我们才能说此一知识系统是机体相连的，是整体的面临经验包含感官刺激的整体考验，因而能牵一髪而动全身。在此考验中，我们可能面对反常的经验事例，而不得不进行概念的调整，寻求系统整体的一致，相容与内在相依（consistency，compatibility，coherence）。但这一调整可以是多层次的变更，也可以是“弃卒保帅”的调整，也可以是“声东击西”的布局，可以采行否定边缘保存核心的策略，也可以采行接受边缘调整或修改核心理论语句的策略，甚至比较纯粹的逻辑规则也可以变动。总之，天下没有不可变动的知识结构与内涵。这样一种对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变革的认识包含了或可说允许了非常丰富的辩证的，策略的运作思考。
从此一认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以下蒯因哲学中的一些观点及其重要性：1。我们选择或重组一个知识体系，必须要考虑其简易性与美感性。简易性与美感性因之也是建立与维护整体知识系统的价值标准。蒯因对此点的发挥也许还不够，但他对两者的重视却是不容置疑的。2。较早蒯因即提出废除两个西方近现代知识论中的两个信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是绝然区分的；感官资料是知识构建的唯一基础（唯现象主义）。此两者的无效性在蒯因的整体有机的知识体系中也就昭然若揭了。分析命题首先只是分析语句，综合命题只是综合语句，两者都必须在整体知识系统中取得位置，又必须在整体的与部分的在意义上与真值函数上彼此相连相依。如此看来，两者的区划是不可能绝对的，甚至是无法区分的。对感官资料与理论语句的有机关联也可作如此观，并没有谁是绝对基础的问题。蒯因引用了逻辑实征论者与社会科学哲学家 Neurath 的话说明：我们的知识体系像一支大海中航行的船，在航行中我们只能局部的修补，而且只能补此以存彼，补彼以存此，不可能进行全面的翻修。因此也就没有甚么是绝对的知识基础的问题。
蒯因对人类自然语言发生的逻辑性的说明也是充满新意与灼见的。事实上，他的语言哲学给与了自然语言一个逻辑的结构，而且是以不同逻辑层次的本体对象的指涉分析为标的的。这也显示了为何我们可以对自然语言进行逻辑的解析，彰显其本体指涉，且能进一步化约或简化其本体论的担负或承担。他把语言与逻辑联系在一起，又把本体论的指涉内涵与逻辑结构与推理联系在一起，还把本体论的承担要求以及如何改造本体论的指涉标准等问题连接在一起，可说清晰化了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要关注对象，并从表述及规范两方面来探讨本体存在与本体存在方式与表达的问题。其他传统形上学的问题他也有所探讨，可说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兼具系统性与逻辑性的西方当代哲学大家。这一关连是一大贡献，他对我的启示是本体、知识与语言及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各部分，其中具有内涵的有机性的相互重叠的关联，而且四者的实际关联是在经验的不断冲击中不断的重构，以满足人的知识与行为的需要。
四
以上所说是我对蒯因哲学两大贡献的描述。 现在我想对他的哲学也就是对他的本体论与知识论的系统做一些简短的评议，以为我们研究他的哲学的参考。 首先我要指出，对整体知识系统的理解，用之于自然科学是十分明显的与适当的。但是此一理解是否能用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知识”上面呢？这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蒯因仅愿就自然科学的知识发言，而且以之为知识的典范，因之他的自然化的知识论是具有强烈的化约主义的含义的。在他说的本体论里，他一直关注如何把具有量词的语句化为无量词旨所指，因而要把知识体系展现为现象性的谓词。 当然他自己对唯名（名言）主义与唯实（实在）主义之争也明确的采取名言主义的立场，这也是符合他的看重经验的立场。然而，如果再深一点的思考，就实用主义追求经验落实与效果的立场，他却应该更能重视理论的对象所指的含义，因而对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可以有更开放的观点。 对此一问题，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就我来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接受了蒯因非化约化的本体论的立场，把本体语言体系看成为有本有体而又有用的开放的知识体系，永远面对经验，永远需要不断的调整，除却在特殊的逻辑审视的需要外采行暂时的封闭，永远有所谓，也永远有所指的。整合与调整永远是包含了自然知识体系的本体语言体系发展与建立的工作，语言是知识的戴体，整合语言，调整语言，以说明新意，开发视野与眼光，以增进理解，因之也就是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这就是同时对本体与自本体的诠释的含义。 我认为这是对蒯因哲学的应有的一个发展，这一个发展也可说是蕴含在蒯因的自然化知识论与他的本体论的承诺的结合之中的。但事实上蒯因自己并未注意及此。
另一个评述是涉及到蒯因哲学的盲点问题. 我们要问: 如果我们能从有限的人类的感官经验中发展和建构复杂的物理学或其他科学的理论，显然我们的思想资源应不限制在感官经验之中，而应涉及到我们的理性的思维能力与建构能力：如何理解此一思维能力与建构能力，对我来说，是一个本体论的也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本体论上的以及知识论上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这也让我们又不能不警觉到当初康德面临的问题。我从对蒯因的思考再引向康德的思考可说不是没有理由与原因的，这当然不只是历史的原因，而更是深沉的理论与经验原因。
其次，我还要指出，蒯因对人的心灵的存在及活动采取了一个化约主义的态度，不愿意赋予它一个本体论的应得地位，而非常热衷于化约以及化除他的存在。这就有些否定了人的知识的出发点，对客观知识系统的存在的主观心灵条件未能善加考虑。致使他的系统不但不够完备，而且有所潜藏的矛盾。事实上，他是很平和的提到与肯认人类心灵主义的传统 （the mentalistic heritage），也能用他的“语义的上升”与“语义的同意”等原则来说明此一传统的形成，但他的意图却在消化它、消除它，使它成为外在的外延的真理函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 基于前提性的预设要求，显然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工程，虽然有其特殊的客观化与技术化的含义。最大的问题是：它将取消了人的存在意义与世界，也将使人的世界中的道德、宗教与艺术价值丧失其本体论的根源与根据。 我想蒯因并非有意的漠视或忘怀此一问题，而是基于这些问题在他的时代中的自身隐藏，而认为不必拿到他索要考虑的问题的台面上来。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问题，也就是人的存在性与心灵的存在意义等问题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我不但把蒯因的知识外在的本体论的考虑扩大到康德的知识内在的本体论的考虑，而且也努力到如何把康德的知识内在的本体论的考虑扩大到合内外之道的儒家本体论的传统的考虑。 如此，则对蒯因来说，此一扩大的考虑可以解除科学主义与化约主义对人文与心灵的漠视；而对康德来说，此一扩大则可增进现代科学与现代数理与逻辑的多元内涵与开放性，而最后对儒家的动态存在的本体论来说，此一扩大事实上是拓展了一个现代科学知识系统的空间与活动，并肯定了其本体论中的合法地位，而不必像牟宗三先生一样坎陷道德与心灵的同时性的彰显与运作，感到一种基于狭隘性引起的不必要的压迫。
五
我于上世纪的七零年代在台湾的台湾大学哲学系首先介绍了蒯因哲学，在我于1987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中西哲学汇通的讲习班中（冯契教授安排及邀请）在大陆首先提出了蒯因哲学的重要性，并把它放在一个本体诠释的架构中加以考虑 （见我所著《论中西哲学精神》一书。今日我们有了中文本的蒯因全集，对蒯因的研究可说有了一个中文文本的根据与资源，但我也希望我们新的一代的分析哲学的学者也要吸取前人的心得，对蒯因哲学的发展根源（涉及逻辑实征论与美国实用主义）以及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深沉关联有所理解，有所关注，则善莫大焉。
陈启伟：蒯因提出的新说和对哲学的影响
首先要祝贺《蒯因著作集》的出版。蒯因著作编为多卷本出版，这是第一次。而且这部书是由我们中国人翻译和编辑出版的。所以这部著作集是中文本的蒯因著作集，而不是中文版的《蒯因著作集》，因为并不存在英文原版的《蒯因著作集》。在美国本土以及所有其他国家迄今为止也还不曾出版过这样一部多卷本的集子。我想，这至少标志着我们对蒯因哲学、分析哲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又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蒯因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最著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蒯因是哲学家，又是逻辑学家，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逻辑学上，都有杰出的成就和重大的贡献。作为哲学家，其著作尤为宏富，其论述广及哲学的诸多领域，在本体认识、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哲学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概念、命题和学说，例如：“存在是约束变项的值”的本体论许诺的公式，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分析-综合的二分和意义证实的还原论）的批评，整体主义的意义理论和知识观，语言习得的行为主义的发生学的研究，“彻底翻译”和“翻译的确定性”的学说，自然论的认识论等，都是与蒯因的名字联系着，都体现着蒯因的独特的深湛的思想见解。近半个世纪以来，蒯因提出他的新说卓见的若干条文，经发表，立即在西方哲学界掀起一股波澜，引发长时间的热烈的讨论和争辩，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块界碑。其中尤以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批评及其提出的“没有教条的经验论”亦即整体主义的知识观最具创造性，它消除了从休谟到卡尔纳普几百年来经验论者既承认一切知识源于经验却又承认有先天的分析的哲学命题（逻辑和数学）构成一个知识总体并作为总体面对和接受经验的检验，从而将经验论贯彻到底。蒯因的这种“没有教条”的经验论无疑是经验论在当代最重大、最有理论价值的新发展，我认为，蒯因在现代西方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首先就在于此。
分析哲学是20世纪的一个大的哲学运动或哲学思潮，它不是一个流派一个学派，而是各家各派分析哲学的总汇，蒯因哲学是其中的一家一派，即此谓逻辑实用主义，正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原子论，穆尔的常识实在论，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在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分析哲学和牛津派的汗蒂语言哲学，各是一家一派一样。各家各派的分析哲学在哲学立场、哲学观点上可以有很大的分歧（有的是实在论者，有的是实证论者，有的是柏拉图主义者，有的是物理主义者，有的是唯名论者，有的是现象主义者，有的是有神论者，有的是无神论者或怀疑论者，如是等等），其所以皆名之曰分析哲学，显然不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哲学纲领，而只是因为它们都是讲分析的，都是用分析的方法来讨论、处理、解决乃至能解消哲学问题的，尽管它们各自使用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我认为，我们研究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不是从它的某个概念、某个学说、某个理论学得一点什么，而是要从它的分析精神获取一种启示和教益。借用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分析好，大有益”。我们可以说，分析是个好东西。诚然，毛泽东说的分析是指对客观实在的辨证的分析，与分析哲学家们所谓语言的逻辑的分析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都讲分析则是一致的。不讲分析，就只能满足于对应物做笼统的概观，混沌的直觉，诗意的遐想，浪漫的玄思，不讲分析，是不会有科学的。
十年前（1997年），我在一次访谈中曾谈到国内哲学研究方面有一种“生态失衡”的现象，即欧陆人文主义思潮热，而英美分析哲学冷的状况。我呼吁学术界注意和调整这个状况，但是无人理睬。从那时以来，这种失衡的状况显然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至今，20年间，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从尼采到海得格尔到后现代，相继走红，“尼学”、“海学”、“后学”逐个变成“显学”、“热学”、“名学”，那势头似将久久未艾。分析哲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近年来应当说有很大的成绩，一些论著的发表，《维特根斯坦全集》、《蒯因著作集》和若干分析哲学名著的翻译出版，就是明证。但是分析哲学在学术界和大学课堂上的冷落局面依然如故，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和深长思之的。
赵敦华：分析哲学在中国
涂老师以前编写过《维特根斯坦全集》，现在有编了这套《蒯因著作集》，可以说这是分析哲学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这两部全集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分析哲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蒯因的作品呢，专业程度比较高，很多人可能看不懂，我觉得这也要分工，他的逻辑著作可能更专一些，哲学著作虽然夹杂了一些符号，但是大部分还是可以看懂的。
我觉得分析哲学在中国，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的研究，刚才成老师也讲了很多。分析哲学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进入中国，那时两个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杜威分别访问了清华和北大，都做了五大讲演。实际上，那个时候罗素的影响比杜威的影响要大得多，这可能和胡适有关系，因为胡适对杜威比较推崇，但胡适对罗素不太重视。可以说解放前，分析哲学在中国就是比较薄弱的一块；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重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但是我们招生的时候也发现，报考分析哲学的学生非常少。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学术环境，我们确实应该深思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学术环境？
分析哲学不仅仅是指美哲学家的思想，研究这些哲学家是研究分析哲学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分析哲学家的思想掌握一种风格，分析哲学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中国学术界恰恰缺乏这种风格。这个风格，它有几个标志。
第一是一种理性的批判，当然对理性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的风格，从苏格拉底开始，但是分析哲学表现得更加充分。分析哲学是分析式的，对有些概念加以分析，对有些命题加以分析。分析哲学的批评往往有一个共式，有一个共同的话语，这种批评能够真正推动学术的发展。我们国内现在也讲学术批评，但是它的批评都是最低层次的批评。现在就讲抄袭、打假。这个不叫学术批评，这就是指出一个事实，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是对学术观点的争论和批评。罗尔斯是怎么出名的？就是因为人家批评他，他才出名的。他发了很多文章，人家批评他，1971年他发表《正义论》，批评像潮水般涌来。几年间，就有几千篇文章批评他。我们看一下研究罗尔斯的著作，没有几篇是赞成罗尔斯的。但就是因为这些批评，造就了罗尔斯世界性的声誉。现在我们国内的学术氛围，研究一个哲学家，大部分都是推崇他、赞同他或者发挥他，“除了圣贤的语言，自己就不会讲话了”。
第二个风格就是分析，就是你的意义一定要清晰。中国的传统学术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它的文学性非常强，它的感染力也非常强。中国哲学关键是靠个人的体悟，如果我要把它表达出来，变成一个公共话语，要和人家讨论，那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都可以讨论的话语来表达你的体悟，要用哲学的概念来表达你的体悟。现在哲学的概念大部分是从西方哲学来的。要把我们的体悟用一种公共的、可以传递的话语表达出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注意这种风格。现在好多研究，跟研究对象之间没有距离，不仅没有思想上的距离，连文字上的距离都没有。
还有一点，我非常赞同成中英教授的观点，蒯因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研究蒯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用分析哲学的风格，要善于分析，而不是重复蒯因。蒯因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来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说他是绝对正确的。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觉得对罗尔斯的讨论要多于蒯因，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蒯因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对蒯因的批评就很少。蒯因实际上创造了分析哲学的第三个教条。蒯因把心灵哲学这块给取消了，就是注重“词”。从这一点来看，他还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这个相对主义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还有不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是一个平面的相对主义，他赋予各个相对主义以平等的价值；但是蒯因的相对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本体的。它不能和其他的语言对比，只能和西方的语言自身对比。我觉得蒯因的一个重要的不足就是太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如果把语言和心灵联系起来，然后再把心灵和外界的事实连接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相对主义可能就更能站得住脚。
进化论讲人类的心灵是在几百万年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类语言的分化只是在几万年之内才发生的这种分化。语言的分化还不能取代心理机制中的共性。所以蒯因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超越他。
王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
在我的眼中，蒯因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中译六卷本的《蒯因著作集》，使我更加确信这一点。
说他纯粹，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只限于逻辑和哲学。他的声誉凭借他在逻辑和哲学上的成就，而不是靠媒体炒做出来的，而且，他的成就是哲学这个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哲学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比如一个人无论是自诩为物理学家还是被称为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肯定是做出了成绩的，而且他的成绩一定是得到承认的。但是不少以哲学家自居或被称为哲学家的名人却得不到哲学界的认同。原因主要就在于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不属于或者主要不属于哲学领域。我常说，不要以为身在哲学所或哲学系，谈论的就一定是哲学。这是因为哲学有自身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既是学术的，也是专业的。专业决定了文字论述的范围，学术则要求文字的论述是研究性的东西。很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觉得这不过是对哲学理解的不同，他们总认为或希望哲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功用，对社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样的认识往往直接导致哲学在学术和专业上的消弱，而这样的希望常常会赋予哲学不恰当的社会功能。蒯因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在哲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都会使外行人感兴趣”，他也看不出为什么外行人应该关注他“在哲学中所关注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哲学家们从专业意义来说并非特别适合”“引起灵感和进行诱导”，我们应当努力促进社会平等，但是哲学家们“也并非特别适合于”这样做。他甚至明确地说：“智慧才是那种可能满足这些始终是迫切需要的东西：sophia（智慧）才是必要的，philosophia（哲学）并非必要”。这不仅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们只有在满足温饱以后才来研究形而上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层次（其他层次与第一哲学）的区别，还是蒯因关于专业的区别，都说明哲学有自己特殊的范围，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我不知道是蒯因的这种看法导致他自己成为一位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由于他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才有了这样一种看法。但是我赞同他的观点，而且我相信，他的学术成就与他这种对哲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的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用蒯因的话说，这种哲学的特征就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现代逻辑，“越来越关注语言的性质”。蒯因是哲学家，也是逻辑学家，他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分析哲学的根本特征。现代逻辑的大量使用使分析哲学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同时使哲学讨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也越来越强。这使许多人抱怨、质疑、批评、甚至反对分析哲学。但是蒯因对这样一种哲学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在他看来，我们在哲学名义下所探讨的东西，有许多就是被我们看作是知识体系中“最技术性部分的那种东西”。蒯因哲学以思想深刻和分析敏锐著称，许多著作不是特别容易读懂。但是，理解他的著作的困难不在于语言方面，而主要在于他讨论问题的技术性，而且是很强的技术性。在他讨论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和极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字书写流畅漂亮，特别是，他始终运用现代逻辑来探讨那些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的质疑，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著名假说，他做出的“真即去引号”的解释，他建立的“没有同一就没有实体”，“是乃是变元的值”等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思辨的产物，而是充满了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和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如今这些理论成果已成为哲学讨论的基本内容和常识，但是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蒯因哲学的实质是什么，他的追求又是什么。
在哲学圈子内，肯定有不少人读不懂蒯因的著作，也不喜欢蒯因的哲学，但是大概没有谁会否认蒯因是一位哲学家。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能够得到这样的承认，就足够了。而蒯因得到的，显然远远不止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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