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出单行本 

    宋文淦：
    现在我就这个著作集出版本身说几句。
    我们不妨从“打造精品”（在这里也就是“出版精品”）这个口号说起。
    在图书出版中，译著是一个重要的门类。而且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容易认定和打造出精品的门类。
    一部译著是否精品当然首先要看它的选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蒯因著作集》说，它的出版很重要也必要，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大家都认为，蒯因是哲学和逻辑大家。他的著作在西方哲学文献中占重要地位。可是到2006年底之前，在中国大陆只出版了他的三本篇幅都不大的著作，其篇幅加起来还只相当于我们六卷《著作集》中最薄的第一卷（400页）。
    作为多卷本的文集，《著作集》包括了蒯因的差不多全部重要著作，足够完整。对于因为没能购得版权而没能收入的著作之一《逻辑论文选》，我想多说两句。这是一本关于蒯因本身的、都是所谓专业性的论文选集。其中包括了大部分专业逻辑论文。1966年第一版收进23篇文章，1995年第二版增补了8篇。而他在增订版序中说到，他本来还想再增加另外9篇，无奈它们先前都已经收到别的论文集中了。我有个想法，在能收到版权的条件下，考虑到再翻译出版一本收进蒯因所设想的总共40篇文章的逻辑论文集。看来那将包括他全部重要的逻辑专业论文。估计其篇幅也大致相当于我们《著作集》的第一卷。
    总而言之，《著作集》的出版当是一项重要而急需的学术基本建设。
    一部译著是否精品，再一个就是看它的翻译质量。对此，一种历久弥新的说法是要求信、达、雅。看来这三条仍然一般地适合用来评价译作——无论是学术译作还是文艺译作——的质量。
    信就是忠实，达就是通达，雅就是精致。信就不用多说。达就是通畅达意。我体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防止把原来没有歧义的话弄成有歧义的甚至变了味的了，特别是要注意在包含比较多的修饰语的句子中，妥善安排它们的先后位置，包括借助辅助手段如利用顿号，以正确表达原意。简单的例子如，不要把“他的女友的漂亮的妹妹”说成“他的漂亮的女友的妹妹”。
    至于雅，应该是指要求文体风格上的近似，即所谓神似。比如说，能把原文谴词上的转文、粗鄙、隐喻、双关等直接移译出来。其实，达和雅也都是信。雅是信之极致。信达雅可以比之于真善美，美是真之极致。在翻译上，这样的雅是很难做到的，而达应该是可以企及的。
    说到我们的《著作集》，由于有除我外其他编委诸公的把关，根据他们在学术责任心和能力上的信用，我相信除第三卷外其他各卷的翻译质量都是上乘的。至于忝为编委的我，则只能说是尽力了，对所译的第三卷，说老实话，我一直不放心。
    翻译质量高低，除了依赖于译者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对所译内容的掌握而外，一般地还与所下工夫多少成正比。这里面，例如《从逻辑的观点看》，那是下了大工夫的。它经过再三校订和两个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的审核，吸收了读者的修改意见。就这样，启伟学兄还惦记着要重译其中的两篇文章。
    最后，精品图书自然与编辑装帧排版印刷有关系。人大出版社在这些方面的认真和讲究，是有口皆碑的。为了说明什么地方都精益求精，我愿借此机会对《著作集》的版式提出三条很具体的意见。第一，书眉内容应该降一级，就是说，双眉用书页，单眉用蒯因著作中的篇章名。第二，原用六号字的脚注改用小五号字。这两条是为了贯彻处处为读者着想的原则。第三，行文中另起的公式一般应该居中排。这似乎是学界惯例，也符合美的原则。

    现在很多翻译就不符合中文的习惯，一堆词堆在一起，结构混乱，看中文没法懂，得从中文的意思推测原文的意思。但是，这套书的译者是长期从事研究，并且非常认真，这方面比较令人钦佩，这本书在翻译方面起到榜样的作用。

    叶闯：蒯因哲学的翻译问题

    我可以也算作译者，我看了陈老师和宋老师的译本，非常好，因为老一辈要求很严，光校对就用了一年。我本人的翻译的虽不是很糟，但和老一辈的比相差甚远，在此表达一下对老一辈分析哲学家的敬意。
    这套书影响很大，分析哲学引进并不仅仅是学术意义，它的学术意义是间接的。由于分析哲学在中国不是显学，这套书出版更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使更多人了解它、喜欢它。对大多数人来说，分析哲学是很枯燥的，我的意思是，只有你有兴趣，你才能真正去做研究。这套书使更多有“慧根”的人来学习它、研究它，为分析哲学培养一批中国的人才。

    李河：分析哲学应当在教育上下工夫

    首先，感谢译者翻译这套书，包括从事逻辑的、哲学的很多熟人圈子都在名单之中。另外，感谢人大出版社送给我们这么重的一份礼物。
    从我来说，看到第二卷的“自然化的本体论”和“本体论的相对性”，前年我们《世界哲学》也发了有关的稿件，因为分析哲学是世界哲学非常关心的一个项目。另外，虽然我不是分析哲学出身，但对分析哲学的传统和蒯因还是有一定兴趣的。对我来说，从蒯因开始，经验论真的变得复杂化，包括对语言的理解复杂化。例如《Word and Object》，后来，xxxxx在一本书中使用了word against object 里的word，被用的越来越多，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另外，在翻译领域中，蒯因的论著也产生了影响。包括本体论的相对性这个概念，谈到tolerance，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谈本体论颇具意识形态的味道，而这个概念则有去魅的意思。
刚才大家说到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分歧，可能我们放大点看，分歧可能不完全属于分析哲学。象关于世界图景和人生意义的断定，可能各个民族、国家都有。但以一种特别方式断定这种世界图景和人生意义，具体说以工具和逻辑的意义来断定，恐怕真是希腊传统的一方面。所以，我认为不在于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和承诺，而在于你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得出的。

    另外，刚才大家谈到的现象学，以及欧陆哲学，它们和分析哲学有制度化的共生关系，或者说是特定语境的共生关系，它是西方哲学基本的思想制度。这套制度和我们很不一样。所以说，因为我们是在国内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西方哲学包括分析哲学与我们没有语境共生关系，这个就变成麻烦事了。
    最后，对我们来说，怎么从“应当”到“能够”，怎么让分析的传统、哲学的传统真的在年轻的大学生中落实，教育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分析哲学应当在教育上下工夫。

    韩东晖：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奎因在20世纪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算得上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之后的第二代分析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理查德·罗蒂说，分析哲学在奎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达到顶峰，而这也就意味着分析哲学超越并取消了自身。2000年以来，奎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相继去世，分析哲学大师级的人物恐怕仅剩下达米特一个人了。去年10月份我去拜访达米特的时候，他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在这里我不想再讨论奎因对哲学的贡献，而是想借奎因的一个说法谈谈哲学与哲学史、特别是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罗蒂在1981年写过一篇文章《今日美国哲学》（后来收入论文集《实用主义的后果》，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一开始就转述了奎因的一个语带讥诮的俏皮话：人们出于两个原因研究哲学，一个是对哲学史感兴趣，另一个是对哲学感兴趣。按照罗蒂的看法，奎因这句话的意思是，哲学正确的任务是解决一系列可以辨别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自然科学的活动和结果。用赖欣巴赫在《科学的哲学的兴起》中的概括就是，哲学从思辨走向了科学。
    在这六卷本的《奎因著作集》中，我们很难看到他对哲学史的兴趣和论述。只有像《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从刺激到科学》的第一章等少数论文有聊聊几笔涉及哲学史。最近我读到美国哲学家Ernest Nagel在1936年写的一篇长篇文章《对欧洲分析哲学的印象与评价》，这是我读到的最早综述分析哲学的文章。Nagel在30年代访问了剑桥、维也纳、布拉格、华沙、罗乌（Lwow），对新兴的分析哲学做了很全面的综述，他对分析哲学特点的概括，至今仍然符合人们对早期分析哲学的一般认识，比如认为哲学即分析，即澄清意义和涵义，在伦理和政治上保持价值中立，致力于阐述哲学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对现代逻辑十分关注，而对思想史缺乏兴趣，坚持常识的自然主义等等。
    Nagel在罗乌时感触很深，在阴冷潮湿的教室里，学生们求知若渴，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水平，特别是逻辑水平远胜于美国学生。他和几个学生交谈过，这些学生都没有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愿望。他问这些学生为什么要学哲学，而这些学生都不觉得这个问题有意义。他们对新的哲学十分渴望，而不觉得从事这种非功利的学习还需要什么理由，而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奎因自己说他在中欧获得了新生。也许可以说，奎因就是在这样悄然形成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十分认同这种分析传统。
    可是，从现在看来，奎因本人也进入了哲学史的范围内，这就是说，他的著作被当作分析哲学的经典而得到反复深入的研究。一个对分析哲学感兴趣的学生要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读到卡尔纳普、奎因、斯特劳森、戴维森等等。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读懂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其次才是以分析哲学的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而大多数人通常是以诠释这些大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为主要工作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奎因那句俏皮话的反讽了。
    这其实促使我们更多地去反思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能再遵照黑格尔的教诲，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至少文德尔班就已经批评过这样的思路了。奎因的那句俏皮话更把黑格尔式的进路推向了反面的极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的Tom Sorell也举过一个例子，他听说普林斯顿大学Gilbert Harman的办公室门口贴着一个告示，据说上面写着：对哲学史说不！（Just say no t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就像是南希·里根的著名口号“对毒品说不！”（Just say no to drugs）一样。他认为这反应了主流分析哲学家对哲学史深深的敌意。当然，西方哲学家一直在反思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像Haman这样敌意很深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例如普特南就说：“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需称自己为康德的信徒；……同样，我也可以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以及戴维森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而美国哲学家瑞彻也指出，分析哲学已从英美哲学的学术舞台上退出，但分析哲学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变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因为分析哲学实际上可以分离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这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消解哲学问题，或将其归约为经验科学问题；二是它的方法、技术和步骤，在这一方面，它要求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到哲学研究中去，而不要满足于模糊的观念和未经检验的假定。因此，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经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证明是无限丰富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部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
    不过，在另一方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美国大学哲学系，在直至今日的法国、德国，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哲学系，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思想进路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或者是不用古人的话就开不了口，言必称希腊，或者是非六经注我不可，就像海德格尔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奎因的那句俏皮话能够成为一支解毒剂，使我们在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虽然不同的哲学观会导致不同的哲学史态度，不过，这种平衡还是必要的。分析哲学致力于无立场的哲学思考，要说出自己的话，但也能从系统的哲学史研究中受益，因为哲学史研究会表明，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说自己话，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塑造我们的那种文化影响而成的。而哲学史研究也不能停留在某某大师说什么，而要揭示某位大师所说的话的意义是如何从文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研究对于哲学思考也是举足轻重的。
    我说的这些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学哲学系里非常重要。比如，我认为奎因对存在一词的理解已经在逻辑上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可是我的很多同事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更喜欢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概念。我怎么才能说服他们或者被他们说服呢？

    贺耀敏：我们一直想做的工作就是学术规范性，这其中文献工作是首要的，希望大家以后支持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