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育的目的很可疑地变成量体度身，订做所谓人材时，当教育气魄宏大地走向市场时，教育目的的实现手段也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最直接地连接教与学二者的桥梁当数教科书，它也就理所当然地变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起来，统一地成为电脑制作标准版。
　　在中国，教育的目的一开始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西方也一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道即真理，它验证人此身在世的目的、动力和追求。为闻道，东西方先哲们上下求索，建构了庞大的知识体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以知识做手段，使人类洞见真理，清明透亮地活。
　　历史行进到启蒙运动时期，学者们举起理性的大旗张扬人性，追问人之为人的目的和价值。他们把理性确定为人的主体，论证了求知的可能和必然。这固然使人摆脱愚昧，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工具理性——知识仅仅是知识，它的最终目的被遗忘了。人的终极价值到底在哪里？卢梭、康德都困惑于此。他们找到了感悟，试图弥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感性与理性的矛盾既是现代性的矛盾，也是现代人的矛盾，美学学科的创建就创始于此，它贯穿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
　　一个世纪前，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社会开始转型，大道、人性面临空前的撕裂和阵痛。当任何社会面临转型的时候，智者们都是从拯救世道、人性出发的。孔子是这样，卢梭、席勒、蔡元培也是这样。他们既拯救、更担当，解剖人心，弥合人性，在性与道之间探索融通点。他们对现世的深切关注与悲悯的智者情怀永远是连为一体的，这是求知问学的立足点，是学者永恒的使命，更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这样看来，知识应当是内在于人的最迫切的目的和需要，应当和生理需要、感情需要一样亲切而新鲜。学者奉献知识，应当像奉献面包、爱情一样虔诚而真挚，让我们摸到他的心跳和呼吸。
　　我觉得张洁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虽然我不认识他，在这个仿象过度繁殖的时代，也无缘一见他的音像，可我固执地认定他是我身边的一位兄长、朋友、老师，亲切地带着我走过一座小桥，走进一个繁花似锦的所在。
　　正象前面说的，美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性、人的内在分裂，现代性的矛盾捆绑在一起，这种追问是深切峻急的，如同屈原的天问。张洁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种追问。他从著名的柏拉图之问出发，一步步走入先哲的悖论，历史的迷宫，再到现代性矛盾最剧烈的二十世纪，廓然澄清了假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至此，张洁的学术个性与话语方式也露出了头角。
　　他不是四平八稳，不愠不火地做学问，他是问学甚至是张扬的，象狂草。这种张扬，又不是那种目空一切的自我膨胀，而是在内在理路上把握了对象的深知和自信。他解剖学科的一个个关节点，如美成“学”之后的言说，美的存在与主体获取问题，人心与外在同构认同问题，这是美学之所以存在，美之于人的根本意义，人性的深度与艺术的深度互相敞开了。
　　到这里已经解决了美学最根本的问题，下面就峰回路转了，美的基本类型、美的文化模式、美的人类学起源、美的宇宙学根据。张洁画了一棵美学大树，四通八达，生气勃勃，每一片叶子都有风景。
　　当任何知识繁衍成庞大的体系时，它也就离死不远了，所以不少学者反对琐屑僵化的考证和知识（当然那也是必需的）。然而这种“死气”在张洁这里是闻不到的。他象一个不知疲倦的孩子，永远在寻找新鲜生动的世界。
　　说实在的，学美学、教美学都是痛苦的事。以前我们也用过不少别的教材，选《美学导论》是很偶然的。当时我心里还嘀咕：人民大学可是党的大学啊，会不会都编高头讲章或正史档案呢？事实证明我错了。张洁带我走上了铺满鲜花的小径，象维特根斯坦的风景，象安徒生的世界，恬静，幽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