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病人”》，好奇特的书名，所谓病人究竟指什么，为何加上引号？翻看导言，作者杨念群教授解释到：本书书名中“病人”二字加上了引号，其意思就是说，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近代“病人”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式的思想和制度内涵。与此同时，近代打着治疗“病人”的旗号积极从事变革的那部分人群，往往在某一特定时刻自己也成为被治疗的对象。
　　早在16世纪明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就零星地进入中国。早期耶稣会士主要通过与上层精英的社交活动扩散宗教信仰，注重的是宫廷政治和宴集生活。非耶稣会传教士则选择了艰苦的生活方式，进入普通民众的陋室实施教化。由于早期的传教活动十分清苦，传教士的健康得不到保证，所以许多传教士抱者某种殉教的色彩到异国传教。
　　19世纪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西医传教士，主要还是为在华教士服务的。教会医疗活动的开端，目的完全是为了传教士本身健康的需要。早期传教是相对个人化的，整个传教活动都是基于一种清教徒式的无形王国的概念，强调基督王国的实现要通过个人方式达至。在这种颇具自然神学色彩的观念指导下，西医传教士主张个人直接与上帝沟通，并身体力行进入社区行医传教。
中国民众面对这样一群拿着刀、剪、钳等工具在自己同胞身上动手术的陌生人感到十分恐惧。民众纷纷联想到以往社会中的“采生折割”，对西医极度排斥，形成反教话语。西医传教在中国陷入困境。然而，西医传教士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传教理想，而是对自己的传教方式进行了适应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调整。他们为了增加民众对手术过程的了解，将手术台设在大树底下进行；他们允许诊治时家人相陪，改变那种将病人委托给医院而不让亲属参与照料的“委托制”；他们允许病人与外界交往，打破人们对相对封闭的医疗空间的恐惧；他们建立了制度化的医疗传教模式（如“协和模式”），改变了个体小规模分散传教的种种不利局面；甚至他们将势力渗透到地方（如陈志潜在定县的实验），增强自己的控制范围和影响力度。
　　在这一系列的自我调整中，西医传教士逐渐放弃了行医传教的初衷，在宗教与科学的选择中，渐渐倾向于科学。面对西医的冲击，中国社会原有的医、患双方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裂变。民众不得不惊叹西医神奇的疗效，中医也不得不在预防医疗这一领域甘拜下风。生存与淘汰在竞争中激烈展开，各种力量相互博弈。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也参与进来，使形势十分复杂。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如对吉祥姥姥、阴阳先生、巫医、四大门的描述，给我们展示了西医与中国社会传统之间的互动；在分析1952年发生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局部区域性“细菌战事件”，如何被高效地转化为全国性的整体爱国卫生运动，则生动地再现了国家利用社会动员对现代医疗体制转型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还可以从对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的历史描述中感受到中国社会人情、利益、传统文化、民众需求的影响力。
　　《再造“病人”》，从研究到成书，花费了杨念群教授十年的心血，是他实践自己史学叙事情景化描述思想的一部力作。正如导言中总结的：本书的叙述结构采取的是一种长时段的叙事。时间从第一个西医传教士伯驾登陆中国到赤脚医生体制的终结。体例有点貌似“大历史”写作，又不同于通史型写法，而是把传教角色、疾病隐喻、空间冲突、生死控制、中西医疗资源的互动、社会动员技术、政治表象和乡土网络之间的紧张关系借助情景化的描述予以串接铺陈，以展示医疗作为隐喻和技术如何与近代政治构成波澜壮阔的复杂纠葛状态。“政治”在这个叙事框架里会经常处于一种悖论化状态。探索“政治”的悖论化状态在医疗史领域中所呈现的多样图景应该是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本书集学术性与趣味性一体，好读、耐读，让我享受了阅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