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者”（flaneur）是《恶之花》里诗人波德莱尔自己被读出的形象，本雅明曾经指出，波德莱尔不但是以一个“游荡者”的眼光，隔开一段距离来对巴黎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城市生活作寓言式观察，其体验和表现方式，也是典型的寓言方式。波德莱尔笔下现代生活的典型环境是拱廊街和市场，通过描写出没于这类场景中的人群，波德莱尔被认为是揭示了商品麻醉灵魂的现代都市景观。故此，巴黎的流浪汉、阴谋家、政客、诗人、乞丐、醉汉、妓女、商品、拱廊街等目不暇接的现代都市形象，就是波德莱尔也是本雅明的寓言。这样一种寓言如本雅明本人所言，它在思想的国度里有如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它显得遥远，但足以揭示艺术并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游荡者”隐身于人群之中，却不同流合污，他是英雄而不是乌合之众。
　　读包亚明的《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波德莱尔的身影。作者游荡的是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上海其实并不很像巴黎，她更像纽约。上海人引为自豪的淮海路一带典型的法式景观，同巴黎市中心那些二三百年前的遗产，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土黄色六七层楼高的建筑，也还有着明显差异。2001年德里达访问上海，法国总领馆为他接风，总领事郁白先生说，他觉得领馆附近这块早年法租界的绮丽街景，更相似法国殖民地而不是本土的建筑风格。这个比较令人沮丧吗？似也不必，今天的上海日新月异，她比巴黎并不缺失什么，东方明珠的高度超过了艾菲尔铁塔，她那鲜亮紫红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造型，肯定要比黑不溜秋的铁塔中看一点；巴黎鹤立鸡群，所以几成众矢之的的制高点蒙巴拿斯大楼，说来可怜，高度只有金茂大厦的一半；香榭丽舍大街的优雅和繁华，似乎和南京路也就在仲伯之间，只不过南京路逼仄了些，容纳不了阅兵仪式，让坦克大炮隆隆开将过去。可是，上海人为什么总拿自己的城市同巴黎相比，又总觉得自愧不如呢？即便是在上海的都市现代性特征分明已经超过了巴黎的今天？
　　那就征问历史吧。事实上包亚明的海上游荡经历，认真也就是一段复杂的怀旧历程。作者说，上海的城市空间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巨变，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居住空间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它同时也带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老城厢的日渐消失，和旧区生活形态的日渐凋零。他感慨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和缅想因流于肤浅而倍受冷落，所以老城厢的消失，在上海这个城市注定不会成为悲情故事。悲情和怀旧或者是飘荡在上海郊外的绿色精英宅区之间，但上海的老城厢其实没有消失，在它的中心就矗立着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老城隍庙。真正消失的是我所在的城市天津的老城厢，两年以前它给荡为平地，迄今还是养在闺中人未识，没见有什么动静。可是天津的老城厢又能有什么怀旧悲情？老城厢百孔千疮、破败褴褛，是贫民窟的同义词，天津的怀旧故事里有袁世凯、冯国璋这些民国枭雄的故居，有点缀着昔年租界小洋楼的五大道，那里并没有老城厢的位置。可见此历史与彼历史，固不可同日而语也。有一位教外国文学的朋友曾经叮嘱我说，你去巴黎，别忘了替我在香榭丽舍大街踩上几脚，那是莫泊桑散步的地方啊。说真的，香榭丽舍的路面还是上海人所说的那种石块铺成的“弹格路”，没准真能踩中当年莫泊桑们的脚印。可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城市是什么模样？她们正在经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悲惨的一段时光。可见此历史与彼历史，风光差异自不可以道里计。
　　包亚明有波德莱尔的唯美趣味却没有波德莱尔的愤世嫉俗，所以他不是诗人，他的怀旧里更多是种儿时记忆的亲切缅想。他坦白童年时代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到延安东路码头，花几分钱在黄浦江上坐几个来回的渡轮。小时候对于美食最深刻的印象，则是天潼路宝庆坊弄堂口一家小饭店厨房里的冲天火光。他曾经在老北站南广场上乐此不疲地玩一种叫“逃将山”的游戏，以至于被同学撞断了手臂。而在见证了四川北路商业形态不断调整，颓势难挽之后，他在那里拍摄人生第一张报名照、排队购买刚刚开禁的外国小说，以及在点心店里津津有味地饕餮鲜肉汤团的记忆，如潮涌上心来，开始怀疑耗资不菲的商业策划，是否有能力唤回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的应是一种邻里直接交流的前消费时代文化，它是不是只有缅怀伤感的价值呢？
　　《游荡者的权力》依作者的自我定位，是一本都市游荡者的思想笔记。作者认为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侵袭，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趣味和格调正是此一语境中，衍变成了消费主义的美学经验。故此，如何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批判机制，来帮助我们解读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将是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大众文化是不是只有挨批的命数？这倒使我心生疑虑。无疑这里作者批判一语用的是中性词，但是都市游荡者的寓言式观察，应能显示大众文化同样不是知识精英周旋在象牙塔里的专利。大众文化距离大众，果真就那么遥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