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仍然怀念年轻时的自由与无拘无束。也许是喜欢读报的缘故，从小就爱读《中国少年报》，上山下乡时自费订阅过《光明日报》。读的时间长了，对编报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就喜欢上了新闻学。那还是1985年，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几次到县城的新华书店都没找到这方面的书籍。那时还爱好集报，对新闻学中最感兴趣的是报刊史部分。得知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不但是中国报刊史研究著名专家，还热情支持方兴未艾的民间集报活动，于是就冒昧地给方教授去了信，询问他的新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和《中国近代报刊史》以及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教材的出版情况。信发出去之后我有些后悔：教授工作那么忙，能给我这乡村教师回信吗？
    也不过一周的时间，我真的收到了方教授的明信片，留言处密密麻麻都写满了介绍了所询书籍情况。于是，我按图索骥，给人民大学出版社汇去了20多元钱，邮购了7本教材，除了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外，还有《报纸编辑学》、《新闻采访学》等。
    我至今不忘这套书给我带来的变化。那时学校正在由基础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向，县教育局从局机关新派来了书记和校长。我所邮购的书是一包，收发室的同志按以往惯例觉得这么一包书肯定是学校订购的，于是就送到了校长室。新来的书记也没仔细看就打开了，一看包里的图书，觉得不应该是学校订的，这才仔细看了看外包装，于是就派人把我喊了去。
    那时的我在领导面前还很腼腆，倒是书记平易近人，就这件事与我唠了好长时间，并且对我的爱好很是赞赏，希望我能在学校宣传方面做点工作。我当然乐意了，为新兴的中等职业教育鼓与呼，正是很好的新闻点。我边阅读这些教材，边把学校的改革写成消息，投给了报社。很快地接二连三在报纸上刊登了。在新闻写作上我虽然起步晚，但一开始就选对了教材，边学边练，少走了许多弯路。因此，我很珍爱人民大学的新闻学教材。
    读这些书真的让我尝到了甜头。转过年来，学校书记又把我推荐到县教育局工作，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我有机会站在更高的位置来尝试我的新闻写作，那年代“尊师重教”是新闻报道的热门，我接触了许多社会各界的典型，使我学到的知识更是有了用武之地。更值得一提的是，工作之余，我从感性的对报刊的喜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没事的时候就研究报纸，研究杂志，虽然不在报社工作，但《报纸编辑学》硬是凭着爱好读了一遍，为以后的评报评刊打下了理论基础。曾评过省城的一家金融专业报，发在北京的《中国报刊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前身），省城报社总编给我寄来了他的新作。那时对评报评刊很入迷，曾有过那么两年，在《新闻出版报》和《新闻出版交流》等杂志连续发表了20多篇评论文章，惹得市报一编辑专程到我所在的县城，请我谈体会，并客气地把他准备投稿的评报文章让我先读。
    真的很怀念1985至1995年那段业余“练摊”的时光。写新闻的同时还写散文，写书评，很荣幸成为了大连市作协会员，还参加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
    后来我改做学校管理工作，渐渐地新闻与评报稿写的少了，只是偶尔写几篇有关教育改革的探讨与实践的文章。但重要的是，我读新闻学教材，更多的是站在读者的角度去理解与消化，新闻写作讲究细致观察，思维敏锐，强调不断学习等好的习惯运用到学校管理工作上，也收到了良好效果。我针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与学校的实际，负责起草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形成了本校特色，促进了学校管理大踏步前进，在首次国家级重点职业高中评估中就顺利通过。
    当然，几十年的工作与读书中，我也读了不少的书，也包括人大社的其他的书，但无论如何我也忘不了前面所提到的这段读书经历。如今我又到电大工作，读书与研究的学术氛围要比中等职业学校浓厚了许多。这不由地又勾起了我的读书与探讨的欲望。刚刚度过“知天命”之年，静下心来梳理一下有些荒芜的业余爱好，鬼使神差地又翻检出20多年前购买的这些书，并且在学校的数字图书馆里搜索了好多新书，重温旧日，续读新书，我似乎又重新感觉到了另一种充实，而且这种充实将陪伴我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