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身说法，为如何“学哲学、用哲学”指点迷津

    在当代中国，但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都学过哲学。但是，学过不等于就能掌握了哲学的要领，更不等于真正学会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哲学。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都很抽象，甚至很空洞。我本人在大学时代修过哲学课，当时还一度对哲学还产生过朦胧的爱好，当年我在考研选择方向时曾萌生过报考哲学专业的念头。不过，遗憾的是，但当我向一位老师征求意见时，他说：“哲学太虚，太玄，太深沉，没有多大用处”。他的这番话给我刚刚萌生的报考哲学专业的念头泼了盆冷水，于是我真的换了专业。现在想来，虽然谈不上后悔，但心中却有几分遗憾。
    工作以后，我渐渐体会到哲学的重要性，很想认认真真地学学哲学，但是又苦于哲学经典浩如烟海，不知从何下手。读了《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学习哲学也是有“终南捷径”的，李瑞环在书中娓娓道来，为众多像我这样面临学习哲学而感到困惑的人指点迷津，指出捷径：
    首先，他指出：学习哲学意义重大。因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它揭示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的规律；学好哲学，掌握了一般规律，有助于认识特殊规律；哲学是“智慧学”、“明白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
    其次，他还摸索出学哲学的关键门径——“对于一般搞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我主张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唯物的观点、实践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生产力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等；下大力量把基本观点真正弄懂，并且能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这就是学习哲学的目的。
    李瑞环的这些关于为什么要学哲学以及怎样学哲学的精辟论述，都是他在多年实践和学习中不断琢磨和领悟得出的。“我这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下工夫最多的是哲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哲学”，“我学哲学，主要是在实践中学，在使用中学，最基本的是哲学原理主导着我的思维”，“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学哲学，一直坚持在工作中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几十年从未间断”，李瑞环在书中就如何“学哲学、用哲学”，可谓是现身说法。他的这些简洁凝练的朴实见解，在我看来，要比象牙塔里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们高明得多，因为学哲学并非都要使自己成为“哲学家”。难怪《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出版后，圈内或圈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会发出如此慨叹：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专事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应该好好检讨一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了。

二、善于把大道理寓于小故事之中

    在我们党内，不乏著作丰硕的理论家和哲学家，但能把深刻的大道理用通俗易懂得的故事表述出来，并做到深入浅出，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这样高层领导却是屈指可数，李瑞环便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
    犹记十多年前，李瑞环在政协港澳小组会上讲述的一个“茶山的故事”：宜兴有种紫砂壶，用的时间长了，壶中会长出茶山(注：即陈年茶垢)，不放茶叶也有茶味。有位老太太家中有把上百年的老壶，她拿到市场上去卖，要价五钱银子。一位买主出价三两，说过会儿来拿。老太太心想，这么一把旧壶三两银子，里面太脏多不好意思，于是把茶山给刮净了。买主回来一见茶山没了，掉头就走，五钱也不买了。李瑞环用这个故事说明：香港那么小的地方，能够创造那么多世界第一，是因为香港有自己的特色，需要港人去理解并坚持它。如果像老太太那样妄洗茶山，就有可能丢掉特色了。这一妙喻让在座众人拍案叫绝。在香港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李瑞环的这个关于“茶山的故事”给我留下来深刻的印象，我本人正是从那时听了这个故事后，对李瑞环产生起由衷的崇敬之情的。之所以“崇敬”，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那些会讲故事的领导，多是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的领导。细读《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我发现书中有不少这样透着新鲜、透着哲理的故事。李瑞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领导。

三、细微处体现出对读者意识的重视

    我从报上知道，在去年社科类图书销售中，《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虽然网上有人认为购买者多为党政机关的领导者，其中不乏公款批量购买的，但无论如何，一本原本“小众化”的哲学著作得到了圈外更大范围读者的关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看来，《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之所以会备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于这本书由表及里、由外到内所体现出的 “读者意识”。
    这种 “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上的平实——娓娓道来，不装腔作势，不盛气凌人，不讲空话、套话，正如龚育之同志所言：“李瑞环的讲话，人们比较爱听。干部们爱听，老百姓爱听，许多知识分子也爱听”，因为 “他每作演讲必用心琢磨，反复推敲，不厌其烦地修改，力求讲出新话。不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语不新鲜改不休’。所谓新鲜，不但有新的语言、新的表达，而且有联系实际的新的思考、新的想法。”
    这种读者意识，还体现在包装上的“平民化”——以两册普通平装本装帧而成的。据出版社的编者透露，这种“平民化”的考虑，直接来自李瑞环同志本人。因为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从书中的每一个小标题，到具体的装帧，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是由李瑞环同志本人亲自敲定的。记得在2005年底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举办的媒体联谊会上，贺耀敏社长讲述了这本书出版过程的一个细节——“本来，出版社原计划把这本书装帧成厚重的精装一卷本出版，但当把这个方案向李瑞环同志汇报后，他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李瑞环同志说，‘我出书是给人看的，不是放在书柜里当摆设的。不要搞得那么华而不实，装订成一般的平装本就可以了，这样不但躺在床上可以看，在厕时翻看也方便。’于是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平装版本”。李瑞环的这种对读者意识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