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Files/XXGL/2012/4/人大社12年4月新书快递01-《加缪，一个浪漫的传奇》.doc

书名：加缪，一个浪漫传奇
书号：978-7-300-15089-5
著者：伊丽莎白?豪斯
责任编辑：李琳 杜俊红
成品：160×235  页数：342
纸张：70克轻型纸
装祯：平装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定价：46﹒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阿尔贝?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因其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而闻名于世。本书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网2009年度最佳回忆录之一，既是一部对加缪本人刻画细腻的传记，同时又是一篇感情真挚的回忆录。本书作者是一位长期修习法文并研究加缪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赋予了这部作品独特的敏锐和纤细，可谓是一个关于一位读者和她挚爱的作家之间的浪漫传奇，堪称一次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举，是一次将传记、证词、文学批评、旅行见闻、情书和侦探故事融合在一起的美学颠覆。

◆ 读者定位
1、文学、哲学爱好者和研究者
2、加缪研究学者
3、文艺青年

◆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豪斯著有《纽约》、《纽约：公寓大楼如何改变了城市生活，1869—1930》等作品。曾就职于《纽约客》，并成为该杂志撰稿人。还曾在《纽约时代周刊》、《书评》、《国家》及其他众多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
◆ 内容简介
讲述盛名之后的加缪：一位出身卑微却浑身洋溢着地中海式激情的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后裔；一位迷恋众多女性的情圣“唐璜”；一位身染肺结核重疾却终生寻找更真实表达声音的作家。揭开其文学巨匠这一华丽的面纱，加缪究竟是何许人？本书作者伊丽莎白?豪斯早在年轻时即对加缪一往情深，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位她情有独钟的作家，豪斯以自身经历的真实记录开始了她对加缪私人生活令人震惊的探索之旅——巴黎的咖啡馆，纽约市的街道，普罗旺斯的乡间别墅；以及约见他生前的朋友和家人——从此，拉开了她坚持不懈地追踪加缪的序幕。

译者序
看到《加缪，一个浪漫传奇》这本书的英文原版（Camus，A Romance）是在2010年，正值纪念加缪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之前，从新闻中了解到，为缅怀这位20世纪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举行了名目繁多的纪念活动。虽然加缪一直是我们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如《局外人》、《鼠疫》、《反抗者》等也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但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专心研究他。于是，我们决定翻译这本书，一方面满足自己对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希望为中国广大的加缪爱好者提供一次了解他的机会。
《加缪，一个浪漫传奇》是一部关于加缪的传记。豪斯女士追踪着加缪的足迹，向我们讲述了他精彩的一生：他远远不能用“存在主义”来界定的道德观；他对祖国阿尔及利亚的热爱；他的流亡和地中海情结；他对几乎半聋、目不识丁的女佣母亲的复杂情感；他从早年起就饱受其苦、却从未向之低头的肺结核病；他英俊的外貌、潇洒的气质和引人注目的个性；他唐璜式的爱情生活；他难以割舍的戏剧创作；他在抵抗运动地下刊物《战斗报》工作过的辉煌历史；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之后的惶惑；他从信仰共产党到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转变；他与昔日好友、并肩工作过的战友萨特的决裂，等等。豪斯女士历经数年，通过广泛的调查采访，援引大量的作品、书信、手记和日记，以全方位视角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加缪。
但是，《加缪，一个浪漫传奇》不仅仅是一部传记，它还是一部回忆录，是豪斯女士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豪斯于1994年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但她对加缪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她读大学撰写论文时。可以说，加缪是她将近五十年的追求和痴迷。豪斯打破了传统传记的陈规戒律，没有单纯作为一个超然的叙事者出现在书中，而是将自己对加缪的强烈情感巧妙地交织于平缓、客观的叙事之中，不仅使读者阅读起来耳目一新，而且常常沉湎于中，同情、钦佩、担忧、惋惜之情油然而生，就像读一本传奇故事书。实际上，这本书的确是豪斯与她挚爱作家之间的一个浪漫传奇。
翻译如此复杂的一本书远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引文问题。书中大量引用了加缪的小说、随笔文字以及他的书信、日记和笔记，经常是英语与法语相互掺杂，偶尔还缺少上下文的解释，这给理解和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此，我们不遗余力地搜集到加缪作品的多个译本，了解作品的写作背景，仔细研究其内容，尤其对加缪的哲学思想，更是分析比较不同译本的异同，再结合该书中的引用文字，组织较恰当的译文，以期不讹传原意，令读者满意。同时出现的还有语言风格问题。该书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委婉笔触、行云流水般的抒情文字风格向我们娓娓讲述着加缪的故事和她本人的情感；而加缪的写作大多采用白描手法，文笔极其简洁，甚至偶尔稍嫌晦涩。如何保持这两种不同的文字风格令我们颇费思量，许多文字总要经过初译——斟酌——对比——修改——再修改等诸多步骤，力求做到忠实原文。较为棘手的还有译名问题。书中出现了大量加缪作品名称和其他人的著作、报刊、杂志、电影、电视节目等名称，以及复杂的人名、地名等，其中有些是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我们通过网络、词典等途径寻找到大家最为认可的译名；其他的译名则主要通过查询具有权威性的词典来获得，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地名委员会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等。需要说明的是，翻译加缪作品的译名时，我们主要参考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柳鸣九先生主编的《加缪全集》。另外，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译名，如萨特主办的杂志Les Temps Modernes与卓别林的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摩登时代》是同一名称，虽然该杂志较常见的中国译名是《现代》，但因本书中提到了一个细节：萨特为该杂志起名时征得了卓别林的许可，故在我们的译本中也将其译作了《摩登时代》。
为豪斯女士凝聚近半个世纪心血的这本书的译本画上句号时，我们的心中充满忐忑。因为我们的译文远远未臻成熟，甚至可能存在着某些偏差。翻译是一份艰苦的工作，也是永远达不到完美的一份工作。因此，期待翻译界同仁和各界读者不吝赐教，我们将以此作为勉励。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热心人士的鼎力帮助，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分别是：曹立行、李丽颖、魏晓军、魏依浛、冉伟严、张之晗、姚雅丽、杜闻杉、向飞、吴季惟等。

◆ 简要目录
序言：往事如潮
一、 阿尔及利亚的青葱岁月
二、 踯躅前行
三、 到法国去
四、 巴黎1943
五、 纽约1946
六、 重返欧洲
七、 肺结核
八、 《反抗者》
九、 朋友们
十、 寻觅夏尔
十一、 女人缘
十二、 阿尔及利亚战争
十三、 加缪“迷”
十四、 《第一个人》

◆ 上架建议
文学/人物传记/畅销书
书评：   一本需要用心灵阅读的传奇（文/胡艳丽）
《加缪，一个浪漫传奇》，这是一个读者对她所热爱的作家深情的凝视，她用半生的时光去追寻加缪跌宕流浪的生命历程。她探寻他思想的轨迹，寻访他走过的每一座城市，竭尽所能去拜会那些曾经与加缪有过灵魂交缠的人，她幻想着能够隔空碰触加缪指尖的余温，与他进行心灵对视。她用灵魂的温度击碎了那些零散文字的外壳，甚至穿越了加缪悲凉又倜傥的眼神，走进了他的灵魂世界，逐步还原出一个血肉丰满、充满着矛盾与对立的伟大作家、传奇“恋人”。
阿尔贝?加缪，法裔阿尔及利亚人，集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和评论家等多种身份与一身，与存在主义先锋人物萨特齐名。他一生放逐流浪，在结核病痛与战火中，用尖刻的文字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生活的不确定性、命运的凄苦让他的目光更加深邃迷离。他风神俊朗的外形、洒脱不羁的性情，与那些美丽而又才华横溢女子们深情的眷恋，更为他增加了传奇色彩——但这些仅是世人眼中的加缪。
伊丽莎白?豪斯，始于学生时代便有一个白日梦，与素未谋面的精神偶像完成灵魂的交合。她说“我就象一个作家一样，爱上了自己作品中的一个人物。”那是一段可以遥望的美好日子，加缪仍在“灯火辉煌处奔走”，一切的探寻都还来得及，不论是做为学术论文的研究对象，还是精神支柱，豪斯的生活中充满了幻想和渴望。但1960年的一个荒诞日子，一场荒诞的车祸竟然夺走了加缪的生命，印证了一个“愚蠢的死法”，那时，加缪46岁，而豪斯仅19岁。
从此，一场持续达50年之久的隔空爱恋，成了豪斯生命的全部。她用一个女人深情的追寻、用每一寸血液的热度，让加缪的灵魂在书卷笔记中复活了。她搜寻着加缪的日记，加缪刻意的躲藏和隐忍，甚至“惹恼”了豪斯。那些日记中仅有的只言片语和隐晦的感悟，没有事件真实的叙述，没有加缪痛苦灵魂的告白，没有他对反目成仇昔日密友萨特的评价。那两个思想阵营的针锋对垒，与昔时好友的文字交锋，这些曾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和伤害，甚至让这位“斗士”一度消沉了几个年头他都隐忍着不说。在他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他都不愿提及那些触及心底的痛。加缪的情感经历逃得过世人猎奇的眼睛，却逃不过一个灵魂追寻者的感同身受。
豪斯以女性特有的包容敏感，在那些迷一样的文字里，找到了真实的加缪，甚至她听到了加缪心灵滴血的声音。没有人知道加缪那些经典传世作品，人物、思想的原型，但豪斯一一为他们在加缪的日记中找到了归宿和灵魂的出发点。她太懂得加缪笔下的那些人物了，他们都是加缪不同侧面的化身，有着加缪太深太深的印记。复活的加缪无法再躲在作品的背后与这个世界打着尖锐的暗语，那些沉默书籍里隐藏的魂魄全部聚合了、还原了，他还有那么多待完的稿件、待叙的故事，还有等待着精彩上演的人生化剧，也在豪斯的作品中现出了雏形。加缪的每一声叹息，都深深触痛了豪斯的神经，她感受到了比加缪更加深切的刺痛。
她爱的是完整的加缪，她看清了他的风光与无耐、痛苦和犹疑，甚至看到了加缪的软弱和无助，流亡时灵魂的不安和激情的燥动。她连加缪的结核病也一起爱上了，爱上了那紧缩炙热的感觉，爱上了生命被紧逼、青春飞速流逝的生命逝感。在那个年代，结核病是恐怖的，是终身的，是无药可救的，加缪不得不经常性的消失，消失在海浪的起伏呼唤中，消失在银沙细语、海鸟翔集中，然后他再以热烈的姿态瘦削的回来，交朋友、写文章、去战斗、投身一场痴缠爱恋……
加缪用他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时而热烈的亲近，时而远远的审视，时而淡漠，时而激进。他用自己的生命理解着这个世界，爱和恨都是直的，不会转弯抹角，他是时代的斗士，也是自己心灵的斗士。豪斯深刻的感受着加缪思想的变化、文风的起落，她认识拥抱了一个不断成长、在荒谬世界中不断历练，却永远也长不大的加缪。再深刻的思想、再严密的逻辑、再尖刻的文字，豪斯都深深知道那是裹着加缪血液的赤色外衣，文字之下那个骄傲又焦灼的灵魂，才是真实的加缪。
伊丽莎白?豪斯不仅写就了加缪的人生传奇，同时也写就了她个人的传奇，创造了心灵传记的开世之作。她用自然的情感流露，让原本冷静、客观的传记写作拥有了那么丰富的人性色泽，也让一个渐渐离我们远去的传奇加缪又回到了我们中间。甚到我们阅读完整本著作后，仍然无法用简单的几个词法去描摹加缪的形象，越是真实生动的人物，越是让我们无法对其盖棺论定。
在此，笔者也想对该书的译者和编辑致以真诚的敬意。翻译这样一部用心灵写作，到处充译着异国人名、地名、著作名的文学传记，已非易事，何况还要把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作家丰盈敏感的内心波澜翻译得传神生动，更需要倾注译者无数的心血。透过该书的编辑手记，笔者也同样看到了编辑李琳对该书倾注的情感，加缪何其有幸，在这么多人的灵魂接力中，他在中国奇迹般的复生了——仍然俊朗洒脱，言词犀利，但他再也不是迷一样的人物，我们听得懂他那一声叹息。

书摘：
一则：阿尔及利亚的青葱岁月

“两个人的历史，他们的血脉相通，却迥然不同。她恰似这世上完美的化身，而他是沉静的怪物。、他投入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疯狂中；她穿越了这同一历史，却如同走过其他平常的时代。她大部分时间缄默不语，只会用几个词进行表达；而他滔滔不绝，千言万语却无法寻到她仅以静默所表达的东西。母亲与儿子。”

加缪出身贫寒，却引起一个小学教师的注意。这位小学教师引导他去读书，建议他申请地方中学的奖学金，并且一直守护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功。在阿尔及尔贝尔库城区的贫民区，加缪与他的哥哥吕西安以及单身汉舅舅艾蒂安住在一起。在这个由女人统治的家庭里，暴虐专横的外婆主宰了家中的一切，温顺善良、目不识丁的母亲丧失了部分听力，几乎沉默无语。加缪的父亲是一个酒窖工人，为当地几家葡萄园酿造葡萄酒，曾在“祖阿夫”兵团服役，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奔赴法国战场，在马恩河战役中不幸阵亡，当时加缪还是个婴儿。“祖阿夫”兵团主要从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中招募士兵，士兵身着红蓝搭配的彩色阿拉伯制服，这使他们看起来像一面面战旗。该兵团是突击部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从加缪父亲头部取出的炮弹碎片被法国政府送返回乡，置于一个旧的饼干罐里放在厨房，而他父亲获得的法国十字勋章则被封在镀金的相框里，放在餐厅。当时加缪全家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小套房里，阿尔贝和吕西安挤在同一张床上，与母亲合住一个房间。房子里没有浴室，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厕所就在门厅；厨房里没有烤炉，所以每隔几天，阿尔贝或者他的哥哥就得托着一大盘食物到附近的一家肉店去将它们弄熟。这些细节在《第一个人》（加缪去世前正致力于创作的作品，是一部带有明显自传性质的遗稿）中得到真实的再现，没有经过任何特殊的戏剧渲染和篡改，因为在贝尔库，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们住的房子有一个凸出去的小阳台，从阳台上可以看到下面繁华的里昂大街，那是另一个世界：林立的商店、咖啡馆，人潮拥挤的市场。大街上人声鼎沸，人们操着五花八门的语言——法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不时传来手鼓和响板的伴奏声，“咻咻”的驴嘶声，有轨电车经过时“叮当叮当”的铃声。各种混杂的气味也阵阵飘过来：藏红花、大蒜、茴香、鱼、腐烂的水果、金银花、茉莉花等等。太阳热辣辣地照在头顶上。海水在房屋的边缘漾着波纹。

路易斯?热尔曼是加缪的小学老师，也是第一个像父亲一样关注他的人，在热尔曼的精心呵护下，加缪成为一个模范生，严肃认真，稳重缄默，同时又机灵好奇——一个智慧的典范，热尔曼总是这样评价他。加缪喜欢学校的功课，也喜欢学校的生活，所以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加缪的优异成绩帮助热尔曼说服了他的母亲，同意让他进入中学继续学习，而不是像他舅舅那样到当地的箍桶匠那里去干些制桶之类的活计。在上学之余，加缪过着与那个街区其他任何男孩一样的生活，只不过生活在他身上体现的方式以及他体会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加缪喜欢读书，还喜欢体育运动。他与一群伙伴一起，在大街上用杏核、石头或木棍做游戏；到公园里爬树；分享刚刚做成的卡拉梅尔奶糖，被他们称作“tramousses”的干羽扇豆籽，或者在某些特殊时候才能吃到的一袋炸薯片；他们去海滨游泳（兼洗澡），大声喧闹着，在水中上下翻跃，纵情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那片海域，“就像贵族们一样，确信他们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即使无聊也成为“一场游戏，一份快乐，一种刺激，”他在《第一个人》中写道。
加缪用平和的语气和温暖的心情回忆着他童年生活中那些最单调乏味的事情：每晚都要熨烫的唯一一条裤子；那些钉在鞋底的钉子，不仅可以查验他是否违禁去踢球了，还可以避免把鞋底磨坏；每天午后迫不得已陪外婆一起睡的午觉，以及忍受她上了年纪的身体散发出来的体味。（长大成人后，他承认自己恨透了那样的午睡，以至于从那以后，除非病得卧床不起，他绝不允许自己在午后躺下去睡觉。）在后来的岁月中，当加缪对巴黎的所有幻想都落了空，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困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森林中的外星人的时候，正是这些回忆支撑着他。在他大多数的抒情散文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乡愁。加缪说，每一次返回阿尔及利亚，他都感到令人喜悦的安慰和释然，“在大海的宽脊上，他得以喘息，在波涛中喘息，在明媚阳光的摇曳下，他终于可以睡觉了，终于回到他始终留恋的童年，回到那曾帮助他生存、帮助他克服一切的阳光及温暖的贫穷中，回到这样一个秘密中。”
加缪就读的那所中学坐落在国际大都市阿尔及尔熙熙攘攘的市中心，因此吸引了大批来自于这座城市富人区的多种族的学生。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加缪第一次对自己的出身萌生了自我意识，感到自己并非是一个无意识存在的普遍个体，而是“与众不同”的。他说，在那之前，他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而在那所中学，他学会了作比较。他是个荣获奖学金的优秀生，被誉为“民族的学生”，不过这个称谓不仅阵亡士兵的儿子们可以获得，军队和政府官员以及法国殖民地官员的儿子们同样可以获得，但他们的衣着更加体面，他们的房子高高地位于小山之上，更加富丽堂皇。在进入这所中学的申请书上，加缪不得不把自己的母亲描述为一个家庭妇女，或者说清洁女佣；这突然让他充满耻辱感，然后“为有这种耻辱感而感到羞耻”。但对母亲地位的质疑，比如说外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或者他自己逐渐意识到的母亲的愚昧和无助，却在他内心深处激发起对母亲温和的忍耐力更加深刻的尊敬，以及愈发强烈的、想要予以补偿的爱。加缪的母亲曾经尝试过一次短暂的恋爱，那使她重新变得兴高采烈、神采奕奕，但被她的母亲和兄弟艾蒂安粗暴地压制了。每每回忆起这些来，加缪都感到愤怒和悲哀。在他整个一生中，他都为保护和尊重这个沉默的人而备受煎熬，因为母亲的无知和耳聋将其与外界隔绝开来：她不能读报，也不能听收音机，她不知道历史和地理究竟是什么，她没有任何期望或者明确的渴望，她“不敢渴望”。
加缪本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对他母亲生活的一种反叛——对于她的顺从，他报之以野心；而她的逆来顺受则唤起了他不知疲倦的激进行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反差。加缪清楚这一点。《第一个人》是他打算创作的以爱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他把它奉献给了寡妇加缪，“献给永远不能读此书的你”。在写给自己的一则笔记中，他说道：
“两个人的历史，他们的血脉相通，却迥然不同。她恰似这世上完美的化身，而他是沉静的怪物。他投入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疯狂中；她穿越了这同一历史，却如同走过其他平常的时代。她大部分时间缄默不语，只会用几个词进行表达；而他滔滔不绝，千言万语却无法寻到她仅以静默所表达的东西。母亲与儿子。”

二则：巴黎岁月——加缪与萨特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说服我，我不能将自己与这个时代隔绝开来，漠视我的胆怯，否认奴隶制的存在，背叛自己的母亲和心灵的召唤……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能否只做一个见证者？换言之：我是否有权利只做一个艺术家？我并不这样认为。”

波伏娃在回忆录里还提供了许多其他关于战时巴黎的详细资料，她的描述让战时的生活变得鲜活生动。她描述说，远比食物短缺、代用时尚（Made do fashion）和坚持生存的其他努力重要得多的是那种同志情谊。现在我认识到，那正是推进存在主义运动发展的动力所在。她把这群朋友之间的密切关系称之为“秘密的兄弟情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团体中的人有着类似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共同经历着一场灾难。波伏娃解释了他们的那些狂欢之夜如何变成了对战争的蔑视行为：畅快饮酒，肆意起舞，随性滥交，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朵拉?玛尔常常模仿斗牛表演；萨特蹲在橱柜下面指挥乐队；加缪用锅盖演奏军队进行曲或者跳起斗牛舞。他们让人们感觉到胜利似乎触手可及。她描写了他们每天在一起进行的活动——参加抵抗运动会议，聚在一起收听BBC广播，讨论他们的希望和恐惧。这种群体的公共性激发了强大的活力和共同的力量，当战争结束时，这种活力和力量被整合在一起勾画着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为战后时代提供一套思想体系。我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她说，还特别提到了加缪正着手起草的一份宣言和萨特决心创办的一份杂志，那都是整个团体的结晶。 “漫漫长夜已经过去，黎明的破晓即将到来；我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准备开创一个新的未来。”
距波伏娃做出这个预测不到一年，存在主义运动就全面盛行了。令萨特和波伏娃以及世界上的其他人感到惊讶的是，某一种思维方式竟然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它的倡导者也赫然成为公众偶像。1944年，尽管知识界注意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但“存在主义”这个词却诞生没多久。虽然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宾》的发表已经确立了她流行作家的身份——这部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萨特与波伏娃私生活的真实体现——但后来被膜拜为存在主义圣经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出版之初却几乎无人问津。然而，1945年秋，法国大地上骤然爆发了被波伏娃称之为“存在主义的进攻”的一系列事件。恢复和平后，文学界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一切事物似乎都带着新奇和重生的甜蜜味道。除此之外，报道战后生活的新报纸和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45年，新出版的日报达到34种。9月，波伏娃发表了她的抵抗运动题材小说《他人的血》，而加缪创作的戏剧《卡利古拉》也被搬上了舞台，音乐学校23岁的学生杰拉?菲利普饰演年轻暴君的角色。10月，萨特出版了他的《自由之路》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小说，并创办了杂志月刊《摩登时代》，其日后成为萨特在战后数十年的主要喉舌和平台。这份杂志在得到卓别林的同意后以《摩登时代》命名，意寓一个新的“介入文学”时代的到来和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在长达20页的发刊词中，萨特写到，作家必须把握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奋斗，让我们生活的社会有所改善”，“让人类的社会状况和人类自身的观念有所变化”。刊物的编辑团队基本囊括了战后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雷蒙德?阿隆、《战斗报》的副主编阿尔贝?奥利维尔、米歇尔?赖瑞斯、让?鲍尔汉、波伏娃以及梅洛庞蒂，其中大多数是他们那个“大家族”的成员。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加缪因在《战斗报》工作繁忙而没有加入。
所有这些事件都吸引了公众的关注，但是真正作为文化里程碑被载入那一年史册的还要数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学术演讲。可能正是这次演讲为萨特和存在主义运动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虽然那天晚上的演讲内容被认为学术气息过浓，不符合大众口味，但经过多家报纸生动而详细的报道渲染，它的戏剧性显露无遗：令人窒息的热情，拥挤不堪的人群（“与其说是观众还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15个人昏厥过去，30把座椅被损坏，以及演讲最终取得的“巨大成功”。从那天起，萨特就成为了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和他的文学界朋友也成为了社会焦点。当然，促使存在主义这门哲学骤然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当时饱受战争蹂躏的法国人民内心一直压抑的情感和需求。波伏娃认为，这种要求历史与道德协调发展的新意识形态，帮助人们“在面对恐惧与荒诞的同时，保持他们的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个性需求”。其他人则称，这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规则、新的英雄或者非传统英雄。事实上，尽管每个人都在谈论存在主义，真正懂得它的人并不多。萨特在两个月前尚未名声大噪时，自己曾说过：“存在主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一些诸如《法兰西周日报》、《周末之夜》之类的小报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它们发表了大量关于存在主义者生活方式的特写报道，明确列出了他们最常去的咖啡馆、夜总会和三流小旅馆，并大肆宣扬该运动的消极性和不道德行为，为它贴上了妖言惑众的恶名标签。
显而易见，在那几年里，加缪与萨特圈子里的人有着密切往来。波伏娃提到了发生于1945年和1946年的一系列事情。比如，萨特去美国巡回讲学期间，她与加缪单独度过了几个夜晚，他们还计划一起去滑雪。（从波伏娃的叙述中似乎不难看出，她被加缪所吸引，虽然她对他的批评通常都很严酷。据传言，她想和加缪睡觉，而加缪则觉得她话太多。）根据朋友们的回忆和正史的记载，加缪当时是一个吸引了众多目光、极具魅力的社交人物，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随着《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的巨大成功，戏剧《误会》和《卡利古拉》频频被搬上戏剧舞台，以及他在《战斗报》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加缪走在街上常常会被路人认出来。虽然我没能找到照片资料，但不难想象，当加缪和萨特在一起时，他们一定是奇怪而引人注目的一对儿：加缪有种不修边幅的帅气，又高又瘦又年轻；萨特那一张独特的青蛙脸下，拖着一副矮胖的斗牛犬般的身躯，脸上还戴着厚厚的眼镜。
但在圣日耳曼，萨特俨然成为真正的主角。他经常被要求合影留念、签名和作演讲，小报上充斥着关于他的评论和花边新闻。他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大师。而加缪则更像是他的助手，一个“乡巴佬”，一个年纪轻轻却有着超凡魅力的作家和记者，一个完全不同的杰出人才。在社交场合之外，加缪并不是萨特“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没有加入《摩登时代》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萨特派系里的人大都有着优越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而且大都像萨特一样毕业于精英汇集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而加缪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精神气质。加缪同样拥有自己的家庭，1945年9月，他还喜得一对龙凤胎：凯瑟琳和让。（在给朋友的信中，加缪称，我们似乎同时拥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有很多阿尔及利亚朋友，比如战后定居巴黎的皮埃尔?加林多和埃德蒙?夏洛特，还有许多其他的亲属，包括经常来访的弗朗辛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妹。尽管如此，加缪的名字还是频繁地与萨特联系在一起，这常常令他感到烦恼。1945年深秋，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加缪明确宣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然后继续说，“我和萨特看到我们的名字被放在一起都感到很惊讶。我们甚至想登个小广告，声明我们两人并无共同之处，并拒绝回答有关对方的问题。”（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还写到，他连平平常常的一句“这很荒谬”都不敢再说，因为那会招来太多的注意。）
从某种程度上说，将加缪与萨特和存在主义区分开来确实十分重要，否则，加缪自身的个性和成功就会受到贬损。但是，如今我之所以尤其关注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1952年加缪与萨特关于《反抗者》的那次论战，将会对加缪的名誉乃至他的自尊产生怎样可怕的影响。从一开始，加缪和萨特就不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加缪，一个道德主义者，习惯从个人经验中汲取教训，而萨特对此则是一个倡导构建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加缪拒绝接受将历史视为一切事物的基本原理这一观点，而萨特对此却欣然接受。（“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在萨特发表他的著名演说的同一个月，加缪在日记中这样自问道。“因为我思想的基础是文字，而非妄想。”）因为《局外人》的语气和所传达的信息，许多人把加缪视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尽管他极力否认——他说，他之所以创作《西西弗神话》，就是为了表明他对存在主义哲学持否定态度，还说他不同意存在主义者的结论——他们认为，他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存在主义者。事实却是，在创作《鼠疫》的过程中，加缪已经摆脱了存在主义的窠臼。一部关于反抗题材的姊妹篇作品已经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成型。1945年底，为了澄清自己对于存在主义的立场，加缪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解释道：

“接受荒谬的普遍存在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是一个必要的经历：一定不能让它成为死路一条。它会引起一场卓有成效的反抗。对于反抗概念的客观分析有助于发现那些能够重新获得关于存在的可靠含义的若干概念。”
他的这番话同样总结了《反抗者》所表达的思想。在《战斗报》上发表的那组名为《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的文章中，加缪对战后的世界进行了独具慧眼的分析，并大胆表达了对暴力、战争以及种种危险思想意识的看法。这些文章是小说《反抗者》的序曲，同时也是他即将走上与存在主义学说大相径庭的道路的宣言。
1945年的那个冬天，与萨特，特别是与亚瑟?凯斯特勒的长时间交流，使加缪的许多思想得以成型。凯斯特勒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期间曾坐过牢，他于10月底到达巴黎后，给加缪带来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第一手消息，而且已经在法国发表了《正午的黑暗》，当年晚些时候又发表了《瑜伽行者与部长》，这两部都是反映极权主义罪恶的小说。他和马曼因为了将自己的一部戏剧搬上舞台来到巴黎，几乎每天都与加缪和萨特呆在一起，常常喝酒到深夜。因为共同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凯斯特勒感觉与加缪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而萨特和波伏娃的观点却与他们相左。于是，加缪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者苏联的“恐怖统治”问题时，有了最新的证据。
然而事实上，在与凯斯特勒会面之前，加缪就已经越来越受到后来被他称之为“人类危机”的困扰。1945年9月，为了完成《鼠疫》的创作，他向《战斗报》和伽利玛出版社请了长假，但他仍然需要解决诸多一直困扰着其思想的不确定的道德疑惑。在日记里，他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自己对于基督教、历史唯物主义和接受这两种教义将带来的后果的质疑。1945年11月，他曾表示，身为一名作家，他感觉有责任大声疾呼。“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取舍？”在谈到东西方的冷战僵局时，他写道：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说服我，我不能将自己与这个时代隔绝开来，漠视我的胆怯，否认奴隶制的存在，背叛自己的母亲和心灵的召唤……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能否只做一个见证者？换言之：我是否有权利只做一个艺术家？我并不这样认为。”

三则：女人缘——加缪与他的女伴们
“有时候，我指责自己失去了爱的能力。也许这是正确的，但我仍然能够挑选出一些人来并照顾她们，诚心诚意地，竭尽所能地，不论她们做什么。”

    众所周知，加缪的一生中出现过许多女人。他相貌出众，风度翩翩，富于智慧；他做事认真，有责任心，幽默风趣，感情强烈；像西班牙传奇式风流浪子唐璜一样，他也非常喜欢向女人示爱——他曾专门在《西西弗神话》一书中称赞过唐璜。除了他的两次婚姻和与玛利亚?卡萨雷斯漫长的风流韵事，他还与其他女性有过短暂却值得注意的恋情：帕特丽夏?布莱克，女演员凯瑟琳?塞勒斯，在许多传记里被简单地称作米莱的艺术系年轻学生；也曾与一些女性朋友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如亚尼娜?伽利玛和马曼因——或者从阿尔及尔学生时代就一直保持联系的女性朋友们，如珍妮?西科和玛格丽特?多布朗。另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女性：随意调过情的、旅途中表示过爱意的、无数个对他一往情深和短暂邂逅过的，她们都是对加缪地中海式的情欲和向往快乐的本性的见证——他的朋友让?丹尼尔简单地称之为“加缪对女人的专注”。总之，加缪非常喜欢女人。丹尼尔十分认真地解释说，这并不是说加缪是一个“勾引女性的人”，而是说他“魅力十足”，毫不费力就能迷住许多人。男人们对他的感觉与女人们一样好，丹尼尔补充道。
加缪与女人的关系这个课题本身就极具挑战性，因为它的私密性和稍许禁忌性的特点，也因为他的婚姻和弗朗辛（加缪的第二任妻子）的病情，还因为加缪除了在他的小说中有过歧视女性的描写以外，在其他作品中几乎很少提及女性。对于像加缪这样一个以道德良知著称的人来说，人们几乎不可能不对他身上的“流氓习气”感兴趣，那是他风流浪荡的一面。丹尼尔认为这与他清教徒的本性相对立。做一个硬汉是对他圣洁形象的华饰，而圣洁是戴在他头上的荆棘王冠。同样，他的道德力量和谦逊令他具有了不同凡响的男子气概。看起来，加缪似乎喜欢萨特或波伏娃这样的人将他称为“流氓”、“淫棍”，正如他喜欢别人将他比作鲍嘉。他清楚地表示过，他与唐璜很相像；尽管他也清楚地表达过，他因此而相当内疚。
较之加缪的“唐璜主义”，或者杰曼?布蕾所谓的“他无限的性能力”或“他卓越的审美眼光”，女人这个话题涉及的内容更多些。（在一些传记的插图中——有着颀长双腿和灿烂笑容的弗朗辛，舞台上热情奔放的玛利亚，排练时端庄娴静的凯瑟琳?塞勒斯，年轻迷人的帕特丽夏?布莱克和米莱——这些女人似乎都美得不同寻常。）在生活中的女人身上（不包括那些偶然的桃花运和一夜情），加缪似乎同时寻觅到热情的友谊和强烈的激情。他将女人视为他的知己和倾诉对象，对她们比对男人更坦率、更乐于相助，反过来，她们也给予他最迫切需要的理解和忠诚，玛利亚?卡萨雷斯称之为“热情而纯洁的共犯关系”（une complicité chaude et claire），这是对他们的关系发自内心的认可。加缪会脱下他腼腆寡言的保护外衣（这对于他来说极为罕见），与女人们谈论最为私密的话题——他的工作，他的理想，他的疾病，他对死亡的恐惧，他对失败的担心——展现、甚至夸大他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暴露似乎一直都陪伴着他的脆弱心理。在处于绝望的时期，如《反抗者》引发论战之后，加缪会像一个受伤的斗士那样转向女人寻求避难和新生。
像在生病的隐秘时期一样，当有女人私下里陪伴的时候，加缪也进入到距我更近的生活空间，今天，当我带着我的目的阅读他的书信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些信件就像是面对面的交谈，加缪在信中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再三解释和说明了自己。在关于加缪的众多书籍中，数百封他写给女人的信件作为源资料被列举，因为加缪与她们的关系持续得异常长久，这些信件就像他一生作品的姊妹篇。弗朗辛和玛利亚是他的“最爱”，这两份爱共存了将近15年之久，加缪外出时，有时候她们两人会在同一天分别收到他的来信。但是，他与其他人的恋情也十分长久，并具有几乎一样的发展模式：从开始迫不及待的狂热到更加持久的亲密友情。被加缪所爱就意味着一直出现在他的故事中。凯斯特勒的女朋友马曼因离开巴黎很久以后，加缪都定期给她写信表露心迹，直到她去世。1960年1月离开卢尔马兰之前（他在那里与家人共度了圣诞节），他给经常出现在他生活中的四个女人写信告知即将来临的重逢——帕特?布莱克、凯瑟琳?塞勒斯、玛利亚和米莱。米莱是他新的激情所在，是他得以新生的必要源泉。对于米莱，他将离别后的痛苦和对她无尽的渴望坦白相告。“我祝福我的渴望，”他写道。
    在加缪的小说《堕落》中有一个不会被弄错的、令人感觉沉重得多的人物，那就是弗朗辛。她出现在小说的中心部分，由一个跳进塞纳河溺水而死的年轻女人所发出的呼叫声所代表，那是一声 “还将继续等候我……总之，只要有我那苦涩的‘洗礼圣水’，就会有这一切” 的呼叫声。这部小说在弗朗辛康复一年半后出版，她本人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把它看作加缪直面自己过失的努力。“你应把它归功于我，”那时的弗朗辛已能对这本书的迅速成功开玩笑，而她的话也揭示出她的某些情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当《局外人》尚在创作中，弗朗辛就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她比其他人更了解加缪和他的作品——加缪甚至将《堕落》的最初几页送给她读——并且，正如他们多年来的通信所揭示的，加缪求助于她，把她自然而然地看作一个助手，几乎就像是他自己的一个分身。弗朗辛了解加缪的性情，很久以前就接受了他追逐女性的需求，但她也从不希望加缪坠入与他人的爱河之中。事情后来的发展使她陷入一种痛苦的状态，医生将之诊断为一种感情和心理上的障碍。在弗朗辛接受治疗期间，加缪反思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把它界定为“深厚的友情”（amitié profonde），同时也反思了自己的责任感，认为他的责任感就像他渴望逃离这种责任感的感觉一样强烈。加缪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对弗朗辛表示忠诚，要不是弗朗辛的家人坚持让他离开，他可能会继续住在他们在女士路的公寓里，以确保她病情的稳定。但是，加缪也承认，他们也许根本不应该结婚。弗朗辛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了玛利亚存在的重要性，因为玛利亚在舞台之下过着安静的生活，在处理与加缪之间的关系时也十分小心谨慎。为了不招惹麻烦，玛利亚拒绝再次出演加缪的一部戏剧中的角色，弗朗辛去世后，她才发表了她的自传。玛利亚说，她在自传中尽可能多地写了关于加缪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她保持沉默的那几年中所承受过的痛苦。据说，加缪去世后，玛利亚与弗朗辛相处得十分融洽。

无从知晓加缪(第一次)失败的婚姻是否能解释他对于性征服的狂热，或者他的嫉妒和对女人的占有欲，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早年被欺骗和被伤害的经历对一个骄傲、脆弱的地中海年轻人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年轻人原本就有秘密，披上了沉默克制的保护外衣，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和不幸需要去征服。西蒙（加缪的第一任妻子）的毒瘾造成的悲剧后来又被弗朗辛的患病蒙上了一层更深的悲剧色彩。“对于他来说，爱别人很难，”弗朗辛的煎熬结束之后，加缪在给伽利玛夫妇的信中写道，“但是他的确爱着别人。同样，对于他来说，写作也很困难，但他仍在写着。”那时，加缪已经开始着手《第一个人》的创作，上述这两个问题都在这部作品中被提到了。
1959年末，在日记的最后一页上，加缪用了更多的篇幅谈论了他的感情问题，再次不点名地提到了西蒙。在一封好像是写给一个密友的道歉信草稿中——可能是凯瑟琳?塞勒斯，他试图向她或者他自己解释对女人的态度。虽然他的率直和悲哀使得这段文字十分有趣又令人信服，但他对自己下的结论却使人难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责备他对自己的悲观看法。
“我的一生中，一旦有某人对我产生感情，我就尽一切可能疏远他们，”“我所热爱和忠实的第一个人逃离了我，因为毒品，因为背叛。也许许多事情都源于此，源于空虚，源于对更深刻痛苦的恐惧，然而我已经接受了如此多的痛苦，但是从那之后，反过来，我逃离了所有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要所有人都逃离我。”
加缪为自己任何的“不公正”寻求谅解的同时，以一个温柔的声明结束道：
“有时候，我指责自己失去了爱的能力。也许这是正确的，但我仍然能够挑选出一些人来并照顾她们，诚心诚意地，竭尽所能地，不论她们做什么。

卡萨雷斯是加缪的情人中唯一一个写下一本传记作品的重要人物，也因此成为独一无二的信息来源。她提供了罕见的详细资料，关于加缪的戏剧生活，关于度假中的加缪，关于对自己的疾病发怒时的加缪——卡萨雷斯的父亲也死于同样的疾病。然而，当她试图准确地界定加缪到底是谁时，她作为圈内知情人的巨大价值真正地体现了出来。加缪曾代替她的父亲成为她生活的支柱和动力，她将他理想化为“父亲、兄长、朋友、恋人，有时候甚至是儿子”，但她也试图透彻地分析他，为了他本人的缘故，也为了后世子孙。从多年来自己对加缪的不确定感和深刻思想的了解出发，卡萨雷斯进一步核实了加缪已经记录在案的许多信息——他的骄傲，活力，讽刺，激情和对于他那颗指路明星的执著。她将他的无信仰描述为精力充沛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活在当下的渴望，还说他与唐璜一样。卡萨雷斯仍然记得那个年轻的流亡者加缪，那个努力保护旧世界完好如初、同时不断探索新世界的北非人，同样，她也记得那个陷入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真理和正义谜题里的年长的加缪。当谈及他对于战争的思考所引起的广泛批评时，卡萨雷斯尖锐地写道，加缪最惹她爱恋的地方就是他对于信念的忠诚，即使在复杂的境况或自我怀疑使得他难以做到那一点的时候。
尽管卡萨雷斯一直十分了解加缪，但当她说她从未“真正地”了解他时，她是最有启发意义的。 即使与她在一起身心放松的时候，她也能看出加缪的戒备心理，“警惕的迹象”和 “不知疲倦的守夜”。她讲述了加缪 “对秘密的兴趣”，那不仅是他浪漫冒险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他的沉默克制和不愿透露自己作品信息的重要原因。卡萨雷斯了解流亡生活，深知与一个永久性移民相伴而生的周期性痛苦，也深知永远挥之不去的异类感；她与加缪分享着她的流亡生活。在加缪身上被她视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是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那是一种自我防卫，她暗示道，是一个被封闭起来的静音区。加缪的许多阿尔及利亚朋友也提到了这种距离感，甚至认为加缪缓慢谨慎的嗓音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说，他总是诚恳又热情，但是拉开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与他对待公众的方式几乎同出一辙。距离似乎是加缪保持平衡的一种方式。

四则：病患岁月——加缪的肺结核
 “但人们对自己的死亡是违心的，也与他们的环境相悖。人家对他们说：‘你会好的……’可他们还是死了。我不要这一套……我不愿说假话，也不愿别人对我说假话。我想将清醒保持到底，并以我全部的……（情感）来正视生命的结束。”

阿尔贝?加缪的名字很少出现在众所周知的患有肺结核病的艺术家和作家的名单上——济慈、雪莱、勃朗蒂姐妹、罗伯特?勃朗宁和伊丽莎白?勃朗宁夫妇、肖邦、契科夫、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还有西塞罗、帕格尼尼、卢梭、歌德、洛克、爱伦?坡、卡夫卡、华盛顿?欧文、D?H?劳伦斯、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乔治?奥威尔、史蒂芬?克莱恩、劳伦斯?斯特恩、西蒙娜?薇伊、安德烈?纪德——一直以来，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我不断搜集了解着这些曾备受肺结核病痛折磨的名人们的信息。）这表明，加缪成功地向外界隐瞒了他的真实病情，或者说那场最终造成他死亡的戏剧性的车祸实际上使他的真实病情相形见绌。加缪患有严重的、不可治愈的肺结核病是毋庸置疑的。肺结核对加缪的生活和思想造成的根本性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他的疾病对他造成的改变远远胜过他曾遭受过的其他任何苦难——贫穷、沉默的母亲、流亡他乡——每一样苦难都以各自的形式演绎着分离和放逐。正如他向朋友米歇尔?伽利玛吐露自己17岁肺结核病发作对他造成的心灵创伤时所说，“恐惧足以解释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到最后，最高贵的东西已不复存在。”
永远找不到一份关于加缪与肺结核病顽强抗争的完整描述。因为疾病是一件过于隐晦的事，而加缪的自我克制力又如此之强大。对于他的疾病，一直存在质疑和争议，不仅围绕着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和病痛的具体细节，还涉及这种病的传染性，尤其考虑到他曾与众多女士有染。肺结核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其感染率一般情况下为百分之五，所以，与加缪接触的感染风险应该很小，不过，是否存在诸多影响他的疾病传染程度的因素永远都不能为人所知了。加缪的朋友们对他的病情持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据他的一个朋友说，加缪只是在沦陷期时病得很重；他的另一个朋友则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几乎失去他。”伊曼纽尔?罗夫莱斯回忆他们的学生时代时说，那时大家都知道加缪感染了肺结核，虽然他很少提及。他只是周期性地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每次回来时都面色苍白。让?格勒尼埃，这个在加缪46年的生命中享受了30年的顾问兼导师身份的特殊人物，谈到了疾病对加缪性格造成的影响，认为那或许能够解释成为“战友”的加缪和成为“孤独的伟人”的加缪。加缪的一对儿女从没见过父亲生病的样子，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的病态。而对同样患有肺结核病的米歇尔?伽利玛和凯斯特勒的女朋友马曼因，他却丝毫不隐瞒他的病情，总是和盘托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任何信息。
除了频繁的气胸、各式各样的替代疗法和三十年里几乎被一打医生经手过的治疗，加缪的病例记录相当零散。尽管如此，透过这些点滴的细节，用跟踪调查和推理的方式，并通过了解肺结核治疗发展的历史，加缪患病后的生活还是可以变得越来越清晰。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试图将各种渠道的信息集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时，加缪本人的贡献居然如此有分量。在日记中，加缪可能不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许多笔记中表现的那样情绪化，但是他描述了参军被拒后所感到的羞辱，被禁止游泳后的痛苦，以及，尽管只有极少的几次，肉体所遭受的禁锢和疼痛。“全神贯注奋力向山上走，空气像烧红的熨斗一样灼烧着双肺，或者说，像一片锋利的剃刀切进肺里，”他这样写道，那时他刚刚步入20岁。（他还摘引了曼斯菲尔德的句子，这本身就像是一条有参考价值的参照注释。）在写给信任的朋友们的信中，加缪如实坦白了他脆弱的健康状况、他对于静养的需要、旧病复发的悲痛和对卧床的厌恶。在给皮亚的信中，他写到自己拖着逐渐衰弱的身体生活下去的苦苦努力。1944年，加缪在勒庞内里尔给一个身患肺结核病的朋友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信中说，他对康复已经丧失了信心。

从很多方面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加缪在创作的时候，他积极的生活掩盖了他的真实病情。每天都发生着那么多的事情，若非有时被迫中断的旅游、强制的休息、胸部疼痛，以及在布拉格又一次对咯血事件的叙述，甚至让人误以为他的肺结核症状正在得到缓解。1935年加缪创作第一篇散文时，他还是阿尔及尔大学哲学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他深入研究着他的同胞、来自于波尼的哲学家圣?奥古斯汀的哲学思想，为获得高等教育文凭证书而撰写着论文，做着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还刚刚陷入一场复杂的婚姻，同时为共产党组织着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活动，此外，他还在知识界广交朋友，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一度成为阿尔及尔年轻的花花公子，穿着时髦爱打扮，极为忙碌，也极为引人关注，是他那个圈子里的领袖人物。那一年的春天，他开始记作家日记；第二年，他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幸福的死亡》；接下来的一年里，又创作了《卡里古拉》和《西西弗神话》；然后是《局外人》。
然而，在忙碌的身影背后，疾病却像一只巨大的黑手伸向了他，一连串的事件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并成为加缪未来生活必然的趋势：为投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动参军被拒之门外，考取会士学位并在公共教育体系中从事教学职业的计划被搁浅，最终还被迫离开了阿尔及利亚。罗杰?基约认为，疾病在加缪和第一任妻子西蒙之间的爱情上也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并暗示说，他们两人各自的缺陷——他的肺结核病，她的毒瘾——将他们紧紧地束缚在一个彼此相互支撑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就像一个秘密的社会和一种救赎形式。基约解释说，在他们分手很久之后，加缪还继续给西蒙寄送关于治疗和戒毒方面的书籍，但一直不留只言片语，因为他不想再见到她。“我有个印象，这段婚姻的失败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远比他愿意相信的更加巨大，”基约总结道。

对于他最好的朋友和病友米歇尔?伽利玛，加缪则将他应对肺结核病的办法和盘托出。到米歇尔被发现感染肺结核的时候，加缪已经有了16年的患病经验，他以一个老朋友和资深病友的身份给米歇尔写信，用戏谑和嘲笑的口吻劝说米歇尔摆脱不断加剧的忧郁情绪，但当他倾吐关于生存的重要思想时，会即刻变得严肃起来。他任意挥洒着信手拈来的黑色幽默，将它作为分散注意力的武器和防卫机制，尤其是对那些同样具有幽默感的朋友们。“由于幽闭恐惧症，在飞机上略微昏厥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顺利着陆了，像雏菊一样精神抖擞，”他向“伟大的圣人米歇尔”汇报着他的阿尔及利亚之行，后者正在瑞士里森的一家疗养院里进行为期8个月的卧床休养。那年冬天，加缪也回到布里昂松养病，但他仍然指导着米歇尔的治疗，并花了三周的时间前去那家疗养院看望米歇尔。几年之后，亚尼娜和米歇尔反过来也经常定期到卡布里看望加缪。这两个男人都擅长交友，他们友好、慷慨、忠心耿耿。他们还都喜欢大笑，曾并排坐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客厅里，展示着各自的骨灰盒，互相取笑。
没有什么比分享一场威胁生命的疾病所带来的焦虑更能使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尼采把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描述为因对疾病的思虑而造成的折磨，认为这样的精神折磨可能超过了疾病本身所造成的肉体痛苦。到1947年，加缪早已克服了作为一个肺结核病人的最初恐惧，并作出了形而上的回应。他将自己辛苦得来的经验教训言传身授给了米歇尔。米歇尔仍在里森疗养时，加缪在给他的信中谈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死亡最终将变得无关紧要。加缪将生病的体验与宗教体验相比较：
“即使你不信仰宗教，即使上帝死了（正像我的一个朋友所说，被人从身后暗杀的），但仍然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存在于宗教经验中，正如它们存在于简单的经验中一样，即个人生活与幸福最为疏远。”

五则：顶峰岁月——加缪与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他的内心尚存有诸多的疑惑，他的作品尚处于准备阶段，他习惯生活在工作的孤独中，或者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的一个人，当得知他将突然、而且是独自一人被推到明亮的聚光灯下时，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
    在我录制的一集电视专题片中，有一个加缪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片段。镜头中的他温文尔雅，魅力四射，更为重要的是，有20或30秒的时间，他恍然变成了生活中一个真实的人。那是几个简短的镜头，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走近颁奖台，低下头，与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握手，然后接过一枚巨大的奖章——然而，当我注视着他走过大厅地面，步子轻盈，身子微微前倾，低垂着双眼，害羞地微笑着，既谦逊又骄傲的样子，我激动得心潮澎湃，眼睛开始湿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只是因为见到现实生活中的加缪才让我如此强烈地受到感动——那份魅力，那份孩子气，举止中透出的那份庄严——当然，这的确是事实。但是，我对加缪太多的了解和过于倾心的同情也是我见到他时激动得难以自持的原因之一。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不仅是他的读者、学生和传记作者，几乎更像他的妻子或姐妹，看护着他，为他的健康和思想担忧。看着这段节目剪辑，我禁不住去想他曾经到过哪里和他正要去哪里的问题，思考着他作为作家的创作枯竭期，他对于公众声誉的嫌恶，他的不道德感和他对未来的恐惧。那是一段可怕的时期：到了43岁的年纪，因新书的出版陷入了困境，领取了一个许多人看来“授给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的奖项——他的批评家们在他得奖之后随即这样叫嚣着。那也是一段艰辛和痛苦的时期：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第一位享有如此殊荣的北非作家。我想，这就是我在加缪脸上读出来的一切，是令我感动的一切。同时，我能够看出他是心满意足的、是开心快乐的——伽利玛家的一个人说，他看上去像一个小学生，不确定自己是否对这样一项优越奖当之无愧，但还是因此满心欢喜。那种淘气的表情真令我心醉，因为它是那样稚气和与众不同。
加缪曾考虑拒绝接受那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只寄一份演讲词而不出席颁奖典礼。他认为马尔罗才是当之无愧的得奖者，这次得奖无论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弗兰纳在《纽约客》的专栏中说，加缪对马尔罗应得这份奖项的声明又一次证明了他“坚持不懈的正直”。）获悉得奖消息时，加缪正在巴黎与帕特丽夏?布莱克共进午餐，帕特丽夏说，当时他好像有点 “呼吸困难”。他没有因此产生任何自豪感，相反，他的防御心理被调动了起来。几天后，他警觉地对让?格勒尼埃评论说，他将比以往有更多的敌人。他还对其他人说，他感觉极度羞愧，就像被阉割了一般，并且充满恐惧。尽管如此，加缪还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地出席了1957年12月正式颁奖仪式开始前一周里安排得满满的招待会、午宴、晚宴、新闻发布会以及职业摄影师的拍照会。加缪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年轻获奖者，在斯德哥尔摩尽情展现了他的风采，他美丽的妻子也出席了典礼——加缪邀请弗朗辛与他随行，因为正像他所说，弗朗辛曾忍受了他的作品所带来的痛苦，理所应当在获奖时出现。加缪的获奖演说像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的早期得主罗杰?马丁?杜?加尔所建议的那样，严肃、恳切、充满个人情感，浅显易懂，而且异乎寻常地谦逊，令瑞典国王十分满意。

那次获奖演说不仅有谦逊做掩护，而且由他本人直接做了非常坦率的表达，加缪承认了自己的困境，甚至使用了“惊惶失措”这个词。他说，每个人，尤其是每个艺术家，都希望为大家所承认。然而，假如不同他实际的表现所引起的反响加以比较，他就不可能知道这一决定的意义。
“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他的内心尚存有诸多的疑惑，他的作品尚处于准备阶段，他习惯生活在工作的孤独中，或者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的一个人，当得知他将突然、而且是独自一人被推到明亮的聚光灯下时，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
 
明确表达了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惶惑后他这样问道。接着他说，在逆境当中，唯一让他平静的思想支柱，是他自己的信念，即一个艺术家不能与世隔绝，他必须强迫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一个作家的职责是“拒绝对众所周知的事情撒谎”。加缪说，就他本人而言，假如没有自己的艺术工作，他便无法生存下去，但艺术不是一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东西。
加缪为自己找到了接受这一奖项的正当理由：它是对阿尔及利亚文学的认可，并因此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首先将荣誉授予了他的祖国，然后才是作为一个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的他本人。获奖之后，他最先想到的是他的创作之源：他童年时期的导师路易?热尔曼——这次演讲以《在瑞典的演讲》为题发表时，加缪将它题献给了热尔曼；他的母亲——加缪立即给她发了一封电报，“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思念过你”；他忠诚的老朋友们。但不可回避的是，瑞典学院选择加缪作为授奖对象时，同时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加缪作为一个自由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正在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的文学奖明确表示要奖给“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的” 文学作品。同样不可回避的是，这次颁奖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可能已经潜入到斯德哥尔摩的上空。
加缪是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享受过片刻的陶醉或稍纵即逝的自豪感，除了几条简短的记录和模糊的暗示，几乎无迹可查。他受到大家广泛和真诚的盛宴款待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他有许多朋友深厚而忠诚的友情。福克纳的来信尤其令他开心，还有西班牙共和党发来的一封致贺信和第二年春天他重返阿尔及尔时受到的热情接待。（阿尔及利亚作家穆卢德?菲拉昂在他的贺信中曾善意地警告加缪不要把穆斯林对他获奖的无动于衷放在心上。）不过鼓励的话语有时对加缪的囹圄感和绝望帮助甚微，恶劣的情绪一直蔓延在获奖后的前几个月：
“10月19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令我惧怕，那不是我希望发生的事。令事情更糟的是，攻击如此粗俗，我伤心不已……再一次渴望离开这个国家。但前往何处？”

12月末返回巴黎后，他记录下自己身心的不安状态，详细得令人吃惊：
“下午3点。又一次幽闭症袭来。恰恰就在四年前的这一天，X（弗朗辛）开始出现精神错乱……有几分钟的时间，彻底疯狂的感觉。然后是筋疲力尽和战栗发抖。镇静药。一小时之后，我写下了这些。”
3个月后，他的心情顺畅了许多；巨大的危机已然过去。“现在只剩下隐约而持久的焦虑。”
1957年到1958年冬天，加缪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消沉，几乎丧失了防御能力。这种状态是对那个被认为充满成就和荣誉时期的令人悲哀的讽刺，而它一直延续到1959年夏末，直到他的新小说终于开始有了雏形。加缪的不满情绪表现为黯淡的忧郁、突发的暴躁和偶尔流露出的一丝自怜自艾或者怨恨，这在他身上极为少见。据加缪的好友说，在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他同时与幽闭恐惧症、窒息感和自杀的念头苦苦斗争。他的医生十分担心他日益衰竭的肺功能，所以禁止他乘飞机出行。（加缪与弗朗辛和一个庞大的团体——亚尼娜和米歇尔?伽利玛夫妇，他的编辑克劳德?伽利玛及其妻子西蒙，以及阿尔弗雷德和布兰奇?诺普夫夫妇——集体乘火车前往斯德哥尔摩。）罗布莱斯记得，一天下午，加缪不得不匆匆赶往医生那里去吸氧。加缪尽可能地将一切留给自己，留给他亲密的朋友，留给剧院。在剧院里，他才不会感到被孤立或被神圣化——他用“statuflié”一词来说明——相反，他总是充满创作热情。（据报道，他在一天之内创作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改编剧本的上半场。）
从瑞典回来之后，尚未觉察关于母亲和正义的声明所造成的强烈影响的加缪，同样没有预料到新一轮的论战和嘲笑正等待着他。他立即给《世界报》写了一封长长的说明信，但这份说明使事情变得更糟。仅仅几个月前，加缪还宣称自己已经有了“免疫力”，不再受当代知识界辱骂的影响，而这个声明恰好成为他的批评家们手中的把柄。他在第一轮批判攻击中坚持了下来，那些评判几乎与他获奖的消息接踵而来——对最终评选结果的蔑视，对他作品的贬低，其中一些批判恶毒至极，足可以被视为一种警告。一个著名的批评家暗示说，瑞典文学院不是在授予一个年轻作家以荣誉，而是“使一个早熟的硬化症病人神圣化”。他从前工作过的《战斗报》，瞄准了他的致命弱点写道，像瑞典这样的小国家总会赞美那些“油头粉面的完美小思想家”。新一轮的攻击与以往不同，更直接的谩骂和指桑骂槐兼而有之，因为攻击的内容不仅涉及个人还涉及政治。加缪的批评家们在他于斯德哥尔摩的言辞中发现了一个攻击他全部缺点的最好借口，对他的沉默和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谓的“虚伪”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让?赛纳克的文章是其中最为严厉的批评之一。
随着加缪在巴黎知识界的声誉陡然下降——他们乐此不疲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将他奉为“经典”作家，那意味着“守旧”——他的书却畅销起来。新的国外出版物和专刊开始出现，他的读者人数不断扩大，加缪“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世界各地。加缪获奖之后，诺普夫出版了《西西弗神话》和他的第一部戏剧集，以及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在瑞典的演讲》。加缪这次演讲的英文译本于1958年由贾斯丁?欧博文（Justin OBrien）翻译出版，定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其他的国家除了出版一些较为浅显易懂的小说外，还冒险发表了加缪的其他作品。加缪在印度、德国、南美部分国家、日本、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同时也在苏联秘密流行开来。在美国，好莱坞也骤然兴起了“加缪热”，人们议论着要将《卡利古拉》和《鼠疫》制作成电影（由莉莲?赫尔曼和威廉?惠勒改编制作后者）还有在百老汇上演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卡利古拉》的计划（有人提议由加缪饰演主角）。明星的工作是十分耗时的，尽管它十分多彩。（惠勒最终不得不在《鼠疫》和《宾虚》之中作抉择；赫尔曼显然只得到了翻译权。20世纪60年代，吕美特执导了在百老汇上演的《卡里古拉》。）这时，在玛利亚的介绍下，加缪认识了一位戏剧经纪人米舍利娜?罗赞，因为她与彼得?布鲁克长期的合作关系，她现在可能广为人知。她不仅接管了加缪本人的许多戏剧制作计划，还承担起为改编权、版权和巡回演出而进行的各项谈判，并帮助他实现组建剧院的理想。（1959年末，布鲁克主动提出请加缪在他的电影《琴声如诉》中担任角色；加缪去世后，由让保罗?贝尔蒙多接替他出演了这个角色。“一张超凡脱俗的面孔和意想不到的个性，”与加缪见面后，布鲁克这样回忆他。）
加缪的崇拜者像他的敌对者一样，构成了他的故事的一部分。他们不仅证明了他的成功，也证明了他超乎寻常的独特魅力。苏珊?桑塔格将加缪的魅力归因于他的“道德美”，那正是诺贝尔奖所表彰的，也正是他的巴黎批评家们（那时他已称呼他们为“敌人”）所厌烦和迅速予以贬低的。加缪的道德标准，以及他坚守道德标准的愿望——他“追求高尚行为的高尚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在美国。在那里，他或多或少地逃离了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而且，美国知识界的政治斗争也不像法国那样激烈。加缪去世之后不久，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法国作家描述他在那里感受到的非同寻常的悲哀和强烈的感情时说，“与其说加缪是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作家，这并非自相矛盾，因为是公众造就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