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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理性是否只等于冷冰冰的工具理性？
早已嵌入人类文明进程的“官僚制”理论面临怎样的逻辑悖论？
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多大程度上的行为自主性？

 我们在批判官僚制、摒弃官僚制之后，如何超越官僚制？
在信任危机处处可见的今日，如何找回失落的公共行政道德？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书名：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书号：978-7-300-15954-6   
著者：张康之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7             
定价：78.00 元

◎编辑推荐
? 在本书的上篇中，作者耐心反思了在大众心目中似乎早已无可置疑的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理论，阐述了其所面对的实践困境， 并提出了官僚制的人文救治问题，试图纠正人们心目中早已默认的理性就等于工具理性而拒斥同样重要的价值理性的偏见。
? 在本书的下篇中，作者大胆畅想了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公共行政管理应该具备哪些新的要求，提出重新建构公共行政，使其进一步道德化，重视公共行政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理解行政人员所应具备的自主性，进而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
? 本书作者张康之教授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界极为知名的学者大家，著述丰富，在行政伦理、服务型政府、任务型组织、合作治理等研究领域均有独到观点，极具影响力。
? 本书初版于2002年，并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三届行政管理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上架建议：
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伦理学/社会科学

◎编辑推荐：
公共管理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高校教师；公共行政部门领导干部；相关领域研究者

◎内容简介
本书是服务行政理论的导言性作品，提出了通过价值理性的复归重建公共行政模式的新构想。全书基于现代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一线索，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反思，分析了近代以来的理性分化及其在社会建构中的表现。作者认为，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在其后的发展中分化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而在社会建构中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一切基于工具理性的社会建构中，官僚制是最为典型的范例。然而，在官僚制理论中却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悖论。本书在对官僚制以及批评和矫正官僚制的各种理论的反思中，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建构的建言，并由此逻辑地导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年生，江苏铜山县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所长，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出版了《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论伦理精神》、《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任务型组织研究》、《行政伦理学教程》、《一般管理学原理》、《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著作和教材2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办有行政伦理学精品课程网站（http://www.xzgl.net，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网站）。张康之教授近年来主要研究行政哲学和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合作治理的理论构想，并在合作治理的思想框架下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目标。

◎学者推荐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洋溢着哲学闪光，特别是在理论分析中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考察对象的根本性缺陷，并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原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将行政学、管理学、伦理学和价值哲学等学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拓展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深度，形成了新兴行政学科的研究方向，为我们深化行政哲学和行政伦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唐兴霖(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由于有着多年读书习文的经验，使我读起《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时能够有着这样一种感觉：它是一部非常大气和非常厚重的书。关于这本书，我倾向于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它将会成为一部很有影响的书，也许在未来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中，能够有幸跻身于名著之列。
——张　铭（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的特殊贡献是：对现代官僚制及其理论做了系统的批判性研究，通过理论反思，明确提出在行政改革中“超越官僚制”的对策性构想。这对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是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中国的行政伦理学研究来说，《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不仅是一部行政伦理学的著作，而且，更是一部高水平的行政学专著。
——乔耀章（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寻找》作为一部行政伦理学的开创性著作，对我国伦理学研究与行政学研究及两个领域研究的交汇都具有重要意义：既打开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伦理学视野，又使伦理学触角深入到行政领域。
——陈忠（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简要目录
 
目 录
自序：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上篇 反思
第一章 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与官僚制理论
    第一节 政治—行政二分原则
    第二节 官僚制理论
第二章 反思官僚制
    第一节 官僚制理论的统治视角
    第二节 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
    第三节 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第三章 官僚病的人文救治
    第一节 对官僚制的文化反思
    第二节 超越工具理性
第四章 合法性问题
    第一节 合法性的思维历程
    第二节 对合法性的超越
第五章 超越官僚制（一）：理论探索
    第一节 分析“经济人”假设
    第二节 政府中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吗
第六章 超越官僚制（二）：实践努力
    第一节 行政改革的追求
    第二节 公共行政的建构之路

下篇 畅想
第七章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
第一节 朝着公共行政道德化的方向
第二节 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双重向度
第八章 行政人员:道德与自主性
第一节 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
第二节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问题
第九章 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
    第一节 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
    第二节 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
    第三节 公共行政视角中的公正
第十章 政府能力的道德整合
    第一节 行政改革中的价值追寻
    第二节 提升政府能力的道德途径
第十一章 社会秩序的供给（一）
    第一节 政府与社会秩序的获得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道德化
第十二章 社会秩序的供给（二）
    第一节 在政府的道德化中防止冲突
    第二节 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路径
第十三章 畅想“以德治国”
    第一节 公共行政中的权利问题
    第二节 “以德治国”的前提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精彩书摘
自序：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节选）
（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把秩序放在首位的，而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秩序供给。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社会秩序的要求以来，政府总是扮演着秩序的供给和代表者的角色，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某种社会秩序的保证。但是，政府无论是通过统治的方式还是管理的手段去供给秩序，都表现出了对既有秩序的强化。虽然我们常常见到所谓恢复和重建秩序的提法，但实际上，则是对某种已经存在的秩序的恢复和重建，而不是对秩序的创新。政府往往希望把已有的秩序确定下来，只有当一种秩序包含着严重的危机因素，甚至危机已露端倪的时候，才会以改革的方式谋求对秩序的重建，很少有政府会做出主动建立全新社会秩序的努力。在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过程中，社会秩序最为集中地表现为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虽然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失序的问题，但一般说来，对失序状态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秩序性质的根本性改变，在很多情况下，秩序的恢复和重建都表现为在原已存在的秩序的基础上的稍加改进。当然，人类社会从某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会提出建立一种全新秩序的要求，而从现实来看，往往是通过首先恢复旧秩序然后再加以改进的方式推动秩序性质的改变的。所以，秩序的演进总是表现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与社会革命相比，它有着较强的被动性的跟进特征。从近代史的早期情况看，从统治秩序向管理秩序的过渡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一蹴而就的，管理秩序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期中建立起来的，经历了一个从统治秩序向管理秩序转变的几个世纪的渐进过程。
       总的说来，对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憧憬和描述往往是充满浪漫情怀的思想家们乐意为之的事情，而从事社会治理实践的人更倾向于在既有秩序的基础上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即使既有的秩序已经是他们无力维护的了，他们也总是满足于提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的实践者们倾向于对既有秩序的维护，才使试图打破既有秩序的力量积聚了起来，并导致了社会革命，从而突破了秩序的框架，使社会进入失序状态。但是，革命发生了，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并着手恢复和重建秩序，而恢复和重建的秩序往往又成了旧秩序的复制品。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怪圈。尽管通过社会革命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会对恢复和重建的秩序加以改进，使其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为之所承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这往往被看作是革命的成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条件下，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还应付出巨大的革命成本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我们建构全新秩序的自觉性程度决定了我们是否会为革命付出巨大成本。
       后工业化显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可以与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后工业化进程将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统治秩序在工业化完成后不再适应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的话，那么，工业社会的管理秩序在后工业化过程中也将面临遭受扬弃的命运。后工业社会必然会提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要求，这种社会秩序可能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的也不同于管理的合作秩序。今天，我们还处在后工业化的起点上，然而，各种各样的新生社会构成要素迅速涌现，许多新的社会现象都在展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前景。比如，在社会治理体系自身中，我们已经看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正在生成，正在一点一滴地打破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可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不仅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历史将走向终结，而且政府独大的局面也将失去合理性，除了政府之外，还会有许许多多社会组织承担着社会治理的责任。当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都会继续存在下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去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政府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与社会的关系、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行为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此时的政府将不再是管理型政府，更不是统治型政府，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其定义为服务型政府。
（二）
       从人类的知识积累和理性进化的角度看，现在的政府应当说能够作出自我否定的路径选择。如果说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情感改变社会而理性重塑世界的特征的话，那么，后工业化将是一个理性进程，改变现实和塑造未来的行动都应当纳入理性的范畴之中，首先应当表现为政府对理性的运用。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新的要求，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自觉地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变革。当政府自身走上了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变革的征程时，就会认真地体察社会秩序要求的性质和内容，就会创建出全新的秩序供给方式。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一种对既有秩序形成挑战的力量，所以，在如何供给秩序的问题上，会产生争议。在历史上，儒家思想的滥觞和18世纪启蒙思想的发萌，都展现出了构建新秩序的成功范例。我们需要从中去发现这两个伟大时代中的伟大思想家建构新秩序的思维路径并加以学习，而不是把他们所建构起来的任何一个秩序搬到今天来。从近些年来的情况看，有的人试图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下寻求社会治理方案，并期冀以此提供社会秩序。这是荒唐的。因为，作为中国文化典型形态的儒家思想是有着既定的生成背景的，也有着特定的适应性。也就是说，它是适应农业社会治理需要的一种文化，根据这种文化而建构起来的治理方式也仅仅适应等级身份制的社会。我们今天处处竖立孔子像，仅仅是表达了我们对古圣先贤的尊重，而不是用他的思想来设计今天的社会治理模式，除非把人类重新拉回到等级身份制的状态中去，否则，试图用儒家思想来设计治理方案的做法就会显得滑稽可笑，哪怕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控制工具来加以利用，也是荒唐和愚蠢的。打个比方，你可以把孔子像建成一座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当你在设计成孔子发髻的顶层旋转餐厅中对外环视一周后，相信在孔子像中就会发出一种感叹：“世界是平的”。面对一个“平的世界”，“礼治”如何可能？
       也有一些人要求承认近代早期启蒙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普世价值地位，就这种做法而言，如果不是出于依附工业社会某种话语霸权的愿望，那就是非常幼稚的。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某种主导性的价值，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极力到古希腊那里去寻求某些素材来证明启蒙思想某些原则的普世价值，但是，希腊后期以及整个中世纪的历史状况却不予支持。如果工业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的话，那么，启蒙思想中的那些原则又如何具有普世价值呢？基于启蒙思想的那些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又怎么会具有永恒意义呢？事实上，工业社会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顶峰，正在受到澎湃激荡的后工业化浪潮的冲刷，启蒙思想的历史使命正在走向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承认启蒙思想中的那些原则的普世价值将意味着什么呢？工业社会的秩序模式正在失去其价值，所谓“普世价值”的幻影正在破灭，后工业化必将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必将在新的价值的基础上建构全新的世界。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则要求政府率先去发现这种新的价值，并根据这种价值去实现对自我的重建。一旦政府成功地完成了自我重建的任务，它所供给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一种全新的秩序。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政府的自我否定不仅是一个自我重建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对社会加以重建的问题，政府的秩序供给所包含着的恰恰是一个塑造什么样的社会的内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行政改革来看，从属于效率目标的管理行政正处于一个解构的过程中，但是，基于近代传统的观念却成了政府改革的限制性因素，严重地束缚了改革中的创新举动。因而，人类的生活境遇不仅没有在改革中看到优化的迹象，反而在风险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我们知道，管理行政模式被设计出来的时候，所遵从的是合理性原则，在制度安排、组织结构和运行程序上，都是可以实现科学化的，而且总是朝着理想的技术标准努力，即使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使管理行政出现了不适应的问题，也总是可以在技术追求中得到解决的。
       20世纪后期以来，技术进步确实提振了管理行政的信心，一股新的技术迷信风潮正在蔓延。但是，技术进步无益于行政人员道德水平的提升，不仅不能够使政府在社会道德文明的进步中发挥主导作用，反而在政府内部无法避免掌握行政权力的那些行政人员的腐败和堕落。管理行政表现出行政行为主体的道德品格与他们的行政行为的分离，他们的行政行为总是以其行为体系的制度、组织结构、权力作用方式等等而定。应当说，管理行政的官僚制设计本身就留下了道德空场，它让那些秉公苦干、朴实无华的人得不到重视，却让那些吹牛拍马、圆滑投机者屡屡升迁，它的组织结构的层级制日益助长瞒上压下，它的组织机构的部门化使擅长于争功诿过的人总是站在功绩制的浪尖上。由此，社会则在管理行政的技术追求中一步步地走向了风险状态。
       管理行政所丧失的，恰恰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些最为根本性的内容，在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中，应当是管理行政中所丧失的一切伦理精神的复归。统治行政中的礼法治理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历史陈迹，任何对它加以复活的努力都是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效的，而且任何这类行为都是错误的，甚至会显得极其荒诞、滑稽。但是，统治行政的伦理精神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可以在新的时代潮流中加以洗涮和再利用的。管理行政的式微和服务行政的兴起，将是伦理精神再度张扬的起点，人类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仅社会治理将奠基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而且全部社会生活都将在伦理精神的普照之光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