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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古代哲学（上下）（方立天文集 第九卷）             
书号：978-7-300-15688-0
著者：方立天       
责任编辑：符爱霞
成品：155*235 页数：1036
纸张：70克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本卷定价：168.00元  全套定价：860.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著名佛教哲学家方立天教授毕生力作
读大家学术，体会生命智慧的升华，感受精神品格的净化

◆ 读者定位
1、佛学研究者
２、中国哲学研究者
3、对佛教有兴趣的读者
◆ 作者简介

方立天，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1984年特批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专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等，其中《佛教哲学》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05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哲学（上）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从哲学角度探讨天道和人道诸重大问题的思想，也就是从人的生命、人的属性和人的价值，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几个基本方面出发，去追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论、人生理想观、历史观等问题。对于每一哲学问题的本末源流、发展演变，作了详细明晰的论述。
　　中国古代哲学（下）沿着上书的思想脉络，围绕闻道之方，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名实观、知行观和真理观等认识论内容。本书还结集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文章27篇，分别叙述了先秦哲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和隋唐哲学，阐述了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的内在关联、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以及对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与作用的评价。

◆ 简要目录
目　　录
中国古代哲学（上）
　　前言
　　第一章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宇宙生成论
　　一、史伯的“五行”杂以成百物的命题
　　二、老子的“道”生天地万物说
　　三、《管子?心术》等篇的“精气”化生万物的思想
　　四、《周易大传》的“太极”化生论和图式论
　　五、惠施的“小一”观念
　　六、《吕氏春秋》的“太一”说
　　第二节两汉三国时代宇宙生成论
　　一、《淮南子》的“虚廓生宇宙”说
　　二、董仲舒的天神主宰和阴阳五行运转的宇宙模式
　　三、《易纬?乾凿度》的天地起源四阶段说
　　四、王充的天地合气生物说
　　五、《太平经》的“元气”与“三统共生”说
　　六、杨泉的“成天地者，气也”的命题
　　第三节隋—清时代宇宙生成论
　　一、吉藏的“八不缘起”说
　　二、柳宗元、刘禹锡的元气自然论
　　三、道教的“混元”说
　　四、邵雍的象数化宇宙模式
　　五、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六、王安石的“五行”生成万物的思想
　　七、吕坤的气形论
　　八、戴震的气化流行说
　　结语
　　第二章中国古代本体论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本体论
　　一、老子的“道”为“天地根”说
　　二、《管子?水地》篇的水为万物本原说
　　三、《周易大传》的道器论辨正
　　四、《庄子》的“本根”论
　　第二节汉魏晋时代本体论
　　一、《淮南子》的“道”是“虚无”说
　　二、王弼的“贵无”论
　　三、裴的“崇有”论
　　四、郭象的“独化”论
　　五、葛洪的“畅玄”说
　　六、僧肇的“不真空”论
　　第三节隋唐时代本体论
　　一、智的“一念三千”说
　　二、玄奘、窥基的“唯识”论
　　三、法藏的理事说
　　四、慧能的“自心显万法”的思想
　　五、宗密对儒、道、佛三家本体论的总评判
　　六、良价、本寂的“曹洞五位”说
　　第四节宋元明清时代本体论
　　一、张载的“太虚即气”论
　　二、二程的“天理”观
　　三、朱熹的“理为气本”说
　　四、陆九渊的“心即理”的命题
　　五、王守仁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
　　六、王廷相的“气者造化之实体”和“气为理本”说
　　七、黄宗羲的“心即气”说
　　八、方以智由“气论”向“心论”的转变
　　九、王夫之的“气者理之依”和“天下惟器”的学说
　　结语
　　第三章中国古代时空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时空观
　　一、《尸子》的“宇”“宙”界说
　　二、《庄子》的“宇宙”观念
　　三、《墨经》的“宇徙久”的命题
　　第二节汉唐时代时空观
　　一、扬雄的“阖天”“辟宇”观念
　　二、张衡的“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命题
　　三、《列子?汤问篇》的时空“有极”、“无极”思想
　　四、僧肇的时间“不真”、“不迁”说
　　五、法藏的时空“圆融”说
　　六、柳宗元的天“无中无旁”的命题
　　七、刘禹锡的“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的命题
　　第三节宋元明清时代时空观
　　一、邵雍的天地有生灭，宇宙无始终的思想
　　二、邓牧的天地之外复有天地的思想
　　三、王廷相的空间“有穷”“无穷”矛盾说
　　四、方以智的“宙轮于宇”的论点
　　五、王夫之的“宇宙者，积而成久大者也”的命题
　　结语
　　第四章中国古代常变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常变观
　　一、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
　　二、《周易大传》的变化日新的思想
　　三、战国后期辩者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等命题
　　四、《庄子》的“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观点
　　五、荀子的“天行有常”和“积微者著”的思想
　　六、韩非的“常”“变”标准观和“质”“量”统一观
　　七、《吕氏春秋》的“圜道”观
　　第二节汉唐时代常变观
　　一、董仲舒的“应天之变”和“变不易实”的思想
　　二、扬雄的变化九段说
　　三、王弼的静本动末的思想
　　四、僧肇的“物不迁论”
　　五、范缜的“”变与“渐”变的观念
　　六、刘禹锡的“数”和“势”的观念
　　七、《道教义枢》的“动寂义”
　　第三节宋元明清时代常变观
　　一、周敦颐的“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两类动静说
　　二、张载的“化”和“变”两种形式说
　　三、王安石的“新故相除”的命题
　　四、程颐的“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的命题
　　五、朱熹的理主动静和“渐化”、“顿变”的思想
　　六、王廷相的“道有变化”和“不可骤变”说
　　七、王夫之的“动静互涵”和“参变知常”的学说
　　结语
　　第五章中国古代矛盾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矛盾观
　　一、伯阳父的阴阳对立观念
　　二、史伯的“和”、“同”思想
　　三、史墨的“各有妃(配)耦”的论点
　　四、老子的正反互转的学说
　　五、孔子的“中庸”观念
　　六、《管子》的“至则反，盛则衰”的观点
　　七、孙武的“知彼知己”和“奇正相生”的思想
　　八、《周易大传》的阴阳刚柔说
　　九、《中庸》的“时中”、“用中”观念
　　十、惠施的同异思想
　　十一、庄子的“道通为一”说
　　十二、公孙龙的“二无一”的命题
　　十三、荀子的“分”、“合”、“和”的观念
　　十四、韩非的矛盾和不可两立的思想
　　第二节汉唐时代矛盾观
　　一、《黄帝内经》的辩证整体观
　　二、董仲舒的“凡物必有合”和“阴者阳之合”的思想
　　三、扬雄的不极不反，极则必反的思想
　　四、郭象的差异观念
　　五、法藏的“事事无碍”说
　　六、柳宗元的阴阳“自斗”说
　　第三节宋元明清时代矛盾观
　　一、邵雍的“一分为二”法
　　二、张载的“两一”学说
　　三、王安石的“耦之中又有耦”的思想
　　四、二程的“无独必有对”和“物极必反”的观点
　　五、朱熹的“一个包两个”的思想
　　六、方以智的“二而一，一而二。
　　分合，合分”的学说
　　七、王夫之的“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的学说
　　结语
　　第六章中国古代形神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形神观
　　一、孔子的怀疑鬼神的思想
　　二、《管子?内业》等篇的“思”“知”起源于
　　“精气”说
　　三、墨子的“明鬼”论
　　四、《庄子》内篇的形变而神不死说
　　五、荀子的“形具而神生”的命题
　　第二节两汉时代形神观
　　一、《黄帝内经》的五脏藏精神说
　　二、《淮南子》的“神主形从”说
　　三、司马迁父子的“神本”论
　　四、桓谭的“人死如烛灭”的学说
　　五、王充的“生无不死”和“死不为鬼”的思想
　　六、《太平经》的“形神常合”和“守气”“守神”说
　　第三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形神观
　　一、杨泉的“人死无遗魂”的观点
　　二、葛洪的形神俱不灭的思想
　　三、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
　　四、梁武帝萧衍的“神明”观念
　　五、范缜的“神灭”论
　　第四节隋—清时代形神观
　　一、隋—清时代形神观在相对沉寂中缓慢发展
　　二、张载的神鬼观念
　　三、程朱的鬼神说
　　四、熊伯龙的无鬼论
　　五、方以智的“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的命题
　　六、王夫之的“形、神、物三相遇而发知觉”
　　和“鬼神在我”说
　　七、王清任的“脑髓”说
　　结语
　　第七章中国古代人性论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人性论
　　一、孔子的“性相近”的观点
　　二、告子的“性无善恶”论
　　三、孟子的“性善”论
　　四、《庄子》的人性自然论
　　五、荀子的“性恶”论
　　第二节两汉时代人性论
　　一、董仲舒的“性有贪仁”和“性分三品”说
　　二、扬雄的“性善恶混”的命题
　　三、王充的气决定性和善恶“在于教”的思想
　　四、荀悦的“形神为性”和“情不独恶”的观点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时代人性论
　　一、诸葛亮的“知人性”说
　　二、刘的“禀阴阳以立性”的思想
　　三、王弼的“性其情”说
　　四、钟会关于“才性四本”的总结
　　五、郭象的“安其天性”和“仁义是性”的观点
　　六、竺道生的“佛性”说
　　第四节隋唐时代人性论
　　一、慧能的“净性自悟”说
　　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
　　三、李翱的“复性”说
　　四、宗密的“本觉真心”说
　　第五节两宋时代人性论
　　一、邵雍的“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的观点
　　二、周敦颐的“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的命题
　　三、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学说
　　四、王安石的“性本情用”和“性无善恶”的思想
　　五、二程的“天命之谓性”和“生之谓性”的观点
　　六、朱熹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学说
　　七、陆九渊的“本心无有不善”的命题
　　第六节明清时代人性论
　　一、罗钦顺的“性必有欲”的思想
　　二、王守仁的“无性气之分”和“性无善无恶”说
　　三、王廷相的“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的命题
　　四、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说
　　五、颜元的“非气质无以为性”的命题
　　六、戴震的“欲、情、知”说
　　结语
　　第八章中国古代人生理想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人生理想观
　　一、老子的“无为”说
　　二、孔子的“仁”学
　　三、墨子的“兼爱”思想
　　四、《周易大传》的“与天地合德”思想
　　五、《大学》的“止于至善”说
　　六、《中庸》的人道原于天道的思想
　　七、孟子的“仁义”学说
　　八、《庄子》的“逍遥”论
　　九、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和人定胜天的学说
　　第二节汉唐时代人生理想观
　　一、董仲舒的“人之命在天”和“三纲”“五常”说
　　二、王充的人生命定论
　　三、徐的德艺兼备论
　　四、阮籍的“至人”观和嵇康的“神仙”说
　　五、《列子》的享乐主义和力命论思想
　　六、道教的“长生不死”和“得道成仙”说
　　七、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和慧远的因果报应论
　　八、何承天的人高于禽兽的思想
　　九、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
　　第三节宋元明清时代人生理想观
　　一、邵雍的人“当兆物之物”说
　　二、周敦颐的圣人观
　　三、张载的“民胞物与”的学说
　　四、程颢的“与物同体”的命题和程颐的“与理为一”
　　的思想
　　五、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
　　六、陆九渊的明心自立说
　　七、王守仁的“致良知”说
　　八、王夫之的“尽人道而合天德”的学说
　　九、颜元、李的“践形以尽性”的思想
　　十、戴震的达情遂欲论
　　结语
　　第九章中国古代历史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历史观
　　一、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
　　二、孔子的“民无信不立”和“百世可知”的思想
　　三、《管子》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
　　四、商鞅的变法观念和三世说
　　五、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六、荀子的“明分使群”论和“法后王”说
　　七、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
　　八、《礼运》的“大同”社会和“小康”之世说
　　九、韩非的“变古易常”说和人口论
　　0第二节两汉时代历史观
　　一、陆贾的圣人史观
　　二、贾谊的“民者，万世之本”的命题
　　三、《淮南子》的分不均则争和时势造圣贤说
　　四、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
　　五、司马迁的“利”的观念和“忠、敬、文”循环论
　　六、王充的“昌衰兴废皆天时也”的思想
　　七、仲长统的“人事为本”和“乱世长而化世短”
　　的观点
　　第三节魏晋—隋唐时代历史观
　　一、刘的英雄史观
　　二、王弼的“治众者至寡者也”的命题
　　三、刘知几的“成败以人事为主”的思想
　　四、韩愈的“圣人立教”说
　　五、吕温的“人文化成”论
　　六、柳宗元的“生人之意”观
　　第四节五代—明清时代历史观
　　一、谭峭的“民事之急，无甚于食”的命题
　　二、李觏的“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学说
　　三、邵雍的“元、会、运、世”循环论和
　　“皇、帝、王、霸”退化论
　　四、司马光的“君心”决定论
　　五、王安石的“归之太古，非愚则诬”的观点
　　六、朱熹的“王霸之辨”和“义利之辨”
　　七、陈亮的气数论和王霸杂用说
　　八、王廷相的“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的思想
　　九、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论
　　结语
　　中国古代哲学（下）
　　第十章中国古代名实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名实观
　　一、老子的“无名”论
　　二、孔子的“正名”说
　　三、《管子》的“因形定名”的观点
　　四、墨子的分别“名”“取”的思想
　　五、公孙龙的“名实论”
　　六、《庄子》的“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的观点
　　七、后期墨家的“以名举实”和“名：
　　达、类、私”说
　　八、荀子的“制名以指实”的学说
　　九、韩非的“形名”说
　　第二节汉—南北朝时代名实观
　　一、董仲舒的“深察名号”说
　　二、徐幹的“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的
　　命题
　　三、王弼的“忘言忘象”说
　　四、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五、《尹文子》的形名“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的
　　思想
　　六、竺道生的“忘象息言”说
　　七、僧肇的“假名”论
　　八、《刘子新论》的“名实俱正”说
　　第三节唐—清时代名实观
　　一、刘知几的史学正名论
　　二、傅山的“实在，斯名在”的命题
　　三、方以智对先秦名辩思想的批评
　　四、王夫之对“知实不知名”和“知名不知实”
　　两种倾向的批判
　　结语
　　第十一章中国古代知行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知行观
　　一、《左传》和《古文尚书》的“知易行难”的观点
　　二、老子的“无知”、“知常”和“不行而知”的思想
　　三、孔子的“生知”、“学知”和“闻见”、“重行”的
　　思想
　　四、墨子的“知”源于“耳目之实”和
　　“知足以举行”的观点
　　五、孟子的“良知”说
　　六、《庄子》的“不知”、“弗知”、“去知”的学说
　　七、后期墨家的“循所闻而得其意”说
　　八、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的学说
　　九、韩非的“缘道理”说
　　第二节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行观
　　一、董仲舒的“察身以知天”和“知先规而后为之”
　　的思想
　　二、《淮南子》的“循理而举事”的观点
　　三、王充的“实知”说
　　四、郭象的“以不知为宗”说
　　五、慧远的“禅智并重”的思想
　　六、竺道生的“顿悟”说
　　七、僧肇的“般若无知”论
　　第三节隋唐时代知行观
　　一、智的“止观双修”说
　　二、慧能的“无念为宗”思想
　　三、李翱的“知本无有思”的观点
　　四、义玄的“四照用”说
　　第四节两宋时代知行观
　　一、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学说
　　二、程颢的“以心知天”和程颐的“以知为本”的
　　思想
　　三、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和“知先行后”说
　　四、陆九渊的“易简工夫”
　　五、叶适的“内外交相成之道”的命题
　　第五节明清时代知行观
　　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
　　二、王廷相的“知行并举”的思想
　　三、陈确的“知行无穷”的观点
　　四、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的学说
　　五、颜元的重“习行”的思想
　　六、戴震的“血气心知”说
　　结语
　　第十二章中国古代真理观
　　引言
　　第一节先秦时代真理观
　　一、墨子的“三表”说
　　二、庄子的“不谴是非”说
　　三、后期墨家的“以言为尽，”和“志行，
　　为也”的命题
　　四、荀子的“贵有符验”和“解蔽”的学说
　　五、韩非的“参验”说
　　第二节汉唐时代真理观
　　一、董仲舒的“名顺于天”和“引名”说
　　二、扬雄的“无验而言之谓妄”的命题
　　三、王充的“效验”和“证验”说
　　四、嵇康的求知“不以己为度”的观点
　　五、郭象的“任天下之是非”的思想
　　六、佛教的“如实智”说和吉藏的“四重二谛”说
　　七、玄奘、窥基的“转识成智”说
　　八、刘禹锡的“法”与“是非”的观点
　　第三节宋元明清时代真理观
　　一、张载的“共见共闻”和“断事无失”说
　　二、朱熹的“合内外之理”的思想
　　三、叶适的“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
　　事物而后不谬”的命题
　　四、王守仁的“是非只是个善恶”和“良知是自家
　　底准则”的思想
　　五、李贽的“是非无定质，无定论”说
　　六、王夫之的“道之无穷而知能有限”和“力行
　　而后知之真”的学说
　　七、颜元的“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的命题
　　八、戴震的“同然”论
　　结语
　　先秦哲学：中国古代睿智之光
　　先秦哲学与人类生存智慧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
　　——论中国前期专制社会中官方哲学的演变
　　略论汉代经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
　　王充的战斗精神
　　——读《论衡》
　　《白虎通义》与封建等级制
　　魏晋玄学的范围、主题和分期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哲学
　　隋唐时代的哲学
　　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
　　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
　　中国古代对立统一思想简论
　　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真理标准观
　　中国哲学史中的佛学影响
　　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
　　评唯心主义在认识史上的作用
　　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历史观的基本错误和合理因素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历史观的合理因素
　　儒家人生哲学简论
　　中国古代哲学的“性情”范畴
　　中国古代形神论二题
　　理与欲
　　再论墨子“三表”说的性质问题
　　桓谭评传
　　贾思勰的朴素唯物主义真理观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论
　　弘扬陈亮的精粹思想
　　
　　
◆ 上架建议
哲学  佛教哲学  佛教

书摘
总序
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2011）9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
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集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
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走回头路了。
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
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3—1992）的整理工作，并对有的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
在若干个案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
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
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
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 “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已！
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

2011年12月8日初稿，19日定稿

中国古代哲学(上)
前言
　　
　　中国古代哲学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自先秦始，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以至清代。如果自春秋初年，即从公元前770年算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共为2 600多年。其间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还包括各个历史阶段其他的大量的哲学理论。学派林立，内容丰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众多卓有成就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如管仲、老子、孔子、墨子、孟子、惠施、庄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董仲舒、扬雄、桓谭、王充、王弼、向秀、郭象、裴、葛洪、僧肇、道生、范缜、智、玄奘、窥基、慧(惠)能、法藏、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宗密、邵雍、周敦颐、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罗钦顺、王守仁、王廷相、李贽、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颜元、李、戴震等，群星灿烂，蔚为壮观。他们的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波澜壮阔的哲学画面和思想图景。中国古代哲学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世界哲学之林中颇具特色的、影响深远的一个哲学类型。
　　本书的编写就是试图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选取出若干重要问题，列为十二个专题，设十二章，进行历史的纵向叙述，着重介绍历代有关哲学家对于哲学问题的基本论点，重要哲学问题的历史演变，借以清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轨迹，并初步作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理论概括。
　　二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系统学说，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和根本看法。所以，哲学的内容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对于自然界的总看法叫做宇宙观也有人把宇宙观和世界观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的。“世界”是佛教传来的名词，“宇宙”是中国固有的名词，其意义主要是指时间和空间。，也叫自然观；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生活的系统看法，叫做人生观，若果同时注意它的演进，就叫历史观；对于人类认识的研究叫做认识论，其中也包括了方法论。总起来称为世界观。世界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自然观，广义则是上述三方面的总称。以上名称多是外国或近代的用语，如自然观就是恩格斯首先运用的，他第一次把自然、社会和思维并列起来阐明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内容。这些哲学内容，中国古代同样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以它独特的民族形式表述了有关这些方面的丰富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并没有“哲学”这个名词“哲学”，语源于古希腊文，是“爱智”的意思。我国原先有译作“玄学”或“理学”的，因易和我国历史上“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相混淆而产生误解，所以又据日本的译文译作“哲学”。日语“哲学”则又是根据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哲，智也”一语翻译的。，只有“哲人”的名称。那时关于“道”的学说，实际上就是哲学。《庄子?天下篇》所谓“道术”，北宋时代讲的“义理之学”和明清之际方以智说的“通几”，其意义大体都和哲学相当。“道术”的范围是“天道”和“人道”。“天道”的学说，是就宇宙的总体、根本和构成等方面立论的。与“天道”学说相应，古代西方称为“后物理学”，我国译作“形而上学”(指关于宇宙的整体和本原的学说，非指与辩证法对立的孤立的、静止的方法)。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常又分为本体论和宇宙论两部分，前者分世界事物为本体和现象两方面，以本体为真实，现象为虚幻，后者讲宇宙的构成和演变。我国古代天道观也同样包含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即关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学说。与天道观密不可分的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对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运动和静止的问题，以及运动的根源等问题也都有所论述。所谓“人道”的学说，是就人本身和人类社会立论的，主要是讲人生的意义、理想，人的性质以及道德的起源和标准等问题，称为人生哲学，包括人生观和人性论。古代哲学家也论述形神关系，即关于人的生命问题，这既和本体论有关，也可归属于人道的一部分，而且又和认识论密切相连。人道问题，还包括探讨人类历史的学说，即社会历史观。西汉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自述著书目的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际”，即关系。“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的关系。“通古今之变”，即通晓了解历史演变的过程。这也就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社会的根本原理。这是对先秦以来道术范围的基本概括。自西汉以后，中国古代哲学仍然是沿着探究“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轨道前进的，直至清代戴震依然以“天人之道”为“义理之学”即哲学的主要内容。
　　对于天道和人道有一个如何才能认识的问题。《庄子?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知人”就有一个求知之方的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名实关系、知行关系和真知问题都有论述，涉及了认识的对象、起源、方法、过程、标准和目的等一系列问题。
　　从天道和人道的学说以及闻道之方三个方面展开，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问题大约包括：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论、人生理想观、历史观、名实观、知行观和真理观。当然，中国古代哲学问题是众多而复杂的，还可以分列出若干其他问题，但比较重要的是上述这些问题。上述这些哲学问题，组合成本书的总体架构。
　　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并非彼此互不相干，而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其中有些问题的内容甚至是互相交叉的。各个哲学问题彼此关联、互相结合，形成为一个统一而又对立的整体，构成古代哲学的基本内容。本书分列为十二个专题，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还应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古代一些哲学问题内容的多重性，本书对于个别重要而具多重含义的资料，分列于不同的哲学问题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述，以保持有关哲学问题的历史性和完整性。
　　中国古代哲学问题有其思想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不是哲学思想自身的孤立发展、逻辑范畴自身的抽象推演，它有其深厚的物质根源、客观根据，这就是社会实践。古代的社会实践为古代哲学问题的发展提供了材料和条件，也提出了需要和任务(包括阶级、阶层、集团的需要和任务)，从而决定着哲学问题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只有深刻揭示古代哲学问题发展的根本原因，才符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本书以此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限于篇幅，对于古代的生产斗争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及其成果，没有详加介绍和论述，也没有详尽地揭示这些实践和知识与哲学问题的联系，这也是应当加以说明的。
　　三
　　本书编写的直接缘起和过程是，198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确定我为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讲授“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课程，我考虑学员们从事哲学原理的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建议改为讲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课后着手修改讲稿，经过约一年半的时辍时续的加工、补充和整理，得以定稿，并改题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本书的问世，是和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石峻教授为我反复酌定全书的框架，石先生对每章的细目都具体地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张先生还欣然提笔作序，给我以亲切的鼓励，对于两位长者的热心扶植，衷心铭感，谨此致谢。本书在体例的安排、资料的选用、观点的敲定等方面，都直接参考了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的重要成果，在此要特别申明；至于援引其他时贤的创见，则随文注明。
　　当我即将初步完成本书改稿之际，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大典，心情格外兴奋。若果本书能为祖国的学术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为振兴中华而贡献其绵薄，那就是对我的莫大鼓舞了。本书涉及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挂一漏万，分析失当，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哲学界、中国哲学史界读者的批评和指教，以使本书获得继续改进和不断提高的机会。第一章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第一章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引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恩格斯不仅首次提出了自然观这一用语，而且对唯物主义自然观作了明确的界说。从恩格斯的论断可知：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界的总看法。
　　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包罗万象的物类、千变万化的现象，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时的变迁，花卉草木的荣枯代谢，禽兽虫鱼的奇纹异彩，以至牝牡男女的异同等，引起了无限的兴趣和思索。又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便产生了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要求。随着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和各类知识的逐渐积累，在哲学理论上，古代哲学家对自然界的研究和认识，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宇宙的起源和结构，以及宇宙变化的过程。这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或宇宙生成论。日本译为生成论。它包括宇宙起源论和宇宙发展论的内容。这方面后来也日益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即万物以什么为本原、本性、本质的学说。这相当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日本译为存在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就是运动着的物质本身，不承认它的后面另有什么本体。“本体”、“本体论”，我们现在已基本上不用了。但是今天仍然保留“本原”、“根源”的概念，仍然使用“实体”与“作用”、“本质”与“现象”的范畴。而且在以往历史上，哲学家对宇宙万物的本体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探讨，对本体和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研究，“本体”范畴起过显著的历史作用。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仍沿用“本体论”这一用语。这样我们对中国古代自然观即天道观，也就首先着重从宇宙论和本体论两方面来论述。
　　宇宙的起源和宇宙的本原问题是紧密联系着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两者很难区分。在某些哲学家那里这两方面的思想也是结合着的。有些哲学家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并不平衡，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而在另一方面则比较单薄，为了便于叙述，我们着重论述其主要方面，兼及次要方面。而在两个方面都有丰富而重要的思想的，则分别叙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