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Files/XXGL/2012/9/人大社12年9月新书快递22-《自我分析纲要》.doc

书名：《自我分析纲要》
作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著
刘晖/译
责任编辑：刘汀
书号：978-7-300-16146-4
成品：130*183      页数：140
纸张：胶版纸
装祯：假精装
定价：25.00元
出版时间：2012-08

? 宣传语
?不是传记，而是一段学术化的人
◆ 本书卖点

★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对自我的深入剖析
★高深的理论和世俗的人生纠缠交织
◆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现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早在1972年布尔迪厄就已出版了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实践理论概要》，1975年布尔迪厄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杂志，198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实践的逻辑》，这部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1990年，布尔迪厄80年代末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座内容《反观社会学的邀请》则发表于1992年。布尔迪厄的国际性学术影响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上升的，进入90年代后非但势头未减，而且后劲十足。

◆ 内容简介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描述了五十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他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从事的调查，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最终提出对自身的知识筹划的社会学解释：他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

◆ 简要目录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译后记

◆ 上架建议
__散文_社会学___

书摘
出版社按语

社会学分析排除心理学，几个情绪变化除外。
——皮埃尔?布尔迪厄，《备课笔记》

布尔迪厄的这部著作撰7写于2001年10月到12月间——但他多年以来致力于此并深思之，他尤其要思考适于赋予它的形式——，这部著作始于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课程，是按照《科学的科学与反思性》最后一章的一个（扩充的、修订的）新版本来设计的。而且，为了表明两部著作之间的连续性，他采用了相同的标题：“自我分析纲要”。他决定让这本书首先在德国出版*，尽管他曾考虑把它重新拿来并加工成法文版。我们选择出版此书的德文版，仅仅补充了几个目录注释，以供明确参考。Ein Soziologischer Selbstversuch,Francfort,Suhrkamp,2002
如同（1982年）布尔迪厄以反思8性很强的《关于课程的课程》进入法兰西学院那样，他决心让自己服从反思性的运用，以此作为最后的挑战，完成最后的课程。在他作为研究者的整个一生中，他都把反思性的运用当成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之一。
他知道，把自身作为对象可能带来这样的危险，即他不仅会被谴责为自满，也会为所有这些人提供武器，他们只等着一个机会，以便否定并正好以他的位置和他的轨迹的名义否定他的社会学的科学特点，他们看不到，反思性的运用长久以来被确立为一种科学性工具。这个方方面面自相矛盾的计划体现的远远不是炫耀行为（“督促读者思索为什么要读这个”，布尔迪厄在他的备课笔记中说），而是研究者与他关于科学真理的观念达成最终一致的全新举动，以及通过相当克制的自省（“我把最客观的分析用来为最主观的服务”，他评论这部著作时还写道），为全部著作中陈述的主张之科学特点提供一种最终保证的意愿。
我们看到，他有理由担9心它可能被恶意使用。他在从前的一个版本中说：“这不是自传。我禁用这种体裁，不仅因为我揭示（露）了传记的幻想；它还让我极为反感，掺杂着恐惧的厌恶导致我泼许多‘传记作者’的冷水，这种厌恶源自我认为正当的理由。”
2003年12月

一
我不想迎合体裁，关于自传这种体裁多么俗套而又虚幻，我说得够多了。我只想尝试着集中并透露一种自我社会分析的几个因素。我不掩饰我的某些担忧，这些担忧远远超出对被误解的惯常恐惧。其实，我感到，特别由于我在社会空间中行程广泛，以及这种行程连接但不加以调和的诸社会世界在实践中的不相容，我不能保证——因为远远无法肯定我自己借助社会学工具是否达到了这一点——读者能以在我看来适宜的目光看待我将要展现的经验。
通过采取分析者的视角，我被迫（并使自己有理由）抓住所有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解释和理解所必要的特征，而且仅仅是这些特征。但是，我远非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试图强迫别人接受我的阐释，并由此产生一种封闭作用。我试图把这种尽可能诚实地陈述的经验，交付批判的对比，就像涉及无论其他什么对象那样。我非常清楚，我的历史的所有时刻，尤其是我在研究方面所采取的不同立场，都经由这个视角并无论如何合宜地按照“慈善原则”得到分析，这些时刻和立场可能显得恢复了其社会学必然性，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得到了证明，以及无论如何都显得比实际上更理性甚或更系统和更合理，仿佛它们出自一个从一开始就有自我意识的计划。但是我知道并且丝毫不掩饰这一点，即事实上，我只是逐渐地发现指导我的实践的原则，即使在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我的“选择”并不真正是无意识的，它们尤其体现在往往无关联的智识拒绝和反感中，而且它们很迟才以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风行一时的对萨德的崇拜曾引起我的极度厌恶，巴塔耶式或克洛索夫斯基式的性事观念仅在1994年《社会科学研究杂志》探讨“身体的交易”那一期才得到最初的表达）。也许因为我过分投入到我的研究工作和我主持的团队中，顾不上看我的四周；也许因为我要做的事太多，无法把我如此需要的一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或批判我周围那些在法国或外国、在社会科学或哲学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人。我对他们一向是不大看重的，也许我在针对不属于我的问题的知识分子讨论中是相当笨拙和不受欢迎的\[我对与哈贝马斯的一次会面保留了一段好坏参半的回忆，这次会面当然是非常热情的，是德雷福斯（Dreyfus）和拉比诺（Rabinow）在巴黎安排的\]，我趋向于一往直前，有点听其自然，我只是逐渐地，几乎总是以追溯的方式——尤其在国外短暂停留时——开始明确我与哈贝马斯、福柯或德里达的“区别”。今天人们经常向我问到他们，然而他们在我的研究中，比西考莱尔（Cicourel）、拉博夫（Labov）、达恩顿（Darnton）、梯利（Tilly），以及其他许多在知识或传媒领域不知名的历史学家、人种学家或社会学家，出现得少得多，而且更不重要。毕竟，我可以在解释自己和理解自己的努力中，依靠对自己的客观化片段，把这些片段留在整个研究过程的路途上。在这里，我将尽力深化它们，并把它们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