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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书号：978-7-300-16467-0
著者：杨念群      
责任编辑：王鹏 符爱霞
成品： 32开    页数：660
纸张：70克晨鸣胶
装帧：精装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定价： 79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经典之作
? “新史学”研究典范，“情境化写作”佳作
? 深刻剖析“东亚病夫”称谓的隐喻和变革动力

◆ 读者定位
1、新史学研究者
2、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
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 简要目录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第一章救不了灵魂的医生
“医务传道”理念的起源与分歧
新殖民逻辑与“医务传道”的规模化
医院作为福音传播的空间
沧州个案
“余先生”的故事
修复身体还是救赎灵魂？
灵魂拯救为什么总是失望大于希望？
内心冲突的世俗根源
第二章对陌生空间的恐惧与接纳
□ 重设内与外的边界
“采生折割”：官方与民间的想象
反教话语的制作
谣言传播与教堂空间
□ 病人是怎样委托给外人的？
医院与“委托制”
慈善组织与“医院”的区别
大树底下动手术
恐惧感的消散
□ 对非常状态的控制
疯人禁锢史
虚拟的家庭
疯癫治疗与地方政治
第三章“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
□ 从“话语”到“制度”
舆论先行
“警”与“医”：分分合合的轨迹
什么是 “医学的国家化”
社会服务理念的诞生
□ 从“临床医学”到“地段保健”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
别样的“圈地运动”
“兰安生模式”
医疗空间与地方自治
第四章现代城市中的“生”与“死”
□ 从生到死：空间仪式的传统表现
“吉祥姥姥”与“阴阳先生”
“添盆”和接生口诀
“洗三”的含义
死亡控制的时空技术
“出殃”与社会秩序
□ “街道政治”：生死场中的抗拒与变迁
生命的档案化
“调查员”取代“阴阳生”
死亡监控的训练
旧产婆洗心革面
训诫范围的扩大化
□ “产婆”档案中的多重声音
进入刑侦报告
产婆印关氏
徐小堂喊告
三种不同的声音
□ 阴阳生：徘徊于法律与医学监控之间
警察视野中的阴阳生
杨如平陈说断案隐情
误诊的秘密
取缔与抗辩
一种职业的没落
第五章乡村医疗革命：社区试验
□ “白大褂”如何下乡？
从兰安生到陈志潜
乡村的“社会实验室”
“成本”决定一切
三级保健：“在地化”训练的探索
□ “巫”与“医”的现代之争
“巫”还是“医”：经济的考量
“效力”的较量
“社区医学”与乡村社会
第六章追剿“巫医”
□ “巫医”与民间宗教秩序
从“俗凡”到“神圣”
“瞧香”与“顶香”
□ “坛仙”的空间安排
不安分的“坛仙”？
“王奶奶”的故事
乡民眼中的“神谱”
“催香火”与“地方感”
□ 灵验决定一切
“四大门”喧宾夺主
“狐仙街”
□ “顶香看病”与社会秩序
村庄里的神秘医术
“香头”与村庄生活
□ 在城与在乡：“巫医”的移动与控制
一个捕捉“游医”的地方案例
作为移民的“香头”
“巫医”还是“中医”？
□ “地方感”为什么消失了？
以“卫生”的名义
现代习俗改良的背后
巡警?媒体?疾病分类
第七章中医自救面面观
渗透着家庭感觉的空间
“聪明的流氓”
数字中显示的传统医疗网络
□ 1929年：中医成为“社会医学”的救治对象
什么是中医“存”与“废”的关键？
西医拥有“政治正确性”
□ 最后抵抗的逻辑
以守为攻
屈服
□ 插曲：对“公医制”的微弱质询
何谓“公医制”？
医疗“省有制”风波
□ 个体防疫与诊疗经验
尴尬的自卫姿态
从“个体防疫”向“群体防疫”的过渡
□ 为争取群体防疫身份而苦斗
培育“群体”认同观念
官府的暧昧态度
□ 体制容纳的后果
城乡之别
犹疑中的默许
□ 参与“防疫”的新体验
一位中医的独白
中西医的“蜜月期”
在运动中感受政治
□ “西医化”浪潮的威胁
一支华北防疫队的故事
中医速成“西医”
□ 新型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医世界”
专业分层与政治分层
分层的后果
表达与现实的错位
□ 中医“自组织形态”的蜕变
职业认同与地方礼仪
“卫协会”的功能
学会“联合”
第八章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小小“细菌”改变了世界！
密度极高的轰炸时间表
一个秘密的“沾带”行动
□ “沾带”行动后的空间效果
此“细菌弹”非彼“细菌弹”？
内外有别：信息流通的模糊性
□ “美国细菌”变成了上帝扔下的“瓶子”
民众反应的差异
克服恐惧
□ 防疫如何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
甄别与平衡两种心态
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
两则病例
□ “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过程
防疫策略的转变
防疫政治的构造：走群众路线
“工农兵”作为预防主体之后
卫生防疫中的空间政治学
第九章在政治表象的背后
余波与前奏
毛泽东的焦虑
“中医”为什么不是“保健员”？
□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从一堂训练课说起
赤医刘明柱
“掺沙子”
“草医”复活
□ 政治运动中的人际关系网络
身份与资格
赤脚医生是“道德圣人”吗？
医病关系的“不变”与“变”
“口罩论”与“穿鞋论”
□ 尾声：赤脚医生的黄昏
结论：医疗史、“地方性”与空间政治想象
贯通三重要素
医务传教与现代“帝国”殖民品格的形成
“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
疾病隐喻、社会动员与“国家意识”
跨区域运动与“地方性”的重构
附录：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
什么是“现代政治”？
作为问题出发点的 “身体”
“空间”的涵义
“身体”→“空间”→“制度”
“社会动员”与“国家”
参考文献
◆ 上架建议
_历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书摘
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
历史学家本善于讲故事，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生活在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越来越
不会讲故事了，本该是讲故事的场所放眼望去充斥着被现代观念肢解过的所谓“历史”的残
肢断臂。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使我不得不相信，一个普通的故事也许仅仅会改变一个人的
心情，在特定场合讲出的某个故事却能改变一个人看待历史的方式。
下面是一个触动了我个人心弦的例子。1995年，一位人类学家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开口居然是：从前有座庙！这开头猛一听让人好生失望，有点像“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那则早已在儿时就知道答案的绕口令。可他说这庙就像个“身体”，仿佛有生老病死的周期，还有历史记忆。那是甘肃一个村里的孔庙，20世纪50年代修水库时给拆了，80年代一些老人硬是凭着对礼仪的记忆把它修复了起来。修复的这个空间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像是不断通过唤起历史以抗拒残酷现实的过程，并由此实现了生命的一个完整循环。他说：“你看看！这庙不就像个‘身体’吗？”
Jun Jing，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孔庙”被当做身体当然只是个象征性的说法，说明庙宇不仅具有建筑意义上的视觉轮廓，而且它一旦与历史和现实的某个场景相连接，比如和庙宇从破毁到修补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相连接，就会像一个具有生老病死的“身体”一样，变成一种现代变迁的隐喻。身体！身体！当我的思绪还没有从庙宇成为“身体”的比喻中回过神来的时候，一个与身体
直接相关的历史联想随即扑入了脑海：中国人的“身体”自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病弱不堪，
“中医”似乎对此无能为力。西医却能通过独有的切割技术使身体从损毁状态得到复原。这
种治疗方式总被比喻成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病弱的肌体，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向近代蜕
变的过程。遭遇表面和内部的损毁而达到治愈的状态，绝对是外科手术传入中国发生的一个
结果，但这个过程绝非简单的是一个生理现象，而是承载着太多的复杂隐喻。也就是说，当
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事件”。
谁都知道，中国人接受西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身体”破损为代价的。第一批操起手术刀切
割中国人身体的并不是纯粹的“医生”，而是以行医为名的“传教士”。在他们看来，“身
体”由破损到复原的过程应与拯救灵魂的信仰同步才具有意义，而在中国人的眼中
，靠破损身体诱导所谓“信仰”无异于古代传说中残杀人身采炼药物的“盗魂者”。可也就
是对这些“盗魂者”的被迫接受，最终似乎又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场宿命。
早期教堂和医院的神秘空间就曾经引起过中国人关于“采割”人体以入药的无数想象，这种
想象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话语的表述当中。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第一
出话剧《明朗的天》中，代表美国文化侵略象征的燕仁医学院的办公室就充满着令人不安
的阴郁气氛：“尽管这间屋子里人来人往，却总不能留下来人的温暖，人们走进来，立刻就
感觉到一种阴暗逼人的冷气，仿佛在这里只能谈着病和死亡。”
《曹禺全集》，4卷，10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

这种沿袭下来的对医院进
行“采割人体”式想象的真实性仿佛很快由剧情的推动得到了证实，一个老工人得了软骨病
的妻子被貌似慈善的美国大夫悄悄做了人体试验，不明不白地惨死。死因是她的胳膊被绑上
盛满虱子的盒子，成为斑疹伤寒试验的牺牲品。随着“罪证”的不断出现，知识分子的觉醒
接踵而至。医院里的老教授发现用于研究培养的田鼠被带到美国后，浑身沾满了毒菌，
又重新被美机空投到了朝鲜，成为发动“细菌战”的新证据，这位老教授也由此认
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参见上书，11～111页。
就这样，原始的“采割”故事终
于被革命式的浪漫文学改造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激情想象。
早期进入中国的西医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的疾病是没有建立类似基督教西方世界那样的道
德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身体患病实际上暗示着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的丑陋和低下正影响
着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只有通过灵魂得救，才能真正治愈身体的疾病而得到新生。西医传教
士
的观点来源于西方中世纪的以下理念：疾病的隐喻具有道德劝谕和惩罚的意义。内心最深处
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和虚弱全都与疫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
了隐喻，然后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具有被
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来说不正确
的事物。
参见［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5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甚至暗喻着中国国
土疆界被频繁侵害。“身体”疾病通过西医的治疗实践逐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国家政客、现
代知识精英、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发挥想象的场所。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
损
而复原再造的历程，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
污
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民国二年的一位报章
作者曾经这样写道：“吾侪之社会，自与欧美人之社会交通以后，外围事物，多所改变，权
利
朘
削，势力失坠，此为外部侵害之疾病。然外部之侵害，常乘内
部之衰弱而起，
则吾侪对于社会内部之疾病，不可不研究其疾因，考察其病态，以定治疗之方法。”
高劳：《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载《东方杂志》，9卷，8号，民国
二年二月一日。

治理社会变成了一种“医疗”行为，尽管这种“再生”式的治疗明显是模仿的结果。单个病
体的治愈被放大为一种群体乃至国家的行动，就直接地从接受西医治疗扩及所有与西方文
明相接触的事物，而且是否接受这些事物几乎变成了评价此一行为优劣的唯一尺度。甚至“革
命”也变成了一种“治疗”隐喻，如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有人说过：“吾闻历史家论
革命之性质也，曰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至于吾人身体上施外科之大手术也。”
伧父：《中华民国之前途》，载《东方杂志》，8卷，10号，民国元年四月初一日。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有蛊惑性，它把
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做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
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参见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66～67页。

甚至在中国人看来很“自然”的审美之物，都有可
能被归入病态的范畴加以改造。对“缠足”的态度就是个例子。西医传教士对“缠足”不自
然状态的判断，改变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什么是“美”和什么是“丑”的观念。对
“缠足”丑
恶的理解是建立在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的。“缠足”审美经验的构成往往和触觉与视觉有
关，缠足布是从视觉向触觉转换的一个中介物。在解剖学看来，这东西恰恰遮蔽了缠足肉体
的丑恶，必须予以摘除，解剖学中的透视法用暴力解除裹脚布的过程，也就是破坏“缠足”
在触觉与视觉之间建立起的审美平衡的过程。
参见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载《北京档
案史料》，2001(4)。

“缠足布”的消失由此可以被看做身体从丑恶的状态中得到解脱的隐喻行为。与此同时，中
国人尤其是女性病弱的身躯也会变得健康起来。中国人的身体成为医疗话语制作的对象，附
着于中国人身上的种种“隐喻”就是这种制作的结果。对国民体质优劣与否的讨论，以后又
逐渐扩大到国民气质与性格的讨论上，成为判定中国人形象是否现代及好坏的标准。
刘禾基本上把“国民性”当做一种神话的制作来加以处理。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75～10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

“国民性”的隐喻话语弥散开来，就像无孔不入的细菌一样到处渗透，国内的医疗疾病史研
究就受这种“细菌”传播的强烈感染。也许是受医疗出身背景的暗示，许多研究者不自觉地
以“科学”与否判定中西医学之优劣。在这种隐喻的控制下，中医得为无法用科学方法治
愈身体疾病承担责任。反过来，为中医辩护也得从是否具有“科学性”入手才有说服力。
余新忠就把国内的医疗史研究划分为医史学界的研究和历史学界的研究两类，并对
这两类研究的范围及方法作出了详细的区分。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
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23～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如一位医学出身背景的医疗文化史家说，中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化腐朽为神奇，个中的
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它内涵中蕴藏的科学性。他又说，中医文化中的科学性内涵需要进
一
步的锤炼。科学没有国别，科学不属于特定的民族，不限制在某一文化圈内。过分强调中医
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依赖性，看不到中医学的科学性还有与世界文化契合的一面，那将大谬不
然。
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传统的“医疗史
”书写也基本上与“疾病史”的思路比较接近。如陈邦贤对疾病的分类也是按西医的划分标
准设定的，有“传染病史”、“消化器病史”、“心脏肾脏新陈代谢病史”、“泌尿器病史
”等。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影印版，3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当然，这种对疾病隐喻不假思索全盘接受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话语实践，而是19世
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具有政治化色彩的结果。19世纪流行病学家鲁
道夫?佛尔楚有句名言：“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
转引自邵京：《说与做：医学人类学批判的尴尬》，载《视界》，第13辑，115页，石家庄，河
北教育出版社，2004。
现代医学与科
学成为一种帝国扩张过程来自“标准化”策略。在18世纪“生态帝国主义”扩张的
早期
阶段，西方医学的殖民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直到19世纪以后，它才更具备制度扩张的殖民品
格
。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验证。直到20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才使“协和医院模式”在中
国城市中经过示范效应而实现了“标准化”。
对“医学帝国主义”（medical imperialism）进行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关注到其内涵
不仅包括征服新的疾病，也包括将“生物医学”（biomedicine）的模式扩张到非医
学
的领域，包括将西方文化价值延伸到非西方世界。
参见李尚仁：《医学、帝国主义与现代性：专题导言》，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54期，11页，2004年6月。
中国现代医学史对帝国
标准化扩张的分析以对“协和模式”的研究最为成熟和详尽。
Bowers，John Z.，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1951， Philadelphia：Josiah Macy JrFoundation，1972.——“American Private Aid at Its Peak：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in John ZBowers and Elizabeth FPurcell (eds.)，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Josiah Macy Foundation Press，1974,pp8298.

近代以来，无论是殖民还是半殖民的国家，都曾企图利用和模仿“帝国主义”扩张后的科学
医疗资源，想方设法地把它转变成自身与之角逐较力的根据。医学变成了19世纪末20世
纪初民族主义寻求自卫和发展的一种工具。这样一个视角大多强调的是殖民地知识精英由模
仿到角力的复杂心态，却简化了帝国资源进入本地文化系统后筛选与适应的过程。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曾经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观念和行为，这个过程
往往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纠葛成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
显然，这样的切入角度要比较为单纯的中国医疗史的内部研究更有难度。故而有的学者批评
说，现代医学史（history of modern medicine）的探讨过多地重复注意现代医学引进当地
社会的过程和西方教会势力扮演的支配型角色，各种研究之间还没有出现共通的问题架构。
参见李尚仁：《医学、帝国主义与现代性：专题导言》，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54期，4页。

只有个别学者试图突破传统疾病史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框架。比如，不是把帝国主义仅仅看
做一种辐射源，通过所谓客观描述以检验其传播现代科学的效果，而是重新评估帝国殖民者
踏入异域后所发生的内在焦虑，由此评估产生这种焦虑的自我或异域的根源及其所采取
的抗拒手段。
关于帝国殖民行为对殖民地行政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在台湾学界已成规模，如
姚人多的《认识台湾：知识、权力与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42
期，2001年6月）就深入探讨了日本如何运用殖民知识进行管理，其中也包括了“
生物知识”的运用问题。巫毓荃和邓惠文在《热、神经衰弱与在台日本人——殖民晚期台湾
的精神医学论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54期，2004年6月）一文中更是详细揭示
了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在台湾所遇到的医疗和生理困境。
这样就使帝国殖民研究超越了路径传播的轨道。或者，重新
对“医病关系
”的传统格局进行审视，发现由病人择医治疗和医生择病而医的选择在民国时期开始被“负
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的新医病身份所取代。
参见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
转变》，载《新史学》，14卷，1期，45～96页，2003年3月。
再如对“卫生”的理
解，在民国
时期一直存在着异于西方观念的另类视角，对这些视角的开掘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西医的包
围之下，中国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否还存在着一种维持主体性的可能。
参见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载《台
湾社会研究季刊》，54期，17～59页，2004年6月。关于所谓中国“另类医疗”的研究，可
以参看以下文章：胡幼慧：《另类疗者的社会空间：一项田野研究的初步分析》，载《思与
言》，36卷，2期，183～207页，1998。吴嘉玲等：《顺从、偷渡、发声与出走：“病患
”的行动分析》，载《台湾社会学》，3期，73～117页，2002年6月。
在对
中国古代医

疗看护身份的观察中加入性别分析的视角，也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在家庭氛围内的传统医疗分工状态。
参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家庭中的健康照顾与性别》，见黄克武主编：《性别与医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又如，有的研究者开始观察到中国病人不够耐心的“国民”气质和对现代医药接受过程持久
耐
力培养之间的差异。有的医史家更是注意到从元朝到清朝，中国医家对方土环境与疾病关系
的
考察，与西方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多有异同之处。然而，东西方虽然对环境作为
致
疾因素在同一时期有很类似的看法，但在具体应用和研究结果方面却有基本差异，如西方对
环
境卫生的治理和对公共卫生机构的设置等等都成为行为主义的表现方式。这些可资比较的地
方很可能为中国社会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所谓“近代化”铺了路。
参见梁其姿：《疾病与方土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见黄克武主编：《性别
与医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以上所有研究的启示，但希望能更进一步综合以上论点中的合理部分，
试图更加清晰地构建出这些看似分散的研究议题之间的关联性。
首先是关于“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通过自己罹患癌症的经验，发现了疾病是怎样作
为隐喻被利用的。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88页。
柄谷行
人更提示说，需区分“肉体上的疾病”与“作为隐喻的疾病”
的差别。换句话说，与每个人身体上的反应无关，病以某种分类表、符号论式的体系存在着
，这是一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制度。
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10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
把“疾病”作为隐喻加以处
理已在史界中有所反映，如贺萧在研究上海妓女时曾经认为，妓女的声音无法由自己发出，
而必须经过现代氛围制造或烘托出来。换句话说，妓女（全体女性？）即使具备主体性，或
许也只能成为建构的牺牲品。
Gail Hershatter，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这种观点争议颇大。周锡瑞就批评说：“最
令人担心的是
，这样的文化研究很容易使人误认为，现实是由文化和符号构成的，而不是由社会构成的，
从而过于轻易地把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归于权威话语自身，或者是想象国家或资本主义企业
中一些含混的殖民地的或现代主义的精英促进了权威话语并赋予其权力，却不顾及这些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
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见《中国学术》，第一辑，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0。

其实，把“疾病”作为隐喻加以处理和把“疾病”视为现代体制生产的组成要素的看法并不
冲突，只不过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加以兼顾而不可偏废。在我看来，“疾病”在近代中国也有
一个从“象征性价值”向“技术性统治”转移的过程。一方面，“疾病”作为隐喻日益弥漫
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之中，并转化为一种文化实践行为。鲁迅从学医转向文学就是这
种转化一个很尖锐的行为说明，鲁迅把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看似无病的中国人当做已病入
膏肓的躯体，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想象转移。
不过，仅仅在这个层面上分析中国人与医疗实践的复杂关系显然是不够的，“疾病”作为一
种
隐喻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想象自身与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同时建构出了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
所采取的行为技术和制度体系。比如，不仅对于细菌传染威力的理解塑造了“国家
”对抗
西方外敌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现在屡屡被学术界谈及的“国家”对民间空间的渗透，
也竟然是通过对病菌“传染”能力的政治化想象和社会动员机制来加以完成的——本书中
对1952年反“细菌战”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柄谷在评论桑塔格时说过，问题不在
于对疾病的隐喻作出说明，问题在于把疾病当做纯粹的病而对象化的现代医学知识制度。只
要不对这种知识制度提出质疑，现代医学越发展，人们就越感到难以从疾病中解放出来
，因此也难以从病的隐喻用法中解放出来。
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03页。

因此，本书的书名《再造“病人”》中的“病人”二字被打上了引号，其意思就是说
，近代中国的“病人”不仅与古代意义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不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近代
“病
人”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
度的内涵。与此同时，近代打着治疗“病人”旗号积极从事变革的那部分人群，往往在
某一特定时刻自己也成为被治疗的对象。
在本书中，我仍确信中国人的身体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包括医疗话语在
内的众多西方式话语制造和包装的结果，但我增加了一个视角，即详细剖析西医传教士“医
生”和“教士”的双重角色所引起的内在紧张感在西方文化中的根源，以及这种根
源在建构
中国人身体和疾病隐喻方面的意义（第一章），特别是制度建设对身体与疾病隐喻的支持
作用。
西医传教士初到中国的目的确实是希望耶稣的阳光能普照在这个“异教徒”聚集之地，他们
曾经
深信，身体从破损到复原的变化不过是灵魂救赎的渠道而已。不过，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却发
现
，中国人在接受了身体变化的同时，却并没有同时接纳上帝。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拯救灵魂
的工程师往往最后不得不屈从于这样一种世俗选择，人道救助的意义不知不觉替代了灵魂救
赎的至高目的。西医传教士的内在紧张感在中国的加剧源于基督教内部两种精神传统的对峙
，
即“预言精神”与“秩序精神”内含的紧张关系。“预言精神”的核心是摧毁异端制度
，导引终极体验和希望；“秩序精神”则鼓励在世俗世界中工作，并容忍世俗世界的不完美
。
关键在于，西医传教士在中国的经验恰恰破坏了这种平衡，使“秩序精神”具备了更多发展
的空间。与此同时，20世纪初，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金开始大量注入传教事业，使
之在中国的活动具备了大规模发展的能力，同时也加剧了传教向“秩序精神”倾斜的态势。
（第一章）
本书的研究重视这种扩张态势的意义，但更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秩序精神”的扩张在遭
遇中国社会和文化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协和医院”的运作作为20世纪西方帝国
殖
民扩张的一个典型案例，大量的研究只关注其自身制度建设的内部机制，而我则认为，“
协和模式”在北京城内外的实施有一个逐步走出相对封闭的空间，渐渐融入当地社区的过程
，特别是在城里和郊区的医疗实践形成了不少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变化固然是西方预防
医学传入后，“协和模式”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但也是与中国社会状况开始发生互动契
合的表现。而这种差异的构造恰恰成为现代中国形成自身医疗系统的一个基础。（第三章、
第四章）
对西方帝国殖民扩张中遭遇非西方社会“反抗形式”的研究，在“后殖民”思潮的裹挟下已
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史书写的主题。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声音的考古和复原变成了底层社会研
究的一股浪潮。
不过刘禾也注意到了过度诠释“西方宰制”与“东方对抗”之间的对立关系的危险。
她批评道：“‘宰制与对抗’说令我难以接受的一点在于，它易于把环绕东西方权力关系的
复杂问题简单化成‘西方主导’对‘本土抵抗’这样一个模式。把抵抗与主导的模式实体化
到东/西分野上来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东西两者之间经常是界限混淆，互相渗透，依条件的变化而修改关系的。”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114页。本书亦有部分章节涉及底层反抗的话题，如北京城内的产妇与产婆对现代医疗监控制度所表达出的反抗声音。（第四章）
但本书重点想厘清的问题是，以往的医疗“传播史”研究不仅仅限于关注西医传播的渠道和
过程，而且对这种传播的内涵作了“纯净化”的处理，仿佛在任何一个异域的空间里（包
括中国），西医无论是其理念还是制度都始终能固守其原初的特性而不发生变化，变化只会
发生于处于被改造位置的异域社会之中。西医传播史模式预设了非西方世界只具备被动接受
西方影响的能力，而不具备反向影响其作用的可能，这明显还保留着“冲击—回应说”的痕
迹。本书的研究则证明，西医的传播并非一个“纯净”的过程，而是与当地社会文化反复互
动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结果。（第二章）
不容否认，近代中国人的经历往往摆脱不了“政治”造成的激情与噩梦循环压迫的记忆。有
人甚至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场瘟疫。不少学者已意识到，上到“国家”下到“身体”
被疾病的隐喻所包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表现。近年的史学研究也乐此不疲地以解读这
些“隐喻”为己任，从复原妓女的声音到梳理“性”意识的建构。
Frank Dikotter，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ondon：Hurst and Co，1995.医疗史也被认为在这个层面上与“政治史”刻意拉开了距离，却仍坚持说是从新的含义上理解了近代政治。与此同时，为了回避传统政治史对中国社会所作的“极权主义”式的简单化理解，从“地方史”的局部脉络中解读国家政治行为的取向也颇为流行。毫无疑问，从对“隐喻”的迷恋解释到从“地方史”的角度透视政治的运作，都能从新的视野洞悉中国人在权力网络中被支配的命运，亦能开掘出基层社会是用什么方式对抗了常常用“隐喻”形式施加暴力的“政治”，但并不能令人满意地了解构成这些“隐喻”的动因和解释跨区域流动力量在政治支配下的图景。有鉴于此，本书辟出专章讨论社会动员对现代医疗体制转型的关键作用，分析1952年发生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局部区域性“细菌战事件”，如何被高效率地转化为全国性的整体爱国卫生运动。（第八章）本书特别指出，“1952年事件”的核心隐喻是“细菌”，正如有学者已意识到的，对“细菌
战”的指控实际上是为了强化对新中国的认同，因而这种指控具有了一种双重隐喻的功能，即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同时中国又是大自然的牺牲品，那些看不见的被忽略的“细菌”也开始威胁新中国的生存。Ruth Rogaski，“Nature，Annihilation，and Modernity：Chinas Korean War GermWarfare Experience Reconsidered”，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No2 (May 2002)，pp381415.但仅仅意识到这个隐喻的存在和作用显然是不够的，“反细菌战”作为普通的事件经过政治运作之后最终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隐喻背后的社会动员能力的产生和维系显然有其更为复杂的动因。
“中西医论争”一直是医疗史关注的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不过，以往的研究仅仅强调从医学体系的知识差异上进行比较，而没有考虑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如赵洪钧就指出，近代中西医论争主要涉及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西医？中西医学有何异同，各有何长处与不足？西医是怎样传到中国的？中西医学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如何？消灭中医的政策有何不良后果？废止中医思想渊源何在？中医学术在近代条件下怎样继续发展？中西医学有无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的可能性？如何实现这种可能性？参见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1～12页，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铅印本，1982。
这就决定了中医只具备个人救护的资格，而无法转化为集体的保健行动。故当时讨伐中医的主将余岩指责中医的关键点在当时看来确实是很致命的，那就是在中国人的身体越来越服从于国家整体规训需要的境况下，中医恰恰缺乏集体防疫能力——而不在于其缺乏治疗能力，这样就很难满足国家对社会的整体规划需求。本书在探讨中医自救的过程时，特别注意到了中医经过反复的痛苦挣扎，最终是怎样心甘情愿地被纳入到现代医疗防疫体系之中的，这种纳入过程仍可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加以诠释。（第七章）当然，“政治”也不能总是扮演万能的支配者形象。各种政治目标的实现往往受制于某些非政治因素。一些表面看上去像是十分单纯的政治行为，其背后可能有更加复杂的原因在起作用。当年红极一时的赤脚医生在公开的媒体上一直被包装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产物，当时报纸杂志上出现的赤脚医生形象也是被高度符号化了，仿佛他们的行医动机只能从《纪念白求恩》等少数政治话语的规训中找到红色的理由。实际上，赤脚医生的行动一开始就被置入了人情与利益的网络之内，只不过这种网络犹如政治激流中的潜在细波，缓缓
地不事张扬地流淌着而已，这样的流动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态。（第九章）本书的叙述结构采取的是一种长时段的叙事。时间是从第一个西医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登陆中国到赤脚医生体制的终结。体例有点貌似“大历史”写作，但并不采取通史型书写策略，而是把传
教角色、疾病隐喻、空间冲突、生死控制、中西医疗资源的互动、社会动员技术、政治表象
和乡土网络之间的紧张关系借助情境化的描述予以串接铺陈，以展示医疗作为隐喻和技术如
何与近代政治构成波澜壮阔的复杂纠葛状态。这样书写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把原本在“通史型”写作中看似无关的历史场景，建立起一种连续性的关联。
比如在传统的医疗史框架中，谁也不会注意陈志潜的“定县试验”与三十多年后的赤脚医生
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形成的产物。而
在本书的叙事框架中，陈志潜对乡村保健员的“在地化训练”，恰恰成为三十多年后赤脚医生体系的制度化基础。反之，赤脚医生由于引进了中医治疗技术，也使得赤脚医生体系比排斥中医身份的“陈志潜模式”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行更加有效。因此，“政治”在这个叙事框架里会经常处于一种悖论化的状态。一方面，“政治”仿佛支
配着所有近代与医疗有关的活动，包括疾病隐喻的构成和各种西方式制度的建构程序，都可
以看成是近代“政治”塑造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政治”的每一个步骤似乎也不是一
种“纯净化”的过程，地方传统和人际网络及其相关的利益关系的牵动力总是使之偏离预定
的方向。探索“政治”的这种悖论状态在医疗史领域中所呈示的多样图景应是本书的一个核
心主题。
本书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95年，到今年（指本书首版时间）正好是十年。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应该被列入这份长长的感谢名单了，我也生怕因遗漏而感到自责。首先应该感谢景军，导言里开头提到
的那位善讲故事的人类学家，和他的一次偶然聊天给了我这十年工作的最原始的灵感。而这
灵感的落实则应归功于罗威廉(William TRowe)，在八个月的相处中，我还记得他不辞辛劳地陪着我穿梭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和医学图书馆之间，为我寻找资料线索的情景。
我十分幸运地选择了这所大学做研究单位，因为正是这所大学培养了美国最有名的医学传教
士。感谢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对我此行的资助。
1997年在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中的静思，使得我对医学传道的认识轮廓更加清晰起来，感谢刘小枫给我提供了一个安静沉思的空间。1998年我得到The Overseas Ministries Study Center提供的资助，有机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研究，得到了埃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的帮助和指点。2002年我又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资助，熊景明主任的热情相助使本书中有关1949年以后的资料得到了补充，特别是中心藏有的大量县级以下的《卫生志》稿本，为本书写作中的当代部分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沈志华帮我复印和推荐了有关朝鲜战争方面的档案和研究成果，在此深致谢意。也感谢余新忠把本书的出版纳入“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使我们以后在医疗史研究的合作方面有了进一步拓展的契机和可能。
这本著作从比较散漫的想法发展成一种较为系统的解释，得益于一些办刊物的朋友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人》、《社会学研究》、《读书》、《开放时代》、《现代思想》、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等杂志都曾给这项研究中期成果的发表提供便利。邓正来、汪晖、王笛、孙江、王铭铭、周星、李杨、王希、郭于华、贺照田、孙歌、夏明方、黄兴涛、吴飞、吕文江、马钊、赵旭东、赵丙祥、应星、张志强、江湄、朱浒、阎云翔、王道还、潘光哲、黄宗智、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艾华（Harriet Evans）、王斯福（Stephan DRFeuchtwang）、韩依薇（Larissa N.Heinrich）、郑海麟、孙建军等师友或曾阅读部分内容并在各种公共和私人的场合给予过指正，或曾帮助这项研究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于海内外的刊
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