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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包世臣卷_             
书号：978-7-300-17134-0
著者：刘平 郑大华 主编       
责任编辑：李红
成品：16   页数：560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 2013年3月
定价： 69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 晚清著名学者包世臣之文集
? 包世臣研究名家郑大华研究员倾力编纂
? 宏篇巨著“中国近代思
? 想家文库”丛书第一批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２、历史爱好者
传主简介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名安吴，故人称“包安吴”。包氏是清嘉道年间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和经世思想家，对兵、农、刑、名等各科学问，尤其是当时号称“三大政”的“漕、盐、河之学”都有精湛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思想、主张和改革方案。这些思想、主张和改革方案涉及漕运、盐法、河工、币制、农政、吏治、科举等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内容，产生过重要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作有《安吴四种》。

◆ 内容简介
包世臣一生勤奋，才华横溢，著述颇丰，先后著有《两渊》、《说储》、《小倦游阁集》和《安吴四种》等书，《安吴四种》是其经世思想的代表作。本书主要收录了他提出的有关漕运、盐法、河工、币制、农政、吏治、科举等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思想、主张及其方案，这些思想、主张及其方案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清嘉道年间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了解，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嘉道经世思潮的主要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简要目录
导言

安吴四种总目叙

中衢一勺
中衢一勺目录序
附录序言

海运南漕议并序
筹河刍言
复戴师相书
策河四略
一萼红词序
下河水利说

郭君传
答友人问河事优劣
说坝一
说坝二
辨南河传说之误
南河杂记上
南河杂记中

庚辰杂著三
庚辰杂著四
庚辰杂著五
复吴提刑书
漆室答问
启颜漕督
海运十宜

袁浦问答
海淀问答
与秦学士书
记直隶水道
代大名兵备富敬斋争堵漳河决口禀戴使相
记畿南事
上英相国书
读昌黎集书后
宣南答问
跋李绂书齐苏勒复奏淮扬运河折子后
山东西司事宜条略
书乔徵君纪事文稿后

代杨桂堂给事驳奏开放旧减坝折子
代杨桂堂给事上防河折子
小倦游阁杂说一
小倦游阁杂说二
小倦游阁杂说三

闸河日记

却寄陶宫保书
代议改淮鹾条略
上陶宫保书(一)
答萧梅江书
上陶宫保书(二)
答谢无锡书
畿辅开屯以救漕弊议
开河三子说
江苏水利略说代陈玉生承宣
江西或问

答桂苏州第一书
复桂苏州第二书
答桂苏州第三书
与桂苏州第四书
答桂苏州第五书
答桂苏州第六书
与桂苏州第七书
南河善后事宜说帖
复陈大司寇书
说储上篇后序
说储上篇序目
说储上篇第四目附论

外南厅吴城六堡新庙记代
复魏高邮书
复杨河帅书

艺舟双楫
序言
文谱
答张翰风书
答董晋卿书
扬州府志艺文类序
书赠王慈雨钦霖
与杨季子论文书
再与杨季子书
读亭林遗书
自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总目序

十九弟季怀学诗识小录序
书毛诗关雎序后
春秋异文考证题词
仪礼郑注句读书后
论史记六国表叙
书史记魏其武安传后
复石赣州书
与周保绪论晋略书
书韩文后上篇
书韩文后下篇
书桃花扇传奇后
小倦游阁记
或问
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序

书述学六卷后
读大云山房文集
赠方彦闻序
赠余铁香序
汤宾鹭先生文集叙
方岩夫轸诗序
韦君绣诗序
赵平湖政书五篇叙
读白华草堂诗集叙
王海楼劼诗序
淡菊轩诗初稿序
为朱震伯序月底修箫谱
金筤伯竹所词序
雩都宋月台维驹古文抄序
乐山堂文抄序
书陈云乃延恩罢读图本字登之，近改字云乃
复李迈堂祖陶书
答陈伯游方海书

述书上
述书中
述书下
跋荣郡王临快雪内景二帖
历下笔谈
答熙载九问
答三子问

齐民四术
序言
庚辰杂著二
与张渊甫书
答王亮生书
再答王亮生书
银荒小补说
致伊扬州书
为秦易堂侍读条画白门荒政
上百节相书
答方葆岩尚书书
答族子孟开书
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复陈枢密书

密云税口说
青口议
答杨承宣书
答姚伯山书
复陆蓬莱书
答陆曹县书
留致江西新抚部陈玉生书
说学政事宜《说储》下篇之二
与沈小宛论礼书
庚辰杂著一

书亭林答王山史与王仲复两书后
书贞珉录后

答张南昌问能否归宗议
陈情得请编序
答蒋清江书
答陈庶常立书

说课绩事宜《说储》下篇之三
答钱学士书
却寄戴大司寇书
读律说上
读律说下
议刑对
议刑条答
庚辰九月为秦侍读条列八事

为胡墨庄给事条陈积案弊源折子
与次儿论谳狱书
与次儿论谳狱第二书

两渊缘起
雌渊
雄渊
萧何功第一论
蒯通论
书志林后
答萧枚生书时客粤海关署
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
职思图记为陈军门阶平作
与果勇侯笔谈
答果勇侯书
上两江督部裕大臣书
答傅卧云书
答傅蜀门夔书
致陈军门阶平书
歼夷议
致祁大臣书
致前四川督部苏公书
致徐侍御松书
上安徽徐承宣书

说储正文(节选)

包世臣年谱
后记

◆ 上架建议
_历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书摘
导言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名安吴，故人称“包安吴”，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和那时绝大多数人一样，包世臣5岁启蒙读书，8岁便开始学作八股文。其时，清王朝已结束了其繁荣的康乾盛世，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吏治日益腐败，武备早已废弛，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嘉庆元年（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遍及鄂、川、豫、陕、甘五省，参加群众数十万人，绵延近十年。面对如此的历史处境，包世臣深感帖括之业无补于世，于是转而关心探求社会经济问题。据包世臣自己说，他自12岁（1787年）开始，便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己学那些无用之学。年纪稍长，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屡遭无辜陷害，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饰邪禁非，于是学法家；又见江南大利，在盐与漕，江北大政，以河工为最，而官吏视为利薮，胥隶恣其中饱，上损国帑，下病齐民，于是又究漕、盐、河之学。
参见包世臣：《与秦学士书》，见《安吴四种》卷4，光绪十四年木刻本。1793年，他在研读各家兵书的基础上写成一部名为《两渊》的兵书，“欲以通先民之志，袪后贤之惑”
包世臣：《两渊缘起》，见《安吴四种》卷30。。1801年，作《说储》上下二篇，以育人材善风俗为上篇，以郡县至为枢要，解说保甲、学政、戍政、课绩、农政五事为下篇，各有五六万言。第二年（1802年）他“游海上，比物察情”，以为举海运则公费大省，而官之困于丁，与民之困于官的现象“可以小纾”，但“无籍以成其说”。两年后（1804年）衡家楼河决，运道被毁，天下哗然，他“乃作《海运南漕议》”，主张改河运南漕为海运南漕。嘉庆十三年（1808年）江督以海口高仰、阻碍河水下注为由，请帑六百万议改河道，他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发现海口并不高仰，“于是乃为《筹河刍言》”，认为与其更改河道，劳民伤财，还不如自云梯关以下接筑长堤至海滨，而于运河口筑盖坝导淮（河）溜出黄以减运（河）涨，这样清（大清河）淮（河）安枕而河（黄河）流必不旁溢，并就治河费用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后为有关方面所采纳。次年，他入都面谒王公大臣，建议整顿漕务，以减轻江南苏、松、太、嘉、湖地区农民的沉重负担，并提出具体的整顿办法。1810年，他著《策河四略》，提出治理黄河的整套方案。越十年（1820年），又著《庚辰杂著五》，首次提出改革传统的“纲盐制”、听任商贩自由运销的主张。道光四年（1824年），他致书颜漕督，重提自己于嘉庆九年就已提出的海运南漕之议，并力主漕运改革。第二年，他作《海运十宜》，就如何进行漕运改革提出具体意见。道光七年，他佐两江总督陶澍举办吴淞口工程。不久又上书陶澍，极言兴修野鸡墩工程之利。道光十年，他著《代议改淮鹾条略》，提出二十五条改“纲盐制”为“票盐制”的具体办法。
尽管包世臣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和经济专家，对兵、农、刑、名等各科学问都有精湛研究，但却屡试不第，33岁（1808年）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13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这一方面说明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之后，由于实行八股取士，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限制，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新能力，加上考场舞弊成风，已逐渐失去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包世臣“究心于当时之务”，针砭时弊，主张改革，揭露和批判清朝的腐败吏治，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尤其是朝廷中的王公大臣，他们于是从中作梗。据与包氏同时代的桐城姚柬之说，他曾就包世臣会试屡试不第的原因询问过贡院司事者，“言倦翁卷虽发誊然不送内帘，事后乃加派房戳于败卷，以是十余试讫无一遇”
姚柬之：《书安吴四种后》，见《安吴四种》卷36，光绪十四年木刻本。。
科场不顺，包世臣只好长期为人幕僚，直到1835年他61岁时，才以等签江西。不料是年其母病故，他守制家居三年，道光十八年正式任新喻知县，然而仅仅一年，便因漕务改革而遭陷害去职。包世臣弃官之后，定居豫章，一边整理生平著述，一边仍念念不忘国计民生，忧国忧民之志未因仕途受挫而稍有更改。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路经豫章时，召包世臣至舟中“委问竟日”，听取他对禁烟的意见。包世臣向林则徐建议，“止浊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
包世臣：《致前四川督部苏公书》，见《安吴四种》卷35。。不久，鸦片战争爆发。尽管当时包世臣已年届七十，且体弱多病，但他仍时刻关心着这场反侵略战争，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鸦片战争后，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反省战争失败的原因，希望清政府能改弦更张，革除积弊，重新振作起来。但无奈此时清王朝已病入膏肓。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四年后（1855年），包世臣于忧愤中逝世。
下面我们对包世臣的主要思想作一介绍：
一、“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
所谓“经世”，就是济世利民，经邦安国，建功立业。经世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这一思想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易经》。在《周易正义》卷一“屯”中，有“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的说法。《周易正义注疏》称：“君子法此屯象，有为之时，以经纶天下，约束于物，故云君子以经纶也。”此“经纶”一词含有“匡济”之义。最早将“经”与“世”二字连用的是《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尽管据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此处“经世”是“典谟”、“轨辙”的意思，而与今日之“经世”一词的含义不太符合，但后世学者大都援儒入庄，以“经国济世”和“经世致用”来界定“经世”，使“经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到“秦汉以后，除‘经世’外，还常见‘经术’（经世之术）、‘经济’（经世济民）等用语，皆经世之别称”
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2~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经世思想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但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其强弱彰隐直接受外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
冯天瑜：《道咸间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史研究》，17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因此，当历史进入嘉道之际后，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一些思想较为清醒、敏锐的官僚和士大夫，起而重新倡导因乾嘉汉学的兴起久已“隐而不彰”的经世之学，使其勃然再兴，蔚为风气，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当然，除社会危机的刺激外，清初对汉族知识分子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在进入嘉庆年间后有所缓和，“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
《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3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也是经世思潮在嘉道之际出现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汇集于经世思潮旗帜之下的有二三十人，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具有经世思想的大吏或朝臣，如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先任江苏布政使、后升至云贵总督的贺长龄（1785—1848），署闽浙总督徐继畬（1795—1873），鸿胪寺卿黄爵滋（1793—1853）等。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点翰林，授编修，然后或经御史科道，或历州县知府，由臬司、藩司而巡抚、总督，成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或朝臣，他们勇于任事，主张改革，对清除积弊多所建言，并能躬身实际，是经世思潮的实践者。二是一些文人学者或下级官吏，如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包世臣、姚莹（1785—1853）、汤鹏（1800—1844）、沈垚（1798—1840）、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张际亮（1799—1843）、李兆洛（1769—1841）、徐松（1781—1848）、陈寿祺（1771—1843）、梁廷枏（1796—1861）、夏燮（1800—1875）等。这些人或科举屡挫，官职卑微；或仕途坎坷，屡遭打击；或科举无望，布衣一生。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社会积弊多有了解。他们怀抱经世之世，究心经世之学，发言著书，献计献策，是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其中又以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的影响最大，堪称代表。
择其大端，包世臣的“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批判宋学、汉学。当时统治思想学术界的是宋学和汉学，宋学又称义理学，亦即宋明理学，汉学又称考据学，它们的共同缺点和危害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既不闻不问，又无能为力，于世无功，于道无补，借用龚自珍的诗说，是“不论盐铁不筹河”。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就是作为宋学和汉学的对立物而复兴起来的。包世臣对只知迂谈性理的宋学和埋首繁琐考证的汉学都十分鄙视，他公开声明，宋学“非性所好”，认为宋学空谈“性命”，无助于国计民生，是为俗学。
参见包世臣：《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序》，见《安吴四种》卷9。他批评汉学“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其上者仅“能钩稽名物，刻镂风云”，而“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师友谬说，聪明锢蔽”
包世臣：《赠方彦闻序》，见《安吴四种》卷10。。他在一首说理诗中对“近儒渐好古，一得同饤饾”的乾嘉学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质问那些以考据学为学问的汉学家们，“伊谁能决川，回澜导狂溜”
包世臣：《题乌程凌厚堂（堃）注经图》，见《安吴四种》卷22。。在包氏看来，当时的社会危机所以如此严重，与宋学和汉学的“空疏”和“迂腐”不无关系。
其次，讲求学以致用。和乾嘉学派逃避社会现实相反，包世臣认为，士人（知识分子）应关心国计民生，过问时事政治，讲求学以致用。他指出，天下之所以贵士，与士之所以自贵，其原因就在于士能“志于利济斯人而已”
包世臣：《旧业堂文抄序》，见《安吴四种》卷10。。又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
包世臣：《赵平湖政书五篇叙》，见《安吴四种》卷10。他再三强调，士大夫的学问经济，不在于时文、楷法，也不在于考据，而在社会现实，举凡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如吏治官风、盐课漕运、河工水利、兵政边防、舆地农政、钱币人口、刑名法律、文教灾赈等都应成为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明末清初倡导经世实学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及其名著《日知录》特别推崇，认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日知录》所以值得推崇，原因就在于顾炎武写作此书的目的，意在拨乱涤污，“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故此，他尽读《日知录》三十卷之后，“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
包世臣：《读亭林遗书》，见《安吴四种》卷8。。用他的话说：他自己读先圣之书，通今时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验风土之纯硗，“凡以为吾儒分内事耳，求为可知，非以干禄”，但期人生“有益于世耳”
包世臣：《与秦学士书》，见《安吴四种》卷4。。
其三，注重调查研究。包世臣认为，“为学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
包世臣：《复石赣州书》，见《安吴四种》卷9。。因此，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认为只有深入社会实际，不耻下问，才能了解国情民瘼。范麟就说他的“造诣，得于学者半，得于问者亦半”。就学而言，他虽博闻强识，但不事饾饤襞积，至人心世道之大防，必三复低徊，推究其极，非彻底弄清不可。就问而言，他“微遇宿士方闻，质疑求是”，虽舟子、舆人、樵夫、渔师、罪隶、退卒、行脚、僧道，邂逅之间，必导之使言，“是者知之，否者不加辩驳，惧其不尽也”。正因为如此，故他“知水陆之险易，物力之丰耗，衙前之情伪，穷檐之疾苦”
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见《安吴四种》卷36。。他每提一建议或方案，事先都要做深入的社会调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如他在提出治理黄河的方略之前，曾和另一位水利专家郭大昌一道，扁舟泛下河，转尖至灌河口，溯莞渎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骑循峰山至盱眙，竭两月之力，以了解黄（河）淮（河）湖（太湖）运（河）的形势。再如他为了建议海运南漕，曾多次到舟山、上海一带调查，对海运船线、上海一带的沙船以及南北商品交往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的《海运南漕议》所举海运南漕的理由，有根有据，无法辩驳。包世臣一生有近三十年时间在外出游，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但其出游与一般人的出游不同，每到一地，他都要调查那里的风土人情、物产气候、山川地势。所以“游愈疲则见闻愈广，研究愈精”，对国情民瘼了解也愈透彻。而对那种“贫则谋在稻粱，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咏怀胜迹，所至则又与友朋事谈宴、逐酒食”一类的出游，他颇不以为然，认为“此非惟才易尽也，而又长恶习”
包世臣：《小倦游阁记》，见《安吴四种》卷9。。
其四，主张学术经世。包世臣是嘉道时期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但他不纯粹为学问而研究学问，除学问外，还为了经世。以史学而论，他认为古今一辙，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要通今，则必知古，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当周济向他请教如何撰写两晋这段历史时，他认为“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可以略写或不写。“至于人心所趋，视乎初政，心趋既久，遂成风俗，风俗既成，朝政虽力矫之，而有所不可”，这是古今都存在的问题，非唯晋代，因此必须详写。“而拨乱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运变，不善者善之资”，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经验教训，故“《晋略》之志，当在是矣”
包世臣：《与周保绪论晋略书》，见《安吴四种》卷9。。就经学而言，他认为通经才能致用，致用必先通经，因此，学经的目的要十分明确，要“先立其大者”，重点学习那些关系“天下之治”、能对国家大政有所指导的经书。学习的方法要运用得当，要精读原著，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的传注，要“能以己意测古人立言之旨，而穷其义之所止”。他尤其强调学经要联系实际，思考和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于“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终始”
包世臣：《十九弟季怀学诗识小录序》，见《安吴四种》卷19。。至于写文章，他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地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讽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认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提倡写“言事之文”和“记事之文”
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见《安吴四种》卷8。，并且就如何写“言事与记事”之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言事之文，必须先说清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现事之所以失，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则是非明白，不惑将来。他特别强调作者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多写一些“救时指事之章”，多发一些“防患设机之论”，使人们能“观其文以知其俗，推其俗以知其治”，从中得到一些“劝惩之方”和“补救之术”
包世臣：《扬州府志艺文类序》，见《安吴四种》卷8。。
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如果说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前提，那么，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则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内容。嘉道时期经世派的学风之所以不同于乾嘉考据派的学风，亦就在“致用”二字。
包世臣“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形成之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其途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入幕。如前所述，由于科举不顺，包世臣长期为人幕僚，而在他的幕主之中，不少人具有经世思想，如先后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陶澍便是嘉道年间经世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魏源评价他：“生平所致，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窾。”
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见《续碑传集》卷23。陈銮说他“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
陈銮：《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见《续碑传集》卷23。。包世臣为陶澍这样的具有经世思想的地方大员充当幕僚，替他们的兴利除弊出谋划策，这既为他在自己科举不顺、“不能自为”时，提供了一条实现经世抱负的途径，同时也扩大了他的经世思想的影响。他积极参与陶澍所主持的漕务、盐法改革以及一些水利工程，并向陶澍举荐了不少人才。从《安吴四种》和《陶文毅公全集》所记载的情况来看，陶澍对包世臣十分信任，每遇大事必向他咨询，听取他的意见，而且“所言乃听从”。对于包世臣举荐的人才，陶澍也大多能够任用，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就无不自豪地写道，陶澍的“委员，多系鄙人指引”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见《安吴四种》卷26。。当然，包世臣对陶澍也是忠心耿耿，尽力为他出谋划策，并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安吴四种》中的《中衢一勺》收有包世臣写给陶澍的三封信。第一封信是建议陶澍兴建野鸡墩工程，并保举河南守备卢永盛主持其事。第二封信是劝阻陶澍不要匆忙上马引河工程，因为匆忙上马，不唯现被水占，而且经费亦无从着落，欲就简苟完，则后患无穷，他认为不如先制江门之溜。第三封信是指出陶澍拟采取的“旧局限买”不能解决“票盐之弊”，而只有平坝价、增地价，才能使“票盐之弊”得到根本解决。
不仅陶澍，当时的一些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慷慨言之”
《清史稿》卷486，《包世臣传》。。范麟在《读安吴四种书后》中记述了包世臣的如下实绩：嘉庆三年（1798年）冬游湖北，为湖北布政使祖之望画招流亡、开屯田、营战、屯守之策；嘉庆十一年夏居扬州，诱伊太守举荒政，救活灾民三万；嘉庆十三年游袁甫，劝说当局罢徐、扬六府州摊征三百六十万已成之议；嘉庆十六年秋，佐两江总督白龄治河，临工决盖坝之策，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一带百万居民免于水灾；嘉庆十九年游南京，激白龄开仓赈灾，使八万饥民得以活命。“其余当路，多采先生河漕、盐、法之论而行之。”因此，包世臣的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名气很大，江南一带几乎无人不晓，尤其是扬州一带的“好学子弟皆习世臣”
包世臣：《纪三先生九十寿序》，见《小倦游阁集》卷3。。
二是交友。作为嘉道时期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和思想家，包世臣一生中结交的朋友相当不少，仅据《安吴四种》的初步统计，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与他有比较密切交往的人就达百人之多，其中不少是那时的著名学者，如常州刘逢禄、李兆洛，武进张惠言及外甥董士锡，阳湖张琦、张敦仁、黄乙生，歙县凌廷堪、恽敬，荆溪周济，吴县沈钦韩、张际亮、李祖陶，嘉定钱坫，以及比他要年轻近二十岁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包世臣常与这些人辩难问答，磋切学术，这使他见识大开，受益匪浅：“刘生（即刘逢禄——引者）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氏（张惠言——引者）。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从董生（董士锡——引者），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能儒沈与李（沈钦韩和李兆洛——引者）。益我以见闻，安我之罔殆。郑学黄（黄乙生——引者）心通，许学钱（钱坫——引者）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
包世臣：《述学一首示十九弟季怀》，见《安吴四种》卷19。当然，这种受益是双向的，与这些人交往，无疑也有利于扩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在学术界的影响。比如，他的《说储》成书后，李兆洛、沈钦韩、周济等人都传看过，并作有批语，还向别人介绍过他的变革主张。张琦也曾为他删定过诗稿，和他讨论过写诗的理论和技巧问题。周济向他请教过写作《晋略》的意见。他和凌廷堪关系在师友之间，正是在他的指点和影响下，凌廷堪走上了学术经世的道路。
在朋友中，包世臣与魏源关系最为密切。虽然包世臣比魏源年长19岁，但由于二人经历相似（如都博学多才，却屡试不第，长期为人慕僚；晚年都做过地方小官，也都因人忌恨而遭参劾），志趣相投（都具有经世思想，都对兵、农、刑、名诸学深有研究，都主张漕运、盐法、币制改革和积极治理黄河，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支持禁烟和抗英斗争），而成了忘年之交，包世臣称魏源为“默深老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们的交往始于魏源充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幕僚、协助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期间（1825—1826）。但此间他们只有书信往来，而没有晤面。二人首次晤面是在道光七年(1827年)。这年三月，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四月，魏源受贺的委托，前往苏州拜会包世臣，代询治理山东省的要务。据包氏在《山东西司事宜条略》记载，他告诉魏源为政之道，在自胜以通民情，并建议贺长龄“宜审定缺分肥瘠，使调剂派拨均平，以息物议”；“宜查禁司书弊窦，以纾官困”；“宜督属清厘案件，及自理各词讼，依限结正，以达民隐而崇政体”
包世臣：《山东西司事宜条略》，见《安吴四种》卷4。。自此以后，二人书信不断，学术、政务、生活无所不谈，友谊良深。齐思和先生写《魏源与晚清学风》一文，中列“讲学诸友”一节，共举魏氏讲学诸友四人，而以包世臣为第二，紧随龚自珍之后。
参见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12月。李汉武著《魏源传》，在谈到魏源与包世臣的交谊时，认为“魏源关于漕、盐、河、币诸实政方面的思想，得益于包氏之处不少”
李汉武：《魏源传》，18页，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包世臣与魏源之间的这种友谊是老而弥坚，可举二人相互请对方为自己审定书稿为证。1842年，魏源有感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发愤著书，完成《圣武记》十四卷，他成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包世臣寄了一套，请他“审定”。尽管包世臣当时已年届70，又忙于整理编辑自己的旧作，但还是“遵嘱”认真地“审定”了这部长达4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圣武记》的价值，认为国家武功之盛，且载官书，卷帙多至不可究，魏源竭数年之心力，提纲挈领，缕分瓦合，而二百年事迹略备，其书一定能风行艺苑，流传后世。然后本着老朋友之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就《圣武记》的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在写法上其“匪股”宜各为小传，记其始末和“窜扰”之地，“各帅”则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卫霍附传”之例，务必切实明白，并且希望能将傅鼐平定苗疆，“鼓众气选锋反战”，先败后胜的“机栝”补入书中。
魏源的《圣武记》成书后两年（1844年），包世臣将其生平部分诗文编辑为《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并与旧刻《中衢一勺》、《艺舟双楫》合编为《安吴四种》印行。和魏源一样，《安吴四种》编好后，包世臣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将稿子寄给魏源，请他“为之定正”。那一年魏源正忙于参加会试，但他于百忙中认真地阅读了这部长达36卷的巨著，并将其紧要处“摘要签出”，就如何修改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由于包世臣对于魏源的意见“有改焉有不改焉”，为了尽到朋友之谊，魏源又再次致信包氏，对自己的意见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还写有《题包慎伯文集》诗三首，诗中将包氏比之为西汉的贾谊、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可见魏源对这位老朋友的推重。
三是著述。包世臣一生勤奋，才华横溢，著述颇丰，先后著有《两渊》、《说储》、《小倦游阁集》和《安吴四种》等书，其中《说储》形成较早，而《安吴四种》是其经世思想的代表作。包世臣曾述《说储》一书的著作来由：“嘉庆辛酉孟夏，天津姚承谦从余游，问古今治乱之故，予与极论斟酌损益，可措施补救者，作《说储》二篇。”《说储》的宗旨是倡言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刘师培说该书“篇中多改制之言”
刘师培：《说储跋》，见《包世臣全集?说储》，199页，合肥，黄山书社，1991。。柳诒徵认为包世臣著作此书的目的，“欲荡积垢，一切与民更始”
柳诒徵：《包安吴说储上篇跋语》，1936年11月陶风楼景印本。。概而言之，他主张在政治上，“重官权，达民情”，广开庶民议政之门，“故宦、儒生、幕客、农民、吏卒皆许言事”，内外官职一律不分满汉畛域，唯能是使，裁撤冗员，精简机构，严惩贪官污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经济上，重民生，重本而不抑末，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工商业，实行“本末皆富”的经济政策，官吏不许参与商业经营，推行漕务、盐法和财政改革；在教育上，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明经术、策时务为主，取士法改为上书、举行、考言三科，用士法改为京折、学折、司折、县折四途；在法律上，精简科条，修订本律，“立法恕，行法严”，重在执行。包世臣对自己在该书中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和具体方案也非常自信，声称“苟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汉、唐二宗，必复见于今日”
包世臣：《说储》。。
《安吴四种》实由《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四书合刻而成，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丧，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
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见《安吴四种》卷36。。据包世臣在《安吴四种总目序》和他儿子包诚在《安吴四种书前识》中介绍，《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分别刻于道光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及后“数年”，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包世臣又将生平部分诗文集为《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与增补过的《中衢一勺》、《艺舟双楫》合编为《安吴四种》，先用聚珍版印行五百部，嗣因讹字较多，咸丰辛亥（咸丰元年，1851年）重校印行二百部。《中衢一勺》收录的主要是包世臣有关河、漕、盐“诸大政”的文章。他所以要把这些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在他看来，河、漕、盐虽为三事，而“其实”一也，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唯以三事皆近利，司事久则见利忘义，渐去其本以病民，卒至司事之利亦与俱病，则不揣本而务末之故”
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序言》。。就河事而言，他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案；就漕事而言，他主张改河运漕粮为海运漕粮，充分发挥商船的运输能力；就盐事而言，他建议改传统的“纲盐”制，实行“票盐”法，听任商贩自由贩销食盐。
《艺舟双楫》收录的主要是包世臣论文、论诗和论书法的文章。就文而言，他主张讲求文法，尤其要言之有物，关心国计民生；就诗而言，他重视诗的教化功能，诗要言志，反对片面追求华丽；就书法而言，他认为只有指法、墨法二者具备，才能创作出好的书画作品。《管情三义》收录的是包世臣写于不同年代的诗、赋和韵文。《齐民四术》在《安吴四种》中分量最大，内容也最为重要。所谓“四术”，指的是农、礼、刑、兵。其中农3卷，礼3卷，刑2卷，兵4卷。在农3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农业和商业都有关国计民生，都应重视，并就如何发展农业提出了自己的具体主张。在礼3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他的礼俗观，内容涉及吏治、民意、道德以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他主张“以礼制俗”，通过礼的教化，以改善风俗，扭转礼俗颓废的局面。在刑2卷中，包世臣认为为官者要熟读律文，深明律意，秉公执法，清理积案，并就审案的技巧和程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兵4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军事思想，他认为争取民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而要争取民心，就必须顺人情，爱民财，惜民力，他还就如何选将、练兵、布阵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文章是包世臣于鸦片战争前后写给奕山、奕经、裕谦等人的信以及他提出的歼敌建议。这些信件和建议集中反映了他反对侵略的爱国思想。
《安吴四种》虽然刻印较晚，但其中的《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于道光初年即已印行，有的文章甚至于印行之前就已在社会上广为传布，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齐思和先生就说他“每出一文，世人争相传阅焉”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载《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12月。。据记载，包世臣专论漕运改革的《海运南漕议》（写于嘉庆九年，1804年）、专论河工的《策河四略》（写于嘉庆十五年）和专论漕务的《庚辰杂著三》（写于嘉庆二十五年）等文章写出后，曾风靡全国，人们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中衢一勺》于道光初年刻印后，也是从风者众，除关心时事的士绅外，不少官员也争相购买，视之为理政秘籍。道光五年（1825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就收录了包世臣论漕运、漕务和河工的5篇文章。另据冯天瑜先生研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论文”中提出的为文要“言事与记事”的主张，“对道咸士人有重要影响，直接孕育了《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记录鸦片战争史事的纪实性作品产生”
葛荣晋主编，冯天瑜、周积明著：《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44~45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包世臣的“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包世臣对“清初诸老”中倡导“实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及名著《日知录》非常推重。他最早接触顾氏著述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那年他在南京市面上看到新刻的《日知录》，随意翻了翻，便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但由于当时父亲病重，没钱购买，只好失之交臂。嘉庆七年他游扬州，在阳湖派古文领袖李兆洛家中住了7个月，李氏不仅帮他把一年前刚完稿的《说储》缮写了一遍，而且还将家中所有藏书借他阅读，包世臣终于有机会认真读完了《日知录》30卷。后来又陆续阅读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其他“清初诸老”的著作十余种。从此，顾炎武和其他“清初诸老”就成了他的榜样和镜子，“兹读亭林诗文，按其年月，核其行检，辨进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励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坚。”
包世臣：《读亭林遗书》，见《安吴四种》卷8。李兆洛就曾说包世臣的很多主张与顾炎武相近。包自己也同意这种说法。在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想家中，较早接触“清初诸老”并明确以继承其“实用之学”为职志的是包世臣。
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学派的兴起，而常州学派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由庄存与、刘逢禄开派的公羊家经学，一是由张惠言、李兆洛开派的阳湖派古文，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开启”和“代表”这种新精神的人是龚自珍和魏源。
参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第75。如果就常州学派的发展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大致不错，但从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过程来看，梁启超的说法就值得商榷。因为包世臣分别比龚自珍和魏源年长17岁和19岁（龚自珍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即1792年；魏源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他的经世思想的形成也要比龚自珍和魏源早得多，虽然包世臣不是常州学派中人，也非公羊派经文学家和阳湖派古文学家，但公羊派经学的开派人物刘逢禄、阳湖派古文的开派人物张惠言和李兆洛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与这些人的交往要早于龚自珍、魏源大约30年，龚自珍尤其是魏源较多地接受过他的影响。所以，无论在绝对时间上，还是在相对时间上，都是包世臣而非龚自珍和魏源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学风。我们非常赞同吴则虞、余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经世”学风的形成，是“上承亭林，下开龚、魏，旁及阳湖派诸子的一个重要人物”
吴则虞、余滋兰：《包世臣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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