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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社13年9月新书快递18-《唐诗宋词研究(修订版)》

2013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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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唐诗宋词研究(修订版)            
书号: 978-7-300-18008-3
著者:冷成金     
责任编辑:吴冰华、李红、符爱霞_
成品: 16开 页数: 500页
纸张: 70克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 2013年9月
定价: 38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 诗词研究专家冷成金教授经典修订
 反映唐诗宋词研究的最高水平
 语言流畅,文笔优美,引人入胜

◆ 读者定位
1、唐诗宋词研究者
2、诗词爱好者
◆ 作者简介
冷成金,男,1962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古代文论以及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专著和教材有《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6)、《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等,学术辑刊《中国苏轼研究》主编,电视剧《苏东坡》编剧。另有历史杂谈数种,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文学评论》、《东方学》(韩国)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30多篇。
全书语言生动晓畅,行文情感饱满,分析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 内容简介
当我们吟哦唐诗宋词的时候,就开启了价值积淀和心灵成长之旅;本书正是沿着这样的理路,为着这样的目的来吟哦和“研究”唐诗宋词中的精粹的。
本书沿用依照时间顺序为诗人分设章节的模式,将重点放在专题性研究上,是对唐诗宋词的深入分析和整体把握。本书主要从文化—哲学视角切入,着重探讨唐诗宋词的文化意蕴,进而研究由此生发出的诗词的审美属性和审美特点,而不局限于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作品分析。本书重点分析了唐诗宋词的悲剧意识、悲情意识、宇宙情怀等,探讨了诗词悲剧意识与中国人价值建构精神家园的根本性意义。本书在对唐诗宋词的意蕴和意义的阐发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 简要目录
引言唐诗宋词之美

上编唐诗研究

第一章贞观诗坛
第一节六朝余韵
第二节王绩:隐士的清歌

第二章诗潮乍起
第一节初唐四杰
第二节刘希夷、张若虚:青春的歌唱
第三节陈子昂:风雅气象
第四节宫廷文人与律诗体制的完成

第三章孟浩然:干求、隐逸与山水田园的吟唱
第一节在干求与隐逸间徘徊
第二节在清幽与旷达的心境中吟唱山水田园

第四章“诗佛”王维
第一节感时思报国的豪情壮志
第二节山水清音与田园牧歌
第三节禅理与诗情的融通

第五章边塞强音
第一节高适:直抒胸臆与气骨爽朗
第二节岑参:以瑰奇昂扬的笔触描绘异域风光
第三节雄浑高亢的时代合唱

第六章李白:以情感观照现实的“诗仙”
第一节青春•酒•李白
第二节深情的浪漫与执著的理想
第三节美在生命自然

第七章杜甫:扎根于主流文化深处的“诗圣”
第一节“文章憎命达”
第二节“诗圣”与“诗史”
第三节“沉郁顿挫”之美

第八章刘长卿、韦应物:从“立象以尽意”到“境生于象外”
第一节刘长卿:在清气与工秀中营造淡远幽微的意境
第二节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第三节“大历十才子”、李益

第九章韩孟诗派
第一节韩愈:宗李学杜,以文为诗
第二节孟郊、贾岛:“不平之鸣”与苦吟

第十章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第一节元结、顾况: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第二节“一吟悲一事”:讽喻诗的主旨
第三节白居易的其他诗歌
第四节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

第十一章刘禹锡的怀古诗与柳宗元的山水诗

第一节刘禹锡的怀古诗:在自然与人事的
比照中透显出浓烈的悲剧意识
第二节柳宗元的山水诗:情意与自然的融合

第十二章李贺:对生命悲剧意识的吟唱
第一节由盛世不复、壮志不遂、时光不再、生命
不永整合而成的生命悲剧意识
第二节以通感的艺术手法创造瑰丽、冷艳、瘦硬、奇崛的诗境

第十三章杜牧与李商隐:唐诗绚丽的晚照
第一节杜牧:在“雄姿英发”与“伤春”、“伤别”之间
第二节李商隐:以心象熔铸物象

第十四章许浑、郑谷:在悲慨沉郁中写照晚唐的山水意绪

第十五章晚唐的现实主义诗歌
第一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
第二节聂夷中、杜荀鹤
下编宋词研究
第十六章晚唐五代词概说
第一节词的兴起与敦煌曲子词
第二节中唐词人概说
第三节温庭筠与花间词
第四节南唐词概说

第十七章柳永:以生命填词
第一节执著“世俗”、否弃功名利禄的生命情调
第二节新的题材与新的情感
第三节柳永词的艺术成就

第十八章晏殊、晏几道:对生存的深情体味与彩云易散的伤感
第一节晏殊的词:对生存的深情体味
第二节晏几道词:彩云易散的怀旧心态

第十九章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等宋初其他词人
第一节范仲淹词:在边塞诗与豪放词之间
第二节欧阳修的词:由浮艳走向疏隽
第三节张先词: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第二十章苏轼:为词立法
第一节苏轼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第二节苏轼对词的雅化
第三节时代之情的歌唱者

第二十一章秦观:在抒写“情”与“愁”中建构婉约词风
第一节“词心”中的“情”与“愁”
第二节“专主情致”、“能以韵胜”的婉约词风

第二十二章贺铸:阳刚之壮美与阴柔之优美的融合

第一节述志怀古的题材与清旷雄健的词风
第二节歌情咏物的题材与深情绵邈的词风

第二十三章周邦彦:集前人之长建立词的创作程式
第一节爱情、艳情与身世之感
第二节以“富艳精工”的艺术特色“结北开南”

第二十四章“苏门六君子”与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第一节“苏门六君子”的词创作
第二节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第二十五章李清照:在“当行本色”中展现闺情、
爱情、别情和国破家亡之情
第一节在抒写闺情、爱情中展现个性之美
第二节国破家亡与女性的悲情
第三节在婉约词风中展示清真自然的心灵

第二十六章南宋前期的词人
第一节叶梦得、朱敦儒、岳飞、“四名臣”等人的词
第二节张元幹、张孝祥、陆游等人的词

第二十七章辛弃疾:以爱国热情铸就伟词
第一节辛弃疾的生平与思想
第二节“辛稼轩,词中之龙也!”
第三节“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的豪放词风
第四节辛派词人

第二十八章姜夔:以“清空”的词境建构词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国事之忧、身世之感、情思之困与物华之美
第二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词境

第二十九章南宋后期的其他词人
第一节吴文英:在亦真亦幻中营造朦胧的词境
第二节史达祖、刘克庄、戴复古等
第三节周密、王沂孙、蒋捷等

结语家园何处

◆ 上架建议
诗词/文学

书摘
引言
唐诗宋词之美

唐诗宋词之美臻于中国文学之美的极致,但唐诗宋词何以为美,我们似乎一直不甚了然;古代评点式的论断告诉了我们哪些诗词是美的,但没有分析美的成因。当然,对某种事物的美感本来是可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但当我们专门“欣赏”它们的时候,就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尤其对于被我们民族视为美的典范之一的唐诗宋词,就更应该追询其美之为美的内在原因。现在通行的所谓“艺术特点”、“写作技巧”之类的分析对于提高我们审美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帮助,甚至“艺术特点”与文学的审美本性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都是值得怀疑的,而文学之美——尤其是传统文学之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传统文学之美是从传统文化的底蕴中生长出来的,离开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受,对传统文学之美的体味恐怕只会流于表面。
没有感受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没有理解的感受是不深刻的。这里从传统文化中选取了几个与唐宋诗词有关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基本命题,以此为视角来“欣赏”几首唐宋诗词,希望有举一隅而三隅反的功效。
一、悲剧意识的觉醒与精神家园的追询
陈子昂是初唐提倡风雅,进行文风改革的重要诗人,而他最为人们熟悉的是《登幽州台歌》。当时,陈子昂随武攸宜征契丹,由于武攸宜不谙军事,他曾屡次进谏,不被采纳,致使屡屡失利,他心情颇为抑郁,想起当年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的往事,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参照《蓟丘览古》七首可知),于是吊古伤怀,而有此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一般的读者很少会知道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但还是一读之下,便被感
动,这说明其中肯定有超越时代的东西,而不受时空的拘囿正是真正的艺术品的根本特征。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弄清了某某作品的“时代背景”时,对它的感受反而减淡了许多,因为我们通行的“时代背景”解读法限制了人的超时空的审美想像。
从超越时空的意义上看,《登幽州台歌》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怀古意义,而是表达了深沉的悲剧意识,从中透显出了人的“觉醒”:当你独立于天地之间、直视生存真相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人生是有限的,是虚空的,你正处在惶恐之中,你会询问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何在!“古人”和“来者”似乎皆不足为凭,过去和未来也似乎难以为据。那么,人难道就在这种困境中绝望了吗?不,个人也许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悠悠”的天道却是永恒的。只要你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天道中,你就会在“悠悠”的天道中获得永恒。
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人的有限性的追问,并在对这种有限性的形上超越中得到消解;这一追问和消解的过程,正是价值建立的过程。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社会集体、道德本体、永恒天道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道家文化强调个人要在向自然的融入中获得意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正与传统文化的底蕴相吻合,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相吻合。
《登幽州台歌》同时还表现了中国人的“觉醒”方式。中国人的“觉醒”是从对自己价值依据的追询开始的,只有走过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心灵历程,人的“觉醒”意识才开始萌生。接下来的“涕下”不是哀伤和悲痛,而是觉悟了“天地之悠悠”——价值依据——之后的感动,同时也是对人生悲剧真相的审美认同。这种感受,相对于六朝人来讲,昭示着初唐时期的一种新的人格的降临;相对于中国人来讲,任何时候都应该会引起内心的感动。每一次吟诵,都会使人产生一次思考价值、追询价值、确立价值的冲动和渴望,中国人的价值感便是在这种无数次的冲动和渴望中积淀而成的。
《登幽州台歌》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特征。总的看来,与古希腊的悲剧意识相比,中国的悲剧意识并不仅仅注重暴露人的困境,而是在暴露困境中又弥合困境,在彰显出绝望时又指引了出路。在悲剧精神方面,古希腊的悲剧强调人与命运的抗争,这种命运其实是人的现实存在的极限状态,挑战极限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但这更激起了人的抗争精神,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主动挑战环境、挑战自身、挑战极限的存在物,并因此与动物的被动适应环境区别开来。但古希腊的悲剧意识指向的并非是绝望,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性的出路。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在“命运一出,诸神退位”的前提下,俄狄浦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自然是失败的,但俄狄浦斯自身却成为楷模和榜样,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在这一意义上,俄狄浦斯不仅不是绝望的,反而是成功的。还有,如果不愿意与命运抗争,还可以向命运“投降”,这便是宗教的由来。而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主要来自对人生有限性的追问,人生无价值,天地乃中性,对人生有限性的形上超越才是建立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比与外在的命运抗争更为根本。因其没有外在抗争的对象,因此也就没有可“投降”的对象,宗教也就很难产生,所以其悲剧意识就更为彻底。其悲剧精神指向的是由人自证的内向超越的价值建立,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意义上,比依靠与外在命运斗争建立价值来得更为正确、可靠和持久。
中国悲剧意识的这一基本特征既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相一致,也与执著与超越统一,此岸与彼岸统一,形上与形下统一的体用不二的传统哲学相吻合。《登幽州台歌》先是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呐喊暴露了人的价值困境,然后指出了融入“悠悠”“天道”的出路,而融入“天道”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的生活情节中感受“天道”,或者说是在“天道”的观照下来感受现实生活的情节。这样,人生困境的暴露与弥合就在一首短诗中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对精神家园的追询和价值的建构。诗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中国人没有外在而超越的价值观念,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中国人生来便被道德本体放逐,所以,在古典诗歌中,孤舟之类的意象才那样的浓密。“移舟”二字将孤舟和飘零之意囊括殆尽,况且所泊之处还是“烟渚”,家园迷茫,无可求索。那么,为何“日暮”就“客愁新”呢?“日之夕矣,羊牛下来”,那日暮人归的图景,在初民那里原本是极普通的,可数千年来不断地打动着我们的心,今日读来,犹使人在沉醉中挟有绵绵的心痛。那不是梦幻,而是一种虚灵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原型,是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是对失去的精神家园的追忆,是难回故乡的永恒的伤感。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其实就是当下的心理结构,是靠每个人在生命的历练中不断体味的,精神家园是在不断的呈现中存在的,追询的过程便是呈现的过程,所以,每当象征家园的日暮来临时,无所归依的游子便要起家园之思,等待着精神家园一次又一次的新鲜的呈现。而“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亲合的图景,是精神家园呈现的物化形态,为前面的追询提供了归宿。所以,这首短诗概括了我们民族追询精神家园和家园呈现的情绪流程。
二、在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之间
杜诗诗歌的主要审美特征是“沉郁顿挫”。杜甫自己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企可及也。”此处的“沉郁”,是指学养深厚,“顿挫”是指节奏的抑扬缓急,后来的含义有所不同,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感,忧国忧民的价值关怀,浑融含蓄的气象,抑扬顿挫、回旋张弛的节奏。例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怀。
首联起句突兀,如狂飙来自天外,将全诗笼罩在沉郁悲壮的气氛中,但又透显出大化流行的刚劲和廓大深邃的情感追求。颔联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它表现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意识:个体的生命也许没有希望,但天道是永恒的,只要将个体的生命与价值融入永恒的天道,个人也就可以获得某种永恒。此联在暴露人的困境的同时又弥合了困境,使人在超越中得到归宿,但这种超越又不是廉价的,往往要在“艰难苦恨”中完成,所以,在颈联和尾联中,杜甫尽情地抒发了个人的悲剧感。然而,因为有了首联、颔联的铺垫,杜甫的悲剧感便获得了审美性的超越,他的“悲秋”、“多病”、“苦恨”、“潦倒”也就成了超度他的梯航。该诗的内容结构在此类诗歌中极具有典型性:首联起句“大而空”,但又有引发建构价值的强烈冲动;颔联承接首联写自然,不仅具体且蕴涵哲理,将理路转入正题;颈联承上句情绪写人事,为生成全诗意义的现实基础,起着镇定全诗的作用;尾联归于心境、心理、精神家园,合于宇宙情怀,即所谓的“心理成本体”。起、承、转、合,完成了一个循环。
从“沉郁”来讲,全诗表现出一种儒者式的悲剧情怀;从“顿挫”来讲,不仅音韵抑扬顿挫,结构上有着内在的回旋张弛,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一种历经痛苦而走向超越的祈向,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推崇的含蓄和温柔敦厚的美学品格相契合。
其实,“沉郁顿挫”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是对现实中天道与人道的疏离的表现以及对理想中天道与人道的亲合的追求,只有在这种表现与追求的张力中去理解“沉郁顿挫”,才能把握其真正的韵致。在传统文化中,天道与人道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关系,即疏离与亲合。所谓疏离,即天道永远高于人道,在现实的层面上永远无法达至天道;所谓亲合,即天道不仅出自人道,还要还于人道,即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这是从心理体证或形上意义上讲的。现实中的疏离和理想中的亲和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上述的“沉郁顿挫”正典型地概括了这种张力的诗性特征。
再如《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如果说上一首更多地表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疏离的话,那么,这一首就更多地表现了二者的亲合。首联从自然运转、山川气象着眼,而秋霜化为“玉露”,枯树变作“枫林”,在德配天地的仁者的眼中,秋天只能徒增凝重与爽厉之美。颔联则通过对“波涛”和“风云”的描写透显出大化流行的气势与厚重,在前两联的映衬下,颈联更是将一般思乡之情演绎成了漂泊的游子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尾联是对普通人事的描写,但在“暮砧”的敲打声中,你不更加容易趋向心灵的家园吗?全诗以天道始,以人道终,天道与人道首尾相接,合二为一。
从“艺术”上看,诗作前四句沉雄俊厉,可谓“沉郁”之极,但不仅在“玉露凋伤”中就将严酷内化为道德,更在“孤舟一系故园心”中将前四句化作了追寻精神家园的外在契机,且在尾联中落实到现实的家园,使其过程变得十分“顿挫”。沉郁顿挫之美是一种浑融的美,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
疏离是现实状态,而亲合是一种冥证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境界。在由现实的疏离走向心理冥证的亲合中,其“沉郁顿挫”之美才能得以更好地显现。
三、彰显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苏轼处在宋词发展的关键时期。宋词繁荣的文化动因主要在于所谓的宋世风流。狭义的宋世风流是指浅斟低唱、歌舞侑酒的都市生活风尚,广义的宋世风流是指汉唐政治本体意识的消解,宋学与禅学的入世转向相融合,政治—文化政策和经济—商业政策的宽松,传统规范与现实风情的融会,士林风流与市井风俗的合拍。这样,“主情”的宋词便必然要在“言志”的唐诗之后大行其道。
然而,词是“诗之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与诗争衡的俗文学,如何使词上升到雅文学的殿堂,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古人早就论及了这个问题,胡寅说:“眉山苏氏,一洗香罗绮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题酒边词》)况周颐说:“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其实这说的就是苏轼对词的雅化。雅化的实质是将词变成了时代精神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使宋代的世俗精神雅化了,即使执著现实走出了感性享乐的泥淖,把现实生活提升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世俗精神也就上升到了形上的高度。这样,苏轼的词就有了厚重的文化意蕴。
苏词在很多情况下将在过去只有诗才可负载的文化意蕴纳入词中,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才是真正的“以诗为词”。如人们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此词所以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关键在于它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相吻合。中国人没有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因此英雄梦便是生而有之的理想。此词开端即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唤起了人的英雄梦想,深契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给人以无限的热情和向往;然而,苏轼在唤起人的英雄梦的同时又打破了人的英雄梦,他以自然与历史的永恒和人事的虚幻与英雄的无奈相对照,传达出深沉的悲剧意识,也激发了人们对意义与价值的思考与追寻,将人生无价值无意义的真相豁然展露在人们的面前。然而,人生未必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却是必须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不一定会选择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的,却是必须选择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不选择正面的价值人类社会就不会产生、存在与发展。因此,每吟诵一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会追问一次,心灵就会被洗礼一次,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就会以其本能为类的存在与发展对正面价值进行一次选择。中国文化中的正面价值就通过这样的心理净化机制积淀建立起来。可以说,只此一句,就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个流程。下面的描述无非是为了说明和论证开端的一句而已,起到的仅仅是例证的作用,但自“故国神游”以下,则转入了对上述悲剧意识的消解。中国人传统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有仙、酒、自然、梦、女人等,而“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数句中,除“仙”之外,其余诸种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居然都包含其中。从慷慨壮志到悲剧意识的消解,正体现了中国悲剧意识的“暴露”与“弥合”的双重特点,也概括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流程。
再看《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前人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那仍然是因为它描绘出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句,代表了自屈原《天问》以来的中国人以诗性的方式对人生价值、意义的追寻。苏轼超越了现实功利的拘囿,以一颗自由的心灵来贴近自然和宇宙,但心灵的超越不可能在瞬间构建起新的价值观念,所以必然要在一定意义上返回现实,所谓“高处不胜寒”,正是在进行价值追寻时的心灵感受和无奈的结局,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理过渡。至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则是苏轼追寻之后得到的现实答案。然而,这种形上追寻——心理过渡——现实答案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历程绝不仅仅是一种无谓、简单的重复,苏轼最后虽然仍旧落脚在现实的伦理道德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这已经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伦理道德,而是心理本体化的伦理道德,即以一种审美观照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命,已经具有了对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突破的意义。
人的心灵需要不断的洗礼,才能保持新鲜。词的上阕写的是心灵的询问,也是心灵的洗礼,洗礼过后,人们就会以新鲜的情感来感受以下阕为代表的现实的生活和生命。因此,此词以富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典型的意象和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表现了民族文化心理,使之深合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并在结尾处激发了人的超越性的美好情感,充满了传统的生生不息的乐观主义精神,因而具有了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七绝圣手”王昌龄的《出塞》也同样彰显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起句铺陈时空,将人的思绪引向浩远的历史背景,在秦月汉关的映照下,人们会自然生发出对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的追询;第二句则从历史回归现实,从背景聚焦到人物和事件:边塞战争古今一贯,略无停歇,但“长征”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如此多的艰辛与死亡?这种平易直白的陈说却恰恰使诗作的悲剧情怀落于眼前;三、四句是在悲剧情怀中透显出希望,但这种希望绝非廉价的,“但使”二字透显出现实的艰难性,从而完成了由悲到壮的情绪转换,也使“秦月汉关”所象征的历史和“万里长征”所象征的人事具有了明确的价值和意义。全诗虽然只有四句,却极为精到地概括了我们民族对于战争以及历史的悲——壮——希望的心理流程和情感态度,这是其被称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内在原因。这里可将王昌龄的《出塞》和王翰的《凉州词》加以比较,后者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虽有疆场生活的豪迈、慷慨,甚至还有对待死亡的洒脱,但毕竟缺少了对价值的追询和超越性的希望,所以不能深契民族文化心理,受到的推崇自然也就不如前者。
如果一定要说唐宋诗词是一种“形式美”,那这种“形式”就是传统文化艺
术的外化形式,是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形式美。事实上,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的情感的发展史,当然,人的情感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文化的发展史。我们既不能忽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同样也不能忽视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人的情感的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人的情感又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是被抛到历史之中的,是在以某些文化母体、传统观念为前提的情况下感知、运思和生活的。因此,如果能在文学和文化的张力中感受文学,考察文学,那又将是另一番不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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