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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管理哲学导论（第2版）
书号：978-7-300-18260-5
著者：彭新武 等著
责任编辑：吴冰华
成品：170*228 页数：408
纸张：60克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年2月
定价：48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融汇中西管理哲学思想
以复杂性思维这一跨学科的方法应用于管理全过程
确立了管理哲学的新范式

◆ 读者定位
在校大学生。

◆ 作者简介
彭新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管理哲学、中西管理思想史、社会发展理论、进化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多部，主要有：《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造物的谱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进化管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企业战略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西方管理名著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中国管理智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2007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 内容简介
本书在对中西方管理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今新兴的各种管理理论的提炼与整合，进而确立起一种适应当代复杂、动态的商务环境的管理哲学的新范式。从内容上看，本书不仅囊括了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众多流派，而且贯穿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对当今管理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诸如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组织行为、领导关系、组织文化、营销、战略、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危机管理、变革管理等均有精要的阐述。从方法上看，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将复杂性思维这一跨学科的方法论一以贯之地应用于对管理实践活动全过程的分析，实现了从“职能分析”到“流程分析”的转变。

◆ 简要目录
目录

前言管理哲学的缘起及其时代任务
第一章中国传统治国安邦之道
一、王霸之辩
二、崇公尊王
三、王霸间杂
四、全能治理

第二章中国古代知人善任的艺术
一、贤人之治
二、人才识鉴
三、用人之道

第三章中国古代的谋略与权术
一、军争与谋略
二、术治主义
三、捭阖之道

第四章西方管理思想的演进逻辑
一、科学管理时期
二、行为科学时期
三、管理理论丛林时期
四、战略管理和企业文化时期
五、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时代

第五章中西方管理的交汇与融合
一、中西方管理的比较分析
二、中西管理的交汇与碰撞
三、管理学的本土化与综合化

第六章当代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
一、现代管理的哲学审视
二、管理哲学的重新奠基
三、复杂性思维

第七章组织设计与组织行为
一、机械组织与有机组织
二、组织设计理念的变迁
三、组织重组与流程再造
四、组织行为

第八章管理与人性
一、传统人性观与管理之道
二、现代管理思想中的人性假设
三、从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

第九章组织中的文化与伦理
一、“文化”在管理中的凸现
二、跨文化管理
三、管理与伦理

第十章组织中的权力与政治
一、组织中的权力
二、领导与领导模式
三、组织中的政治

第十一章战略与决策
一、从战略计划到战略思维
二、战略决策及认知偏见
三、“温室模型”与“草根模型”

第十二章竞争优势与价值创造
一、优势战略的理论演进
二、学习与创新
三、顾客导向与蓝海战略
四、从绩效到价值

第十三章管理过程及其复杂性
一、组织与环境
二、和谐、冲突、危机
三、变革的逻辑
四、从确定性到混沌

书摘
前言

管理哲学的缘起及其时代任务

倘若哲学家不能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
——霍金森：《领导哲学》
一
近年来，有关管理哲学的话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这可以从各种各样的“高级总裁人文学堂”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诸如“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等广泛报道的学术论坛中，略见一斑。与此同时，有关管理哲学的严肃的学术研究，也日益走向深入。有学者甚至断言：管理哲学的崛起，把管理从“科学”引向“哲学”的时代；21世纪可望迎来的就是“管理哲学的时代”。参见孔冬：《管理哲学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1）。尽管这一论断还有待于得到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管理哲学在今日的兴盛，绝非人为操作的学术泡沫，而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
有人说，“工业化属于19世纪，而管理属于20世纪”（《财富》，1966）。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每个组织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管理。就像德鲁克（Peter FDrucker，又译“杜拉克”）所指出的，管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的通用的器官，实行管理成为一项关键的社会功能。
参见德鲁克：《管理的前沿》，152~15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在1900年，管理尚未为人所知；现在，它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活动。相应的，在当下管理学已成为所有学科中最活跃的学科之一。
我们看到，自20世纪初始，现代西方管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流派林立，杂彩纷呈，而被人们称为“管理学丛林”。从管理学的发展史来看，管理学是以工程学、经济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它从所有这些相关学科中汲取知识，借鉴研究方法，这使得管理学成为一门多范式的软学科。此后，还有一系列新兴学科，像未来学、预测学、行为科学、人才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科学等，都已充实到现代管理科学之中，相应地形成和产生了一系列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学发展的这种多重本体论、认识论范式的存在和无限发散、无限增多的趋势，使得人类对管理的认识很难再收敛聚合成一个体系，各种理论之间不再有共通性，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和联系性。比如说，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市场，而将企业当做一个“黑箱”；心理学家仅仅强调个人，而忽视了组织结构与技术；社会学家仅仅关注组织中的团体和组织的社会、技术环境，而忽略了个人影响力和个人差异对组织的影响；人类学家埋头钻研组织及其成员复杂的生活过程，而忽略了理论知识的预测功能；运筹学家精心构建自己的决策模型，而忘了一切人文特性；等等。这多种形态的理论和众多分支领域的复杂交汇、学科分立的局面，显然不利于知识的整合，不利于人们对管理的整体认识。为了获得对管理的统一性认识，我们迫切需要让管理学朝着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否则，往往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各自为政、各执一端。因而，当今管理学的研究理应多一些“综合”的视角。
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孔茨（Harold Koontz）对“现代管理学丛林”先后进行的两次综合，曾意味着人们从繁杂的管理学丛林中寻求某种统一性认识的努力；而综合之后的又一次分立，即当今管理理论“新丛林”的出现，则意味着现有的统一性的理论框架已不能很好满足当今管理实践的要求。如今，管理理论的丛林枝叶繁茂，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开拓、发展，虽然也偶有交叉，但大都各行其是；人们对管理的职能、原理、方法甚至管理的定义，缺乏统一的解释；在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上，现代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相比，仍旧显得杂乱无章——浩如烟海的个案分析、千奇百怪的研究视角、八面玲珑的对其他学科知识成果的借用，使得管理学看起来更像一个“研究项目报告大拼盘”。参见杨旭：《刍议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载《现代管理科学》，2006（3）。
孔茨的两次综合之所以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管理理论依循管理实践的发展而变革的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则由于孔茨的“综合”充其量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一种建立于坚实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作为一种世界观，它首先构成了知识的基础，为各门具体科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法。然而，从当今管理学研究的总体现状来看，作为主流的现代西方管理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科学和技术层面。尤其在英、美等国，对数字和事实的过分迷恋，产生了诸多繁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模型和符号——人们或普遍热衷于数学建模，或囿于经验而使案例分析法大行其道。这种对管理的“科学”方面的过多强调，导致了管理实践的机械化：员工们为了谋生而工作，却不一定能认同公司；管理者除了牟利没有更高的企业和生活目标。西方管理者尽管能够运用诸如结构改组、财务重整、人事更换等手段来解决这些危机中的个别问题，但是，诸如企业的使命、经营理念、用人和企业持续发展等根本问题很难用这种科学手段加以解决。
当今西方主流管理学的研究之所以陷入了这种过分模型化、数理化的偏执，就在于它长期以来对哲学的忽视。管理学虽然是一门经验性极强的科学，但它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毕竟属于超越经验的哲学所研究的对象。因此，对于管理而言，哲学是不可或缺的。从人类知识的形成历史来看，哲学和管理学之间的联姻源远流长。在管理学尚未取得独立理论形态之前，哲学作为包罗万象的“科学总汇”就已经存在。然而，传统哲学的总体性、综合性和思辨性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又妨碍了近代以来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倾向，从而激起了近代知识和学科的普遍“反抗”，各种具体科学由此纷纷脱离哲学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表明科学研究活动及其发展与哲学之间不再有任何的联系。其实，在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科学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真正脱离开哲学的支持，科学所表现出的理论进步总是有哲学的思维伴随在其中。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科学与哲学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这种连接方式。
今日的现实充分昭示，当今人类所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全局性的、综合性的，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以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促使科学与哲学的联姻。事实上，正是这种把包括哲学在内的诸多产生于实践领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集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时代要求，促使大批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学科群体应运而生。总的来看，从古希腊的“一切尽在哲学中”的“包罗万象的哲学”，到中世纪之后的“一切不在哲学中”的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的分离，再到现当代的“哲学在一切中”的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联盟，表明了现代哲学的时代特征和基本走势。如此一来，应答具有时代特征实践的呼唤，管理学和哲学的联姻——管理哲学的研究，必然要成为当代管理研究的主旨。可以说，“一个特定企业的管理人员，不管他们是否研究过他们所继承的哲学遗产，都会按照某种哲学观念来经营自己的企业”约瑟夫•L•梅西：《管理学概要》，4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因此，当代管理哲学的兴起，乃是现代管理学理论及管理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然，当今管理哲学的兴起，也是哲学自身回归实践、生活的需要。从历史上看，随着学科的分化，哲学在逐渐丧失自己领地的同时，在陷入形而上学的玄思中也逐渐远离了对现实世界的关切，从而使哲学逐渐丧失了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壮健和生命力，失去其存在的根基。显然，哲学要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之活的灵魂”，必须使哲学普遍性回到具体的有效形式，必须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建立更为紧密具体的内在联系。而今天管理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的兴起，正是哲学回归生活的反映。
可见，无论是为了哲学的发展还是为了科学的发展，都应该也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哲学与科学相互分离的局面，实现二者的结合。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们都对管理进行过广泛的思考，所探讨的内容几乎涵盖了管理学科体系中的方方面面，并尤以哲理与艺术见长。无论是儒、道、墨，还是法、兵、纵横各家，都为人类贡献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极为宝贵的管理智慧。只不过在哲理与艺术之间，它们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概略论之，儒、道、墨重在哲理，如儒家的“修己安人、以民为本”，
道家的“道法自然、自然无为”，墨家的“兼爱、利人”；而法、兵、纵横各家则偏于艺术，如法家的“崇法尚术、唯法为治”，兵家的“运筹帷幄、知人善用、随机应变”，纵横家的“纵横捭阖”之术，等等。然而，从当下中国管理界尤其是企业界的实践层面看，人们更津津乐道于管理的艺术、技巧，而乏于哲学层面的关注和探讨，表现出“术”盛而“道”衰甚至“道术分裂”的局面。比如，就当今被广泛沿用的《孙子兵法》而言，人们往往更青睐于其“术”而忽视其“道”。对于兵法中一些有意义的“道”的方面弃之不顾，而将兵法权谋中的机变和巧诈发挥到极致。显然，对于管理者来说，不仅应熟悉各种管理之方法和手腕等“术”的东西，更应该明“道”，并以“道”来统领“术”，达到“道术合一”。总之，在管理学研究日渐成为“时尚”的今天，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哲学，以利于我们对管理及其价值的充分理解。
二
自然，像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样，当今人们对管理哲学的认识，也是一个充满意见纷争的领地。其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把管理哲学看成是哲学的一般原理在管理科学和管理活动中的应用（即所谓“应用哲学”）。问题在于，这种用哲学的一般原理、观点来“套”具体科学，使具体科学去附会哲学的一般原理的做法，依然停留在具体实证科学的层次上，缺乏哲学的相应概括、抽象和提升，因而无法形成对科学认识的再认识。另外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把管理哲学看做是“企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的基本信念、观念及价值偏好。这种视角将管理哲学局限在管理主体这一单一层面，严重限制了管理哲学的研究视野。
不过，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倒是较为一致的，那就是管理哲学处于管理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属于一种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就像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科技哲学一样。然而，对于管理哲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是不够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管理哲学？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及其自身的特性谈起。
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对自身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以说，一部哲学史就是不同的观念、思想、意见堆积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诸多问题和困惑的历史。就连哲学概念本身也是如此。因而，要给哲学一个众所公认的确切答案或明确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明智的。不过，既然不同的研究者都对“什么是哲学”做出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哲学观，那为什么这些派别所研究的东西仍然被称为“哲学”？其内在的一致性究竟在哪里呢？这恐怕只能从哲学自身的思维特征中寻求答案了。
按照当今的一般性解释：“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而所谓世界观，按照常规的理解，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对整个世界的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做出解答。当下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也正是以这种研究对象的不同，进而对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做出区分的。具体而言，哲学研究的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而其他一些具体科学研究的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些局部问题而已。问题在于，这种将哲学界定为对世界进行总体解释的做法，只不过是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哲学的“不良幻想”。现代科学表明，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世界观是多余的、不现实的。哲学没有这样的特权，即依靠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成果来建构关于整个世界的综合图景。事实上，哲学与诸多具体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并不是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的真正区别所在，它们之间更体现为一种研究层次上的不同。就像金岳霖先生所指出的，哲学所思考的对象可以是重大的，也可以是小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由于任何一种具体科学的研究中都存在哲学问题，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并不独立存在，而是深深渗透在了一切具体科学之中，它们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的知识总体。而在这一知识总体中，哲学处于其深层地位，哲学所关注和指涉的是各种知识领域中的深层理念，如各种具体学科研究的出发点、前提假设以及一些基本原则、文化信念和思维方式等。
正是由于哲学是对周围事物以及人自身进行深层认识的结果，因而哲学成为人类的最高智慧。然而，当今人们惯常的那种将管理学定位于“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做法，正好忽略了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哲学层面的问题。其实，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也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更应是一种哲学。一般而言，管理学是从“科学”层次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管理哲学则是从“哲学”层面，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而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知识在管理实践中的相互结合和有效应用，就会形成相应的管理艺术。因此，从更全面的意义上讲，管理应该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三位一体”。既如此，那么管理哲学就不应是管理学与哲学的简单叠加，也并非简单地从哲学推演到管理学之中的结果，哲学其实原本就是管理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泰勒科学管理的实质是一种效率哲学，他在倡导建立科学管理机制的同时，也强调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的亲密合作。而德鲁克更是将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建立了个人成就与道德合一的管理价值观，以及自我实现与企业目标合一的目标管理体系，等等。
既然哲学是一门有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那么，管理哲学就是有关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具体而言，管理哲学是处于一定管理关系中的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用以指导其管理行为的世界观，包括对人、组织、管理等基本范畴以及人与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等基本关系的理解；同时，它也是一种方法论，即通过对作为管理学前提的基本理论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进而为管理实践者提供一种方法上的指导。这样定义管理哲学，也符合许多管理理论大师的主张。如泰勒认为，管理哲学就是管理理论和管理中的普遍原则：“科学管理包含着某种普遍原则，是一种能以各种方法运用的哲学观。”泰勒：《科学管理原理》，16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谢尔登认为，管理哲学是“一套原则，一套科学地确定出来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由于它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基础，所以应用它们来指导日常的职业实践”转引自郑慧子：《管理哲学的问题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如上界定其实只是告诉人们管理哲学的定位问题，却没有告诉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哲学家帕斯卡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人能够思想”。而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可以对思想进行思想。这种对思想的反思就是所谓的哲学思考。如黑格尔所言：“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黑格尔：《小逻辑》，7、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因此，哲学就其基本特征和现实功能而言，就是一种反思。同具体科学相比，哲学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是一种不断探索的态度和精神，而不是一种给定的、静止的、抽象的、封闭的理论体系或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和套用的公式及原理。如此一来，哲学通过将关于“世界”的“思想”成为“反思”对象之时，使自身也从“无家可归”到“四海为家”。参见尹卫东：《应用哲学研究何以可能：兼论管理哲学的建构》，载《学海》，2001（2）。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管理哲学乃是“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如果说管理学主要是为实际的管理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管理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的话，管理哲学则是要对现有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尤其是对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假设、文化与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
在当今，管理学新概念的产生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或时髦，且盛衰无常。就在这种喧嚣中，理性主义被修正为有限理性主义；最大化被修正为最优化或是满意解；线性设计被修正为开放系统；科学方法被修正为“文学与艺术”；逻辑被修正为逻辑和直觉；刚性被修正为柔性；多元化程度越低越好；规模越小越好；正式的权威必须被减少；消灭监督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无疑是诱人的，但是在诸多自称“最新”、“顶级”、“一流”的管理思想的背后，实际上充满了太多不实的蛊惑。例如，虽然“核心能力”在当今被描绘成新的名词，但它背后的观念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和埃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提出了。同时，我们看到，尽管“科学管理”的许多基本信条受到日趋激烈的批判，但是在实践上，“等级仍然是企业生活中的主题”（《哈佛商业评论》，1991年5月），“很多公司仍然在用一个世纪以前的泰勒的投入产出方法来进行评估”（《经济学家》，1993年6月）。因此，当今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反思的时代。
这种反思当然不是空洞的理论玄想或那种单纯的内心“自省”，而应该是紧紧联系特定的管理实践的，即以人的实践为核心，以思考和解决实践问题为直接目的。可以说，管理哲学能否发挥其独特的学科价值，最主要的取决于我们能否按照哲学的本性，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具体科学。而怀疑和批判则构成了进行哲学反思的两种最为基本的态度和方式。如笛卡尔所言，学习的开端就是怀疑一切，真理就是一种不断获得的过程；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对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一切决不是为怀疑而怀疑，怀疑实质上是一种能力，一种彻底的学习精神和追问态度。不学会怀疑，我们就会被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象和假象所蒙蔽，而看不到整个世界的真实的、本来的面目。同时，正由于所有哲学都必须从可疑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未经批判的常识开始，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一种批判的意识。哲学根植于各门具体科学理论之中，凭着自身的开放性、批判性的特点不断吸进新养料而得到充实；它又超越各门具体科学，指导具体科学向前发展。我们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怀疑和批判中，认识我们的失误，并进一步端正我们的研究方向。
进一步讲，管理哲学作为对“管理问题的哲学反思”，其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批判”，而且还在于“建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批判现存世界中去发现新的世界，即在对现有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盘点和检视，以期在更高层次上对现代管理进行跨文化、跨领域的全方位把握。哲学的这种“建构”功能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如黑格尔所说的扮演“黄昏起飞的密涅瓦之猫头鹰”，即在事物的矛盾发展到比较充分的时段加以跟踪式的理性概括和总结，而更应体现在引导社会生活和实践发展的超前意识和主动创新精神，在加强对管理学发展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把握中发挥作用。哲学的这种前瞻性和预见性在管理活动中，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为管理实践提出某种具体方案和可能，而应该表现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权衡和在宏观视野中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深层的启示。当然，在当今日益复杂、动态和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要做到精确预测是不可能的，因为诸如蝴蝶扇动翅膀那样的随机事件，原则上是可能影响全球的天气动力学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预测的可靠支持。世界的未来虽然是不确定的，但是人类的现实生活依然离不开对未来的把握。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使人们对未来能充满不是空想的希望，不抱悲观态度，使符合人性之必要的事实能够出现，使人类生存的价值意义持之以恒。
三
既然管理哲学要成为一门学科，那么自然就要确立其研究的对象、问题，并建构相应的概念、范畴及其理论体系。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充满艰辛探索的过程。尤其是在一门学科刚刚起步的时期，过早地确定研究的“问题域”或建构某种理论体系，往往会限制人们的研究视野。更何况，由于变革无时不在，新问题肯定会层出不穷，因而管理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问题域。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需要对一些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做出解答。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把握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世界观层面探索管理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管理哲学的研究问题不是自己随心所欲地确定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管理学和管理活动的历史发展之中的。没有管理学的发展史作为基础，管理哲学的研究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无法进行的。对于管理哲学而言，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为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和问题的来源。当然，管理哲学对管理学的发展进程的考察，不是像历史学的考察那样，对在过去的时间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及其思想、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及其变化的一种尽可能精确且全面的记述和解释，而是以这种历史学的考察为基础，通过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通过对诸如管理学研究的前提假设、研究主题的发展变化、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更迭以及管理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等问题的探讨，从中抽取出历史发展中的某种持久不变的特征，进而形成关于管理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普遍性理论形态，包括一系列概念、范畴体系、管理方法以及管理原则。简言之，管理哲学不是通过先验观念对现实社会进行演绎，而是要深入探索管理实践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参见尹卫东：《哲学视域中的管理思想演变论纲》，载《江海学刊》，2002（2）。此外，管理哲学还应该对管理研究的问题走向做出价值判断。就像霍金森在《管理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仅要注意提高组织的效率，强调管理的技术方面，还要注重管理中的人文因素，而不仅仅把效率和效用作为组织价值，使组织失去人文价值。换言之，在管理哲学的视野中，对管理的把握就不仅要有科学之维，而且必须有伦理的、价值的维度。针对管理的具体问题，我们需要确定相应的具体价值标准与目标以指导如何权衡轻重、如何判断是非、如何决定行为之道。参见郑慧子：《管理哲学的问题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其二，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比较和融合问题。在当今管理界，各种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和模式背后隐藏着的是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因而，不同的管理文化和模式的沟通与融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应该说，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管理本身也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每一国家的管理由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环境以及一些特殊现象，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为此，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今的国际化实践，兼收并蓄，取其所长、补其所短，逐渐走向互补与融合。当然，这种互补与融合，必须从现实需要出发。德鲁克说得好：“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38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因此，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还是对西方管理理念化模式的适用，都应以特定的现实需要为前提。中国式管理也好，西方式管理也罢，只要能有效地解决当代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选择适用，也可以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再进行适用。否则，我们是无法进行选择、取舍或进行兼收并蓄的。离开特定的实践，所谓综合创新只是一种空谈，从而免不了在中体西用之间来回跌宕。这正是当今管理界所面对的困局，这也正是管理哲学大有作为的领地。
其三，探索适应当代管理实践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从整个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理论的产生都是源于现实的需要的。例如，针对当年的礼崩乐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泰勒针对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低效率现象”，倡导科学管理理论等。由此，我们首先必须从当今管理实践的基本特点出发，来选取或构建各自相适应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从哲学视角看，以科学管理理论、管理过程学派为主流的现代管理学，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实质上就是牛顿科学所开创的机械论范式。这种机械论范式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看成是简单的、明晰的、线性的，从而为规则的、可预测的宇宙提供了前提，并导致对预测和控制的僭妄与热衷，以及垂直型、官僚主义型的领导关系，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各单元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刚性联系等。这种组织模型保证了规则、预测和效率，并使一种长时期的计划成为可能，却忽视了战略的渐进演化特征和偶然性成分；它对简单、明晰性原则的向往和追求，忽视了事物所固有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泰勒就把机器的一些主要特征应用到组织结构和管理当中去，通过任务的划分，使工作成为简单劳动，使生产变得单调而规范；通过寻找完成某项工作最有效率的方式，为每项任务确定明确的可衡量的目标等。应该承认，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时相对简单的管理实践的要求。但是，在当今时代，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是日益扩大的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产品品种的多样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商务环境和战略行为的不连续性、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组织所处的经营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得公司的商务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泰勒科学管理方法的范围，并由此而引发了深刻的组织及其管理模式的转变。显然，当今变化了的管理环境需要一场深刻的“管理哲学革命”。因而，如何构建出一套适应当代复杂、易变环境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便成为当今管理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四
在当下，管理哲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交叉学科。在国外，成体系的论著并不多见，大多数是以管理哲学中的某一领域为研究题材的，如霍金森的《领导哲学》，明茨伯格等人的《战略历程》，拉兹洛等人的《管理的新思维》，保罗•格里斯利的《管理价值观》等。在国内，著作倒也不少，尤其在传统中国哲学这一领域，如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苏东水等人的《东方式管理》，黎红雷的《儒家管理哲学》等；而较成体系的管理哲学著作主要有：齐振海的《管理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官鸣的《管理哲学》（知识出版社，1993），杨伍栓的《管理哲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毛卫平、韩庆祥等人的《管理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张福犀等人的《管理哲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袁闯的《管理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等等。
总体来看，尽管大多数论著对管理哲学的定位相当不一致，但大都不乏新颖之处，都对管理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其一，相当一部分是根据原有的哲学体系的机械套用，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哲学所特有的批判、反思功能。换言之，它们大都侧重于回答“管理哲学是什么”（定位），而疏于对“管理哲学应该做什么”（功能）的探究。其二，缺乏对当今管理实践和前沿管理理论的关注和反思，因而在研究上相对滞后于当代管理学的发展。其三，缺乏对当代日益复杂的管理实践进行研究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其四，缺乏对管理学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提炼和整合——而这正是管理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
为克服或弥补如上一些局限和不足，本书着意从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事实上，这也就决定了本书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批判与建设并举。本书首先对管理哲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着重突出其批判反思的内在本质和现实功能，然后通过对中国传统管理和西方管理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当今新兴的各种管理理论的提炼与整合，进而确立起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要求的管理学新范式的基本原理和特征，主要包括自组织进化原理、非平衡原理、不确定性原理、共同进化原理以及复杂性原理等。
第二，体例创新。本书无意于遵循将某种哲学理论机械地套用于管理哲学的研究陈规，而是直接以当代管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为基点展开论述，使人们充分了解管理哲学所要反思的主要问题，如：组织设计与组织行为、人的问题、文化与伦理、权力与政治、战略与决策、竞争优势与价值创造、管理过程及其复杂性等。同时，本书对这些问题的安排顺序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使人们在对管理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个基本把握的同时，充分体会到现代管理的深邃底蕴。
第三，思维导向。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即提炼和概括出了探索当代管理活动复杂性的基本思维模式——复杂系统探究方式或者说复杂性思维这一跨学科的方法论，并一以贯之地将其用于对管理实践活动全过程的分析，从而突破了传统上一贯将管理活动进行机械分割并分别进行专项研究的职能分析法，而直接将研究的对象定位于管理实践的基本过程，充分展示出新的管理思维及其在新时代的应用。
第四，综合探讨。从本书所涉及的学科来看，有生物学、生态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从所涉及的管理思想来看，不仅囊括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的众多流派，而且贯穿了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从所涉及的主题来看，对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组织行为、领导权术、组织文化、营销、战略、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危机管理、变革管理等均有精要的阐述。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2006年，包含“前言”及正文共十个部分。这次修订幅度较大，不仅重新撰写了一些章节，而且对原来的章节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现包含“前言”及正文共十四个部分。“前言”详细地阐述了管理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管理哲学的学科属性及其时代任务。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是对中西方管理的基本内涵和演进逻辑的总体概括和批判性反思，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管理的交汇与融合、当代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等当代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究。第六章至第十三章，则主要立足于当代复杂、动态的管理实践，进行了一次管理哲学的积极建构。
参与本书第一版写作的，除本人外，还有唐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龙（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剑民（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孙健（西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这次修订，唐伟、陈晓龙、孙健因公务繁忙未能参加，因而，我又邀请了一些学界同仁参与了这次的撰写、修订工作，他们是：纪光欣（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宏伟（首都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博士）、胡国栋（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具体分工如下：
前言管理哲学的缘起及其时代任务（彭新武）
第一章中国传统治国安邦之道（彭新武）
第二章中国古代知人善任的艺术（彭新武）
第三章中国古代的谋略与权术（彭新武）
第四章西方管理思想的演进逻辑（纪光欣撰写，彭新武修订）
第五章中西方管理的交汇与融合（李宏伟撰写，彭新武修订）
第六章当代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彭新武撰写，胡国栋修订）
第七章组织设计与组织行为（彭新武）
第八章管理与人性（唐伟撰写，彭新武修订）
第九章组织中的文化与伦理（孙健撰写，彭新武修订）
第十章组织中的权力与政治（赵剑民）
第十一章战略与决策（彭新武）
第十二章竞争优势与价值创造（彭新武）
第十三章管理过程及其复杂性（彭新武）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曾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编审李艳辉女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陈志良教授、郭湛教授、王霁教授、张志伟教授、马俊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姜璐教授、王德胜教授的诸多帮助。此外，我的几位研究生：朱鹏鹏、张雅楠、周佳倩，在这次修订中做了部分校对工作。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彭新武
2013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