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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杨毓麟 陈天华 邹容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564-4
著者：严昌洪 何广
责任编辑：胡明峰
成品：160*230页数： 396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1-23
定价：56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三位辛亥革命思想先驱、中国最早的革命思想家杨毓麟、陈天华、邹容三人著述的选编
所收录皆为当时影响巨大、振聋发聩之作，如《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均脍炙人口，影响广泛，至今每每被人称道，反映了20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潮风云激荡的历史
本书将三位思想、经历相近的革命家的文字编为一册，各篇文章参照阅读，便于读者更好地把握辛亥革命思想准备阶段青年革命家们的思想脉搏，更好地理解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不出十年就取得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伟大胜利的历程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三位辛亥革命思想先驱有关著述的选编。其中两位湘人，均是蹈海志士。
以《新湖南》率先鼓动反满独立的杨毓麟（1872—1911），曾谋以炸弹暗杀清廷高层，成为革命党人中制作炸弹的高手，也曾以投枪匕首般的文章抨击时政，撰写长文揭露沙俄侵略东北的狼子野心。他为黄花岗起义失败而忧愤，亦为自身被脑病折磨而痛苦，毅然在英国以蹈海方式求解脱，时人无不痛惜。
以《猛回头》、《警世钟》警醒世人的革命文豪陈天华（1875—1905），一针见血指出清廷是“洋人朝廷”，清吏是列强“守土官长”，号召人们反帝排满救国。曾投身华兴会革命活动，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他以在大森湾纵身一跳的悲壮之举，抗议日人对中国人的污蔑，感召中国学生自爱自尊自强。
还有一位川人邹容（1885—1905），外表秀气羸弱，骨里充满反叛精神，曾忤尊长，抗官府，一心要到外面精彩世界寻求救国真谛。1903年革命思潮在东京和上海激荡的日子里，他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姿态，最先喊出了“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革命军》小册子使民众振聋发聩，使清廷闻风丧胆，苏报案中他自投罗网，去狱中陪章太炎唱和，最终铁槛捐躯，后被赠“大将军”。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中国最早的革命思想家杨毓麟、陈天华、邹容三人的著述，试图反映20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潮风云激荡的历史。《新湖南》、《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脍炙人口，影响广泛，至今每每被人称道。杨毓麟《满洲问题》及续编，以大量事实揭露沙俄侵吞我东三省的野心，《神州日报》上的几篇社评以犀利的笔触抨击了清廷黑暗统治，呼唤新神州的光明未来。陈天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揭橥反满革命大义，而《狮子吼》以小说形式影射现实，憧憬未来，宛然当年“中国梦”。邹容著述不多，尽量收录，以图全面反映这位英年早逝的热血青年的思想光辉。《年谱简编》概述三位思想家的生平，《导读》则介绍了他们主要著述的基本内容、历史价值和思想局限。
◆ 简要目录
导言
杨毓麟卷
新湖南
满洲问题
续满洲问题
《神州日报》发刊词
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
论报律
危言脞录
论世界三大思想之流行
记白人暗杀事件列表
杨毓麟年谱简编
陈天华卷
敬告湖南人
论《湖南官报》之腐败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
复湖南同学诸君书
猛回头
警世钟
要求救亡意见书
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
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
丑哉，金邦平
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
中国革命史论
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
狮子吼
致中国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
致湖南留学生书
陈星台先生绝命书
陈天华年谱简编
邹容卷
禀父母书
致长兄书
革命军
驳革命驳议
狱中与蔡寅书
致四君书
邹容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以往一些关于近代人物或辛亥革命志士的传记作品和文集，常有邹陈合传和邹陈合集，如陈旭麓著《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陈旭麓、费成康著《邹容和陈天华》（祖国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冯祖贻著《邹容陈天华评传》（中国近代人物评传丛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郅志编《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对于邹陈合传，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邹陈合传，理所当然。尽管一个生在四川，一个生在湖南，家庭背景、经历和性格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具有爱国民主思想，都用至诚的文字为革命鼓吹，而且都过早地死于英年，牺牲在革命正在进入高潮之际，因此特别使人们深感钦佩而又惋惜。邹容和陈天华都是有崇高理想、远大抱负并且才华过人的英俊青年。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性格，陈天华的湖南‘霸蛮’精神和邹容的巴蜀清奇气质，使他们的短促生命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为这一代仁人志士写传，如果有一大批好的传记，则将可为今天的青年提供一座有立体感的、虎虎有生气的辛亥革命时期年轻英杰的群像。”章开沅为冯祖贻著《邹容陈天华评传》所作序言。 至于邹陈合集，郅志在《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的编序中称邹陈二人的作品都是20世纪初年“历史转折点的代表作”。
他们的这些话，也可以用来说明我们把杨毓麟、陈天华、邹容三人的文章合编成一个集子的原因。杨毓麟与陈天华是湖南同乡、留日同学、革命同志，并同以蹈海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诚如姜泣群《朝野新谭》所言：“陈天华杨笃生两先生，皆于满清专制时代，以文字鼓吹革命之先觉。检阅两君之历史，其才识、志行、境遇，无不相同，亦可谓革命悲惨史上之奇谭也。呜呼！天既前后而生奇才于湘地，卒竟使其前后而从屈大夫游，何其忍哉！”姜泣群：《民国野史》（又名《朝野新谭》），影印本，325页，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而且，他们三人都是在1903年前后进入政治生涯的年轻人，都以自己的慷慨激昂的文字呼唤人民迎接革命的到来，都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广泛传播，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同时，他们的著作《新湖南》、《革命军》、《猛回头》与《警世钟》先后问世，互相借资，共同有着爱国与革命的主题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也共同有着庸俗进化论、大汉族主义等思想缺陷，反映了历史转折点上人们思想的过渡性。把这些文字编为一册，各篇文章参照阅读，才能更好地把握辛亥革命思想准备阶段青年革命家们的思想脉搏，更好地理解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不出十年就取得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伟大胜利的历程。
杨毓麟，字笃生，号叔壬，别号衋盦，改名守仁。1872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高桥乡一户耕读传家的普通农户。幼时受的是传统教育，读过四书五经、史籍古文，中过秀才，选过拔贡，还成为“候选知县”，只是他无意仕进，并未谋求实职。他在湖南省城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肄业，广泛阅读清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其留心经世之学。在维新运动中应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任《湘学新报》撰述，主张变法维新，立志改造社会。1902年起三渡扶桑，初入弘文学院，继进早稻田大学。湖南留学生创办《游学译编》，他积极参与，并担任编译工作，接触通过日本人译介的西方学说，探寻救国真理，逐步由爱国转向革命，该刊宣传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思想的文章大半出自其手笔，鼓吹湘省脱离满政府而独立。通过学习西方启蒙思想和政治学说，他提高了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认识，加深了对“中等社会”在救国、革命中之重要作用的理解，乃撰《新湖南》，倡言反满独立，广为流传。参加拒俄义勇队，在《游学译编》发表《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长文，揭露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警示列强借满洲问题再议瓜分中国，并声讨清政府卖国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后参加学生军改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主张用暗杀和起义等武装斗争手段推翻清廷。曾与苏鹏等组成暗杀团，试制炸药，成为革命党人中制作炸弹的高手，于1904年潜入北京谋炸慈禧太后，未果。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充五大臣随员以图策应吴樾行剌，未遂。并未暴露的杨毓麟于1906年初随考察大臣载泽等到达日本，与黄兴等联系，加入同盟会。考察中，于法政知识所得甚多，然以政府非有真立宪之精神，不屑追随，便辞职返沪，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1907年与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任总主笔，才出报36号，报馆失火，幸免于难，发表《本报三十七号纪念词》，欲将坏事变成好事，以火灾为除旧布新之征兆，宣言“今神州之黑暗将被扫除，新神州之光明将益发见”。1908年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至英国，翌年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学习，兼充《民立报》欧洲特约通讯员和同盟会驻英联络员。与孙中山会晤，建议设立远东通信社，得到孙中山首肯。1910年，汪精卫等在北京谋刺摄政王，所用炸药系杨毓麟从苏格兰购寄。1911年闻黄花岗起义失败，悲愤忧伤，旧疾加剧，遂至利物浦蹈海自杀。其族中叔祖兼同学杨昌济在《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中述其死因称：在国内时，“君既奔走江湖，积年劳瘁，感愤时事，脑疾时发。加以报馆事务异常繁琐，精力大亏”；在英国时，“研习英文甚苦，脑疾愈甚，顾勤敏性成，不自制，明知用功过度于身体有伤，而苦学如故。……读英文报纸，见其主张强权，不讲公道，愤甚，尤痛心疾首于日本人之强横。顾见时事日非，政府卖国，而国民无力能排除之也，益愤闷不能自已，而病乃日深矣。至今年闰六月初旬因服硫磷药品太多，脑炎狂发，遍体沸热，不复可耐，乃乘车至利物浦，作遗书与友人，以闰六月十一日投身利物浦海中”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载《甲寅》，第一卷第四号（1914年11月）。 。杨毓麟死后，时人撰文哭之：“今笃生从灵均（引者按：指屈原）于千百载下，则后人论其人，识其事，想象其忠愤之怀，引风凭吊者，较之灵均当何如？呜呼！昊天不吊伤我天民，以吾人切盼之英杰乃不克竟其志，以大有为与斯世，卒以蹈海忧愤死，岂不重可恸乎？昔屈原死而宗国卒陷于沦亡，今笃生死，祖国前途当何如乎？故吾人之哭文豪，不只为文豪哭，亦为祖国前途放声一哭也。”天复：《哭文豪》，载《民立报》，19110822。
真是无独有偶，在杨毓麟在英国跳海自尽前六年，湖南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日本蹈海，三个月后，另一位湖南革命志士姚宏业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虽然陈天华在绝命书中交待说“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但该规则确实是导致陈天华蹈海、姚宏业投江的重要因素。规则颁布后，中国留学生群起而抗争，并因策略不同而产生分歧，有继续留在日本的，陈天华是其代表人物之一；有集体离日返国的，姚宏业亦是代表人物之一。陈天华是因为看见抗议规则的中国学生中一些人的不端行为被日本报纸诋毁为“放纵卑劣”而大受刺激，想以自己的死触动留学生注意讲究私德，以便维护中国人的形象和中国的国格。姚宏业则是因为为返沪学生开办的中国公学经费拮据，办学困难，受到顽固官绅肆意攻击愤而投江自尽的。一连三位湖南志士蹈海警世，原因何在？是三湘多奇士，湖南人的强悍、霸蛮的性格造就了他们不怕死的精神？还是如青年周恩来所吟咏的那样“难酬蹈海亦英雄”，他们壮志难酬，遂以蹈海的英雄行为舍生取义？抑或是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悲壮之举感召着楚人的子孙？我们还是认真阅读他们的文章，沿着他们的心路历程，探寻他们蹈海的深刻原因吧。
杨毓麟著作甚多，首推《新湖南》影响最大。康有为曾发表《辨革命书》，宣传“合则强，分则弱”以及“惧外人之干涉”的观点，攻击革命派欲分现成大国为数十小国，以力追印度，是自取弱亡；赞扬满洲合于汉，大有益于中国。《新湖南》针对这些观点予以回应，认为非大国不能立足世界，西方列强侵略远东，必须靠中国集同洲同种来抵抗。但在满政府统治下，难以完成此使命。该书是杨毓麟受太平洋客（欧榘甲）所著《新广东》的影响，以“湖南之湖南人”署名撰写出版的。《新广东》论述广东自立之基础和应当自立之原因，分析广东不知自立之害，认为自立当先做预备并去俗见，陈述广东自立三策(开自立报馆、开自立学堂、联秘密社会)。主张各省先自立，然后建立联邦政府，以达全中国自立之目的。《新湖南》根据这个思路，“论湖南之形势与湖南人之特质，发挥民族主义，寓地方独立之意”杨毓麟：《新湖南再版广告》，载《游学译编》，1904（11）。 。当然，《新湖南》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理论上加强了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实践上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对推动当时的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较大作用。这些都大大超越了《新广东》。
我们已知陈天华曾借资移植《新湖南》部分内容，如两者都引用了“民族帝国主义”概念，都揭露了帝国主义通过政治、军事、经济、传教等手段掠夺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其实，杨毓麟关于民族帝国主义的论述，也是借资移植了美国学者灵绶的《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一书，当然还借资了同时代中外人士的其他著作。
灵绶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原书名为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1900年在纽约出版。日译者为高田早苗，明治三十四年由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出版。中译者是罗普，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活版部印刷。该书对日本和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学者郑匡民说：“这本书是围绕着中国问题论及当时世界列强所执的帝国主义政略。高田早苗称此书‘是解释刻下重大问题的最有价值之书’。”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18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梁启超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时坦言“篇中取材多本于美人灵绶氏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氏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而参以己见，引申发明之。不敢掠美，附识数言”。在从前撰写文章，编著作品，借资移植成为风气的时代，梁启超能够做这样的说明，用今天的话说，比较符合规范。据郑匡民考证，梁启超当时所参考的是灵绶该书的日译本。
灵绶的书共五编，第一编为“民族帝国主义”，下分五章，分别论述“自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帝国政略之手段”、“列强之殖民”、“殖民政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民族帝国政略之结果”。第二编为“中国开放门户”，下分三章，分别论述“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特点”、“诸外国在中国所得利益之性质”、“中国之现在与未来”。第三编为“支那开放对世界政治全局的影响”，主要论述“俄国之帝国政略”、“东洋形势对西欧诸国的影响”、“东西文明之接触”、“中国开放的一般影响”。第四编主要论述德国的帝国政略。第五编论述美国在东洋政治中的地位。《新湖南》部分内容很显然是借资了这部著作的。
灵绶认为，由民族主义一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的原因是各国过分发展，人口增长，而土地有限，所以要向外伸展。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非一二人所能为，无人能抵挡。杨毓麟也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其为此主义之原动力者，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亦非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也，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发生之基本，则全国人之思想也；运动之机关，则全国人之耳目也。故其风潮之猛，若倾海水而注之大陆，而吾国民乃无一着不失子，无一处不退步矣”。
杨毓麟在分析现今大局之危迫的时候，引用了灵绶书中关于民族帝国殖民政略与手段的观点，揭露列强对殖民地的政略是施行帝国主义之方针，以殖民政略为主脑，而以租界政略、铁道政略、矿产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为眉目，用以组织此殖民政略，使达于周密完全之地。并联系中国实际，一一剖析了列强运用这些政略对中国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通过描绘中国和湖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所呈现的险象，借灵绶在《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中关于“中国不及此五年自强，五年以后决无可措手”的预言，警醒国人，首先是湖南人尽快改造中国社会以图存。在论述民族建国主义时，也借资了灵绶书中关于近代国家形成原因的理论和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并引申说：“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桃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而中国既不是单一民族国家，汉人置于满人统治之下；又无个人自由权，国民在专制统治下毫无权利。在此情况下，他强调民族建国主义和个人权利主义的重要，称民族主义和个人权利主义，是生人之公理也，天下之正义也。有阻遏此主义使不得达者，卧薪尝胆，矛淅剑炊“矛淅剑炊”，亦作“剑炊矛淅”，语出《世说新语•排调》“矛头淅米剑头炊”，意为矛头淘米而剑头炊饭，形容处境极其危险。杨毓麟在文中活用此典，写作“矛炊剑淅”。而以往部分编者不明其意，或误为“矛炊剑浙”，或误为“矛炊剑折”。
，冀得一当而已矣，公理然也，正义然也。出于对满政府抵抗侵略的绝望，对民族联合的急切，杨毓麟号召湖南人以对湖南的责任、对全国的责任，用“破坏”、“独立”手段，先脱离满政府，建立一个新湖南，实行地方自治，并带动各省均“新”之，使各省以独立之亲和力聚而为新中国。他大声呼号：“欲新中国必新湖南！”
《新湖南》出版后，与《新广东》一起风行全国，“一时湖南新学少年游日本者，翕然称之”。
《新湖南》与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一样，存在着这样一些局限性，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对挽救危亡的基本社会力量视而不见，并没有找到革命的正确途径，而是侧重于采取俄国虚无党的恐怖主义手段进行所谓的“破坏”。还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等等。这些问题在邹容、陈天华的著作中同样存在，下面将做分析，此处不赘。
本书收录了杨毓麟关于满洲问题的文章。1903年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企图日益明显，这不仅关系到满洲一隅之存亡，而且中国之存亡系焉；处心积虑打满洲主意的不仅一俄罗斯而已，世界列强亦均注目于此，杨毓麟认为“满洲问题，非一满政府之问题，而世界各国经营极东者之问题；非世界各国经营极东者之问题，而为亚洲大陆主人翁之中国民族存亡之问题也。”数月以来，风云万变，其存其亡，系于旦夕。杨毓麟有鉴于此，搜集日本和西方各媒体的大量资料，加以论说，撰写了《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长文，详记此问题之原因及各国侵略之现状以及我国应对之方法，主张国民用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的办法解决中国主权存亡之问题。文章指出，清政府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势必举黑山白水全壤而奉之于俄”，从而引起英之在长江上下游，日之在福建，德之在山东，法之在广西、云南、贵州加紧势力范围内的侵略，从而导致瓜分危机又起。我国民于此问题，要以冲决网罗之决心，用实行民族建国主义之手段，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承认满政府使得仍旧垄断吾民族主权，满政府所外市之主权，他国不得以享有之；夺满政府以夺他国，而后吾民族拥护主权之势力，无往而不伸”。他阐述关于独立的见解称：“独立者，国民一切事业之母。一隅独立，则足以号令一省；一省独立，则足以号令全国”；“曰独立而依赖强援者，是独立之性质不完全也”； “独立者，非独对于满政府，抑亦对于全世界”。他在文章中号召国民以不怕死的精神挽救危亡：“知死则蹈死，知死蹈死则可以独立，可以与满政府宣战而保存主权！！！可以与俄、英、德、法、美、日本宣战而收回主权！！！”两篇文章所抄录的大量国外媒体的文章，为我们保存了研究满洲问题和当时国际形势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还收录了几篇《神州日报》的社论和时评。杨昌济称赞杨毓麟说：“每著一论，精神迸露，义气凛然，读者深为感发。君固工文辞，有远识，具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盖并世所罕觏也。”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载《甲寅》第一卷第四号（1914年11月）。 杨毓麟和王无生在《神州日报》担任撰写社论的工作。该报第一天的发刊词由杨毓麟、王无生二人主稿，经社长于右任参订而成，故署名“三函”。此文意内言外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与当年《苏报》、《国民日日报》的激烈革命言论不同，为避清廷文网只能作迂回宣传。其内容，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历举我国之人种智慧、宗教观念、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法律系统、文学思想、冒险性质等种种特色，如数家珍。说明该报办报方针是“指陈得丧，穷极端委，鞭策顽懦，导启贞元”，许诺力免新闻报纸容易出现的几种弊病。我们选录此文就是因为它是旧文学之代表作。冯自由在《上海神州日报小史》中称其文字高古典雅，赞誉其“益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诚旧文学中之代表作也”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44~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一时士林传诵。
可能怕多数读者看不明白用高古典雅的文言文撰写的发刊词，该报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刊载了杨毓麟撰写的社论《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杨毓麟认为，我国近十年来日报开始渐次具有政治新闻之性质，但尚不能与世界各国办得好的报纸相颉颃。在今后我国之政治事情不得不与世界各国相追逐的形势下，我国报纸之实质与态度亦不得不蕲与世界各国之程度渐次相接近。为了紧跟国内外迅速变化的形势，为了追赶世界各国报纸的程度而创办的《神州日报》，出于对国民的责任，每天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时事问题，及时报导，“对于政府则有呼吁而已矣，有问难而已矣；对于国民则有陈诉而已矣，有贡献而已矣”。并希望国民加强团结，坚强意力，改造国家，革新政治。其所祝之前途为：“由此而十年而百年而千万年，追逐吾国民政治事件之发达，而促成吾《神州日报》新闻事业之发达。”此文与上文如果参照来读，则可对于杨毓麟等的办报思想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论报律》是一篇简短的社论，阐述报纸对于国家、社会之重要性，揭露清政府拟颁布《报律》约束报纸，控制舆论的伎俩，预言这一目的必将达不到：“欲用此以为新闻事业之障碍，则吾未见其术之果售也。”
《危言脞录》是一篇论说，鉴于人的心理一般认为父誉其子，不如邻人誉之之见谓诚，吾人之所谓危者，抑亦不如外人所谓危之见谓真确也，遂抄录日本和俄国报纸关于中国将蹈高丽覆辙的言论，如日本《朝日新闻》根据帝国主义强盗逻辑所做预言：“支那民族，苟不幸不能自治，致累及外国，则欧洲诸国与我国不得不起而干涉之。”因为他们在高丽已经这样做了。俄国《诺威乌列米亚日报》说得更明确：“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宣言所以与俄开战者，在巩固高丽之独立及自由。然及今日，则所谓巩固高丽独立自由云者，已抛弃之于太平洋大海水中，而将高丽收为日本之一县。”“日本并吞中国之准备，亦已切实进行。……日本人对中国之态度，与对高丽之态度并无所异。”杨毓麟抄录外报言论，乃是为了让国民对中国危亡迫在眉睫的形势有所警醒，了解政府对外妥协之罪恶而加以革除整顿，从而挽救危亡。
《论世界三大思想之流行》的论说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该文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时代变化了，思想亦发生变化。思想既不能落后于时代，也不能超前于时代。自18世纪后半期以来百余年间有三种思想因政治上之刺激而更代迭进，由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到无政府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发达于相反相成的民族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时代，国家社会主义出现于相反相成的生计问题与政治问题时代。中国人思想与时代颇不相副，不知已处于国家主义发达与国家社会主义萌生之时代，不是但知个人而不知国家，不知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之相表里，就是借国家主义以文饰其个人主义，并不是知道民族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离合迎拒而趋奉国家主义，更有人喜言社会不喜言国家，以为社会离开国家可以独立存在，遂以社会抵抗国家，结果只有失败。此文的意思是要国民认清时代，以民族国家主义抵抗帝国主义，因为“国与国竞势，不得不以完全之国家御之”。杨毓麟在此重申了他在《新湖南》中的观点。
《记白人暗杀事件列表》不是一篇论说文，我们之所以收录，是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杨毓麟对于暗杀活动的态度。某湘人作《杨毓麟传》说：“党人能自制炸弹，自守仁始。”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3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30。 吴稚晖在《杨守仁传略》中指出：“党人从事暗杀，为利器上之研究者，始于三人，即自癸甲之间，笃生君与黄廑午君兴，又一江西徐某，共制炸弹于日本横滨是也。”他称杨毓麟为“革命党之健者，炸裂弹之先导”吴稚晖：《杨守仁传略》，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16卷，195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可见杨毓麟一贯主张以暗杀作为革命手段之一种，尤其欣赏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他在文章中以西方无政府主义暗杀活动频繁的事实，警告政府以粉饰专制政体为藏身之固是不可以久长的，“苟当局者而观于此，抑亦可以知所自择矣”。
邹容、陈天华、杨毓麟三人能否称得上近代思想家，不在于他们的理论著作的数量，而应该看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思想界所达到的高度，看他们的思想对历史进程所产生影响的深远程度。笔者与许小青教授合著的《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中的一段文字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杨毓麟的《新湖南》等革命作品及其思想宣传，是1903年革命思潮初盛的重要标志之一，直接推动1903年革命思潮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些作品的传播，也是对立宪保皇论的直接斗争，这对当时刚进入历史舞台不久的新式知识分子选择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03年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为其后各地革命小团体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14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以脍炙人口的通俗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激动国人之心，以蹈海壮举震撼了当年留日学生灵魂的陈天华，1875年（清光绪元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下乐村。父亲陈善乃乡村一介塾师，家境贫寒，5岁开始跟随父亲读书的陈天华不得不在9岁时辍学，先是帮人放牛，以很少的一点工钱贴补家用；后来做小贩，提篮叫卖，饱尝人间冷暖。他勤奋好学，向人借书来读，涉猎甚广，既浏览过艰涩的古代史籍，又阅读过通俗的民间读物，尤其喜欢说唱、弹词之类小册子，有时还模仿着写几段唱词自唱自乐。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称他“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功业者，辄唾弃不顾，而有愧色”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见《革命逸史》，第2集，1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村边有一座路亭，供行人休憩，陈天华为路亭书联云：“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表达了他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陈天华15岁时才得以进入私塾正规读书，系统接受传统教育。20岁时随父亲移居新化县城，仍提篮叫卖，维持生计。族人见他聪颖好学，便资助他进入资江书院学习，旋考入新化实学堂，开始接触西学。维新运动期间，曾以童生名义参与地方士绅禀请示禁幼女缠足的活动。他如饥似渴地博览新学群书，特别嗜读中西史志，爱国热情益炽，救国之志弥坚。1900年再得族人资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肄业。惜读未久，即因父亲病逝归里，大病不起。次年病稍愈，入省城求实书院继续学习。由于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时的长沙小有文名。有位官员欣赏其才华，欲帮其成家，陈天华毅然却之，说：“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
1903年春，陈天华得补官费游学师范生赴日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去不久，拒俄运动发生，他出于爱国热情，积极投身运动，参加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学生军），任本部办事员。学生军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他捐出节衣缩食省下的两元钱以助活动经费，并自认运动员，拟自费回国运动湘人拒俄。同时“日作书报以警世”，在撰写《猛回头》、《警世钟》小册子的同时，在《苏报》发表致湖南人的公开信，读者读后竟有堕泪者。俄军占领奉天（今沈阳）后，瓜分之议又起，湖南留学生致电湘抚赵尔巽，谓“瓜分约成，湖南属英，宜速备”。陈天华尤其感奋，大为悲恸，“如疾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徬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啮指血作书数通，寄示湘人，备陈亡国危机，号召大家死战，全省士气更为激昂。赵尔巽亦被感动，亲临各学堂，将陈天华血书宣布，并揭载官报，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练习所以备战。当年上海《俄事警闻》发表《陈天华之血书》报道此事，盛赞陈天华公开信和血书的巨大影响：“竟能鼓动一切，各学堂学生至以武备为性命，即下流社会，亦颇闻风兴起，内中不乏知大义而奋不顾身之人。”《陈天华之血书》，载《俄事警闻》，19040106。
1903年秋末，黄兴等湖南志士拟建立华兴会组织，陈天华回湘参与发起。华兴会成立后，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以武装反清为行动方针。陈天华等受命前往江西策动军队起事。同时四处演说，撰写文章，抨击时政，“专以鼓吹民族主义为务。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见《革命逸史》，第2集，119页。 。所写文章多刊载于他所参与编辑的《俚语日报》。据陈天华同乡好友杨源濬回忆，他还“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
1904年春，《俚语日报》因顽固士绅罗织罪名而遭官府查封，陈天华再次赴日，入法政大学学习。可能由于他口吃的原因，日语程度不好，很少上课，又未参加考试，故法政大学速成科学生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8月归国，准备参加华兴会长沙起义。然起义因计划外泄而流产，陈天华间道走江西，至上海，与诸党人决议创立启明译书局，作为革命秘密机关，以图再举。由于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案牵连，黄兴等人被捕，多人逃逸，唯陈天华正襟危坐待捕，并说：“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生为？”在友人力劝下才再次东渡日本，复入法政大学。
日俄战争爆发后，挽救国家免被瓜分已是刻不容缓，但革命运动却屡遭挫折，陈天华不得不稍稍改变救国策略，在梁启超影响下，他于1905年初撰写《要求救亡意见书》致留学界，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归国，向清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便能通过政府行为更快地挽救危亡，并拟只身进京上书清廷。《要求救亡意见书》为以前各种《陈天华集》所未载，人们只是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窥见其消息：“陈天华议请立宪。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春间，各国忽盛传瓜分中国之说，学界中闻之极形恐慌。陈天华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归国，向北京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陈本革命党员，至是忽萌立宪之想，闻者咸以为异。然陈此举故别有用意，同志多谅解之。”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58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冯自由所说陈天华的提议，就是他当时在留学生中散发的《意见书》。1985年，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了这篇文字，是铅印传单，附于警视总监安立钢之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之后。但杨先生没有公布全文。现在，我们从孔祥吉、村田雄二郎《陈天华若干重要史实补充订正——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孔祥吉、村田雄二郎：《陈天华若干重要史实补充订正——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一文中转录了这篇国内看不到的文字。如何看待这篇存在争议的文字，杨天石先生是这样说的：“在陈天华看来，革命不会很快发生，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危亡在即，只能以请愿的形式阻止清政府卖国，这样会便捷得多。然而，陈天华毕竟不同于改良派。这就是，他对于和平请愿的作用并不十分夸大，对清政府能否改弦更张也并不抱很多幻想。”杨天石：《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载《近代史研究》，1988（1）。 所以，在湖南同学多不赞成要求政府之说的情况下，经黄兴、宋教仁劝告，陈天华就放弃了《要求救亡意见书》的主张，继续和黄兴、宋教仁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年中，与宋教仁等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在孙中山到日本寻求合作时，他们与孙中山晤面，力主华兴会与兴中会实行联合。同盟会成立前，陈天华被推为章程起草员之一。同盟会成立时被孙中山指任为书记部职员，参与《民报》的编撰，写作《中国革命史论》等文，投入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
清政府为阻止留学生爱国与革命活动，与日本政府勾结，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通称“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留日学生的言论、结社、居住及通信自由横加限制，引起广大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宋教仁劝陈天华撰文发表对此事的意见，陈天华答以：“否。徒以空言驱人发难，吾岂为耶。”留日学生为反对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开始罢课、归国，行动越来越激烈。陈天华对留学生的过激行动不以为然，故无所动。12月7日，全体留日学生总罢课。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对中国留学生爱国行动进行肆意嘲讽，认为留学生对文部省令多有“误解”，并诬蔑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之意志，其团结亦会十分薄弱”。陈天华愤嫉日本报刊对中华民族的污蔑，决定以死来警醒国人团结一致，遂撰《绝命辞》和《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致湖南留学生书》，呼吁留日同学“去绝非行”，“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不要听信亲日派言论。12月8日晨，他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龚书铎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丁编传记第二十六章（汤志钧执笔）评论陈天华蹈海说：“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近代前编下，16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陈天华的著作虽然比邹容多一些，但比起近代其他思想家来还是少得很，而且他亦英年早逝，并走得突然，有些著述尚未完成。在此情况下，为尽量反映陈天华思想全貌，我们收录了他绝大部分著作。唯许多地方都提到的《最近政见之评决》，只见1903年10月《游学译编》第11期刊登的广告该广告称：“现近政见纷纭不一，方针若不急定，前途危险不堪言喻。思黄子有见于此，取近日各家之政见书细心评决，语语确当，此书一出，众喙悉息。欲作廿世纪之主人翁者，不可不手是篇。” ，并未见到原文。虽然宋教仁所撰《民报》第二号《烈士陈星台小传》称：“烈士所著书，其已都成集者《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后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皆风行于世；其散见于他书者，尚俟厘订。”然而管见所及，《最近政见之评决》与《支那最后之方针》等文，后世各种陈天华集未有收录，本书只好阙如。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打破本丛书体例，在本书中收录了陈天华未完成的小说《狮子吼》，乃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该小说的楔子，以及各章回借人物之口所说的很多话，均反映了陈天华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有较高理论价值，不可简单以文学作品视之。
陈天华留学日本后，最早发表的几篇文章均刊于1903年五六月的《苏报》。
《敬告湖南人》写于拒俄运动已经深入开展之际，陈天华当时看见列强强割、强租中国领土，入侵东三省和广西，中国即将遭瓜分，马上要变成印度、波兰、非洲。他认为中国如果亡于列强，比以前亡于文明程度低的民族还要惨，因为民族帝国主义实行殖民政策，必将消灭殖民地人民以便它们移民，到那时不仅亡国，还要亡种，即帝国主义不仅要夺取统治权，还要剥夺人民的生存权。他认为畏死是亡国灭种的一大原因，他鼓动国人不怕牺牲，奋起反抗列强侵略，舍死向前，即使亡国还不至于亡种。他写此公开信，是欲号召湖南人在各省中带头救亡。
《论〈湖南官报〉之腐败》从定义报纸之职责开篇，陈天华认为报纸之天职在于发表舆论，监督官场，使政治改良，成就多数人之幸福。放弃此天职者就是不良报馆。这些论述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今天评价一般媒体仍可借鉴。陈天华针对当时而言，认为《湖南官报》就是为虎作伥，视民如寇的不良报馆。他在文中回顾了湖南报界之源起与官报出现之历史，揭露《湖南官报》腐败的种种表现，抨击办官报的人为官场之伥、之傀儡。此文可视为陈天华反清革命思想已经明朗的见证。
1903年5月，从日本回国的邹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得到陈天华等的响应，《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就是陈天华对邹容表示支持和声援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肯定邹容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的意义，在于使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他认为学生为国家之主人，肩负国家兴亡的责任。当前学生势力逐渐壮大，但缺乏一个大团体来统一学生运动。他希望中国全体学生能加入中国学生同盟会，以便更好地发挥力量，实现中国之复兴。
1903年6月，军国民教育会特派员到天津，欲晋见袁世凯，以便提出留学生赴前线抗俄的请求，但遭到冷遇。爱国有罪，救亡遭禁，一时传言很多，甚至误传两特派员在天津被害。陈天华当时已自认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可能曾写信告知湖南同学，拟回国从事运动。但以川资无出，一时未能归国，同学不放心，写信询问。陈天华遂写了《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在《苏报》发表，介绍了军国民教育会和拒俄运动有关情况，并在信中指斥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压制，表明自己为了国家誓死如归的决心。
陈天华影响最大的作品无疑是《猛回头》与《警世钟》了。《猛回头》采用了散韵夹杂弹词的形式，用他自己在序言中所说的话就是：“拿鼓板儿，弦索儿，在亚洲大陆清凉山下，唱几曲文明戏。”弹词是湖南民间很早就流行的一种源于道情，用方言说唱的曲种。用弹词形式揭露时政在湖南有传统，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曾说：“当日遗黎所著有《下元甲子歌》，托于青盲弹词，以写兵祸之惨黩，首尾数万言，读之令人痛心酸鼻。所谓‘呕起几根头发气’者，村农里妪，至今能讴吟之。”陈天华从小就受到这类民间曲艺的影响，他又用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达到广泛传播的效果。
《猛回头》与《革命军》等当时宣传排满革命的著作一样，很注重剖析人种问题，在正文之前先写“人种略述”，叙述汉种为满洲征服，沦为满人奴隶。此外还写了“地理略述”，介绍世界地理，描绘欧洲的强大与殖民，呼唤同胞警惕欧洲列强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正文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沉痛地回顾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用一系列事实揭露列强通过战争勒索割地赔款，通过修铁路开矿山掠夺中国财富，通过商品倾销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通过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并预言亡国的悲惨景象，以印度、安南、波兰、犹太亡国和非洲、南洋、澳洲被殖民的历史，告诫同胞一定要死中求活，奋力救亡。另一方面，揭露清政府只知压迫人民，而不能抵御列强侵略，为了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惜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在此情况下，“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陈天华认识到，帝国主义变换策略，保全清政府，让它作为代理人，代它们继续压迫剥削中国人民，清政府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不可能依靠这样的政府挽救国家危亡。为此，他提出社会改良的十点主张：除党见、讲公德、重武备、务实业、兴学堂、立演说、兴女学、禁缠足、禁洋烟、改良社会。虽然这十点没有突破维新派和开明官员的主张，有许多还是清政府在“新政”中正在施行的举措，但陈天华并未停留在这些方面，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要学习法国改革弊政，推翻专制，实行民主；学习德国全民皆兵，打败法国，报仇雪耻；学习美国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由国家；学习意大利报仇复国，摆脱奥地利羁绊而独立。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不怕牺牲，推翻“洋人朝廷”，抵御列强侵略，建立完全独立的中华国家。他最后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再次重申了《猛回头》中的主要观点，叙述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描绘被洋人欺压的惨状；强调认清种族，以做满人和洋人的双重奴隶为耻；痛恨满政府帮助洋人压迫、屠杀本国人；认为国家人人有份，救国人人有责，奉劝各阶层各方面的人都要为救国做出贡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舍命；只有不怕牺牲进行长期的死战才能救国；反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指出“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他最后呼吁：全国人民发达爱国心，勇任救国事，前死后继，百折不回，建立一个可以横绝五大洲的极完全的国家。
两个小册子，字里行间，反映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邦，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各洋。看起来，哪一件，比人不上。”也表露出作者对于民族被欺凌有一种屈辱感：“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还充满了民族复兴的自信心：“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陈天华的著作中有对其他著作的借资移植。著名学者冯祖贻指出：“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吸取当代思想家的思想精华，可以杨毓麟的《新湖南》为例。”他比对了两人作品的内容，发现都有“排外”不忘“排满”思想的表述：《新湖南》揭露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之“伥”，成为列强的“守藏之胥”、“窃符之使”，《猛回头》则指斥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的“守土官长”，已变为“洋人朝廷”。两者都引用了“民族帝国主义”概念，都揭露了帝国主义通过政治、军事、经济、传教等手段掠夺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两者都用印度、波兰、犹太等国亡国的史实引起中国人民的警觉。两者都认识到反满救亡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号召人们前仆后继，坚持长期的斗争，杨毓麟在《新湖南》最后的“湖南独立歌”中唱道：“请自今以为始兮，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已兮”，终有达到目的之一日。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唱道：“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纵不成，也落得，万古流芳。”冯祖贻还指出，《新湖南》中的某些缺陷，《警世钟》、《猛回头》中同样也存在着。冯祖贻强调，举出这些相近、相似之处，决不是低估陈天华两部著作出现的划时代意义。一些思想陈天华表达得更清楚、更完整，一些道理陈天华讲述得更为明晰。还有些观点更是《新湖南》所没有提到的。“至于《猛回头》、《警世钟》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作用更是《新湖南》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冯祖贻：《邹容陈天华评传》，70~73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猛回头》与《警世钟》的缺陷与《新湖南》相似，首先是充满大国沙文主义色彩，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国，历史上也曾是强国，本应称霸世界，做他国的皇帝的。还有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歧视满族和苗、瑶等少数民族。庸俗进化论与唯心史观同样存在，用种族之间斗争的“优胜劣败”或气候、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如认为“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野蛮民族”被“文明民族”征服具有必然性，说“当汉人未来之先，这苗瑶也是泱泱大族。他族内的事情，他也办得井井有条。只因撞着我们这文明的汉族，就如雪见太阳，全不要理他，自行消灭；我汉族对于蒙古、满洲、苗瑶，自然是文明的；对于欧美各国，又是野蛮。倘不力求进步，使文明与欧美并驾齐驱，还有不灭种的理吗？”还认为“民族帝国主义”是“因其国的人数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撞着某国的人民本领抵挡他不住的，他就乘势占了。久而久之，必将其人灭尽，他方可全得一块地方”。这种观点也来自灵绶的《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他认为由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原因是各国过分发展，人口增长，而土地有限，故不得不伸展于外。梁启超受其影响，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也有类似观点。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184~187页。 这些观点均模糊了社会矛盾斗争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动力，掩盖了帝国主义掠夺的本质。这些是我们阅读时应该注意的。
陈天华作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撰述员，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时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均是针对时事发表的评论。
当时改良派认为，因人民程度不逮，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民主共和。《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从三个方面驳斥了改良派的观点，认为国民能力必可回复，且可以短期回复，并可享完全之权利。陈天华在此文中进一步指出：要实行民主共和，一定要用革命手段，不革命不能除旧布新，推行改革；不革命不能推翻阻碍改革的异族政府。
1905年，清政府准备实行立宪，作为预备阶段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革命党人从反清立场出发，认为清廷此举是为了掩盖继续实行专制统治的事实，或发文章予以揭露，或采取行动予以阻止。革命党人吴樾炸伤绍英等，自己当场被炸牺牲，五大臣出洋推迟，革命党人因此受到鼓舞。陈天华认为清政府“假考察政治之名，以掩天下之耳目。于其归也，粉饰一二新政，以愚弄我汉人”。他写了《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一文，称赞吴樾是轻生仗义之人，揭露了清政府立宪的真实企图，应该表扬，但上海各学堂、各报馆，对于牺牲之烈士斥为“丧心病狂”，对于幸免的大臣“慰之幸之”，是颠倒是非，是真正的“丧心病狂”。
清廷为鼓励留学生归国服务，举行回国留学生考试，一体给予科举出身，并授官职。此举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来说无可厚非，但是陈天华从反满立场出发，批评政府此举为牢笼人心，培植奴才之手段，撰写《丑哉，金邦平》，批判以金邦平为代表的参加殿试之人以得官为荣，不以充当清廷奴才为耻，号召作为黄帝子孙的留学生投入反满革命军，以共建汉人政府为荣耀。其中观点显然有些偏颇。
在清政府举办的新政中，开始不见有所谓省界，楚材晋用的情形比较常见，后来一些省份学界中严限外省人之学额，渐有排挤外省人之风，即所谓“严正省界”。在陈天华看来，这种严分畛域，互相排斥的做法，不利于汉族团结起来推翻满人统治，不利于合全国之力抵御外侮，更不利于国家前途。在《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一文中，他主张消除省界，大家平等互利，反对互相排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提出“博爱平等主义”与“民族主义”二者相互为用，提倡“四海一气”，“万国平和”，并超越原来所持狭隘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之说特限于今日用之，中国大强之后，即非所宜”。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革命派在革命时期高唱排满，革命后立即实行五族共和。非省界观点的宣传，对于打破留学生同乡组织和革命小团体的狭隘地域性、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亦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如果完成，可能会成为介于批判文章与学术著作之间的一部好著作。他在绪论中介绍其写作缘起，界定“革命”的含义，说明写作的目的。该著针对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提出的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有七大特色，中国革命会陷中国于不救的观点批驳说：梁启超以泰西近世之革命例中国以往之革命，而曰中国不如泰西，泰西可革命，中国不可革命，是不明泰西之历史。他说明其所以有中国革命史之作，是为了指出从前革命不足法的症结所在，总结教训，以便促后起者之改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革命需要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他准备论述各朝革命历史，详叙其致乱之源，当时革命之实迹，及革命后之影响，最后以近世文明革命比照，进行评论，使世人知法、戒之所在。陈天华只写了秦末之革命一章，实在可惜。
《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原本是一个未署作者、出版单位与出版时间的小册子，1963年经学者李松年在柳亚子的藏书中发现，并考订为陈天华所作。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根据文章中所叙事实，考订此文写于1905年10月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从表面上看，此文是向国民普及政治知识，说明什么是国民、权利、义务，国民有哪些重要的权利、义务，如何争取这些权利、义务；实际上，这也是一篇革命宣传的白话读物，不仅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政府媚外残民的罪行，还宣传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和西方民主自由观念，许多内容超越了《猛回头》、《警世钟》的认识，理论色彩比较浓厚，其深刻的论述既是现实斗争的理论依据，又是对未来国家里人民地位的构想。
《狮子吼》是一部未完成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的政治小说。作者在楔子中假托在梦里获得《光复纪事本末》史书副本，醒后据以演绎为这部章回小说。说它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是指陈天华借虚构人物华人梦的梦境，构想了国家光复五十周年时的情景，其中所谓《共和国年鉴》中关于学校、学生、军队（常备军与预备兵）、军舰、铁路、邮局、轮船等的统计数据和每年税收总数，预言了革命成功五十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作者还虚构了一个“民权村”，在那里有民主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寄托了陈天华对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说它又具有写实主义风格，是因为小说以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为广阔的时代背景，揭露列强特别是俄国的侵略阴谋，控诉清政府的腐败和压迫人民的罪行，并通过小说中人物狄必攘、文明种、孙念祖等的故事，反映了黄兴、陈天华等人的革命经历，而小说中叙述的很多事物和情节，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原型：强中会——兴中会、华兴会；拒俄会——拒俄义勇队；共和学堂——爱国学社；破迷报馆案——苏报案；《革命论》——《革命军》；审血诚——沈荩……很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爱国志士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宣传了革命派激进的排满反帝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是一部十分奇特的小说，可惜作者未能完成，使我们不能获知故事的结局。
陈天华的作品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使他获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美誉。特别是他用白话文写作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通俗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对下层群众来说浅显易懂，且具有很强烈的煽情作用，真乃“一字一泪，沁人心脾，谈复仇而色变，歌复仇而声歔”《祭陈星台先生文》，载《民报》，第2号。 。读到动情处，不容你不悲愤、不警醒。两书出版后，很快风靡各地。《猛回头》一版再版，《游学译编》第11册刊登再版《猛回头》广告说：“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陵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因增订（视原本增加四分之一）再版。”两书被各地革命党人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革命宣传品，在军学两界中广泛散发，成为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读物。当年曾在陈天华家乡新化办中学的曹亚伯回忆说：“陈天华留学日本，专著革命小册子如《警世钟》、《猛回头》等，输入湖南湖北之各学堂各军营中，而新化学界革命之思潮，几不可遏止矣。”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 宋教仁在《烈士陈星台小传》中称：“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宋教仁：《烈士陈星台小传》，载《民报》，第2号。
110年前从四川走出的青年才俊邹容，以他撰写的脍炙人口的《革命军》小册子而名噪一时；又以他在轰动中外的苏报案中毅然自动投案受到迫害而家喻户晓。两年后，在他为之呼唤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在他为之呐喊的“中华共和国”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之前，他却被黑暗势力吞噬了。
邹容，1885年出生于天府之国四川的巴县（今重庆）城内一个旧式商人家庭。其父邹子璠经商致富，颇饶资财。他思想守旧，一心想培养邹容走科举之路，获取一官半职，以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自幼聪颖过人的邹容虽然熟读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等典籍，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社会上新思潮的激荡，逐渐接触新学书报，接受新思想，鄙弃科举，跑到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去学习外语和西学。1901年，来了一个机会，四川总督派遣学生留学日本，邹容遂冲破家庭阻力，束装晋省，参加官费留日资格考试。本来已被录取，并随留学生监督李立元拜谒了总督奎俊，然后返渝治行装。岂知因其“聪颖而不端谨，不合条件”而临时被摈除。所谓“不端谨”，盖系指他第一次参加巴县童子试时顶撞考官，愤而罢考；后在重庆楼外楼公开揭露知府幕僚之义子科场舞弊，并当面质问知府，被打手心。可能有人打了小报告，他鄙弃科举，又富有正义感，敢于斗争的言行被当局知道了，当官的认为他聪明而调皮，到国外去学习不好驾驭，就把他的名字从录取名册中抹去，改补了别人。虽然官费留学被摈，邹容并不气馁，又积极争取自费出洋。其父开始持反对态度，父子闹得几乎决裂，后来邹容终于说服父亲出资助其自费留学日本。
1902年，邹容先到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补习日语。9月抵达东京，入同文书院补习日语和普通课程，其间阅读了不少西学书籍，并受留日学生中排满革命思潮感染，产生反满反专制的革命思想。凡遇留学生开会，他必争先演说，演说词犀利悲壮，鲜与伦比。1903年1月底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新年团拜会上，他“大倡排满主义”。关于邹容参加新年团拜会发表排满言论一事，笔者曾在《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一书中做过辨析：当年《选报》上《满洲留学生风潮》一文记载了广西马君武、湘人樊锥、监督汪大燮等在团拜会上讲话，却没有记载“当时通电皆指名的刘成禺”和邹容等，可能的解释是，开会时，马君武演说后，大家议论纷纷，人多嘴杂，刘成禺、邹容等人均参与过七嘴八舌的议论，他们的发言没有像马君武的演说那样反响大，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该文作者似乎没有听清后面几位的发言，所以没有记述刘成禺、邹容的讲话，也没有记其他人的辩驳。而刘成禺后来说自己在癸卯新年集会上继马君武之后发言排满，“当日全国通电，皆言刘成禺，而不言马君武，故予一人获罪”，虽然夸大其词，有攘臂言功之嫌，但不会是说的假话。章炳麟于1903年7月6日在狱中答《新闻报》记者时称邹容“元旦演说，已大倡排满主义”，也不是空穴来风。参见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26~2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随后邹容即着手写作排满力作《革命军》书稿。尚未杀青，便出了后来章炳麟在狱中赠邹容诗中所说的“快剪刀除辫”一事。他们除的是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此人常常破坏留学生的爱国运动，众学生衔恨已久，邹容等人得知他与另一留学生监督的小妾有染，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教训他。3月31日，他们来到姚文甫的住所，一面指斥其丑行，一面剪去其发辫，悬挂到中国留学生会馆正梁上示众，让这位监督大人下不了台。驻日公使蔡钧照会日本外务省，声言“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要到同文书院索拿邹容，邹容才不得不离开日本，返回上海。他在上海进入爱国学社学习，并参与中国教育会活动，已负时誉的章炳麟见邹容才思敏捷，胆识超群，便与之结为忘年交，共同从事革命宣传活动。邹容很快成为上海拒俄运动积极分子，中国国民总会设义勇队时，他是四川少数报名参加者之一。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召开会议，他发表演说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邹容还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得到陈天华等的响应，陈天华在《苏报》发表《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表示支持，他在文章中写道：“蜀邹容者，东京退学生也，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陈天华：《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载《苏报》，19030530。 就在此时，邹容完成了《革命军》的写作，由章炳麟作序出版。《革命军》的出版，像一块石头投入到舆论界自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的一潭死水中，立即掀起巨浪，影响空前之大。《苏报》推介《革命军》不遗余力，并迅速革命化，加以章炳麟在报上直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苏报》成为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勾结租界当局，制造了苏报案，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邹容不愿看见战友身陷囹圄而自己却独善其身，便自动到租界巡捕房投案，结果自然是与章炳麟在战友关系外又成为狱友。次年租界会审公廨判处邹容监禁两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做苦工。邹容与章炳麟在狱中坚持斗争，两人还诗歌唱和，互相勉励。但是监狱的恶劣环境使身体羸弱的邹容于刑期届满，即将出狱的1905年4月3日瘐死狱中。
然而历史没有忘记这位英年早逝的青年革命家，人民也牢记着这位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一百多年来，《革命军》大概有40多种版本在社会上流传，《邹容文集》或《邹容集》也有近10个版本，充分说明人们一直怀念他，他发出的通过革命“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雄，长存于新世纪新世界上，成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的号召，至今仍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在诸种邹容集中，各种版本均有不够完善之处，特别是198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苏州发现邹容亲笔信时所出现的人名错误，被早期邹容文集所沿袭，后来以讹传讹，影响至今仍存。该报道附了邹容致蔡寅信原件的照片，十分清晰，但记者却认不真切，在抄录和注解时将两个人名弄错，信中收信人本来是“冶民志士”，记者却弄成“治民志士”，并注解为：“治民蔡寅，字治民，号壮怀……”信中涉及的另一位革命者是金松岑，记者认作“金松岭”，并注解为：“金松岭吴江人，爱国学社主要成员。”由于中央党报的权威性，这两个错误的人名一直被人沿袭。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邹容文集》在收录邹容《狱中与蔡寅书》和附录《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苏州发现邹容亲笔信》时完全按照《人民日报》的文字，使错误进一步扩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百年百篇经典书信》将邹容《狱中与蔡寅书》作为经典书信收录，同时也沿袭了上述错误。2011年出版了两种《邹容集》最新版本，其中重庆出版社版《邹容集》是以该社1983年版为基础的，故原封不动地收录了邹容的信和《人民日报》的报道。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中国文库•邹容集》，可能根据柳亚子《我和言论界的因缘》介绍《苏报》上《驳革命驳议》一文系由章炳麟、邹容等四人合写时所做的说明“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正确地将邹容信中对收信人的称呼写作“冶民志士足下”，并指出“《人民日报》作‘治民’，误”。然而该书仍然沿袭了“金松岭”的错误。邹容信中涉及的两人蔡寅和金松岑均是江苏吴江人，他们在上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与章炳麟、邹容结识。苏报案发生后，曾筹款准备延请律师为章、邹二人辩护，因故未果。人们即使对蔡寅、金松岑不熟悉，就是从书信原件照片上也可清楚地辨认出“冶”字和“岑”字。为了让这种鲁鱼亥豕的错误止于今日，我们在此多费了点笔墨，敬希读者诸君鉴谅。
邹容英年早逝，生命短暂，除了独撰的《革命军》小册子和合写的《驳革命驳议》文章外，没有留下其他论著。我们想尽量多收点邹容的文字，所以除以上两文外，还收录了反映他思想的四通书信，而诗歌作品则抄录于《年谱简编》中。
邹容两封家书，一致父母，一致长兄，原件保存在重庆市博物馆。两信均写于1901年赴省城成都参加官费留日考试后不久，内容自然涉及这次考试的经历和对留学的看法。邹容在信中评论了中国教育现状，通过转述江师（江叔澥）的话说明中国没有完善的学校，在给大哥的信中又指出科举之弊：花大量国帑，从大批士子中拣选一二优秀者，对于国家并无多少益处，对科举将停的期盼溢于言表。他认为读书人切毋奔走于词章帖括中，以效忠于前人，正确的道路是，通过留学学习新知，即令不出洋深造，也应从事崇实致用之学，只有这样才有裨益于世道人心。这其实就是他反感童子试，情愿进日本领事馆学习外语和西学，也不愿学八股，不爱入考场，以及1900年公开抨击府试舞弊，当面质问知府等一系列言行的注脚。邹容在致父母信中对“华舅”（邹容舅父刘华廷）反对他留学日本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同时也是在做其父的思想工作，因为在华舅不支持留学的影响下，其父也不愿儿子远游异国。邹容在信中复述华舅所说：“中国之弱，乃是天运盛衰之理，陈陈相因。前满人盛，今洋人盛，所谓报应。张、刘亦伟人，尚无奈何，天下汝一人岂能挽回？士农工商皆为衣食计耳，汝将英文读好，即吃着不尽，何必别生他念。若欲为国，试看谭嗣同将头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邹容认为这些话看似有些道理，但都是老成谋国的顽固之见，全无生气，去圣人仁义之道甚远。为救亡就应有谭嗣同等先烈先贤不计个人安危，不顾家庭得失，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概。其实早两年少年邹容就在谭嗣同遗像前立下誓言，要继承谭嗣同遗志，华舅拿谭嗣同被杀头的事来吓阻他岂能奏效。
至于邹容在狱中分别致柳亚子和蔡寅的两封信，除了述狱中感受外，重申了爱国情怀和革命志向。
1903年6月12—13日《苏报》刊载了《驳革命驳议》一文。据柳亚子1936年3月5日在《逸经》创刊号发表的《我和言论界的因缘》称，该文系章炳麟、柳亚子、蔡冶民和邹容四人合撰，其中“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下去的”。虽然章士钊在《疏黄帝魂》（刊于1961年10月中华书局版《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称此文是他本人所作，但学术界一般采纳柳亚子的说法。该文针对1903年6月8—9日《中外日报》发表的《革命驳议》一文主张维新而不主张革命，因为“今日革命之难，一在外界干涉，一在内容腐败”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戊戌变法的实践证明，维新是枝节改革，立宪缓不济急，自上而下的变法，国民无主动权，故不能从根本上救国；外国革命历史足以证明，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国民操有主动权，才能救中国。只要敢于牺牲，外国干涉不足惧。与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比较起来，此文由于出自多人手笔，驳论不够集中，立论不能透彻。
《革命军》是邹容的代表作。该书以青年志士的豪情，泼辣犀利的文笔，揭露清政府二百六十年来的民族压迫政策，鞭笞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列强侵略，呼唤学习西方，建立中华共和国，以实现民族复兴。出版后，产生巨大影响，不胫而走，一再被翻印，曾被人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革命军》的思想来源于何处？邹容旅上海，游扶桑，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达人名家言论均印于脑中。国外的达人名家言他明确地指出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弥勒约翰的《自由之理》和《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即美国《独立宣言》）等。他从中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以欧美文明做参照，做楷模，做宝方灵药。特别是从第六章革命独立大义的内容看，美国《独立宣言》对其影响很大，下文将有详述。国内的达人名家虽然没有在文章中指名道姓，但直接借资移植的文字却是很多的，隗瀛涛、李民在《邹容传论》中已指出《革命军》对谭嗣同《仁学》、梁启超《新民说》、蒋智由的诗、《国民报》的文章的转录或修改后录入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见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唐文权在《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一文中更揭示了《革命军》用原文照录入文或略加裁剪入文的方式借资了《国民报》七则、梁启超四则、谭嗣同二则、章太炎一则、蒋智由一则、麦孟华一则，还有尚未查得出处的内容。据唐文权分析，《革命军》借资的内容，揭露清政府的暴政因而鼓吹种族革命，与批判奴性因而强调革命教育的内容刚好各占一半。唐文权：《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邹容利用这些思想武器，号召在中国实行一场大革命，他认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具体说到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扫除专制政体，脱去奴隶性质，推翻满人统治，使中国成干净土，能与列强并雄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将书名定为《革命军》，并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表明他有一种超前的思想，意识到中国必有革命军起，必将发生一场武装革命。他这种思想为孙中山所接受，1903年冬，孙中山赴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以示纪念邹容，他说：“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纪念邹容之功也。”孙中山：《复某人函》，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2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邹容在论述革命之原因时，首先发出不平之鸣，用大量事实揭露清政府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包括官制不平等，在各级政府官员职数配备上满多汉少；军事上在各要地设驻防制度，用武力管控、压制汉人；在获取功名利禄方面也极其不平等，满人容易汉人难；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对读书人多方困之、辱之、汩之、絷之、贼之，使其成为奄奄无生气之人；经济上则是残酷剥削汉人，使工、农、兵被吸干血汗，奴隶于满人之下而不敢动；政治参与方面，汉人无权无势，工商业者受尽盘剥而没有丝毫参政权；满汉在法律上也不平等，刑法残酷，狱政黑暗，只对汉人，不对满人。其次控诉清政府在入关时的旧仇和出卖中国利权于外国的新恨，并将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原因归于满人的统治。最后归纳革命之原因，指出要救亡图存，光复祖国，必须革命：“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满人，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他将革命区分为非正义性和正义性两种，认为两者的目的不同，前者为个人争权夺利而杀人放火，是野蛮的革命；后者为国民追求自由平等，是文明的革命。两者手段不同，前者有破坏无建设，后者有破坏也有建设。他主张的革命主义，是要在中国进行正义的、文明的大革命。他还辨析建设与破坏之关系，从而引申出革命前须有教育，革命后须有教育。他以外国史实为参照系，用法国、美国未革命以前，教育发达，印度、犹太亡国是因为无教育，从而说明教育兴邦，无教育亡国的道理。又用华盛顿、拿破仑为例，说明有名之少数英雄是无数无名英雄之代表，从而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呼吁通过教育从三个方面来提高全体国民的认识，一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从而明确自己爱国救国的责任；二是“当知自由平等之大义”，从而自觉地投身到反对专制，追求自由平等的斗争中去；三是“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从而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最后指出国民须养成四种精神，即独立精神、冒险精神、公德精神、自治精神。
邹容认为：“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义性和抵御列强侵略的正义性，邹容通过介绍世界人种之构成与分布，说明汉种，即“中国人”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是伟大的民族，满人与汉人不属同种，是攫取了中国土地和统治权的“外来强盗”，是革命的对象。而列强更是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的外来强盗，也是需要通过革命来抵抗的。
他还从“国民独立，奴隶服从”的不同性质论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重要意义。回顾历史，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即为专制统治的奴隶，外族统治的奴隶。反观现实，中国人是满人的奴隶，列强的奴隶。说明要保国保种，不再做满人的奴隶，列强的奴隶，必须先去掉奴隶的根性，自认为国民，从而具有反抗精神、国民精神，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是最重要的一章，邹容在这里阐释了革命方略和建国纲领。他重申了不愿为数重之奴隶，必须革命、独立。他模拟美国《独立宣言》内容，说明革命独立的内涵。《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创刊号刊登的《美国独立之檄文》，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的最早译本，邹容模拟的就是这个译本。该文首先宣言：“世运日开，文明日进，自今而后，我国人民永脱他国政治之羁绊，而介于宇内强国之间。盖欲全我天然及上帝所赋不羁平等之位置，不得不与彼等（原注：指英国，下仿之）相分离而保我独立之权。”《美国独立檄文》，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 而《革命军》此章亦宣称：“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聪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赋之权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汉人民，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下面将《革命军》与《国民报》所刊《美国独立檄文》以及当代任东来《独立宣言》最新译本加以对照，看看邹容是怎样模拟的。
任东来所译美国《独立宣言》文本引自网上资料。
邹容《革命军》《国民报》所刊
《美国独立檄文》任译《独立宣言》②
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凡为国人，一律平等，无贵贱上下之分。
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所有服从满洲人之义务，一律销灭。所有服从英王之义务一律销灭。他们解除效忠英国王室的一切义务。
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共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与以上诸条不合者，人民即可革命，颠覆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众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续前表“弈”，原作“奕”，误，校改。 “施”，原作“放”，误，校改。
邹容《革命军》《国民报》所刊
《美国独立檄文》任译《独立宣言》
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众望，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国家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以能平和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权利，毋宁平和之为愈。若建立政府之后，少有不洽舆情，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①棋之不定，固非立国之道。天下事不能无弊，要以能忍为贵，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则与其颠覆旧日之政府而求伸张其权利，毋宁忍之为愈。的确，从慎重考虑，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改变成立多年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来恢复自身的权益。
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施②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权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重之义务哉！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凡暴政滥法相继施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至重之义务哉！但是，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强取豪夺，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标，足以证明它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我中国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极矣。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能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美人之忍受困苦至是而极，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能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合众国殖民地为自由独立之国。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是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力，与各大国平等。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力与各大国平等。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媾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理应采取和处理的一切行动和事宜。
台北潘光哲先生在《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以一九○三年为例的一些思考》一文曾指出，《革命军》对于未来政治体制的规画的25条方案里，不少是对于当时刊布在《国民报》的《美国独立檄文》的“复制”。潘光哲：《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以一九○三年为例的一些思考》，载《近代中国》，第145期（2001年10月）。 此处的对比表是在潘文基础上补充内容制成。
邹容为什么选择美国《独立宣言》而没有采用法国《人权宣言》为模本，主要原因是，美国革命前是英国殖民地，美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这与中国情形十分相似，中国在满人统治下，革命就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建立独立自由的国家。基于这种相似性，除了以上这些内容外，邹容还提出“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邹容作为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有了外国革命模式为“宝方”，仿佛自己也底气十足，敢于为国家的未来指明方向，所以《革命军》中这些内容，既是人权宣言、革命宣言，又是为未来新国家设计的蓝图：在自由独立的共和国里，有总统制，有议会政治，有规范人们行为的宪法和法律，有设官分职治事的制度……鲁迅曾评论说：在《革命军》中“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鲁迅：《“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载《语丝》，第五卷第二期（1929年3月18日）。 ，似乎并不准确，邹容不仅想到共和，还为未来的共和国设计了蓝图。在邹容《革命军》出版以前，包括孙中山在内，中国还没有一个人如此详尽、清晰地描绘未来共和国的图景。孙中山和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应该说是包括邹容在内的许多革命志士思想的结晶，孙中山不过是其时许多革命者之杰出代表。
《革命军》的影响是巨大的，孙中山在后来回顾革命历程的《有志竟成》中充分肯定了《革命军》对华侨参与革命的影响：“《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孙中山：《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2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鲁迅在回忆当年史实时指出：“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杂忆》（一），载《莽原》，第九期（1925年6月19日）。 吴玉章所写《纪念邹容烈士》七律诗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剪刀除辫人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书前照片题诗。 这既是对邹容的评价，也是对《革命军》的评论。
在今天看来，《革命军》的也即邹容的思想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错误地认为满人是异种，满洲是外国，清朝取代明朝是中国亡国。这在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中是比较普遍的看法。从1902年留日学生举行纪念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集会，到同盟会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反映了这种“排满”思潮。《革命军》中还充斥着对满人的妖魔化的诅咒，骂他们是“腥膻贱种”，要将他们驱赶出中国去，在中国大地上恢复皇汉威仪。
固然，高扬“排满”大旗是革命派为了动员民众参加推翻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的一种策略，声讨满人的罪行是对清政府不满的一种激愤的表示，“排满”实际是从属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的，并不是某些外国学者所渲染的“种族革命”或“种族复仇”，但也不能不看到，邹容和一些人在历史上、地理上、人种学上从学理的角度论证满洲是外国，刘师培还以韦裔笔名在《民报》上发表长文《辨满人非中国臣民》，思古在《民报》上发表了《论满洲当明末时代于中国为敌国》。那时，他们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科学的人种学知识，不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上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都可以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他们在大汉族主义支配下存在着民族偏见，认为满人比汉人野蛮，不配做中国的统治者，甚至道出了情愿做列强的亡国奴，也不愿做满人的奴隶的情绪化语言，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列强文明程度高于中国，虽然也知道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但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不很明确，更多地被“反满”情绪所冲淡，很容易放过主要敌人。所以，这种反满的认识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今天阅读这些文章要有理性认识，不能被当时革命派的情绪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