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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汪康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 978-7-300-18555-2
著者：汪林茂
责任编辑：胡明峰
成品：160*230页数：572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2-11
定价：84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近代中国著名报人、政论家汪康年著述集合，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收录完整，除汪康年原有文集外，还广泛调查，仔细搜辑，从各种文献中辑得以前未收之文章、书信
对所收文章进行了精细的校订与编排，尽量恢复文章原貌，并加注释说明；将所收汪康年的政论、书信和题跋等文章420余篇按其思想内容分成变法篇、报人篇、外务篇、铁路篇、议政篇、论世篇。条理清晰，便于阅读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汪康年，出身于从显赫走向衰败的家族，出生于战乱动荡的年代。伴随着家族衰败、朝廷衰败、国家衰败，汪康年一生都在为兴家、为救朝廷、为振兴国家而奋争。在他努力为自己出人头地的同时，也为实现政治改革而呼喊、而奔走，甚至准备为此而“动粗”。
但汪康年在近代更重要的身份是报人。在他51年生命里，整整26个年头是在办报，除《时务报》外，还有《昌言报》、《时务日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而且都享誉于言论界。不仅其言论在当时很有影响，他对报业的许多创新和改革，也是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重大贡献。

◆ 内容简介
汪康年是近代中国著名报人、政论家，著述富硕，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思想史的重要资料。本书的特色之一是收录完整，编者除辑录了《汪穰卿遗著》、《汪穰卿先生遗文》中的文章外，还广泛调查，仔细搜辑，从当年的报刊、他人著作、以及各地图书馆辑得许多前两书失收的汪康年文章、书信；二是精细校订，编者将前两书各篇与报刊所载原文进行比勘，恢复文章原貌，并加注释说明；三是编排合理，全书共收录汪康年的政论、书信和题跋等文章420余篇，按照其思想内容，分成变法篇、报人篇、外务篇、铁路篇、议政篇、论世篇。可以说，本书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编校上乘的史料书籍。

◆ 简要目录
导言

变法篇（上）
中国公会章程
致瞿鸿禨书
中国自强策（上）
中国自强策（中）
中国自强策（下）
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
以爱力转国运说
惩讹言说
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
覆友人论变法书
商战论
致刘幼丹观察书
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
上浙抚廖榖似中丞书
上廖中丞书（一）
上廖中丞书（二）
上廖中丞书（三）
上直督王夔石制军、鄂督张孝达制军书
致王苑生、孙慕韩、夏穗卿君书
致瞿鸿禨书
致朱亮生先生书
致欧阳云衢先生书
致宗方书（一）
致宗方书（二）
致宗方书（三）
论将来必至之势
论宜令全国讲求武事
上晋抚胡聘之中丞书
致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犬养毅函
上江苏学政瞿侍郎书
致志仲鲁先生书

变法篇（下）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
致苏松太道余晋珊观察书
整理政法纲要
致陈雨苍京兆书
再致陈雨苍京兆书
上某疆臣说帖
上瞿中堂书
上政府说帖
致张劭熙、朱桂辛二君书（二）
致唐杰臣先生书
上吕镜宇尚书书
论吾国为无政府之国
读谕旨定十五年立宪喜而书此
读五月二十八日上谕演绎词义敬告国民
论清内乱宜先讲内治
论改良监狱宜加意之事
论征兵宜先行之各州县
上铁宝臣尚书书
致□□□君书
论葡萄牙革命事
驳剪发易服之反对论
痛论颁行新刑律之宜慎
论清理财政之被反对
宜知（一）
敬告（一）
读杨君度论家族主义国家主义演说系之以论
读杨君演说家族主义国家主义之余论
读议员论剪发易服事签注
敬告（四）
悲论——因见近报之对于发辫感而作此
敬告伦议长
时事说新（四）
杂说（八）
忠告（一）
忠告法律馆（一）
敬告（七）
忠告法律馆（二）
解释刘廷琛奏折之意义
辨正（一）
发微（二）
敬问（五）
敬告（十五）
杂说（二十）
敬问（七）
质疑（十)
记怪（十三）
记怪（十四）
献疑（三）
论试办义务教育
关于提倡军国民教育之修正案
关于军国民教育之发言稿
质疑（十四）
砭论（四）
纠正（二）
质疑（十五）
诘问（五）
论改易服式
论宜注重民生

报人篇
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
《亚东时报》叙
复宗方书（四）
本馆告白
《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书后
上黄钦使呈稿
汪康年启事
致瞿鸿禨书（一）
《京报》发刊献言
说机关报
论粤督限制报馆
论报馆挂洋牌之不可
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
论报章之监督
论朝廷宜激厉国民多设报馆于京师
《通报》停闭感言
致各省督抚之公函
《刍言报》小引
论今日言论家须顾及国民经济
针报（一）
论报馆与戏子
说明（一）
敬告（三）
针报（二）
杂辩（三）
杂说（九）
针报（三）
献疑（一）
针报（四）
针报（五）
针报（六）
诘问（一）
砭论（一）
忠告（四）
针报（六）
敬告（八）
质疑（五）
针报（七）
敬告（十）
敬告（十二）
敬告（十三）
针报（八）
辨正（二）
记怪（十）
痛言（二）
记怪（十一）
针报（九）
忠告（五）
敬告（十七）
宜知（十）
针报（十一）
说报
规报
献疑（五）
敬告（二四）
针报（十二）
辨正（三）
时事说新（七）
杂说（二九）

外务篇
论胶州被占事
论西人处置东亚之意
致苏松太道蔡和甫观察书
汪君康年演说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鄂督张孝达制军、粤督陶子方制军书（一）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鄂督张孝达制军、粤督陶子方制军书（二）
致张劭熙、朱桂辛二君书（一）
致朱桂辛先生书
致苏松太道袁海观观察书
致瞿鸿禨书（二）
论日本要求在奉吉内地杂居之误
日本公使覆外务部言抚顺煤矿事驳议
日法协约之深意警告政府
论上海租界阻挠禁烟之可怪
论日本僧人至中国传教之非
杂说（一）
论澳门勘界事
敬问（一）
警闻（一）
琐辩
杂说（五）
时事说新（二）
警闻（二）
杂说（六）
论租界与领事裁判权
外交感言
止误
说明（二）
杂辩（五）
说外交（一）
杂说（十）
敬告（五）
论吾国人不通知外情
敬告（六）
评外交（一）
宜知（四）
献疑（二）
宜知（三）
醒呓（四）
评外交（二）
评外交（三）
质疑（六）
时事说新（六）
说明（三）
宜知（六）
醒时
说明（四）
愤言
宜知（七）
警告（三）
质疑（八）
说外交（三)
针报（十）
敬告（十八）
儆告（二）
敬告（二十）
宜知（十一）
儆告（四）
警告（四）
儆告（五）
杂说（二五）
儆告（六）
宜知（十三）
纠误
儆闻（一）
宜知（十五）
评近事
儆告政府今日外交之危险
诘问（三）
宜知（十六）
诘问（四）
痛言（三）
论西人之对待吾国
论合肥相国
记赔款镑亏之争执
记美国退款兴学始末
记道胜银行之存款

铁路篇
致吴佩葱先生书
呈商部文
论杨君度之于粤汉铁路
杂辩（四）
醒呓（三）
审疑（一）
儆告（一）
敬告（九）
敬告（十六）
悲言（三）
宜知（九）
诘问（二）
忠告（六）
敬告（十九）
敬告川粤铁路督办大臣
儆告（三）
纠正
发微（三）
宜知（十四）
杂说（二八）
敬告（二六）
记怪（十五）
忠告（七）
砭论（三）
忠告（八）
针报（十三）
忠告（九）
儆告（七）
痛言（四）
诘问（四）
记怪（十六）
纠谬（一）
敬告（二九）
论路股之不合法理
苏杭甬路始末略记

议政篇
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
庆亲王七十生辰特别赐寿记
读连日罢斥朱宝奎段芝贵谕旨谨书
书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书后
论札派黄开文为东三省森林总办事
读初五日谕旨谨注
读初六日上谕谨注
论驻使固请仍用旧制之非
任用私人说
论政界趋势之所定
论暗杀之误国
公私辩
读开复赵启霖革职处分上谕谨注
论汉阳枪炮厂不应停废
论海军正副使宜慎选其人
论西报之言警告政府与国民
论高丽告中国
再论高丽告中国
三论高丽告中国
敬问东三省借外债四千万之理由
论政府近日政策
杂说（二）
杂说（三）
杂辩（一）
献议（一）
驳招商局为纯粹商办论
质疑（一）
时事说新（一）
杂说（四）
敬问（二）
质疑（二）
发微（一）
论中国振作迟缓之原因
质疑（三）
敬告（二）
问题（二）
问题（三）
记怪（四）
警告（一）
醒呓（一）
献议（二）
醒呓（二）
敬问（四）
忠告（二）
审疑（二）
宜知（二）
醒呓（五）
评时事（二）
时事说新（五）
箴时（二）
杂说（十六）
记怪（八）
杂说（十七）
说官
砭论（二）
质疑（七）
杂说（十八）
记怪（九）
痛言（一）
评政治
敬言
敬问（六）
杂说（二二）
质疑（九）
敬问（八）
质疑（十一）
敬问（九）
质疑（十二）
敬告（二二）
评时事（三）
敬告（二五）
评政事
辨政
杂说（三一）
敬告（二八）
为新疆拟借洋款办实业以为行政经费事
悲言（五）
敬告政府
杂说（三二）
论土豪及讼师
论农工商部不许商人借外款
论某公之被劾
记总兵谢宝胜治盗事

论世篇
为人为己不分为二事说
致吴授卿先生书
致藤田剑锋先生书
致两君书
再致藤田剑锋先生书
致高先生书
论吾国今日人心之大病
书崇实、振华等学堂募捐启后
艰贞无咎说
责己说
驳论（一）
琐辩（二）
问题（一）
记怪（一）
杂辩（二）
敬问（三）
质疑（四）
记怪（二）
时事说新（三）
记怪（三）
杂说（七）
评时事（一）
警闻（三）
警告（二）
杂辩（六）
纠谬
驳论（二）
记怪（五）
慎听
杂说（十一）
杂辩（七）
悲言（一）
杂说（十二）
论吾国人心习
记怪（六）
杂说（十三）
记怪（七）
箴时（一）
杂说（十四）
杂说（十五）
敬告（十一）
杂辩（八）
醒呓（六）
宜知（五）
小辩
质疑（八）
敬告（十四）
辨马相伯与信义银行有无不关涉事
醒呓（七）
权说
悲言（二）
宜知（八）
杂说（十九）
发奸
杂说（二一）
箴时（二）
针俗
记怪（十二）
杂说（二三）
杂说（二四）
质疑（十三）
献疑（四）
醒呓（八）
敬告（二三）
杂说（二六）
杂说（二七）
献疑（六）
儆闻（二）
敬告（二七）
杂说（三十）
悲言（四）
论天津商人定货不出事
论吾国人之心理（其一）
论吾国人之心理（其二）
论吾国人之不重操守
论不信史书之贻害
论正名之宜急
论新书之滞销
论演戏
论离婚之不易
论吾国之不重廉耻
记股票投机之害
记银号倒账事
记上海信昌珠号被骗巨款事

汪康年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当代学者之所以熟悉汪康年，或者说汪康年之所以会成为当代学者研究的一个中心人物，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一部《汪康年师友书札》。的确，这部书札很能说明汪康年的历史地位——思想并不那么前沿，政治上也不是居于一线，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汪康年，却凭借他的报人职业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把那些在思想上或政治上都比自己高大的（当然也有比自己稍矮小的）人物都结纳于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群体的网络，也使自己成为居于晚清思想和政治漩涡中心的一颗明星。因而汪康年的著作本身尽管思想闪光点并不多，但这些平实而勤勉记录的著作，却是他当年伴随变动不居的思想、政治潮流，及时而勤勉地对思想界和政治界的变动加以记录或评点、广泛地与思想界和政治界各种人物进行交流与摩擦的忠实记录。因而汪康年也就成为当代学人了解或研究那个时代思想、政治、文化的一个难以绕过不顾的历史人物。

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中年自号毅伯、毅白、初官、醒醉生，晚年号恢伯。这一连串不同时代所取的名、字、号，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杭州汪氏是从徽州移居来的经商致富的大家族，但自汪康年祖父一代开始，家境就每况愈下。到1860年1月25日汪康年出生时，其父亲基本上没有从上一代那里继承到什么家产，只能依靠八品微职微薄且时断时续的俸禄，艰难地维持全家的生计。而且生逢乱世，幼年的汪康年不得不随父在浙、赣、粤间奔波，一面在其父亲的督导下读书。因此在这个时期，汪康年及其家人最期望的是“丰年穰穰”、“降福穰穰”，摆脱贫困的家境。
1882年，汪康年父亲病逝，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早早挑起养家的重担，先后在杭州任书局分校、王文韶姐姐家坐馆，同时继续学业。他的勤奋学习，换来命运的转机：继1886年入钱塘县学后，1889年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同年秋中举人，1892年成进士。1890年，他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到武昌为其孙子教读。继而又充任两湖书院的史学斋分教，在湖北志局参与省志的编校工作。1893年湖北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受张之洞之命任编辑，翻译西学书籍。在湖北的六年时间里，汪康年不仅得以拜在权臣张之洞的门下而得到帮扶，并积累了人脉，积累了政治经验，也积累了西学素养，奠定了他日后办报论政、开展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汪康年对国家的内忧外患状况越来越担忧，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越来越关心。
1895年中国对日战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分界线，也是汪康年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1895年后，汪康年离开湖北到上海，列名上海强学会，参与创办《时务报》，积极从事变法活动，开始了报人、政论活动家、政治改革鼓吹者的人生历程。他也为自己人生道路的这一转折点树了一个标志——为自己取新号“毅伯”、“醒醉生”。确实，这个时代的国家、民族，亟需汪康年这一代人走出蒙昧，坚毅救国；志在爱国、强国的汪康年也决然为变法救国而做启蒙宣传，而坚毅前行。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汪康年也的确在为实现他的政治改革追求而坚毅行进。在戊戌维新时期，他主持《时务报》，并且亲自操笔撰文，为变法运动的开展而鼓吹呐喊，也积极参加各项改革活动，如参与发起组织学会、创办新学堂、译印西学书籍等。戊戌变法被镇压，但他没有改变通过改革以救国的努力方向，一面通过他所主持的《中外日报》等报刊继续鼓吹变法，一面参加了组织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活动，力图通过争取东南各省督抚的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至自立会和中国议会也被镇压，汪康年仍然寄望于清政府的自改革，因而一面极力劝告国人不要躁进而要耐心等待，一面继续推动政府实行真正的改革。但结果却是越来越令汪康年失望、担忧、丧气：一面是国民的“躁进”而失去耐心，一面是政府的拖沓欺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汪康年改号“恢伯”。
无论这是恢复的“恢”还是谐音的“灰”，我们从中体味出的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意味——当然，这更是后人根据事实所做的一种推断。1907年以后，汪康年逐渐丧失了此前曾有过的一点积极进取、冲破旧秩序的勇气和力量，更多的是一种坚守旧秩序的暮气，以及面对社会潮流涌进的张皇。他不仅斥责革命是“祸患”，一些要求缩短立宪预备期的立宪派也被他指责为“喧哗之徒”，责备废约保路爱国运动是不顾“大局”，指斥那些批评清政府的报刊是 “侮慢”、“轻藐”、“言论之过其界限”，甚至清政府进行的法制改革也被他责难为太激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且迅速向全国各省蔓延，旧王朝、旧秩序即将垮塌，忧心如焚的汪康年撑持病体为朝廷最后一次尽忠，提出了“以收拾人心为第一要务”的建言，但已无济于事。11月3日汪康年逝世。三个多月后，汪康年真诚维护的清王朝宣告退位。
汪康年在他的52年生涯中， 16年办报，创办并主持的报刊有6家，期间还为这些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论说之文；又善于交友，多以书信与友朋讨论国家局势和政治，交流信息和情感，或向当政者建言献策。汪康年病逝后，其弟汪诒年辑录了他发表于报刊上的部分文章，以及所留下的文稿、书信底稿等，先后编辑成《汪穰卿遗著》（八卷，1920年铅印）、《汪穰卿先生遗文》（上、中、下三卷，附《汪穰卿先生传记》七卷，民国间铅印）、《汪穰卿笔记》（八卷，1926年版）三种。可以确信，《遗著》、《遗文》所收录的只是汪康年作品的一个部分。本书编者以《遗著》、《遗文》为底本，翻阅了汪康年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汪诒年在《汪穰卿遗著》卷首目录后做说明：“《中外日报》中先兄所为论说颇多，于时事尤有关系，然曩昔报章通例，率不署撰著人姓字，故何篇为先兄所撰，颇未能确知，不得已谨从盖缺。《京报》之论说亦不署名，幸溧阳汪君仲卓始终其事，于论说之著作人尚能一一识别，故据以缀辑。汪君之厚谊不敢忘也。《刍言报》文字皆先兄一人所撰，无他人之作羼入其间，几于悉数编入，是以卷帙独多。” 故《遗著》、《遗文》中收录的汪康年文章，以辑自《刍言报》的居多，其次是《时务报》和《京报》，经营时间最长的《中外日报》反而缺失。 ，也调查了已知的汪康年存世的书信等作品，拾遗补缺，共得420余篇。按照汪康年论著的内容，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七篇）：

第一部分“变法篇”，是汪康年阐发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文章。通过政治改革来救国、强国，是汪康年自甲午以后坚持不变的追求。但这十多年的政治改革追求是一个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汪康年的变法思想实际上还是有具体变化的。
汪康年明确提出政治改革思想是在甲午以后，本书的“变法篇（上）”所收录的就是这一时期汪康年的文章。最能够代表他在这一时期思想锋芒的，是1896年9月《时务报》第四册上的《中国自强策》（上、中、下），其中大胆提出了以兴民权、设议院为纲，以改革政府机构，遍设学堂、报馆、巡捕（警察），以及招商以平道路、浚江河、开铁轨、通电报、制钞币、立银行、正税则等改革措施为内容的变法自强策，认为“如此行之十年，国以富，兵以强”；以及在第九册发表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主张“复民权、崇公理”，以“与西人相角”。三年期间，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十余篇对改革运动及与当时局势“皆极有关系”、“对于朝野上下苦口危言，日以救亡图存之策相劝告”（汪诒年评语）的文章，起了很大的变法宣传作用。从这些文章看，戊戌时期汪康年的改革思想颇有魄力，颇有雄心大志。
“变法篇（下）”所收录的则是1900年以后汪康年在自己创办并主持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书信。在这一时期汪康年所要求的仍然是变法——政治改革，但与戊戌时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在戊戌时期，汪康年虽然也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自改革，但戊戌时期更多的是敦促，是要求，而1900年以后更多的是强调依赖和等待——从策划自立会试图依赖地方督抚的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到提出《整理政法纲要》，试图依赖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支持光绪执掌政权，而后“将国家之事重行整顿”；到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一味要求“薄海臣民”以“实事求是之心”静静等待，反对“喧哗躁进”，主张“不应冀其进行之过骤”。
二是提出变法主张更为具体。在戊戌时期，汪康年变法主张的表达，更侧重于理论阐述，更多的是像《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这样的宏篇高论；1900年以后，汪康年的变法主张更侧重于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更多的是如《整理政法纲要》一样的建言改官制、清户口、厘正赋税、整饬财政、兴利源、兴教化、通达道路、改正刑狱、讲求外交之法；像《上政府说帖》一样建议扶助华人自行传教、处置赫德、处置盛氏、整饬税务、铸金币、招华商办理国内商务、招求海外人才、慎用外人、慎重商约、用人宜慎等等的变法方案。在报纸上发表的，多是围绕发辫该不该剪，服色应不应当更易，刑律应当怎么改，军国民教育可不可实行，以及臣民应如何配合改革等等之类规范变法行动的说教。

第二部分“报人篇”。作为近代中国较早的民间报人之一，汪康年创办或主持的报刊先后有六家。在这个过程中，汪康年始终是以报人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身份。所以，他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论政”，而是以大众传媒为讨论和评说政治的论坛。同时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政治家报人，始终是以民间报人的立场，坚持独立办报，不屈从于外国势力和满清政府的压制。他也不仅仅是利用报刊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途径，他对如何办报有自己的思想——新闻思想。也就是说，汪康年是在一定的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办报的。这部分所收录的50余篇文章，正体现了汪康年的新闻思想。
汪康年对报刊地位和作用有自己的认识。他在《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中说，报刊的重要性首先是“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诉艰苦于人，僻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公开、迅速和普及的特点，沟通信息、传播新闻的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同时，报刊可以发挥动员全国之人起来救国的作用。在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欲作民气，振民心，定民志，必在于崇清议。清议于何宣之？必宣之报。是则报也者，固振聩发聋之要品也”。他还在《京报》上专刊《论报章之监督》一文，指出报刊还有一个应负的社会责任，即监督政府。汪康年认为：“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并且也使官与民上下沟通：“使官之所为，民无不知之。民有所苦，官无不知之。”即上情下传，下情上达。
政治的良性发展、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相沟通都离不开报刊，所以他主张政府应当放开对报刊的限制。他在《论粤督限制报馆》、《论报馆挂洋牌之不可》、《论朝廷宜激厉国民多设报馆于京师》、《通报停闭感言》等文中，批评政府的舆论压制政策，指出同治以来，中国人办的报刊虽不少，但“于时事多未敢深论，论之或辄致殃咎”，原因在于政府不能容纳批评意见，这实际上是政府“自欲斩刈新机，歼刬国脉”。因为这不仅是政府“自示畏缩，且适表明政府必无容直言、奖气节之美德”，而且必将导致官与民离，民“则永与政府相抗相隔……上下新旧满汉之间，相离亦益愈甚”。他一再呼吁政府给予报刊自由发言之权利，以“力纠政府之过失”，也以“监督社会”。他多次上书当道，要求尽快制订报律，使民间开设报馆合法化，从法律上保障民间报馆的生存权利，也以法律规范报刊的行为，以为中国报刊争取一个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汪康年更为重视的是报刊自身的建设。他在《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等文中，认为办报者及报刊要有“报识”和“报德”。所谓“报识”，主要是指报人的新闻敏感，能及时反映民众呼声、时代潮流、社会和政治动向，否则就是丢掉了“报识”。但他更强调“报德”，认为报德是报刊的生存基础，因为报刊的一大使命是监督政府、监督社会，这就更要报人自身讲求道德。而且报刊是“代表舆论之机关也。既为舆论之代表，则其一言一语，皆将为社会所信仰。夫以社会所信仰，而不自保其名誉，自尊其资格，自重其价值，而信笔书之，率意言之，人将不信仰我”。所以他经常强调报刊的报道或评论“必有根据”，不应该捏造或夸大事实，“以骇人听闻、并不确实之消息布散于社会”；（《针报》（十三））同时也要敢于说真话，例如对于政府及官员的“失德”之事，“报章万不能不为纠正”（《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更要公正不偏，切不可“挟偏私”，决不可“以讦发人过恶，指摘人瑕疵为天职”，而应当从是否“有碍大局，或妨于社会”着眼。立论应出于公心，至少不应有偏见。即使有党见，“其措词亦应有一定之规则，而事实尤须有着落”，否则，“此报乃成为一文不值之报”(《敬告》（二四）)。
值得注意的是，汪康年对报刊地位及职责的定位，侧重点是有变化的。从他对当时报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1900年以前，汪康年更强调报刊对政府的新闻监督，以及报刊的言论自由；而在此以后，他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了。他在此期间发表的至少二十余篇《针报》、《规报》、《说报》一类文章，重点不再强调报纸要监督政府，更多的是要求报刊“谨言慎行”，对当时报纸揭露或批评清政府的黑暗腐败、昏庸无能，或是指为“捏造”、“随意诬诋”，或是斥为“侮慢”、“轻藐”，或者指责为“弛漫放纵”、“言论之过其界限”。
但不管怎么说，汪康年对中国近代报刊建设方面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第三部分是“外务篇”。外交，在近代中国是一件大事，汪康年作为一位爱国的报人，必然地会借助报刊，表达自己对中外关系、对国家各项主权的得失、对国家面临外部形势的关注，并且在如何应对外来危机方面向政府提建议，向社会发警言。
从这部分收录的七十余篇文章可以看到，甲午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几乎每次中外交涉重要事件，汪康年都会通过报刊发表自己的看法，或通过书信向当局提建议——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汪康年在谴责德国的强横无理的同时，更呼吁“当国之人，茹痛如此，其必尽改旧辙，聿新百度”。1901年发生了俄国欲霸占我国东北的事件，汪康年发起抗俄集会，并上书当局，要求与俄力争。葡萄牙欲借澳门划界谈判之机，以威胁要挟手段扩张领地，汪康年写信给清政府，主张对葡人的意外要挟，“仍应坚持不许，万一不允，宁与失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等地渗透扩张，汪康年始终保持警惕，并常在报纸上发文予以揭露，并向政府发出警告。还要看到，汪康年在这一时期的《中外日报》、《京报》等报刊发表的言论中，内容最多的是揭示中国所面临的外来威胁，以及催促政府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号召国人奋起救国。如《京报》上刊登的《书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书后》、《论高丽告中国》、《再论高丽告中国》、《三论高丽告中国》等文，以越南、高丽亡国的事实，指出：“今日之世界，强权世界也……吾中国当今之时，处今之世，犹沉酣于睡梦中乎？”其《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日法协约之深意警告政府》等文，则向政府发出警言：“各国皆以保全东亚和平为主义，盖其目的在平和瓜分”，切不可“淡漠视之”。批评清政府“束缚其己国之人民，受无数强大国人民之奴视，竭尽其己国人民之膏血，以供无数强大国政府之牺牲”。也向民众发出了团结救亡的呼吁，劝告清政府尽快“施行改革”以强国。
但汪康年关于外交方面的思想主张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变化的动因，汪康年在1911年的《敬告》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外交“将由敷衍对付时代，而入于卤莽灭裂时代”。所谓“敷衍对付”，即办外交者“无识见，无方法，见事办事，而于当时之利害，则尚知之也”,这就需要舆论从旁推进；而“卤莽灭裂”则是这样一种情况：
“自近年以来，排外之说日甚，而举全国社会，皆不研求方法，而惟以极端强硬为可贵，于是已失之权利，日谋收回，藉故要求之事，概以拒绝为贵，社会中几几以此为外交官之殿最，而利害不问也。此等大病，无人起而大声疾呼以救正之……万一于不宜强硬之事，而忽为强硬之态度，则陷吾国于悲境矣。”
当民众反侵略斗争真的兴起并高涨时，汪康年却又忧心忡忡了，担当起了“疾呼以救正之”的角色。在外交方针上，他提出应以“审慎为之体，争执为之用”。认为“处弱国而言外交，不能不出于对付，势也，无可讳言者也。若羞此而鲁莽焉、横裂焉，则大祸立至，可必矣”。所以面对20世纪初年中国各界民众要求收回各项主权（如租界、海关、邮政、航路等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自争界务等）的斗争轰轰烈烈开展时，汪康年即在报纸上发表了《论租界与领事裁判权》、《说外交》、《评外交》、《外交感言》、《醒呓》、《诘问》等文章，或是辩解称中国的关税、邮政等主权并没有被外国人夺占，“惟初通商时，无人能经理，因托外人为之”。或是反对民间对交涉之事妄加干涉，认为遇有关涉外人之事，“必须由国家所命之外交官与外人交涉，若贸贸然由一人或一小部分径与外人交涉，必无此体式，不特为外人笑而已，且使外人知我无尊重国权之心”。 甚至主张对那些虽“己之为直，人之为曲”的交涉事件，与其动辄抗争，“无宁含糊过去”。这与1897年汪康年在《论胶州被占事》中表达的“惟新创之后，正宜竭力自张，以示不测。且民惟无用，用则上下张奋，九败犹冀一胜；不用则气日馁，心日弛，必日割以至于亡。是则必战之故，一言可决”的坚决抵抗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部分是“铁路篇”。铁路在20世纪初已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更是一个搅起冲天大潮的政治问题。它引起了各阶层中国人的关注并置身其中，汪康年也不例外。
从这一部分所收录的最前面的《致吴佩葱先生书》和《呈商部文》看，汪康年并不赞成与外国人合办铁路。事实上，当浙江铁路问题刚被提上议事日程时，汪康年曾经是自办浙路的赞成者、浙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1905年，汪康年作为京官四代表之一，与在沪的浙江士绅一起策划并成立了浙路公司。但由于此后的事态变化，一方面是汪康年的堂兄汪大燮成为浙江保路废约风潮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是（和汪康年外交方面的主张一样）是，面对汹涌激昂的群众性保路废约风潮，他认为有必要“疾呼以救正之”，所以这部分的三十余篇文章，从《醒呓》、《儆告》、《悲言》、《诘问》、《纠谬》、《宜知》、《记怪》、《砭论》、《痛言》等等之类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对保路废约运动的批评。这些批评多集中于这三个方面：
一是宣扬借款筑路无害。汪康年认为拒借洋款毫无道理，所谓借款路亡、路亡国亡之说更是危言耸听。认为借款筑路不比开矿、办实业，是无害有益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款项，“假使吾国善自为谋，绸缪谨慎，虽借款无害也。若夫上下相猜，政法错乱，虽路矿尺寸不假手外人，而一旦祸发，则一切将全入外人之手”。而且借款筑路，若干年后铁路完全归我，因而“无害”，“何所为路亡国亡者？”
二是为清政府“铁路干路收为国有”决策辩护。他认为，“铁路之干路收为国有，质言之，则是将各省民办铁路之局面，全行改变，而另易一种办法也”，并无不可。原因在于各省商办铁路多办理不善，所以他说：“干路国有及借款造路之说，余未以为非也。盖统观各省于路事，无不争竞延缓，各为其私，非改为国有，则此交通最要之事，何日能成？”
三是攻击各地的保路运动。面对清末许多省相继发生的群众性的废约保路爱国运动，汪康年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指责各地的保路运动是“抗拒”、“挟制”国家，“百计以求动摇大局”，是“败坏大局之举动”。他从维护旧有秩序的角度，对民众的抗争行动做了批评，认为：“夫民以不平之故，而出于上下相争，则必有争之之道焉。盖所以争者，为其事之失权利于外人也。倘以逾越界限之故，而公私丧失，乃大逾于所争，则亦无情理之甚矣！” 此风潮如若继续蔓延，“则直与作乱无异，而影响所及，将全国入于危险之域，而吾国立陷于至悲极惨之境”。至1911年，保路运动在四川“竟酿成罢市，驯致暴动，汹汹之势，未知所止”的局面，汪康年对参加运动的民众和清政府方面做了各打三十板的批评，一面指责参加运动之民众“迹近暴乱”：“夫川省以争路而罢课、罢市，顶奉先帝牌位，偶有不纳租税之言，论者已谓其迹近要挟，在川人已宜一雪此言，岂可集合各省之议员辞职，而显示要挟之迹者哉！” “此等情态逐渐加甚，则大乱成矣。”另一面也责备清政府处事无能：“此事政府不于事前妥密筹备，而猝然发令，以致群情惊疑。及反对之形已成，而不谋晓谕解散之法，而惟以简单强制数语，而欲使川省乱机即由此而化为乌有，是犹南辕而北辙。” 同时向政府献计：“惟有不动声色，速派川省所最信服之大员，驰往慰抚，将朝廷不得已之故剀切详告，商一妥善办法，是为正理。”
可见，秩序，是汪康年考虑铁路问题的出发点。

第五部分是“议政篇”。汪康年作为一位著名报人，一生办报没有离开政治。当年为了政治改革而参与创办《时务报》，到创办《京报》、《刍言报》时，更明确了自己的独立报人的角色，也更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即办报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政府，评议政治。这部分收录的八十余篇文章，除了一两篇书信和未刊稿外，基本上都是发表于《京报》、《刍言报》上的。
稍加浏览，可以发现，这一部分文章中有呼吁确立立宪政治之方向的《论政界趋势之所定》、《公私辩》、《论暗杀之误国》、《醒呓》、《质疑》等；有评论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活动的《敬问》、《发微》、《献议》、《敬问》等；有论述中国政治形势的《论西报之言警告政府与国民》、《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敬告政府》、《论政府近日政策》等；但数量更多的是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对不职贪渎官员的揭露和抨击。其中有对朝廷用人行政的批评，如《敬告》（二五）一文指责“国家政纲不肃，罪人轻纵，则其国未有能振兴者。” “朝廷之优容贪蠧，奖劝罪恶”，已非常严重。例如《杂说》（二十）就揭露清廷近年来“忽公许被参人员自诉冤抑”，致使“著名贪猾之流，复得脱颖而出，徒开邀倖之门”。《杂说》（十四）揭露清廷在委任官员方面随意而马虎，竟然委任两个完全是外行且颟顸庸碌无能的纨绔子弟掌管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所以他在《说官》一文中，指朝廷的所谓法律是“官样文章而已”，所谓命令是“打官话而已”。财政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混乱。《敬问》（八）揭露，清政府一方面下令京师和地方都要精简官员，另一方面却要以“捐款”的名义出卖官职，增加财政收入。地方上也各显神通，或“自营实业，以津贴行政”，即官办实业来筹集行政费用（《敬告》（二二）），或擅借洋款来解决行政经费（《为新疆拟借洋款办实业以为行政经费事》、《敬问东三省借外债四千万之理由》），或强令全省官员捐数月俸廉以充公用（《质疑》（七））。一些文章还揭露了各地方官员的胡乱行政，如《醒呓》（五）一文指责“顽不知人事”的北京警察厅颁布条款，强行规定剃发匠每人须预备长衣两套，而实际上这些人连饭都吃不饱。《杂说》（二九）揭露了官员的颟顸，如贵州的武弁殴打学生，而官府反而把被殴打之学生革去，优保滋事之武弁。浙江有办捐务者，因捐事移文上海日本领事，仍依据旧时条约。日领事复函告知：移文所据者乃废约，现行用者为乙未新订条约。某官不但不引咎，反谓我处只有旧时条约，不知有新约。很多官员盲目推行新政。《评政治》报道：山西官府创办纱厂，办起来后乃知山西并不出产棉花。一些地方言及兴利，便大办蚕桑，买桑秧，买蚕种，所费不资，而不管当地并不适合养蚕。更有官员草菅人命，《箴时》（二）揭露，宣统元年江苏巡抚派兵征剿盐枭，兵至昆山，赌徒已逃，军队竟以枪杀本地之人充数，虽被报纸揭发，各级官府仍包庇不办。
也有一些文章是直指权臣和贪吏的，如揭露和抨击奕劻及北洋派官僚腐败黑幕的《庆亲王七十生辰特别赐寿记》、《读连日罢斥朱宝奎段芝贵谕旨谨书》、《读初五日谕旨谨注》、《读初六日上谕谨注》等，或评述或暗示，或讥讽或怒斥，曾对当时的政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总的来看，汪康年的这一部分文章，无论是从与其他部分的文章相比较的角度看，还是与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严重程度的实际状况相比较的角度看，汪康年的政治监督做得并不是很到位，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大多都很琐碎，更谈不上力度和深度。

第六部分是“论世篇”。汪康年是一个双重监督论者——“报者，监督政府者也，监督社会者也”。即作为一个独立报人，不仅要监督政府，表达民间对政治改革的意愿，也要监督“社会”的言和行，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报人的“天职”。
汪康年的双重监督，所围绕的是一个中心，即他所说的：“吾辈所应尽之义务，一曰迫望政府之改良，一曰遏止乱事之萌生。斯二者，皆今之要务也。”也就是说，政治监督的任务，是向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推动其自改革；社会监督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运行。而且越是往后,汪康年越是注重监督社会。其原因在他1910年的《杂说》（九）中做了说明：“自近十年来，吾国之人，一变其弛懈驯柔之习，而竞趋于嚣张傲慢之途，其极则至于阳狂迷罔。”即壬、癸以来，民众的情绪越来越激越昂扬，在汪康年看来已经到了秩序完全崩溃的边缘。所以从这八十余篇文章看，1905年以前，当政府对改革还没有完全行动起来时，汪康年所做的更多是“迫望”政府改革的工作，对社会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某些个人的劝导或说教的书信，如《致吴授卿先生书》、《致藤田剑锋先生书》、《致高□□先生书》等；以及一些务虚的论说，如《为人为己不分为二事说》、《论吾国今日人心之大病》、《艰贞无咎说》、《责己说》等。1906年后，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都在高涨，清政府也被迫手忙脚乱地推行预备立宪，整个社会几乎都被卷入澎湃高涨的政治热潮当中。汪康年以担忧的心情注视着这个热潮奔涌的社会，借助报纸更多的是扮演了“监督社会”的角色，即努力“遏制乱事之萌生”。在为清政府的起步立宪“不胜忭跃”之后，极力劝告国人不要躁进，不应期望预备立宪“进行之过骤”，而要“持之以五十年之恒心”，因而在这一时期，不仅所有超越“预备”范围的运动，如革命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拒款保路运动等，在汪康年的文章中要受到攻击，即使是对“预备”所需之秩序稍有触犯的事和人，他都明确地给以抨击甚至是斥责。如当社会上和言论界开展剪发辫、易服装讨论时，汪康年即在《刍言报》上连续发表《驳剪发易服之反对论》、《读议员论剪发易服事签注》、《悲论——因见近报之对于发辫感而作此》等文，认为“辫发为我朝定制”，“毁慢”发辫说明“吾国人对于国家无有崇敬之心”，且将使我国立受“实祸”。一些爱国留学生组织国民军，汪康年撰《儆告》（三）、《醒呓》（六）、《敬告》（十四）等文，指责这是“召乱取亡之导线”。有志士发起募集国民捐，他发表了《醒呓》（七）、《敬告》（十四）等文，讥讽此举为“徒资为热闹”。一些爱国人士发起组织“禁烟会”，要求与英国交涉，禁止鸦片进口，汪康年以《质疑》（六）、《质疑》（八）等文，表示此活动“其不可解”，“且勿问英人许否，应先问我之能办到否”。
但汪康年不能不看到，当时的社会已是“人人思乱”，任何的“监督”与“遏制”都无济于事。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他在《刍言报》上刊《痛言》（四），痛切悲叹：“吾今者有甚悲焉，何悲乎尔？以吾国之大，而稍明白事理者，竟无有也……呜呼！天其欲速亡吾国乎？不然，何产出谬妄狂诞之徒如此众也！”
汪康年没有想到的是，清王朝自己没有抓住历史给予的“自改革”机遇，亦即没有认真地、真心诚意地做立宪的“预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且立即得到四方响应，汪康年在半年前的《敬告》（七）一文中发出的“变法无序，朝令暮更，民无适从，则亡；不从民欲，强民就我，则亡；纵奸长恶，善良屈抑，则亡；赋敛无节，水旱无备，民不能生存，则亡；耗财之途不塞，窃位之官不去，徇情而废法，则亡”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汪康年，是一位总站在时代潮流中端的爱国者；汪康年的著作，是晚清政治和思想潮流的一种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