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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王韬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381-7
著者：海青
责任编辑：胡明峰
成品：160*230页数：384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3-11-30
定价：65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晚清一代奇人、早期鼓吹变法自强和整体改革者、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王韬所著
以往对王韬研究多以其作为接受西学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加以定位，主要聚焦于其时论和译书生涯，本书精选王韬身兼多重角色、各个时期发表之作品，包括时论、政评、书信、游记、随笔和小说等门类，以反映王韬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和变革主张外，并较为全面地反映其写作风格和所处时代风貌，也尽可能展示王韬的复杂经历与其思想变化的关系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王韬：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因上书太平军被清廷缉捕，改名韬，字紫诠，号天南遁叟。王韬早年进入上海墨海书馆翻译《新约》，后又在香港英华书院协助传教士理雅格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乃是当时西经中译与中经西译的第一人。王韬多次至西欧和日本游历，频繁访学问道，是当时为数不多地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人，他在香港期间创办《循环日报》，设立弢园书局，成为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王韬还曾发表大量政论时论，鼓吹变法自强和政体改革，晚年主持上海格致书院，力行教育变革，有《弢园文录》和《弢园尺牍》等多种著作传世。

◆ 内容简介
作为一代奇人，王韬曾身兼多重角色，当过编辑、报人、翻译家、出版商和流行作家。其写作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时论、政评、书信、游记、随笔和小说等门类。本文集精选王韬在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除选录《弢园文录》《弢园尺牍》等名著中的部分政论文章和来往尺牍，以反映王韬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和变革主张外，还从《淞隐漫录》《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等作品中选录了若干小说和生活随笔，以期较为全面地反映出王韬的写作风格和他所处时代的风貌，也尽可能展示王韬的复杂经历与其思想变化的关系。

◆ 简要目录
导言

与韩绿卿孝廉
与杨醒逋
《中西通书》序
与周弢甫征君
上徐中丞第一书
上徐中丞第二书
略陈管见十条
续陈管见十条
上当事书
拟上曾制军书
上逢天义刘大人禀
《火器略说》后跋
《陆操新义》序
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代上丁观察书
答包荇洲明经
送日本八户宏光游金陵序
《法国图说》序
《普法战记》代序
《普法战记》后序
《瀛环志略》跋
《地球图》跋
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
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
与英国理雅各学士
与法国儒莲学士
与杨莘圃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与友人
上丁中丞书
与唐景星司马
与余谦之大令
代上丁大中丞
《浮生六记》跋
与唐景星观察
上郑玉轩观察
上郑玉轩观察
《花国剧谈》自序
《海陬冶游录》自序
谈艳
《日本杂事诗》序
与盛杏荪方伯
上何筱宋制军
与日本冈鹿门
跋日本《冈鹿门文集》后
上郑玉轩观察
与黄公度太守
呈郑玉轩观察
弢园老民自传
杞忧生《易言》跋
与方照轩军门
与越南官范总督
拟上当事书
与英国傅兰雅学士
法国儒莲传
英医合信氏传
潘孺人传略
创建东华医院序
《淞隐漫录》自序
《英语汇腋》序
《艳史丛钞》序
书《众醉独醒翁稿》后
原道
原学
原人
原才
原士
变法
重民
治中
睦邻
洋务
变法自强
除弊
尚简
停捐纳
设官泰西
达民情
禁游民
传教
洋务在用其所长
除额外权利
西人渐忌华商
旺贸易不在增埠
纪英国政治
英重通商
俄人志在并兼
中外合力防俄
泰西立约不足恃
西人重日轻华
英欲中国富强
六合将混为一
中国自有常尊
日本通中国考
日本非中国藩属辨
琉球朝贡考
琉球向归日本辨
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
越南通商御侮说
洋泾浜海市说
香港略论
择友说
平贼议
答强弱论
台湾不必移驻巡抚论
论日报渐行中土
各国教门说
宜索归澳门议
重刻《弢园尺牍》自序
拟请建蒋芗泉中丞专祠议
救时刍议
华夷辨
言志
言战
言和
治兵
取士
久任
理财
海运说
武试宜改旧章
官盐说
算学宜先师古
《漫游随录》自序及选编
《扶桑游记》自序及选编
纪日本女子阿传事
海外美人
四奇人合传
媚梨小传
海底奇境
海外壮游
柳桥艳迹记
十鹿九回头记
王韬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王韬的多面人生
一
王韬，1828年（道光八年）11月10日（十月初四）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初名利宾，又名畹，学名翰，号兰卿。因上书太平军，被清廷缉捕，逃遁香港后改名韬，字仲弢、紫诠，号天南遁叟。其父王昌桂，字肯堂，著籍学官，长期在家乡设馆授徒，邃于经学，王韬九岁即随父馆于本村施氏书塾，遍读群经，旁涉诸史、杂说，奠定了一生学业之基。十五岁就读于新阳县贡生顾惺开设的青萝山馆，十九岁金陵考试落第后即无意仕途，一度仿效其父，以塾馆授徒为业。王韬一生的转折点发生于21岁时的第一次上海之行。那年他赴上海省亲，时其父名为在上海延续开馆生涯，实则暗自协助传教士翻译西书，通过父亲的关系，他得以参观英国伦敦会开设的墨海书馆，对活字版机器快速印刷的高效率留下深刻印象。1849年，王昌桂突然病故，家道中落后的王韬不得不再赴上海谋生，从此就和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王韬入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麦都思翻译《新约圣经》，旧本《新约》翻译均出自传教士之手，最早的中文译本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维琳合译，第二个译本则出自麦都思与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之手，但此两个版本的中文表述均不够典雅规训，而由王韬润色编辑的改正本《新约》出版后却广受好评，到1859年已印行了11版，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中国教徒中普遍使用。《新约》移译的成功使得王韬的译述生涯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由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的《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各一卷相继出版。王韬又与艾约瑟合作译编《格致新学提纲》和《光学图说》等著作，同时协助艾约瑟和伟烈亚力编辑《中西通书》，这部历书性质的小册子，是一本每年以中西日历为主，附带介绍中西政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知识普及读物，王韬负责中西日历这部分的编审工作。在《中西通书》序言里，王韬批评“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颇能点破国人治学粗疏之弊。
王韬不仅协助传教士直接从西书中移译经典，还与友人合编或亲自编译介绍西方情况的各类书籍，拓展国人认知世界的视野。如与黄胜编译《火器略说》，介绍西方军事技术的基本原理。他自己认为这部书可作营弁施放枪炮的教材，相当简易实用。1881年，驻节福州的方铭山观察一人就买了二百本，令军中兵士习学操演，这也稍稍满足了王韬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怀才不遇的经世愿望。再如对西方历史的译述也是王韬著译生涯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译述的《普法战记》、《法国志略》、《西古史》、《西史凡》等均对西国史事有自己独到的心得，特别是《普法战记》一书曾风靡日本，直接促成了王韬的东瀛之行。
王韬的一生始终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其言行轨迹既拥有传统士人风流儒雅的一面，又因长期浸淫于西学而拥有豁达开明的胸怀，对中西双向的文化源流均能采持衡汲取、疏而不离的态度。他交往的友人圈子也多奇言异行之士，颇不符时俗对传统士人的想象。比较著名的就有李善兰和蒋敦复。李善兰是算学名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教育体制的叛逆者。蒋敦复时称江南才子，以诗文称誉于世，其言行却诡异多变，不但曾进寺庙修行，也吸食鸦片，他一方面熟谙英国历史，曾入墨海书馆协助慕维廉译编《大英国志》，另一方面又撰文大骂基督教，活脱脱一个名士风范。王韬曾与李善兰、蒋敦复等好友一起浪迹花丛，时做狎邪之游，人称“三异民”。王韬的另一个好友龚橙乃龚自珍之子，龚橙表面上是个世家子弟，藏书之富号称甲于江浙，且多为《四库》未收之书。龚橙也是性格怪异，放浪不羁，喜好研读满洲蒙古文字，还没日没夜地吟咏梵诗，“且与色目人游戏征逐”，但坊间又传说他1860年为威妥玛和英国远征军引路，甚至曾暗示导引英人焚毁圆明园，气节为人诟病。王韬说他“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最终发狂病而死。在王韬交往的少数官员中，也有知己式的人物，如曾任江苏巡抚的徐有壬，精于历算之学，经王韬介绍至墨海书馆参观，得识慕维廉、韦廉臣等教士，王韬还曾三次上书徐有壬，纵论“防海”、“弭盗”、“通商”之大计。徐有壬回信予以褒奖，赐以吕宋银三十饼作为养母之用。
王韬言行之“奇”还表现在他逃匿香港后，协助理雅各把《尚书》、《春秋左传》、《诗经》、《礼记》等中国经典译成英文，开启了中西经典“对译”的新篇章，其自身也成为中国同时参与中西经典互译的第一人。
在港期间，王韬还创办了《循环日报》，发表大量时论，其中《论各省会或宜设新报馆》、《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文，均言及日报对新闻信息传播之功用。1884年，王韬自香港返回上海后，即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和《申报》的编纂主任，并自办弢园书局，继续在舆论界产生影响。王韬还出任新设格致书院山长一职，格致书院延请中西教师课读，自西国语言文字之外，授以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等课程，均偏于实用之学，其规制迥异于传统的书院体制，每年分四季为课期，由王韬请于地方官员，出题课士，视其优劣，评定甲乙。列前茅者例拨经费予以奖励。参见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序言》。书院教学内容也多有更新，如英国教士傅兰雅每周六晚上进行幻灯教学，亲自编辑《格致新编》供学生阅读。王韬还主持有奖征文比赛，获奖论文汇编成《格致书院课艺》一书以广流传。参见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1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二
王韬作为非典型意义上的中国文人，长期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其活动空间也主要集中于现代大都市如上海、香港之中，自然与乡间士绅的见识有异。柯文称其游动轨迹为香港－上海走廊，与王韬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一批中国知识人，都有和王韬相类似的经历和世界观念，如何启、唐景星、伍廷芳、马建忠、马相伯等人，这个群体往往被称为沿海最早的思想启蒙者。参见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他们之间常常相互援引渗透，张开的是一张奇特的交游网络。王韬作为其中的一员，和他们的观念互有交集但又颇具差异。这批人自幼生长在西学影响浓厚的背景中，受到教会教育的浸染过深，缺少对中国经典的训练和领悟，而王韬所受的教育则恰好兼备旧学薰陶与西学视野，具备一种复杂的双重认同特征，身处夹缝中的独特阅历也使他的言行不时露出自相冲突与犹疑杂糅的特质。
王韬一生从事过的职业种类十分庞杂，曾经拥有编辑、译者、报人、出版商和通俗小说作家等数重身份。除参与编纂大量的中西“对译”著述外，他的政论一般都发表在香港《循环日报》上，一般所称的“洋务”言论和大量涉及时政的议论也统一汇编进《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续钞》之中。加上其他各类著述，总数多达36种。由于其对中外政局变化的分析，王韬常常被视为中国近代变革思想的先驱，但他的变革论往往呈现出一种新旧杂糅的特色。如在《禁游民》这篇文章中，王韬提出的建议包括鉴于官、士、医、僧道游堕无根，应该设法把他们驱赶回“四民”的行列，这只是一种古老治术的思路，谈不上与现代变革有什么关系。又如他谈及废科举、废时文的主张也多为前人屡次提及，似乎未见新意。但是，如果把这些言论串接起来，置于清朝当时危机频现的语境中观察，即可凸显其先驱的意义。比如他认为“今国家之予士也，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导致“民”与“士”身份难分，故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减慢考试频率和录取人数，在当时应是明智之见，即使放在今天也有警示意义。
与一般从事举业的士子所走的人生路途相对平缓不同，王韬一生经历奇诡多变，从一名乡间正统儒士转变成为洋人佣书的雇员，难免会承受舆论的巨大压力。如他曾自嘲说：“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其佣书的身份甚至到了“物议沸腾，难以置喙”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24页。的地步。他虽深浸于儒术，却又未以此为谋生之本，虽有经世之志，却终生未有机会踏上践履之途，故其思想与行为始终是脱节的，表现出一种驳杂含混的气质。
同时，王韬拥有的复杂身份却又使其拥有远高于普通儒生的双重视野，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纵横游弋，时发警语奇论。即使对于炙手可热的洋务人才，王韬也加以针砭，如说：“须知稔悉洋务者，未必皆通西国语言文字之人，是在能逆探其情耳。迩来之知西学者，类多娇矜自负，其料事粗而疏，其观事轻而易。未得西国之所长，而偏陷溺于西国之所短。一旦任之以事，未有不偾者也。”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呈郑玉轩观察》。语气中透着自信。
王韬游弋于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身份，亦使他在观念择取上始终抱持一种微妙的均衡态度。他既不是如腐儒一般素拘于僵化守旧的立场，亦非一味专发愤激之辞博取关注。如在《原道》、《原学》、《原才》这类属于旧体裁的文论中，其议论多不出传统经世的话题范围，如认为人伦乃是“道”承载的真义，“道”是本义，而“器”只是“道”的工具。“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他同时又认为，东西圣人在探究“理”的方面是相通趋同的，所谓“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不过其结论却是泰西诸国挟以凌辱我中国者，中国圣人皆已“烛照于胸”，甚至认为犹太史书都是由东而西传递过去的，所以中国当为西土文教之先声，这不由让人想起“西学中源说”这类流行的陈词滥调，其中多少透露出意淫的味道。
针对以上诸论，我们也可换个思路加以理解，晚清张之洞提出保存国体，并以之为本，通过引进西方器技之学以固本正源的主张，实与王韬的思路相近。如果不做苛求的话，王韬的“体”、“用”论已经初步具备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雏形，据此推测说王韬的“道器之辩”是晚清体用论的先声似不为过。
王韬年轻时即遭逢太平军起事和咸同清廷启动变革转轨计划，他是最早倡导洋务的思想者之一，但其抒发言论的价值恰恰不在流俗意义上的倡导西学，而在于他对盲目倡导洋务的批评，如他有如下议论：“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③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解决此弊端的方案是，先治民再治兵，总纲领则是储材，所谓：“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③也就是说，“器变”只是更新其表，内变须在人心。欲变人心，须知沟通上下之情才是关键。这就涉及“制度变革”这一核心问题了。
王韬对政治体制变革的表述是先得民心，并把“开矿筑路，行轮车，设机器”视为与民共其利而代为之经营的事业。治民的要诀在于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从经济层面上讲，就是一定要让民众分享到政府的利益，而不能仅仅让少数人加以垄断。比如应该在开掘煤铁五金矿藏时，允许民间自立公司，“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从中掣肘”，制造机器，修筑铁路轮船，官民出资，贫民殚力，达到利益均沾的目的。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也必须让民众预先知道，也就是说政治运作一定要透明，才能达到君与民共治天下之意。要保证政治透明，达到沟通上下之情的效果，就需要在政治体制变革上有所抉择。王韬在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类型时，认为大致可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选择。前两种各有利弊，因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对君主个人的品性要求太高，一般朝代难以企及。民为主，则会造成“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的局面。只有“君民共治”这条路能做到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颇能体现出“三代以上之遗意”，也可与中国古代的清明政治接轨。在基层官员的设置上，王韬也强调依凭民间的塾、庠、校等机构监督官员的言行，使得“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官员受到震慑，不敢轻拂民意，以免身家不保，这强调的仍是复三代的古风。
从表面上看，王韬的言论像个复古的冬烘，很跟不上形势，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比如他很赞美英国的议会政治，把它视为君民上下互相联络的典范制度。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他说“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同样得出了有“三代”遗意的结论。他特别提到“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纪英国政治》。。与之相比，“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
在王韬的著作中，有数处提到议会的功能，虽然不像郑观应那样曾专门讨论议会的具体运作程序，但仍充分肯定了议会在政治机构中所起的枢纽作用。如他认为有议会政治，“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达民情》。。于是把这套政治运作提升到了中国欲谋富强不必别求他术的高度加以认知，其评点虽有失简括，却也不失为政治改革的警世之言。
王韬观点之新奇复杂的一面还表现在其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时常处于左右摇摆的境地，几无定见可寻。他时出激谠之论，时又呈泥古之态。如王韬在墨海书馆为传教士佣书时即已受洗入教，虽然他在各类文献中均讳言此事，却毕竟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教徒身份的真实性。也许其忌惮此举触及士人的伦常道统，生怕沦为异类而遭诟病。可是就其自身而言却始终没有表露出恪守信仰的心迹，反而在给地方官员的上书中直指耶稣新教与天主教“二者皆足为人心风俗之大害”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甚至给清廷出谋划策，以编纂教民户册、赐以匾额、异其服色的手段禁绝耶教异端的传播，或在各处以宣讲圣谕善书为名对抗耶教的流行，以维系传统风教之根基。这类行径似乎不仅越出了基督教徒所应恪守的戒律，而且更像是个异教徒的所作所为。由此举动很难判断其信仰动机的真确性。
王韬也曾在太平军和清廷两方阵营之间摇摆不定，一度给人以首鼠两端的印象。他一方面献计地方官，为诱杀太平军不惜嫁祸民众，他拟订的办法是选择团练头目假扮成百姓向太平军献物，然后设伏聚歼，以后即使有投贼献物之人，也必蒙疑忌而遭杀害，这样民众就不会投奔太平军，最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齐心协力，杀贼保境，虽死不怨。参见王韬：《弢园尺牍•续陈管见十条》。可随后王韬又以黄畹之化名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民务官刘肇钧，为太平军攻占上海出谋划策，时人即戏称他为“长毛状元”。如此纵横捭阖，两面献词，真给后人解释其行为动机陡增难度。唯一可以成立的解释可能是王韬始终没有放弃传统士人的经世抱负，为达此目标不惜两面斡旋，变通行事，耶教信仰不过是应时点缀的工具而已，无法彻底根植于心，成为规范其人生的言行基石。这种经世之志远大于宗教信仰力量的情形曾经频繁发生于时代转型的士人当中。王韬对身处此境也是牢骚满腹，如他云：“世之名公巨卿，未尝不知韬也，然未肯劳其一手足之力，以拔之泥涂者，将俟其哀号迫切而拯之乎？抑或竟听其沦落终身也？”因此他自认用世之志日趋淡漠，故自嘲说：“然则韬虽欲出而用世，其何能为？不如以著述自见，托之空言，传之后世。圣人有作，必验吾言。”王韬：《弢园尺牍•与邹梦南观察》。这又属无奈的感叹了。
三
王韬在以往的研究谱系中往往被作为接受西学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加以定位，其时论和译书生涯也是被反复聚焦讨论的热点。目前已出版的王韬文论选集也多注重收录这方面的文章。其实王韬的一生经历相当丰富多样，他个性张扬不羁，经年冶游欢场，纵情声色。《淞隐漫录》文思自由，想象丰富，写妖异梦境、外国美人，皆有声有色，更有《花国剧谈》，搜罗近日之娇娃，采辑四方之名妓，编为《艳史丛谈》之一。他表示要传承唐代《教坊记》、《北里志》的猎艳传统，“纪丽品，摭艳谈”，称“美质良才，岂以古今殊，南北限”。《海陬冶游录》更声称乃一时游戏之作。揽读此书可于“沪上三十年来南部烟花，北里风月，略见一斑”。对此种猎艳之作及私人生活一面，学界向来避忌免谈，或偶然逢此段落，必板起道学家面孔，直接冠以“低级趣味”之恶评。实际上王韬的这一面是当时新旧知识人所拥有的常态，把这部分从其人生经历中硬性切割出去，或粗暴地贬之以道德批判的严辞，实无助于理解王韬的复杂人生际遇。参见王尔敏：《王韬生活的另一面——风流至性》，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1995年6月）。
王韬对此不是没有自我意识，在给傅兰雅的一封信中，他坦陈自己的行为早已为时论所不容，自述说：“韬生平所好，在驰马春郊，征歌别墅，看花曲院，载酒旗亭。”“窃以为此特风流游戏之事，本无庸讳之于人前，深恐执事不察，或有以小节进言者，则韬固不任受也。……彼迂腐者流，韬方欲避道而趋，当亦非执事之所喜也。”王韬：《弢园尺牍•与英国傅兰雅学士》。王韬的经历也颇可验证此言不虚，在青萝山馆跟随顾惺读经时，王韬就开始与顾惺的女儿谈恋爱。他与顾惺女儿顾慧英、女友曹素雯等夏日在唐代诗人陆龟蒙隐居遗址斗鸭池中观荷斗鸭，在池心清风亭成立诗社，集裙屐之雅流，开壶觞之胜会。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野沼观荷》，45~4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他十五岁与某女早恋，与之共读《牡丹亭》、《西厢记》，有“人在西风正惆怅，又吹落叶上阑干”之诗句。十九岁的王韬于金陵应试时，即始作狎邪之游，与文漪楼两妓女任素琴、缪爱香来往甚密，荡浆秦淮。当嗜酒恋女人的习性遭到妻兄杨醒逋的劝诫时，他回答说：“至于绮靡障碍，未能屏弃，亦是文人罪孽。然秾艳风华，乃其本色，儿女之情，古贤不免。此亦只与瓯茗炉香，供消遣而已，不足为学业累也。”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14页。这年他才二十岁。后来在《〈浮生六记〉跋》这篇奇文中，王韬更系统揭示出有关男女关系的特立独行之论。在文章中，他论才女之命云：“而妇之有才、有色者，辄为造物所忌，非寡即夭。然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苟合矣，即寡夭焉何憾！正惟其寡夭焉，而情亦深；不然，即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呜呼！人生有不遇之感，兰杜有零落之悲，历来才色之妇，湮没终身，抑郁无聊，甚且失足堕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难之。乃后人之凭吊，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寿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妇得才人，虽死贤于不死，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尽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王韬：《〈浮生六记〉跋》。如此议论令人拍案称奇，真乃当今文人见识所远远不及。
以上这段议论虽是品评才女之运，实则有自况的意味在。王韬一生坎坷，虽才华横溢，终身有经世之志，屡次上书当道建言献策，却屡不见用。他在《自传》里也有一段自嘲文字说：“老民固极思感激驰驱以报知己，而忧患以来，精气消亡，才华零腐，既不能上马杀贼，下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画金石，以称颂功德，徒为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而已。”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老民自传》。
以今人观之，王韬那些纵横捭阖之论虽不尽是“空言”涉政，却也很少能真正为当道者所重视，甚至有的书信根本未抵达书写对象，大多变成了自我期许和消遣的游戏文字，所以对王韬言论的价值我们似应做些理性的考量。其言论部分有先知先觉的谠论之气，他对时势的议论既不系统，也难谈深刻，虽有灼见，却也不时陷于书生意气的拘囿，大多难见实行，多少给人以纸上谈兵的感觉。我们今天仍珍视这些文字的原因，乃在于王韬呈现出的是一幅中国遭受前所未有之变局时，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人过渡的标准图像。这幅画像中的王韬形象并不完美，甚至瑕疵毕现，但并没有妨碍其展示出近代知识人身份角色转型的艰难、困窘与辉煌。
本书的选编参考了汪北平、刘林整理的《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李天纲编校的《弢园文新编》（中西书局，2012），方行、汤志钧整理的《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陈尚凡、任光亮校点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张志春编著的《王韬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光绪纪元孟秋申报馆印的《翁牖余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