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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经元善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561-3
著者：朱浒
责任编辑：李红
成品：160*230页数：497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1-17
定价：69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洋务企业家之一、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代表人物经元善所著
近代中国商人著书立说者已颇少见，较具思想者更为罕见，而经元善恰恰“留下一些具有理想的文禀、函稿、公启等”，“殊值得进一步研究”。本书即在修订前人编辑的基础上对相关新资料加以整理编纂而成
本书主要收录经元善的著述文集、朋僚函稿及文告公启，其中朋僚函稿为经元善著述文集中未收的各类信件、电报和禀文等，文告公启主要是《申报》刊登与经元善关联密切的论议、告白、公函及公启等文字。书中首次面世的资料有近十万字，对学界进一步研究经元善及晚清洋务运动等不无裨益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经元善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洋务企业家之一，也是当时声望卓著的义赈活动主持人，被学界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代表人物。经元善出身于江南地区的传统绅商之家，因积极投身于开展义赈活动，不仅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名声，而且得以进入洋务企业，成为第一批向近代绅商转化的代表。而在实业活动之余，经元善还积极参与了维新改良等社会活动，更因上书反对“己亥立储”而得罪，最终则在流亡期间形成了对洋务运动的反思和批判。总之，经元善身上明确体现了旧式商人在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一条新陈代谢之路。

◆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收录三部分的内容，一是经元善的著述文集，即《趋庭记述》、《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居易初集》；二是朋僚函稿，为经元善著述文集中未收的各类信件、电报和禀文等，主要来源于盛宣怀的私家档案；三是文告公启，是《申报》上刊登的与经元善关联密切的论议、告白、公函及公启等文字。书中首次面世的资料有近十万字，对学界进一步研究经元善及晚清洋务运动等不无裨益。

◆ 简要目录
目录

导言

趋庭记述
卷一
上谕二道
褚子耘封翁序
沈谷人太史序
资政公自序义塾碑记
义塾规条碑记
义塾田亩碑记
急公好义捐山碑记
续捐义山碑记
义渡俚言碑记
晤言一室碑记
义塾图题辞
义塾匾额楹联
刘邑侯撰宗祠义塾碑记
姚春木先生撰义塾记
劝买荒田捐助善堂说
应敏斋廉访仓房征信录序
王竹鸥方伯仓房征信录序
朱久香阁学撰家传
上海县志传
卷二
蓝子青京卿救生栖流局记
重建救生栖流局捐银碑记
招抚解散胁从公禀
招徕被掳乡民公启
劝捐尸场经费启
土备塘工案卷
史吉人广文补遗轶事
上虞县志传
事贤友仁录
资政公祭产号亩
协赈局绅禀稿
豫抚涂中丞片稿
杨太夫人祭文
书后

中国女学集议初编
世祖章皇帝圣训圣孝一则
缘起
女学堂内董事接桂林魏恭人书
沪上创办中国女学一品香会议第一集（光绪丁酉十月二十一日）
论上海创设女学堂之善（录《苏海汇报》）
沪南桂墅里池上草堂会议第二集（十月二十七日）
内董事桂墅里会商公宴驻沪中西官绅女客第三集 （十一月初八日）
中国女学会大会中西女客启
曾重伯太史来书（十一月初十日）
内董事张园安垲第公宴中西官绅女客会议第四集 （十一月十三日）
附录十四日《新闻报》一则
女学堂张园大会诸闺秀词藻补遗
中国女学堂禀北南洋大臣稿
禀总署、楚、湘、皖、浙、苏各督抚宪稿
又上总署、北南洋各督抚宪夹单禀
女学堂上盛京堂禀
女学堂答杭桓友人书
女学堂接寓聚兴栈黄君书
寓沪晋安薛女士上女学堂董条议并叙摘录
女士潘道芳论中国宜创设女义学（录香港《循环日报》十月二十四日）
曾若渝茂才论女学堂（录十一月十六日《新闻报》）
劝金陵都人士创开女学堂启（录十二月二十一日 《新闻报》）
丹徒茅子贞孝廉来书
女学堂接友人书并女史周远香诗
女学堂接友人书并女史张蕴华诗
江右文海和孝廉来书（十二月初八日）
论中国女学（译十二月初八日《益新西报》）
西儒林乐知助兴女学论（录《万国公报》丁酉十二月分一百零八册）
女学集说附
跋

居易初集
王序
蔡序
贺序
自序
卷一
公吁总署转奏电禀（己亥腊月二十六日）
上南洋大臣刘电禀（庚子六月十一日）
答原口闻一君问（庚子九月）
上前摄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书（庚子九月）
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己交〔亥〕五月）
电报商局第一次议派花红电函（甲午十二月）
拟筹甲午义兵饷始末记(乙未三月)
中国创兴纺织记（己亥十月）
挽救中国探源迂言（庚子三月）
富贵在天说
致盛京卿书(戊戌六月)
又致盛京卿书（己亥四月）
复南海康君书（丙申正月）
致龙积之明府书(丙申八月)
卷二
畿辅水利专事堤工似利实害说（庚辰四月）
祸福倚伏说（戊寅五月）
募修陈公祠启附经正集规条（戊戌七月）
急劝四省赈捐启（戊寅四月）
复修线保固非善策公牍（乙未十二月）
上楚督张创办纺织局条陈（庚寅六月）
上盛督办利国矿条陈(庚寅二月)
别弟赠言
沪上协赈公所记(庚子九月)
驿亭坝改复石堰记(庚辰葭月)
五誓斋记(戊戌五月)
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戊戌腊月)
驿亭建设义仓公呈(乙未四月)
拟办余上两邑农工学启(戊戌仲夏)
元济堂求雨纪事(戊戌六月)
扪心孽镜序(戊戌七月)
致经正书院肄业三生书(己亥十月)
双鳞志感(壬寅三月)
香海问答纪略
卷三
复甬江沈竹亭劝赈书(戊寅四月)
创建经氏宗祠碑记(庚辰五月)
答友人论沪市情形之关系(壬午八月)
筹赈通论(戊子九月)
金观察办赈获墓记(己丑三月)
募修余姚曹墅桥碑记(庚寅葭月)
致清节堂董王介眉都转书(辛卯八月)
致绍郡伯时蓬仙太尊书(壬辰五月)
致亲家葛蕃甫同转书(癸巳四月)
致次婿袁春洲书(癸巳五月)
复某姻世兄书(甲午仲夏)
复味莼园主人书(甲午八月)
复津门佩卿侄二书
致杨子萱太守书（乙未十二月）
同仁公济堂纪事（丁酉孟秋）
致旭初宗长二书
上楚督张制府书（戊戌四月）
致徐仲凡太守书（戊戌六月）
致某侄书（戊戌十二月）
姚江折柳序（己亥三月二十一日，在余姚舟次与二弟话别，书此以赠）
劝女子读书说（己亥仲秋）
上海重开经正书院启（己亥八月）
上署南洋大臣鹿论彩票公牍（己亥十二月）
桂墅里放生池记（庚子五月）
经节妇罗安人家传（庚子七月）
致陈予觉茂才书（辛丑二月）
追记乙丑代先赠君重修土备塘工程事（辛丑暮春）
送何子回里序（辛丑三月）
聋叟入梦记（辛丑五月）
魏君积德延龄记（辛丑六月）
拟设上虞选报馆启（辛丑夏作于濠境大炮台）
上外务部王大臣禀（辛丑十月）
复余姚二弟书（辛丑十一月）
题潘兰史遗世独立图（壬寅仲夏）
答新科孝廉前报馆主笔同乡某君书（壬寅冬月）
跋尾
邱序二集
郑菊簃跋

朋僚函稿
经元善、沈嵩龄致盛宣怀函（1880年5月2日）
经元善、沈嵩龄致盛宣怀函（1880年5月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0年5月1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0年11月18日）
盛宣怀致戴恒、龚寿图、郑观应、李培松、蔡鸿仪、经元善函 （1881年5月16日）
经元善致史兆霖函（1881年6月9日）
戴恒、郑观应、龚寿图、李培松、蔡鸿仪、经元善致盛宣怀函 （1881年6月16日到）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1年10月10日）
郑观应、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1年10月3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2年1月1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2年5月1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2年5月17日）
郑观应、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2年7月28日）
郑观应、经元善致盛康函（1882年10月24日）
经元善、王承基、郑观应、金福曾致盛宣怀函 （约1883年9月初）
经元善致谢家福函（1884年2月15日）
蔡鸿仪、李培松、经元善致盛宣怀函 （1884年2月2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5月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6月7日）
经元善禀李鸿章文并批（1884年6月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6月1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6月14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6月15日）
经元善、仁寿、宗福致盛宣怀函（1884年8月3日）
经元善禀李鸿章文（1884年8月30日）
经元善咨盛宣怀文（1884年8月3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10月27日）
经元善禀李鸿章文（1884年11月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11月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11月1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11月1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4年12月2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约1884年间）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约1884年间）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5年2月1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5年3月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5年3月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5年3月1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4月2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4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14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1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2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2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2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2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5月2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6月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6月17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6月2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7月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7月1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7月1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7月1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7月3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8月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8月7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8月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8月1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8月2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8月2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9月1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9月2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9月2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9月2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4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7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1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1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1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17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1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2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0月2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4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1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1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1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1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2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2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1月2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89年12月2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0年1月8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0年2月27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0年4月12日）
经元善致杨廷杲函（1890年7月1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0年9月2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1年2月17日）
郑观应致经元善函（1891年4月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1年5月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1年9月4日）
盛宣怀致施善昌、经元善等函（1891年11月30日）
经元善、唐廷桂、施善昌、席裕祺、杨廷杲致盛宣怀函（小清河工赈第一号）（1891年12月6日）
经元善、唐廷桂、施善昌、席裕祺、杨廷杲致盛宣怀函 （1892年2月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2年8月3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2年9月7日）
经元善、施善昌、席裕祺、杨廷杲致盛宣怀函 （1893年3月1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5年10月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5年10月1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6年1月9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6年2月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6年2月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6年2月11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896年2月12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6年2月21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896年6月13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896年6月14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896年8月16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约1898年初）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8年4月25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8年6月14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8年7月3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8年7月14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8年8月7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8年8月间）
经元善致汪康年、汪诒年函（1898年9月10日）
经元善致盛宣怀函（1899年3月28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900年1月17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900年1月22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900年4月21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900年8月27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1900年10月7日）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日期不详）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日期不详）
经元善致汪康年函（日期不详）
附录：追缉电局委员经元善案各电
（皆为1900年初，具体日期不详）

文告公启
襄赈河南劝捐续启（1878年2月26日）
豫赈记事（1878年3月14日）
劝赈豫饥（1878年3月15日）
助赈（上海公济同人启，1878年3月16日）
乞赈秦饥（1878年3月22日）
豫赈类记（1878年3月28日）
拟办河南保婴劝捐启（1878年4月9日）
设桶劝助晋豫赈捐启（1878年5月8日）
录沪滨呆子致友劝捐书（1878年5月25日）
急劝助赈启（1878年5月27日）
省费助赈说（1878年5月31日）
劝省席费以助赈说（1878年6月3日）
开办秦赈（1878年6月12日）
筹赈公启（1878年12月2日）
定期停收赈捐（1878年12月26日）
《河北卫辉、获嘉、代赎、慈幼四局诸君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函》
附后（1879年2月15日）
录上海劝办民捐绅士禀苏抚宪稿（1879年4月8日）
急筹晋赈启（1879年6月27日）
催收赈捐续启（1879年7月6日）
上海协助晋赈公所同人启（1879年7月15日）
续解晋赈并声明分济直赈启（1879年10月16日）
上海协赈公所来函（1880年4月14日）
三月十七夜经君莲珊、沈君小园自津门旅次来信 （1880年5月4日）
经君莲珊雄县来函照登（1880年5月17日）
录经君莲珊述北直水利书（1880年6月11日）
机器织布招商局章程总叙（1880年10月13日）
上海详报晋赈捐数并经募善士禀（1881年6月8日）
代述江阴常熟沙洲同被风潮待恤情形启 （1881年8月5日）
上海机器织布总局催收后五成股银启 （1882年5月18日）
沪上同人致各路募赈诸公告灾书（1882年7月27日）
华兴玻璃公司告白（1882年9月5日）
告白（1882年9月9日）
致各善堂各电局山东助赈函（1883年7月31日）
上海陈家木桥山东赈捐公所同人催收汇解启 （1883年8月14日）
陈家木桥山东赈捐公所同人启（1883年8月15日）
山东赈款解数（1883年8月21日）
上海陈家木桥山东赈捐公所催捐启（1883年8月22日）
浙绍水灾协赈募捐启（1883年9月26日）
上海陈家木桥江浙闽粤同人、苏州天库前电局内桃坞同人顺直
山东沙洲赈捐公所告启（1883年11月14日）
上海城内淘沙场果育堂经收顺直山东赈捐启 （1884年2月17日）
上海陈家木桥赈所代收湖北赈捐启（1884年2月21日）
上海协赈公所禀山东抚宪陈（1884年5月8日）
上海陈家木桥振所五月底停撤公启（1884年6月16日）
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内豫赈办事处事略（1887年10月17日）
上海陈家木桥电报局内豫皖协赈处拨解河南、皖北、镇江、奉天
四省赈银各一万两并停止收解启（1889年3月6日）
上海四马路文报局内协赈公所添设山东赈捐收解处并汇解第一批
赈款启（1889年4月13日）
上海文报局浙赈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一批赈款启 （1889年11月11日）
上海文报局苏赈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一批苏赈启 （1889年11月22日）
上海文报局协赈公所劝募闽省灾赈启（1890年7月4日）
上海文报局顺直赈捐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一批赈款启 （1890年8月15日）
上海文报局顺赈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二批赈款启 （1890年10月4日）
上海文报局顺赈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三批赈款启 （1890年10月24日）
上海文报局顺赈收解处起解第四批赈款启 （1891年1月18日）
上海文报局顺直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五批赈款启 （1891年3月27日）
上海文报局顺直赈捐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顺天第六批
赈款启（1891年6月24日）
上海文报局停收赈捐改归各公所收解启 （1891年9月1日）
上海四马路文报局内协赈公所经收顺直东赈捐七月份清单 （1891年12月9日）
奉直筹捐义赈公启（1895年6月4日）
筹劝湖南义赈公启（1896年3月10日）

经元善年谱简编
后记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经元善，字莲珊（又作莲山，有时亦作连山、廉山），自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又号剡溪聋叟，笔名有沪滨呆子、汨罗江后学等。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原籍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今上虞市），但自幼年起即长期寓居上海，其生平主要活动也都集中在上海。
有关经元善的历史定位，以往学界的认知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条脉络。
第一条脉络是把经元善视为中国资产阶级起源时期的一个代表。最早明确表述这种认识的学者为张国辉先生，他在1979年出版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中指出，产生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旧式商人的上层中带有某种新倾向的人物”，经元善正是这类人物的一个代表。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虞和平先生于1988年发表了学界第一篇系统研究经元善的论文，认为其“一生经过了从旧式商人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从洋务企业商董到资本主义改良活动家的转变”，将之定位为一个“早期资本主义改良实践家”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见其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虞先生在《浙江学刊》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简论经元善》一文，是该前言的压缩版。 。稍后，马敏先生在论述中国资产阶级的过渡形态即近代绅商时，亦将经元善视为“士人型绅商”的典型代表之一。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114~11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该书首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第二条脉络则将经元善视为具有较强本土经世传统的商人代表。此种看法以刘广京先生为最早，他在1988年发表的《商人与经世》一文中，便以郑观应和经元善两人为例，提请学界应注意晚清时期“商人对变法自强的经世思想，甚至对变法运动的推展都有贡献”，并认为“经氏之经世思想有独到处”刘广京：《商人与经世》，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6期（台北，1988:09）。 。此外持此思路的为王尔敏先生，按其说法，经元善虽为晚清工商界“次要之人物，当时后世未必见重者”，然“亦表露其卓识高见”，且“投身商贾，而以儒为宗”，可谓是中国近代商人中一位不容忽视的“经世小儒”。参见王尔敏：《经元善之身世与思想及其上书保皇招祸经过》，见其著：《近代经世小儒》，351~36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毋庸置疑，这两种认知各有其合理性：第一种认知主要反映了经元善向新社会身份转化的一面，第二种认知则强调了其在回应近代社会变局过程中所固持的某种传统特质。毫无疑问，经元善身上同时具有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也只有将这两方面的实践活动统合起来，才能完整把握经元善身上所体现的、旧式商人在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新陈代谢之路。
一
经元善是以旧式商人的上层人物的面目跃上历史舞台的，而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出身，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其父经纬打下的、大大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多方面社会基础。
经氏家族的商贾背景始于经纬，经纬亦堪称其家族中第一位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商人。经氏一族自定居上虞后，数世皆以耕读为业，至经纬出生后，家境益贫，甚至宗祠基地一度都被族人出卖。在这种状况下，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经纬年仅十五岁即“贸迁上海”，因“性勤慎，言笑不苟，戚党交器之，举司会计日嬴”，故而“业愈廓”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光绪丁酉（1897年）刻本，卷1。 。其经营最为成功的产业有二，其一为仁元钱庄，其二为经正记沙船行。仁元钱庄是当时上海北市的汇划庄即大钱庄之一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曾于咸丰六年（1856年）发行过清代上海最早的银币。参见［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董科、王亦铮、杨蕾译，220、22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经正记沙船行也颇具规模，咸丰五年（1855年）的一份资料称“经正记芳洲于药局弄同仁堂”，为当时“船商之最著者”之一。参见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2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经纬之商业经营最盛之时，“积财至四五十万”之多，但因沙船业衰落和其他多方面因素，当经纬去世之时，他所留下的财产数目，“不过二十之一矣”经元善：《五誓斋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光绪癸卯（1903）增订再版本。 。也就是说，经元善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有形资产是十分有限的。
当然，经纬留下的遗产并不仅限于有形资产。这是因为，经纬作为一名较为成功的商人的同时，还从事了其他许多社会活动，从而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无形资产。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笔无形资产，便是经纬在上海长期积极参与的慈善活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经纬被推举主持辅元堂，“时经费绌，悉心筹画，出己赀以广劝募”。次年兼办同仁堂事，于开办施医、义学及恤嫠、义冢诸善举外，“并禀办阖邑四乡掩埋”。未几又任育婴堂事，“集赀扩充，收婴至数百口”，且“早暮驻堂，察饥寒饱暖，甚至著有《恤婴刍言》一卷”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事，攻陷县城，经纬因育婴堂内数百婴孩、乳母“急切无可迁避”，竟以“全家作孤注”，誓与共存亡，小刀会众亦“义之，不加害”史致晖：《史吉人广文补遗轶事》，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同治二年（1863年），经纬鉴于同仁、辅元、育婴三堂“无恒产，经久为难”，乃首倡募捐，于华亭、金山两县购田五千余亩，作为永久堂产。参见应宝时：《应敏斋廉访仓房征信录序》，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因此，经纬在慈善方面的名声殊非泛泛，这方面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就连当时名动天下的江南善士余治都主动向其表示了结交之意。参见《事贤友仁录》，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经纬所积攒的另一笔重要无形资产，则是其与官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苏松太道宫慕久即委托经纬办理善后捐事务，经纬亦“慨助千金为创，款遂集，叙功得太常寺典簿衔”，由此成为一个亦商亦绅的人物。咸丰五年（1855年）初，清军收复上海县城后，又受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委办善后事宜”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是年冬，苏松太道蓝慰雯等在上海倡建救生栖流局，复以经纬董理其事。参见蓝慰雯：《蓝子青京卿救生栖流局记》，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次年，因海盗劫掠商船，经纬又受命“总董缉捕局”，并作为主要经手人从西商手里购买了“天平号”巡缉船。参见史致晖：《史吉人广文补遗轶事》，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同治元年（1862年），经纬曾“募粮数千斛”解送左宗棠在浙江严州、衢州一带的大营。李鸿章克复苏州后，曾有意委派经纬办理“善后局事”，以他故禀辞。左宗棠收复浙江后，以关系江浙两省水利的海宁塘工久废，于同治三年（1864年）间札委经纬办理。此次工程任重费巨，经纬多方筹捐，亲临办理，次年初竣工。然经纬亦因此役而积劳成疾，不久之后即告病故，经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请赐恤，赠知府”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毫无疑问，经纬这种急公好义的精神，对于经元善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
经元善虽然在少年时代因战乱而一度颠沛流离，但自从17岁开始跟随父亲正式学习经商以后，其生活是相当安稳的。而在经纬去世后的十余年中，经元善的生活之路可谓既平坦又平淡。其平坦之处在于，作为家中长子，他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多方面遗产，除仁元钱庄外，也承袭了知府的官衔，以及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之职，从而顺利跻身上海绅商界的上层之列。说其平淡，则在于他在这一时期始终是一名中规中矩的普通商人和地方善士。直到年满32岁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才尝试过一次自独立经商以来的最大手笔，即聚资五万两前往扬州试图购买当时获利丰厚的盐票，最终却是一番徒劳。参见经元善：《富贵在天说》，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因此，直到年近不惑之际，他身上亦未显露出能够做出超过其父业绩的迹象。
经元善的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是光绪二年（1876年）爆发于华北地区的大旱灾即“丁戊奇荒”。这是清代历史上最酷烈的一次灾荒，旱情延续近四年之久，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广大地区，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面对如此奇荒，清政府因其财政能力的不足和传统官赈机制的限制，以致“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载《近代史研究》，1993（2）。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助赈活动纷纷兴起，其中表现最活跃的便是江南地区的绅商社会。在无锡绅商李金镛于光绪二年底率先聚资前往苏北灾区开展救灾活动后，苏州绅士谢家福、扬州绅士严作霖和上海果育堂董事瞿世仁等人又与李金镛联合，继续举办了赈济山东灾民的行动，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江南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很快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型民间赈灾机制——近代义赈活动。有关近代义赈活动兴起的详情论述，可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一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光绪三年（1877年）底是义赈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更是经元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时，刚刚结束山东赈务的苏州义赈同人率先发起了助赈河南的行动，并联合上海同人在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的募捐宣传。经元善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报刊开始注意到这场灾荒，遂主动协助果育堂开办助赈活动。④参见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而借助于自己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的背景，他很快适应了义赈活动的要求，从而在步入义赈行列不久便迅速成为一个重要人物。
光绪四年（1878年）初到六年（1880年）中，是经元善办理义赈的名声急剧上升的时期。四年春间，瞿世仁病故，经元善因此前活动中的突出表现，被上海同人一致推举主持收解赈款事务。四月（5月）间，上海同人又聚议添办秦赈（按：实为赈济河南接壤陕西地区的饥民），“公举元善总司后路赈务”。经元善以“喻义喻利，二者不可兼得”，乃毅然将仁元钱庄暂时停业，“专设公所，壹志筹赈”。④这是上海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协赈公所，更是一个非凡举动，经元善亦因此成为上海义赈最重要的主持人之一。继豫赈之后，他又和郑观应等人一起先后主持了上海助赈山西、直隶的活动。到“丁戊奇荒”时期的义赈活动告一段落时，他和郑观应业已成为整个义赈活动中可与谢家福、严作霖比肩的人物。
从光绪九年（1883年）起，随着义赈活动的中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经元善作为整个义赈活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地位亦稳固下来。从此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经元善积极了多次大型义赈活动，在先后设立的许多重要赈所中都担任了重要角色，其参与的助赈活动区域覆盖了从东北到广东的广大地区，募捐地域范围则遍及国内大部分地区以及欧美、日本和南洋等地。据时人称，其前后历办各省赈捐，“募款达数百万，传旨嘉奖者十有一次”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1，《游寓》，15页。 。就此而言，在义赈活动从兴起到发展为一项极具影响的社会事业的过程中，经元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有赖于义赈作为“第一桶金”的作用，他才得以在超越地方善士和普通商人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三
事实上，义赈对于经元善发挥“第一桶金”的作用，在“丁戊奇荒”后期就已开始展现。简而言之，正是通过义赈活动提供的机会和渠道，经元善才得以跻身于另外一项具有超越意义的新事业，即洋务企业。
众所周知，以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为标志，洋务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然而，到70年代末，由于人员和资金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困境，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尤其是李鸿章主导下的许多计划项目都进展甚微。参见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载《清史研究》，2009（1）。 通过义赈活动而名声大噪的李金镛、谢家福、郑观应和经元善等人，既以实心实力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也显示出了非凡的社会融资能力，这无疑为洋务企业建设克服其瓶颈提供了非常急需的资源。此外，也恰恰是通过赈务，他们又很快得到了加入洋务企业的机会。
光绪五年（1879年）夏，在上海广肇公所举行的一次义赈筹赈聚会上，经元善遇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李鸿章手下洋务干将的盛宣怀。这是经元善初次结识盛宣怀，后来证明也是他得以进入洋务企业的最初机缘。次年春，经元善受其他义赈同人委托，亲自携款前往直隶办理散赈事务，与当时总办直隶筹赈局事宜的盛宣怀进一步结交，并得到了晋见李鸿章的机会。参见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此时，业已筹办数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正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在郑观应、李金镛等人的举荐下，到此次赈务告竣之际，李鸿章决定委派经元善进入织布局。经元善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这项任命，从而在自己的不惑之年转变为一位新兴工商业的经理人。②参见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不过，经元善的纺织业生涯可谓是高调开局，黯然收场。先是，他返沪后即被机器织布局同人公举主办向社会招商事宜，随即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公开集股办法，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登报广告”。这套办法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因为该局“初拟章程招四十万，后竟多至五十万，尚有退还不收”。②正如张国辉先生所说，这是近代企业在资本筹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的一个标志。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68~369页。 也正是以这次集股活动为发端，上海地区第一次形成了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可是，该局官方代表戴恒和龚照屿以“此系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为由，对这套办法以及经元善本人都表示不满和妒忌。在郑观应苦心调停无果后，经元善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于光绪七年（1881年）春借故退出了机器织布局。其后，他又有两次涉足纺织业的机会，但仍然基于其中“官气太浓”的氛围而浅尝辄止。参见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在经元善被迫退出机器织布局时，恰逢盛宣怀主办的电报局刚刚上马，从而使经元善终于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对此情况，经元善多年后依然有着深刻的记忆：
光绪辛巳孟夏，电务正在开办之际，陶翁（即郑观应）为总办，谢绥之为会办。适谢君病危，举元善自代，承郑君推心置腹，畀以全权，受任以后，励精图治。事属创举，用人极少，而南北同时兴工，运料运木，络绎于道，以一身而兼仆役之事，其劳众所共知。……嗣郑君专务纺织，兼会办轮船，应接不暇，改委善总办沪局……诸君子固皆推诚布公，善亦公而忘私。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确实，参与电报局的经营是经元善洋务生涯中最成功的一笔。直到被迫逃亡的光绪二十五年底（1900年初），他始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之职，而且，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该局亦始终是中国电报局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分局。参见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见其编：《经元善集》。 可以说，正是依靠在电报局中的地位和业绩，经元善才得以成为名声卓著的洋务企业经理人和新兴商人群体的重要代表之一。
四
甲午前后，虽然经元善的洋务生涯还在继续，与盛宣怀、张之洞等洋务要员的关系依然密切，但是其社会意识和社会角色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
这次转变的第一个契机，是他开始尝试着在义赈活动之外开辟新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光绪九年（1883年）之后，义赈活动已处于“风气大开”的局面，成为上海绅商界一项具有重大公共影响的社会事业，许多绅商都积极投身其中。特别是施善昌、李朝觐、陈竹坪等人，对于义赈活动的专注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都超过了经元善。在这种情况下，经元善“因思宇内愿力，只有此数，沪上滨海一隅，似不必务名而多树帜，人取我弃，渐渐退舍”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的确，大约从他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最后一家赈所即文报局赈所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宣告撤止后参见《上海文报局停收赈捐改归各公所收解启》，载《申报》，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1891年9月1日）。引自1983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第39册，382页。，经元善即渐渐退居义赈活动的二线。而他尝试新事业的重要标志，则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上海县城南高昌庙附近创办经正书院，“延请名师，招致俊秀，分授中西各学”经元善：《上海重开经正书院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3。 ，这也成为他后来大力兴办新式学堂的预演。
这次转变的另一个契机，则源自于他在甲午战争期间的际遇。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因清军节节失利，盛宣怀委托钟天纬拟订了一个“募义兵义饷”的计划，“请沪上协赈同人相助为理”。经元善接到这个消息后，基于“为国家振士气”的意愿，随即“跃然而兴，不避出位之嫌，驰书各处义赈旧侣”。尽管由于“和之者寡”以致这一活动不了了之，但因其中“默寓加重民权之意”，从而促使经元善在甲午战争结束之际便形成了“或从此仿泰西立议院，君民之气脉贯通”的认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次筹商义兵义饷的过程中，他通过友人介绍而接触到康有为的一些著作后，不仅明确表达了钦佩之意，而且衷心欢迎康有为拟派梁启超担任经正书院教习之举了。参见经元善：《拟筹甲午义兵饷始末记》及附录函稿，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基于上述两个契机，再加上对洋务运动内部弊端的深刻了解，以及甲午战败的刺激，经元善在战后积极参与维新改良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他在加入上海强学会不久便旋即告退，从而与康有为主导的维新运动拉开了距离。根据经元善自己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认为康有为的个人品行存在不足。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经元善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吾公尚少阅历”、“又不免偏重好名”，方致“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故劝其“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经元善：《复南海康君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
其二则认为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活动不够踏实。在经元善看来，“新政发轫方张，澄观默察，觉维新气势太骤，虽未悉都门措施机宜，而在外谈新学者，不免才高意广，不求平实”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从而担忧“虽新学日兴，吾恐终无以振吾国”经元善：《募修陈公祠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
当然，经元善并未因为上述原因而反对维新变法。然而正如虞和平先生指出的那样，经元善一方面对康有为等人的活动表示肯定，另一方面又试图自行发展一套改良活动，即一条渐进式的基层社会改良之路。参见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见其编：《经元善集》。
经元善的这种渐进改良道路的首要表现，是他更加着力于以育人才为宗旨的创设新式学堂的活动。前述他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开办的经正书院，至二十二年（1896年）因经费不支而并入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退出强学会之后，经元善再次把目光转向学堂事业，策动了新一轮的也更具社会影响的学堂建设活动。二十三年（1897年）冬，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界的许多头面人物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多位维新人士和林乐知等西方人士，发起了创办中国第一家新式女学堂即中国女学之举，“以翼中国自强本计”经元善：《缘起》，见其编：《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光绪间刻本。 。该学堂实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先河，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有关中国女学的具体活动内容及意义，虞和平先生的《经元善集•前言》和王尔敏先生的《经元善之身世与思想及其上书保皇招祸经过》两文已言之甚详，此不赘述。 二十四年（1898年）夏，经元善在罗振玉等人的支持下，以响应朝廷“兴农劝工”的维新谕旨为号召，纠合寓沪同乡多人，提出在家乡余姚、上虞两县创办农工学堂之议，以期“改良农事，振兴工艺”，从而达到“为贫民力谋生计，即为国家渐图富强”经元善：《拟办余上两邑农工学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的目的。二十五年（1899年）秋，因原设于桂墅里的中国女学迁往城内之分塾，经元善于其地又重设以“经正”为名的书院。该书院“名虽由旧，实则更新”，除“策论、算数、舆图”等科目外，更“旁及西文、西学，皆其节目之大者，尤在在关切时势”，尤其是“一洗向者计晷课功，迫束拘牵之病”，故而“最为有道者称赏，而学者亦多便之”经元善：《上海重开经正书院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3。 。
经元善渐进改良道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力行以正人心为目的的教化类活动。这方面的第一个突出事例，是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倡行的一项绅商集会活动——经正集。其时，经元善希望通过募款重修陈公祠（陈公即鸦片战争中阵亡的陈化成，谥忠愍）之举，“为天下慕义强仁者劝，而即为讲求新学者进也”，并借此“招集同志，岁春秋一聚公祠，课忠责孝，讲道论德，尚躬行而求实践，挽薄俗而息浇风”、“于以扶圣教而正人心”经元善：《募修陈公祠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经元善后来明确指出，他之所以有经正集一举，正是试图对康、梁等人的维新活动“暗中维系而挽救之”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经元善力行正人心活动的另一个事例，则是在余姚、上虞两邑创设“劝善看报会”。他在章程中称，“惟是致力时务，而不从根柢之学入手，非特寸木岑楼，并恐其本质易坏”，故欲以劝善看报会之举使人“识时势亦明义理”，而最终宗旨仍“专为开风气、正人心起见”经元善：《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
对于自己的改良思路与维新派道路的关系，经元善曾用医学措辞做了一番生动比喻。在他看来，维新派的活动好比外科手术，即“此时中国垂危久病，正如七窍闭塞，外患痈疽，内蕴热毒，却非侧重外科不可。维新志士，舍生取义，大声疾呼，的是刀针妙手”；自己则宁愿偏重内科办法疗治：“仆仅读《灵枢》、《素问》，略识本原，只能办女学、商务、教务等事，开调理清补之方。且从事筹赈年久，救生意念，先入为主，一闻流血，不觉心悸，宁用王道，不事近功”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两者之间乃是一种“不同而和”的态势。
五
可以说，在维新运动时期，经元善与康、梁等人固然算是同道，却不是声应气求的同志。大概也因为这样的情况，在康、梁等人被通缉之后，经元善并未受到牵连。然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仅过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经元善便因一场名播中外的惹祸之举，终于与康、梁等人堪为同志了。这个惹祸之举就是他领衔通电反对“己亥建储”一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谕旨，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承同治帝之嗣。是举史称“己亥建储”，据传拟于光绪庚子年行废立，改元“保庆”。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1062~10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作为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于二十五日（25日）下午“接到立储电诏后，顿觉风云惨淡”，遂于夜半致电时在京师的盛宣怀，“请其联合朝士力诤”。次日晨，盛复电称，“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经元善在此仅言致电“北京某大臣”而未提其名字，当时与经元善交接甚密的赵凤昌则指明此人就是盛宣怀（参见赵凤昌：《经元善通电收回立大阿哥成命经过》，见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第1卷，303~30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元善以为大局垂危，乃于二十六日（26日）领衔与在沪绅商士民共1 231人联名向总理衙门发出公电，声请王大臣等“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经元善：《公吁总署转奏电禀》，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以市井小民身份谏言帝位废立之举，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事。
当然，由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犯禁之举，所以不难想象其招致祸患的严重性。二十八日（28日）晨，盛宣怀密电郑观应、杨廷杲，告以“深宫震怒，恐有不测”，请其力劝元善“辞差远离”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次日，元善乘英国公司轮船离沪，于新正初二日（2月1日）抵香港，继而又于初八日（7日）避至澳门。参见经元善：《上前摄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清廷闻知元善远遁后，于初九日（8日）发布谕旨，以其系盛宣怀“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否则“定惟盛宣怀是问”参见《清实录》，第58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第458卷，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显然，朝廷怀疑盛宣怀与经元善逃亡之举脱不了干系。盛宣怀为自身卸责起见，不得不捏称元善“亏空逃走，电请粤督宪备文移提”，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引渡事宜之交涉。参见经元善：《上前摄澳督葡主教嘉若瑟君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而在葡萄牙当局于正月底逮捕经元善后，沪、港各埠许多中外人士“咸抱义愤，力主公论，致函电于葡衙者，纷至沓来”。有鉴于此，葡萄牙总督一面将经元善拘禁于澳门大炮台，一面拖延审理时间，从而使引渡之举未得实现。参见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其后因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廷无暇过问此事，葡萄牙当局遂将经元善长期幽禁于炮台，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仲夏。
经元善虽因此次谏言废立而招致莫大祸患，却也由此与当时已经变为保皇派的康党人士终成莫逆之交。在争取让澳门当局还经元善自由并拒绝引渡内地的活动中，都有许多保皇人士的活跃身影。梁启超更从檀香山特地致书经元善表达慰问之意，甚至称：“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一言重于九鼎，先生之所以报君国者，所造实多矣。”《梁君来书》，见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 经元善则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在《知新报》上发表了一份致李鸿章的上书，称“保皇会之兴，一意宣扬孔教，鼓励气节，尊君亲上，名正言顺”，故“今宜速解党禁”并“罗致保皇会中各埠之彦，以储药笼”，则“此后外交政策已思过半矣”《经太守上李傅相书》，载《知新报》，第125册。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23页。 。其中的投桃报李意味，可谓不言而喻。
除了与保皇派的结交外，经元善在这段幽禁时期的另一个收获，是得到了一个潜心整理自己生平著述的机会，这就是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纂成的两卷本《居易初集》。借助编纂此书，他也对自己的生涯和思想认识进行了一番反思，尤其是对他本人参与了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官督商办体制的批评，即“官真能保商诚善，无如今之官督，实侵占商业而为官办。吴门某君曾讥之曰：挟官以凌商，挟商以朦官。真情如此”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附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其次则是对洋务外交的批评：“窃慨近数十年来，吾国家柔怀远人，与富国强兵之计，均目之曰洋务，其称名已不正。办理外交政策，不根底心术，专以敷衍为因应秘钥，愈巧愈拙。”经元善：《挽救中国探源迂言》，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可以说，与同时代郑观应等思想家相比，经元善的这种认识水平毫不逊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仲夏，在许多中外人士特别是香港总督卜礼克的援助下，经元善终于被澳门当局释放。次年夏，经元善终于得以返回上海，此后绝大部分时间“闭门谢人事”贺良朴：《居易初集•贺序》，见经元善编：《居易初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经元善大概在完成对三卷本《居易初集》的增订再版后病故。
六
诚如刘广京先生所言，近代中国商人中，著书立说者已颇少见，较具思想者更为罕见，而经元善恰恰“留下一些具有理想的文禀、函稿、公启等”，“殊值得进一步研究”刘广京：《商人与经世》，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6期（台北，1988:09）。 。事实上，就在刘先生说这番话时，虞和平先生主编的《经元善集》（以下简称虞《集》）已经出版，这是学界首次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王尔敏先生见到该书后，称赞其内容“大致丰富齐全”，故“建议学者多看《经元善集》”王尔敏：《经元善之身世与思想及其上书保皇招祸经过》，见其著：《近代经世小儒》，367页。 。确实，该书出版后也成为研究义赈活动和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参考书，嘉惠学林实多。不过，格于当年条件的限制，该书在内容编排和文字编辑方面都存在一些缺憾，并且在其出版后的二十多年中也有不少新资料相继面世。而修订虞《集》和整理相关新资料这两项工作的结合，也正是编纂《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经元善卷》（以下简称《经元善卷》）一书的主要用意。
《经元善卷》共分为三个部分，有关每部分内容及其与虞《集》之间的异同之处，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为经元善的“著述文集”，收入内容为经元善本人编纂的三部作品，即《趋庭记述》、《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和《居易初集》。《趋庭记述》刊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主要反映的是经元善之父经纬的生平事迹。《中国女学集议初编》记录了中国女学创办初期的情况，该书原无出版日期，笔者根据经元善函稿和该书文稿显示的信息，断定其刊行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间。《居易初集》是经元善本人生平重要文稿的汇编，其情况较为复杂。该书初版为辛丑（1901年）两卷本，经元善于壬寅年（1902年）重编为三卷本刊行，较辛丑本篇幅多出近一倍，癸卯年（1903年）又对壬寅本进行增订后发行，故此书共有三个版本存世。
虞《集》对《趋庭记述》仅摘录了三篇文稿，基本全部收入了《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和《居易初集》壬寅本。为体现经元善思想发展过程起见，虞《集》又将三书全部拆散，按照各篇文稿出现时间加以编排。《经元善卷》则为了有助于读者方便查找、核对原文，将三书各按原貌分别收录。其中，因《趋庭记述》对于深入了解经元善家世背景和思想渊源极具参考作用，故将之全文收入。《居易初集》则因癸卯增订再版本之内容完全覆盖了前两个版本，且有不少文字修订及新增按语，故以之为底本收录。
第二部分为“朋僚函稿”，收入内容为经元善在《居易初集》之外发出及收到的各类信件、电报和禀文等。这也是《经元善卷》较虞《集》增加内容最多的部分，其最重要的来源则是盛宣怀的私家档案。盛宣怀档案中留存了大量与经元善有关的函稿，就目前所见，又可以分为已刊和未刊两部分。所谓已刊者，一见于王尔敏先生所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和《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二见于陈旭麓、顾廷龙和汪熙主编《上海机器织布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共计50余通。所谓未刊者，全部来自于上海图书馆所藏未刊档案，得该馆大力协助，从中挑得部分可以利用者。另有少量他人致经元善信函，因对了解其活动颇有助益，亦酌情一并收入。其中除《盛宣怀实业函电稿》外，皆为首次加以点校。
第三部分为“文告公启”，系《申报》上刊登的与经元善关联密切的论议、告白、公函及公启等文字。这是与虞《集》重合最多的部分。本书与虞《集》做法的不同之处是，虞《集》将不少文稿分别系于某类专题之下，故而在时间上有些参差不齐，本书则完全按照报纸发表时间排列，并注明出自《申报》影印本册数及页数，或可使读者方便查找。此外，编者还对虞《集》中的一些编辑、排版失误进行了纠正。
另外一些需要说明的编辑事项是：
一、“朋僚函稿”中所收文稿，大部分原无时间标注，由编者根据各类信息综合判定。判明时间者，按时间顺序排列，无法判断写作时间者置于最末。
二、有些文稿原无标题，编者视需要酌加，并为注明。有些文稿在原书目录中的标题与文中不一致，亦由编者划一，并加说明。此外，《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原无目录，现目录系本书编者所整理。
三、本书所收文稿中原注或行中所夹小字，皆作宋体小字；凡属明显错字，以〔〕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以〈〉内之字补充之；原文中残缺、漫漶及无法辨认的文字，以□标出；残破过甚者另加注明。
四、本书从《上海机器织布局》一书中选录的资料，因无法找到盛档原件，故文字上只得一仍其旧，但明显属句读错误及文稿编排不妥之处，则径为订正。
五、为读者核对方便起见，“朋僚函稿”和“文告公启”两部分所有各件原始出处，皆置于该件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