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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蒋百里 杨杰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718-1
著者：皮明勇 侯昂妤
责任编辑：
成品：160*230页数：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4-14
定价：74.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本书为蒋百里、杨杰二人合卷，蒋百里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其战略素养的培养更多地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杨杰则既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其战略思想既具理论前瞻性，又有现实可行性，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军学泰斗”。 二人合享“北蒋南杨”之美誊。
“蒋百里卷”围绕其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这一主线，完整收录其代表作《国防论》，并摘录其他著作，充分显示出他注重融合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军事理论，深入研究对日作战问题，特别是在国防理论方面倡导“总体战”，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持久战”，令人印象深刻。
“杨杰卷”选录其代表作《国防新论》等著作，并另收其他论文。其思想精华充分体现他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其对现代战争是全体性国力战思想的阐述，以及提出的“国防结晶体”和“人民的国防”等，是其思想亮点和理论创新点。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赴德国研习军事。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追赠陆军上将军衔。在民国时期被誊为“天生兵学家”、“兵学泰斗”、“军事学之父”，并与杨杰合享“北蒋南杨”之美誊。代表作为《国防论》，另有《孙子浅说》、《军事常识》、《裁兵计画书》、《新兵制与新兵法》、《蒋百里抗战论文集》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
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中央陆军大学校长，兼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陆军上将军衔。国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长期致力于国防问题和军事理论研究，代表作为《国防新论》，另有《孙武子》、《军事与国防》等。兼具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军事教育家、杰出爱国民主人士多种身份。

◆ 内容简介
本书为蒋百里、杨杰二人合卷。
“蒋百里卷”围绕其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这一主线，完整收录其代表作《国防论》，摘录《孙子浅说》、《裁兵计画书》、《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另收《如何是义务民兵制？》、《速决与持久》等论文。其著述充分显示出他注重融合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军事理论，深入研究对日作战问题，特别是在国防理论方面倡导“总体战”，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持久战”，令人印象深刻。
“杨杰卷”选录其代表作《国防新论》及《孙武子》、《军事与国防》等著作，另收《现代战争的特征》、《战争与文化》、《人民的国防》、《日寇失败的规律》等论文。其思想精华集中在《国防新论》和相关论文中，充分体现他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其对现代战争是全体性国力战思想的阐述，以及提出的“国防结晶体”和“人民的国防”等，是其思想亮点和理论创新点。

◆ 简要目录
导言

蒋百里卷

孙子浅说
绪言
计篇第一论军政与主德之关系
作战篇第二论军政与财政之关系
谋攻篇第三论军政与外交之关系
形篇第四论军政与内政之关系
势篇第五论奇正之妙用
虚实篇第六论虚实之至理
军争篇第七论普通战争之方略
九变篇第八论临机应变之方略
行军篇第九论行军之计画
地形篇第十论战斗开始之计画
九地篇第十一论战斗得胜深入敌境之计画
火攻篇第十二论火攻之计画
用间篇第十三论妙算之作用

裁兵计画书
第一编
第二编
第三编附录
裁兵余意

国防论
第一篇国防经济学
第二篇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
第三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第四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
第五篇十五年前之国防论
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绪言
一、几个自然条件
二、几段历史事迹
三、明治大帝
四、欧战
五、固有的裂痕
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十、精神上的弱点
一一、黄金时代过去了
一二、结论物与人
这本书的故事

文章
德国败战之诸因
中国之新生命
如何是义务民兵制？
蔡松坡《军事计画》跋
考察义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
速决与持久
抗战的基本观念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
参谋官之品格问题
“知”与“能”
半年计划与十年计划
蒋百里先生的最后意见

蒋百里年谱简编

杨杰卷

国防新论
第一篇战争与国防
第二篇近代国防的型式及其组织
第三篇如何建设中国国防

孙武子
第二章孙子的战争思想
第三章孙子的国防思想
第四章孙子的政治思想
第五章孙子的外交思想
第六章孙子的经济思想
第九章总结

军事与国防
第一章总论
第二章现代的国防
第三章国防建设的方法
第四章国防政策的决定
第八章结论

文章
现代战争的特征
战争与文化
国防建设与建立现代化军备
人民的国防
西北与国防
重工业与国防
日寇失败的规律
怎样研究军事学

杨杰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一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以字行，晚年号澹宁，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中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在近代有“天生兵学家”、“兵学泰斗”、“军事学之父”、“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之称，又与杨杰合享“北蒋南杨”之美誉。1901年留学日本，4年后以全校之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38年5月起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1月，病逝于任上。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蒋百里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成就闻名于世。他精通日、德、英、法四种外文，热切关注欧美和日本军事新技术、新理论、新制度，及时将相关书籍译出，在国内进行广泛传播和普及。他在中国传统兵学和西方军事理论之间进行沟通、融合，最终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起中国近代军事理论。他既注重对现实的应对，又致力于理论上的超越；既饱含民族热情，又富于科学理性。其主要著述有《孙子浅说》、《军事常识》、《裁兵计画书》、《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蒋百里抗战论集》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硏究》等。代表作为《国防论》。其代表性学术观点是，在国防理论方面提出“总体战”，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对抗日“持久战”。
（一）融合与超越：构建中国近代军事学
蒋百里的突出贡献在于大量介绍近代西方军事理论，传播加强国防建设、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20世纪前30年，中国军事学正处于新旧转轨之际，国人所了解的西方军事学还只限于军事技术的某些方面，对军事学术、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研究还极薄弱。蒋百里致力于改变这种情况，在《孙子新释》、《孙子浅说》等著作中，开始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解读方式，沟通中国与西方的军事学。其所著《军事常识》、《国防论》等军事论著，则更加注重对西方军事科学与军事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推动了西方军事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拓宽了中国近代军事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它从融合、传播走向构建和超越。
蒋百里的《孙子新释》改变了宋元明清以来以校释为主的孙子学研究传统，不再过多地对原文进行校订和释义，转而注重对孙子思想原则的现代阐述。他大量引证战史和中西军事学理论，一方面印证孙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发挥孙子的兵学原理，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在《孙子新释》中，他所引用的西方军事著作就有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毛奇的《普法战史》和《普奥战史》，以及布鲁梅的《战略论》，并将这些军事论著的观点与《孙子》细加比较，致力于融会中西军事学说。
为了把握东西方军事理论的精髓，蒋百里在对《孙子》的解读中，常常以西方多种军事理论观点进行比较研究，体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比如，他在“兵者，国之大事”后，附注毛奇和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见解，然后评论道：“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指毛奇认为现代战争已经超出个人欲望成为国家之事——编者注），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指《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编者注）批注矣，岂不异哉？”他还比较了多家关于战争的定义，择其精要而采之。毛奇的《普法战史》对战争的定义是：“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战争的定义是：“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布鲁梅的《战略论》对战争的解释是：“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他认为，三条注释中克劳塞维茨的解释最深刻明确，故采用这一条来注释战争。他说：“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是为近世战之特性。”并举例说明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日俄和德英等国之间政略冲突的结果。
参见蒋百里：《孙子新释》，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从蒋百里的军事学术历程看，无论是清末倾慕鼓吹军国主义，还是北洋时期对国民自卫和义务兵役制度的提倡，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国防理论的创建，都非常注重对西方战史战例、军事学说的引介和研究。这贯穿于他的整个军事学术活动，也成为他军事思想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对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的介绍，打破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军事学模仿日本和德国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的格局。自18、19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意大利都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特色，世界军事科学开始了飞速发展。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日本与德国，难免狭隘，也不利于了解整个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其他国家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蒋百里虽然在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但他的关注范围并不囿于日、德，而是综合分析和研究世界上各种先进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学说，博采所长，为我所用地介绍了法国军事家的理论与著述，介绍了瑞士和美国的义务兵役制，也介绍了意大利的空战理论。他根据普法战争的具体实际指出，普鲁士的佣兵制是最不经济的，而拿破仑的征兵制是最经济的，从而得出却隆霍斯脱确定的“义务兵役制”势在必行的结论。

蒋百里注重揭示中国传统兵学与西方近代军事理论能够相融相通的基本精神和根本原理。约米尼说：“战争似乎与一千种因素有关。”军事学确实关系到大量复杂因素，但其中又蕴涵着最基本的可以把握住的因素。在蒋百里看来，《孙子》与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著作有最基本的相通之处，这就是它们都基于或符合科学精神。“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
“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
蒋百里：《孙子新释》，第六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这就为中国传统兵学接受西方影响、实现自身近代化找到了内在的必然性。
这种“以《孙子》原著十三篇为经，以东西洋之现代军事学为纬，冶于一炉，但仍以关于《孙子》之原则为主”
吴鹤云：《孙子兵法新检讨》，凡例，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的新模式，正是近代中国军事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取向，使得中国传统兵学在“温故”中得到西方军事学之“新”。对此，民国时期兵学研究者陈启天曾给予中肯的评价。他说：“民国初元，蒋方震首以现代兵学为《孙子》作新释，虽惜其书仅成第一篇，然从此为研究《孙子》者开一新途径，功殊不鲜。近年注释《孙子》之作，渐能温故知新者，殆多由蒋方震启之耳。”
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44。另一研究者陈华元也提到，蒋百里是“伪《司马法》著者、李靖、唐太宗后第四个真正明了《孙子》的人。……他的零散的偶然提到的说法均显露出真谛的所在，曾予本书以极大的暗示与助力。”
陈华元：《孙子新诠》，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蒋百里在融合古今中西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的近代军事学。中国近代构建“独自兵学”的努力实际上自徐建寅在清末撰著《兵学新书》就已开始。但那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军事学多限于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方面，因此《兵学新书》只吸收了西方军事学中偏重技术的内容，不能算是完整的近代兵学。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更多西方军事学理论的输入，经过与中国传统兵学的比较和融合之后，逐步具备了构建“独自兵学”的条件。蒋百里紧贴中国的国情，围绕中国国防的性质、目标、基础、道路等重大问题，把军事、政治、经济、人口、外交、历史、文化、哲学、道德、心理、教育等各种要素引入国防领域，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国防理论。
参见吴仰湘：《蒋百里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他所撰写的《军事常识》体系较为完备，从形式到内容较为新颖，与此前众多的注释、汇辑、翻译类兵书相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军事常识》全书共八章，分别从政略与战略、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编制、教育和军政管理等方面，介绍西方各国、日本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和最近的军力情况，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加以论述。该书以其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成果的全面介绍、对西方军事思想观念的甄别吸收和对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的基本原理以及相应的军事制度所作的大致符合实际国情的完整规划，改变了中国近代长期没有自己的军事理论著作的落后状况，成为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重要奠基著作。此后，他撰写出版《国防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学的构建，确立了自己“近代军事学的开山之祖”的学术地位。
（二）倡导以自卫为目的、积极防御的新国防观
蒋百里认为，国防因敌而设，练兵因敌而强，无论是国防还是军备都既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又要有鲜明的针对性。他在《政略与战略》说：“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练兵将以求战也，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征之以中外古今之事，而可信者焉。”
蒋百里：《国防论》，第四篇第一章，政略与战略（敌与兵）论战志之确定。
蒋百里所处在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正是强敌入侵、风雨飘摇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军事和军事家站在了风口浪尖，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为有强烈民族热情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蒋百里一方面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历史中深刻认识到国防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以十分敏锐的眼光审视中国国家安全环境，观察可能出现的威胁与挑战。根据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军事形势，他判定中国的主要敌国是日本，明确指出：“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把日本作为中国的第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的高度警惕。早在1922年，他就预想敌从东北来，估计中国军队将与之“作战于直隶平原”
蒋百里：《裁兵计画书》，第二编第七章。。次年，他进一步预想，“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衡阳”，估计日本侵略军将蹂躏江淮平原乃至江南广大地区。这一预言被后来事实证明非常准确。
在应对外敌侵略方面，蒋百里在早年鼓吹过军国主义，但稍后即转而主张自卫国防。他认识到，战争是交战双方政略冲突的结果，政略是由国家根本利益、基本国策决定的，“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
蒋百里：《军事常识》，第一章。。他提出，中国国防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实行“最适于自卫，最不适于侵略”的民兵制，“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
蒋百里：《国防论》，第五篇第一章，裁兵与国防。，建设积极防御型的国防。他宣布，中国绝不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但会誓死自卫，抵抗侵略。强调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三）以总体性战争为核心的全体国防论
在蒋百里看来，国防的手段和工具历来就多种多样，国防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国家图存之道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所不用的状况。战争的基本发展趋势是总体性特征不断强化，其作战领域远远超出武装斗争，经济、外交、文化、思想、心理等领域的作战，都成为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
蒋百里：《国防论》，第二篇第四章，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准备和实施总体性战争（即全民族战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基本任务和要求。一切现代国家的国防虽然都以军备为中心，但没有一个国家只重军事力量而不顾其他。因此，中国也必须建全体性国防，以全体性国防打赢总体性战争。
实行全民皆兵，进行全国动员。蒋百里认为，全体性国防首先就需要有强大的整体性国力。国力有三个元素，一为“人”，一为“物”，一为“组织”。他十分赞赏西方各国的全国皆战、全民皆兵。“有事之日，皆能倾其全国之力以从事于战争，可谓极人间之能事矣。”
同上书，第四篇第二章，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他大力倡导“军事生活与民事生活融成一片”的民兵制，要求在中国建立全民皆兵、寓兵于民的军队组织和国防制度，通过“即兵即民”制度实现军队与国民的密切结合，使护国之义务由全体国民共同承担，而不专责之于军人。他认为，要实行全民皆兵，就必须高度重视发挥国防组织的作用，形成强有力的国防动员体系。国防组织发达，无钱可以有钱，无人可以变为有人；相反，有钱可以变为无钱，有人可以变为无人。他把建立健全的国防组织视为中国国防的首要问题，通过组织建设提高国防管理能力和水平、实施国家总动员，借此把各种物质与精神的资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还认为，政体和制度堪称国力综合体的“原动力”，应当大力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使人民有参与政治之权利，也有保卫国家之义务，充分调动全体国民的国防积极性。
建立“既能吃饭，又能打仗”的国防制度。蒋百里主张，在国防建设中要贯彻“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的原则，使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实现协调发展。具体说来，就是使国防经费的投入向有利于国民产业的方向发展，把军用和民用结合起来，使“一个钱要发生二个以上的作用”
同上书，导言第一种。，让国防开支发挥出最大效益。他认为，如果一块钱在四万万人中转一转，这一块钱就发生了四万万的作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因国家贫穷无力从事大规模国防建设的问题。在具体的国防经济建设方面，他不反对举借外债以加快重工业建设，但强调要立足本国，主要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要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争取站在世界的先进行列。从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出发，他还主张平时应把武器的研究与大量生产区别开来，研究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粮食属于重要的战争潜力要素，战时的粮食充足供应对士气有着极大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稠密国家，农业务须求自足。国力之大小与国防交通发达程度关系至为密切，提高中国国防力，必须下大力改善国防交通布局。
加强国防教育，建立强大的“精神国防”。蒋百里认为，无形的精神因素在战争中远较有形的物质因素重要。“国力者，人力之集也。国力之要素，以国民之体力、智力、道德力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于武力则尤大。”
蒋百里：《国防论》，第四篇，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二十世纪之国防责任，乃不在精练之兵，而在健全之民。”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主张通过“文武合一”的办法提高国民与军队的素质，建议规定每个高中学生每年要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只有专门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才有担任军官的资格，从而达到兵民相通、寓兵于民的目的。对于军人，除进行军纪教育和军事知识教育外，还要特别提倡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全军一贯的爱国心。
（四）以战略持久为核心的对日作战指导思想
蒋百里在判断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对国家后，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应当以战略持久战来指导对日战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明确提出，一旦中日双方爆发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同上书，第五篇第一章，裁兵与国防。。“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
同上书，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反复强调，在这场持久战中，中国人民“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184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蒋百里所谓的“拖”，就是对日采取持久消耗战略。
实行战略上的纵深防御，以空间换时间。蒋百里强调，对日作战“应以整个全体的局势着眼”，无须太关注一城一地之得失，在兵力部署上应坚持纵深防御，而不是采用一线制，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蒋百里：《国防论》，第五篇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他在1923年提出的决战“三阳”，就是典型的纵深防御。从地理上看，“三阳线”大致上是中国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联结地带，按他的设想，只要固守此线，便能立足山川纵横、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与敌人展开持久消耗战。而敌人将在此线以东地区被迫分散，遭受损耗。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战及“三阳线”决战的理论和构想，对蒋介石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采纳，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中心思想。1932年11月，蒋介石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中国以弱对强，战时当努力经营长江流域，以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1935年，蒋介石又决定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中国政府抗日战争的中心战略。
战略持久必须坚持坚韧，坚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蒋百里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性格后指出：“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这次抗战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的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蒋百里：《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1938年8月至9月撰写。他坚信，中华民族虽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却是世界上最富有抵抗力、自卫力的民族，绝不会亡在日本人的手里。所以，他公开宣称，对日作战“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要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他还在《国防论》扉页上郑重题词：“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中，揭露日本人性急、短视和悲观的性格，以寓言形式告诫中国军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此文1938年8月在汉口《大公报》连载，顿时风靡全国，成为抗战的名言。
战略上的防御，必须坚持战术上的攻势作战、机动作战。1938年，蒋百里写出了《速决与持久》这篇极富战略价值的论文。他说：“全民战争的痛苦是太深了，负担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战略上要持久，实际作战则必须“讲究速决之道”。并且认为，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不速则不久”。为了战略上能够持久，也为了作战上能够速决，他又提出“应以增加运动性为唯一条件”，“想法使军队的运动性增加”，大量进行运动战。他还主张开展游击战，在北方敌占区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在南部及沿江沿海地区开展新式游击战。蒋百里对抗日战争进攻与防御、速决与持久等关系的较为辩证的论述，使持久战战略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总之，文武兼备、独树一帜的蒋百里在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外交等多领域视野下对军事学进行了聚焦和拓展，又紧贴中国实际对国防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大致可以代表那个时代水平的国防理性认识。他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像达•芬奇“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才华横溢”。他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了战略素养的培养，更多地不在军事之内，而在军事之外。
此次本卷所收文稿，除特别注明外，均依《蒋百里先生全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间加以校注。
二

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和军事教育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1907年被清政府选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5月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授上校军衔。1913年任黔军团长、旅长。1914年任云南讲武堂骑兵科科长兼日语教官。其后投身护国战争，相继出任护国军支队长、纵队司令、军参谋长等职。1916年6月授中将。1917年任靖国联军第四军参谋长、靖国联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等职。1921年再次东渡日本，任云南留日陆军学生监督。旋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以全班第一名成绩毕业。1924年回国后先任职国民军，后转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中，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1932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兼中央陆军大学校长，后以蒋介石自任陆军大学校长而改任教育长。他目睹日军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紧军事理论研究，力图变革军事现状，建设强大的国防以拯救民族危亡。1933年兼任国民政府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1933年年底至1934年率团赴欧洲各国考察军事。1937年晋升陆军上将。1938年至1940年年初，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驻苏大使，积极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军事物资。1940年回国后专注于国防问题和军事理论研究。1948年，与李济深等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9月19日在香港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
主要军事著述有：《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国防新论》、《孙武子》、《军事与国防》、《现代战争》、《大军统帅学》、《战争抉要》、《国民军事必读手册》、《军事防空指导要领》等。其中，《国防新论》为其代表作。
杨杰的军事著述汇编，见严则敬等主编：《杨杰将军文集》，全三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一）宏大前瞻的战略视野
与较为纯粹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不同，杨杰既有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早在辛亥革命期间，杨杰就展露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华。因战功卓著，年仅32岁即晋升中将军衔。但他高度重视理论深造，宁愿自降军衔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理论。另一方面，他又不囿于军事一科，而是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知识，因而在分析问题时具有宏大的战略视野和通盘考察的全局眼光，屡次对战局和战势作出准确预测和前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当事人之一张学良在战后曾如此描述他当时的反应：“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
［日］臼井胜美：《张学良与日本》，陈鹏仁译，117~119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杨杰则不仅敏锐地洞察到这并非“地方事件”，而且也不对“国联”抱有幻想，他坚决主张抵抗侵略。事后证明，九一八事变确实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
在抗日战略上，杨杰曾提出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挑拨日本和苏联发生战争，以及在南线克复广州，引导日军向南发展和英、美对立的宏大战略构思。虽然这一天才性的战略设想未能实现，但足以显示杨杰恢宏的战略视野。
1933年年底，蒋介石派杨杰前往欧洲29国考察。回国后，杨杰撰写了《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强调中国要大力加强重工业建设，实施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计划，否则世界战端一开，各国自顾不暇，敌军封锁我海岸，届时虽以万金不能求御敌之武器。杨杰还详细阐释航空母舰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中国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提出中国应以空军配合海军进行近海防御的主张。需要注意的是，杨杰发表这一见解时，世界军事史上还没有任何有关航母的战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才开始首次使用航母作战。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中，日本进一步展示了航空母舰的巨大威力。杨杰能够提前8年预测到日本对航空母舰的使用，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不能不说具有远见卓识。
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考虑到之前德国在不到一年内就相继占领了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多数人对苏联不抱乐观态度。果然，开战不久，苏联即接连受挫，丧失大片领土。开战3周后，复旦大学文摘社组织了“苏德战争”座谈会，杨杰应邀发表讲话。他一反众人对苏联的悲观态度，对苏德战争及德国的未来走向作出了惊人的准确预测。他不仅指出了“德国要完全打败苏联，力量不足”
杨杰：《苏德战争谈话》（1941），载《文摘战时旬刊》第84、85号合刊附册，转引自杨德慧：《论杨杰〈评苏德战争〉》，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6)。，而且预测战争结局是1918年战争结局的“重演”，“希特勒或至自杀”。另一方面，他又谨慎指出，“整个消灭德国要作两年的打算”，英、美需要和苏联合作作战，并认为欧洲的新战场一定要产生，“解决日本是较后的事情”。后来的战争进程可以说几乎完全吻合杨杰的预测。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陈诚召集记者谈话，大放厥词：“国民党有足够的力量，只要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击溃共军主力，5年完全肃清残余。”不久，《重庆日报》记者访问杨杰，要他对陈诚的讲话发表意见。杨杰说：“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3个月打垮主力，5年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10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日后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杨杰的判断。
（二）辩证超越的军事思想
到20世纪40年代时，中国近代军事学人对西方各国重要的军事学理论都已有所掌握，如意大利杜黑的空军决战论，英国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美国马汉的海权论，德国希特勒的闪击战论，以及俄国基古勒的继续战略论等。唐子长的《抵抗的国防论》中提到的西方军事学论著就包括：拿破仑的《战争定理》（Maxims of War）、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Bernhardi的《今日之战争》（War of Today）、Hamley的《作战学》（Operation of War）、Handerson的《战争学》（Science of War）、恩格斯的《战争与军队》（War and Army）、福熙的《战争原则》、富勒的《战争科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Maurice的《大不列颠战略》（British Strategy）等。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国军事学人在学理上已经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国防问题，必须将西方军事学理论的一般性与中国实际情势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行。杨杰在《国防新论》中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适合生存竞争的需要，是国防的一般性；适合自身的需要，是国防的特殊性。缺少一般性的国防，名之曰‘落伍的国防’；缺少特殊性的国防，名之曰‘盲目的国防’。”
杨杰：《国防新论》，41页，上海，中华书局，1946。以下未特别注明的，均为该版本。杨杰对于新兵学的时代性亦有清醒的认识：“《国防新论》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业已抬头的今天，它所反映的是农业机械化和工业电气化的时代。因此，在观点上以及内容上，《国防新论》与孙子和克劳塞维兹的著作是不同的。它所以较《孙子兵法》和克氏《战争论》为进步，完全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结果。”
同上书，3页。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杨杰大胆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著名论断进行了创新。杨杰的创新首先得力于鲁登道夫。鲁登道夫第一个公开反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他认为：“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也发生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应被推翻。战争和政治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因此，政治应为作战服务。”
\[德\]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1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在克劳塞维茨和鲁登道夫两种对立观点的启发下，杨杰首先指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不适应时代需要了：“全国总动员的战争观念，把克劳茨维兹的原理颠倒过来了。‘战争是用着政治手段以外的政治的继续’，已经是落伍的说法，政治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继续上次战争并准备新战争的手段罢了。政治应当配合战争。”
杨杰：《国防新论》，77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话不能够解释现实，‘政治本身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或战前的另一侧面’才是客观的真理。”
同上书，100页。
然后，杨杰又指出鲁登道夫的观点也是片面之论，并给出了更加全面的论断：“克劳茨维兹和鲁登道夫都没有把握住战争的全部真理，他们两个人的见解，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人看来，全是一偏之论。根本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国防组织的一种元素，都是民族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们互相隶属，互相渗透。……在战争爆发之前，政治组织决定军事组织，可以说军事附属于政治。等到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组织必须适应军事的需要，把平时组织变为战时组织，可以说政治附属于军事。”
同上书，287~288页。
在主权遭到敌国威胁，国内又并存多个政权的情况下，一致对外抗战是最高目的，这个目的即可以看做最高的政治目的，也可以认为是战争目的。国内政权各自的政治目的都应服务于这个最高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应服从于战争。可见，杨杰的观点是符合当时中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积极抗战救亡图存的客观实际的，是应时代需要而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杨杰的战争—政治观也可以看做对孙子战争—政治观的继承和发展。在孙子那里，战争和政治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孔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是让政治服务于军事，其思想基础是泛战争观（政治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尽管杨杰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中把政治、经济、军事等都看做相互关联（不是单向决定）的有机观点无疑潜在地影响了他。
考虑到杨杰曾出使苏联，其思想可能也受了苏联军事学的影响。苏联一些军事学家也公开挑战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例如，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国内战争的过程中，政治不能干预战略，并断言政治只影响战争的准备阶段，而在战争过程中应从属于战略。另一位苏军将领彼德罗夫斯基则声称：“接受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继续的公式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夏征难：《“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述的历史演进》（上），载《军事历史研究》，2003(2)。
（三）系统科学的国防理论
众所周知，蒋百里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开山之祖”，其《国防论》是中国近代军事学的经典之作，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学的里程碑式的军事著作。然而，《国防论》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严密的系统专著，而更像是一本论文集，这从该书目录中不难看出。因此，此时的中国军事学尽管有独立的思想，却没有系统的理论。中国独自军事学的系统化是到杨杰的《国防新论》才初步形成的。
学术的系统化首先表现在对概念的界定上。蒋百里的《国防论》虽名为“国防论”，却并未对“国防”一词给出界定。杨杰的《国防新论》则自觉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作者特别强调：“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对于自己所研究或阐明的主题，给它一个明确的界说或概念。”
尽管作者认为下定义很难，但仍“感觉到有给‘国防’下一个定义的必要”
杨杰：《国防新论》，9页。。
蒋百里的《国防论》各章之间是松散的平行结构，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逻辑关联。杨杰的《国防新论》则按照“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将其理论体系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一般国防理论、现代国防的形式和组织以及建设中国国防的方略，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应用的逻辑顺序，因此杨杰说他的《国防新论》“是一本国防科学ABC”杨杰：《国防新论》，三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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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还明确区分了军事学与国防科学。他认为：“国防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它脱胎于军事科学，却和军事科学两样。它是综合一切科学的科学，将一切科学组织起来，为达到国家生存发展的目的而协同动作。而军事科学的任务是在发展战争理论，研究战术战略。”
这里，杨杰认识到了国防科学与军事科学在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上的不同。杨杰对国防科学的认识主要受德国军事学家班斯的影响。杨杰引用班斯的话写道：“国防科学并不就是军事科学。它并不教导将领们如何打仗，也不教导军官如何训练新兵。它的课程，首先最要紧的是讲给全体人民听。它的目的在训练群众具有英雄和战斗的心理，使他们了解近代战争的性质和先决条件。”
杨杰：《国防新论》，三版自序。
在系统科学的国防理论武装下，杨杰对《孙子兵法》的解读也比前人显得更加系统全面，也更具超越性。尽管蒋百里的《孙子新释》开创了以西方军事学理论诠释中国兵学经典的研究范式，但仍然是“我注六经”的传统模式，以《孙子》的原始文本为主，以“我”的现代解读为辅。杨杰的《孙武子》则跳出了“我注六经”的传统模式，在“我注六经”的同时也不忘“六经注我”。所谓“六经注我”，就是以“我”的思想脉络为主，《孙子》的原始文本反而成了“我”的思想和理论的注释。这从杨杰的《孙武子》的目录即可窥一斑：
第一章孙子的一生
第二章孙子的战争思想
第三章孙子的国防思想
第四章孙子的政治思想
第五章孙子的外交思想
第六章孙子的经济思想
第七章孙子的战术思想
第八章孙子的组织思想
同时期甚至稍后的民国《孙子》研究著作（例如李浴日的《孙子新研究》）多采用《孙子》原本的篇章结构，在此结构的基础上注释发挥。而杨杰的《孙武子》则完全采用了自己的国防理论框架，以自己建立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在阐释《孙子》的同时也阐发自己的军事思想和国防理论。尽管这种“六经注我”的模式现在看来已稀松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大大超越前人之举。
也正是在系统科学的国防理论的指导下，杨杰主张设立国防大学以代替陆军大学。他认为：“现在的战争，不是兵与兵的战争，而是国与国的战争，是交战国国力的总决赛。”
杨杰：《国防新论》，61页。由于现代战争是一体性的战争，各兵种要协同作战，因此陆军大学已担负不了这样复杂的任务，必须代之以国防大学。
（四）以持久战为核心的战略战术思想
杨杰认为，中国处于被日本侵略的地位，而且国力特别是军事技术水平不如日本，中国的国防属于战略防御性的守势国防，必须立足于持久战。他基于“现代的战争是全体性的国力战”的根本原理，坚持持久战的关键在于平时积蓄“战争潜力”，并把潜力解释为人力、物力、工业的生产力加入军事组织并在战争中发生效用的全部力量。他说，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有庞大的人力后备，如能运用科学的力量把中国由农业国推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巨大战争潜力就能发掘出来。而拥有巨大潜力，一旦遭敌突然袭击，只要初期能支持得住，拖得时间久了，抓住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就会由被动转为主动。他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的战略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实现力量对比的转换。认为只要这样，中国就一定会愈战愈强，而日本则愈战愈弱，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为了有效支撑战略持久作战，他提出要建立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亦称“国防中心”）。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的国防建设中心地应当是四川。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物产丰饶，东接湖北，西通康藏，北濒陕甘，南扼滇贵，四周高山环抱，江流湍急，这种天险的形势，极利于采取守势国防。提出要依托四川奠定国防基础，再来驱逐敌人收复失地。
杨杰强调，战略进（反）攻必须慎之于始，切不可打无准备之仗。而在行动上又必须迅速突然，快速集中，快速展开，从时间上不给敌以喘息之机。战略的运用，要“注重在机动性的发挥和适应”
杨杰：《国防新论》，见《杨杰将军文集》（一），245页。，强调要“以动制动”。
在攻防作战基本战术上，杨杰强调进攻应用优势之兵力和优势之火力，选择敌之弱点而攻击，至少有正、侧两面攻击，兵力充足时应采用包围迂回战法。防御作战应利用时机，变更防御，而转为攻击。反对“徒博战胜之名”的击溃战，主张举强敌而尽歼灭之的歼灭战。他具体论述了战术应用的三种情况：在优势兵力情况下，必须用全力压迫敌人，以求速战速决；在均势兵力情况下，必须争取决战地点和决战时间的优势，以博得胜利，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在劣势兵力情况下，必须保全实力，逃避决战，用拖的办法，赢得一段时间，使劣势拖成均势，均势转为优势，再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就作战理论而言，杨杰明显超出了蒋百里的有关认识，体现了他更具军事实践家的特色。
杨杰既是一位高瞻远瞩的理论家，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践家，其战略思想既具理论前瞻性，又有现实可行性，是民国时期当之无愧的“军学泰斗”。

全书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所收文稿中凡属明显错字，以〔〕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以〈〉内之字补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