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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任鸿隽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559-0
著者：樊洪业 潘涛 王勇忠
责任编辑：胡明峰 林铃梅
成品：160*230页数：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6-09
定价：6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本书收录任鸿隽于1914—1948年间文章，取材广泛全面
全书展现作者基本人生轨迹，且因其平生在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处于较高地位，故多与社会名流相交，其史料价值远超个人轨迹。
作者学贯中西，雅好吟咏，擅长文论，平生著述以“科学论”见长，对中国现代教育问题亦多有洞见，评论深刻独到。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垫江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曾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1912年以稽勋生赴美留学，主习化学。留学期间领导科学救国运动，发起创办《科学》杂志和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和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图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科学概论》，自传文字有《五十自述》、《前尘琐记》。

编者简介
樊洪业，1942年生，辽宁抚顺人。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自1980年代起从事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著有《科学业绩的辨伪》、《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科学旧踪》、《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等。主编有《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竺可桢全集》和《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
潘涛，1964年生，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金城出版社总编辑。译著有《相跃》、《从摆钟到混沌》（合译）、《上帝掷骰子吗？》、《湍鉴》（合译）等。
王勇忠，1981年生，山西阳泉人，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收录了任鸿隽于1914—1948年间先后在《留美学生季报》、《科学》、《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忆述性文字《五十自述》和部分重要书信，以及专著《科学概论》中的少数章节。全书展现了作者的基本人生轨迹，从留学期间发起科学救国运动，以创办《科学》杂志向国人传播最新科学知识起步；回国后以中国科学社和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为依托，倾力在本土播撒“科学种子”，探索现代科学在中国实现体制化的道路。作者学贯中西，雅好吟咏，擅长文论，平生著述以“科学论”见长，对中国现代教育问题亦多有洞见和深刻独到的评论。此外，其平生在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处于较高地位，与社会名流在文字上多有交集，纵贯横通，其史料价值当远超于个人轨迹之外。

◆ 简要目录
目录
导言
建立学界论（1914年6月）
建立学界再论（1914年9月）
《科学》发刊词（1915年1月）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15年1月）
中国于世界之位置（1915年3月）
致蔡元培等函（1915年5月25日）
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系（1915年5月）
解惑（1915年6月）
归国后之留学生（1915年6月）
救亡论（1915年6月）
中日交涉之回顾（1915年9月）
中国科学社总章（1915年10月25日）
科学与工业（1915年10月）
科学与教育（1915年12月）
科学精神论（1916年1月）
论学（1916年5月）
本社致留美同学书（1916年8月9日）
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1916年9月3日）
西方大学杂观（1916年9月）
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1916年12月）
实业学生与实业（1917年4月）
实业教育观（1917年6月）
新文学问题之讨论（1918年6月8日）
致胡适函（1918年6月24日）
教会教育与留学生（1918年6月）
发明与研究（1918年9月）
发明与研究（二）（1918年10月）
致蔡元培函（1918年11月7日）
尽物利论（1919年1月）
何为科学家（1919年3月）
说“合理的”意思（1919年9月）
科学方法讲义
（在北京大学论理科讲演）（1919年10月）
科学基本概念之应用（1920年2月）
科学与实业之关系（1920年6月）
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开会词（1921年9月1日）
科学与近世文化（1922年4月29日）
发展科学之又一法（1922年6月）
北京教育界的问题（一）（1922年10月8日）
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1922年12月22日）
民国十一年教育的回顾（1923年1月20日）
学校风潮中的董事会问题（1923年4月17日）
评汤姆生的《科学大纲》（1923年4月27日）
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923年5月20日）
科学研究之国际趋势（1923年10月10日）
科学教育与科学（1924年1月）
中国科学社对美款用途意见（1924年7月1日）
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1925年9月5日）
高等中学公共必修的科学概论课程纲要（1925年）
科学概论（1926年）
所望于学校经费略有着落以后（1927年3月10日）
科学研究
——如何才能使他实现（1927年5月24日）
日本的文化侵略（1928年1月28日）
赴川考察团在成都大学演说录（1931年6月）
庚款与教育（通信）（1932年5月4日）
为张学良进一言（1932年8月22日）
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1932年9月25日）
农业教育与改良农业（一）（1932年10月9日）
农业教育与改良农业（二）（1932年10月10日）
如何解决四川问题（1932年11月3日）
教育改革声中的师范教育问题（1932年11月21日）
对于三中全会的希望（1932年11月29日）
民间疾苦（1932年12月18日）
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1933年2月20日）
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1933年7月23日）
技术合作应从何处作起?（1933年9月17日）
论所谓择师自由（1934年1月22日）
科学与国防（1934年3月18日）
为全国小学生请命（1934年7月9日）
甚么是救国教育（1934年10月28日）
保存古物做的甚么？（1934年11月3日）
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1934年12月23日）
再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1935年1月12日）
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1935年3月1日）
介绍几句被人忘记了的旧话（1935年3月5日）
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1935年7月1日）
国格与人格（1935年7月15日）
四川大学的使命（1935年9月16日）
在国立四川大学全体学生欢迎校长会上的演讲
（1935年9月18日）
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1935年10月）
中国科学社二十年之回顾（1935年10月）
四川问题的又一面（1936年8月9日）
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1936年8月16日）
进步的基础（1937年6月15日）
毕业典礼校长训词（1937年6月25日）
五十自述（1937年12月29日）
国立四川大学改革大概（1937年）
一个科学界自觉的运动（1938年3月16日）
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1939年6月3日）
抗战后的科学（1940年7月1日）
一个值得注意的生产教育办法（1940年7月）
科学与工程（1942年2月1日）
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1943年3月）
国际科学合作的先决条件（1944年1月）
《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译者序（1944年9月）
科学与工业
（为纪念范旭东先生作）（1946年10月）
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1946年12月）
留美学界的几个问题（1947年5月10日）
今后国家的出路（1947年5月16日）
为本届大学毕业生进一言（1947年7月12日）
科学与社会（1948年9月15日）

任鸿隽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20世纪初年，一场教育革命迎来了与现代教育接轨的科学知识体系，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全面转变；雨后春笋般的新学堂把原来以科举入仕为唯一正途的旧士人阶层送进了墓地，汹涌澎湃的留学大潮则把现代知识分子群推上了新世纪的舞台。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时势”，造就了历史潮头上的一代“英雄”，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涌现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如丁文江、翁文灏、秉志、胡先骕、竺可桢、叶企孙、曾昭抡、侯德榜、茅以升等，奠定了各门基本学科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任鸿隽这样的知识精英。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之后没有在专业上发展，称不上是真正的化学家，但他与第一代科学家们携手走来，成为现代科学在中国奠基时期的学界领袖，无以名之，或可称之为“科学事业家”。

一
任鸿隽祖居浙江归安（现吴兴县）菱湖镇，祖父辈为避太平军战乱，躲往四川。父亲章甫公纳粟入官，到垫江县做典史。任鸿隽于1886年出生在垫江。男中行三，取字叔永。六岁上学，于家馆中初习八股。1898年，考取了垫江县书院的住院生。1904年冒充巴县籍到重庆参加院考，在1万多名童生中考取了第3名秀才，他赶上了中华帝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班车。
任秀才住进重庆府中学堂，第二年即以速成师范班毕业，学得了一些物理、化学、教育学、心理学之类的新知识。毕业以后，在重庆的开智小学和一家私立中学教书，一年下来竟有大约200元的积蓄。于是乘船顺江东下，进了大上海的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本是由留日学生因反抗日本当局的压制而回国组建的。校内革命气氛浓厚，任鸿隽进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剪掉了辫子。为时不久，他嫌学校功课程度太低，就于1908年初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1909年秋天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目的就是为了学会制造可用于革命造反的炸药。在留日期间，他曾参与购买武器、印制传单，发表过《川人告哀文》和《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先后担任过同盟会四川分会书记、会长，也曾参与总会事务。
革命来得很快，在任秀才参加造反的第三个年头，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抛弃学业和书物，怀一腔热血匆匆回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鸿隽应召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此间，他为孙中山起草过《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4月间，南北和议结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任鸿隽不愿到袁政府中做事，就要求到欧美学习。经过一番周折，终以第一批“稽勋生”资格赴美留学。这一年的初冬，任鸿隽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

二
1910年代，中国留学界的主流在美国。他们办有一份专门刊物《留美学生年报》，本来是通讯联谊性质的。任鸿隽于1914年1月接手这份刊物，将它改刊为《留美学生季报》，按春夏秋冬出刊，内容转以评论和创作为主。
从故土来到异邦，任鸿隽通过中外对比看到国家之间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认为中国弱于列强的原因在于学术之荒芜。因此，他在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连续发表文章，论述应该建立中国的“学界”。由此再进一步，他提出，在众多学术之中，中国最缺少科学。国家要强盛，就一定要发展科学。于是，他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内联络一些中国同学发起创办了《科学》杂志。经过几个月紧张筹备，1915年1月，《科学》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后来成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
《科学》发刊词开篇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学术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在论述了科学对物质文明、人类健康、知识进步和道德建设的巨大作用之后，他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这篇发刊词最早“并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全面地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突出宣扬科学救国的思想。
起初的科学社只是为了办杂志而成立的集股公司性质的松散组织。大家后来觉得，为了全面推进科学事业，有必要把科学社改成学会性质的组织，于是推举任鸿隽、胡明复和邹秉文三人起草章程。章程以通信方式于1915年10月25日获得通过，遂成立“中国科学社”，选举任鸿隽为董事长，亦即为社长。
从科学社到中国科学社，核心问题是要求社员之间的关系以“学问”为基础，其宗旨从“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扩展到“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之后，曾以五位董事的名义刊登《本社致留美同学书》于《科学》第2卷第8期上：

同学诸君足下：科学为近世文化之特彩，西方富强之泉源，事实俱在，无特缕陈。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莫由。顾欲科学之发达，不特赖个人之研精，亦有待于团体之扶翼。试览他国科学发达之历史，莫不以学社之组织为之经纬。……兹事体大，所期甚遥，自非鸠集大群，骈力合德以趋所向之的。其曷有济，是用不辞冒昧，谨书本社缘起、现在情形及现行总章邮呈左右。倘本大贤为国求学之素志，鉴同人以蚊负山之愚忱，惠然肯来共襄业，则岂特本社之幸，其中国学界前途实嘉赖之。

后来成为任鸿隽夫人的陈衡哲，在晚年回忆文字中说：

我是于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的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任叔永先生不朽》）

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科学救国”思想的第一人是严复。当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中国知识界痛感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急切寻求救亡之策，严复曾断言“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其言之要义，就是唯有依靠“西学格致”才是救亡的捷径。当时，中国语汇中尚无“科学”一词。严复是把 science 译为“西学格致”的。他说西学格致救亡，意即后来的“科学救国”。
严复在20年前提出西学格致救亡时，只是单枪匹马的孤独先行者。20年之后，任鸿隽们已是团队行动了。科学救国的使命感，把留学生们凝聚为中国科学社，在历史上充当了科学救国的先锋队。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谱系中，任鸿隽是“科学救国”思潮和运动的旗手。

三
在1916年中国科学社召开的首次年会上，任鸿隽在他的社长报告中论述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时，大段引用了培根在《新大西岛》书中对所罗门宫的描绘。在演讲的末尾，又仿效培根的方式，面对留学美国的年轻伙伴们，充满激情地描述他的梦想：“兄弟倒要请诸君做一个短梦，看一看中国科学社未来的会所……”所梦者——中国科学社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和许多实验室，组织社员们研究世界上没有解决的各种科学问题。
1918年10月，任鸿隽即与杨杏佛同船回国。随着骨干人物的转移，中国科学社这颗幼苗也从美国的温室移到了中国的大田。为了筹措经费，任鸿隽等发起了“五万元基金”的募集活动。他周游广州、上海、南通、南京、北京等地，游说各界名人，得到过政界徐世昌、实业界张謇等人的捐助。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他们渡过了回国之初的低谷，有了属于自己的社址，尤其是1922年8月在南京建立了生物研究所。紧接着，在张謇的支持下，于南通召开了红红火火的第七次年会。为了得到社会的更大支持，他们把张謇、蔡元培、梁启超、马相伯、汪精卫、范源濂等名流请入董事会，另组理事会为工作班子。任鸿隽后来长期担任理事并同时担任董事会的书记，一直是中国科学社的实际领袖。
1922年年底，任鸿隽写成《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未来》一文，把1916年的梦想做了进一步的细化，为科学社勾画出一幅远景图：出版专业杂志和通俗杂志，在各地创办图书馆；建立理化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卫生研究所、矿冶研究所和特别研究所；设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工业商品博物馆。他在这一番憧憬之后写道：“吾人处荜路蓝缕之后，当康庄大启之时，尚不能从当世学者之后以为世界学海增一勺之量乎?我言及此，吾心怦然，吾尤知海内外期望吾社之贤达同此心理也。”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中国科学社是民间学术团体，不是职业岗位。其领袖人物是分头找饭碗、合力办“科学”的。任鸿隽的饭碗与志趣的完全相合，是他在中基会工作的阶段。
1925年9月，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的范源濂，请任鸿隽去做专门秘书。他此后十年如鱼得水，从专门秘书改任执行秘书，再升任副干事长，到1929年1月继任干事长，走上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
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于北京，负责管理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这个基金组织虽以“教育文化”冠名，但在任鸿隽一班人的运作下，基本上变成了“自然科学”的基金组织。在他到岗不久的1926年2月，干事处就拟定了经费使用的补充原则，规定资助“教育事业”的范围包括：①科学研究（含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天文、气象学）；②科学应用（含农、工、医）；③科学教育（含科学教学、教育科学的研究）。
为了以“有限的财力，谋最大最良的效果”，任鸿隽提出的政策是把经费用在补助“已有成效的机关”上，让他们锦上添花，强者更强，他称之为“因材而笃”（语义出于《礼记•中庸》）。
在任鸿隽任职的十年中，中基会拨款建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立社会调查所，组织编译委员会，在大学中设置“科学教席”，开展土壤调查，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补助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黄海化工研究社、中国营造学社和许多公立私立大学，还设置了科学研究补助金，等等。任鸿隽及其合作者们，为30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几代科学人才的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世界历史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科学体制从起源上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模式，一种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模式。美国是移植了英国的，俄国是移植了法国的。各国的体制都在历史中不断有所调整，但总的来说，还是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以社会团体化为主导的分散型体制，一是以国家机构化为主导的集中型体制。当中国的近现代科学刚刚起步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事业已经在大约250年中走过了体制化的各个主要阶段。因此，像其他后进国家一样，中国在推进科学体制之初，必然是要按照先进国家的科学体制模式依样画葫芦。面对各国的不同体制模式，中国科学事业先行者们就有一个“体制选择”的问题。当年刚刚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患着一种通行的幼稚病，就是到哪个国家留学就觉得哪个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留学美国的任鸿隽们，就以为英美的一套最好：办《科学》以Nature为楷模，办中国科学社，则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1918年回国以后，募集基金建研究所，建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着眼在社会而非政府，要闯出一条“民办”科学事业的道路。
由于中基会经费来源稳定，又有行政上的自主权，任鸿隽方有可能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里去实现他的各种主张，中国科学社等社会团体化的科研机构得到了必要的支持。
但中国的国情注定了社会团体化的“蛋糕”做不大。后来在蔡元培等倡议下建立了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中央研究院，从1928年一诞生，就占据了中国科学界的主导地位。
随着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而离开中基会的负责岗位，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出现的中华民族的危局，中国科学社的事业虽然仍在苦撑，但已难得见昔日风光。

四
梳理任鸿隽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的主轨在科学事业，但还有一条辅轨在教育事业。
留学期间，任鸿隽就很关注教育事业，不仅介绍西方大学的历史发展，也同时注意评述国内的教育现状。
1919年6月至1920年夏，为在四川省建立钢铁厂而奔走的同时，他也曾草拟过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计划，送呈省长公署，建议仿美国各州立大学之例设立四川大学。计划虽经省议会通过，但后因川军内战，其实业计划与教育计划皆归于零。
1920年9月，应蔡元培之聘,与陈衡哲同时到北京大学任教，又旋受教育总长范源濂之召而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1年再因范源濂辞职而失业。1922年5月，他第二次入川寻找发展机会，也托朋友在上海或北京帮忙。最后到年底被聘到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年的编辑。1924年初，郭秉文请他出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但想不到翌年3月发生了“易长风潮”，未久辞职。
在教育方面，他这一时期在《努力周报》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具有醒世之义的言论，如1920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强调大学负有知识上的责任，须加强学术研究以贡献于人类；1922年批评北京教育界的“兼职”现象严重危害教育的健康发展；1925年在《高等中学公共必修的科学概论课程纲要》，提出“注重科学精神及方法”，等等。
在中基会任职期间，他是《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撰述文字主要在教育方面，他抨击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政策，评述国际联盟来华教育考察团的总结报告，发表对改革师范教育和农业教育的意见，分析“择师自由”和“救国教育”思潮中的错误倾向，痛心疾首地指出滥设国立大学给国家教育事业带来的长远危害……凡此种种，多是站在学界制高点上的匡世之论。
1935年8月，任鸿隽被任命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应该视为国民政府高层为抗战而经略大后方的一项重要举措。这在当时也很引人注目。川外欢送的舆论说他是“跑到老远的四川古城，做着垦荒的工作”，川内欢迎的舆论说他此来乃四川教育界的“福音”。
踌躇满志的任鸿隽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提出了改革整顿的计划，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实现川大的“现代化”和“国立化”。现代化，是指无论文理各科，均需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准则。国立化，是指四川大学为国立大学，要造成“国士”，而不仅仅是造成“乡人”。为此，他强调三点，一是要输入世界新知识，用知识的开通来补偿四川的闭塞；二是把四川大学建成西南的文化中心，成为这一地区文化策源地的综合大学；三是在国难严重的情况下，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
在他领导之下，学校革心改面，进步非常明显。可惜，刚见一派大好形势，任校长却挂冠而去了。
任鸿隽到川大，坚持由校长定期聘任教授的制度，抱“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调整教师队伍。第一年调整幅度较小，比较顺利。第二年要从川外选聘大批教授，原有川籍教授中有四十余人要另谋出路，他们就发动起来“警告任叔永”，对任氏情绪颇有影响。他平时不与党政官场应酬，傲然处世，易于生隔阂。再者，陈衡哲入川之后，曾就所见所闻四川军阀的丑恶行径和社会问题撰写文章，发表在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上，遭到了地方保守势力的围攻。陈衡哲因此于1936年7月间回到北平，再不返成都。由于陈衡哲的态度坚决，任氏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辞去校长职务。迁就于夫人而欠失于公责，乃为人所诟病者。

五
1937年6月，任鸿隽重回中基会工作，任编译委员会委员。抗战全面爆发后，先避居于庐山，后滞留于香港。1938年下半年，应蔡元培院长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到昆明赴职，继而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昆明乡村躲避空袭期间，他与吴学周、李珩合作翻译WC.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后来以《科学与科学思想史》为名，1946年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出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基会成立“紧急委员会”，在重庆设立办事处，以任鸿隽为干事长。以后他就住在重庆嘉陵江边李子坝的办事处新址，处理中基会的少许国内事务。
抗战胜利后，任鸿隽曾赴美商议中基会工作，并送子女留学。回国后继续为中国科学社的生存操劳。同时，他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强调中国“要把发展科学当作此后立国的生命线”，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把发展科学确定为“国策”；第二，要为发展科学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计划；第三，国家要为发展科学做出专门的预算；第四，管理科学事业的人员要由专家担任。在复员前后，他立足科学说“国策”，是带着反省和批评的口吻来议政的。
在上海易主前夕，他在左翼组织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重谈“要把科学当作国策”，则明显是向新政权的建言了。1949年9月，任鸿隽作为特邀代表，来去匆匆地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向中国科学社社友宣传“科学研究已成了新政府的国策”，虽显得无厘头，但却反映出希望新政权能采纳自己建言的痴情期待。
在缔造共和国的路线图中，中国科学社曾与其他三个自然科学领域的综合性团体联名发起倡议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由此推举出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翌年8月召开正式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大会结束后，原有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学会随即宣告解散，唯有他坚持不同意解散中国科学社。
在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制度的大格局中，任鸿隽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科联常务委员、上海科联主任委员……
而在任鸿隽的心目中，他最为看重的还是中国科学社，这是他苦心经营三十余年且欲终身相伴的事业。他希望保留中国科学社，但已与社会大潮流相背。可能是从统战的角度，看在任鸿隽老资格的面子上，新政权网开一面，容忍了中国科学社在上海的继续存在，而任其自行枯萎消亡。当然，任老先生在无奈之下也最终选择了配合，沿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向，逐步把科学社原有的各项事业送进了全民所有制的大熔炉。
1960年5月4日，他向上海市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项,科学社走到了终点。
1961年11月9日，任鸿隽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他最后的社会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六
任鸿隽幼时受塾师影响，雅好吟咏，出塾时策论文字出色。后入县中书院，曾从师治文字训诂之学。早年留学日本时，更与钱玄同、沈士远、马裕藻等一起就教于章太炎。1913年以后，与胡适共同参与编辑《留美学生年报》，继而主笔《留美学生季报》，被胡适称为“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甚至与任有过“我诗君文两无敌”的悄悄话。
他一生著述很多，1912年以前，写了一阵子“革命文字”。他后来反思这段经历，说：“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
自到美国留学起，他先后在《留美学生季报》、《科学》、《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申报》、《大公报》、《科学画报》等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另有专著《科学概论》，译著《教育论》、《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忆述文字有《前尘琐记》、《五十自述》等，此外还有不少诗词作品。
在中国近代思想上，任鸿隽是科学救国思潮的领跑者，是开辟中国科学传播新纪元、探索实现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先锋。其平生著述也主要与科学事业发展有关，他留学期间即钟情于“整个科学”。
他在《五十自述》中特别强调在美国留学时的重要体会：“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效法西方而撷取其数理化，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舍此莫由。”
他从创办《科学》杂志之始就体现了他的这一理解，为此特辟“通论”专栏（初称“普通”），他是这一特色栏目的“第一枝笔”。他在校学习主要攻化学，他在课外阅读则主要是追问“科学之为物”，即科学究竟是什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解读西方的科学观，参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与批判，写出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科学精神论》、《发明与研究》、《科学与近世文化》……一路下来，洋洋洒洒，后又修订、增补，结集为《科学概论》一书，虽未终篇，但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库”中科学文化类著述的早期精品。
在通论科学各义之中，任鸿隽特别倾心宣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神州大地上的拓荒事业中，他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比喻为“科学种子”，把研究组织看做是“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壤”。在中国科学社和中基会的岗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笃行之”的实干家身影。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选文向读者充分展示这位“科学事业家”独特的学术人生。

有关入编本书文章的选择，还应做几点说明。
1.在建立中国科学体制的早期探索中，《中国科学社总章》是一份解读中国科学社推进科学制度化的文本，因出现时间较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对题目大致相同而多处发表的文章，一般按时序选用最早发表的，对后发文章有重要修改者，在脚注中说明。对题目大致相同而相隔时间较久的著述，若有与时俱进的重要修改，则按先后两篇处理。
3.对集体署名或集体撰述的作品，在脚注中注明合作者。对无署名文章但可确认为作者所撰者，在脚注中说明判定理由。
笔者曾于2002年在张久春先生协助之下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一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与上海科技出版社），此次应《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之召编选新书，除在原有基础上做了较大增删之外，也对原有篇目做了重新审读、整理和订正。
此次对书后所附年谱下力较多，力求提供一个文字简明、史实准确的文本，也希望借此机会纠正拙文《任鸿隽：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在史实方面出现的若干错误。
在本书脱稿之际，须对任锡畴、杨翠华、张剑、张久春、潘友星、段韬诸先生以往在多方面给予的支持表达诚挚的谢意，还要感谢潘涛先生和王勇忠先生在完成此次新作业过程中的精诚合作。

樊洪业
2013年8月31日于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