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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蔡元培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877-5
著者：欧阳哲生
责任编辑：刘广宇
成品：160*230页数：616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7-31
定价：8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教育家、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蔡元培代表性作品选编。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了解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开端。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 人物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人。 早年投身科举，26岁被取为进士，随即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戊戌变法失败后，南下从事新教育事业。190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1904年创建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留学。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欧洲，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担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32年底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避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 编者简介：
欧阳哲生，1962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等处访学。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严复评传》、《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等。编有《胡适文集》（12册）等多种文集。

◆ 内容简介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可谓中国新文化“古典时期”的一个范本。他对新文化的构想包括：解构儒学意识形态，确立现代大学理念，融会东西的文化观，以美育代宗教。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色彩。产生这些思想的来源为其中西兼备的学识和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蔡元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包容性和中和性。本卷编选作品以反映蔡元培的教育、中西文化观和学术思想为主，所收文章、著作按写作、出版时序排列，大体展现了蔡元培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思想成就。

◆ 简要目录
导言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阅后（1897年7月7日）
宋育仁《采风记》阅后（1897年7月28日）
森本丹芳《大东合邦论》阅后（1898年9月8日）
《东西学书录》叙（1899年4月）
哲学总论(1901年10—12月)
译学(1901年11月11日)
群学说(1902年5月)
释“仇满”(1903年4月11日)
哲学要领（节选）（1903年10月）
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4月25日）
《伦理学原理》译序（1910年）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2月8日)
告全国文（1912年3月11日）
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1912年5月13日)
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5月)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1912年7月10日)
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
世界观与人生观(1912年冬)
敬告全国同胞（1913年7月22日）
《学风》杂志发刊词（1914年夏）
《勤工俭学传》序（1915年10月30日）
一九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年）
文明之消化（1916年8月15日）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1916年12月26日）
我之欧战观
——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17年1月1日）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月9日）
以美育代宗教说
——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1917年4月8日）
说俭学会
——在北京留法俭学会上的演说词（1917年7月15日）
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1917年8月5日）
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1918年1月19日）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
上的演说词（1918年5月30日）
《中国哲学史大纲》序（1918年8月3日）
欧战与哲学
——在北大“国际研究”演讲会上的演说词
（1918年10月18日）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10日）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
（1918年11月15日）
劳工神圣
——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
（1918年11月16日）
哲学与科学（1919年1月）
《国民》杂志序（1919年1月）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3月18日）
附一林琴南致蔡元培函
附二《公言报》：《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
附三蔡元培抄寄之赵体孟来函
科学之修养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修养会演说词
（1919年4月24日）
国文之将来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词
（1919年11月17日）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919年12月1日）
义务与权利
——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说词（1919年12月7日）
洪水与猛兽（1920年4月1日）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杂志社演说词
（1920年4月15日）
美术的起原（1920年5月）
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1920年6月13日）
《社会主义史》序（1920年7月23日）
何谓文化（1921年2月14日）
美术的进化（1921年2月15日）
美学的进化（1921年2月19日）
美学的研究法（1921年2月21日）
美术与科学的关系（1921年2月22日）
东西文化结合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演说词（1921年6月14日）
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1921年8月1日）
美学讲稿（1921年秋）
美学的趋向（1921年秋）
美学的对象（1921年秋）
《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1922年1月30日）
教育独立议（1922年3月）
非宗教运动
——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大会的演说词
（1922年4月9日）
美育实施的方法（1922年6月）
汉字改革说（1922年8月20日）
支那之专制政体（1922年）
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年1月21日）
中国的文艺中兴
——在比利时沙洛王劳工大学演说词
（1923年10月10日）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12月）
中国教育的发展（1924年4月10日）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年4月3日）
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1925年4月12日）
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在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演说词
（1925年7月25日）
与《国闻周报》记者的谈话（1926年2月4日）
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1926年10月10日）
说民族学（1926年12月）
佛学与佛教及今后之改革
——在闽南佛学院演说词（1927年2月13日）
读书与救国
——在杭州之江大学演说词（1927年3月12日）
中国新教育的趋势
——在暨南大学演说词（1927年11月12日）
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年12月22日）
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1928年2月18日）
三民主义的中和性（1928年9月16日）
美术批评的相对性（1929年4月28日）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发刊词（1929年7月）
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1929年）
社会学与民族学
——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演说词（1930年2月）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
——在亚洲学会演说词（1930年11月20日）
以美育代宗教（1930年12月）
以美育代宗教
——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说（1930年12月）
大学教育（1930 年）
美育（1930年）
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1931年5月）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1931年6月15日）
美育与人生（1931年前后）
《新唯识论》序（1932年8月31日）
六十年来之世界文化（1932年8月）
美育代宗教（1932年）
保障民权（1933年2月18日）
关于民权保障
——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上的讲演（1933年2月18日）

《独秀文存》序（1933年4月）
民治起点（1933年5月18日）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
中央研究院之过去与将来（1934年1月）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1934年4月4日）
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1934年6月13日）
民族学上之进化观（（1934年12月10日）
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1935年1月1日）
我的读书经验（1935年4月10日）
关于读经问题（1935年5月10日）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1935年7月4日）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1935年8月6日）
丁文江对于中央研究院的贡献（1936年2月7日）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
——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的演说词
（1936年2月16日）
孔子之精神生活（1936年8月17日）
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1936年10月23日）
十年来之国立中央研究院（1937年4月18日）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7年12月）
《居友学说评论》序（1938年2月8日）
《鲁迅全集》序（1938年6月1日）

蔡元培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蔡元培毕其一生献身于教育、科学事业。从1902年创建中国教育会，到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从1916年受命任北大校长，到 192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这些新岗位上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新教育、新学术、新文化的领导人物和卓越代表。他可谓新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林语堂曾语重心长地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也好，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教育部长也好，总是给人心悦诚服的。一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老成人，大家觉得兴奋一点。何以这样？因为他是蔡先生。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青；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载《传记文学》，第10卷第2期，1967年2月。）。 这一评价可谓持平之论。蔡元培在创建新教育和开拓中国科学事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整套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主张，表现了他对新文化的理想追求。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北大人心目中，他是我们“永远的校长”。
蔡元培思想是中国新文化“古典时期”的一个范本。新文化在中国走过的历程不过一个世纪，但她的变化之大，变速之快，以致我们对蔡元培所领导的那场新文化运动若有一种“隔世”之感。蔡元培的新文化构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解构儒学意识形态，确立现代大学理念，融汇东西的文化观，以美育代宗教。这些思想带有浓厚的现代性和进步性色彩。这些思想的来源为其中西兼备的学问和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蔡元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包容性和中和性，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虽富有特性，但仍能与其他思想相对和谐共存，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文化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阅读史与活动史
思想家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读书，即来自书本知识，这自然与其读书经验相关；一是活动，即来自他的实践，这与其社会经验相关。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我们找不到闭门造车，躲进书斋成一统的思想家。
近代思想知识谱系构成的特点是中西结合。研究蔡元培的阅读史，我们可以获致这一认识。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诞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他自述 早年的读书生活，五岁入私塾，初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接着读“四书”、“五经”。十三岁学做八股文，因先生指示他做文的依据是经书， 所以他“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朱骏声的 《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 （参见《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84~8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从十七岁起，就自由的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55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十八岁至十九岁充任塾师，专讲国文。二十三岁，进京会试得中贡士。二十五岁，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七岁，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可以说到此，蔡元培过的完全是一个传统学人的读书生活，所走的路也不过是一个科举士子的成功之路。他开始接触西学或东学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这显然是受到当年中国战败的刺激，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有：《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阅后》（1897年7月7日）、《宋育仁〈采风记〉阅后》（1897 年7月28日）、《森本丹芳〈大东合邦论〉阅后》（1898年9月8日）、《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1899年1月28日）等。他对东学、西学之 兴趣由其所作《〈东西学书录〉叙》（1899年4月）一文可以窥见。1898年他与王式通等组成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三十五岁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他 自认，当时“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05~506页。）。
以后又创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四十岁到北京任译学馆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赴德国留学，“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来比锡，进大学” （同上，507页。）。
关于四十岁以后的治学，蔡元培自我检讨道：
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 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 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读书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31页。 ）
蔡元培的学习成长过程，以1895年为界段开，前期以应对科举，学习旧学（中学）为业；后期以学习新学、西学为主。其治学范围先为哲学、伦理学，后转向美学、民族学。他的著作有：《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中学修身教科书》（1912年）、《石头记索隐》（1917年）等，编译的著作均出自德、日文，主要有：《哲学要领》（德国科培尔讲授，日本下田次郎笔述，1903年）、《妖怪学讲义总论》（日本井上圆了著，1906年）、《伦理学原 理》（德国泡尔生著，1909年）、《哲学大纲》（据德国厉希脱尔著《哲学大纲》，参照泡尔生与冯德著《哲学入门》，1915年）、《简易哲学纲要》（德 国文德尔班原著、日本宫本和吉编译，1924年）等，上述各种著作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示了蔡元培与该馆的密切合作关系。
蔡元培并不是一个甘愿在书斋里度过一生的学者，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1898年秋，他愤激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离开京师，出走官场，回到家乡绍兴，担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从此他与旧的官僚体制切割，迈向探求新教育、新文化的人生之路。
在江浙进步士子中，蔡元培很快被推戴为领袖。1902年他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事务长。同年组织爱国学社，任学社总理。他自述：“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秘密赁屋，试造炸药”；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07页。）。
1903年4月11日他在《苏报》刊载《释“仇满”》一文，文末宣示：“夫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而吾国之官行政界者，猥欲以螳螂当 之，以招他日惨杀之祸，此固至可悯叹者也。而甲、乙两党又欲专其祸，以贻少数之满洲人，是岂非仇满之尤者乎？吾所谓仇满，固不在彼，而在此。” （《释“仇满”》，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41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显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1904年江浙革命党人聚集上海，成立光复会，他被推为会长。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任命为上海分会会长，再次确认其在江浙革命党人中的领导地位。蔡元培从此与革命党人共呼吸、同患难。
在革命党人成立同盟会的同时，清朝也宣布预备立宪，双方展开了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对决。在争取奔向日本、欧美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国内各个新阶层方 面，革命党人逐渐占住了上风。清朝因拖延宪政步伐，成立皇族内阁，而没有达到其整合中间力量和改良势力的目的，最后因集权于一身而陷入孤立。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闻讯后展开活动声援，并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成为民国新教育的设计师。在民国的重大政治关头，蔡元培都异乎寻常地发出了其对正义的呼喊。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蔡元培与吴稚晖等在沪创办《公论》，连续发表《敬告全国同胞》等七篇政论，揭穿袁世凯的阴谋。1919 年5月2日他告知北大学生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激起学生的爱国激情。1932年12月，因不满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发表“关于民权保障”的演讲（1933年2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蔡元培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第二届名誉主席，他以“满江红”的词调，作《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鼓励国人抵御日寇之决心。为追求国家进步、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蔡元培确实表现了一个知识领袖的气节和献身精神。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周恩来曾送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可以说是对蔡元培一生政治活动恰如其分的概括。
综览蔡元培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的活动人际圈：早期主要是在传统士人圈中活动；戊戌变法以后逐渐从维新走向革命，交友范围亦从维新人士扩展到革命党 人，如张元济、吴稚晖、章太炎、孙中山、李石曾等；主持北大校务以后，北大师生簇拥在他的周围，他俨然成为北大派的中心人物；创设中研院以后，他的工作重心以中研院院务为主，是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二、解构儒学意识形态
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是摆在近代思想家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这一问题的拷问，有时对传统的依恋情感和冲破传统束缚的决裂要求这一矛盾常常伴随他们的一生，使他们的思想出现起伏不定的波状跃动。当他们有着强烈的创造欲求时，传统会像一张大网笼罩着他们；当现代性的流弊日渐暴露，他们又会想起传统人文资源可能的补救效应。传统若如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缠绕着他们。
蔡元培处理传统文化的基本做法是：一方面主张解构儒学意识形态，这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对儒家伦理加以改造，对其内含的合理价值加以利用，这与他个人对传统的深刻理解有关。
早在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蔡元培走马上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为适应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即民主共和体制，他就力主对前清教育宗旨加以清理，他认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 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1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这就将前清教育宗旨“忠君”、“尊孔”中所包含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内容作了坚决的否定，这对解构儒学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
蔡元培主张大学不应保留经科，中小学不必读经。“旧学自应保全。惟经科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 （《在北京任教育总长与记者谈话》，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159页。） 他认为，从古至近，中国人有自大自弃一弊，“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264页。）。
在他制定并颁布的《大学令》中，改八科为七科，废止经科，从而在学科设计上终止了经科。1915年蔡元培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教育会议上，发表题为 “一九年以来教育之进步”的演讲，肯定废止经科是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之两大进步之一:“在我中华，孔子之道，虽大异于加特力教，而往昔科举之制，含有半宗教性质。废科学〔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 （《一九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405页。） 充分肯定教育摆脱宗教，废止经科是一大历史进步。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孔教，批判儒家伦理。蔡元培因身居校长地位，不便对此发表言论，但在林纾发文攻击北大新派教授“覆孔、孟，铲伦常”时，蔡元培回复《公言报》，对此作了有力回击，他以胡适、崔适、梁漱溟等北大教员的学术成果为例说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 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 “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对《新青年》的反对孔教立场和对儒家伦理的态度作了界定：
今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 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 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 （《答林琴南的诘难》，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572~57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
为《新青年》反对孔教的言论作了辩护，这使北大校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无所借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颁布的《大学院所发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指出：“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 （《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18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不合，与蔡元培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不符，故坚决主张取缔。相形之下，国民党当局在30年代又重演祭孔的旧戏，对此，蔡元培发表了保留意见。“读经问题，是现在有些人主张：自小学起，凡学生都应在十三经中选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为读本的问题。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 《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在古人们处他们的时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现代的儿童，就不相宜了。……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关于读经问题》，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6~57页。） 蔡元培与提倡读经者之间的立场明显有别。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曾经激励过历代士人修身自好、奋发图强，自然包含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此，蔡元培也有充分估价。他认为受儒家学说指导的中国古代教育至少有三大优点：“（1）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2）提倡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下，可以由个人自由钻研学问。（3）可以因材施教，教学不致因班级中有落后学生而受到影响。” （《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34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他对传统的伦理教育和教学方法，对孔子的教学思想颇为欣赏，这在他编著的《中学生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中得以阐述。
蔡元培对儒家的中庸之道由衷地欣赏，视其为不同于西方思想的儒家精髓。蔡元培曾发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表达自己对三民主义的独特理解： “孙先生固然对于欧美的政治道理，研究得很博很深，然而他所以能想通的缘故，还是因为受了本国中和的民族性与中和的历史事实之大影响。”所谓“中和的意 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 （《三民主义的中和性》，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298~300页。） 。试图在三民主义与儒家的中和性间做会通工作。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一文中，蔡元培继续发挥这一看法：“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为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这可用两种最有权威的学说来证明他：一是民元十五年以前二千余年传统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实行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361~363页。） 儒家的中庸之道实构成蔡元培自由主义哲学的传统来源。
蔡元培晚年对孔子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有诸多肯定。他在《孔子之精神生活》一文中，称赞孔子在智的方面，“爱智”，“决非强不知为知”；在仁的方面， “求仁”，有“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精神，有“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踦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 此外，“毫无宗教的迷信”，“利用美术的陶养”也是孔子精神生活值得称道的方面。他断言：“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 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 （《孔子之精神生活》，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361~363页。） 对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作了新的发掘。
蔡元培对儒学态度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拒斥重建儒学意识形态，一方面发掘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其现代意义，实为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主流选择。后“五四”时期出现的批儒反孔的某些激进做法，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选择多有出入，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三、树立现代大学理念
中国近代大学起源于19世纪下半期，初期的大学大多为外国教会所创办，本国官办的大学（如京师大学堂），虽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体制上取法欧美或日本，但仍然受到自身旧体制的约束，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作为一个职业型的教育家，蔡元培对教育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08页。）， 对大学制度的设计自然成为他的专业兴趣所在。
蔡元培留德期间，即有意考察德国大学制度，他对德国大学制度的考察成果从他的译作《德意志大学之特色》（1910年12月）可以窥见，此文系德国著名教育家巴留岑（Friedrich Paulsen，今译包尔生）所著《德意志大学与大学学习》的引言，德国大学制度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印象。 （参见陈洪捷：《蔡元培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接受——基于译文〈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讨论》，见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17~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蔡元培有关高等教育的思想最初体现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制定的《大学令》中，这项法令不太为人们所注意，实际上它包含了蔡元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思路和主张，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应，故蔡元培一再向人们强调这份法令为他所起草，其中缘由正是基于此。如第一条“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强调大学的学术性质；第二条“大学分为文科、预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废止经科；第三条“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强调基础学科建设；第六条“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鼓励学术研究；第十六条“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长，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构建大学民主管理体制。（参见《大学令》，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212~214页。） 这些举措，均在凸显教育自身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性质，从而使高等教育适应新的民主共和政体，走上学术化、民主化的正途。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具体操作和真正实施，是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治理、整顿北大，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对现代大学“学术化”的理想追求。
第一，阐明大学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学术人才，而非变成升官发财之门梯。故学生之志趣必以钻研学术为指向，教师聘用也应以其才学为原则，这是对京师大学堂所积官僚旧习的一次重大改革。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旨意。 （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10页。） 他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为改进学风，他计划首先要办的二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 书籍”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8~10页。）。
为培养校内的学术空气，蔡元培在教员聘请方面，延聘学有专长者来校任教，辞退旧教员中滥竽充数者；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改善教员的结构，他做出了六条特别规定，其中第三条为“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这对旧的官僚习气是致命的一击。按照这一成规，如在教育部担任佥事的鲁迅，因在政府部门任职，即只被聘为北大的兼任讲师。
提高教学质量的另一个举措是创建研究所，为师生提供进一步研修的学术机构。实行选科制，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和课程的兴趣。创办各种刊物，诸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等；傅斯年等新潮社成员创办《新潮》，蔡元培从北大年度4万元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资助，为师生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园地。鼓励创办社团，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举措，校园的学术空气逐渐浓厚起来。
第二，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为发展学术，给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 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 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451~452页。） 这是蔡元培的一段名言，也是他治理北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蔡元培对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见解都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使北大真正成为新思想的生长地和外来思潮的主要输入者。
第三，实施“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进入北大，蔡元培即感受到北大原有体制具有独断的性质，对此，他有一段说明：“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 （《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693页。） 故他决心对北大的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其措施包括：建立评议会，它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出的评议员组成，一年一选，“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组织各门教授会（后改为各系教授会），由各门教授会会员（讲师、教授者均具资格）选举，任期二年，“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废门设系，原各门学长由校长任命，他只对校长负责，现在系主任由各系教授互选。设立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协助校长管理全校教务，任期一年。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其成员以教授为限，下设十一个专门委员会分管各方面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行政会与教授会共同组建“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 （参见《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趋向》，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312页。 ）
设立总务处，总务长主管学校的人事与财务。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即是时人所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实施这套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保证学校工作在民主管理的机制下正常进行。蔡元培居北大校长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277页。）。 他不在校期间，北大工作的运行，靠的就是这套“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
第四，重视基础学科在大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强调以文、理两科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关于大学的学科设置，蔡元培有一基本的看法:“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 （《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290~291页。） 故蔡元培强调基础理论学科的建设，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学生为谋求仕途，都愿选择法科，文理科门庭冷落。冯友兰忆及他报考北大时，曾详细说明这一情形。 （有关当时北大文科冷落情况，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四章，见《三松堂全集》，第1册，185~18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蔡元培原设想：（一）扩充文、理两科，（二）法科预备独立，（三）商科归并法科，（四）截止办工科，（五）改革预科。实际推行者有（一）、（三）、（四）、（五）项。 （有关北大学科的调整，参见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50~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蔡元培这种以文、理科为主，重视基础学科研究的构想对北大以后的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北大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沿承了他指定的这一方向。
蔡元培还推行男女同校，倡导平民教育，允许校外人员进入北大旁听，实行开门办学，这些都为北大摆脱传统的那种贵族式教育，走上一条健康、活泼、开 放的现代大学教育之路铺垫了基础。北大建校三十一周年之际，蔡元培寄语全校师生：“（一）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二）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 而不要想包办一切。”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437页。）
从此，“自信”、“学术”成为北大人自我标榜的表征。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典》撰写词条“大学教育”，此条本为介绍世界大学而言，其中也蕴含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如他提到“吾国今日之大学， 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明确大学与“太学”之间的区别。介绍“欧洲各国大学，自牛津、剑桥而外，其中心点皆在智育。对于学生平日之行动，学校不复干涉”，这一点在他任北大校长时亦模仿之。提到“大学生注重体育，为各国通例；美国大学，且有一部分学生，特受军事教育者”，中国大学亦师法此意。“德国各大学，或国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权集中于大学之评议会”，这实际交代了他在北大设评议会的制度来源。“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受大学教育者，亦不必以大学生为限。各国大学均有收旁听生之例” （《大学教育》，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593~597页。）； 这些原则实际上在他任北大校长时均予以取法。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根本主张是“教育独立”，其意在于使教育摆脱政治、宗教的束缚，树立自身的主体地位。民国初年，蔡先生在谈及办新教育的意见时说: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9页。）
明确指出共和时代的新教育应“超轶乎政治”。为什么要将教育从政治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这是因为教育与政治的职责迥异，蔡元培区别了政治和教育的各自范围：
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 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同上，12页。） “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正是本着这一思想，蔡元培对前清教育方针作了重大修正，以谋求建立新的具有独立性质的教育体制。
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由于屡受北洋政府蹂躏教育的刺激，1922年3月，蔡元培特作《教育独立议》一文，对其“教育独立”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表述。“教育独立”的缘由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 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教育与政党的区别有二：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教育独立议》，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58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教育与教会的区别为：“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成绩，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公同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都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故此，“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如何实行“教育独立”呢？其要点有三：（一）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大学区。区内事务由大学办理，教授治校，学校自治，教育部仅为一办事机构。（二）清除教会在大学中的影响，如大学不必设神学科，学校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教士不得参与教育事业；（三）教育经费。各区教育经费都从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议决定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 （同上，587页。）
蔡元培还注明自己的上述设想因采用西方各国，取其所长，西为中用。显然，蔡元培对“教育独立”的追求，不仅是基于一种理念，而且有具体的制度设计与之相辅相成。他的这一抱负，为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创施大学区制的雏形。
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不仅前后一贯，而且实际上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确立教育是为了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宗旨；教育与政治分离，教育行政独立，实行“教授治校”；教育与宗教分离，“以美育代宗教”；透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教育经费的供给，实行教育经费独立；鼓励学术研究，坚持学术独立，确保思想自由。不过，蔡元培的“教育独立”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中，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诚如他本人在《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开列所存的问题，如三民主义的“训育”问题，五四运动后风潮迭起的学运，教员的筛选，各地教育经费的筹措与保障。 （参见《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228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问题实际都难以妥善的解决，因此“教育独立”所面临的困难和限制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教育独立”代表着中国教育从 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正确取向。其致力的目标是一方面使教育摆脱各种依附关系，确立教育自身的主体地位，这实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与政治体制改革可相辅相成；一方面发挥教育的内在潜力和真正职能，使教育达成蔡元培理想的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和去官僚化的目标。
四、中西融合的文化观
中西文化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之所以这样说，这是由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决定的，近代中国处于中西冲突、对立、对话和交融的时代，中西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关系中最复杂、最敏感，也最难处理的一对关系。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历史紧要关头，中西关系或者中西矛盾必然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蔡元培广泛游历欧美各国，中西学问兼备，是同时代人中罕见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教育家、思想家。蒋梦麟赞曰：“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简照》，载重庆《中央日报》，19400324。——
傅斯年表示：“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载重庆《中央日报》，19400324。 ）
罗家伦誉之：“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颉西洋文化的优美，融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身，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 （罗家伦：《伟大与崇高——敬献于吾师蔡先生之灵》，载重庆《中央日报》，19400324。——
林语堂认为：“在他一辈中，所谓有新思想、新学问的人物，只有蔡先生真懂得西洋的思想与文化。”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
这些同时代人物的评价表明，蔡元培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方面，有其过人之长，故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值得推介。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富有特色的部分在于他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意见，表现了他对融汇中西文化的战略眼光。
蔡元培在《何谓文化》一文中对“文化”的定义做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他列举了文化的诸种现象，包括衣食住行的状况、卫 生的设备、经济的进化、教育、研究所、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等，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时时进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时停滞的。” （《何谓文化》，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295页。）
这些话似乎是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实际而发，他是从实用、动态的角度来把握文化。蔡元培对文化的理解，主要是在精神的层面，他重视文化的能动作用。 “文化是意志活动的现象。意志的活动，恃有两种能力：一是推理力，以概念为出发点，演成种种科学；一是想象力，以直观为出发点，演成种种文艺。” （《文学在一般文化上居于怎样的地位》，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61页。）
蔡元培认为文化与民族生存、国家命运密切相关：“民族的生存，是以学术做基础的。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先看他们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及学术。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文化幼稚的国家，没有不贫弱的。青年们既要负起民族的责任，先得负起学术的责任。”“如果我们要想挽救我们垂危的局面，恢复我们 固有的光荣，惟有从学术方面努力研究。” （《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14页。）
从理论的意义上说，蔡元培对文化的理解与其他新文化运动健将的看法并无二致。
对于浸被世界、强势东侵的西方文化，蔡元培强调学习欧洲文化中的科学，所谓“欧化”就是科学化。在他看来，“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 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啊！”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136页。）
“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能救国，岂不以人类所由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而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惟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而科学之发达，又与研究所之众寡相比映。”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筹募基金启》，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247页。）
他认为：“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一不以科学为基本，均得以广义的 科学包括他们。自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制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而近代的科学、美术，实皆植基于复兴时代。”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109页。 ）
蔡元培这种将文化分为科学与美术两类的做法，有点类似后来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CPSnow，1905—1980）1956年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名作——《两种文化》的论调，该文认为西方的智力生活已分裂成为两个极端的集团：文学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斯诺认为：“二者之间 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 （［英］CP.斯诺：《两种文化》，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
类似的冲突情形也在中国出现过，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即是一例，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以张君劢为代表）与科学主义倾向（以丁文江为代表）的两派学者展开论战，与西方知识界分裂状态不同的是，中国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加入了科学主义派的行列，蔡元培虽未加入论战，但他明显是倾向于科学派。
如何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如何处理近代中西文化关系？这是新文化人当时思考的重点。蔡元培对此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首先，关于自身现有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民族之文化，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料” （《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目录〉序》，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279页。）。
其次，吸收外来文化是文化消化之预备。“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 “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 其亦将出而哇之耳！” （《文明之消化》，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460~461页。）
复次，选择外来文化，最要紧的是择善，择善的标准并无中外之别。“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 别的。……把这些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 （《复何炳松》，见《蔡元培全集》，第14卷，1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再次，揭示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欧化”，也非保存“国粹”。“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450页。）
最后，强调文化接触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消除冲突。“有人疑两民族相接触，为生存竞争的原故，一定是互相冲突的。但是眼光放大一点，觉得两民族间的利害，共同的一定比冲突的多。就是偶然有点冲突的，也大半出于误会；只要彼此互相了解，一定能把冲突点解除的。性质相异的两民族互相了解的进行，稍难一 点；若性质相近的，进行很易。我觉得法国人与中国人性质相近的很多。” （《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招待会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278页。）
这些意见反映了蔡元培对待外来文化心态开放、包容和择善而从的倾向。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导者，对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他抱以极大的期望：“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118页。）
表现了“跃进”的文化心态。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取向是反传统，但其内部对传统的态度却有微妙的差别：一种是在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下，对传统的良善因素加以发掘、利用，为现代性的生长提供传统的资源，将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一种是将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看成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要求将人们从神权、专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类似法国式的启蒙运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价值的取向。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表现了与中国人文传统的某种联系，选择启蒙运动则常常从反传统走向了“反文化”。蔡元培虽受法国文化影响很大，但他却总是将新文化运动比喻成文艺复兴运动。“吾人一说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联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因为他实在是文化运动上最显著的一个例证。”“因而观察我国的文化运动，也可用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一种参证。” （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92页。）
这样一种对新文化运动和欧洲近代文化的通解，与新文化阵营内的另一位代表胡适有相通之处，而与比较激进的陈独秀诸人相区隔。胡适亦从不采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的说法，这显示了蔡元培与胡适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取向，有着共同的偏好。
当代世界文化正处在一个酝酿剧变的时代，蔡元培认识到这一点：“自西历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是谓最近之六十年，此六十年中世界文化之进步，有一趋势焉，即由武断的信仰而进于相对的探试是也。”“要之此六十年中，世界文化，实为大变化之预备，将来进步，未可限量；生于此时期之人，正宜发展其创造 力，以应此时势之需要也。” （六十年来之世界文化》，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333、335页。）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文化的崛起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样一种情势的出现，必将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说到中国将来的乐观，一定有人想起德皇威廉第二的‘黄祸论’，以为中国兴盛起来，必将侵略欧洲，为白种人的大害。这也是一种误会。我意欲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根本思想说一说，就可以见得中国文化发展后，一定能与欧洲文化融合，而中国人与欧洲人，必更能为最亲切的朋友。”（中国的文艺中兴》，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88页。）元培正是以一种建构和谐世界、走向大同世界的超越心态来看待中西文化的融合的。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在近代中国思想界颇具特色。他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对传统表现出深深的眷恋，缺乏用现代的、科 学的眼光审视、反省、批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而在文化选择上采取一种固守的带有本位色彩的立场；也不像胡适这些年青一辈的“西化派”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度的称羡。他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对中国文化自身能以批判的、现代的眼光加以解析，力图在中西文化之间沟通融合，以在两者之间谋求新的平衡，进而创造一 种新的中国文化。

五、一个未完成的思想命题:以美育代宗教
在蔡元培生活的年代，宗教是一股有势力、有背景的力量。因此宗教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信仰问题，还是一个与政治文化相联的问题。蔡元培与新文化健将们的意见完全一致，这就是坚持“非宗教”的立场。他既反对康有为、陈焕章欲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明确表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 围，不能并作一谈。”“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493、495页。）
又反对基督教势力渗透教育领域的行径，在1920年代他曾表态支持非宗教运动。1922年4月9日，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蔡元培重申教育应与教会分立的立场，即“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入教育的”。他坚持：“（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非宗教运动》，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591页。）
蔡元培反对教会介入教育不仅是基于教育科学化和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考虑，还包含对民族教育保护的思想。他在对外的一次演讲中明确阐述了自己这一 立场：“据最近统计，在浸礼会所办学校中入学的学生总数，目前已接近三十万。受到天主教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人数，约有二十万五千余人。现在有迹象表明，在 这类学校中的学生人数有明显增长的趋势。可是我们看到，一有教会学校开办，就要宣扬某种宗教教义，就产生新的效果，造成新的影响，从而与我国传统教育相抵触。中国的教会忽视了中国的历史、文学及其它重要的学科，正自行建立另一套与中国国家教育制度相并行的教育制度。不过总有一天会证明，这种教育制度是为中国的国家教育制度所不能相容的。” （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348页。）
作为一个非宗教论者，蔡元培提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即“以美育代宗教”说，这是他富有特色的思想主张。他的这一思想最初系统阐述是1917年4 月8日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的演说词。蔡元培之所以提出这一主张，缘由留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回国后提出宗教问题之讨论，并各自提倡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 （以美育代宗教说》，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57~58页。）
也就是说，这些留学生有一部分人提倡基督教，另一部分人提倡孔教，甚至致力于将孔教定为国教，这两派均以宗教信仰为依归。为此，蔡元培从四个方面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关于宗教的起源和成分。“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感 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 （以美育代宗教说》，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58页。）
所以宗教最初能起解疑释惑的教化作用。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逐渐以科学解释一切。“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 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近世学者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之公例，以应用于伦理，则知具体之道德不能不随时随地而变迁；而道德之原 理则可由种种不同之具体者而归纳以得之；而宗教家之演绎法，全不适用。此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 （上，59页。 ）“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凡宗教之建筑，多择山水最胜之处，吾国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 （同上，59~60页。）
第三，美术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例如吾国南北朝著名之建筑则伽蓝耳，其雕刻则造像耳，图画则佛像及地 狱变相之属为多；文学之一部分，亦与佛教为缘。”“至于今日，宏丽之建筑，多为学校、剧院、博物院。而新设之教堂，有美学上价值者，几无可指数。其他美 术，亦多取资于自然现象及社会状态。于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 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

第四，纯粹美育具有陶冶情感之作用。“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 （同上，60页。 ）
可见，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有其自身的学理基础，并非空穴来风。
1920年至1921年，蔡元培有一段时间特别专研过美学，发表《美术的起原》、《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美术与科 学的关系》等文，并在北京大学开设“美学”一课，留有《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讲稿，堪称中国系统介绍西方美学理论第一人。蔡元培致 力于在新文化运动推行自己“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特别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 育。”“所以我很望致力文化运动诸君，不要忘了美育。”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739~740页。 ）
把美育教育纳入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并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具体落实“美育实施的方法” （参见《美育实施的方法》，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668~674页。），从而使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立为新教育的四大内容。
1930年12月，蔡元培再度撰文论述自己“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理由。他认为，“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权委托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原素”。宗教是旧时代的产物，而近代是科学昌盛的时代。“从科学发达以后，不但自然历史、社会状况，都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识、幽灵一类，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于是智育、德育、体育均不必倚赖宗教。宗教本身含有美的成分，美的价值不朽。“庄严伟大的建筑，优美的雕刻与绘画，奥秘的音乐，雄深或婉挚的文学，无论其属于何教，而异教的或反对一切宗教的人，决不能抹杀其美的价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 点，止有美。”美育与宗教有显明区别，这表现在“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以美育代宗教》，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585~586页。）。
蔡元培同时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说这一论题，表现了他这一主张的文明对话性质。
1938年2月8日蔡元培为《居友学说评论》作序时，交代他曾欲写作一部系统论述其“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的专著，惜未能成。
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的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 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惟有美育；（四）论附 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 书，真是憾事。 （《〈居友学说评论〉序》，见《蔡元培全集》，第8卷，516页。 ）
可见，“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坚持不变的思想，也是其自感尚未完成的一大理论。对于美育能否代替宗教，如何代替宗教，他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他的这一思想虽在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美育一度纳入学校的教学内容，但当时也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新文化阵营更多的论者（如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倾向 “科学的人生观”。尽管如此，蔡元培这一思想仍可视为新文化运动可以采纳的一个内容——一个比较健康且可继续努力的方向。
六、蔡元培生平编撰、著作整理与研究
蔡元培著作在其生前即有结集出版。1920年北京大学新潮社编印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931年上海广益书局又编印《蔡元培言行录》，较前著 有所增补。1949年后，两岸学术界对蔡元培著作整理颇为重视。在大陆，1959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蔡元培选集》，收文67篇。高平叔先生经过多年的 努力，在1980年代陆续编成《蔡元培全集》（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1989）。在台湾，1961年台北复兴书局出版孙德中编辑的《蔡元培遗 文类钞》。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编印《蔡元培选集》（6册）。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孙常炜编辑的《蔡元培先生全集》，收入文章、书信达480篇 （通），著译7种。1995年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推出由两岸学者通力合作编辑的《蔡元培文集》（14卷），该集按专题分卷，文后详加注释，以便读者 阅览，这是两岸学者在蔡元培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合作。在此基础上，经过各方面的推动、努力，在蔡元培亲属的密切配合下，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组织相关学者成立 “蔡元培全集编辑工作委员会”，分工协作，编辑了新版《蔡元培全集》（1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各卷内容依次：第1~8卷文 编（1883—1940年），第9卷译著，第10~14卷函电（1894—1940年），第15~17卷日记、年谱（1894—1940年），第18卷续 编。该书在收集材料方面较此前各书有相当大篇幅的扩充，所收文（函）后面详加注释，解疑释难，其所下气力之大，在近代人物全集编辑中，实为罕见，这是迄今 最大规模的蔡元培著作结集出版。至于近二三十年来各地出版的各种蔡元培单行本著作、选集、专题结集，多达上百种，在此不再罗列。
研究蔡元培的生平事迹，最早有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陶英惠先生的《蔡元培年谱》（上册，“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36），1976年6月初 版），对蔡元培前期生平编撰下力甚大，惜只写到1916年。台湾孙常炜先生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传记》（三册，“国史馆”，1985—1987）集年谱与传 记于一著，是作者多年研究蔡元培心血的结晶。高平叔先生在原有《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继续努力，1996年推 出四巨册《蔡元培年谱长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这套年谱长编有200余万字，取材之丰富、考订之周详、排列之有序，堪称近人年谱的一部 佳制，实现了蔡元培托付给高先生的一个遗愿。王世儒先生编撰的《蔡元培先生年谱》（两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万字，是献给北京大学建 校一百周年和蔡元培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一份礼物，该书在搜集报刊材料方面亦展其长。近人回忆蔡元培的文章结集为纪念集的有：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4），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北京，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1997）。评述蔡元培生平的传记、评传有：周天度《蔡元培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唐振常《蔡元培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5）、张晓唯《蔡元培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崔志海《蔡元培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等十多种。这些年谱、纪 念集、传记的出版，对人们了解蔡元培，普及蔡元培事迹起有重要作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为纪念蔡元培诞辰120周年、130周年、140周年，已先后三度召开学术研讨会，并有结集的论文集《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蔡元培研究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蔡元培研究向前发展。最近十多年来，每年有关蔡元培的研究论文数量在不断向上攀升，专题研究蔡元培 的论著亦时见问世，显示出学术界对蔡元培研究越来越重视，蔡元培作为近代知识界的风范人物已进入公众的视野。
本卷所收蔡元培著作、文章，即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所编《蔡元培全集》为底本，参校原始发表文本。编选作品以反映蔡元培的教育、中西文化观和学术思想为主，所收文章、著作按写作、出版时序排列。因篇幅所限，编选工作恐难尽如人意，敬请读者谅解。在编校过程中，北大历史学系研究生顾琼敏、陈夏琼、史少伟参与核校原文，特此致谢。
欧阳哲生
2013年5月3日稿毕于北京海淀水清木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