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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冯桂芬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168-9

著者：熊月之 

责任编辑：徐海艳

成品：160*230     页数：341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 2014-11-21 

定价：58.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第一部综合性的冯桂芬著作选集，是了解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思想的必备资料。 

由国内冯桂芬思想研究权威学者熊月之选编所选文章力图全面反映冯桂芬各方面思想面貌、学术成就的内容。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冯桂芬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主要以中国文化为思想资源，以开放、开明、健康、自信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变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他较早地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写成传抄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部分刊行于七十年代，完整刊刻于八十年代，讨论签注于九十年代，其影响则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未间断。 

编者简介 

熊月之，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同年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林》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年）、《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年）、《上海通史•总论》卷（1999年）、《冯桂芬评传》（2004年）、《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2008年），论文有《论郭嵩焘》、《略论冯桂芬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等百余篇。

◆内容简介

冯桂芬迄今没有完整的文集问世。本书从存世的冯氏各种已刊、未刊著作、文稿中，选取能够比较全面反映冯桂芬各方面思想面貌、学术成就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文艺、文论、自然科学）、军事等方面，文体有序、记、跋、题辞、公启、奏疏、札件、函稿、议论、传记等。这些文字主要取自《显志堂稿》、《显志堂稿外集》、《显志堂制艺》与《校邠庐抗议》。本书是第一部综合性的冯桂芬著作选集。

◆ 简要目录

目录 

导言 

序、记、跋与题辞 

《明纪》序 

《约堂算学杂记》序 

《天元算术》序 

《两京印录》序 

《问经堂印谱》序 

吴平斋《古官印考藏》序 

《琴学小知》序 

黄潄庄大令梦菊《滇南事迹》序 

《广西乡试录》序 

《太上感应篇合注》序 

《窥天镜》序 

《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序 

《良方集腋合璧》序 

《验方新编》序 

邵步青《医学三书》序 

《似山居图》序 

《通隐堂诗》序 

《梵隐堂诗存》序 

秦稚枚《小睡足寮诗》序 

《碧螺山馆诗》序 

《蕉窗十则诗》序 

《可自怡斋试帖》序 

《惜阴书舍戊申课艺》序 

《思适斋文集》序 

《潘功甫文集》序 

《蒋篆香文集》序 

《薄斐君遗文》序 

《蒋丹林制艺》序 

《洪铭之时文》序 

《沈汝松时文》序 

《忆樊居制艺》序 

王兰史刺史《自订年谱》序 

《荣氏族谱》序 

送张中员大令之官武昌序 

送许洵臣中丞还营序 

萧山汤协揆师八十寿序（代） 

朱兰坡宫赞师七十寿序 

庄年丈七十寿序 

程楞香中丞六十寿序 

顾南林年丈七十寿序 

潘绂庭京卿五十寿序 

顾蓉庄年丈七十双寿序 

《咸丰元年中星表》序 

《西算新法直解》序 

《弧矢算术细草图解》序 

《杨菊仙时艺》序 

《人生必读书》序 

林少穆中丞五十寿序 

重修吴县学记 

阙里致经堂记 

珠里义学记 

苏州试院记（代） 

改建正谊书院记（代） 

重建吴江松陵书院记（代） 

林文忠公祠记 

重建张忠敏公祠记 

移建昭忠祠碑记 

上海果育堂记 

光福一仁堂记 

耕渔轩记 

怿园记 

游祁阳浯溪记 

重建垂虹亭记 

养闲草堂记 

太初道院记 

重修邓尉圣恩寺记 

上海重建武帝庙记 

沪城会防记 

江苏减赋记 

癸丑均赋记 

记吉中丞逸事 

潘东园课桑义塾记 

咏勤公所恤寡会记 

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 

五十自讼文 

跋《海国图志》 

《袁胥台父子家书》跋 

《惠氏四世传经图》跋 

启、疏、札与函稿 

公启曾协揆 

启李宫保论减赋 

再启李宫保 

三启李宫保 

启肃毅伯李公论清丈书 

与李方赤太守书 

与当事论捐办防堵书 

与曾揆帅书 

与陆督部书（已酉） 

与许抚部书一（癸丑） 

与许抚部书二（癸丑） 

与许抚部书三（癸丑） 

与赵抚部书（丙辰） 

与友人书 

复庄卫生书 

致姚衡堂书 

致李伯相书 

致曾侯相书 

复应方伯论清丈第二书 

复何小宋制军书 

致何制军公书 

论清丈书 

复潘玉泉比部书论清丈舆图局事 

《吴县清丈章程》二十条 

复殷谱经 

复友人书 

拟核减浮勇札 

《征收条漕永远章程》勒石示谕 

酌减租额公牒 

公呈督抚 

覆陈修改阊门事宜公牍（己巳） 

请禁山呈 

拟请分建江苏贡院疏 

请减苏、松、太浮粮疏（代） 

拟请再减赋额疏 

请定步弓尺寸公牒 

请均赋牒（丙辰） 

均赋说劝官（癸丑） 

均赋说劝绅（癸丑） 

均赋说劝衿（癸丑） 

均赋说劝民（癸丑） 

议论与传记 

均赋议（癸丑） 

裁屯田议 

寓兵于工议 

通道大江运米运盐议 

借兵俄法议 

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垦荒议 

用钱不废银议 

太湖收船议 

变通钱法议 

变通淮盐议 

沙田弭讼议 

苏、松重赋源流录要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子曰述而不作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副将华尔小传 

校邠庐抗议 

《校邠庐抗议》序 

自序 

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上卷 

公黜陟议 

汰冗员议 

免回避议 

厚养廉议 

许自陈议 

复乡职议 

易吏胥议 

省则例议 

杜亏空议 

改捐例议 

绘地图议 

均赋税议 

稽旱潦议 

兴水利议 

改河道议 

劝树桑议 

折南漕议 

利淮鹾议 

改土贡议 

罢关征议 

下卷 

筹国用议 

节经费议 

重酒酤议 

稽户口议 

壹权量议 

收贫民议 

复陈诗议 

复宗法议 

重儒官议 

改科举议 

改会试议 

广取士议 

崇节俭议 

停武试议 

减兵额议 

严盗课议 

重专对议 

采西学议 

制洋器议 

善驭夷议 

跋 

跋 

冯桂芬年谱简编 

后记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冯桂芬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也是有诸多事功实绩的实行家。经他多年奔走呼吁，江南重赋问题得以舒缓。经他倡导和擘画，上海同文馆得以创办。不论在此消彼长的思想长河中，还是在为国为民的躬亲实践方面，冯桂芬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都有重要影响。 

一、生平简历 

冯桂芬，字景亭，一作景庭，号林一，晚号懁叟。嘉庆十四年（1809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县一个“有薄田十顷”冯桂芬：《五十自讼文》，见《显志堂稿》，卷十二。的地主家庭。父亲冯智懋中年多故，家中又多次遭遇火灾，家境在当时也并不很富裕。冯桂芬自幼聪颖，记忆力尤好，在私塾读书时成绩优异。十九岁，补吴庠博士弟子员。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十四岁的冯桂芬在苏州最有名的书院之一正谊书院读书。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到书院考课，对冯颇为欣赏，将其招至署中读书，并让他编校自己所辑《西北水利说》。从道光十三年到十八年，冯桂芬前后共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落第，心中不免有些沮丧。 “落花时节每相逢，一度来游一凄绝”诗后自注：癸巳以来每下第，辄就馆是邑。参见冯桂芬：《顾侍萱学博蓉湖渔隐图》，见《梦柰诗稿》，3页。的诗句，便是其当时内心独白。 

道光二十年，冯桂芬第四次参加会试，终于高中一甲二名，赐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其后，他充任道光二十三年的顺天乡试同考官和道光二十四年的广西乡试正考官。从广西回京后，仍在翰林院供职，任国史馆协修、教习庶吉士等，参与编纂《实录》。 

道光二十五年，冯母谢氏逝于京邸，冯桂芬扶母榇南归吴县，守制在籍。道光二十八年春，服阕。因顾虑父亲年迈，不欲至京师，乃在金陵主讲惜阴书院。是年冬，奉父北上京师。两年后，正当冯桂芬在潘世恩引荐下，得蒙皇帝召见，可在仕途上一展抱负之际，丧亲之痛再次降临，其父在京去世。冯桂芬又归苏州守制。此后两年，他在扬州修盐法志。 

咸丰二年（1852年），冯桂芬守制期满，正欲赴京供职，不料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打乱了他的行程。翌年，太平军占领金陵，冯奉旨在苏州办理劝捐、团练。其时苏州居民移徙一空，冯桂芬与同人议设协济局，劝各富户输捐馈饷。又在城厢内外议设团防，有力地支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咸丰六年，冯桂芬在吴县光福镇建立善堂，名为一仁堂，为当地慈善事业打下了基础。咸丰七年，冯桂芬被劾劝捐舞弊，后经查实得白。其实因均赋一事，他得罪了地方大户，乃为流言所中。 

咸丰八年春，冯桂芬北上京师，抵京时已以逾期开缺。他在京候补年余，感到皇帝对自己不再赏识，因此感叹人入老境，对仕途心灰意冷，遂想在学问上做些成绩。咸丰九年秋，请假回籍休养。 

咸丰十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城，冯桂芬流离失所，最后避地上海。翌年，应江苏巡抚薛焕之聘，主持上海敬业书院，并完成《校邠庐抗议》四十篇。他与潘曾玮等人一起策划上海中外会防局，力主“借师助剿”，终使太平军被镇压。与此同时，他们也向曾国藩乞师援沪，致曾国藩的书信便出自冯桂芬之手，此信对说动曾国藩援沪起了重要作用。 

同治元年（1862年），冯桂芬因欲申其减赋夙愿，入李鸿章幕。苏、松、太重赋一直是冯桂芬关注的问题，他乘机向李鸿章提出减赋之事。李将此事交托给冯桂芬和粮道郭嵩焘办理。冯桂芬代曾国藩、李鸿章起草了《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在疏中，他提出减额之效利于民又利于国。经他与其他一些江南士绅的不懈努力，减赋一事终于成功，经中央核定的减征办法，关于地丁漕项银，不减定额，而减浮收；关于漕粮，苏、松、太减少三分之一，按轻重分别递减，原额重者多减，原额轻者少减。这对舒缓江南百姓的赋税重压起了积极作用。 

同治二年，冯桂芬奉命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任首任监院。他拟订了学馆的总体规划，对学馆的办学宗旨、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都有具体设想。晚清中国共有三所官办外语学校，以广方言馆成效最大，这与冯桂芬在开创之初的良好擘画不无关系。 

寓居上海期间，冯桂芬亲历深受西方影响的上海租界，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同治三年，冯桂芬返回苏州，主讲正谊书院。此后，他定居木渎，编修《苏州府志》。 

同治十三年，冯桂芬病逝。 

二、思想主张 

冯桂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中外格局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从天朝大国到列国之一，从天下无敌到城下之盟，从闭关锁国到被动开放，从自给自足到贸易通商，从大刀长矛到坚船利炮。冯桂芬在鸦片战争爆发那年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此前，他主要是读书、应考；此后，他主要是做官、治事。他在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各生活了三十多年。他亲历、亲见或亲闻了时代的巨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他在京城，主持禁烟事务、坚决抗英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是他的恩师，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是他的好友。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对外交涉，但是，他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时，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是对外交涉前沿，一是西人聚集之地。他参观过租界，接触过西人。他的学生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助西人译书，时常带给他有关西方的信息。他有机会了解中外大势，了解中西差别。 

冯桂芬生性沉静，长于思考。当一般人还欣欣于“万年和约”，或斤斤于“夷夏之辨”时，他已经认识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以下凡引用《校邠庐抗议》文字，只注篇名。 他已经明白，中国虽为天下大国，但不是天下中心，中国面积仅占地球十五分之一，其余国家有百来个。中国想要在世界强国之林中有一立足之地，必须面对和适应已经变动的世界格局。“夫世变代嬗，质趍文，拙趍巧，其势然也。” 变局的思想在冯桂芬心中开始酝酿。 

变局虽应势在必行，但也绝非易事。冯桂芬看到中国有很多地方不如西方，他指出：“而今顾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 但这种不如人，不是中国人天赋不如人，而是后天努力不如人：“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 

《制洋器议》。 冯桂芬归纳中国不如人的地方，集中在六个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当然，这六不如夷，是冯桂芬在《制洋器议》中集中叙述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国不如夷人处，远不止这六项。 

找出差距是为了向西方学习，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古今这两对矛盾往往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障碍。为了消解、缓和、调和这两对矛盾，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西学中源、师夷制夷、托古改制、中体西用等思想以作为变革的依据。在冯桂芬这里，他鲜明地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收贫民议》。的口号，以唯善是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所谓“古先”，自应包括祖宗成法；所谓“蛮貊”，当然包括西法。所谓“善”，就是有效、有用，能富国强兵。冯桂芬认为古今之别并不重要，中西之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善与不善，善是唯一标准。这是在西方文化涌来之际，勇于反省本国文化、吸收别国文化、充满自信的相当健康的文化心态。 

鉴于此，冯桂芬又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此前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冯桂芬则将学习内容大加扩展，包括学术层面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技术层面的坚船利炮、龙尾车、虹吸、采矿机器、浚河机器；制度层面的贫民救助、人才教育、人才选拔、民情上达、君民不隔，甚至依稀涉及精神层面的“名实必符”问题。他还认为学习西方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能够做到“自造、自修、自用” 

《制洋器议》。。冯桂芬将“师夷”与“变法”进行有机的结合。采用西学最重要的途径是变科举、兴教育，在冯桂芬变法主张中停武举、设特科、设立“翻译公所”都是其体现。冯桂芬认为，洋器不难学，西学不难学，难的是聪明人不肯学，说到底是价值导向、社会风气。于是他提出国家应改变对西学人才的使用机制问题，应“特设一科以待能者” 

《制洋器议》。。顺着采西学的思路，冯桂芬提出了“鉴诸国”的变法主张。变法，在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有一条叫“法后王”，冯桂芬主张，在“法后王”的同时再加上一条“鉴诸国”，“法后王”着眼的是时间维度，“鉴诸国”着眼的是空间维度，“法后王”体现的是历史眼光，“鉴诸国”凸显的是世界意识。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过其议论“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也说过其变法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似乎“三代圣人之法”是衡量善与不善的最高标准。仔细一想，这两句话与上述“法苟善”那段话是相互冲突的，是两个标准。对此，丁伟志敏锐地指出：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所谓“三代圣人之法”云云，是一篇言不由衷的自我表白，起的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包装作用，既掩饰了提倡西学的激烈倾向，又堵塞住已经发生的和将会遭到的离经叛道的一类责难。参见丁伟志：《校邠庐抗议与中国文化近代化》，载《历史研究》，1993（5）。 “法苟善”这两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校邠庐抗议》的总纲，“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是除旧，“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是布新。两者合起来，构成了变法的全部内容。 

比起早十几年的魏源来，冯桂芬的变法主张更为全面、系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外交各个方面。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冯桂芬出身于下层，懂得民间疾苦。他出生在苏州，那是赋税重、民生苦的地方，也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的地方，饱受战争之害。他深受重赋之苦，母亲之家即为催科所破。他研究过漕运，接触过盐政，考察过黄河，丈量过土地，了解过土贡，做过幕僚，当过教习，做过京官，在科举道路上也曾一再顿挫。对种种社会问题，他有切肤之痛。他熟悉典章制度，知识渊博，勤于思索，对许多社会积弊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江南重赋是个不难理清的问题。同在中国，苏州、松江、太仓缴纳的赋税，比同在江南的常州多三倍，比镇江多十倍，比其他省份的府州，最高的要多二十倍。这样的规定，极其不合理。考其来由，因为南宋以后，这里官田多，民田少，官田赋重。明太祖朱元璋痛恨江南人曾经帮助张士诚，在坐稳江山以后，就硬是规定这里多缴赋税。到了清朝，官田变民田，张士诚的历史旧账也不存在了，但是，江南人还是要照老规矩多纳赋。 

漕粮问题也极其明显。漕粮从江南运到京城，各种运费、保护费等加在一起，每石算下来要花十八两银子，但是，京城里领取漕粮的大多数是北方人，不喜欢吃米，于是，他们就把米拿去卖，然后买杂粮吃，每石米只能卖到一两银子。很多人干脆不领米，只领米票，把米票卖掉。这劳民伤财的陈规陋习很难变革。因为，从征集、运输、护运到分配，每个环节都有很多利益，有成千上万的食利群体，从具体办事人员到道员、总督。 

土贡弊端更为简单明了。京城在北方，皇帝、皇亲国戚、百官公卿要享用全国土特产品，这无可厚非。但是，朝廷的规定有时极不合理，比如规定某地上贡的东西，并非其地特产，甚至其地本无此产品，如江苏之木蜡、桐油之类并非特产，四川之米、广西之马之类。有些规定上贡的东西，不易保存，不适合长途运输，如广西土贡面粉，跋山涉水，旷日持久，送到京城，早已霉变。但是，规定上贡就必须上贡。于是，各地就采取变通办法，到京城去买，贴上本地标签，再买通书吏一干人等，以假充真，成本比直接从市场采购高出许多倍。 

至于科举之误人，军队之腐败，吏治之窳败，财政之亏空，盐政之漏私，关征之黑幕，度量衡之混乱，农桑之待兴，贫民之待济，户籍之待管，盗贼之待治，教育之待改，师道之待尊……种种弊端，尽呈眼前。冯桂芬对这些百弊丛生的现象都有深刻的思考，是他变法的主要着眼点，具体主张如下: 

政治方面变革，主要包括以公黜陟改善官僚升降机制，以复陈诗改善民意上达机制，以汰冗员压缩官僚编制，以省则例、免回避提高行政效率，以广取士、许自陈、变捐例、易胥吏提高官吏素质，以厚养廉遏制官吏贪污，以复乡职加强基层建设。 

经济方面变革，有农业与水利、贸易与运输、财政与税收几个方面，主张绘地图、均赋税、兴水利、改河道、劝农桑、折南漕、改土贡、筹国用、节经费、杜亏空、裁屯田、利淮盐、罢关征等等。在冯桂芬经济思想中，政府的角色有的地方应加强，如在市场营造（统一度量衡）、调节税收、节约开支等方面，有的地方要淡化甚至退出，如漕运、土贡等，也可以说，在经济政策上要强化，在经济活动中要淡化。 

社会方面变革，以收贫民救助、教育贫弱群体，以稽户口加强户籍管理，以严盗课控制社会秩序，以崇节俭树立社会风气，以复宗法维护社会稳定，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社会措施和制度加以采用。 

教育方面变革，提出办外语学校、提高教师地位（重儒官）、变科举、改会试等。他认为与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有关的是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减少考试次数、改善录取方法。对于科举考试之弊端，冯桂芬有深刻揭露。但他对科举考试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其方法可用，其考试次数宜少，考试内容宜难。考试以经解、策论、古学为主要内容。其中保留了传统的一部分，也新增加了一些，如算学。主考之人，三场各一主考官而分校之。学政令大小京官举经解、策问、古学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与官职之大小。 

军事方面变革，主张停武试，建议停罢大小一切武试，统一归之荐举。令各州县于书烟户门牌时，凡有成童以上力能举若干等斤者，造册由县而府而督抚学政，考验符合，皆登之册，礼之如文士，删一切前跪报名等例。其中进士选者，给咨送部引见授职，内用者留京营学习，外用者回省营学习，余分别作为举人、生员，皆留营学习，序补弁兵额。其不愿留营，愿仍就士农工商旧业者，虽状元授职后亦听，逾时愿至者亦听。 

外交关系方面变革，提出了善驭夷和重专对两个问题。冯桂芬认为“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 

，驭夷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 

《善驭夷议》。 在与列强的交往中，重专对，即重视外交谈判人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在以往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中，若有专业的外交人员，很多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今般糟糕。 

对每一问题，冯桂芬都指其症结，考其演变，开出方案，说明利弊得失。在冯桂芬以前，魏源对改进武器，改善漕运、盐政、河道等方面问题，也曾提出过一些变法方案；太平天国洪仁玕也曾提出过开办近代交通运输、开矿、立厂、办银行、设新闻馆、鼓励制造发明等一些变法设想，但极简略，远不及冯桂芬这么全面、系统。 

冯桂芬变法主张的可贵之处，在于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近代思想家与政治家基本上是由两类人构成的，思想家多缺乏从政经验，如王韬、郑观应，对政治运作过程不太了解，因此，陈义高而落实难；政治家又因为过于重视政治运作而短于政治理想，疏于理论创造，如李鸿章、袁世凯。前者太书生气，后者过政客化。既了解政治运作又能进行理论创造的人实在少之又少，郭嵩焘算一个，冯桂芬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官做得不大，但在京师十多年，且在翰林院这个清贵的位置上，又与许多上层官僚关系密切，从陶澍、林则徐、潘世恩到曾国藩、李鸿章，这使得他有机会了解很多政治具体运作过程和内幕情况。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冯桂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也尽力考虑操作可能与社会承受能力。 

在《校邠庐抗议》原稿中，冯桂芬本有设立“奇才异能科”的建议，后来正式定稿时，便将这个建议舍去了。这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操作难度而舍去的。在《校邠庐抗议》的《公黜陟议》中，冯桂芬本写有“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等关于民主制度的一段话，后来正式定稿时删除了。这也是他尽量不要触犯时忌的表现。比如，他提出停武试，就考虑到那些已有武科功名人的出路问题；他提出“重酒酤”，就既考虑国家利益又兼顾酒民习惯。正因为他的方案比较能够兼顾理想与现实、事理与人情、除旧与布新等种种方面的利益平衡，所以，在三十多年以后再看，依然入情入理。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家大抵分三类：一是从头说，横空出世，新辟天地，开宗立派，自成体系；二是照着说，按照先圣前哲确立的思想体系，发扬光大，阐幽发微，贯彻落实；三是接着说，接续前哲，粗者精之，疏者密之，断者续之。冯桂芬是三者兼而有之。就经世致用传统而言，他是照着说，按照顾炎武的思路，一路走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顾炎武多有类似之处，留心观察，深入思索，沿波讨源，由此及彼。就改革的具体主张而言，在漕运、盐政、水利等方面，他是接着说，上接陶澍、林则徐；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方面，上接魏源。但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样理性变法纲领的，冯桂芬是第一人。他大笔挥洒，自出机杼，创榛辟莽，自辟蹊径，是从头说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王韬的自强诸论，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陈炽的庸言，宋恕的卑议，从思想史上看，尽管自有新见，各具特色，但都是照着或接着冯桂芬的思路顺流而下的。 

总括而言，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的，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注意消解变法中古今中西矛盾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务实、深刻、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 

三、著述概况 

冯桂芬一生著作颇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校邠庐抗议》、《显志堂稿》与《梦柰诗稿》。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著述中最为重要的一书，也是他变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此书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稿本42篇，40篇写在咸丰十年至十一年，另外两篇是旧作，其中《用钱不废银议》作于咸丰二年，《以工巧为币议》作于咸丰五年。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包括公黜陟、汰冗员、厚养廉、绘地图、均赋税、折南漕、复乡职、变科举、重专对、停武试等诸多社会改革的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以及“六不如夷”之说均出于此。 

“抗议”，冯桂芬自称是沿用《后汉书•赵壹传》语，即位卑言高之意。他借用此词，表示自己虽然位卑但仍言高。同时赵壹的个性和遭遇与冯桂芬颇为相似。冯桂芬对东汉历史研究有素，他以“抗议”为书名，并揭明典故出于赵壹传，多少有些以赵壹自况的意思。冯桂芬对“抗议”二字有说明，但对“校邠庐”三字没有交代。这三个字连用，前无典故，是冯桂芬首创。“庐”字无别解，指简陋的房舍。“校”为“校正”之意。“邠”为商、周时代邑名，在今陕西旬邑县西南。冯桂芬写定《校邠庐抗议》时，正是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之时。他以“校邠”为“庐”名，以《校邠庐抗议》为书名，似含有对清廷一味妥协外交政策的不满之意。 

冯桂芬在世时，书稿即有抄本流传于友人之间，并寄呈曾国藩，请为作序。此后书稿便在曾国藩幕僚、同僚中传播开来。冯桂芬对《校邠庐抗议》稿有所改易，其誊清稿后来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其草稿后来收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比较稿本、各种抄本，对于研究《校邠庐抗议》成书过程、冯桂芬思想变化，很有价值。光绪九年，《校邠庐抗议》才正式刊行，之后出现各种刻本，如光绪十年的江西豫章刻本、光绪二十三年的上海石印本、光绪二十四年的潘氏刻本等。在成书后的22年中，《校邠庐抗议》在士大夫中流传甚广却不正式刊行，有许多抄本而没有刻本，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根源就在于济世之志难免有过分激烈之言语，有所顾忌。《校邠庐抗议》的影响力历久不衰。光绪十五年，帝师翁同龢向光绪皇帝推荐《校邠庐抗议》，认为书中所讲“驭夷”等条，最切时宜，为当今第一要务。光绪皇帝从中选出六篇，装订一册，题签让翁同龢看。翁非常高兴，认为这表明光绪皇帝对洋务“留意讲求，可喜”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50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刷印一千部，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或加以评论。这批签注本，现存明清档案部，有二百余部，四百余册，大都有黄纸浮签，写着签注者对该篇的意见。现存签注意见者，合计为372人，包括大学士、内阁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理衙门、理藩院官员，都察院都御史、御史，翰林院侍讲、编修，国子监祭酒、司业、学正、助教，步兵统领衙门、京城巡捕营官员，顺天府尹及所属知州、知县、同知等。从各位官员的签注可以看出，《校邠庐抗议》虽然时过三十多年，仍然不失其耀眼的光彩。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评价此书：“全书精粹最妙者有二语：曰‘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旨哉斯言，千古名论也。现值庶政维新，诚本此二语以行之，深合乎穷变通久之大旨焉”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载《文物》，1978（7）。。御史黄均隆批注《公黜陟议》：“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有些意见，直到戊戌时期，仍然被一些守旧官僚视为偏激之论。体仁阁大学士崑冈签注《公黜陟议》：“庶僚会推，下位保举，流弊滋多，似不可行。考官学政，皆由公举等，尤为滞碍”。 徐桐之子、左副都御史徐承煜签注《广取士议》：“近来取士之法，屡奉明诏，实力讲求，无庸再议。夫取士不可不广，用人不可不严，且用舍之权，操之自上。冯桂芬谓‘荐举之权，宜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二语，即是民权之说，实属谬妄。”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载《文物》，1978（7）。 

《显志堂稿》，光绪二年校邠庐刊行，扉页张之万题名“显志堂集”，故亦称《显志堂集》，前有吴云、俞樾、吴大澂序言，李鸿章写的墓志铭，陈倬、许赓飏、朱培源、夏从铻、叶昌炽等祭文，潘遵祁等十二人请奏建专祠呈，李鸿章奏建专祠片，江苏巡抚吴元炳所题崇祀乡贤录，袁潮绘的《校邠先生遗像》。书凡十二卷，卷一、卷二主要是序文，卷三、卷四主要是记，卷五为书信，卷六为传记，卷七、卷八为墓志铭、行述，卷九为公牍、奏疏，卷十、卷十一为论议，卷十二主要为题跋。 

“显志堂”之名由来，冯桂芬没有交代，冯芳缉等人也没有说明。我以为，此名似出于冯衍《显志赋》。冯衍，东汉人，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少时有奇才，二十岁即博通群书。新末入更始政权，任立汉将军，后投刘秀。因遭人谗毁，怀才不遇，被废于家，闭门自保。汉明帝时曾上书自辩，终不见用，潦倒而死。晚年撰《显志赋》以自伤不遇。自称：“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内云“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顾尝好俶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赋中借史实以讽喻时政，借追慕古人而抒发其郁抑不平。冯桂芬遭际与冯衍颇有相似之处，且都姓冯，冯桂芬当系借冯衍“显志”典故以抒发内心的不满。 

《梦柰诗稿》，扉页有张之万题“梦柰诗存”，故一作《梦柰诗存》，是冯桂芬唯一诗集，光绪二年由冯芳缉刊刻。卷首有蒋德馨序言，收诗107种128首，不分卷。有些诗涉及冯桂芬的交游、经历：如《怀人诗二十首》，涉及林则徐、朱兰坡等；《顾侍萱学博蓉湖渔隐图》、《滩上有纪》，涉及冯桂芬参加科举考试落第的情况。其述怀言志诗，对于了解冯桂芬思想有重要价值，如《五十初度自题小影》、《五十初度小影又题》，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 

冯桂芬著作还有以下一些： 

数学、天文学方面的有《西算新法直解》（八卷，与陈玚合撰）、《弧矢算术细草图解》（一卷，李锐草，冯桂芬解，抄本）、《道光甲辰元赤道恒星图》（刻本，同治七年）、《李氏恒星图中星表》；文字学方面的有《说文解字韵谱补正》（未成书，目录见《五十初度自题小影》）、《说文解字段注考正》（1928年影印本，十五卷）、《说文部首歌》；课艺与志书方面的有《惜阴书舍课艺》（二卷，冯桂芬评阅，朱开第校刊，道光二十八年）、《正谊书院课艺》（初集，冯桂芬辑，刻本，光绪二年）、《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同治重修，冯桂芬总纂，江苏书局本）；还有《显志堂楹联》（抄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校邠庐逸笺》（包括《周礼职官分属歌》、《说文部首歌》、《山海经表目》（藏上海图书馆）、《盛世危言外编》（二卷，上卷为冯桂芬著作选，包括《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十三篇，下卷与冯桂芬无关。上海赐书堂印，光绪二十一年））等。 

此外，还有两种资料值得介绍，即冯桂芬著作初稿与《显志堂稿外集》。 

冯桂芬著作初稿，现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凡14册。这些手稿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其一，《显志堂稿》的草稿、抄稿、誊清稿。 

其二，显志堂剩稿。这是《显志堂稿》挑选剩余下来的稿件，有些抄稿，日后再次誊清，编成《显志堂稿外集》，有些未见收入其他文集中。 

其三，《显志堂制艺》，是冯桂芬制艺残稿抄本，目录上标明有77篇，现存54篇，其中关于《大学》的9篇和关于《论语》的45篇，合订为一册。冯桂芬在道光、咸丰年间，以善作八股文出名，这本制艺，对于了解冯桂芬八股文实际情况，很有价值。 

其四，手稿残页。这些残页，没有装订成册，互不连贯，其中有《校邠庐抗议》的手稿残页，对于了解《校邠庐抗议》成书过程，有些价值。比如，现在的篇名，均为“某某某议”，如《采西学议》、《兴水利议》，但是，手稿残页显示《校邠庐抗议》目录，只是《公黜陟》、《汰冗员》，三个字，无“议”字，这说明在酌定篇名过程中，冯桂芬考虑过只用三个字而省去“议”字。 

《显志堂稿外集》（以下简称《外集》），封面所题书名为《显志堂外集》，各卷所题皆为《显志堂稿外集》，稿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凡4卷，每卷1册。卷一为各种序言，包括《易用序》、《咸丰元年中星表序》、《西算新法直解序》、《人生必读书序》等29篇。卷二为记与信，凡41篇，其中记有《癸丑均赋记》、《军门田公战绩记》、《潘东园课桑义塾记》等，信有《上陶宫保书》、《与李督部书》、《复丁雨生中丞》等。卷三为传记、墓志铭、像赞、公牒等，凡24篇，传记有《两赵君家传》、《吴晓亭翁传》、《居节妇传》等，墓志铭有《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新阳李公暨杜夫人合葬墓志铭》、《封通奉大夫元和顾公暨配张夫人合葬墓志铭》等，像赞有《潘理斋先生像赞》，公牒有《酌减租额公牒》、《覆陈修改阊门事宜公牒》。卷四是跋语、题辞、寿序之类，还有他在翰林院为皇帝起草的祭文，诸如《皇帝告祭东海神文》、《皇帝告祭南海神文》、《皇帝告祭西海神文》、《皇帝告祭北海神文》。 

《外集》是冯芳缉等人在编辑《显志堂稿》时未收文稿的汇集。其中除了极个别文章，如《西算新法直解序》等几篇序言，在他书出版时发表过，绝大部分为未刊稿。 

《外集》有些资料极为重要。比如，咸丰三年（1853年）冯桂芬在苏州推动均赋，得罪了地方大户和一些官员，后来被诬告贪污舞弊，这是冯桂芬仕途一大转折。对于此事，由于涉及一些当权者和具体人，冯桂芬总是闭口不谈，或含混其词。冯芳缉等人在编辑《显志堂稿》时，也因此剔除了有关文稿。这样，后之研究者遇到这段历史，就难明其详。这个答案在《外集》里找到了。卷二第一篇《癸丑均赋记》，将事件起因、经过、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尽管说到对立面时用“某方伯”而不道其名，但这很容易查清是谁。这篇《癸丑均赋记》在冯桂芬著作初稿中亦有。 

《外集》对于了解冯桂芬生平、交往有重要价值。信件本身就是冯桂芬与人交往的资料。在一些传记、序言中，冯桂芬也会提及与这些人的关系。 

《外集》对于了解冯桂芬生活状态有一定价值。冯桂芬写过许多应酬文章，包括寿序、墓志铭、墓表、家传。在那个时代，写这类文章，通常都有报酬。以榜眼、翰林的身份，其润笔规格应该相当可观。冯芳缉日记里就记载过他与人谈定“寿序润笔”的事情。冯桂芬以“善治生”出名，换句话说，他在同辈中，以善于创收出名，冯桂芬自己也供认不讳。他的经济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润笔。但是，他到底写过多少这方面的文字，无从考察。《外集》中保存了一部分这方面的文字，对于了解冯桂芬经济收入，有一定价值。 

四、本书编选原则 

冯桂芬是近代相当重要的思想家，遗憾的是，迄今尚无冯桂芬全集问世。本书从已知的冯桂芬存世著作中，选取能够比较全面反映冯桂芬各方面思想面貌的文字，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文艺、文论、自然科学）、军事等方面，文体有序、记、跋、题辞、公启、奏疏、札件、函稿、议论、传记等。这些文字主要取自《显志堂稿》、《显志堂稿外集》与《校邠庐抗议》。《显志堂稿》与《显志堂稿外集》，均按序、记、启、疏、札等文体编排，现亦按文体编排，而没有将各篇打散，统一以时间为序。各篇凡有确切写作时间的，将时间注明于文末；难以确定写作时间者不注。《校邠庐抗议》为反映冯桂芬思想最重要著作，原有单行本行世，现将其作为一单独部分列入本书。 

本书所选《显志堂稿》内容，为光绪二年校邠庐刻本；《校邠庐抗议》选用光绪十年豫章刻本，参照光绪丁酉弢园老民校印《校邠庐抗议》校勘（简称弢园版）；《显志堂稿外集》为稿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显志堂制艺》亦为稿本，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所收论著，以原貌为准，凡肯定原文误植者，后加〔〕，凡肯定脱字者，后加〈〉，并将正字、脱字注于〔〕、〈〉中；凡衍文用【】标出；凡缺字或原件难以辨认者，用□标出。原文中小字夹注者，改用（）标出，以区别于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