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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Files/XXGL/2014/12/人大社12月新书快递 02-《严复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doc
书名：严复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9948-1
著者：黄克武
责任编辑：李文 彭兰
成品：160*230 页数：500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 2014-11-24
定价：7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文集，以时间先后为序，展现严复思想的发展。
文集所选文章来源广泛，考证严谨，堪称研究严复生平与思想的精确、实用的权威之作。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癒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系统地将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文字雅驯、体大思精而影响深远。
编者简介：
黄克武，1957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英国牛津（Oxford）大学东方系硕士（1989），美国史丹佛（Stanford）大学历史系博士（2001）。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1994）、《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1998）、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2008）、《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2010）、《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2013）以及有关明清文化史、严复、梁启超、胡适、蒋中正等之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内容简介
本卷全面地收罗了严复所撰写的有关政论、文化评论与介绍西学等之文章，每一部分以时间先后排序，以显示严复思想的发展。本卷中不但包含了《严复集》、《严复合集》、《〈严复集〉补编》所收录的部分重要作品，也有近年发现的一些未刊之作。编者对各篇文字之出处、文本之来源均作了仔细的考证，亦更改了以往的一些错误，是一部有助于学者研究严复生平与思想的精确、实用的权威之作。
◆简要目录
开启民智会通中西——严复与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代导言）1
政论
论世变之亟（1895）
原强（1895）
辟韩（1895）
原强续篇（1895）
救亡决论（1895）
原强修订稿（1896）
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1897）
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1897）
论胶州知州某君（1897）
拟上皇帝书（1898）
有如三保（1898）
保教余义（1898）
保种余义（1898）
路矿议（1902）
主客平议（1902）
为张燕谋草奏（1903）
论《中外日报》论开平矿事书（1903）
塘沽草约稿（约1903）
《广西边事旁记》跋（1905）
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1905）
瘉壄堂主人答于君书后书（1905）
答某报驳议（1905）
答某报本月初二日驳议（1905）
原败（1905）
再答某报本月初六日驳议（1905）
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1905）
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1906）
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1906）
论南昌教案（1906）
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1906）
有强权无公理此语信欤（1906）
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1906）
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1906）
宪法大义（1906）
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1908）
论收回开平煤矿说帖（1910）
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1912）
砭时（1912）
原贫（1912）
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1913）
说党（1913）
宪法刍议（1913）
救贫（1913）
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1913）
新译《日本帝国海军之危机》序（1915）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1916）
《海军大事记》弁言（1918）
文化评论
罗母陈太淑人七十寿序（1887）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898）
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
《学生会条规》序（约1902—1903）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1906）
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1906）
教授新法（1906）
实业教育（1906）
华童公学散学演说（1906）
《女子教育会章程》序（1906）
《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1907）
《也是集》序（1907）
代提学使陈拟出洋考试布告（1907）
辞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1907）
祭媿室先生文（1909）
《涵芬楼古今文钞》序（1910）
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1912）
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1912）
大学预科《同学录》序（1912）
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约1912）
诗庐说（约1912—1913）
思古谈（1913）
与《宗圣汇志》杂志社书（1913）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1913）
读经当积极提倡（1913）
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序（1914）
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约1914）
费鉴清家传（约1914）
四弟观澜六十寿序（1915）
安徽巡按使少卿李公七十寿序（1915）
《马氏文通要例启蒙》序（1916）
无锡王荩承先生七十寿序（1916）
《西湖游记》序（1919）
观海大兄八十寿序（1920）
《学易笔谈》二集序（1920）
梅兰竹菊诗（1920）
西学
《天演论》自序•译例言（1896—1898）
鸦乘羊者（1898）
《如后患何》按语（1898）
论译才之难（1898）
西学门径功用（1898）
《支那教案论》提要（1899）
《日本宪法义解》序（1901）
译斯氏《计学》例言（1901）
斯密亚丹传（1901）
译《群学肄言》自序（1903）
《群学肄言》译余赘语（1903）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1903）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1903）
译《群己权界论》自序（1903）
译《社会通诠》自序（1903）
《袖珍英华字典》序（1903）
孟德斯鸠传（1904）
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1904）
《英文汉诂》叙（1904）
《英文汉诂》卮言（1904）
述黑格儿惟心论（1906）
孟德斯鸠《法意》之支那论（约1906）
书《百科全书》（1907）
《习语辞典集录》序（1907）
《蒙养镜》序（1908）
《名学浅说》序（1908）
《英华大辞典》序（约1908）
泰晤士《万国通史》序（1909）
孙译《化学导源》序（约1910—1911）
《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1911）
英文汉解（约1910—1911）
进化天演（1913）
《民约》平议（1914）
感时咏事
戊戌八月感事（1898）
哭林晚翠（约1898）
和夏穗卿二首（1900）
挽李鸿章（1901）
赠熊季廉（约1901）
挽吴挚父京卿（1903）
玉溪剑南诗句（约1903）
挽熊季廉（1906）
自拟书房联语（1906）
挽张百熙（1907）
郑太夷时文（1908）
侯官严几道先生与朱疆村书（约1908—1909）
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1909）
《巩金瓯》国歌词（约1911）
民国初建，政府未立，严子乃为此诗（约1912）
题侯疑始填词图册（约1913）
六十一岁生辰，韩生以诗见寄，斐然有怀，次韵为答
（约1913）
题侯疑始印存五绝句（约1914）
刘伯远、侯疑始偕枉不遇，诗以谢之（约1914）
哭项城归榇（约1916）
欧战感赋（1917）
畴人（约1918）
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记念册子索题，
为口号五绝句（约1918）
书示子璿四十韵（1919）
元旦觐祖生（1920）
阳崎尚书庙扶乩，有罗真人者降，示余以丹药疗疾，
赋呈四绝（1920）
启事
奉告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诸股东启（1901）
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广告（1901）
复旦公学募捐公启（1905）
紧要广告（1906）
几道启事（1906）
几道启事（1907）
复旦监督严复启事（1908）
严复启事（1908）
附录一：严复遗嘱
附录二：严复履历表
附录三：杰出的受教育的中国人——严复小传
严复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开启民智会通中西（代导言）
——严复与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
一、成长与受教阶段（1854—1879）
严复，福建侯官人，1854年1月8日出生于福州府侯官县南台区的苍霞洲，其祖厝则在福州郊外的阳岐。苍霞洲位于福州城南、闽江之北，是一个热闹的港口，有繁荣的国际贸易与多样的文化活动。严复幼年时代，除了曾短暂地搬回阳岐居住外，主要在此一口岸中渡过。他的祖父严秉符与父亲严振先（1821—1866）是当地的名医（父亲有“严半仙”之美名），熟悉儒道经典与医书，但并无科举功名，母亲陈氏（1833—1889）也来自平民家庭。严氏家族在福州属于中下层地方菁英。本文中所述严复的生平事迹与言论均征引自拙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Max KWHuang，The Meaning of Freedom：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8；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严复从幼年时代开始，一方面成长于国际交会的海港环境，另一方面沉浸于祖父与父亲重视实际的医学传承。这对他的一生有所启迪。严复5岁开始跟随家人与几位老师读书，背诵《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1863年，当他9岁时，他的父亲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学者黄宗彝来担任其启蒙教师。在《福建通志》的“文苑”中，留有黄宗彝的一篇小传：
黄宗彝初名熥，字圣谟，又字肖岩，自号左鼓右旗山人……幼聪颖……然屡试不售。父行贾建宁暴卒，遗箧金五千，尽没于其族父。某家人大哗，令与较。宗彝曰：以财故令吾族恶名暴于世，吾不为也。……宗彝与同里刘家谋、谢章挺交最笃，治古文有义法，尤精小学，遗诗一卷、婆娑词二卷、方言古音考八卷、杂文若干篇。（陈衍等编纂：《福建文苑传》，见《福建通志》卷9，3下~4上页，福州，福建通志局，1922。 ）
由此可见黄宗彝受到经学考据、古文义法之影响，此外他极重伦理道德，然并无科举功名。1865年黄宗彝过世之后，严复又跟随其子黄孟修读书，孟修秉承其父，乃“同治癸酉科拔贡，通经学、小学、史学，院试辄冠其曹，与张侍郎亨嘉齐名，顾懒不着……身后不存一字矣”陈衍等编纂：《闽侯县志》，30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据1933年刊本）。。严复在他们的教道之下研习传统典籍，也开始喜好书法与诗词，后来写字、吟诗、作词等成为他一生的嗜好，因而留下不少墨迹。 （参见卢美松主编：《严复翰墨》，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 ）
1866年，严复与一位王姓女子结婚，她和严复一样，并非出身于士绅家庭。几个月之后，严复的父亲因为从病人身上感染霍乱，不幸逝世，此事对严复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父亲过世后，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这使得严复不得不放弃科举正途，投考福州船政局刚开始兴办的船政学堂。
这所新式学校是由沈葆桢（1820—1879）在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的协助下所创办的军事学堂，训练学生造船与驾驶，属于洋务新政中模仿西法的一部分。该校第一次入学考试于1866年冬天举行。严复参加了这场包括口试、笔试与体能测验的入学考试。其中的笔试考作文，题目出自《孟子》的“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当时严复的父亲刚去世，他对此题目深有感触，结果以第一名被录取。后来严复和五四时期的许多反传统学者如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鲁迅（1881—1936）等人不同，他一生都肯定儒家价值，坚持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次年初，他和一百多位其他的学生，在城中的定光寺上课，在诵经声中开始学习英文。6月，学校迁到马尾。从1867年至1871年，严复在该校驾驶学堂读书，此科目以英文为专业语言，负责人是英国人James Carroll。严复在此开始以英文修习算术、几何、物理、化学、机械等航海的课程。
该校虽以西学为主，但同时也强调中学。严复与其他的学生必须以部分时间来学习古文，并研读《孝经》与《圣谕广训》等。很显然，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并不感觉到中西学之间的矛盾，严复后来会通中西的理念应植根于此。不过从此开始一直到他自英国返国之间，严复学习的重心始终是西学。1871年5月，17岁的严复从该校毕业。在其后的6年间，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Captain Tracey的教导下，分别在“建威”与“扬武”军舰上实习，其间曾赴新加坡、日本与台湾省各地。
严复在实习船上的表现不错，然并非顶尖。沈葆桢在1873年9月15日所写的奏折中提到表现优异的学生有张成（生卒年不详）、吕翰（1853—1884）、刘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1—1894）等人，严复不在其中。在日意格所写的报告上（1873年11月18日）则说严复和其他六位同学已经获得有关驾驶船只的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有资格成为海军的一员了。日意格同时建议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
1877年，23岁的严复和其他十一名同学被选派赴英国读书。这一群留学生在李凤苞（1834—1887）与日意格带领之下，于3月31日搭船离境，5月11日抵达英国的朴次茅斯港（Portsmouth）。两天之后，他们去伦敦会见驻英大使郭嵩焘（1818—1891，大使任期自1877年1月至1879年1月）。其后严复等学生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实习了3个月，9月参加考试，结果严复被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所录取。在英国外交部，有严复当时留下来的一份履历：
年龄：23
在福州船政学堂就读时间：5年
在实习船的时间：6年
在中国海军任职状况：担任实习船的驾驶
在英国期间：从1877年5月开始
级别：第五级船员
实习船指导者之评语：非常聪明的船员与驾驶（General Correspondence，FO 17/768，p118. ）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严复在皇家海军学院求学，至1879年的夏天毕业返国。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设立于1873年，其目的是提供各层次的海军军事训练。严复在此读书时负责校务的是校长Sir Charles Shadwell与学务长Dr.Hirst等人。James Russell Soley，Report on Foreign System of Naval Education，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80，p49.有关严复留英的经历，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有不少的记载。学校的东区是弹道学、工程学、科学、数学与德国与意大利研究的专区，西区则是餐厅、教堂、博物馆等。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58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学期在10月开始，至次年6月结束。严复主修海军驾驶，上课的内容包括数学、化学、物理、机械、航海与国际关系等。就在这一段时间，严复与郭嵩焘成为忘年之交。两人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交谈可能是在1878年2月2日，在郭的伦敦寓所举行的庆祝中国旧历年的聚会上，与严复的谈话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1878年5月30日，郭和几位官员访问了皇家海军学院，他们到严复的宿舍参观，了解学习状况，并观看严复为他们示范的科学实验。严复还告诉郭嵩焘，他深深地为西方学术所吸引，但担心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充分掌握其精髓。1878年的6月、7月，严复随郭赴法国访问，参观了许多地方，还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并留着辫子。（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卷首附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 ）
严复也在这时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如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人的学说。同时严复也开始观察英国社会，注意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他看到英国人从小锻炼身体，因而较为强壮，这引发了他后来对民德、民智之外，对于民力的提倡。再者，严复在观察英国法庭之后，对英国法律的执法公正印象深刻。这些经验让他了解到中国制度的缺陷，并思索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留学欧洲期间，严复开始反省中西学之间的关系，并开始批判中国士人间颇为流行的“西学中源”论。1878年3月12日，在英国留学的严复与当时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讨论到张自牧（1833—1886）的《瀛海论》。参见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3，444~44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张自牧是郭嵩焘的好友，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两人讨论时事、洋务，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郭嵩焘称赞他“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1879年5月9日日记）参见
《郭嵩涛日记》，卷3，855页。，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匪浅，且在积极认识西学上具有共识。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曾保举当时为“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的张自牧作为二等参赞官，后张因故未能成行。严复在与郭嵩焘讨论时很直率地批评了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
严复也知道郭、张为好友，并认识到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说法具有积极开拓西学的意义，张自牧借此指出不应排斥西学，且儒者应以不知西学为耻。不过严复也看到张自牧思想中对旧有观念的妥协面，他批评张自牧对铁路、机器的保守态度，以及对海防工作的忽略。由此可见严复对“西学中源”论，或借此论来接引西学的做法，早有质疑，后来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可谓其来有自。
二、水师学堂任教与翻译事业的开始（1879—1900）
严复返国之后，在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1823—1884）的任命下，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为标示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严复将名字由“宗光”改为“复”，字几道。“复”来自《易经》，取其“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几道”则出自《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上述的选择，反映出严复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倾向。次年，严复在李鸿章（1823—1901）的邀约下，从福州北上，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由“洋文总教习”一职开始其教学生涯。至1884年他以“教习都司”的身份，“以天津水师学堂办有成效”得到奖叙。1888年“报捐同知，双月选用”，后因功免选同知，直接以知府（从四品）选用。1889年初“奉委会办天津水师学堂事宜”，1891年升为道员（正四品），再于1893年底“委办天津水师学堂”，此后他的头衔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
就在此一阶段，严复开始崭露头角，以他的翻译作品与政治评论文章闻名于世。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关怀与未来的构思是在苦闷、不得志的心情之下所发抒出来的。在这时期他身体状况不好、沾染鸦片恶习、科举失利，又与他的同僚及直属长官李鸿章关系欠佳。
在1890年代中期，严复因不受重用，曾打算离开李鸿章阵营投奔张之洞（1837—1909），也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沾染了吸食鸦片的习惯，一直到死前才勉强戒除。严复在1895年初写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表示：“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可惜的是，严、张两人观念有差距，尤其是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四篇评论时政的文章后，张之洞大怒，命御史屠仁守（？—1900）在《时务报》撰文反驳。其后，严复私下称张之洞是“妄庸巨子……恐此后祸国即是此辈”，并公开反驳张的“中体西用”论。参见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22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严复集》，558~559页。随后，张、严两人关系破裂，严复继续留在北洋水师学堂。
1897年严复和王修植（1858—1903）、夏曾佑（1863—1924）等在天津仿英国的《泰晤士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天演论》的译稿最早即曾在《国闻汇编》发表。1898年9月14日严复觐见了光绪帝，然而他的命运并未因此改变。在此之前，曾有人参奏他在天津办《国闻报》时“借外人为护符”（按，该报有日本人参与），皇帝因而怀疑他“与外人勾串”，后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1830—1908）调查，表示“实未闻有勾串情事”，皇帝才释怀。不过，较新的研究指出，日本人支持《国闻报》，确实有其政治企图，欲培养中国北方的亲日势力。有关《国闻报》与日本人之关系，见村田雄二郎：《清末之言论自由と新闻——天津〈国闻报〉の场合》，载《近きに在りて》第54号（2008），2~16页。作者指出《国闻报》确实受到日人之支持，其目的在对抗俄国，并培育在中国北方的亲日言论基地。见14页。无论如何，严复在受光绪帝召见后，并未蒙受恩宠，仍在水师学堂任职。他在戊戌变法中，除了在《国闻报》上呼吁改革之外，没有参与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首的变法维新之活动。
在天津的二十年间，严复的仕途限于水师学堂，而无法更上层楼，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这和他缺乏科举功名有直接的关系。在严璩所写的《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谈到严复“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时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因此严复捐了一个监生，从1885年开始四度参与科举考试：1885年参加福建乡试、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1889参加顺天恩科乡试、1893年再次返回福建参加乡试。遗憾的是他在这四次考试中均名落孙山。
当时有一些师友对严复未能获得功名，因而受到歧视，无法大展长才，感到愤愤不平。郑孝胥（1860—1938）曾说“严书满天下，身世尚相弃。吾侪怀不平，扼腕定谁冀”。大力抨击科举制度、主张“废科举，兴学校”的吴汝纶（1840—1903）也说“执事兼总中西二学，而不获大展才用，而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
严复科举失败的经验使他对八股文感到反感，他在1895年《直报》上写的《救亡决论》一文批评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因而“使天下无人才”。这无疑与其科举失败的经验有关。严复怨恨科举的情结至1909年、1910年才略为抒解。1909年底，由梁敦彦（1857—1924）、于式枚（1865—1916）、绍昌（生卒年不详）等人，考察各省表现优异的留学生，分别授以进士与举人出身。1910年初决定该次共审核通过23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办理铁路有成的詹天佑（1861—1919），赏给“工科进士”，其次则是严复，赏给“文科进士”，此外法政学堂总教习张康仁（1860—1926）则授予“法科进士”。严复的学生伍光建（1867—1943）、王劭廉（1866—1936）也同列文科进士。1月17日，消息传来，58岁的严复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据说“泊然无所动”，只写了一首诗，“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说王卢”，诗中表达了“遭刖”的痛苦经验，也谦虚地说自己的文章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不敢讲论排名先后。参见《严复集》，378页。
严复在1893年后，显然打消了参加科考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准备科举考试对严复来说，可能不完全是负面的。余英时曾指出一个“塞翁失马”的现象。他认为严复从30岁至40岁之间为准备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此一功夫不失为对于运用古典文字的一种有效训练。因此严复在此十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使他补足了自15岁开始便中断的传统教育，“经过这一阶段，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余英时：《严复与古典文化》，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1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在准备科考的同时，严复也继续接触西学。1880年至1881年间他曾阅读斯宾塞的著作，又通过像上海“别发书坊”（Kelly and Welsh Limited，Shanghai）等书店，购买了不少西书。他的个人藏书可能多达数千册，其中现存于世的还包括一套美国 The Colonial Press 出版的The Worlds Great Classics（《世界经典名著》，共40册，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严复在其中的Immanuel Kant的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上留下许多批注），与有关西方政治思想的书籍［如现存北京图书馆的John Morley所著Burke（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7）一书，其上注明为1902年7月所购］。这显示严复在天津时期，不但因为准备科考而具备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同时他也比较系统地阅读西方典籍，对西学有更深入的认识。
这时严复的生命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1894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挫败，战争之中严复的多位同窗与学生丧命疆场，这对严复造成莫大的冲击。他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更有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师法西方，才能突破困境。在甲午战争期间，严复写了一封信给长子严璩，一方面感叹“时势岌岌，不堪措想”，另一方面则说根本之计唯有通晓西方的学问，才能“治国明民”，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战后他发表了四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分别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救亡决论》，各文均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对比，并探讨中国积弱之由。文中他批评中国的专制、八股取士以及鸦片、缠足等恶习，提倡三项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他更积极地从事开民智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亦即翻译西书。甲午战争后不久，严复便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使他“暴得大名”的作品，即是1896年至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严复首倡翻译工作的信、雅、达标准，在《天演论》的例言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上述几句话几乎成为是近代以来国人翻译工作的典范。不但如此，《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轰动，成为人们喜爱阅读甚至背诵的一个经典。例如鲁迅和好友许寿裳（1883—1948）就常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比赛背诵《天演论》，鲁迅还帮严复起了一个绰号叫“不佞”。（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很多人都认为严复透过此书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或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这样的解释虽大致正确，然忽略了严复通过翻译在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思想之间细致的取舍，以及同一文本的原文与译本乃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脉络之中。赫胥黎原书的主旨，是在批判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观点。赫胥黎认为，虽然自然界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但在人类社会却不可以完全遵从“丛林法则”，应该依赖伦理原则“以物不竞为的”。这一辩论源于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史中，关于伦理力量与自然法则矛盾的论争。
《天演论》在中国的焦点则不在上述的论争，而在思索国人要如何应变、图强的现实考虑。严复同意斯宾塞所谓“物竞天择”适用于人类社会，但是他觉得斯宾塞太强调自然的力量（即所谓“任天为治”），而不够重视个人自由。他接受赫胥黎对斯宾塞的修正，以为人的能力虽源于天，但个人的自由与努力实际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可以突破自然的限制，与天争胜，而创造新局，因此天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换言之，严复同意天行与人治一方面“相反相毀”，另一方面则出于同原，所以“天行人治，同归天演”。
质言之，严复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一方面同意自然有难以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发挥了赫胥黎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肯定伦理原则，并进一步推演到认为“人治可以对抗天行”，最终得出了“自强保种”的结论。此一思路再经过吴汝纶的序言与《吴京卿节本天演论》（1903）的阐发，“自强保种”成为《天演论》的最醒目的讯息，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举国疯狂的阅读潮流。
总之，在天津的教书岁月，严复不受当局重用，在教学方面也得不到成就感，加上科举考试的失利，又沉迷于吸食鸦片，其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然而，也就在此一阶段，他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化，磨炼文字技巧，又广泛地阅读西方的著作，最后终于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走上了以翻译来救国的道路，因而声名大噪。
三、晚年译著、文教工作与政治参与（1900—1921）
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对严复的公私生活均有所影响。列强的战火摧毀了北洋水师学堂与他绝大部分的藏书，也使得严复不得不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天津，避居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唐才常（1867—1900）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又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
此时严复的私人生活也有所转变，在从天津逃至上海的途中，他的幼子因病过世，1900年4月，他与第二任夫人朱明丽在上海结婚。实际上严复在第一任夫人王氏过世后，曾另娶妾江氏。朱与江出身背景截然不同，江不识字且个性较强，朱则既能干又识字（还略通英文），在上海经营了一家黄包车行。从1901年至1910年严复曾携妾北上任职，将朱明丽留在上海。在此期间严复与朱明丽之间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参见黄克武：《严复的异性情缘与思想境界》，见黄克武编：《思想、政权与社会力量：第三届汉学会议论文集》，97~13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
移居上海之后，严复在事业上并不顺利，1901年春天他返回天津，任职于开平矿务局，月薪500两。但是严复并不喜欢这份待遇优渥的工作，他白天上班，晚上则努力地翻译《
穆勒名学》。他坦承：写作、思考是他的长处，处理商务则是他的弱点。1902年3月，他辞去开平煤矿的工作，返回北京。1902 年至1904年他在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书局工作，主要负责编辑小学堂教科书。
严复此时也开始享有盛名，在几部重要的翻译著作出版之后，他获得了“西学第一人”的美名。1900年至1908年间，他在上海、天津等地演讲，广受欢迎。1905年至1906年他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之邀，做了八次演讲，商务印书馆将之出版，名为《政治讲义》，该书主要依赖西莱（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的《政治学导论》，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政治学的书籍。（John Robert Seeley，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6；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北京，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2。 ）
1905年他接受安徽巡抚诚勋（1848—?）之邀，出掌安庆高等学堂。严复欣然赴任，他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在中学与西学方面都要求很高，因而获得学生的尊敬。1907年6月因为学校中师生冲突，他辞去了职位，转赴南京与北京等地负责选派学生出洋留学。1909年至1912年，他在北京出任“编订名词馆”总纂，主要工作是统一译名与编辑《国民必读》一书。有关翻译名词的统一工作在民国成立之后继续进行，1912年教育部委任严复主持了一个统一译名的委员会，核定了约30000个“部定”的译词。这些译词收录在1916年赫美玲（KHemeling，1878—1925）编辑的字典《官话》之中。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ed.，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Including Scientific，Technical，Modern，and Documentary Term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6 pi.
1900年至1912年之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原富》、《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西方重要的典籍。在晚清思想史上，这些书倾向所谓“资产阶级改良派”，并与孙中山（1866—1925）的革命主张分道扬镳。1905年他因开平煤矿讼事赴伦敦，据记载严复曾与孙中山会面，在会谈中严复表示：
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氏则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王蘧常：《严几道年谱》，74~7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由此可见就清末改革与革命的议题来说，严复显然与康有为、梁启超类似，倾向改革，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尤其是教育的方法，培育超越种族界线的国民，而与高举种族革命之大旗，主张以激烈方法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派，如章炳麟（1869—1936）、孙中山等人的观点，有所不同。
与批判革命主张有关的是，严复大约从1906年开始，也针对革命派理论的根基——卢梭的思想进行反省，认为此一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强调平等、自治政府、主权在民的想法，其理想虽好，实行起来却是弊端百出，尤其是由卢梭思想引发出的暴力革命的主张，更会造成无穷的祸害。
从清末改革派的立场出发，严复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其后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着怀疑与悲观的态度，以为中国当时国民的程度连采取君主立宪都不够资格，又怎么能立刻施行民主共和呢？他预言勉强实行将酿成大乱。1914年他针对民国成立之后的乱象，撰写《民约平议》一文，借着对卢梭理论的再反省，抨击“暴民政治”。这时严复不但在政治上主张渐进改革、反对革命，在思想上也更为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1913年他支持“孔教会”，提倡尊孔与读经，并在“孔教会”所举行的祭孔大典上演讲《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说此一看法不是“愚民主义”，而是认为“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所以在治理国家之时，对于士君子之外大多数的“氓庶无所知者”，在道德、宗教与法律三个领域，都是“可使由，不可使知”，“何则，知之转于乱而近于治远耳” 《严复集》，326~329页。。由此可见他对人民程度与社会规范之关系的关怀。这也反映出严复抱持着“精英主义”的立场，对他来说，知识分子与一般老百姓在智慧方面有所不同，人们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对道德、宗教、法律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遵循这些规范。这一种精英主义和严复反对卢梭主义、倾向穆勒式自由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
严复在民国初年的经历与袁世凯（1859—1916）有密切的关系。严复与袁氏的交往，始于1896年至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之时。严复记载：周末的时候袁世凯会到天津来与他和几位友人彻夜交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袁和严复的老师吴汝纶亦熟识。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开始位居要职，严复的命运也随之改善。1911年12月2日，严复会见袁世凯，提供了有关解决时局的一些建言，如与梁启超合作、废止宦官与磕头制度、聘任德法军事专家等。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38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六天之后，袁任命唐绍仪（1862—1938）率领严复等人与南方代表在上海谈判。参见上书，383~384页。
1912年2月，袁世凯顺利成为总统之后，随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5月改为北京大学）校长，月薪320两。严复仅担任了八个月的校长，辞职主因是内部纷争、财政问题，以及与革命派、留日学生所主导的教育改革理念不合。后来袁世凯又在1913年至1915年间，任命他担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参政院参政，以及宪法研究会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严复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深信当时君主立宪要比民主共和更适合中国的主张，使他成为支持袁氏帝制的绝佳人选。后来在支持帝制的“筹安会”名单上，严复名列其上。但是，这一举动事先并未得到严复的认可。严复私下表示，袁世凯只不过利用他的声名牟取私利。严复深信恢复帝制并不实际，且会为中国带来灾难，然而，他拒绝撰文反驳梁启超所写的攻击袁氏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这可能表明严复对袁氏称帝的态度有些摇摆不定。他未能公开表明反袁立场，使他在袁氏帝制失败之后受到批评。袁氏帝制运动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严复的政治生涯也陷入最低潮。1916年7月，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为避免遭到逮捕，严复从北京逃到天津。他几乎停止了所有的活动，只有偶尔写信给友人，抨击军阀与激进主义者所导致的灾难。他甚至批评民主共和制度。他认为此时中国应该实行中国古代申不害（公元前420—前337）与商鞅（公元前390—前338）的法家模式，或与之类似的日本和德国的模式，而非英国的自由民主模式，来解救危亡。
1917年，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表示认同康有为的想法，怀疑共和、肯定复辟，并以“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或“断断不可厚非”的“旧法”作为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契机：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在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绝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 《严复集》，661~662页。 ）
严复晚年的政治主张和他的学术思想有关。他十分肯定儒家传统，对道家也深感兴趣，曾评点老、庄。严复评点《老子》始于1903年，至1905年12月，该书于日本东京付梓刊行。至于评点《庄子》，最早是在1912年，该书后为友人借去不还，严氏因此怏怏不乐。1916年他第二次批《庄子》。目前流传于世的是由曾克端印行、严氏在马其昶《庄子故》一书上所下的评语，名为《侯官严氏评点庄子》。
严复对道家思想的兴趣涉及他对宗教经验的看法。他曾劝他的孩子：“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他相信在科学的范畴之外有一个超越的、“不可知的”宗教领域，有时他借用佛教观念，将此一境界称为“不可思议”。对他而言，了解不可思议的境界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就像20世纪许多中国哲学家所强调的，作为道德之基础（包括严复所强调的儒家伦理，如“孝”）与痛苦之避难所的内在生活，必须奠基于某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之上。如此可以避免陷入“最下乘法”、“一概不信”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参见黄克武：《思议与不可思议：严复的知识观》，收入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247~25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严复晚年曾在家乡阳岐筹建尚书祖庙，祀奉宋代的忠臣陈文龙（1232—1277），并自称是“信士”。1920年12月25日他在庙中扶乩之后，曾依罗真人指示，服下符咒指示之药方以治病。此外严复还肯定探索鬼神与死后世界的“灵学”研究。1917年秋天陆费逵（1886—1941）、俞复（1866—1930）与丁福保（1874—1952）等人，组织了一个研究鬼神、灵异的团体，称为“上海灵学会”，又于次年1月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在《灵学丛志》第1、2期出版之后，俞复曾寄给严复。严复在阅读这两期杂志之后，深有所感，他不但写信给俞复、侯毅，肯定鬼神的存在，还与陈宝琛（1848—1935）谈论此事，陈则与严复分享扶乩经验。严复又在1918年4月29日写信给郑孝胥，畅谈“灵魂不死之说”。（参见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99~136页，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5）。 ）
综言之，严复虽提倡实证科学，但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从赫胥黎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开始，进一步以佛教“不可思议”的概念来掌握科学以外的世界，这样的知识观使他至晚年接受“灵魂不死”的观念、承认鬼神的存在，并肯定灵学研究在探讨未知世界的价值。这种将自然、社会科学与源于中西传统的宗教、哲学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表现出严复思想的重要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绝不能简单认为，严复在晚年完全放弃了早期宣扬的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而回归中国传统。严复晚年思想虽有所变化，然无疑地仍然坚持建立富强、文明的现代中国，也肯定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只是他更为了解到，此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采取渐进调适的方法，一方面要更为尊重中国的“国情”或“立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科学与民主的主流启蒙传统之外，有更复杂的知识传承。严复乐观地认为“道通为一”，中西文化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取向可以会通在一起，他坚信这不但是未来中国应遵循的道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遗憾的是，历史的实际走向并不如他意。1921年严复67岁，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这一年秋天他因肺疾病逝于福州郎官巷。他留下的遗言是：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参见《严复集》，411页。 ）
四、严复的思想遗产与历史意义
严复一生的贡献主要在学术与思想方面。他的好友陈宝琛在为他撰写墓志铭时曾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 （参见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见《严复集》，第五册，1542~1543页。） 文中的“会通”二字，正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本身即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等。他一生均以典雅的桐城古文翻译西方新知，讨论古今学问，此举形象地展现其会通中西的思想特征。
这种对中西学的态度，亦即一方面认为中西文化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两者却是部分相合而可以会通成为一个更圆融之思想体系，此乃严复毕生追求的目标。严复有关“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看法在清末民初具有独特的意义。在1890年代末期，严复批评“西学中源”论；1900年代，他又把焦点放在攻击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而民国成立之后，他再将矛头对准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胡适等的“全盘西化”论。严复与清末民初三种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的对垒，足以映现他本身“会通中西”的理想。
然而严复的思想不但有学术意义，也具有政治意涵，因而表现出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他所引介的理论围绕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论与逻辑学，此四者是一套具有整合观点的国家构想，并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海峡两岸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十分契合。此一学术、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充分表现在其家中悬挂的两副对联上：一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一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前者显示出“纵论古今、放怀天地”的恢弘气魄；后者则凸显了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一贯目标，以及对自身理念的高度自信。
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幼年时代研读中国典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与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学，致力于吸收西方知识，同时，却未拋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的信念。返国后，严复师事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定中西学问的基础。他不但用这种态度培养他的子女，后来在主持几个教育机构时，更将中西合璧的构想付诸实际，来教育学生。他一生秉持的理念是：“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也让严复的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拉扯。严复深深感受到悲伤与苦痛是人生所难以避免的经历，在遗嘱之中他说“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人生的智慧不在于达到完美的境地，而是在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中，超越现实的痛苦。他幼年丧父；留学期间即表现出狂傲的个性；返国之后，不受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重用；任职北洋期间，与同僚、下属相处不佳；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任职安庆高等学堂、北京大学等时间很短而建树不多；他深知烟瘾害人，自身又无法戒除；更重要的是，他虽能“坐而言”，却无法像日本的伊藤博文（1841—1909）那样返国之后“得君行道”；他的调适、稳健的“继往开来”的主张，在五四以后“激进化”的反传统时代中被国人讥为保守、落后。在礼赞他为“引介西学的第一人”之时，很多人忽略了严复一生其实充满了矛盾、失败与挫折。他的好友林纾（1852—1924）感叹地说，“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可哀也”。林氏并说，严复有如庄子所说的大鹏鸟，它无法展翅高飞，不是因为翅膀太小、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没有时代的支持，缺乏“厚风之积”，使之扶
摇而上。参见《严几道年谱》，135页。不过严复在个性上的缺失也不容忽略，他恃才傲物，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又无法坚持原则，反因软弱与摇摆而蒙受他人要挟利用，进而成为众人批评的焦点，这使其始终无法得意于政界。然而，就是因为官场上的不得意，严复才转而投身翻译事业，系统地引进西方学术，替近代中国学术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他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仍深具意义。
五、编辑说明
本卷所选录的内容为严复的著作，含括论文与部分发抒时代感怀相关之诗作，而不包括往来书信与他的翻译作品。导论为编者所著，是对严复一生的简要叙述。卷中之内容以王栻主编的《严复集》（1986），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编《严复合集》（1998）与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2004）为主要依据，再加上编者搜集到的一些近年来各地学者所发现的严复未刊文字编纂而成。本卷除了导言与年谱简编之外，主体部分为：政论、文化评论、西学、启事等。各单元文章之安排依照时间先后排列。文章的部分搜集较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重要文字。本卷之作希望能使读者对严复的作品有一贯而整合性的认识。在各篇文章时间断定上，编者除了尽可能地查考原始史料之外，也参考了孙应祥著《严复年谱》以及苏中立、涂光久编《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等书，并尽可能改正其中的错误。其中错谬较多的部分是严复著作之中涉及外文者（包括人名、书名、专有名词与引文等），目前已出版的《严复集》、《严复合集》、《〈严复集〉补编》中都有不少误植之处。
本卷在内容上尽可能地将严复最重要的文字包含其中，同时对于各篇文章所涉及的出版来源、人物、事件、书籍等，也尽可能地加上批注。其中有几篇未刊的文字尤其值得注意。这几篇文章，编者是利用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电子数据库，并在福建师范大学林平汉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的协助下搜集到的。本卷后附有严复的遗嘱，此外还收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严复的履历与严复的一篇英文传记。
本卷之完稿，从编辑、体例拟定到校对等，承蒙韩承桦、赵席敻两位助理之多方协助。此外，编者还要特别感谢林平汉、张仲民教授提供的相关数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书稿编排上的诸多协助。编者的心愿是编辑一部有助于学者研究严复生平与思想的精确、实用的史料集。如有不当之处仍乞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