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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梁启超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301-0

著者：汤志钧

责任编辑：吕鹏军、吴天宇等

成品：160*230  页数：500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11-30

定价：77.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中国历史上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公认的清朝最优秀学者梁启超文集，是了解梁启超其人，研究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资料；

权威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汤志钧先生精心选编，力图全面表现梁启超思想发展脉络。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既是中国近代鼓吹变法维新的风云人物，舆论界的骄子，又是中国近代蜚声中外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他“文名满天下”，留下近两千万字的著述，在众多领域，均有建树，许多著述在思想学术领域都是开山之作。

◆编者简介 

汤志钧，江苏常州人，1924年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史地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经学史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组成员（20世纪80、90年代）。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1994年退休后，仍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致力于中国经学史、中国近代史及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具有极高的建树。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讲学和访问。2008年9月，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杰出贡献奖”；2014年8月，获得“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内容简介

梁启超撰著宏富，在中国近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法律、宗教、新闻、教育、文字音韵等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据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各地出版的梁启超文集、全集、选集、文存等，不下四十种，另有政论集、演讲集、法制论集、诗抄等二十余种，单行本一百多种。梁启超留下近两千万字的著述，本卷选编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对认识“文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还是有帮助的。

◆ 简要目录

梁启超的一生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年8月9日）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1896年10月27日） 

记自强军（1897年6月10日） 

论中国之将强（1897年6月30日）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8月8、28日） 

知耻学会叙（1897年9月26日）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年10月6日） 

大同译书局叙例（1897年10月16日） 

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11月15日）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1897年11月15日） 

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1897年12月4日） 

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8年3月11日） 

公车上书请办德人拆毁山东孔庙折（1898年5月30日）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6月9日）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9月16日） 

创办《时务报》源委（1898年9月26日） 

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1900年3月21日） 

上粤督李傅相书（1900年3月31日） 

上鄂督张制军书（1900年4月20日） 

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1900年8月5、25日） 

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4月29日至7月6日） 

立宪法议（1901年6月7日） 

过渡时代论（1901年6月26日） 

灭国新法论（1901年7月16、26日，8月24日）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10月12、22日）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1901年12月21日） 

自由乎？死乎？（1905年1月20日） 

世界将来大势论（1905年2月18日） 

文字狱与文明国（1905年2月18日）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1906年3月9日） 

暴动与外国干涉（1906年7月6日） 

中国不亡论（1906年9月3日）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1906年11月1、16、30日） 

《社会主义论》序（1907年2月） 

政闻社宣言书（1907年10月7日） 

政治与人民（1907年10月7日） 

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1907年10月7日） 

改革之动机安在？（1907年10月7日） 

《国风报》叙例（1910年2月20日） 

说国风（1910年2月20日） 

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1910年2月20日）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年4月30日至9月4日） 

将来百论（1911年2月9日至6月26日） 

中、俄交涉与时局之危机（1911年2月19日） 

英、美与英、日（1911年3月11日） 

学与术（1911年6月26日）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年10月10日） 

梁启超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梁启超的一生 

——代导言 

一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在广州西南，离澳门很近。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梁启超生于新会凤山之麓的茶坑村。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祖父是举人，父亲是庠生，母亲也知书识礼。他从小聪明好学，深受祖父、父母的钟爱，也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除四书五经外，特别喜欢历史书，将家中仅有的《史记》、《纲鉴易知录》反复阅读，“《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明清以来，推行科举考试，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就考取了举人，他的试卷，深受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李端棻还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1890年，十八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肄业。学海堂是嘉庆年间阮元担任两广总督时创设的广东最高学府，他主编的《皇清经解》，就被称为《学海堂经解》。堂内藏书丰富，梁启超遂得左图右史，博览群书。这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1885年中法战后，法国侵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于1888年12月10日上书请求变法，指出帝俄蚕食东方的阴谋和法国专力越南以窥中国的企图，要抵御外敌，就必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就必须变更成法。应该“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实”，“讲求变法之宜”。这次上书，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康有为却声名大著。他回到广州，在安徽会馆晤见了廖平，受其启发，觉察今文经学讲求“变”，正可援以论政，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学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尊颂，不如利用人们对孔子的迷信，进行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康有为：《孔子改制考》，267页。康有为回到广州后，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才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佩。1890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超：康有为的学问，“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随同陈千秋进见康有为时，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对中国数百年来没有用的旧学，一层层驳斥，举出事例，摧陷廓清，梁启超闻所未闻，大为感服，自称：“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甚至“竟夕不能寐”。于是“北面执弟子礼”。自此以后，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鼓动。康有为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传统的塾师课艺完全不同，梁启超“执弟子礼”后，也感到旧的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塾师诵读，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必须改变学制，废除科举。要振兴中华，必须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又必须有新的学校。二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次年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迫在眼前，康有为趁着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请愿。接着，又在北京、上海设立强学会，创刊《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梁启超积极参加，并于1896年8月9日，主持上海《时务报》笔政，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维新”，是“维”资本主义之“新”，“改”封建主义之“旧”。要“维”资本主义之“新”，就要学习西方，讲求西学。早在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回广东经过上海时，就购买了《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梁启超：《三十自述》。。在广州，康有为也讲过“西学之梗概，自是决意舍去旧学”，梁启超看的翻译本西书也就多了。等到主持《时务报》，还写了《西学书目表》，说日本之所以“翻然而悟，奋然而兴”，是由于“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为之，遂有今日”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校》，载《时务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1897年5月22日）出版。。然而，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效西法三十年矣”，却“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又是为什么？这就不能不引起梁启超的深思。学习西方，就离不开学校，就不能不改革科举弊政，梁启超在《时务报》连载的《变法通议》中，以较多的篇幅专门写《论学校》，包括《论学校总论》、《科举》、《学会》、《师范学校》、《幼学》、《女学》、《译书》多篇，从《时务报》第五册起，一直连载到第三十六册。洋务运动时期，也设过学院、学校，也有过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机构教习西文，也出版过一些翻译本西书，为什么三十年来还是遭受外国的欺侮？为什么西方的工艺不能给衰朽的封建制度催生资本主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呢？梁启超认为：“所译之书不尽可用，所用之人不尽有才，所引进的技术又有早为西方吐弃不足道者”，不能什么都学，什么都要，应该“译西方有用之书”，“用西方有用之才”。聘用西人也应聘用专门人才，而不是不学无术之人。至于翻译，也不是仅识“外国之语言”或“稍涉范篱”的人所能胜任。如果译书之人“仅识文字”，自然不能“达意寻旨”。京师译署等虽已译书数百种，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鄙夷而讪笑”。他又认为，要译西方最新之书，而不是“二十年之旧籍”。西方各国也是经历多年才形成一些成果的，他们又不断更新，日新月异，因而只有学习西方最新之书，才能缩短实现近代化的时间进程。梁启超还说：学习西方，还得注意中国国情。他说：“居今日之天下”，而要参照西法以救中国，不是只懂得西方文字或入籍西方就可以从事的，必须要熟悉中国的经、史，明了中国的律法，懂得天下群国的利害，以及本国所以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得到立法的来源，改革的原因，再考察中国古往今来政治的不同“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这才叫做“真知”。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事实上，西方各国也有西方各国的地区特点和民族传统。“学习西方”，一方面，要摄取其中的营养，用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又不能生搬硬套，全盘西化。《时务报》影响大，销路广，它虽在上海租界发行，但总会受到当局的干预，梁启超和《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又有矛盾，汪康年还受到张之洞的胁迫。这样，梁启超就想到离自己家乡很近而清政府难以控制的澳门办报。1896年冬，他到了澳门，在华商何穗田的支持下，筹集资金，开办《广时务报》，以“开风气，广见闻”。定名为《广时务报》，表示“推广”《时务报》和广东的《时务报》之意。以为《时务报》“不臧否人物”，对“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目见，不容已于言者”，也“抉择多载”。《〈广时务报〉公启》刊登后，汪康年的友僚很有意见，对梁启超“兼领澳报”也有看法：有的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有的说“不宜与《时务报》相连”。由于澳门报纸主持笔政和写稿的，除梁启超外，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欧榘甲、徐勤、曹泰，都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弟子，汪康年“畏祸”，反对“《广时务报》”的名称，终于把报名改为《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刊，梁启超写了《叙例》，说明分为“论说”、“上谕”、“近事”、“译录西国政事表”、“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诸栏。发表了《说群》、《说动》等论文多篇，《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也在《知新报》第五十五册刊出，痛陈“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都是因为人才乏绝，无以御侮之故。为什么人才乏绝，又都是由于“科举不变致之”。科举取士，不能取得人才，而层层考试，又使学子思想束缚，不明国事，“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之士为无用之学如彼，岂不可为大忧哉！”他代表应试举人，上书皇帝：“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还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今录“学堂功课例”第一节如下：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为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其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厝心。……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宜昌明此意，颁示各省。这些是针对洋务运动时期办学的弊端而厘定的。他还在百日维新时期，草拟过《译书局章程》。由于《知新报》在海外发行，每能登载内地报刊不敢登、没有登的文章和报道，如《保国会演说辞》：“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对当时士大夫的“消遣岁月，甘为游民”严加痛责，这些，内地报刊是不敢登的。值得注意的是，政变以后，内地宣传维新的报刊先后停办，只有《知新报》仍旧继续发行，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相互呼应，同为指责慈禧、批评清政府的重要刊物。梁启超的文字通俗易懂，言论激昂慷慨，说理深入浅出，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他“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在他主笔政时，影响日广，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此后，《知新报》也风行海外，传入内地。这使他感到，要宣传变法，要开发民智，报章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加广泛、深远。三维新百日，变法失败，梁启超仍旧追随康有为，展开“勤王求救”。光绪死后，他又鼓吹立宪。在这十多年中，他没有放弃报章宣传，也没有忘记教育鼓动。1898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首先考虑重建宣传阵地。12月23日（十一月十一日）在横滨发刊《清议报》旬刊。在《〈清议报〉叙例》中，说明要以之“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所列四条宗旨的第一条是“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第二条是“增长支那人之学识”。自己远在海外，只有利用报刊教育国人了。《清议报》最初几册的论文，着重对发生不久的政变予以述评，如《论八月之变乃变立而非训政》（第一册）、《上舍位忘身而变法》（第二册）、《政变原因答客难》（第四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第四册）等。第六册以后，侧重正面阐发其政治主张。《戊戌政变记》也在该报陆续刊布。《清议报》的主旨是“尊皇”。梁启超认为：“中国之能力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但使皇上有复位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还幻想“借友邦之力以抵制之”。从而集矢攻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说是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着力宣传“尊皇”，以光绪皇帝为自古以来未有的圣人，认为中国的安危存亡都系于光绪一身。他专门写了《光绪圣德记》，说他是“舍位忘身而变法”、“爱民忘位”的“圣君”。在社论中也是同样论调，如说：“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尊皇论》，载《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出版。《清议报》“日日言尊皇”，也深刻指出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认为“东西之国”之所以“浡然日兴”，中国之所以日益危机，是因为他们的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而“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民和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人人不自有其国”，那是很危险的。这些言论，比政变以前更加激切，梁启超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所以《清议报》传布很广，在舆论界起过影响。梁启超在鼓吹“勤王”、“保皇”的同时，也注意到兴设学校。还在维新运动急剧展开时，维新志士就于1898年3月在横滨开设了大同学校，康有为的弟子徐勤为总教习，“中文、西文、东文三者并进”。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大同学校“创一志学会，将以尊其所闻，学其所志，集寰宇之知识，拯宗国之危阽”。他特地写了《大同志学会序》，以为“志”是学的基础，“智”又是“志”的基础。人不可以无“志”，而“志”的大小，每“因其智之大小以为差”。“知道学习的可贵，然后求学的志向产生了。知道有京师，然后到京师的志向产生了。知道有天下，然后救天下的志向产生了。知识越扩充，志向也就越浩广；知识越真确，志向也就越坚定。听说这里学生都以古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您们既有其言，也有其志。”接着，梁启超对“立志”又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求所以扩充其志”，一是“求所以实副其志”。怎样能做到这两点？那就是好求学，不学不能增加“智”，不“智”不能坚定“志”，如今“国家之病，殆入膏肓”，内忧外患，危机日深，应该随时关心，“勉求扩充其知，真确其所知”。“志”是不可夺的，“知”是要“先立乎其大者”的。梁启超以为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法他日在所必行”，准备“合各同志，悉心研究”，又借大同学校召开政治学会，他作了“中国必先开议院，乃可变法”的演说。说是“议院不可开，地方议会可速开”《记政治学会开会事》，载《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1899年9月15日）出版。。1899年4月，梁启超又来到神户，与华侨麦少彭商议华侨教育，设立神户华侨同文学校，聘日本文部前大臣犬养毅为名誉校长。5月24日，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举办“梁启超先生的欢迎会”，梁启超很激烈地讲述了祖国衰落的原因，并作为结论说了以下的话：所谓一国的舆论，是看其国民有无国家的观念而论，日本国民只不过是中国之十分之一，但能打胜中国，这是日本国民能牺牲生命为国尽忠，但是，我国的国民大多是重视个人的利益，而以营利为重而不顾国家，这原因就是我国和日本国的教育大有不同之故。所以华侨应该重视教育，现在横滨华侨也已设立了教育华侨的学校，校名为“大同学校”，所以神户华侨也有必要设立华侨的学校。据记载，梁启超这一番演讲，感动了听众，华商麦少彭等热烈支持建立华侨同文学校。该校章程第一条“立学总议”称：“本校专为教神户华侨子弟及中国内地有志游学之士而设。”这所学校在梁启超离开日本后，一直坚持办学。1984年，我到神户访问，还特地参观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1939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与神阪中华公学合并，正式命名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梁启超是关心教育的，即使流亡海外，还注意对旅日华侨子弟的教育，教他们“立志”、爱国。然而，旅日华侨子弟毕竟不多，他们对国内的了解也远不如国内同胞，这样，对国内同胞以至青少年进行教育、介绍世界情况、鼓励立志爱国，还得依靠报纸宣传。四1901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第一百册出版，梁启超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总结《清议报》的特色：一是倡民权，二是衍哲理，三是明朝局，四是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希望《清议报》能使“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就在这一册出版后的第二天，清议报社失火，《清议报》也宣告停刊。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梁启超另在日本横滨续创《新民丛报》，每月旧历初一日、十五日发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起，改为每月十四日、二十九日发行，历时六年。1904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按期出版。共出九十六号。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实为梁启超负责。刊物中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手笔。创刊号在章程中提出三条：一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是“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三是“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饮冰室自由书》，自创刊号起，一直登到1905年4月出版的第六十七号，《叙言》中称：“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饮冰室自由书》后来还汇成单行本出版。《新民丛报》自第一号起还连续刊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凡二十节，即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理、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一直登到1906年1月6日出版的第七十二号，历时五年，后又出版单行本。什么叫做“新民”？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旧有的应创新，本无的应采补。处于当时各国竞争的时代，要救国图强，就不能保守，而应进取，吸收各国之长，“以补我之所未及”。中国文化灿烂，开化在希腊、罗马之前，汉、唐、元、明的文治武功，欧美各国都加称道。只因近今日渐衰退，“优胜劣败”，国民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应该“观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兴所以强，而一自省焉”。接着，他从公德、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旧传统的束缚下，国民品格存有亟待提高的问题，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益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等等，要在新时代立足，必须与传统道德观念“奋起抗争”。《新民丛报》自1902年2月8日创刊，到1907年11月20日出版第九十六号后停刊，历时七年。在这七年中，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同盟会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展开，革命报刊的出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等等。在这风云变幻的社会中，梁启超的文章，有时拉车向前，随潮流而上，有时也会不适应形势甚至逆时代而动。这样，对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评价，也就并不一致。我认为，《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有过争论，梁启超也确曾写了一些与当时形势不相适应的文章。但学术讨论中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评价人物，不能“阿其所好”，“为贤者讳”，也不能一笔抹杀，不计其余，应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这里不发挥私见，只想提下列几点参考意见。第一，《饮冰室自由书》、《新民说》的社会影响不能低估。第二，《新民丛报》自创刊号起，就在“学说”栏着力介绍西方学说，如《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二大家”，指培根、笛卡尔，第一、二号）、《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第三号）、《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四、五号）、《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第十一、十二号），“广罗政学理论”，对开发“智育之本原”，无疑是有益的。第三，梁启超受康有为的思想影响，人们以“康、梁”并称，但他们的思想也不完全一致，否则康有为就不会叫他“流质善变”。当他主编《清议报》时，屡屡登载康有为的诗文，连康氏早年的哲学著作都加登载。《新民丛报》则不然，举例来说，1902年春，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发表，并合并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新民丛报》初未刊登，直到1902年9月16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六号，才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把标题也修改了。此后，康有为还在手稿后面加上跋语：“此书当时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摇于形势，不听我言”，正说明梁氏这时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康有为不合。第四，《新民丛报》发表了梁启超不少学术论文和专著，特别是史学著作，如《新史学》、《中国史叙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都是流传久远、至今重印不止之作。这点，下面还将阐述。即哲学方面，也有《子墨子学说》、《德育鉴》。第五，梁氏之文，通俗易解。为了广泛传播，他还写了小说《劫灰梦传奇》。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新小说》。《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创刊，在日本横滨出版，新小说社发行，月刊。编辑兼发行人署赵毓林，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发行所和印刷所都为横滨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民丛报社活版部。第二期起，改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除小说外，也有文艺理论、剧本、译文、诗与歌谣、笔记等。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二十四号。《新小说》创刊号在目录前首载《本社谨启》，说是“同人为思想普及起见，故特创为此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新民”和“新小说”相互联系，而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以生动的语言，强调小说之作用。他自己也写了《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连载，绪言中说：要写此书已有五年，因“日无寸暇”，未能如愿。想到这类小说，对中国前途“大有裨助”，于是“夙夜志此不衰”。如今《新小说》出版，故“发愿专为此编”。《新中国未来记》塑造了一个叫黄克强的人物，说他和好友到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了他一部《长兴学记》，说是老友“南海康君”发挥老师朱九江“微言大义，来训练后学的”。黄克强等到了上海，遇到谭嗣同，谭正在著《仁学》，“即日抄得一部”，在船上“一路细读”，“把那志气越发涨高几度”。朱九江、南海康君、谭嗣同，实有其人；《长兴学记》、《仁学》实有其书。梁启超服膺康氏，细绎《仁学》，小说中借别人之口，表达他对康、谭的心态。小说中谓：“我们是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外国的前例。”关怀国事，借小说以抒发自己的情怀，说：“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那一个有这种资格呢？”“若能有一圣主，几个名臣用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半功倍吗？”想望“圣主”、“名臣”，不要“嫌他不是同一民族”，无疑怀念“不是同一民族”的“圣主”光绪。他说，要写此书，“五年于兹”，从戊戌到此文发表，适值五年。它在《新小说》陆续登载，革命形势却又发展得那么快，他对“新中国未来”也有些茫然，全书未登完，恐怕和他对“未来”找不到出路有关吧！《新小说》还连载过讽刺官场黑暗的名著，如我佛山人（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还有译文和《小说丛话》，但数量不多。五《新民丛报》出版到最后两号，梁启超又在日本创办了《政论》；稍后，又发行了《国风报》。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应考察宪政大臣载泽等奏请，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致函蒋智由：“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次年5月16日，写信给徐佛苏， 设想“先组织一报”，“名曰《政论》，其社即名政论社”。提出“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它不像《新民丛报》那样名目繁多，吸取广告，而以“政论”性文篇为主，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创刊号，于1907年10月7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在东京出版。创刊号首载梁启超所拟《政闻社章程》，表明：“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势力，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以造成正当之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创刊号还发表梁氏所拟《〈政论〉章程》，说明内容分为论著、译述、批评、记载、杂录、应问、社报诸栏，主要论述国会、政党和地方自治。梁启超对此也抒述了自己的政见，认为“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具文”（《政闻社宣言书》）。说是“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区别”，唯一表现就是“国会之有无”。对政党和地方自治，也表达了他的政见。1907年11月17日，政闻社开成立会，梁启超发表演说，在革命派冲劫下，“不能终其言以去”。在《政论》第二号《政闻社开会纪事》中，将其演说词登出。他的《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也载《政论》第五号。1908年8月13日，清政府宣布查禁政闻社，《政论》随之停刊。1910年2月20日（宣统二年正月十一日），《国风报》在上海发行，编辑兼发行人署何国桢，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国风报》本想设在神户，因为“无资本，不得不委诸上海”。梁启超在1910年4月18日写给台湾友人林献堂的信中言其事。《国风报》，旬刊，出版之初，《申报》登有广告，说该报“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梁启超在《国风报》第一年第一期起发表《说国风》上、中、下，认为“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国家之盛衰兴亡，孰有不从其风者”。它要“灌输世界之常识，以风人之旨”，“忠告政府”，“指导国民”，故以之名报。当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会请愿运动展开，《国风报》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立宪派召开国会请愿运动被阻，梁启超又与清政府抗争，说是：谓今日中国以人民程度不足之故，无一人堪为政府官吏，则吾或无以为难。既有人堪为政府官吏，而独云无人堪为国会议员，此犹谓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天下宁有是理。他又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首先要确定立宪政体，谓“盖政治组织诚能改良，则一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国风报》上，梁启超论述“立宪”以至“币制”等论文很多，是研究梁启超这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素材。《国风报》于1911年7月停刊，共出五十二期。梁启超在政变发生、避居日本后，办报宣传，自《清议报》起，到《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都想用报刊教导国人。在这十多年中，他也想利用学校教育人才，但毕竟留学生不多，报刊宣传，还可传播国内，使更多的人了解。寻求他在报刊上刊载的文篇，对梁氏的“海外活动”，将可得到全面的了解。六旅日期间，梁启超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除政论外，也有学术专著。这里，只想就他对史学的贡献，作一些窥测。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撰著：一种是为当时的政治活动服务的；一种则学术性较强，还有一定的开创性。梁启超最早的史学专著是《戊戌政变记》，这是距离戊戌变法只有三个月、他流亡日本不久即行发表的，最初是1898年12月10日在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报《东亚时报》半月刊开始登载，连载四号，没有登完，十二天后，《清议报》于12月23日创刊，《戊戌政变记》也在该刊连载，共登十册，因即将出版“单行本”停载。单行本于1899年5月印行。后来，上海广智书局又出铅字排印本。《戊戌政变记》发表，距离政变只有三个月，时日非遥，记忆犹新，梁启超又耳闻目睹，亲历其事，自有史料价值：它保存了一些原始资料，如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梁启超的《上陈宝箴书》，以至《保国会章程》、《保国会演说辞》等，有的还和其他书刊所载不同，如《上清帝第五书》与上海大同译书局印本、《上清帝第六书》与《戊戌奏稿》都有差异，有助于勘复探索。它记载了变法“始末”，也阐述了维新派的看法，在“新政诏书”之后，每每赘以“跋语”。有事实，有议论，这都是它的可贵之处。但是，梁启超对“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都用了很大篇幅，对光绪皇帝又尽量美化。除历述慈禧罪状外，更写了《光绪圣德记》和《六君子传》，六君子的遇难，显示了慈禧之恶，《光绪圣德记》的专章显示了光绪之“圣”。只要从《光绪圣德记》的十五章目录中就可看出他是怎样美化光绪的。目录是：一、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二、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三、群僚士民皆许上书；四、豁达大度；五、日昃勤政；六、求才若渴；七、破格用人；八、明罚敕法；九、用人不惑；十、从善如流；十一、俭德谨行；十二、好学强记；十三、养晦潜藏；十四、特善外交；十五、爱民忘位。把光绪说成古往今来“绝世简出”的“圣主”，一旦光绪复位，变法能成功，中国就有希望。梁启超这些例证，宣传气氛浓厚，就是他自己也“不敢自承”。他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特举《戊戌政变记》为例，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他之所以将“真迹放大”，正是为了“勤王求救”，扩大影响。随着旅日时间稍久，接触到西方、日本的史学著作和史学理论，1902年，他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这时，梁氏确是注意史学，从事《中国通史》撰写的准备，写过《中国近十年史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先后发表过《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作为《中国通史》写作的准备。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以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中国之中国”，是“上世史”；自秦至乾隆末，“为亚洲之中国”，是“中世史”；自乾隆末“以至今日”，“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代史”。打破时代界限，探索运动进化，这种史学分期，当时颇称新颖。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以致“能铺叙而不知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梁启超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写出《新史学》，设想“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在当时确是振聋发聩，在学术界起了很大波澜。七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梁启超回国后，对袁世凯有过幻想，一旦发觉袁的帝制自为，便即支持蔡锷，支持护国战争。五四以后，也提倡新学，抨击旧学。1920年，旅欧返国，“未尝废书案一度”，发表了很多与史学有关的论著。1921年到1927年的几年中，先后以学术讲演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作的讲演，是根据他多年的治史经历和“所积丛残之稿”就讲稿记录增删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开始就对“史之意义”作了概括，认为中国史必注意中华民族和“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对国内各种团体、法律、农工商业、经济制度、人口增殖移转、与外国交通等等，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评述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种体例，对史书考核、史书批判也予说明。对“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对“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也进行了剖析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没过多久，梁启超又“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但它的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其二是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加以修正；其三是自己一直都认为历史现象是进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在清华学校所讲，梁启超自称“与几年前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迥然不同”。过去注重通史，此次讲演则注意专史。总论第一章是“史的目的”，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在“求得真事实”中，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联络法五项，“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等要求，至于“读史的方式”，则有“鸟瞰式”、“解剖式”。总论第二章是“史家的四长”，所谓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其中还对“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五种专史“提纲挈领地说一个大概”。分论一是“人的专史”，对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等体裁的位置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一是“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二是“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怪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三是“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四是“从事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狭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的；五是“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的；六是“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的；七是“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但是，也“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列传”。接着，考虑“作传的方法”，包括合传、年谱、专传、人表等，对孔子、玄奘的专传更提出了具体、详细的看法。分论二原拟作“事的专史”，结果略去。分论三是“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的专史、经济专史和文物专史三大类。梁启超说，“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展，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就这些方面，“他一件一件的讲下去”。在“学术思想史”中，他侧重于道术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的说明。他认为“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是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文化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至于“文物专史的工作”，他认为“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应该注意的是：“一、文物专史的时代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画分时代”；二、“文物专史的时代不必具备，普通史上下千古，文物专史则专看这种文物某时代最发达，某时代有变迁，其他时代或没有或无足重轻，可以不叙”；三、“凡做一种专史，要看得出那一部分是他的主系而特别注意，详细叙述”；四、“文物专史又须注重人的关系”；五、“文物专史要注意的多用图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内容大抵如此。《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例》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领袖、著名学者。他的著作，涉及史学、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他虽然只活了五十七岁，却留下了约两千万字的著作和讲演录、来往函札。梁启超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对旧的科举取士教育猛加抨击，提出设学校，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拟订章程。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海外，支持和筹设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神户华侨同文学校；更在报刊上大力宣传，开发民智，使更多的国内外读者得到教育。梁启超晚年潜心讲学，很多讲稿至今仍屡印不衰。本文只谈到他对历史学的创新和贡献，其实他的成就何止这些！梁启超重视教育，办报写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身受其益的学生不断写出回忆作品。当然，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极有特色，《给孩子们的信》，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教材，他的儿子有三位是院士，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