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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Files/XXGL/2014/12/人大社12月新书快递13-《瞿秋白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doc
书名：瞿秋白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078-1
著者： 陈铁健
责任编辑：王金山 杨宗元
成品：160*230 页数：511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12-09
定价：7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收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于1919—1935年间发表或撰写的重要论著，涉及内容丰富，涵盖广泛。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权威学者陈铁健选编，是研究瞿秋白思想，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生于1899年。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在中共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主持召开党的“八七”会议，反对右倾妥协，提出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主张。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犯过左倾盲动错误。1928年至1930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1930年回国解决李立三冒险错误，并主持中央工作。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集团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留下500多万字的著作和译著。1935年2月，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编者简介
陈铁健，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10月25日生于黑龙江安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2—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著有《重评〈多余的话〉》、《瞿秋白传》、《〈多余的话〉导读》、《蒋介石与中国文化》、《绿竹水南集》、《书香人多姿》、《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等篇。
◆内容简介
本卷选录瞿秋白于1919—1935年间发表或撰写的重要论著，包括论文、散文、杂文、译文、书信等。涵盖作者在政治学、哲学、文学、史学、新闻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学、翻译学诸多领域的成就。限于篇幅，过长文字只选最有影响的章节。以初刊或撰写时间排序，均注明原始出处、日期与署名。编者导言介绍瞿秋白生平主要业绩、思想理论，肯定其历史贡献，指出局限不足，力求客观公允。卷末附作者年谱简编。
◆简要目录
导言
不签字后之办法（1919）
革新的时机到了！(1919)
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1920）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1920）
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1920—1921）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
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1921）
赤都心史（1921—1922）
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1923）
赤俄之归途（1923）
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1923）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1923）
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1923）
《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192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
讨论中的发言（1923）
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1923）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1923）
中国革命史之新篇（1924）
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924）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1925）
《热血日报》发刊辞（1925）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1926）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1926）
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
——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1926)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1926）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1926)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中国妇女之白化与赤化
——中国妇女运动，恭贺新禧!(1926)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1927）
《湖南农民革命》序(1927)
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1927）
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1927)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
武装暴动的问题(1927)
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1928）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8)
中国党史研究室征求回忆录启事（1929）
清校问题(1930）
声明书(1931)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1931）
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1931)
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1931)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
大众文艺的问题（1932）
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1932）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1932）
并非浪费的论争（1932）
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
“儿时”（1933）
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1933）
多余的话（1935）
致胡适(1923)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鲍罗廷（1924）
致伍豪同志（1928）
致政局诸同志（1928）
致杨之华（1929）
致杨之华（1929）
致杨之华（1929）
致杨之华（1929）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
致郭质生（1931）
致郭质生（1931）
致鲁迅、冯雪峰（1931）
论翻译——给鲁迅的信（1931）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致鲁迅（1932）
瞿秋白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一、生平事迹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常州，1935年6月18日于福建长汀就义，年36岁。
瞿家世代书香，为官为绅，自云过了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幼年受家庭熏陶，养成良好的气质情操。12岁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动荡，瞿家官绅地位动摇，家道中落。举家迁入瞿氏宗祠，靠典当借债度日。瞿秋白虽学业优异，却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1916年春节，母金衡玉自杀，一家星散。瞿秋白执教于无锡江陂杨氏小学半年。1916年底，离常州赴武昌，考取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未就学。1917年初，随堂兄瞿纯白前往北京。江南水乡文化中浓烈的尚学善思、博学致用、重情贵柔、多愁善感的人文精神，在17岁的瞿秋白心灵中扎下深深的根。
到北京后，遵纯白嘱，瞿秋白先参加文官考试，未取。又拟报考北京大学，以学费高昂作罢。不时到北京大学文科旁听。1919年秋，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课外自修英文、法文，研习文学、哲学。从今文经学到佛学老庄，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融入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由思考个人、家庭的出路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国家未来。
1919年五四运动中，瞿秋白成为俄专学生领袖，深感中国迫切需要改革，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影响，又由民主主义转而憧憬社会主义。先后参与创编《新社会》、《人道》杂志，不断探索人生使命与社会变革之路。
1920年3月，瞿秋白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应《晨报》聘请作为特派记者准备赴苏俄考察。拒绝亲友一再劝阻，于10月成行。在苏俄两年，写有五六十篇旅俄通讯，向中国人直接报道苏俄“共产主义人间化”某些真实状况，并予高度赞颂。由此确立对列宁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信仰，加入苏式共产党人队伍。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21年9月，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译员兼助教，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理论。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率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译员。会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回国。随即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参与编辑《向导》周报，全力投入中共宣传工作。同年6月，起草中共党纲、修正党章，出席三大，力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10月，鲍罗廷来华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瞿秋白随赴广州任其助手和翻译，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瞿秋白与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组成指导小组，指挥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参加上海执行部并任《民国日报》编委，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委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7月，孙中山任命瞿秋白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击右派反共逆流。冬，遭上海租界当局通缉，转入地下活动。
1925年1月，瞿秋白参加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组成五人中央局。6月，参与领导五卅运动，主编《热血日报》。8月，撰文反击戴季陶反共主义。10月，出席北京中执委扩大会义，赞成“耕地农有”。
1926年2月，出席北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定中共准备支持北伐战争。3月病重住院，写作不辍。8月赴广州，原拟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因故停开。留广州考察形势，返沪后向中央提出警惕蒋介石反共动向的报告。
1927年2月，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23—1926）。参加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策划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月中旬赴武汉，筹备中共五大。与张国焘、谭平山组成中央临时委员会，并兼管中央宣传部。4、5月间，出席中共五大，会上发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但未引起广泛注意。此后，中共高层围绕工农运动与革命进退问题争论不休，举棋未定，只能任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遥控指挥。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反共，中国国民革命没有按照莫斯科一厢情愿建立蒋汪亲苏政权，而是按照国民党的反共路线走下去。莫斯科决策者和指挥者，便把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头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瞿秋白与鲍罗廷去江西庐山，商讨中共改变政策，发动武装暴动。7月下旬，参加中共常委会议，决定先在南昌举行暴动。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等与罗明那兹一起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8月初，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部署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令清算陈独秀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9日，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被推选为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党组织涣散、党员大量脱籍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及时恢复和整顿各地组织，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全力组织发动各地农民秋收起义，回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进而创造工农红军和井冈山等根据地；创办党刊《布尔塞维克》，用以指导全党工作。中共中央和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过左理论和盲动政策，断言中国革命仍处于高涨和“直接革命”的形势，应当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以城市暴动为中心，超越民权主义范围而急剧发展。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推行上述方针，形成盲动错误。所幸，在无锡、宜兴、广州暴动失败后，及时刹车，于1928年春改正错误。在此期间，瞿秋白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也提出一些正确主张，如通过农村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建立工农政权，等等。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后，留在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近东部长及俄文季刊《中国问题》编委。参与国际反帝斗争，并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研究中共党纲、苏区宪法、土地法和婚姻法，拟定《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草案》。在列宁学院和中山大学系统地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其间，王明一伙在米夫支持下，制造“江浙同乡会”假案，利用苏联清党肃托运动及中山大学派别纠纷，中伤攻击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1930年6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适逢国内发生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共产国际于7月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解决立三错误。9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依照莫斯科7月指示顺利结束立三冒险行动。岂料，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居然指责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错误。而王明一伙竟事先窥知莫斯科意图，在党内兴风作浪，集中攻击瞿秋白。原本承认错误的李立三，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也同与会者异口同声，捏造事实，反诬瞿秋白。1931年1月，米夫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解除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在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中，瞿秋白身心俱伤，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但是，他很快振奋起来，在文学园地施展杰出的才华，取得丰富的成就，并与鲁迅合作，参与领导左翼文学运动。
1933年7、8、9月，瞿秋白应中共中央刊物《斗争》之约，以狄康为笔名撰写多篇政论短文，揭露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战略变化。193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斥瞿秋白“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从白区到苏区，在全党范围对瞿秋白进行严厉批判，残酷打击，企图消除他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影响。斗争的结局，是驱迫他到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离开上海。2月5日，到达江西瑞金。他被排除于权力中心，担任苏区政府教育部长，主编《红色中华》。在九个月时间里，他主持制订苏区教育法规，建设教师队伍，推行群众扫盲运动；培养专业文艺人才，开展戏剧歌咏等群众文艺活动，宣传动员群众，鼓舞军民斗志。尽管病体支离，他仍然活跃于苏区文教宣传战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党政机关实行战略转移。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决定瞿秋白留在即将沦陷之地，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任留守办事处教育部长。“三人团”此举，毛泽东严斥为对瞿秋白的“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这种“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1935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江西赴上海医病。2月24日，于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境内被俘。拒绝劝降后，于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岑盘龙岗从容就义。
瞿秋白就义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等，多次高度评价瞿秋白的历史功绩和崇高气节。
二、中国革命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贡献
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从21岁到35岁，15年间，积文500万字。举凡政治学、文学、哲学、美学、史学、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翻译学、心理学，无不涉及，且有足够深度。与瞿秋白同时代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沈雁冰、郑振铎、毛泽东、陆定一、杨尚昆、马林、鲍罗廷、库西宁等中外人士，莫不称赞其才华出众。在中共高层人物中，这样多姿多彩的人真是找不出几个。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建设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瞿秋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关于革命理论建设。
1考察中国国情和统治阶级。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文，以及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党纲草案。
瞿秋白始终坚持革命的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考察近代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社会性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矛盾和阶级状况等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等等。他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认为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经列强历次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沦为列强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的半殖民地。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政府代表地主豪绅官僚买办阶级，成为列强在华帮凶，连年制造内乱，镇压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不是中国原有经济基础发展的产物，而是列强割占领土，投货投资造成的。瞿秋白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导源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一开始就区分为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区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一部分地主官僚依附外国资本，日益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帝国主义通过买办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而买办资产阶级又通过中国农村的大地主阶级剥削中国的农民阶级。瞿秋白认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等，中经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吴佩孚等，到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等，都是帝国主义治理中国的代理人，是“新式的买办国家”的代表。这一观点虽然正确，却有片面性。袁世凯、吴佩孚、蒋介石等，既有依附追随帝国主义的一面，也有摆脱外国控制，反对列强侵略，追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一面，对他们的评价不可绝对化、简单化。
2．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等文。
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瞿秋白指出它也是随着列强入侵和自然经济破坏而产生的新经济力量的产物。受制于外国资本与买办资本压抑，以及封建主义束缚，民族资本没有独立顺利发展的可能，同时又与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反侵略反专制的革命性，动摇妥协的不革命性，是处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中间势力，有时会背叛平民，对革命具有危险性。革命过程中，应当对其实行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警惕和防止其夺得革命领导权。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瞿秋白误判这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它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革命初始是为了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等美好理想，而当革命被一个阶级集团或党派掌控之后，往往视其他阶级集团或党派为争夺或分割革命成果的对手和敌人。于是，不为同志，便为寇仇；不为信众，便为叛逆；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的这类简单思维，使处于革命与反革命营垒之间的“中间派”、“中立派”、“第三种人”等难以自存，备受谴责和排斥，甚至被认为比反革命更危险。瞿秋白此时对民族资产阶级、后来对“第三种人”的误判和严批，当源于这类简单的思维逻辑吧。
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瞿秋白认为，小店东、工匠、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知识分子和游民，都因受压迫而倾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游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需对其进行组织训练。
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号称“革命先锋”，以能动能干著称。中共创始者及初期党员骨干，多半是知识分子。但是，以“无产阶级化”自命的知识分子党员领导者，往往把同样出身的知识分子，视为“危险”分子，加以歧视、防范和整肃。瞿秋白1923年1月所写《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以阶级观点考察“智识阶级”。他说：“何以五四运动独能成一大高潮呢？学生！智识阶级！胡适之先生说得好：‘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然而智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士绅阶级……高等流氓，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这是旧的智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智识阶级。”旧者，“是专制派的镖师”、“军阀财阀的机械”，新者，“是民治派的健将”、“劳动平民的利器”。“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同上书，4页。智识阶级没有独立的政策和利益，只能依他思想的倾向，决定他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还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智识阶级分化性和依附性，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其处境就愈加困窘。张国焘直言：“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张国焘：《关于过去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1931年6月30日），见《鄂豫皖革命地》1册，305页。经历“AB团”肃反的中央苏区,教育界反水现象相当普遍，瞿秋白撰文写道：“广昌县教育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瞿秋白：《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载《斗争》第62期，1934年6月2日。这就是张闻天说的中共“吃知识分子”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载《斗争》第26期，1933年9月。政策的严重后果。瞿秋白以书生投入中国革命，致力于宣传阶级斗争，领导暴动夺权，而在共产国际推行中共领导层“工人化”后，被贬谪于边缘，正是共产革命运动中轻蔑排斥知识分子政策的必然结果。
3农民与土地问题。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清醒深刻的认识，瞿秋白十分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他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文中，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深受土豪劣绅买办军阀和帝国主义多重剥削压迫，终年辛劳却要忍饥挨饿，遇有灾荒动乱就会流落他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其缺点是散漫而无组织，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农村阶级分化中，雇农佃农最能革命；一般小农也亟须推翻压迫者；失业农民（士兵与土匪）更需解决土地和生计问题。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应当唤起农民的觉悟，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实行“耕地农有”，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革命动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大革命期间，瞿秋白极力支持湖南激进的农民运动，将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名《湖南农民运动》并作序，印行单行本，广为传播。
把深藏于农民中间的内在革命情绪调动和发挥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共中央在汪精卫反共后，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时，并没有将进攻方向定位于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四年后，1931年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商定将中央苏区安于此地，也并非依据固有的革命理论公式。按照通常将土地集中的畸形地权关系看作进行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赣南、闽西条件并不具备。瞿秋白在论证中国农民问题时，没有把土地集中作为农民革命的唯一条件，而是强调列强、军阀、买办、土豪劣绅各种势力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视野更宽，直接触及造成农民贫穷的最紧迫的生计问题。只有缓解农民当下的贫穷，改善生存条件，使他们尝到革命的实惠，得到他们的信任后，才能把他引上革命之路。论者指出，“当革命成为进步和正义的化身时，确实可以看到许多革命被制造的实例。中国革命也不例外。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武装对农村的介入就具有一定的空降革命色彩。”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48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此目参考此书及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恕未一一注明。此论，完全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它能够让今人与后人触摸历史的暗角，重见当年革命的光彩场景，体察历史进程是那样迂回曲折。
4工人阶级与帮会影响。主要内容，见瞿秋白著《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等文。
瞿秋白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指出他们与近代大工业相联系，是先进的有组织和团结力的，有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最革命并且能够领导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工人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因而有农民这样众多的同盟军。尽管工人阶级还很幼稚，但是他们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政治斗争，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元核”、“主干”、“骨干”、“原动力”、“先锋队”和“主力军”。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需要争取和争夺；工人阶级领导权是经过它自己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纲领和斗争口号，作为革命群众一致行动的目标，以实现政治领导。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要参加和领导革命政权，建立和领导革命武装，同时解决农民的土地和生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资产阶级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对于中国工人的弱点，瞿秋白早在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之前，撰写《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就说到唐山矿工“没有文化，完全没有精神需求”。劳动之余“找不到正当的娱乐，就把休息时间用来满足他们的低级趣味。大城市里，工人在业余时间玩牌、赌博或者进妓院。一旦失业，就去偷盗、行乞和抢劫。”《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29年12月28日，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还有不少的私有观念，地方主义、帮口的习气，以及其他的落后的思想”（《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7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文中还提到工人组织“同乡会”与“帮会”的事。
中国工人中，传统的地缘、业缘和帮会秘密结社组织，是现代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一大障碍。姑以上海为例，略加说明。上海帮口多为地域性，如江南帮、江北帮，具体化则有宁绍帮、福建帮、山东帮、安徽帮等。帮口首领，就是工头。由工头招来同乡或亲友进厂当工人，工人信任并依附工头。中共通过帮口才能把触角伸向工人，通过帮口介绍吸收工人入党或发动工潮。工头权威由此加强，工人唯工头是听。工头利用中共和工会所赋予的身份，由帮口首领，一变而为“工人领袖”或中共支部书记。工头往往利用这种新身份，控制和压迫工人，并在中共工会与工人群众之间上下其手，一面挟中共工会权威以令工人，一面借工人群众名义胁迫工会和中共。五卅运动胜利，端赖两大支撑：一是民族主义反帝爱国的精神基础，二是300万大洋巨额捐款的物质基础。后者使一般工人养成罢工依赖救济的思想，也使工头养成从中“揩油”恶习。这种“罢工要发救济费”的观念，实际得到中共某种认同。1926年八九月间发生的上海小沙渡日厂工潮，就是中共组织被工头胁迫的，自始至终受“工人领袖”的操控，其目的也是从中“揩油”。这意味着中共在利用帮口的同时，反被帮口利用。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37~149页、154~156页。
帮会历史悠长，地域广阔。华南有天地会，华西有哥老会，华东以青红帮最为发达。上海青红帮，深藏于三教九流之间，工人中尤其植根繁茂。洪门又称洪帮，与红帮有别。红帮乃后起的哥老会支派，清末由华西向华东伸展，踞江淮、东南沿海地区。青帮，源于安清帮，在漕运粮帮基础上，兴起于江淮和长江下游沿海，以上海为重镇。青帮自认源出洪门，却为清朝运粮，为朝廷稳定卖力，与反清的洪门宗旨大悖。
帮会以游民为基本群众，虽无宗教观念和明确政治意识，却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惩罚严厉，是具有神秘性质的隐性地下团体。游民最关心的是自身的生存出路，而毫无道德原则。一旦有官做，有饭吃，获得衣食之源，其他原则皆可抛弃。“有奶便是娘”、“刀切豆腐两面光”，随时可以为各种政治力量驱使，充当打手。即可借势抄杀异党，又为投靠新主捞取资本，手段凌厉阴损，油滑狠辣，兼而有之。
中共重视游民的巨大能量，五卅运动前在上海已与帮会联络结交，李立三、邓中夏均参与其事。不少帮会首领变成“工人领袖”，与中共争夺工人群众。五卅运动中，中共与工商界资本家、帮会头目建立联合阵线。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帮会扮演重要角色，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工人纠察队领导人顾顺章都加入青帮，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往来频繁。帮会秉持“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信条，寄望于中共得势，帮会受益。杜月笙对汪寿华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们的忙。”上海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2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本文帮会文字，参考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周建超：《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上海帮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1）。杜月笙派徒众参加起义，加入工会，并在工人纠察队中形成一股不小势力。帮会还筹募经费，资助工运；安排中共与租界当局建立联系；提供情报，助陈独秀、罗亦农脱险；保护租界内中共人员安全，提供中共开会议事方便等等。陈独秀、瞿秋白都对帮会的动摇性、破坏性有所估量，但是对蒋介石与帮会的深厚关系以及国民党多方拉拢三大亨，疏于警惕和防范。蒋介石以60万大洋收买帮会，三大亨便转而投靠蒋介石。汪寿华被诱杀，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被血洗，酿成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在中国现代史写下残暴的一页。瞿秋白喜欢读鲁迅的《阿Q正传》，看重的正是那个游民革命者失败的典型故事。
5．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
瞿秋白1927年2月，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收文分成八类，其中有“帝国主义与中国”、“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瞿秋白说：“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因为不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殖民地，而且中国国民革命简直是直接的由世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所提携起来的。”“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中国国民革命之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于此更加有深一层的意义。……中国国民革命不胜利则已，如果胜利则必定是颠覆世界资本主义而创造社会共产主义的一支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瞿秋白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而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先是建立平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继而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步。瞿秋白曾经正确地指出，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国家，容易发生社会革命，但是“胜利后难于社会主义之实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561页。。后来，受到那种激进不断革命论的诱导，瞿秋白却在革命低潮时，误判形势不是低落而是高涨，“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世界革命论，是列宁基于他对资本—帝国主义业已步入腐朽、没落、垂死、即将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胜利阶段的不当论断，所制定的超前战略决策。托洛茨基甚至宣称，要把苏维埃共和国版图扩展到全世界。当这一决策在欧洲革命实践中受挫后，列宁又把目光转向东方以中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斯大林按照这一战略，对通过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一场被称为“大革命”的国民革命，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国民党为工农革命党，令中共做“苦力”当小伙计；变国民革命为工农革命；变减租减息为暴力夺取土地；变蒋介石为雅各宾党人，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变国民政府为亲苏政权等等。共产国际一厢情愿的瞎指挥，导致这些幻想挫败之时，斯大林便把他应承担的责任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诬蔑中共是一个“大杂烩”。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掌控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又利用瞿秋白的过左思想，推行左倾盲动政策，导致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于是他们又把责任推给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过程的成败，无一不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莫斯科的“左”倾激进理论，一旦与中共党内“游民习气”胡绳说：“党内一直存游民习气，顾顺章、何忠发实际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无产者。”（《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相糅合，由此产生的带有游民意识的 “斗争哲学”，往往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革命事业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巨大损害。中共自产生之日起，先有建党初期否定和排斥一切资本主义和其他党派的主张，继有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再有土地革命时期盲动冒险和无休止的进攻，排斥一切中间势力，以及忽视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继续强化国内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反复推行内部整肃、自相残杀的一系列“肃反”运动，直到“文革”浩劫。瞿秋白生前死后的遭遇，正是斯大林指导下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的代理人，竭力推行极左路线酿成的悲剧之一。
6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启蒙。
瞿秋白认为，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应以辩证法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之意义》（1926年初），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18页。。他简括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四个组成部分，以解除当时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限于“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的误解。他指出，“科学的共产主义（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是马克思主义前三部分：（一）互辩法唯物论，（二）唯物史观，（三）无产阶级经济学之结论；而他在实践上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儿的系统形成之动机。”同上书，20页。为追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源，必然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于是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而，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又与整个的社会发展进化发生密切联系，如历代的经济制度、国家组织、文化程度、道德艺术等变迁，于是产生唯物史观；进而，追寻社会生存与自然界的关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求构建一个科学综合的方法，即哲学的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这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结合而成整个的系统。——一方面，就方法而论，都是以唯物论一以贯之的；别方面，就目的而论，都是以革命的目的为对象的。”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21页。结论是：“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 同上书，22页。在马克思主义的总宇宙观即辩证法唯物论指导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
瞿秋白此前于1923年任教上海大学期间，先后改译和编写《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就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同时，他还阐述了思维与存在、对立与统一、质与量的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论及社会科学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现象诸多领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事业，有着启蒙的开拓的意义。
总之，瞿秋白依据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学说，移植和阐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包含了后来由毛泽东所概括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同时，在革命实践中，瞿秋白与他的战友们一道，同东方文化派、科学与玄学派、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等，进行了争论和斗争，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至于瞿秋白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则应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即不贬低，也不拔高。
第二，关于革命文学理论建设。
瞿秋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早慧而多才艺，尤其善于思考。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白话诗文，译介俄国文学，步入文学领域。留俄两年，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前者为文学性散文集，摄取去俄途中所见中俄社会生活侧面，写出独具哲理而超越普通游记的文字。后者是旅俄散文集，融游记、诗歌、杂文于一炉，现实精神、浪漫情怀与高尚理想互相融和，成就一部作者勇于自我解剖，趋新向上，与旧我告别的青年革命者的心史。
1923年1930年间，瞿秋白投身于中共革命斗争大潮，他的文学活动几乎中断了。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共领导层，马上转入文学领域。咯血、高烧、腰痛的病体，政治上的打击迫害，他都置之度外，勤奋耕耘文学园地，取得丰硕的成果。从1931年初到1933年末的三年中，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体现在文学论战、杂文创作、文学大众化、汉字改革、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译介等五个方面。
1文学论战。
瞿秋白不满当时中国文坛到处充斥的市侩习气，盛行的马路文学，尤其不能容忍国民党以“救国”为名，镇压民众，围剿中共红军，鼓吹法西斯主义，用民族意识否定阶级斗争，以维持其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民族主义文学。瞿秋白在为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起草的《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文件中，提出在上海开辟“苏维埃文化革命”战线，与占山掠地、夺取政权的政治、军事战线遥相呼应。用文学抵御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使广大群众能够接受人类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参加工农苏维埃革命。在他看来，文学实质上是一种进行革命动员的工具和手段。此时，他所写《屠夫文学》、《青年的九月》、《一种云》、《“匪徒”》、《反财神》诸文，均以揭露列强侵略和国民党统治，歌颂中央苏区和红军为主旨。
左翼文学领域，围绕文学与阶级、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民众关系、文学与政治革命等问题，意见分歧，多存争论。瞿秋白与胡秋原、苏汶等公开进行“文艺自由”论辩，充满了政治气氛。
自称“自由人”的中间人士胡秋原，发表一系列文章，宣称“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苏汶则以“第三种人”自诩，支持胡秋原。他们在政治上同情革命，又担心社会动荡而趋向改良，反对暴力。文学应该保持独立精神，不受政治斗争的干扰，不做党派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主张，无疑代表国共两党斗争之外的第三方，即中国势力的意愿。
左倾的革命营垒，对此不能容忍。瞿秋白先后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两文，予以猛烈反击。他以列宁的乃至苏联的文艺乃阶级斗争工具论为依据，重提郭沫若与创造社首创的“留声机”论，斥责胡秋原的文艺独立、反对阶级文学是“艺术至上论”，“蔑视大众”。瞿秋白说：“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又说：“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同上书，70页。瞿秋白说的如此直白、简单、绝对、武断，凭借的是列宁的“大众文学”的原则，即“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同上书，65页。。他把同是进步文艺界的“同路人”与苏联被批判的普列汉诺夫等捆绑在一起，痛斥为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孟塞维克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9~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否认他们作为中间势力的存在，执意把他们推向敌对营垒，实在是“左”了。倘若把党派政治功利性、阶级斗争性看作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消解了文学的全民性、普适性及其审美特征。这种批判在当时虽不无某些合理性，其久远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所幸，当时身居中共高位，并在政治军事方面比瞿秋白“左”得很的张闻天，彼时却在文艺宣传方面摆脱“左”倾束缚，以歌特为署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纠正左翼文学运动中打击中间势力的不良倾向。与瞿秋白的狠批不同，鲁迅较为理性。他没有批评胡秋原，视苏汶为“同路人”，不予排斥。张闻天文发表于1932年11月，稍后，1933年1月发表的瞿秋白与冯雪峰合写的《并非浪费的论争》，虽坚持既定原则，语气却和缓多了。此后，双方停止论争，对胡秋原等改持团结的态度。
2杂文创作。
瞿秋白在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所作政论文章，多参用杂文笔法，峻急明快，尖锐泼辣。1932年秋，与鲁迅结识后，心心相印，投合默契，所写《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高度评价鲁迅杂文创作，树立革命文学典范。尽管时人对此看法不一，但鲁迅本人生前是认可的，由衷感激瞿秋白。序言终究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可磨灭的里程碑。1932年秋，瞿秋白移往鲁迅亲手安置的东照里寓所三个月，几乎与鲁迅朝夕相见，漫谈文坛现状、政界时势，检寻要点，推敲题目，迅速写成匕首般的杂文。大抵先由瞿秋白构思，写出初稿，再经鲁迅过目，略作修改后，用鲁迅笔名送报刊发表。
《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文锋指向当时以温和“诤友”身份向国民政府争取改善人权、向日本侵略者进言“征服中国心”的胡适。前文篇末诗云：“人权王权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至今脍炙人口，为读者盛传。1933年，鲁迅写《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旧话重提，说“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6卷，9~10页。鲁迅和瞿秋白两人看法一致，鲁迅更为深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求诸国联调解。热河失守后，蒋介石发表“剿匪”演讲，倡言“安内始能攘外”。瞿秋白鲁迅又合写《申冤》、《迎头经》、《最艺术的国家》、《曲的解放》、《内外》、《真假的堂吉诃德》等文，予以抨击。
针对“左”倾、虚无、谩骂、恐吓的论调，瞿秋白写《透底》、《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指出祝秀侠（首甲）、芸生等人用辱骂代替批判，那绝非革命者的战斗。他们竟说鲁迅是“右倾”，其实他们才是戴上鬼脸的真正的“左”倾机会主义，而鲁迅是“完全正确”的。
瞿秋白所写、用鲁迅笔名的杂文，还有《关于女人》和《中国文与中国人》。鲁迅后来把11篇杂文分别辑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三书，作为对瞿秋白的永久纪念。论者说，所有经与鲁迅讨论、经鲁迅看过的杂文，比瞿秋白此前的杂文更深刻，更精练。鲁迅看过瞿秋白的杂文，以为“尖锐、明白、很有才华”，“深刻性不够，少含蓄”，读第二遍有“一览无余”之感。可见，鲁迅对瞿秋白杂文了解之深。瞿秋白小鲁迅十八岁，两代人的生存环境、阅历经验、气质性格等自然差异很大。作为苏俄列宁主义的信仰者，瞿秋白醉心于苏式革命文学工具论，崇尚文学大众化，语言大众化，做民众的革命思想传播者、宣传者和灌输者，他的杂文着力以浅白通俗、平铺直叙为标的，完全可以理解。况且，文章的久远影响，不会因其浅深而消逝吧。
3文学大众化。
瞿秋白文学大众化的思想理路是：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化拼音文字；说、写现代中国普通话；推行革命的大众文学。对于文学大众化的论述和设计的文字，在他全部文学论文、随笔中，约占半数以上。
瞿秋白的这个思路，来源于列宁的“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的观点，即“列宁的关于文学和哲学的党派性的原则”《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89、90页。，进而引申为“普罗革命文学站在一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反对别些阶级”同上书，91页。的“无产阶级文化论”。瞿秋白的这个思路，从1923年初由苏俄回到中国后，一直延续，终生坚守不歇。这年1月，他写《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提倡知识分子与革命主力军工人农民的结合。3月，他写《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批判“东方文化论”，倡言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结合的途径，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固然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创见，但未免陷入“阶级文化论”的褊狭。10月，写《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声言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化、艺术。同月，写《在荒漠里——一九二三年的中国文学》，不满意文坛现状，哀叹：“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意谓文学应大众化，为现实斗争服务。
瞿秋白集中精力提倡文学大众化，是在1931年春夏之后。所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的中国文？》、《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汉字和中国的言语》、《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新中国的文字革命》、《哑巴文学》等文，全面阐述建立“现代普通话，实行文学大众化的主张”。
瞿秋白坚持，“话”是“化”的前提条件。“现代普通话”既不同于“古代文言”、“现代文言”、“旧式白话”，也与夹杂文言、旧式白话和外国文法的“新式白话”不一样。它既能看，又能读，读出可以听懂。用这种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才是普通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可以接受的大众文学，反之，就是与民众绝缘的“‘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77页。瞿秋白偶尔说“无产阶级绝不放弃‘五四’的遗产”，但在大多文章中，皆持否定态度。。曾经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瞿秋白，此时竟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两篇文章中，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指斥五四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 。除鲁迅外，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无一不在嘲讽笑骂之列。声言“‘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76页。。“五四式的半文言”，“这种杂种话——必须完全打倒才行。”《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95页。这就彻底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可怕的“阶级文化论”，可爱的“左”啊。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之战发生后，瞿秋白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文，认为新文学在面临巨大事变时，不能呼应民众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处于“绝缘”状态，其原因在于那些作品的语言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他大声疾呼“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5页。他多次化装到上海城隍庙听民间艺人说唱，并用那些通俗曲调创作《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工人要求新唱春》等歌谣和评书，用以实践他的文艺大众化理论。他用这类自云是“急就的”、“草率的”方法和形式，来“最迅速的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并承认“这种作品也许没有艺术价值”。又说，可以写革命斗争的“演义”，如“洪杨革命”、“广州公社”、“朱毛六下井冈山”等等。“可以是国际革命文艺的改译。可以是暴露列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作品。”同上书，19页。革命的大众文艺，也“应当去描写劳动民众的家庭生活，恋爱问题，去描写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给大众看”同上书，19~20页。。显然，瞿秋白除关注语言文字大众化之外，也看重作品的思想内容。他在与茅盾讨论文学大众化时，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着重阐述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64页。。其目的在于帮助民众认清地主资本家的真面目，摆脱封建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反对“武侠主义”、“民族主义”、“市侩主义”、“感情主义”、“个人主义”、“摩登主义”、“魔道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主义”、“武侯主义”、“岳飞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为“反对进攻苏联”，就连“所谓祖国民族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75页。，是要坚决反对的。结论是：“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苏维埃的革命文艺运动”同上书，475、476页。。这一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排除资产阶级的领导。至于知识分子，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过是具有“买办性”的“愚民政策的别动队”《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23页。罢了。当时弥漫“左联”的关门主义风气，应与瞿秋白的“左”倾思想不无关联，尽管他也不时纠正“左”的东西。
瞿秋白于1932年三四月间，写《谈谈〈三人行〉》、《革命的浪漫谛克——译华汉的三部曲》两篇文章，对茅盾、阳翰笙（华汉）的两部小说进行评论。对于前者，瞿秋白认为“作者的革命的政治立场，就没有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反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占了胜利，很自然的，对于虚无主义无意之中做了极大的让步。只有反对个人英雄的侠义主义的斗争，得到了部分的胜利，可又用了过分的力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454页。对于后者，瞿秋白认为“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同上书，第1卷，457页。。他在与茅盾关于大众文艺问题的论辩中，一味强调文学语言和普及，而轻视文学技巧的提高，同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那么，究竟怎么办呢？瞿秋白开出的方案是：“作者从此能够用极大的努力，去取得普洛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和创作方法”同上书，第1卷，455页。，这正是瞿秋白在《革命的浪漫谛克》文前引用法捷耶夫《打倒席勒》文章中的观点。如果溯其来源，则是由列宁开启、斯大林发挥到极致的文学与哲学的党性原则，使文学和哲学变成只有政治宣传功能的工具，从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哲学的思辨功能。倘若深追列斯此论之根，则是19世纪60年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鼓吹的现实性、战斗性、阶级性等“新美学”文艺创作原则。这些原则不计文化和美学价值，使文化粗鄙化、阶级化，否定世界公认的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贵族文学的成就。 斯大林于1932年，接受高尔基的提议，成立由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把文学变成党的机器上的螺丝钉。随之，斯大林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不能秉笔直书真实的历史而需要“遵命史学”，为自己树碑立传。高尔基遵令而作，以“文学党”模式改造历史学。官方封锁和垄断党和国家档案，历史的叙事只能在官方限定的口径下抄来抄去，形成千篇一律的套话、假话、空话参见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第2、7、8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为世人所厌。其国际影响久远而恶浊，幸而已在肃清中。
4汉字否定与改革。
瞿秋白对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汉字，评价极低。如说“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5页。，“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同上书，247页。
汉字只是“保存古代儒士的僵尸文学的武器。”同上书，261页。汉字“使几万万人根本不能够受到教育，根本丧失研究科学的工具”同上书，210页。。因此，“就必须完完全全废除汉字”同上书，241页。，“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同上书，169页。。瞿秋白的本意是，要实现文学大众化，汉字改革是重要前提。汉字难学，是文化普及的障碍，必须改革。但是，否定中国文字史上形成的“古代文言”、“现代文言”、“旧式白话”、“新式白话”等历史遗产，却大可不必。至于“废除汉字”就更不可取了。
中国的汉字改革，源于五四运动之前。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方案。五四前后，蔡元培、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提出“汉字革命”口号。赵元任等于1926年拟订《国语罗马字方案》，开采用拉丁字母拼音的先河，都产生相当的影响。
瞿秋白第一次旅俄，适逢苏俄政府采用拉丁字母创制少数民族新文字，有助于扫除文盲。瞿秋白深受启发，开始研究汉字拉丁化问题，并与俄国汉学家郭质生切磋，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两大册，存放郭处。俩人成为挚友。瞿秋白第二次到俄，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与吴玉章、林伯渠等成立小组进行深入探讨。且知此事甚难，既有社会阻力，又因知识所限，不能立即见功效。1929年3月，他写信给杨之华，说此事实现或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之后，但是应当不为困难所阻，现在就要“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通用到实际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319页。。此前一个月，他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草案》，由莫斯科“劳大”出版社出版。修改后定名《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接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1930年春，此书发表于莫斯科《中国问题》第二期。后出版单行本，用汉字、拉丁化新文字、俄文排印，正文后附《新拉丁字母一览表》、《汉字拼音表》，共印3000册。1931年9月，中国新文学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以瞿秋白《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为基础正式作出《中国汉字化的原则和规划》方案。当时侨居苏联的十万华工中，试用此方案进行扫除文盲活动，取得一定效果。
1931年春，刚刚离开中共领导岗位刚刚一个月，瞿秋白于2月7日寄信给挚友郭质生，请郭“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这件事情，我千万的拜托，费神费神。如果你能够常常寄来，那真是不胜‘感激之至’了！”同上书，326页。一个月后未得复信，又于3月12日致函郭质生：“再次三跪九叩首地请求你经常寄我一些俄文书籍：小说、短篇小说，新的或是旧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以及有关阿拉伯文拉丁化的材料。”“请你马上寄两三本我著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草案》给我。”同上书，328页。他赋予汉字改革的心情是热烈而急切的。
瞿秋白于1931年底完成《新中国文草案》。此案虽然有一些不足，如对舌前音z、c、s和舌后音zh、ch、sh,都用z、c、s表示，没有加以区分等。但是，它较之此前各案更加完善，且有所超越。周有光高度评价瞿秋白在文字改革方面的成就，说他对中国汉字改革有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又说：“汉语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首先倡议设计的。”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44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瞿秋白对于汉字拼音拉丁化的创制和贡献，应当载入中国文化史册。
5译介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
瞿秋白崇尚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来自或者几乎全部来自苏联。他的文学理论译介，更是如此。瞿秋白译介俄国文学作品，始于五四运动前后，而他集中全力译介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始于1932年。他在这一年，依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第一、二期中的资料，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辑成《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收入译文7篇、编译撰述文6篇，共13篇，加后记共14篇。译文印刷页110页，撰述文印刷页98页，翻译文与撰术文数量相当，兼重并举。篇首为瞿秋白撰写的《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是全书的纲要，书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简括论述，同时阐明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理论的赞颂和解析。除《现实》文集，瞿秋白还翻译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论文，高尔基的二十多篇文艺论文，等等。这些重要文献，多为当时世界首次刊布，对于中国文学界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意义非凡。“瞿秋白的直接翻译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初期‘阐释文本的混杂’、‘译介的双重间接’等不良倾向和影响，可谓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第一大步，吹响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号角”。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他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范式，影响深远。作为中国译介与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第一人，瞿秋白是当之无愧的。
瞿秋白翻译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文学著作，准确、忠实、严谨，已有定评。他所撰述的文章，如《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等，则是以其对原著的主观理解，依据现实斗争需要，进行增补删改，以达致革命宣传、鼓动、灌输等功利的目标。“对于建构大众化与本土化并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瞿秋白的这种撰述贡献巨大，涉及文艺的缘起、核心、特性，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载体、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直接助益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撰述是快速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众化的有效方法，它发挥了与理论翻译异曲同工的功能，具有意识形态的引导、统率、象征功能，符合中国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客观需求。”同上文，58页。瞿秋白虽然没有忽略文学的审美功能，也注重创建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内容，但是在总体上他更倾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有关党性、阶级性、政治性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人性、艺术性、人道主义方面的观点，突出强调文学与政治的从属性，强化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特色。论者指出，“通过援引俄国马克思文学理论，对接中国语境，瞿秋白综合运用‘推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倡导文艺大众化’、‘正确评价鲁迅，树立革命文学的典型’等多种策略，初步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整合。瞿秋白首先关注的是战线而并非文艺，其内在逻辑自然就是现实政治革命。”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
瞿秋白谙熟苏联政治斗争，密切关注其政界文坛动向，随时调整理论评价尺度。例如，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在文学艺术领域贡献巨大，素为鲁迅所尊崇。普列汉诺夫虽因与列宁对抗，成为孟什维克派领袖，死于失意与嘲笑中，鲁迅依旧认定他是用马克思主义打通文艺领域的第一人，他的著作不愧称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的美学的古典文献。参见鲁迅：《艺术论译本序》，见《鲁迅全集》第4卷。《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者附记》，见《鲁迅全集》第10卷。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与鲁迅相异，瞿秋白在苏联官方贬低普列汉诺夫、吹捧高尔基的同时，闻风而动。他从文艺与政治功利、阶级本位和哲学观念等方面，猛烈批判普列汉诺夫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孟塞维克主义”、“非政治主义”、“反辩证法的机械论”、“反对布尔塞维克”。瞿秋白随后翻译《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文中赞誉列宁对高尔基“亲热的关心的态度”，批评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是客气的，冷淡的，形式的”，认为普列汉诺夫对高尔基的评论是“教条主义式的书生式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别方面，是和他认为列宁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巴枯宁主义者同样的动机。……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敌视和不了解，就产生了对于高尔基艺术创作的敌视的估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303、306~3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高尔基，无疑是俄罗斯的伟大作家，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文学作品，绝大多数写于十月革命前，如《海燕》、《同志》、《大灾星》、《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等，暴露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地主、商人、小老板、市侩的种种丑恶，书写战斗的工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游击战的农民，提示无产阶级领导群众改变历史的创造力量。瞿秋白由衷地赞扬高尔基文学作品，“不是安慰我们的书，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3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与翻译上述作品同时，1932年12月，瞿秋白译出《高尔基论文选集》。这是高尔基应斯大林召唤回国三年中所写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回击国内外质疑和反对苏联政权的文章。瞿秋白在《写在前面》中称赞“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暴露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他鞭挞市侩的个人主义、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说高尔基的论文“反映着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它帮助读者“了解苏联的各方面的社会现象，了解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能够帮助中国的文学界，更深刻的提出许多从来没有人注意的问题”同上书，324页、325页、326页。等等。高尔基论文《关于真实的教育》参见上书，566~578页。，专门颂扬“古拉格”政治犯劳改营奴隶劳动建设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是肃反机关在劳改营中进行“关于改造人”、“对人的原材料的加工”的教育体系理论和实践“非常成功”的“一项最伟大的事业”，“具有世界意义”，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历史根据而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瞿秋白在“译者志”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时的高尔基已经蜕变为斯大林暴政的吹鼓手。无怪乎索尔仁尼琴谴责高尔基的行径，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可耻的一幕。参见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07~111页。
瞿秋白的《写在前面》一文，特别提及高尔基“承认自己在‘十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大错误：过分估量了智识阶级的革命性和所谓‘精神文化’”《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326页。。其实，人们应当用今天尺度来审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言行。当苏维埃肃反机关在“革命恐怖”或“红色恐怖”中，无法无天，肆意捕人、搜查、没收财产、抢夺粮食，不经庭审判刑杀人，镇压目标由资本家转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时，高尔基先后给列宁、捷尔任斯基、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写信上百封，为许多被捕者求情，并严厉谴责这种暴行。1923年，当他得知克鲁普斯卡娅领衔对全俄图书馆进行大清洗，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托尔斯泰等文化巨匠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时，他准备退出苏俄国籍，不再回国，他认为，俄国社会改革不能扭曲人道主义，不能容忍布尔什维克不择手段地镇压民众，损毁文化遗产，迫害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针对当局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报纸的行为，高尔基说，这是“用拳头堵住嘴”。质问：布尔什维克在半年时间里取缔的其他党派的报纸，比几代沙皇加起来取缔的还要多，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把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布尔什维克是民族的不幸，因为它可能在它激起的粗俗本能的混乱中威胁消灭俄国文化的柔弱幼苗。苏维埃政权这一切行为，只能激起我对它敌视的情绪。高尔基在《新生活报》的这些言论，汇总于后来编成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篇篇都似声讨的檄文。十月革命前后这些年，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巅峰。参见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81~86页。然而，1928—1935年，高尔基在斯大林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0年，他在颂扬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答复各方人士对现政权的质疑时，竟喊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咒语，成为斯大林专制政权对付反对者的口号，几乎无处不用。1932年，高尔基提议取消“拉普”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左翼群众文学团体。政治经济方面主张激进，组织上强调内部民主，不服从“铁的纪律”，我行我素。，成立党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登上“文学党”的头号交椅。1934年，高尔基在作协大会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提出，必须塑造正面人物，歌颂积极因素，奠定后来单一狭窄的写作模式。以官方“主义”剪裁现实，哪里有什么现实主义呢？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06~114页。
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因中国政治的需要而被赋予主流地位，以致中国人的审美长期局限于狭窄境域，对世界早已存在的其他文艺流派少有关注也难以欣赏。文学艺术本应多姿多彩，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风格，一种类型，即使它无比娇艳，也无法呈现文艺百花园的万紫千红。
瞿秋白的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既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进步性，也强调其实践性，力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作为革命者，他更为注重现实政治对文学的导向，注重文学的阶级性、党性和意识形态，而轻视文学的审美性、独立性和作家的个性，力促文学成为政党政治和革命鼓动的工具。他之批判普列汉诺夫，推崇高尔基，高度评价鲁迅，批评胡秋原，讥评茅盾的《动摇》和华汉的《地泉》，否定汉字和古文，对托洛茨基先扬后贬等等，都是上述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参见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
其实，纠结于政治家与文学家二者之间而无奈的瞿秋白，他内心世界里，何尝不看重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形式属性。然而，投身革命十多年，“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多余的话》，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同上书，717~718页。摆脱“外物”困扰后，在临难前夕，他已把当初几乎被他否定的茅盾所写《动摇》，与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鲁迅的《阿Q正传》、曹雪芹《红楼梦》并列，“都很可以再读一读”同上书，723页。。不过，如他所说，太迟了！文学终成他难以回归的家园。参见刘中望：《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载《文史哲》，2012（6）。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七年后，他的革命大众化文学理论，成为毛泽东中国化文艺理论的核心之义，得以更加完备的体系，管控中国文学艺术，至今遗风犹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