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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Files/XXGL/2014/12/人大社12月新书快递15-《钱端升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doc
书名：钱端升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_ 978-7-300-18828-7
著者：孙宏云
责任编辑：徐海燕
成品：160*230页数：497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12-12
定价：7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钱端升1949年之前文集，所选论著主要反映钱端升的政法思想。
国内政治学研究界权威学者选编，所选资料充分详实，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不可多得的资料。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法学研究者
◆人物简介
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别号爱青。著名的政治学家、宪法学家。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属上海市）。早年曾入读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回国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学校（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2年负责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一生著述甚丰，除《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与王世杰合著）、《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学术专著外，还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政论时评。
◆编者简介
孙宏云，安徽庐江人，1969年生。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学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之创建》（待刊）。另在《历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学术》、香港《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内容简介
《钱端升卷》选录了钱端升1949年以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论著，其中不少篇章为编者从各种原始报刊及书籍中首次辑出。所选论著主要反映钱端升的政法思想，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思想家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以及他对政治和法律的深刻理解。
◆简要目录
目录
导言
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 1
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 1
赠新旧诸生二则 6
治外法权问题 8
清华学校 15
清华改组之商榷 20
收回上海租界的迫切 29
设立中央计画委员会刍议 30
党治与舆论 32
党治与用人 34
党纪问题 36
党治与国民会议 38
立法权的行使与立法院 39
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 41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50
中国外交的出路 57
国际环境与外交路线 58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 60
中日问题果能解决么？ 62
对日应采何种策略？ 63
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 65
二次大战在酝酿中——对国际情势综合的观察 68
何以弭贪污豪夺之风 69
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 71
华北对日外交的方略 73
国人应多去日本游历考察 74
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 76
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84
论极权主义 88
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 90
中山先生的宪法观念 93
国宪与党章 99
中央政制的改善 101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 106
论中日关系 107
世界资源重行分配问题 113
论官等官俸 117
论外交根本政策 124
建设期内的行政改善 127
论国联政策为唯一正大而有利的政策 131
国联政策的实施及运用 135
统一与一致 139
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 141
政治的制度化 143
几件战时的不急政事 145
论战时的行政机构 147
制宪与行宪 149
论党 152
大学往何处去 155
浅说民权与极权 158
论党务 160
新中国与一党制 162
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宣传 165
三民主义与新世界的建设 167
新世序与世界公务员 170
新世序的设计 172
新世序的建设 175
罗斯福四大自由之知与行 177
国际的经济分工合作为和平基础论 178
建国完成的期限 182
战后应否有一国际人权宣言 184
现代化 187
僵局如何打开——论中国政治的前途 192
教师与进步 195
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 198
世界大势与中国地位 200
唯和平可以统一论 205
建国途径 211
序 211
目次 211
一 我们的任务——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 211
二 政治制度：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 214
三 一党与多党 216
四 自由新论 论自由 220
五 经济政策 222
六 教育政策 225
七 世界政策 227
战后世界之改造 230
序 230
第一章 绪论 231
第三章 政治的处理 237
第六章 新国际组织 243
第八章 国联武力与制裁 251
第九章 国联法院 255
第十章 经济秩序 260
第十二章 劳工与人口 267
第十四章 共同与殊别 271
政治学 275
《英文政治学名著选读》编者导言 279
一、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279
二、马基亚弗利《霸术》 283
三、孟德斯鸠《法意》 287
四、勃赉斯《近代平民政治》 291
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丛刊序 294
钱端升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钱端升，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关于他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而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进退出处，则有赞有弹。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大概因为学术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而如何看待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则通常受到评论者的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影响。钱先生一定深明此中道理，故在生平自述中说：“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1990年钱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在遗体告别仪式前散发的《钱端升同志生平》中对他的生平事迹有这样的评价：“钱端升先生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工作勤奋，生活俭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我国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国杰出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愧为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不论功过是非，评论历史人物必须从史料出发，设身处地，同情理解其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一、生平事略
1900年2月25日，钱端升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今属上海市闵行区曹行乡的钱家塘。钱家世代以行医为生，同时也操耕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钱端升开始由父亲和伯父们教读识字，接着入读私塾，直到1910年夏。期间不仅学习背诵《四书》、《史鉴节要》、《诗经》、《左传》和《唐诗三百首》等经典诗文，还随同族各家延聘的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的塾师学习国文、数学、史地等新学科目。1910年下半年，钱端升随堂兄到上海城内就读于敬业学堂。一年后转入养正学堂，至1912年冬小学毕业。1913年春考入松江（江苏）省立三中。至1916年秋转读上海私立南洋中学，插入五年级，次年夏毕业，报考清华学校，被录取进高等科三年级。1919年夏从清华学校毕业，获官费赴美留学。
到美后，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四年级攻读政治学。翌年夏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先入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系，旋入哈佛大学。1922年6月，被哈佛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完成哲学博士所需课业并通过各种考试，结束在哈佛的学业。随后藉校长洛厄尔（A.L.Lowell）的介绍函，漫游欧洲各国半载有余，就教于英、法、德、奥等国一些宪法或政治学教授、学者，访问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人员。1924 年夏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4年5月，钱端升结束游学生涯，回到祖国。秋季应聘为母校清华学校历史教员，主要讲授西洋近百年史。时曹云祥被正式任命为清华校长，为了提升教师素质，大量聘用清华留学生，以逐渐取代美国教师。与此同时，亦致力于清华改制为大学。钱端升出于对母校的热忱，积极参与校务讨论。在上大学筹备委员会会长的意见书（原文为英文）中，钱端升主张清华应以全副精神先办一文理科大学，以养成士风。因为在他看来，“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并对1924年10月21、22日经筹备大学委员会之课程及计划组通过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清华周刊》第332期）提出商榷意见。随即又发表《清华学校》一文，直言清华的弊病，并提出改良的途径与方法。
当时清华教职员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教务长张彭春为首的“南开派”，一派是清华少壮派。庄泽宣、吴宓、钱端升等属于后者。 双方在年底的校长人选问题上爆发激烈冲突。结果张彭春被迫离开清华，引起旧制学生不满，要求斥退“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将全绍文、曹霖生、虞振镛、陈达、蔡正列为“次凶”，张歆海、钱端升、吴宓列为“陪凶”。 在学生看来，钱端升他行事较公开且多出于公心，因此没有将他列为“元凶”。风潮过后，钱端升被全体教职员大会推举为“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委员，与其他六名委员共同起草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后经清华教职员会议通过，交由校长执行。该大纲的要点为教授治校和实行分系制。 该大纲还规定1930年大学院开办时取消国学研究院，据称，“此乃钱端升之意”。
1925年秋，清华建立大学部首次招收本科生，自后逐步成为一所完全的大学，清华教师遂分为研究教授、教授、讲师、教员等四种类型，钱端升担任政治学系教授兼历史学系讲师。1925年12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26年11月，经高仁山、陈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春季，钱端升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授政治和法律两系的宪法课。1927年春夏，奉系军阀入关，对教育界、报界人士极为横暴，钱端升于是南走沪宁，秋季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任政治系副教授。1928 年曾一度在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兼任文化事业处处长。1929年秋，由于中央大学囯民党派系之争和学生罢课，钱端升被迫辞职。 失业赋闲期间，他翻译了屈勒味林（C.M .Trevlyan）的《英国史》。1930年秋，钱端升再次受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同时在北大兼课。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蒋介石创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周鲠生、徐淑希等负责国际关系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1934年初，钱端升赴天津接替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主笔。《益世报》当时是北方两大报之一。钱端升在担任《益世报》主笔8个月期间共写了170篇社论，对国内外各种热点问题发表意见，尤其重视对日问题，揭露与驳斥日本侵华阴谋及其罪行，大声疾呼各界人士放弃对日和平幻想，积极做好抗日准备。因笔锋触及对日妥协派，蒋介石大为恼火，立即勒令邮局停邮《益世报》，钱端升被迫于1934年9 月离开报社。后适南京，再度受聘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希望钱端升来法学院有助于加强其学术气氛。但是中央大学仍然派系林立，钱端升除偶尔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
1937年夏，钱端升受聘北大教授，刚到北平一周，“芦沟桥事变”爆发，接着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派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等北大三教授赴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次年6月，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从法国搭船回国途中，应蒋梦麟之请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8月回国后，即任教于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政治系。自此至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返回北平，钱端升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教书之余，钱端升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在此期间，他发起创办《今日评论》，围绕着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战后重建等问题共发表了58篇时评，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从主张国民党一党政治到最后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正式宣布解散，钱端升于同年秋回北大执教。1947年10月底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约一年。1948年4月，钱端升被遴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8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迅速，钱端升没有听从美国友人劝他暂时留美教书的建议，决心回国，经多方设法，于1948年11月终于回到北平。不久他被推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1月，北平解放。解放不久，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由中共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始终积极关心国内政治生活，并热心参与各项社会活动。1949年8月出席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作为一名政法教育工作者，他还参加了政务院的文教委员会和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曾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第一届政协代表，第二届政协常委，第三、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六届人大常委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钱端升被抽调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院系调整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钱端升的研究工作也只得就此中断了。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外交事务活动。先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对外友协副会长，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积极推进新中国与各国非政府间的外交活动。1954年他被邀请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钱端升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遭受了磨难。所幸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下，他还能够饥即食、病即医，并在1974年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属耄耋之年的钱端升，又受聘于北大、外交学院、南开大学，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科的恢复与建设发挥号召与指导作用。
钱端升一生著述甚丰，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1935）、《法国的政府》（1934，1935）、《比较宪法》（与王世杰合著，1936）、《民国政制史》（主编，1939,1946）、《建国途径》（1942）、《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1950）等学术专著，其中《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英国史》被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此外还翻译了屈勒味林的《英国史》（1933），为王云五、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选注过四本英文政治学经典著作。并且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以及政论与时评，散见于《清华周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现代评论》、《东方杂志》、《益世报》、《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独立评论》、《今日评论》、《世界政治》、《国联同志会月刊》、《云南日报》以及美国《政治学评论》、《外交季刊》、《太平洋季刊》等中英文报刊。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1962年钱端升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从五六十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译成中文。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120万言，其中大部分并经他亲自校阅审定。可惜该书至今尚未得以出版。
二、学术研究的成就与方法
钱端升自1917年涉足政治学专业，遂与政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在《自述》中说：“我一向认为，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1949年以前，基于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的理想，我不但著译了几部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论述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制度的书籍，而且也写过大量抨击时政，评述时势，论证国际关系对策以及政治学书评等类文章。”钱端升的学术成就大体上成就于1949年之前，主要在政治学方面，涉及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各国政府的制度及其实际运行，以及国际关系。
留学期间钱端升的学术成就当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代表，他的博士论文（Thomson S. Chien ,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 American Congress ,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 and German Reichstag , Harvard University’s Dissertation , 1923）是关于英美法德四个国家议会中的委员会的比较研究。恰末尔称其“研究是法律的与制度的，这是1920年代学院政治学一般的特征”。
1925年12月3日，钱端升在清华学校作关于政治学的演讲，演讲内容随后以《政治学》为题刊登于《清华周刊》上。这篇演讲表达了钱端升对政治学有一种系统的看法。他首先将政治学定义为“研究人类政治活动及其政治组织者”。接着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三大类：甲、政府，包括：一、起源及发展——宪法史等；二、组织，包括宪法、比较政府、某国政府、联邦政府等；三、职务之职行，分立法与行政两部分，司法乃行政之一种；乙、政事（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包括舆论、政党、政治心理、阶级制度等；丙、国际关系，分国际法、国际组织、联邦、外交、帝国主义等。并表明该分类为其“个人之分法，乃聚欧美各大学之政治科目而分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大陆仍注重从历史、哲学及法律角度来对国家现象、政治组织进行抽象的静态研究的时候，英美则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政治的动态过程，从法律形式主义转向现实中“行动着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action），本特利（A. F. Bentley）、威尔逊（W. Wilson）、洛厄尔（A. L. Lowell）是其中的主要倡导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呈现出如钱端升所说的特征——“忽视政体方面之研究而重视职务方面之研究，忽视形式方面之研究而重视运用方面之研究”。钱端升留学的哈佛大学正是其校长洛厄尔提倡与实践对“行动着的政府”进行研究的学术重镇，钱端升对政治学的上述定义与分类正体现了洛厄尔等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贯彻于钱端升的研究实践，正如他晚年所述，“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我以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作为我的主要课题。”
钱端升的博士论文体现了他追随洛厄尔、威尔逊等人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以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宪法入手，注意政制的实际运作，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出不同政制的共同特点和变化趋势。此后，他的研究对象扩大了，特别关注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新成立的政府。这大概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普遍采用民主制度，特别是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由专制走向民主首先就表现在新宪法的制定上。当时中国的情形与之相似。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都得到了极大传播，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将“制宪”视作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大事，另一方面希望遵循法律途径解决“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1920年代中期回国的钱端升正好赶上这股政治潮流，于是注意对新兴的民治政府进行比较研究，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及书评几乎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如《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Malborne W. Graham: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中欧新政府），Dr. Julius Hatschek: Deutsches und Preussisches Staatsrecht（德国与普鲁士宪法），Leon Duguit,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宪法论）。
但是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钱端升又转而关注德国、苏联和西班牙等极权国家的宪法与政府。1933年就连续发表了《德意志的国会及国会议员》（《清华学报》第8卷2期）、《西班牙的新宪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4号）、《希忒勒秉政前的德意志政党》（《民族》第1卷第9期）。次年元旦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明确表达了钱端升期待建立极权国家的愿望。可见钱端升此时的研究重心与他的思想倾向大有关系。这一年《德国的政府》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钱端升说他早有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一书，取名“欧美日本的政治组织”的计划，但“因年来心神无宁日，迄未能实现”。考虑到“关于英美两国的政府英文的书籍甚是充富。国人懂英文者甚多，故欲知该两国政府的情形容尚不难。惟德法政府的实施情形，即德法的著者亦因偏重公法，未能予以充分注意”，于是决定将德法两国的政府尽先成书，分别付印，而日俄的政府则只能暂付缺如。 先行刊印的法国部分就是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的政治组织》。由此可知钱端升在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将主要精力放在著述《德国的政府》上，钱端升自己也说他的这本书“自十八年冬月动笔之日起，迄完成之日止，几达四年之久” 。
钱端升比较看重《德国的政府》，晚年还说：“此书原为译述1919年威玛宪法下德国政制和政治生活而作，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基础较厚，在我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原著所列参考书多达261种，全部为西文资料。陈之迈称赞“此书的取材异常丰富，观乎书后所附十七页的参考书目便知作者学问的渊深，除法律命令等材料外，德法英文中的重要典籍几浏览无遗，实为我国著作界中所罕见”；“为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贡献。取材的丰富，作者渊博的学识均为我国所绝无仅见者。”
在《德国的政府》出版之后，钱端升将《法国的政治组织》加以修订再版，改名为《法国的政府》，内容较前者大为充实。钱端升在《再版序》中指出：“本书虽名再版，实等新著。除第一，第三，第五及第八等四章大体上上保留原版文字外，其余各章均是重写过的。”陈之迈对这本书也给予较高评价：“在中文书里现在还没有法国政府良好的教材，这本书是足以补此缺憾的。在这本书里钱先生没有用很多所谓原始材料（与《德国的政府》不同），但英法文的普通书籍及专门著作几被参考无遗（此书附有十三页的参考书目，九成以上都是法文的），并征取材的广博。加之，钱先生为学谨严的态度使此书所叙的事实正确无伪，完全可以征信。即此一端便使这本书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
《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集中体现了钱端升在比较政府方面的研究方法，他没有像德法学者那样偏重公法做法律形式主义的分析，而是注重论述“政府的实施情形”。陈之迈对此充分肯定。他指出：“阐明该宪法（指魏玛宪法——笔者注）的书籍虽有如汗牛充栋，但一方面解释宪法，一方面注意该宪法十数年来实行的经验的著作则尚少见”；“德国的公法学者最喜欢争执虚无缥缈，细如毫毛的问题，对于政制的实际反少注意，因此他们的书籍往往庞大冗长，读之干燥无味。”而《德国的政府》则能“注意实行的经验……实为可足庆幸的佳作”。 陈之迈对《法国的政府》则稍有微词：“这部书的事实似乎过于丰富繁多，解释事实的地方似乎太少……偏重事实分析与叙述而不着意于事实的解释是本书一个显明的特色。” 似乎是批评钱端升在注重事实研究方面走得过头了。
其实，钱端升继承了他的哈佛老师们的研究方法。钱端升坦承哈佛大学孟洛（W. B. Munro）教授的《欧洲政府》（The Governments of Europe）一书中关于法国的部分差不多是他写作《法国的政治组织》前几章的张本。 修订再版时，钱端升仍然表示“对于门罗教授的感谢却不因是而减少”。 孟洛《欧洲政府》的中译者称孟著“不尚理论而足以阐明事实，不心存好恶而优劣昭然，以历史的比较方法，作公允的实际研讨。” 孟洛自己也说他的这本著作特别注重各种政府制度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政党的组织与职能。
1931年钱端升应商务印书馆邀约，为王云五、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选编英文政治学经典著作。他一共选注了四本政治学经典著作，分别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The Politics）、马基亚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霸术》（The Prince）、孟德斯鸠（De Montesquieu）的《法意》（The Sprite of Laws）、勃赉斯的（James Bryce）《近代平民政治》（Modern Democracies）。这四本著作最大的共同特点是运用了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这应该是钱端升挑选它们的基本标准。钱端升为每种选注本撰写了中文《编者导言》，从中可以看出钱端升研治政治学的思想倾向和方法论。他说：“治政治学的方法细别之本种类甚多，然大别之则仅两种：一种偏重主观，直觉，抽象，理论，演绎；它一种则偏重客观，事实，归纳。前者我们不妨叫做玄哲的方法，而后者科学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即比较的方法，比较而完全能不受主观的拘束则尤合科学的精神。自亚里斯多德开其端后，凡马基亚弗利，孟德斯鸠，以至勃赉斯俱可为属于后者的一派，因为它们彼此间的程度虽不同，而在比较方法之同一路上则可以断言。若就四人彼此互比，则勃赉斯的方法尤为近似科学的方法，因为他的比较最公正而彻底，而他的主观则最薄弱。”
钱端升对亚里士多德等四位著者的政治思想也作了评述。他认为“亚里斯多德尚有两种教训绝不受时代及政制的影响。一为他的理想主义，二为他的中庸主义。”对马基亚弗利深表同情之理解：“他于《书后》及《菲稜彻史》中随处流露对于共和及自由政治的同情，而为十六世纪有志统一意大利的人君方面着想，则仍不取专制途径不可。我们如谓《霸术》中所示的方法是专制的则可；如谓马基亚弗利根本就笃信专制则不可。”“我们如果明瞭十六世纪的政治状态，尤其是意大利的，更认准了马基亚弗利的主旨，则著者提倡的诈术殊不能使《霸术》减色。而著者爱意大利的热诚及所指示的统一意大利的方法，则实不能不令人佩服其识见的远大。”称赞孟德斯鸠“主张的富有进步思想”，“是改良家而不是革命家，所以他的立说缓和而近实际，且不难实行”。认为勃赉斯在《近代平民政治》中所描写的是欧战前的社会，“然平民政治在欧战中及欧战后数年间所受之剧变，即著者亦不能熟视而不惶惶于中”。那么，“所谓进步者是否仍一定可期？而所进者是否仍为勃赉斯的平民政治？”这种疑问也正是钱端升当时深怀之忧虑，不过他对于勃赉斯的平民政治立场仍然寄予同情与希望——“平民政治在希望未泯以前亦决不会消灭的。”
大约在1936年，钱端升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中国现代政府与行政。此时钱端升执教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政治系于1935年春创设行政研究资料室，从事搜集各级政府行政资料，1936年秋将其扩充为行政研究室，招收各大学成绩优良的毕业生6人，从事中国行政制度沿革的研究。钱端升在1936至1937年，“倾全力”于行政研究室工作，在他的组织与领导下，该室同仁于1937年夏完成了两卷本《民国政制史》。 钱端升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指出，“就内容而言，本书偏重各级政府机关之法定组织及其法定权力，但其实际情形，则尚须留作进一步之研究，本书几无论及。”这与他希望探究政府实际运作的愿望存在距离。与此同时，钱端升在王世杰独著的《比较宪法》的基础上新增了1928 年以后国民政府的制宪和国民政府的机构等内容。除了叙述组织制度的沿革，对其职能和实际运行情况也有所分析。
进入抗战时期，钱端升对实际行政更加重视。他认为“战事初结束后的起初几年内，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决不是宪法议会等一类富有政治性质的大问题，而是怎样训练并录用新的行政人员，怎样改善行政组织，及行政方法等一类不具多少政治性质的行政问题”。 1939年冬,钱端升组织成立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其工作人员间有来自昔年中央大学行政研究室者”。计划用三四年的精力，对中国的行政进行初步的考查，包括两大类问题：一是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二是各项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恤行政。“取材大致以法令有规定、官文书有记载者为限。故所论亦只及于某一机构的组织及职权，及职权行使的程序而已。”由于“既绌于经费，而人员亦极不易罗致，资料亦极不易搜集”，计划执行困难。但因钱端升的努力，得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之补助，得以对行政研究作极小限度的进行”。 部分研究成果以“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丛刊”名义付印，计有陈体强的《中国外交行政》和施养成的《中国省行政制度》两本专著。
抗战期间，钱端升先后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和《太平洋季刊》上发表了《论中国的战时政治体制》（War-Time Government in Chin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6, No.5,Oct.,1942）和《中国战时地方政府》（Wartim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16,No.4,Dec.,1943)。他因此而在西方出名。1947年底，钱端升受好友费正清邀请，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和政治”，为期一年。在此期间，他再次于《太平洋季刊》上发表论文（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Government，Pacific Affairs,Vol.21, No.3,Sep.,1948）。这篇题为《军事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的论文主要叙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起源、结构和递变。一年多之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英文著作《中国政府与政治》（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这本526页的巨著再度提高了钱端升在西方学术界的声誉，J.T.Pratt 、John De Francis等分别在《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 Vol. 24, No. 2,Jun.,1951）、《现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24, No. 1,Mar., 1952）上撰文评论。
钱端升在美国发表的这些英文论著与他两次对王世杰的《比较宪法》修订增补的内容虽有重叠之处，但都属于他重视研究中国政府与行政而持续努力的成果。钱端升在出版了《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之后，就将主要研究对象由西方政府转向民国政府，体现了钱端升的现实关怀和当时中国学术界本土化的趋势。因为在“研究比较政治制度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杰出成就，钱端升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周鲠生、萧公权同属人文组政治学科。
在对比较政府进行研究之外，钱端升还发表了大量分析国际关系的文章。在他留学回国后最初几年里，正值国民革命的开展，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问题在国、共两党“革命外交”的渲染下，凸显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当时北京政府外交部主要遵循法律的途径希望通过修约来解决这些问题，而钱端升则更多地从现实政治利益关系上来进行分析，呼吁人们从国际法的幻梦中清醒过来。他主张，“凡不依条约而享受之治外法权，应立即取消之。如上海会审公堂等”；“凡条约所许之治外法权，收回较难。依据成例，不外两种。其一，如土耳其之迳行宣告废止。此法爽捷而不易实行。……其第二法，则如日本、暹罗等国，与各国重订条约，取消治外法权。然此不易行。”这两种方法都不易实行，“惟先礼后兵之法而已矣”；“吾不妨据国际公法时势变迁条约失效Rebus Sic Stantisbus之原则，以吾国司法行政已经维新为言，将一切关于治外法权之条文，一一废除”；甚或“吾只能以恐吓及民气，收回利权，而决不能以利权换利权也”。 关于租界问题，钱端升将矛头主要对准英国在上海的租界。“英国在别处的租界还可忍痛割爱，而上海租界却不肯轻易放弃。要思藉谈判而望英国——或其他各国——斯斯文文地把上海租界交给我们，恐怕是与虎谋皮罢。然而英国愈是不肯放弃他它，我们愈是应该收回它。”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步步紧逼，钱端升以中华民族的存亡发展作为思考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多次预测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权衡利弊，指出我国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的道路、策略与方法等。在他看来，足以危及我们生存的敌人乃是贪得无餍的日本，“如非你向日本投降，日本总是不会满意的”；因而主张，“我们的敌人既是日本，然则凡是日本的敌人，而不蓄意谋我者，我们皆可引为友人。” “无疑的，一面要拉牵国联及英法不放手，一面更要积极和美俄联络。” 不过其间有程度轻重，钱端升一直重视并强调国联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围绕着东北和华北问题，存在着国联路线、莫斯科路线和东京路线之争，钱端升倾向国联路线。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论我国亟需建立外交根本政策时，钱端升坦言他“所主张的政策……就是拥护和运用国联的政策”。 他甚至认为“国联政策为唯一正大而有利的政策”， 并论述我国究应怎样实行国联政策以建立世界的和平，以及怎样运用国联的机构以渡过抗战的难关。
钱端升在提倡外交努力的同时也反复强调“求诸在己”是立国的根本原则，认为倚赖性是最劣的根性。他希望“国人今后的努力第一当然应注重对内。政治为百事之始，政治不修明，一切无从说起，故我们首愿政府能选用贤能，清除贪污，增加效率以一洗过去营私舞弊，敷衍因循的恶习” ；其次，谋求国家统一，整齐国人意志，充实国力，俱为抵抗乃至最终战胜日本的根本要素。即使在抗战最艰难时期，当部分国人将抗战获胜的希望寄托于美、英、法等国援助的时候，钱端升仍清醒地指出，“要抗战胜利，主要的仍需靠自己”；“我们目前的最要之着，仍是如何改善我们的外交内政”，“积极的养成足以向敌人反攻的武力与经济力”。 总之，“人必自助然后人助”。 他认识到国际政治具有现实性和进步性两种不同矛盾的性质，主张在二战后美苏两强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应奉行“兼亲美苏”的政策，但又强调“要执行兼亲美苏的健全政策，我们尚须先求统一，而且要和平的不靠武力的统一”。
在抗战后期，钱端升鉴于世界大战的残酷性与破坏性，意识到“获取胜利不易，获取和平更难……工作愈艰巨，绸缪愈不能疏忽”，乃于1942年撰成《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并接连发表了《新世序与世界公务员》、《新世序的设计》、《新世序的建设》、《国际的经济分工合作为和平基础论》、《战后应否有一国际人权宣言》等论文，对重建战后世界新秩序进行构想。今天看来，其中理想主义色彩较为浓厚。而对于当时已饱经战争折磨与摧残的人们来说，这种理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所以钱端升晚年说其中“有不切实际之处自所难免”。尽管如此，钱端升晚年编选自选集时，仍将《战后世界之改造》这本11万多字的著作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选进自选集，亦可见他对其相当重视。今天我们再读这本书，仍然佩服钱端升思想的深刻性及其超前性。如他认为“无限制的互不相协的民族主义”和“不以人类幸福为最高目的的工业文化”是近世战争的基本原因，因此纠正极端的民族主义及缺乏人道精神的工业文化才应是战后改造世界的目标。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他提出六点建议：第一、人群自决；第二、凡是未能自主的人群，由国际组织共同管理，以至能自决之日为止，各国殖民地则一律取消；第三、成立区域的及全世界的组织，其领导权操之于一个或数个大国；第四、各国的军备或完全废除，或缩减至不能抵抗国际组织的武力的程度，而国际组织则具有足以打击一切可能的侵略的实力；第五、任何国家及地域都应有增进人民经济福利及生活标准的机会；第六、各国主权应有限制，凡国际组织与国家有权限上的冲突时，前者的权力高于后者的权力。他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如他主张建立由国联掌握的国际武力，而国家只许有保安队及警察，不许拥有配备攻击力装备的海陆空军，以此作为人类由民族国家到大同或世界国家过渡的必要工具。这个理想迄今虽然遥远，但依然是人们企求的方向。如柄谷行人主张建立“世界共和国”，并且认为只有各国“赠与”其军事上的主权，才能实现。
钱端升的国际关系研究，看似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政治和法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张力，实际上有其内在的统一性。1920年代他对治外法权和租界问题的看法是基于对历史和国际政治现实利益的分析，同时也表现着国民革命运动的理想主义，但根本上是受以哈佛国际法名教授威尔逊（George Grafton Wilson）为代表的注重对国际法则进行事实证明的美国学派之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钱端升的国际关系研究，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和重心，完全是基于现实利益关系的理性分析。但是他也从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看到国际政治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进步性，即追求合作、和平及理想的一面。而这也符合钱端升个人的思想特点，加上受洛厄尔、勃赉斯等人的历史的比较方法和威尔逊所提倡的“民族自决”的国际法理论影响，共同促成他构想战后世界新秩序的理论基石和思想动力。钱端升一方面仍将国际法视为解决国际争端、避免战争发生的工具，同时又认识到“国际社会向来未能强迫国家遵守国际公法或条约者，即因缺乏有效的制裁之故”，因而主张国联应该拥有可以制裁违法国家的国际武力。逻辑上看，这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面前，迄今理想仍多于事实。总之，他的理想主义还是根植于现实主义的。
三、“民治”与“极权”之间的思想历程
钱端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但他一直关心国内外政治，发表过大量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政论与时评，一度还脱产担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主编过《今日评论》。这些政论与时评记录了他的思想历程。
钱端升留美回国后，其政治思想立场明显倾向南方革命政府，将反帝与革命建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钱端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拥护国民党党治并建议如何改进党治的政论文章。
钱端升说：“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不能有其他的政党……真正的政党，即使有之，也没有在中国存在的余地。如其这些政党大体是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他们就应得加入国民党；如其不赞成国民革命，那他们就是反革命，应得在打倒之列。” “国民党之采取党治为革命方略，实在是因为中国现时的政情，有采行党治，以防止军治，监督官治，扶植民治之必要。”他认为孙中山临终前主张即时召集国民会议，只是一种策略，“党治与国民会议是相续的，不是可以同时并行的”，因此“应切实的照《建国大纲》做去，努力于训政工作。在全国没有过半数的省份完成训政工作以前，我们应该坚守党治的原则，不应遽然召集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在全国已有过半数省分训政告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召集国民大会或会议，制定中央正式宪法”。
在拥护党治的前提下，钱端升也反复强调监督和舆论批评自由的必要性。他说，凡“以真实的态度，革命的目光，批评政府的方略或用人行政的议论，不但不应当与反革命的舆论混在一起，而且应当绝对的尊重”。否则，“必至于壅塞自满，不能与民众及时代接近，结果不是腐化，便是专制化……苏俄的党治，因为太拑制舆论的缘故……在党内则少数人异常专制，而党外的人永远不肯加入或赞成革命。苏俄的弊政就是我们的殷鉴。” “在国法上，不妨容许一切人民保有事后批评之自由……假使厉行党治而不设为补偏救弊之法，将见专制之程度日高一日，党治终亦同于军治，甚或回到军治腐化之程度日高一日，党治终亦同于官治，而不是‘到民治之路’。” 又指出党纪问题尤为重要，“通常的党因为没有党纪或滥用党纪而失败消灭时，不过是一个党的不幸；国民党若是走同样的路程，那不但是国民党的不幸，而且也是中国的厄运。国民党而没有党纪，它决不能集中革命势力以统治全国；结果，党国必俱至分崩离析。反之，国民党而滥用党纪，它决不能集思广益以充实党之力量；结果，党则流为少数人垄断的机关，而党治亦成为寡头的或独裁的政治”。
钱端升对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提出具体建议。他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作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预备会，“它可以同立法机关一样，把种种建置或革废的事物，提出讨论，拟定办法，通过法案或决议案送呈政治会议。如政治会议认为可行，则成为法律或决议；如不可行，则可以交计划委员会复议，或竟予搁置”。这样，“政治会议就可以腾出时间来专管党国的要事”。 对党治下的用人行政问题，钱端升主张借用西方民主国家区分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做法。“国民政府的政务官，不消说，必国民党员，必须忠实的党的领袖，始可充任”；但是事务官的任用应以才能为标准。
当时的国际情形，“不但反民主的独裁制风行一时，且人民似有厌倦德谟克拉西的样子”。钱端升虽然拥护国民党党治，但是他更看重“德谟克拉西”（平民政治）的价值，对当时流行的两种独裁政治，不论是“苏俄式的阶级专制”，还是“意大利式的独夫专制”，都持保留意见。“我们倒不因劳动阶级要独裁而为民主制度担忧，在独裁阶级的本身中没有徳谟克拉西的精神和组织，却是平民政治的大患。列宁等虽以建设劳动阶级的平民政治自许，然小之在共产党中，大之在苏俄的劳动阶级中，大权岂不尽操诸于一个或几个恣雎自雄的领袖之手，哪留一些共主共治的余地?”意大利的独裁制“尤为德谟克拉西的大敌，与德谟克拉西不能相容”。而“平民政治是多党的政治，所以即使政党尽为头目所把持(这也未必尽然)，至少人民还可以从多个头目政治中挑选一个来主持国家的大政。但在非平民政治的国家，无论为君主政治，或是独裁政治，人民连挑选的自由也没有了，近代的国家，不论采用哪种政体，大都须以民意为后盾，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因此，“我们不特不能因独裁政治的盛行而遽疑平民政治的不行，且不能因而视为平民政治推行的障害”；“我们和白赉斯同样的对于平民政治希望无穷，我们更断定凡背了平民而独裁的政治终将归于无成”。
但几年之后，钱端升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主要标志便是1934年初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他以前在《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中所表达的基本立场，随即表示：“我现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固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接下来他分析了民主政治衰退的原因以及俄意土德等国独裁制度的成绩，并从两者的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绝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盛行。”他进而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急需于最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要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急，更是缘木求鱼。欲求达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即在最佳的情形之下，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办到。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后，国家也是弱而无力，不足以与别的民族作经济上的竞争。”“如果国民党能独裁，一方铲除破坏统一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阶级，一方则偏重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则这种独裁的结果必定可以增加国家的权力，增进民族的经济地位，并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赞助。”
可以看出，钱端升提倡独裁和极权国家的思想底色是民族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紧逼之下，国人忧心忡忡，身处平津的知识分子尤其感同身受。1934年初，钱端升出任《益世报》主笔，在他所写的一百多篇社论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如何争取国家统一，增强国力，以对抗日本侵略，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要树立一种新式独裁的政治中心。在《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中，钱端升说：“我们现在急需近代化，能近代化才能救国。”“要中国成为一个近代国家，第一要国民有坚强的民族意识”，“第二要国民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要达到这样最低限度的条件，“第一，我们需要一个中心势力。……我们要在这中心势力的领导之下，众志成城地将国家推向近代化的路径。”又在《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中说：“今日欲复兴吾民族，首先必须在国人心脑中，树立一个中心信仰，标棨一种切合时代国情之主义，使举国有所宗；同时在政治上必须组织一个有主义有计划之党团，此中更应有几个伟大人格之领袖，有多数坚贞忠实信义仁勇之团员，严格其训练，铁化其纪律，以此为国民力量之中心，方能领导发动全国国民，以共赴此中心信仰。信仰与力量之中心具备，吾族乃不致如今日之颓废零散，奄无生气。”近乎提倡意德的极权主义。在《论极权主义》一文中他更加明确地说：“自命为极权国家的意德固然是极权国家，共产的苏联及独裁的土耳其也是极权国家”；“将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比较起来，孰优孰劣固然不能一概而言，但我相信极权主义绝不是一种肤浅的理论”。那么，“在现代潮流之下，民治较为合式呢？还是极权主义较为合式？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见解偏向于后者。”“至于就吾国的需要而言，我以为我们应努力培植一个极权国家，以图立足于世界之上。我们不必抄袭民治的陈义，以自陷于无力量的低下地位。”
因为提倡党治乃至极权主义，钱端升对立法院当时正在进行的宪法起草活动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民主政治本身不见得适宜于现代的国家，而且中国人民也没有运用民治制度的能力。……要奉行民权，先得训练人民如何行使政权。要树立法治，人民先得有制裁违法的当局者的实力。要是人民不能行使政权，也没有制裁的力量，则纵有宪法，民权及民治仍是无法存在。”“无论从国民党的立场而论，或从普遍国民的立场而论，宪法均是不急之务”。 “民治不需要，而法治则不能无。无论政体为旧式的民治,为孙先生的民权，或为俄意的极权式，法治皆有必要。没有法治，政治便无从循轨而行。”“如为树立法治而立宪，则所立宪法，第一须切合现时的国情，第二须简要，庶几遵守实行俱没有问题。如果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所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虽不主张立宪，但他建议改善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即“充实政治会议的力量，厘定军事委员的职权，而保持行政院的完整。能这样，则政治权力较可有系统，而行政效率亦必可较大于今日。”
原定于1935年9月下半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央政治大整顿的契机，故在该会召开前夕，“政制改革的声浪响彻云霄” ，激起一轮关于政制改革的大讨论。就北方知识界来看，这轮关于政制改革的讨论肇始于陈之迈与钱端升，随后胡适、萧公权和罗隆基等也参与进来，争论的内容涉及党治与政权开放、中央政制、领袖等问题。
关于党治与政权开放问题，约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维持党治，暂不开放政权；一派主张立即“抛弃党治，公开政权”。钱端升属于前者。他说：“在此国难严重之中，维持党政府的系统为最方便的改良内政之道” ；“我们拥护党治，因为不党治更无办法。取消国民党党治后代替物只有三种：一为个人的独裁，一为他党的党治，又一为民治。不以党为基础的独裁就是旧式的专制，决没有人能加以赞成……另一党的党治在原则上同国民党的党治一样可以反对，在事实又绝不可能。民治也是没有可能性。” 钱端升还主张充实党的中枢以加强党治。第一，党内各派应在一个最高领袖之下团结起来。这个最高领袖，只有蒋介石最适宜；第二，这个领袖不应是独裁的领袖，只可做一个“不居名而有其实的最高领袖”；第三，中央应有一个有力量有效率的决议机关，决议一切国家大计，参加决议者不得兼为执行者。这个决议机关应是“中政会”。 “总之，就政体而言，我们此时应维持党治，不言民治、立宪及自由。我们可以渐进于极权，但不必求之过急。独裁以能避免为贵，但如时机成熟，而又可藉独裁以救国，或加速国家的现代化，则我们也应拥护。”
在赞成党治和追求极权的前提下，钱端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制度利弊作了分析并提出改革建议。在他看来，国民党中央政制既不合政治学原理，又不适合国情，既无力量又鲜效率。“中政会所处理的事项往往有责任不专，缺乏实力及效率的大病”。中政会议的弱点就是整个中央政府的弱点。主张对“中政会”进行改革，人数应减至十五人至二十人，其人选分配应兼重实力与才识；必须由国民党产生，且为党的机关，否则党治无法维持；委员绝对不能兼任何政府公职，任何官员亦绝对不参加任何决议；“中政会”应有批评并讨论政府的政策之权和决议权，但不具有立法权与倒阁权，也不必大小事俱追问，只应管大事。 与对“中政会”的重视相比，钱端升对五院制的态度则消极得多。他认为，“五院之制，在目前殊无意义。但此中有若干人的问题在内，此时取消五院恐徒然引起纠纷，故不如维持。惟各院应力戒铺张；于执行职权之时，更应力求实在。” “中政会”和五院分别代表“政权”与“治权”，钱端升主张通过改组“中政会”以强化“政权”的集中行使，同时建议取消五院制，使行政权得以集中，避免“治权”分化制衡，从而提高行政效率，以应付国难时期的内政外交，这是他将“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的主张落实到制度层面的具体设计。
在钱端升看来，“党治既不宜取消，宪政既不能行，主张立宪者的人既缺乏理由，那末现在的问题，实不是宪法应如何规定的问题，而是党应如何改良的问题，而是党章应如何规定，以期达到改良党的目的问题。有一好宪法而国民不能实行，不如有一好党章而党员切实予以遵守”。因此他建议修改国民党党章，原则上党“组织的方式，或继续民主集权的原则，或改采领袖制，均无不可”；“党应有一权力集中的机关”。
钱端升虽然认为民治是不急之需，但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如果立了许多法律而丝毫不见实行，使法律永失尊严，尚不如因事制宜，利用目前的形势，而使之逐渐地趋于制度化，以作法治的张本。”若“不如此，则人治永无尽期。人治不及法治的地方，即人治随人而改易，而法治则可以一成不变。实行法治者，有治人则进步更快，没有治人也可维持相当的标准。行人治者，人能则治，人不能则乱，故危险性太大。”
进入抗战时期，钱端升的思想再次发生转折。他不再主张独裁与极权，而是积极评价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今日评论》创刊号上，钱端升批评一班国民党人以思想统制以求民族统一的企图。他说统一虽然重要，但统一的方法则不在于思想一致。“思想一致在事实上本是做不到的”，“若舍事实而言理论，而问应不应，则思想一致更为不必提倡之事。思想自由为自由中的最重要者。要各个人能取得自尊心，要各个人能得到人格上最高的发达，要民族的思想文化有久远的进步，各个人的思想自由决不可少的。”“若云思想的一致是方法，而国家民族的统一是目的，则以一致求统一不特是缘木以求鱼，且将适得其反……其结果必使有不同思想的人民，常与政府处于敌对的地位，而不仅处于责难的地位，因此发生叛乱或革命的行动，更因此陷国家于分裂。”“我们以为思想自由与意见自由也是真正统一的必要条件。” 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钱端升提出五点期望，其中有两点直接强调民主的价值。其一，“民主的势力需要最大的扶植，民主的习惯亦需要最殷勤的养成。民主制度为政治上最成熟的制度。我们固然不能，也不必，事事学英美，但大体上，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我们当然应接受。”其二，“为养成人民的民主力量及增加人民知己知彼的能力起见，宣传政策应有一番新的考虑与新的决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决不是今日的办法。”
钱端升明确指出，我国在抗战开始之时应该往民治的方向走，“决定了偏向民治为正确的方向后，我们便要问何者是正确的步骤，继续七七前的制宪工作是否有其必要。我们的答复是：第一，继续制宪工作不但无必要而且有害；第二，正确的步骤应以树立制度精神，加强民意机关。”“为解决政府及各党目前所处逻辑上的困难，莫若暂不谈百年大计的正常宪法，而由依期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几个与法国1785年三大宪律相似的大法，而即予实行。” 此时，“一党制度即可停止，而多党制度即可开始……国民党亦自跻于各党之列。” 可见钱端升这时虽然强调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但并不主张尽快实施宪政，倒是重视政治的制度化。
钱端升一方面摒弃极权，另一方面对实施宪政又有顾虑，其心目中的理想道路是实行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是人类当今的生路。西方民治国家能尊重个人的尊严，却未能使国家有充分的权力，也未能使社会主义有满足的发展。极权主义能使国家有大权，却忽视了个人的尊严，并引起了民族间人类间不断的残杀。苏联的制度颇能实行社会主义，却也未能充分注意个人的自由。只有三民主义可以补救民治的短处。” “三民主义乃是集古今中外大成的一种主义” ，其“理想虽最崇高而实现却不难”，世界上最进步的思想一定将与三民主义相暗合。因此，他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成为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指导思想。
具体到抗战建国所需要的政治制度，钱端升认为，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政制绝不是旧式官僚政客所半把握半放任的政制，也决不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更不是极权制度，而是“一个拥有大权力，而且能发挥大效率的政府”；“但这个政府也须能尊重各个人民的人格与尊严,并能容许各个人民对于人生及社会重大问题有怀疑论难之权”。在“宪政未能实施以前，我以为最合宜的政制是由国民授国民党总裁蒋先生以全权处理政治。蒋先生于受权之后，则立须完成二件大事：一改组国民党，加强党的实力与作用，使能一面负起训政大任，一面在最近若干年内担任抗建工作；二成立一个辅佐的民意机关。使蒋先生自己永无成为独裁者的危险。在形式上这样的一个政府与极权政府相似；但在精神上则他与极权政府决不相同，因为领导此政府的蒋先(生)是笃信民权主义者……蒋先生如诚能有此权，而又辅佐得人，同时再加意注重法治精神及民治精神，则五年或十年而后，真正的民权或不难实现于中国。”
从抗战建国对强力高效政府的需要出发，钱端升主张一党制。“为担负迫不及待的抗战建国大任起见，我们不能不有强有力的政府。而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我们不能不借重中国国民党及其总裁蒋介石先生”。但他对国民党的组织与作风也有许多不满，要求加以改进——“他必须改变作风，他必须忠实于主义”，“处处须以全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必须能吸引人才，“务使全国富有政治意识的优秀分子俱入党，而在党者皆具有朝气”；须尊重国人思想言论的自由，应予“各党以合法限度内的自由”。 他还强调一党制只是基于政治事实与建国理想，国民党必须担负责任，而切不可自满。 甚至考虑在国民党内部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除了政治制度，钱端升还从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来谈论如何在短期内完成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如建议“改善经济的行政机构，使之系统明，权力大，责任专”，并主张设立一个经济委员会，由其决定各种重大经济政策。 1941年9月，钱端升将他在《今日评论》上发表的关于建国途径的七篇文章以《建国途径》为题汇印成书，希望引起国人对建国问题的切实讨论。
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虽然寄予厚望，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无能、专制横暴以及消极抗战等种种不良表现终于使钱端升在1943 年开始对国民党政府失望 ，认识到国民党已不足以独立担当建国重任，于是由主张国民党一党制度转向呼吁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8月3日晚上，钱端升在西南联大演讲“参政会与今后中国政治”，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真正代表全国的政治领导”。他认为，“要做到这点，有两种方式，没有第三种，一是反对派参加政权，二是联合政府式的政权。” 11月25日晚，钱端升应邀出席联大、云大等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反内战时事晚会并发表演讲，极力强调成立联合政府之必要。谓苟无联合政府，则内战无法制止，老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而内战决不能解决问题，外交亦必陷于困难，无法协调美苏矛盾，进而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可能。 到1947年，钱端升仍未放弃对和平的希望。“由和平以求统一是极难的。可是由战争以求统一绝无可能……和平与战争外，又无第三条路可走，难的路子也就成了唯一可走之路”。“要和平统一，仍只有两条道路。其一是去年政协所走的道路，即国共两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治争权的方式来代替武力争权的方式；其二是减少争持的范围，由争持而变为互不侵犯的合作”。钱端升更倾向于前者，“前一条路就是去年政协所尝试而没有成功之路，可称之为联合之路。没有成功却并不等于没有可能。不但无不可能，而且一旦成功，尚比联立政府为妥当，为圆满”。 而他理想中的新中国政府则应是一个真正的民享与民治的政府，领导人民去实现这一目标的将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活跃在公共事务中的新的、年轻的……精英”，“他们急于实现经济改革，政治平等和民主的实质”。
近年来，钱端升的著作（包括合著、主编和翻译）已陆续重版再印，包括《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英国史》、《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等，惟《建国途径》、《战后世界之改造》尚未见新印单行本。而钱端升所写的政论与时评，以及学术论文、书评、序跋、书信等也非常值得重视，但迄今未见系统整理出版，在1991年出版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中虽有数篇收录，但委实不成比例。此次选编钱端升思想文集，限于篇幅和不收译文的规定，主要选录其政论与时评，专著部分仅收录《建国途径》以及《战后世界之改造》的部分章节，以反映他在1950年以前的思想概貌。此外收录《政治学》、《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丛刊序》以及他为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等四本英文政治学经典著作所作的编者导言，旨在略窥他的政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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