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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吴稚晖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356-0

著者：金以林 马思宇  

责任编辑：李文 

成品：160*230       页数：395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1-04

定价：63.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书法家，近代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吴稚晖作品集，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

由国内近代政治史研究领域名家选编，全方位展现吴稚晖思想内涵，凸显吴氏思想特色。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吴稚晖，名，后名敬恒，字稚晖，生于1865年3月25日，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人，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书法家。吴氏热心政治，却从不为官，早年曾主张改良，后倾向排满革命，既是近代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旗手，也是宣传三民主义的干将、国民党的重要元老。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普及，提倡科学，倡导国音统一与勤工俭学，参与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有《盦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

◆编者简介 

金以林，1967年12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国民党党史、教育史。主要著作有《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大学史话》、《中共党史辨疑》等。 

马思宇，1987年6月生于哈尔滨。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简介

吴稚晖长于政论，喜为笔战，笔耕不辍，著作丰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有独到见解。本卷旨在涵盖吴稚晖对无政府主义、国音统一、社会教育等问题的思考，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吴稚晖的所思所言，并选择特定时间段内最能代表其思想的文章，凸显吴稚晖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 简要目录

导言 

上《苏报》馆大记者书(1901)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1907) 

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1908) 

编造中国新语凡例(1908) 

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1908) 

新语问题之杂答(1908) 

谈无政府之闲天(1908) 

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1908) 

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1908) 

中国人之腐败病(1908) 

帝国主义之结果(1908) 

革命商(1908) 

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1908) 

论社会主义答某君(1908) 

答谁君宗教谈(1909) 

书自由营业管见后(1909) 

二十世纪者军人革命之世纪也(1910) 

辟谬(1910) 

革命党之光荣(1910) 

致蔡鹤卿论学书(1911) 

何谓真知识(1912) 

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兼两大责任(1912) 

复蔡孑民书(1913) 

学问标准宜迁高其级度说(1917) 

予之个人今日外交观(1917) 

朏盦客座谈话（节选）(1917) 

论善恶之进化(1917) 

论国利民福(1917) 

论善亦进恶亦进(1917) 

论普及教育(1917) 

论道德教育(1917) 

致钱玄同君论注音字母书(1918) 

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1918) 

机器促进大同说(1918) 

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1918) 

“他”、“我”论(1921) 

就批评而运动“注释”（节录）(1923)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1923) 

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1924)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1924) 

物质文明与科学 

——臭茅厕与洋八股(1924) 

《说文解字诂林》叙(1927) 

《李石岑讲演录》序(1927) 

草鞋与皮鞋(1927) 

怎样应用注音符号(1930) 

我的人生观(1930) 

在工商会议闭幕时之演讲词(1930) 

三民主义为达到世界大同的途径(1931) 

以人的精神能力支配物质(1931) 

民生主义实现之途(1931) 

摩托救国论（一）(1931) 

小工程扶助大工程(1931) 

教育改造与救国(1933) 

摩托救国论（二）(1933) 

救国须改良教育(1933) 

人与人的交涉最好不谈人与物争应当仁不让(1935) 

用资本来生产为当前急务(1938) 

门外汉意中之教育问题(1939) 

知难行易(1939) 

精神物质应当并重说(1941) 

礼、义、廉、耻在中国伦理史上的发展(1941) 

反侵略要互助与优胜并用说(1941) 

孔子大同学说(1943) 

世界有四(1943) 

西北为文明之摇篮(1943) 

蔡先生的志愿(1944) 

救济青年与中等教育改制(1944) 

答毕修勺先生书(1945) 

吴稚晖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前清举人、维新小卒、革命斗士、“反共先锋”、无政府主义旗手、三民主义拥趸者，当如此繁多的标签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时，当这个人以如此复杂的身份涉入政治的迷局时，注定了此人身份莫辨、毁誉参半的历史评价。吴稚晖就是这样一个人。 

吴稚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多重角色：他很早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国民党内颇具威望的元老；又参与了相当多的历史事件，诸如《苏报》案、海外中国大学的创立、反共政变的发轫、国语运动的推广等等；他还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教育、文化诸多领域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民国元老跌宕人生 

吴稚晖，名朓，后名敬恒，字稚晖，1865年3月25日出生于江苏阳湖县（今武进县）雪堰桥一户普通商人之家。吴稚晖成长经历曲折坎坷，幼年丧母，由其外祖母收养，直至成年，“其恩至笃”。 

吴稚晖在旧式私塾中，辗转完成其基础教育，先后读完了“四书”、《易》、《诗经》、《礼记》、《古文观止》等。家境的贫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常有断炊之虞。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这不仅令其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涯，同时也对其世界观不无影响。吴稚晖一生看重物质世界多于精神世界，鼓吹物质不可须臾而缺。 

学途中辍，并不能令其灰心。吴稚晖22岁考入县学，两年后进入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26岁，乡试中举。次年，入北京会试，试后仍就读于南菁书院。一日，江阴知县过孔庙而未下轿，吴稚晖的同学田其田等人深以为不恭，遂拦轿质询，举石击轿。知县大怒，将田其田押入县署，后经书院山长黄以周交涉，知县承认拘捕举人不当，当场向前来质询的吴稚晖等人承认错误，并令随从礼送回书院。 

一日，新任学政在画舫请客喝酒，吴稚晖听闻此事，愤其有辱斯文，决定和同学一道捉弄学政。他们二人身着四开箭裤袖袍，头插松枝萝卜，手持草纸，跑到学政面前，请求赐酒三杯，随即四脚朝天，大出洋相，弄得学政十分狼狈。书院山长认为吴稚晖难以管束，令其离院，吴稚晖随即进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对于中国士人的思想世界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像吴稚晖这样的一批读书人，开始倾向革命。吴稚晖曾回忆，“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焉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刻不容缓’，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以后受了许多刺激，才一步步的‘浪漫’起来，直到癸卯（1903年，引者注）正月，在上海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 

1895年至1903年，是吴稚晖由成年（30岁）向壮年（38岁）的成长转型时期，也代表了一批读书人寻觅救亡之路的心路历程。吴稚晖参与了公车上书，又拜会了康有为，继续申说其不作八股、反对缠小脚、拒绝吸鸦片的主张，得到了康有为的赞许。 

吴稚晖写过一个三千字的折子，劝光绪皇帝革新变法。戊戌年元旦之际，吴稚晖将左都御史瞿鸿禨的轿子拦下。瞿见是一个衣冠整齐的青年，便命轿夫停轿。他看了折子后，说：“唉，时局到了如此，自然应该说话，但你的折子，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带回去细看再说，你后面写有地址，我有话，可通知你。你们认真从事学问，也是要紧的。”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见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1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 

如果说热心变法、参与维新是吴稚晖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么他流亡海外的经历应该称得上革命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为他的革命生涯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他的思想基础。 

1901年3月，吴稚晖坐上了由上海开往日本东京的邮轮，加入了甲午之后的中国学生留日浪潮。当时，与孙中山相善的吴禄贞、程家柽邀请钮永建看望孙中山，钮邀吴稚晖同去，遭到吴的拒绝。据吴稚晖回忆，他此时还在维新的阶段，一时难以接受孙中山的革命观：“我的心中，就不当他是绿林豪杰，以为他确要成为洪秀全第二。但其时我虽然也进了一步，从温和的我终还是忘不了要扶持光绪皇帝。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终为像不正当。常想让孙文去做罢，我是不做。” 

吴稚晖：《我亦讲中山先生》，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但与革命党人的交游，以及留日学生中变革舆论的熏染，毕竟让吴稚晖有所感悟，这才有了成城事件中的吴稚晖。成城学校是带有军事色彩的中学，是中国学生来日投考陆军补充士官生的重要渠道。1902年，九名中国自费留学生请 

吴稚晖向中国驻日公使求情，要求进入该校学习，遭到公使拒绝。吴稚晖气愤难当，到大使馆与公使对峙，却被公使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遣送回国。吴稚晖怀绝命书，愤而投水，为警察所救。绝命书内容如下：“信之已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健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言语之间，虽仍有忠君爱国之思想，但已显革命决绝之态势。吴稚晖回国后，便常在上海张园演讲，并在《苏报》刊文，“鼓吹罢学，与夹带革命，双方并进”。 

1903年,因《苏报》案起，吴稚晖被迫流亡英国。他在英国见到了孙中山、张静江、李石曾，决心投身革命。1905年，吴稚晖在伦敦加入同盟会。而后，吴稚晖等人于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每周一期，并组设中华印字局，“专倡无政府主义，奇谈异说，震惊一世，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 

冯自由：《新世纪主人张静江》，见《革命逸史》第2集，2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吴稚晖被胡适誉为科学派的“押镇大将”，“中国近三百年来四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 

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见《胡适文存》第3集，53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4。。晚年吴稚晖则逐步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政客，不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出谋划策，同时也成为蒋介石独裁道路上的理论诠释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72岁的吴稚晖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敌，写下了“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 

储福兴：《吴稚晖先生轶闻》，载《江苏文献》，（台湾）第19期。的慷慨诗作。吴稚晖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蒋介石“每遇党国有疑难大事，总是先就教于先生，并以其一言而决”，就连孙中山也“尊之如师”，吴稚晖党内地位可见一斑。 

1949年，84岁高龄的吴稚晖随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1951年，他编撰完成《郑成功史表》，两年后在台北病逝。按其生前遗愿， 

蒋经国等人携带吴稚晖的骨灰，乘军机抵金门，换乘民船至大小金门之间的海面，将骨灰撒入大海。在其生命终结之时，仍心系国家统一。 

二无政府主义“第一人” 

吴稚晖不仅在政治上声名显赫，而且在思想方面也独树一帜。他不但是近代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 

刘师复：《晦鸣录》第2期，1913年8月27日。，同时也经历 

了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由盛转衰的全部过程。通过对他的思想研究，我们得以一窥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吴稚晖6岁发蒙，历十四载苦读诗书，久在儒家大同思想中浸淫。在其诸多无政府主义思想著作中，都能看到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向往之情。吴稚晖在法国之时，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横行之际。 

他阅读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书籍和报刊，并同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大师格拉弗有密切往来，深受英法无政府 

主义思潮的影响。此外，在吴稚晖的思想中，还可以看到佛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痕迹。 

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一个包含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宗教观、文化观 

的相对复杂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几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并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局发展产生呼应，令国人耳目一新，启发了不少青年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吴稚晖的宇宙观是“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何谓“漆黑一团”？不可思议、不可言明是也。 

参见吴稚晖：《宇宙不惮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 

106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然不可言明之外，吴稚晖认为，宇宙本出于“一个”。在所谓“一个”的本体论认识下，吴稚晖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即“并无物质之外的精神，精神不过从物质凑合而生”，并进一步解释，“一个”乃有质有力的活物，“质力者，一物而异名”。万物皆由质素构成，“质力相应”产生“感觉”，因而万物皆活。 

参见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世界观》， 

见梁冰弦编：《吴稚晖学术论著》，出版合作社，192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判断出，吴稚晖努力吸收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 

以贯彻其唯物观念，虽有机械论之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是明显进步。 

吴稚晖不但认为万物皆活，同时还提出万物各有责任、各司其职，其职曰“共造宇宙”。由此引申出“改良又改良”，乃“原始的天理契约”。天理契约内在要求人性皆善。凡是作恶之人，乃是不及善也。宇宙本身“欲得一好看的现象而后生出者也”，“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不为善，即不必有人” 

吴稚晖：《世界有四》，载《世界半月刊》，1946年，第一卷第四期。。 

吴稚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向善，而另一个基本看法是要创造，“上帝是大造物，人是二造物”，不仅要创造，还要“造多一些，要造到无可造，要造到什么东西都有”，这是人的“天职” 

吴稚晖：《我的人生观》，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106页。。 

推己及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吴稚晖发展出互助的理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存我与存他并重，如是而已，即宇宙之大律”，“言乎互助，固一义也”。他指出社会的主要问题 

是“竞争之势日烈”，“天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相辅而行”，“国之弱、种之愚者，直不能自立于世界”。吴稚晖开出的药方，是施以道德，一曰无我，一曰博爱。有我则“生有领受苦乐形色名号诸想，迷误愈深，又生利害善恶胜败诸想”，而无我则无胜败之想，于是乎争端遂息。而博爱则是为了互相救助，达到人人平等的最高境界。 

参见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载《新世纪》，第37号。 

吴稚晖在提出其“一个”的宇宙观时，着意强调了这里的“一个”并不包含神鬼，这揭示了他的反宗教观念。在吴稚晖看来，宗教在塑造人格、进化道德方面，可称宗教主义，适与社会主义并论而互斥。相较于“全涵‘无我’、‘博爱’等道德之社会主义”，“稍涵‘无我’、‘博爱’等道德之宗教主义”就显得落后和无用。吴稚晖认为：“既讲社会主义，即有社会主义之道德，可成社会主义之人格。道德乎，取诸社会主义而已足；人格乎，得之社会主义之道德而较良。如是，则宗教有何余地足以自存而可免于反对？”吴稚晖还驳斥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宗教利于教化的观点。他以法国为例，指出法国不信宗教者比比皆是，而教化不失，盖因“宗教者，偏于人与神感通之迷信；教化者，偏于人与人相互之道德”，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参见吴稚晖：《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见《吴稚晖学术论著》，198、200页。 

吴稚晖认为:“一种族之盛衰兴灭,恒与其迷信之浅深为比例。”为了证明这点,他还举了几个史例:“回教大兴,天方不振；儒宗定一,五胡乱华；基督漫衍,突厥蹂躏欧洲；释伽降生,印度国即微弱”，综上所言，宗教迷信不仅阻碍社会进步，更会延滞革命的到来，“恐惧迷信,世界强权之所基也。基以迷信、助以恐惧者,宗教是也。基以恐惧、助以迷信,政府是也。所倚有重轻,斯改革有难易,故宗教之革命难而政治之革命易,政教分立之国之政治革命易而政教混合之国之政治革命难”。而现在的情况正是“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国也,亦恐惧,亦迷信”,所以吴稚晖提出:“破世界人之迷信,世界人之所有事也。支那人者,世界人之分子也,破支那人之迷信,即破世界人之迷信,吾辈支那人请行孔丘之革命,以破支那人之迷信。” 

吴稚晖：《排孔征言》，载《新世纪》，第52号。 

“行孔丘之革命”，联系到吴稚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一方面，吴稚晖视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为无政府主义的仇敌，痛恨“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封建宗法社会以君天为名造君权神授,以法父为由造三纲五常,四者盘根错节,互相援引,遂铁铸公认为社会成立决不可无之要素。而且“孔、孟、老、墨”这些所谓的“国粹” 

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不符合抵抗强敌的国情，因此若要铲除封建宗法社会，打倒专政强权政府，就不能不“行孔丘之革命”，“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秦同培编：《吴稚晖言论集》，101~108页，中央图书局，1927。，方能行无政府主义之大道。吴稚晖宣言反孔孟学说，有其策略性的因素在其中， 

用他的话说就是“矫枉过正”的方法。 

但另一方面，吴稚晖亲近孔子的思想面相，在晚年逐渐凸显。他不但坦言“我们到了现在，还数不出另有一人，过于孔子” 

吴稚晖：《生民以来未有孔子》,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八），1145页。，而且借由儒家大同学说 

以阐发三民主义。 

参见吴稚晖：《孔子大同学说》，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217~221页。从这一角度观察，吴稚晖的思想轨迹表现出一种向传统的回归。 

吴稚晖对于大同社会的想象，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者的一种普遍想象。吴稚晖坚称这并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因为“凡有今时机器精良之国,差不多有几分已经实现，这明明白白是机器的效力” 

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77、78页。。具体而言，大同社会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凡可以造宇舍，供吾人住居之处，必使全世界处处相接”，“一切都会、省府、村町之名词”全部废止，“一切壮丽之宫室、宏大之寺庙”一一拆除，“所有一切宇舍,皆建一层楼,或建平房,位置于前花后木之间。其高大登眺之建筑，皆在园林”。交通便利，海底气界自由往来,“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文字简易划一”，科学技术“易知而易解”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载《新世纪》，第49号。。 

吴稚晖反对私产，主张各取所需的直接分配制度。同时他反对商业，称商业为社会主义之仇敌。但在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问题上，吴稚晖的回应颇为暧昧：一方面，他称“占据机器的富人” 

为“我劳动人的魔鬼”，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无产阶级行动起来，会“无工可食”。他质疑无产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智慧，“止有劳动的精力，没有机器的智识，一到抵抗之时，但能‘毁器’、‘加薪’，便结不起‘劳动组合’” 

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77、78页。。这又显示出他面对社会实际问题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 

政治思想方面，无政府主义成为吴稚晖宣传排满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排满革命为表，无政府主义革命为里，表里相应，革命互通。 

吴稚晖抨击 

清统治者为“清贼”，呼吁“毁灭君主之痕迹”，以“宣畅人民之自由”；吴稚晖早年宣传排满革命的文字极尽插科打诨、讥讽揶揄之能事，讽刺满人为“长尾胡”、“大盗”、“妖孽”，不一而足，折射出当时排满革命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吴稚晖在狭隘民族主义之外，还提出 

“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首重唯在废除帝制，“时代已入于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此世界公理家之公认也” 

吴稚晖：《皇帝》，见《吴稚晖学术论著》，406页。。 

清廷立宪议起，吴稚晖提醒国人，不要为立宪派蒙蔽双眼,如此之立宪必阻碍革命，宝贵的革命机会“其势必为预备立宪之诈术所消失” 

吴稚晖：《奴才管见》，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1362页。。他还批评汉族官僚助纣为虐，欲假立宪而保 

皇族，实系“置中国之前途于不问”，丝毫没有体恤广大汉人“浮沉于欲进步不能进步之地位” 

吴稚晖：《臭皮囊蜕化》,见《吴稚晖学术论著》，416页。。 

吴稚晖的革命思想不止于此，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远远超出一国政治革命的范畴。吴稚晖将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范围，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称“帝国主义即强盗主义”，“帝国主义兴，而后世界无公理、无人道、无良心”，“不行全世界之大同革命，世界终不能正当也” 

吴稚晖：《混蛋世界》，见《吴稚晖学术论著三编》，24页，出版合作社，1927。。吴稚晖更是将帝国主义与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的保皇主张相联系，称保皇党人“今日曰兴警察，明日曰征民兵，后日曰君统万世。其举动虽卑鄙可耻，实则怀帝国主义之野心，而欲效西施之颦也”。吴稚晖警告青年勿受保皇党蛊惑，倡言“二十世纪之天地，即大盗帝王性命结果之日。帝国主义扩张之国，转瞬将为陈迹，不复再现矣”，因此望中国青年“多学科学，多造炸弹，各尽天良，以逐胡狗，使帝国主义勿萌芽于中国” 

吴稚晖：《帝国主义之结果》，载《新世纪》，第3号。。 

吴稚晖所展望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其根本目标系打倒世界帝国主义，直接目标为打倒 

清政府，而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直接存在的内在关联，正是吴稚晖力图阐发的，如此一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可以互相援引、互相支撑。 

吴稚晖还将无政府主义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区隔，指出政治革命“以抗争权利为目的”，会招致“丧其民之公德心”的恶果。而无政府主义革命恰恰相反，其以“唤起人民之公德心”为目的，力图通过“舍弃一切权利”，而“谋共同之幸乐”。但无政府主义 

与常人所理解之革命相远，而与教育相近。所以吴稚晖大力鼓吹教育，称“无政府主义之革命，无所谓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教育并非革命之手段，教育本身就是革命。而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真理、公道所包之道德，如共同、博爱、平等、自由，以及真理、公道所包之智识，如实验科学。 

参见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载《新世纪》，第65号。可见，吴稚晖虽然指出 

清政府为“民权伸张”之障碍 

参见吴稚晖：《革命商》，载《新世纪》，第65号。，不得不首倡排满革命，但政治革命只能为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前提，而非最终目标。 

三倡言科学的健将 

吴稚晖毕生致力推崇科学，他指出精神与物质须臾不可分开，“一物而异名”而已。单纯鼓吹精神生活，是消极落后的表现，是牛羊的精神生活，终不免于刀俎之上宛转呼号而终。只有科学发达了，手执毒气飞弹，口说博爱平等，世界才可进入大同。 

参见吴稚晖：《科学周报编辑话》（五），见《吴稚晖学术论著续编》，61页，出版合作社，1927。他还特别反对当时 

一种较为东方主义的论述，即欧美是物质文明，中国是精神文明。他认为欧美 

一百五十年前亦只有精神文明，只不过到了工业化时代，物质文明得到发展，才文明到物质上去的，可是精神也愈文明了。同时，他对西方的精神文明，如法政学、商科理财，也持怀疑态度，称之为“洋八股”。为 

祛除“洋八股”毒害，就必须“矫枉过正”，非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不可，而这又需借重科学工艺。吴稚晖用一种表面上与东方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 

来反对东方主义，但实际上，他恰恰没有认清东方主义的症结 

在于物质与精神的东西方本质主义归约。因此他是以拥抱东方主义的姿态来反对东方主义。 

吴稚晖对于科学和物质的推崇，达到一种近乎迷信的程度。他认为古代社会的大同理想过于片面，只有重视物质文明，才能臻至大同世界。大同世界中，以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为标志，“凡是劳动，都归机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极少。每人每日止要作工两小时,便 

已各尽所能。于是在每天余下的二十二小时内,睡觉八小时,快乐六小时,用心思去读书发明八小时”，而“凡有对于温厚 

、鲜洁、轩敞、飞速等条件的享用东西，应有尽有，任人各取所需” 

吴稚晖：《机器促进大同说》，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77页。。人们尽可以“含哺而嬉,鼓腹而游”,而大同社会处处以人为本，所居处者为人境,所行使者为人权,所享受者为人格。概言之，“物质文明帮人类统一地球,从而共产,从而大同,是我所坚信” 

吴稚晖:《科学周报编辑话》(十一),见《吴稚晖学术论著续篇》,99页。。 

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吴稚晖坚定地站在科学派一边，但他眼中的玄学与科学却非截然二分， 

科学是由玄学演化而来：“玄学之学用着论理，慢慢将一座一座的空中楼阁，能升天入地，去求得假设。于是把假设了得到反应‘至信’的一部分，叫他独立了，别起一个名目，叫做科学”，“玄学是尚未论定之科学，科学是已论定之玄学” 

吴稚晖：《李石岑讲演录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一），98页。。科学较之于玄学，是位阶更高 

、权威更强、效用更大的所在，因而不能以玄学否定科学、歪曲科学，玄学本身也不能自洽，而应努力于科学、服务于科学。 

吴稚晖认为“科学本身，原是永永有益人类的一种动力”，世界进步也“只随品物而进步”。怎样努力于科学呢？吴稚晖认为动力、机器、工程、国防建设都是重要的形式。抗战时期，吴稚晖还提出“摩托救国论”，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机器，所以不能同别人抵抗”，“要是中国人个个都有摩托癖，一定可以救中国了” 

吴稚晖：《摩托救国论》，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四），452页。。摩托救国，就是提倡武力救国，提倡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促进各项实业计划的开展。 

吴稚晖极为重视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的内容，“除理化机工等科学实业外,无所谓教育,以彼皆曰促新理新机之发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进化者也” 

吴稚晖：《答人书》(一)，见《吴稚晖学术论著》，237、239页。。教育不一定要在学校，学习的也不应只有学生，“求学同吃饭、睡觉一样，从小时直到棺材里，没有一天不吃饭、睡觉，就没有一天不应该学”，吴稚晖设想的是一个人人学习、 

处处学习的场景。他希望社会形成风气，使年轻人都乐于劳作，“视金木工作为家常便饭”，两亿男子中当有二十万工学家 

、两千万工人，则国能大兴。 

参见吴稚晖：《青年与工具》，载《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2号，15~17页。学与工，不可截然二分，“无论学与工，皆不能不心力并用；学则有研理，亦有实习，工则欲善事，亦必运思劳力，何可以为工学之分。工学彼此为联属：习科学者结图，职工事者运斤，学止为工之预备，工止为学之实施”。如此一来，“劳心”与“劳力”几近混同，“治人”与“治于人”的界限泯然，“学者当工，工者亦宜学，何与于治人与治于人之分？” 

吴稚晖：《勤工俭学传书后》，载《新民德》，1918年第2卷第4期，38页。 

四勤工俭学运动的践行者 

吴稚晖的教育思想，与其社会道德观、国家竞争观息息相关。吴稚晖认为，教育应以道德为目的，“世界近代之教育，忽尔骤盛，故道德骤超于中国”，所以中国应在教育方面迎头赶上。 

参见吴稚晖：《论道德教育》，见《吴稚晖学术论著》，11页。一国之盛衰，常以受教育者之多寡而论，“欲得开明才强之国家，必先有开明才强之人民”，而不能仰赖少数精英，因为即便“偶有特殊之人物，发生于不规则之教育，竟能出而担任之矣；而千百毛细之行动，皆因多数人民之浑朴，尽遭枯废”，故而“不惟能任国家大事之人才教育为要，而实凿开浑朴之粗浅教育为尤要” 

吴稚晖：《论普及教育》，见《吴稚晖学术论著》，6、7页。。 

吴稚晖还谈到过工人教育对于国家竞争的重要性。工人教育不兴，所以工党不盛，惟有增进工人教育，“以求结合良工党，而后工人得争存于资本世界” 

吴稚晖：《论工党不兴由于工学不盛》，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二），650页。。 

察其言，观其行。谈到吴稚晖的教育思想，就不能不谈到他著名的教育实践——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本人早年有赴海外勤工俭学的经历。1912年4月，他与李石曾、汪精卫、张继等人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实现其经由教育改良社会的目的。李璜回忆，吴稚晖认为以中国人的勤俭作风，“所费不多，而老少则俱能得着西方文化知识与外国社会见闻，则收获甚大”，“这是吴稚晖留学政策的发端” 

李璜：《留法勤工俭学的理论与实际》，载《传记文学》，第16卷第6期。。 

1918年底，吴稚晖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畅想在海外培养中国学生的宏伟计划。1920年， 

在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奔走下，里昂中法大学雏形初具。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失业问题严重。大批渴望勤工俭学的学生，做工无门，求学无路， 

故将希望寄托在里昂中法大学身上。但吴稚晖所代表的校方却对招生有着自己的打算，学生与校方发生激烈冲突， 

进而演变成1922年声势浩大的占据里昂中法大学行动。虽然学生运动遭到无情的镇压，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重要来源，这恐怕是吴稚晖等倡导勤工俭学的先锋所没有想到的。 

五国语之父 

吴稚晖被国民党政权称为“国语之父”，其在国音国语方面的贡献可见一斑。吴稚晖早年就对国音国语十分感兴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聘请吴稚晖为读音统一会筹备主任。吴稚晖对此投入极大的热情，经其努力，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正式成立。但由于会内矛盾重重，吴稚晖心灰意冷，选择辞职，自编《国音字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吴稚晖提出改“国音字母”为国音符号，获准通过。吴稚晖之后又任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亲自制订汉字注音表和注音符号歌，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 

吴稚晖对国语推广的兴趣，来源于其社会教育思想。教育大众，为求暂时的恶制于善，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努力。为使平民能够尽早尽快地接受教育，则必须大力推行国语统一，用同一种音字。 

参见吴稚晖：《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五），232~271页。吴稚晖认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弊病之一，便是国民缺乏常识、 

道德水平低下。国民有无常识，“即国之文明野蛮所由分”。吴稚晖将社会教育提升至与学校教育相同之高度，“人生自二十至于七十八十，既离学校之门，而欲其人与世界相见之常识，永永趋合于完全之状态，不至甚露窘缺者，非资于社会教育不可”。因此吴稚晖认为今日的中国教育，应兼两种责任：一、为学校教育的补习科，二、为社会教育的本科。 

参见吴稚晖：《中国之社会教育应兼两大责任》，见《吴稚晖言论集》，122页。 

六从无政府主义到三民主义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转变，一直是学界较为关心的话题。从早期鼓吹坚决不设政府，到后来主张共和政治的过渡，再到无政府主义（又称安那其主义）与国民党三民主义合作的“安国合作”，吴稚晖的思想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破”到“立”的巨大转变。事实上，不能简单地将吴稚晖的这种转变 

视作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口是心非，或是中途叛离，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时空语境下深入辨析。 

首先，吴稚晖所宣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没有经过长期的理论酝酿和社会讨论，而是在西方思想界的熏染下生成。20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众多青年学习其理论，笃行其主张，一时间蔚为大观，无政府主义政党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但由于无政府主义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也无法解决积弊深重的社会问题，因而中国人迅速丧失了对它的信仰热情。1929年，随着吴稚晖创办的《革命周报》被取缔，中国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历史 

宣告终结。这说明，缺乏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学说，无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力，其兴也忽，其亡也速。 

其次，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这批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有着相同的特点，那就是与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过从甚密，这既彰显出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排满革命思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为无政府主义者潜在的政治走向和现实选择作了铺垫。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将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同盟会的政纲发生冲突，在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中，便有攻击民族主义是“复仇主义、自私主义”、民权主义是“自利主义”的文章。 

参见吴稚晖：《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载《新世纪》，第6号。 

如何协调这种身份与主张的冲突，成为吴稚晖等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有了所谓“共和政治（即平民政治）也止为不得以之过渡物”的修正理论。吴稚晖为了弥合自身与同盟会之间的理论差距，提出以“平民政治”来培养“中国人民能为平民政府之资格”以及“改良中国政治之能力”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见高军、王桧林、杨树标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一辑:《无政府主义在中国》,539页,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要有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心乎革命者如能悬无政府为己所必赴之鹄,而让不得已者以平民政治为一时之作用,庶几乎乃不背革命为促进人类进化之大义矣”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可以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载《新世纪》，第58号，11页。，表面上解决了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党人的理论冲突，实则贬低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涵，使无政府主义丧失了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 

最后，吴稚晖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根基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他所幻想的“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无争无尤,无怨无竞,怡怡然四海皆春,熙熙然大同境象也” 

吴稚晖：《与友人书论〈新世纪〉》,见《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七），12页。，是近代改造社会的有志之士的共同理想，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近似之处，这也是吴稚晖转向三民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吴稚晖 

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不再鼓吹无政府主义，而是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将无政府主义的崇高目标嫁接到三民主义之上，提出三民主义是进入大同社会的必由之路，以求其个人理论学说的自洽。他本人因而也厕身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中，成为国民党宣传机器中的一环。 

在吴稚晖看来，三民主义的重点在民生，“民族、民权不过是暂时的小康办法”，“若最大努力服务于科学农工的学问与物质剧烈的斗争,使物质无穷的发展,才算民生主义的圆满成功,也就是人类生活的真福音”。他还试图由此掩盖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鼓吹阶级调和，抨击马克思不懂三民主义可致物质无穷发展的道理,不重视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吴稚晖的思想体系庞杂繁复，前后差异弥多，似乎很难为其描绘一幅思想肖像。但当我们将吴稚晖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似乎对于他的思想和实践 

又能平添几分了解。一叶知秋，吴稚晖不过是近代国人在历史浪潮翻涌中比较显眼的代表，我们可以借由观察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若干线索，丰富我们对于远去时代的认知。 

另外，需要说明的编辑事项是：本书所收文稿中凡属明显错字，以〔 〕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以〈 〉内之字补充之；原文中残缺、漫漶及无法辨认的文字，以□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