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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常乃惪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9212-3

著者：查晓英

责任编辑：吴冰华 林铃梅

成品：160*230页数：400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1-31

定价：64.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中国近代“生物史观”理论创立者常乃惪代表作品集。

权威编者选编，依循常乃惪思想变化的轨迹，展示其一生持论之关键。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 人物简介： 

常乃惪(1898—1947)，出身于山西榆次的晋商家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在多所中学、大学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长期主持该党宣传工作，在舆论界独树一帜。他是一个重视行动的学者，并不幻想从意识层面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党派竞争、亡国危机以及著述特长最终促使他强调“思想”问题，直接导致他最为人所知的“生物史观”理论的诞生。

◆ 编者简介

查晓英，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在《历史研究》、《考古》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 内容简介

《常乃惪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依循常乃惪思想变化的轨迹，展示其一生持论之关键。以支撑价值判断的史学与哲学论文为主，兼收涉及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评论。他撰写的关于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政论时评数量庞大，《常乃惪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仅择其比较得意的作品数篇作为代表。在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等方面，常乃惪的论著也有值得注意之处。

◆ 简要目录

导言：为渐进变革寻找历史法则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1920) 

反动中的思想界(1922) 

师范教育改造问题(1922) 

全民教育论发凡(1926) 

与友人论办理想学校书(1926) 

联治救国的步骤(1927—1928) 

中华民族小史(1928) 

关于真理问题的一些话(1928) 

前期思想运动与后期思想运动(1928) 

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1928) 

野战抗日(1932) 

生物史观与社会(1933) 

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的总检讨与我们最后的觉悟(1935) 

关于思想(1937) 

史观的意义及其可能性(1937) 

人生的悲剧与国际的悲剧(1938)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说，惟有请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国策不变(1938) 

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1941) 

哲学的有机论(1940—1943) 

战与舞(1945) 

民主政治与政党(1945) 

向吉普女郎致敬(1945) 

宪法问题的我见(1946) 

常乃惪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为渐进变革寻找历史法则 

如果说史学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那么当许多曾经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史家的著述中时，人们的自我认识一定正在发生某种变化。故纸堆里发掘出的人和事，与当下思想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克武研究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便很强调最近数十年史学风向与政治社会情绪的同步。（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9~1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不过，尽管常乃惪这个“被遗忘的思想家”（例如智效民的一篇文章就以“被遗忘的思想家——常燕生”为题，见《博览群书》1998年第12期。）重现于报章杂志，却仍然被视为“思想史上薄薄的一页”。（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惪和〈中国思想小史〉》，《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他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阐释，与人们的“自我认识”似乎尚有一段距离。 

常乃惪(1898—1947)常乃惪本人署名多样，除了笔名和字外，姓名亦有几种写法：“常乃悳”、“常乃惪”、“常乃德”，本文正文采用第二种。若其他引文出处有不同署名，则用引文的署名。出生于山西榆次的晋商家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在多所中学、大学任教。加入中国青年党后长期主持该党宣传工作，在舆论界独树一帜。他自诩为“百科全书派”，声称自己既不图为学问家，也不妄想成就事功，只愿做个想说就说想做就做的痛快人。（参见常乃惪：《〈常言道〉发刊辞》，《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黄欣周编，34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事实上，常乃惪一生都企图在行动与思想、政治与学术之间纵横捭阖。常乃惪的生平事迹参见本书《常乃惪年谱简编》。他是一个重视行动的学者，并不幻想从意识层面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党派竞争、亡国危机以及著述特长最终促使他强调“思想”问题，直接导致他最为人称道的“生物史观”理论的诞生。 

因为重视行动，常乃惪倾向于渐进改良的办法，以图行动都能获致一定的效果；因为重视思想，他又吸取了阶段论的结构，建立了一套历史法则，以图思想能够真正影响到青年。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结合，恰好反映出现代中国在传统思想资源与西方思想资源之间、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之间存在着多种样式的关联。作为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常乃惪也曾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吴天墀：《心波》，《常燕生先生遗集（八）•哀挽录》，43~53页；黄欣周：《常乃惪》，《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中华学术院编，567~583页，台北，华冈出版部，1973；许冠三：《常乃惪：生物法则支配一切》，《新史学九十年》，332~35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黄敏兰：《一个严谨的史学理论体系——常乃德史学理论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张学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张少鹏：《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敖光旭：《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常崇宇：《大陆中国青年党人的归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朱慈恩：《常乃惪历史哲学述论》，《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张炜、郭方：《以国家主义为中心构建的历史体系——常乃惪世界史研究成就探析》，《史林》2008年第3期；蒋正虎：《进化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常乃惪对进化论的继受与重新解读》，《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杨彩丹、郑伟：《常乃惪与新文化运动》，《北大史学》（16），北京大学历史系编，128~1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顾友谷：《常乃德的史学观》，《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等。），唯其思想与行动之间体现的时代精神尚未彰显，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仍有待发覆。 

一、五四前后：现象与理想的拉锯 

常乃惪自小受传统书本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热心改革的基层官吏，或许这两方面都对青年时期的常乃惪产生了影响，使他在相信神鬼、主张精神文明的同时，并未陷溺于消极无为或偏重意识改造的态度中。他认可“革命”“革命”一词在当时的中国有着比较宽泛的意义和广泛支持（见罗志田：《士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104~1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并且接受了支持革命理论的进化思想。但他同时有一股少年老成之气，主张以稳妥办法推动社会改变，以同情心理看待传统。 

当常乃惪在1916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不久，便针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倒孔论发表不同意见。（争论的内容收入陈独秀：《独秀文存》，642~680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他赞成废文言与反尊孔，但否认文言中的一切与孔子的一切都一无是处。在他看来，“走极端”的言论（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8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不会带来恰到好处的结果，不合时宜的理想可能产生“众人为暴”的结局。他把民国建立后层出迭现的乱相归罪于专制的存在，认为共和之乱与王政之治本质上都是专制，既然如此，为何不舍乱而取治呢？（参见常乃惪：《附常乃惪书》，《独秀文存》，650~654页。 ）

陈独秀承认“专制余波”酿成了共和之乱，但将其归因于人们对共和宪政“无信仰、无决心”。他坚信自己对“共和”的追求是转移世风的“百年大计”，并规劝常乃惪：“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为足下不取焉。”（陈独秀：《再答常乃惪》，《独秀文存》，649~650页。）常乃惪回应道，“人生于世，不可无理想之鹄的以为进行标准”，但“所谓不经破坏，不能建设一语”却不妥当。他建议陈独秀转向提倡积极、建设的言论。（参见常乃惪：《附常乃惪书》，《独秀文存》，666~667页。） 

常乃惪对于具体的文学问题、孔子问题都有独立清晰的见解，却无法不对陈独秀的高远理想表示敬意。尽管在事实上，常乃惪对陈独秀所说的理想仅具一种“遥远的”同情，在他的社会改造观里那种理想不起任何直接作用。例如关于道德改造问题的讨论，陈独秀与常乃惪各执利他与自利两说，（见常乃惪：《纪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565~566页。）又如关于应否爱国的问题，（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60~67页；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431~432页；常乃惪：《爱国——为什么？》，《国民》第2卷第1号，1919。）但在随后数年中，常乃惪的言论却深受“理想”的影响。 

民国初年，吴贯因曾经说，读书与治事，一偏重于理想，一偏重于经验，理想与经验常不一致，故学者、政治家因而分途。但是他接着指出，当社会日臻于文明，理论与事实即日趋于一致，学者与政治家将逐渐合一。并且政治事业常需运用科学，政界已渐成学者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呼吁“天下读书人”要以政界为用武之地。（吴贯因：《学者与政治家》，《庸言》第1卷第5号，1913。）“理想”与“理论”两词在他的文章中是混用的。一位署名“漆室”的作者，也把民初“思想界的悲凉落寞”归罪于“与理想分离之计划”。事事以眼前利益为打算，导致“塞断国民高洁之观念，凿尽国民美善之根苗”（漆室：《思想界销沉之两大原因》，《雅言》第1卷第7期，1914。）。而在常乃惪的眼中，民初的《甲寅》杂志首先就是因为“在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引发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参见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常燕生先生遗集补编》，180页。）。 

常乃惪认为，东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期，理应向着第三期西方文明改进，后者已有的缺陷，将在第四期文明中改进。（参见常乃惪：《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陈崧编，281~2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常乃惪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个阶段的演变，人在其中的作用就是适应和促进，无法僭越。如果现存最“先进”的社会仍有不足，再往前的社会状态便要靠人们的理想与创造了。这是他评论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的发展时，明显遵循的思路。（参见常乃惪：《北京与上海》，《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10页。）既然第四期文明一定会到来，人们对它进行设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时常乃惪承认，唯物史观虽然受到过许多驳难，其价值却终不可磨灭。按照教育与其他社会制度均决定于经济制度这一规律，理想的教育将同理想的社会一起，随着经济发达而最终出现，这种带大同色彩的教育制度被他称为“全民教育”。舒新城称之为“大同教育思想”，（见氏著《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史•教育通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不过他理解的作为决定因素的“经济”是偏重在生产技术层面的，即“生产和运输的技术的演进，可以决定经济情形，及其他社会各种制度的演进”。因为生产与运输技术发达，全世界将缩为咫尺，“人和人可以不出家门，而得到聚合的机会”。于是未来教育的趋势首先是“以社会教育，代学校教育”。（参见常乃惪：《毁校造校论》，《全民教育论发凡》，183~218页。）社会组织的变化将促成这一趋势。常乃惪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大工业生产方法底下必然的制度。我们的资本集中的情形，引起阶级不平的呼声，是人人所知的。但这种资本集中的将来究竟伊于胡底，却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社会主义的祖师马克思曾告我们这种资本集中的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国的出现。我相信他的话是不错的”（常乃惪：《全民教育论发凡》，《全民教育论发凡》，116~1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尽管如此，常乃惪并不信任“阶级斗争”的办法。在他看来，即使人们不“有意的努力”，这一理想社会同教育制度终将逐渐达到，因为大工业制度必将发展，生产和交通方法也将随之演进，教育制度必然会变化。人为手段乃是这一自然演进过程的辅助，包括促进科学发明、进行社会改造常乃惪对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讲得很简略，尽管提出全民政治制度、全民经济制度，但总体上是属于辅助性的。而且他认为俄国、中国这样的工业幼稚的国家只可能产生出“伪的社会主义国”， 非得等到工业十分发达，真正的社会主义才会出现。改良都市、改良乡村等等。（参见常乃惪：《全民教育论发凡》，《全民教育论发凡》，116~125页。） 

但有时他会表现得更激进一些，例如在组建“教育改造社”期间，他就提出：“要达到未来的新理想，必须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将这种旧的教育制度全部推翻，然后再重新创造适合于发展新理想的教育制度。在旧教育制度未曾根本推翻以前，不但新的理想无从实现，即新的制度也无从单独建设起。”人的努力在他的论述中作用变得更大了，是可以保证“天然的进化”“不走错方向”的必要手段。因此，“教育的革命”或者“革命的教育”首先应做的，就是完全摧毁现存的学校制度。（参见常乃惪：《毁校造校论》，《全民教育论发凡》，183~218页。） 

在常乃惪构想未来教育制度的同时，他对现实中的学术独立与学潮问题，也提出了现实的解决办法。例如，鼓吹政府和资本家投资，帮办学术独立(常乃德：《通讯》，《教育杂志》14卷第6期，1922。)；学生无权干涉学校的规定、教师需多多地容纳学生的意见，互相让步以解决学潮。(参见常乃惪：《学校性质之研究》，《全民教育论发凡》，182页。) 

即使在与“共产主义”最亲近的这段时期，常乃惪也警惕地关注着理想的边界。他批评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中，报纸言论里“‘武断’‘谩骂’‘凶暴’等非科学的气焰”远远压倒了发起者的清晰觉悟。名为“维持科学”，实际上却杂以“拥护资本家”、“实行侵略”等等与“科学”本无关系的内容。(参见常乃德：《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真光》21卷第10、11期，1922。)此文为常乃德与一友人共同撰写，以常名发表。原刊于1922年4月1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为《真光》杂志编者转载。在他看来，“思想界一般的标准太低，浮浅的议论到处被恭维为湛深的学理”，于是脑筋混乱的人以为科学文艺的内容不过如此，更随便地著书立说，稍知自爱的人更否认一切思想。(参见常乃惪：《虚无主义与中国青年》，《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23页。)贬低所谓“思想”的意义，重视实际行动的重要性，这个倾向导致他在五四后反对胡适“不谈政治”的主张。他把“不谈政治”视为“中国人漠视现实精神的一种表现”，“是几千年专制政体下养成的结果，与西方人的民治精神相去不啻天渊”，反映多数中国人仍未能彻底了解西洋文化的真面目，这是“新思潮”的失败。(参见常乃惪：《反动中的思想界》，《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4~16页。)因此，他向胡适建议：现在“应当转过来从思想文艺鼓吹到政治”。(参见常乃德：《常乃德君来信》，《胡适文存（二）》，329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这个政治，是重视现实精神的政治。 

当《全民教育论发凡》一书最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常乃惪的主张已经彻底转变到“国家主义”上了。他在后序里说：“我们现在谈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为期尚远。我们非先有机关枪对打的精神和实力我们便不配主张什么理想，便主张出来也无人瞧得起。因此提倡国家主义以保全种族，乃是目前极需要的事情。”对于书中彻底改造现行教育制度的主张，常乃惪也惭愧地检讨自己始终未曾脱离学校生活，是“言不揜行”。他设想将来，“确有了可以信仰的主义，自然不会再在现行教育制度下讨生活了”(常乃惪：《后序》，《全民教育论发凡》，2~3页。)。 

常乃惪转向“国家主义”与他主张渐进改革的思路分不开。就在转向发生的同时甚至更早，他感到思想界的“浮浅”，甚至尖刻地主张裁学校跟裁兵一样要紧：教育愈普及，文氓就愈多，漂亮话愈漂亮，思想愈巧妙，民族就将愈趋于灭亡。所以，与其译书，不如造铁路；与其办大学，不如修濬黄河。而“中国民族前途惟一之希望是在从血统上改造民族”，如汉回通婚。(参见燕生：《论思想》，《莽原》第15期，1925。 )

用陈独秀的话说，常乃惪重视“现象”胜于“理想”。但在二人争论过去后的1920年代初，常乃惪明显地表现出更关注“理想”设计的倾向。直到他加入中国青年党，接受“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想”。(参见常乃惪：《国家主义与教育界之新生命》，《国家与教育》第1期，1926。)他辩解道：“所谓理想者不是一个最后静止的世界，而是‘当时此地’的最适合最需要的智识”(常乃惪：《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国家与教育》第11期，1926。)。 

二、加入青年党：救国的步骤与理论 

1925年，常乃惪加入中国青年党。这个标榜“国家主义”的党派在教育和政治领域积极行动，仿照国、共两党建立各级组织并拉拢军事武装。但常乃惪从投身实际的教育改造很快就转移至舆论领域，通过报刊宣传该党主张。他用联省自治对抗武力统一，用生物史观对抗唯物史观。尽管同样是高举“革命”旗帜，同样是利用“历史法则”，常乃惪的主张更像是借激进手段以行其渐进的改革。 

中国青年党的元老余家菊和陈启天都曾经回忆，1925年8月在太原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他们与常乃惪交流了国家主义的观点，并获得他的赞同。(参见余家菊：《怀常燕生》，《常燕生先生遗集（八）•哀挽录》，15~16页；陈启天：《寄园回忆录》，2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尽管余家菊和陈启天正式加入中国青年党的时间并不比常乃惪早多少，但二人对该党在巴黎成立和在上海立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1925年7月参与发起了标榜“国家主义”的“国家教育协会”。这一时期常乃惪还接触到中国青年党的另一位灵魂人物——李璜，后者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暗地里扩充青年党组织。入党之后，常乃惪开始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比如1926年初的反俄援侨大会。这年夏天，他辞去燕京大学教职，就任青年党创办的“爱国中学”校长一职。一年后，他转向文化思想宣传，专心为《醒狮》等刊物撰稿。自1927年中国青年党（时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起，几乎历届大会宣言皆出自常乃惪之手，他很快便被视为青年党的理论家。 

入党初期，常乃惪仍然主要关注教育问题。例如1926年发表在《国家与教育》杂志上的十几篇文章。随后发表大量政论，批评时局中各党派、人士，尤其是国民党的表现例如，惠之：《时局将来之推移与吾人之责任——在爱国青年同志会北京分会讲》，《醒狮》第126期；惠之：《吾人所希望于实行清党以后之国民党者》，《醒狮》第134期；惠之：《新时势之创造》，《醒狮》第144~145期；惠之：《时局之隐忧与其解决之道》，《醒狮》第146~147期；平生：《汪精卫辞职与今后之国民党》，《醒狮》第149~150期；惠之：《国民党之统一与分裂》，《醒狮》第151期；平生：《宁汉战幕揭开以后》，《醒狮》第160期；惠之：《吾人对于自由之意见》，《醒狮》第161期；惠之：《杨杏佛与东南大学》，《醒狮》第162期；平生：《算不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本糊涂账》，《醒狮》第164期；惠之：《为上海学生总会南京学生的纠葛告宁沪青年》，《醒狮》第164期；惠之：《国民党之所以自赎于国民者》，《醒狮》第165期；平生：《云南护国纪念日我们的感想》，《醒狮》第168期；惠之：《反抗骄奢淫佚的国民党党治》，《醒狮》第171期；惠之：《国民党人之新生命》，《醒狮》第172~173期；平生：《国民党不配压迫共产党》，《醒狮》第172~173期；惠之：《我们对于国民党第四次全体执监会议的总批评》，《醒狮》第174期；凡民：《新革命党产生中之两个歧路》，《醒狮》第174期；凡民：《怎样制止共产党势力之复活》，《醒狮》第176期；惠之：《所谓“第三党”的运动》，《醒狮》第181期；惠之：《奉安与帝制》，《醒狮》第201期；惠之：《编遣问题与国民党今后的生死关头》，《醒狮》第202期；惠之：《项城局面之再演》，《醒狮》第226~233期；惠之：《论国民党之大借款》，《醒狮》第226~233期。，抨击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例如，惠之：《共产党的末路穷途》，《醒狮》第163期；惠之：《勇敢的广东人何不起来实行人民自卫权》，《醒狮》第169期。，分析苏俄、日本等国对华政策。例如，平生：《满蒙问题与吾人之抵抗力》，《醒狮》第148期；惠之：《对俄绝交后国人应注意的几种隐忧》，《醒狮》第168期；惠之：《朝鲜惨杀我国侨民的因果》，《醒狮》第169期；《野战抗日》，《常燕生先生遗集（五）•政论与时评》，1~7页；《中国的解放与对日根本方针》，《常燕生先生遗集（五）•政论与时评》，8~18页。他认为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势力，但内部被共产党挟制（清党以后是影响），同时遗留着旧军阀的特点。他似乎曾有“挽救”、“团结”国民党的企图，密切关注其内部变化，说服国民党与国家主义者合作。但清党以后，国民党的屠杀手段、不民主治理、腐化堕落等等表现引起他日益强烈的不满。 

常乃惪曾提出八点国家主义与非国家主义的区别，关键之处，就是要根据民治的原则、依靠全民的努力、采用革命的手段建成新国家。(参见常燕生：《国家主义与非国家主义之区别安在？》，《新国家》1卷第2号，1927。)他认为青年党同仁提出的“联省自治”是一个有效办法，因为中国人有省界观念，“以地方的感情，团结民众，以当地的苦痛，激动感情”，自然全体民众都会加入革命，不需要更多的宣传，例如河南的红枪会。(参见常燕生：《联省自治与中国革命的新战略》，《醒狮》第152~157期，1927。)在他看来，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努力都失败了，或将要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正视中国人的地方观念。在很大的区域里实行革命，民意无法团结也无法表现，没有监督革命的力量，从而使革命变成单纯的军事行动，即武力统一，结果造成割据势力和无穷的国内战争。青年党要发动人民自己行动，对于“有觉悟的军阀”，同意其跟随；对于“无觉悟的军阀”，要让他“倒在我们的前面”。(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醒狮》第162期，1927。) 

具体的步骤是：首先鼓吹联省自治，使其成为政治上的“中心思想”曾琦提出，为青年党人所通用。，同时组织信仰这一政策的有力政党。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续一，《醒狮》第165期，1927。其次是对抗共产党及军阀。在他看来，理想的自治省将为民众谋利益、保障思想言论等自由,表现民意，而且能在政治经济上有所建设。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怎样建设自治省》，《醒狮》第166期，1927。对此，常乃惪提出“联省自治，联县自卫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现，需以安定人民生活为前提。可惜各省当权的军阀官僚为便于自己剥削，阻碍人民自卫自治，因此推翻军阀官僚成为先决条件。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四续）：怎样建设自治省》，《醒狮》第168期，1927。根据各地当权者不同的性格与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对付手段可以不同。例如忠于民众、赞成省自治的当权者，可用说服的办法；无真心但表面上赞成者，可以一边表面敷衍，一边公开或半公开组织民众；在那些不同程度压迫民众的省份，需要组织和训练民众，尤其是建立“民众武力的组织”（例如民团、商团、工人义勇队、青年义勇队、军人义勇队、体育协会、秘密会党、土匪）、“正式军队的组织”、“民众经济事业的组织”、“农工的组织”、“民众教育事业的组织”等等。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五续）：怎样建设自治省》，《醒狮》第169期，1927。这一过程，需要充分联络“各种实力”，并且同时从事于小规模的经济建设。待时机成熟，便发动暴力革命推翻省政权。成功后，革命军需还政于民，通过“自行节制”权力以促成“真正政府”出现。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六续）：怎样建设自治省》，《醒狮》第170期，1928。然后经过消极的休养时期、小规模的培植时期、大规模的开发时期，自治省建设成功。参见燕生：《联治救国的步骤（续）——怎样建设自治省？》，《醒狮》第172~173期，1928。 

在常乃惪看来，实践需要勇猛积极的精神支撑。因此，政治固然重要，民族精神或者民族精力更需培育养护。参见常乃惪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36~50页；《民族精力与文化创造》，《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00~109页。他认为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极为“恶劣”，充斥着三种类型的言论：“教授名流们摆臭绅士架子的臭美”，“含有刑名气太重的阴险卑劣的无聊东西”，以及“公子哥儿们北京饭店式的舞曲”。比较像样的出版物只有《狂飙》，因为它带着“直捷豪爽”的素朴气味。参见常乃惪：《因读狂飙想到中国思想界》，《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31~33页。《狂飙》夭折，反映了“自由批评”精神的衰减。参见常乃惪：《挽狂飙》，《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34~35页。他评论《阿Q正传》体现的精神是机巧，是一种来自绍兴的地域特点和职业特点，而非全中国民族的恶根性。事实上，“中国民族”还没有成熟的思想，还处在“幼稚的，素朴的，不开化的，半原人状态”。 因此作家应当“将消极的怀疑的中立态度，改变而为积极的勇猛的前进态度；将冷酷的批评，变成了热血的呼喊”。参见常乃惪：《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87~91页。 他把西北与江浙进行对比，前者是“志士仁人”一天天减少，故“一天天地恢复了荒原的面目，剩下来的都是原人”。他模糊地设想，政府有替国民找饭碗的责任，开发西北能够增多饭碗，那么“抢饭吃的赤化黑化”冲突不就减少了吗？在他笔下，文化是循环变迁的，是从“原人”到文化灿烂，再到文化老衰，最终复变为“原人”的过程。参见常乃惪：《荒原的梦》，《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95~99页。后来他用“蛮人”代替了“原人”一词，形容“蛮人”是具有“实际头脑、为他心、乐观和希望心理”的人，他们的出现将拯救濒于衰亡的民族、给予其无限的精力。不过“蛮人”怎样才能重现呢？有几个办法：更新血统、改变环境、得宜的训练或者猛烈的刺激。参见常乃惪：《蛮人之出现》，《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11~114页。他认为当时的文化运动应以唤醒民族精力为目标，民族精力一旦恢复，就能够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参见常乃惪：《民族精力与文化创造》，《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100~109页。换句话说，“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文化，而是野蛮，一个能熬得住风吹雪打的野蛮体魄，和知进不知退的野蛮精神”平子：《文化与野蛮》，《国论》第1期，1935。）。 

文化与民族精力在常乃惪的言语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甚至显出些矛盾。但其论述目的很清晰，就是追求“实际头脑、为他心、乐观和希望心理”。他把消极破坏视为五四以来思想运动的特点，在这种精神支配下青年们误会并误用了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等外来理论，模糊地把经济侵略联系到阶级斗争，于是造成无穷的屠杀与牺牲。在他看来，“只有积极能产生积极，只有建设能产生建设，而且也只有创造能产生创造”。今后的思想运动要促成“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以积极建设的精神替代消极破坏，其中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忠实地介绍全部的世界潮流的真相到中国，依据充分理智的判断使真理不为主观成见所隐蔽”。参见常乃惪：《前期思想运动与后期思想运动》，《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62~77页。 在这篇文章里，常乃惪提到了种族发展与个人发展的类似性，不过此时他还仅仅是利用这一社会学观点证明中国民族自觉意识仍欠发达，作为他宣传国家主义的理由之一。不久，常乃惪把它扩充发展，形成了一套解释国家主义的宏伟理论。 

为国家主义寻找理论依据是青年党内持续进行的一项工作。李璜李璜：《释国家主义》，《醒狮》第1~2期，1924。、程中行程中行：《国家主义的历史观》，《醒狮》第38期，1925；《古栩国家主义之历史观原序》，《醒狮》第43期，1925。、何炳松何炳松：《现代西洋国家主义运动史略》，《醒狮》第86期，1926。曾经从感情、精神、伦理、责任等方面解释国家主义，并以欧洲国家主义运动的历史激励国人。曾琦认为，要讲信仰国家主义的理由就得从国家是怎样发生这个问题说起。在“神权说、权力说、契约说、实利说、有机体说”五种观点里，曾琦选择了“实利说”，认为国家产生于实际利益。因为人类在知识发达后组成国家，使人民得到政府扶助、有法律的保障，这与无国家的混乱状态相比，利弊自现。在他看来，有机体说可以让人知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人明白互助的道理，但有一不当之处，即“有机体的生长变迁纯是自然的，没有意识的。国家社会的生长变迁，全是人为的，是受意识支配的，二者虽相似而实不同”曾琦讲、曾解记：《国家主义三讲（在大夏大学讲演）第一讲》，《醒狮》第91期，1926。。 

国家主义者的理论建树似乎成效甚微。邱椿在1926年抱怨道：“有些自命为好学深思的先生们，对于国家主义好像赞成；但总不肯加入我们来共同奋斗。你要是问他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他们便说国家主义没有高深的哲理不能使智识界‘起信’。”有意思的是，刺激邱椿的第二个原因是：又有朋友把国家主义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或许邱椿没有意识到这两点之间似有矛盾：“唯心主义”算不算“高深的哲理”呢？总之，邱椿采用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人生观与国家观”，来解释国家主义的哲学基础。参见邱椿：《国家主义之哲学基础（一）——根据唯物主义》，《醒狮》第98期，1926。 

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产生是原于实际事变来的……这并用不着高深哲理来作支柱才站得稳”，就像唯经济史观的哲学那样。不过，既然“智识界要有哲理才能起信”，因此他也在邱椿之后，要谈谈“国家主义的哲理”。他所说的偏向于心理学和社会学，故自称为“国家主义之科学基础”。实际内容与他早前所讲相差不远，包括求生本能、感情需要等方面。参见李璜：《国家主义之哲学基础（二）——根据近今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原则》，《醒狮》第99期，1926。陈启天对这个问题也相当感兴趣，他解释说：“国家主义可以浅说，使人人易于明了，然不必为浅薄；也可以深说，构成一种哲学理论，然不必为虚玄。”在他看来，“国家主义的真实哲学根据，不是惟心，不是惟物，而是惟实”。因为“物质与精神不可分，个人与社会不可分，但依相对定律与波动定律而进行，构成一切历史的原动力”。国家主义的科学根据则可以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找出来。比如用生物的竞争、互助现象解释国家的形成，用“本能的发展和习惯的养成”有赖于“刺激与反应”来解释爱国心理，用社会进化与国民性的形成来解释国家主义的产生。陈启天：《国家主义的科学根据》，《醒狮》第152~157期，1927。此外，还有刘庄刘庄：《国家主义之自然史》，《新国家》1卷第2期，1927。、胡国伟胡国伟：《国家主义通释》，《醒狮》第183~186期，1928。等人也讨论过国家主义的理论问题。 

常乃惪起初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触及这些“高深哲理”，他撰写的《国家主义小史》只是最近数百年民族国家的建国历史。《国家主义小史》共十一篇，刊于《醒狮》第134~149期。大约作于1930年的《生物史观与社会》成为他对国家主义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这本书批评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十几种历史观念，试图证明生物史观才是解释历史的合理工具。其内容也许受到过陈启天的启发，但根本想法在常乃惪早年发表的文章中已露端倪。例如《爱国——为什么？》一文附记里提到生物进化的法则，《国民》第2卷第1号，1919。 

常乃惪提出，人是生物的一种，历史是人群的活动，生物演化的趋势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化的方向。他认为生物演化的根本趋势就是“组织化”，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因此生物有“单细胞—复细胞”、“低级复细胞—高级复细胞”、“组织简单的低等生物—组织复杂的高等生物”的进化，人类有“家族社会—部族社会—民族社会—国族社会”的演变。那些没有循这个轨道前进的，一定出了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生物演化中的自然现象，比如生长、分裂、吞并、融化、复兴、联合、蜕变、衰颓、死亡等等。参见常乃惪：《何谓生物史观》，《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生物史观与社会》，503~513页。不过，人是生物发展的高级阶段的产物，自我意识在人类中发展得最为明显和完备。尽管人类在原始时代，和蜂、蚁等下等动物一样，是依靠本能的关系营建团体生活，但后来言语、风俗习惯、宗教等形成，表明人类逐渐有了民族意识。尤其是宗教，继同类意识、图腾象征意识之后出现，在民族集团分合斗争中产生了很大的威力。当宗教的神秘思想不能应付人民需要时，便有新信仰取而代之。这种信仰去除了宗教的神秘部分，直接对自己民族集团中的一切文化发生爱慕保护的观念，从而促成王国的出现。从“王权组织”再进化到“民权的国家组织”是最近时代才开始发生的，民族意识也开始了新的进步。参见常乃惪：《民族意识的构成与发展》，《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生物史观与社会》，514~535页。常乃惪把“国民性”称为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人类社会的“集团性格”，是遗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共同产物。国民性一经形成，“就变成了整个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具有规定全体文化形态及性质的能力”。参见常乃惪：《国民性》，《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生物史观与社会》，536~541页。他从政治、经济与宗教三方面来证明此点，推翻马克思派唯物史观关于经济是决定力量的理论。 

常乃惪充分考虑到了意识的作用，但他把人的能动意识纳入到一条演变的线索之中，使它带有一种“只能如此”的色彩。贯穿这条线索的灵魂就是“组织化”。而这条线索指向的未来，是在多数国家完成了有机体组织后，将会出现的“世界联邦”。在他看来，这种“世界联邦”的产生，犹如高等个体生物联合而成立互助的家庭生活一样自然。参见常乃惪：《何谓生物史观》，《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生物史观与社会》，511页。因此，生物史观展现了一种带有点循环色彩、等级色彩、永远前行无止境的进化。 

许冠三曾评论常乃惪的理论是“以比论代实证，在作类比时又只见自然有机体与人类社会之同，而不见其异”许冠三：《常乃惪：生物法则支配一切》，《新史学九十年》，349页。。常乃惪早已意识到这一危险：“将社会有机体与高等生物有机体比拟得过于近似，未免有时失于牵强附会”，但他辩解说，其根本原理“是大多数社会学者所承认的”。这个根本原理就是一种真理：生物演化的方向是确定的，社会一定会向着国族发展。尽管现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达到了国族的水平，“国家的心理组织和生理组织都还没有进化到统一完备如人类个体所已达到的程度”，但未来方向却已经决定了。与之相反，“由经济史观所演绎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诸说”，则为“不合真理的学说”。因为经济史观建立在经济欲望为人类唯一欲望的基础之上，但事实证明经济是“社会的儿子”而非相反，“经济欲望的发展受民族性支配”，所以同样是开发美洲，会有南北的区别，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英、德、法的特色。参见常乃惪：《经济的根本动因》，《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社会科学通论》，738~741页。 

常乃惪勾勒了一条简单的“生物——社会”进化线索，里面决定未来发展的因素是“民族性”或“国民性”。前者的重心在于说明“国家”这种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与必要，后者的重心在于承认各个民族与国家自身特点的合理性。这个集中了法则与适应精神的模式实际指向一个简单目标：鼓动人们尽量在既有社会基础上迅速建设一个团结有力的国家。 

以这个目标为准绳，常乃惪批评家族主义、个人主义和阶级主义，这三样东西破坏了国家的团结，是目前的“三害”。十几年前，陈独秀曾发表同名文章，指责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参见陈独秀：《除三害》，《独秀文存》，392~393页。常乃惪的文章同样提到了官僚，却是阶级主义可能产生的官僚。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根本没有包括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形，如果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只会造成大批集权的新官僚。参见常乃惪：《除三害》，《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生物史观研究》，899页。可以发现，按照常乃惪的理论推想，中国最需要改变的似乎是实行政治民主。 

然而，这一重要主张在常乃惪的理论表述中还不太显眼，他强调更多的是法则例如，他提出研究历史科学就是“要从历史的事实中归纳出一条或几条法则来，要从历史的现象中找出它的背后深沉的意义来”，以指导生活、改良社会。见《生物史观研究》，《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生物史观研究》，848页；平子：《历史铁则所告诉我们的》，《青年中国》1卷第8期，1937。、是斗争。例如，平子：《我们的时代》（青年的路之四），《青年生活》1卷第5期，1935；《从奴隶到主人》，《常燕生先生遗集（二）•生物史观研究》，960~966页。他曾经认为，19世纪末自由政治主义为干涉政治主义所战胜，自由主义经济学被干涉主义经济学战胜，国家主义的新发展就是从自由向统制转变。参见常乃惪：《十九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之发展——国家主义小史之八》，《醒狮》第138期，1927。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由国家统一管理全国国民的生产、消费以及对外贸易。参见常乃惪：《文化与国家》，《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396~397页。他提出“常识政治”的说法，以与民主政治相区别，前者承认人有智愚、强弱、贤不肖等等不同，后者则建立在人生而就平等这个“谬误原则”之上。参见常乃惪：《老生常谈》，《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老生常谈》，9~11页。结合他在十几年前就提出过的“士权”来看参见常乃惪：《附常乃惪书》，《独秀文存》，642~644页。，他仍未认同那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这一倾向在当时中国或许是普遍的，参见张东荪：《贤人政治》，《东方杂志》第14卷第11期，1917。直到晚年常乃惪仍然有这样的看法，例如：《论中庸之道》，《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315~329页。尽管在联省自治的设想里，他也说要动员所有民众，让民众自己觉悟和组织起来，但重点却偏向于建设各级各种组织。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他转变了看法，认为统制政策不比自由政策更好例如：《恭读蒋委员长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民众书书后》，《新中国日报》1940年9月15日；《管制物价问题之关键》，《新中国日报》1942年12月17日；《现阶段中国的经济问题》，《新中国日报》1945年6月11日；《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为民营企业呼吁》，《新中国日报》1945年7月26日；《自由经济与平抑物价》，《中华时报》1946年6月27日；《善保政府的威信》，《中华时报》1947年2月18日。，那是他最强调民主的一个时期。例如，燕生：《送别贝奈斯总统》，《国论》第3期，1938；惠之：《应该让老百姓讲点话》，《国论》第6期，1938；燕生：《下层民意机关设立的必要》，《国光》第2期，1938；燕生：《三论国民精神总动员》，《国论》第17期，1939；以及收入《常燕生先生遗集（五、六）•政论与时评》中的文章：《我对于国民参政会的认识和期待》，《民主运动者应有的风度》，《民主政治与政党》，《纪念五一要实现经济民主》，《立即实现民主措施》，《告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拥护〈白鲁塞尔宣言〉》，《民主政治需要独立的人格》。 

三、抗战前后：从“真理”到“暂理” 

常乃惪很快就意识到生物史观在党派斗争中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此出发，创造一个更具普遍意义和作用的理论体系。参见常乃惪：《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运动应有的认识》，《常燕生先生遗集（五）•政论与时评》，78页。但在他的生物史观中，人的意识与群体精神都是生物发展阶段中的产物，是不断进化或者变化的。那么生物史观或者更具普遍意义的宇宙观、人生观到底能获得什么样的位置呢？ 

1920年代末，常乃惪曾以轻蔑的口吻提到，相信“真理”的人是那样多，以至于屠杀不断。并且说：“大约自有真理以来，世界上就无所谓真理之一物，有之，或者就是‘没有真理’这一句话罢。”常乃惪：《关于真理问题的一些话》，《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57~61页。这提示了一条线索，即常乃惪后来把生物史观表述为一种“真理”，可能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而非他的真实想法。 

他的青年党同志（同辈者）大约也没有把生物史观看作“真理”。李璜就认为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太偏向于文字、文学，忽视非书本的实际训练，结果二三十年的科学教育仍然没有对知识界的思想方法产生影响。因为“中国人的思想太着急于立刻有所得，结果所得便太有限”，他希望思想界“不要着急去寻求一种思想，以图立刻的受用，还须先从思想方法入手，忍耐而深入”，将来才会有可靠的收获。参见李璜：《关于思想问题》，《国论》第1期，1935。那么，是继续训练、等待“真正的思想”出现吗？常乃惪不是这样理解的，他把思想纳入到生物史观所说的流动变化的社会之中，点明它的时代性。参见常乃惪：《关于思想》，《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286~292页。 

同样，史观也具有变化的属性，即它是“一种社会观”。但常乃惪回避了把它放到随时间而演变的社会中去观察的问题，他说：“至于所谓历史法则是否必须阶段化，则又是一个问题，此处不必讨论。”讨论到的，是因果与法则之所以仍然成立的问题。他说：“所谓史观，当然不仅是要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且要就此众多事实上建立起正确的因果和法则来。史观之集中于支配历史动因的研究，乃是当然的。”“所谓因果……不过是说两者之间有一种时间上必然连续发现的关系而已”，因果关系是一种盖然性的假设。不过任何科学定律都是假设，是在实证上尚未发现错误的假设；所谓法则，是“一种大量的概括”，事物的个别性不会妨碍其构成重复出现的法则，因为法则的单位是类而不是个别事物。只要未经事实反证其错误，我们就可以认一种法则为“相对的真理”。参见常乃惪：《史观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247~251页。这里充分体现了常乃惪在法则与真理问题上的矛盾处境。显然，常乃惪不想得出史观的相对主义结论，有意维持某种法则的可靠性。 

可是，如果思想与史观都是“生物——社会”演化流程中不断变化、具有社会属性的产物，又怎样判断同一时代产生的不同思想与史观之间的优劣呢？他似乎曾想把“学说”的地位抬高。他说王国维的学问比梁启超深刻得多，“就一时言，他的影响之广大自然远不及梁任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则王静安先生的人格和学问，其不朽性远非梁任公所能及”。但他立即意识到，学说与思想、史观一样，根据生物史观推论无一不在演化流变之中，所以“世界上根本无所谓不朽，只不过是时间上比较的长短而已，因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以不朽与否为标准”。然则以何为标准呢？常乃惪称，梁启超“曾经抓住了一时代的思潮，煽动过若干青年的热诚”，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无论其学说思想本身如何浅薄，他是“最有活气的”。他批评相信世界之外另有不朽真理的那些人，把“理”和“事”分成了两橛，以为学问的发展只是一步步走向不朽真理的探索。然而“世界上根本就无所谓永久不朽的真理，只有为此时此地此人此事方便起见而设的暂理”。因此，学说本身无所谓高下，只以其“影响的大小”而定高下。 

参见常乃惪：《老生常谈》，《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老生常谈》，23~24页。 

青年党的另一大鳄魏嗣銮曾经讽刺胡适的实验主义，说他标举的“世间莫有绝对的真理，真理只是相对的”这一原理，从逻辑的角度看自相矛盾。魏嗣銮认为我们不可以因为“真理认识”的变迁，就推到“真理自身”的变迁。参见魏嗣銮：《读胡适实验主义后杂感之一》，《醒狮》第91期，1926。魏嗣銮曾经评价常乃惪是“在任何立场立论，均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可谓为文字上之‘辩士’”陈善新：《常燕生先生精神永在》，《青年生活》第19期，1947。。这个评论对于代表一党的宣传家言是赞扬，但以科学家的立场看，就不见得好。常乃惪似乎没有提到过魏嗣銮，但他显然比魏嗣銮更同情“真理只是相对的”这一说法。他在抗战前后开始的新哲学与新宇宙观、人生观的建设里，纳入了物理、数学等知识，其中一些正是魏嗣銮也讲过的，或许常乃惪从中看到了更明晰的理论线索，用来疏通已渐入绝境的生物史观。 

他把哲学思想视为支配一切学术和事业的基础，包括支配历史学。“没有哲学的历史根本不配称为一部历史，没有哲学的民族根本也就无法完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常乃惪：《介绍一部完整的历史杰作》，《常燕生先生遗集（七）•蛮人之出现》，247页。旧日的哲学与科学分道扬镳，新哲学却要与科学结合起来。参见燕生：《哲学与近代科学》，《新中国日报》第4版，1939年1月7日。他认为19世纪生物学、心理学的发展，使有机主义支配了部分思想领域，20世纪物理化学界的革命将有机主义观点扩充到更广阔的领域，从而“建设了一个与已往崭然不同的新宇宙系统”。新人生观、新信仰与新的政治社会运动将由此产生，“最后是一个新的人类组织出现在陈旧的地球上”常乃惪：《有机主义新福音的降临》，《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哲学的有机论》，36页。。 

常乃惪的新哲学完全把历史与其他科学熔为一炉，不承认李凯尔特所说的历史与一般科学分野的问题。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时间属性不是历史学独占的。二、根据相对论，时空区别根本不存在。三、科学忽略事物个性而处理事物的一般关系，历史同样如此。历史也有重演的现象，“最根本的理由……是由于历史本身的发展即是一种有机的生命现象，不但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个人或人群社会本是有机的，即由此等人物的行动交织而成的历史之流也是有机的。凡有机现象彼此之间关系越密切者，其相互的类似现象也越显著”常乃惪：《历史重演的问题》，《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262~267页。。常乃惪不能同意李凯尔特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对法则的信仰。 

这在他不久以后发表的《哲学的有机论》一书中表现更为明显。他首先承认19世纪末年新康德派中的玛堡学派和西南学派修正了康德哲学中的“机械”意味，开始加入“思维创造实在”的观念，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尤其是意大利新黑格尔学派的克罗奇等人那里，更把理性当作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活东西”，成就了现代人更乐于接受的观点，即“宇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实体……已经创造，正在创造，时时刻刻去创造，也许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常乃惪：《机械的进化与创造的进化》，《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哲学的有机论》，89~91页。。在这个新思潮里包含了关于进化的观点，如柏格森的创化论，把宇宙的进化比作是烟火，一冲之后四散而各有许多新花样产生出来。但是，常乃惪接着说：“宇宙如果只像一架烟火一样，盲目地一冲而散，岂不是毫无条理，又何能谓之为进化。持这样见解的人，势必如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一样，认宇宙只是黑漆一团，乱冲乱放，人生更无任何价值可言，其结果多流于悲观厌世，与进化论的原意恰好相反。”因此，他提出在“突创”的概念旁，必得加一“层进”的概念。参见常乃惪：《突创与层进》，《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哲学的有机论》，92~95页。事实上，他把宇宙观改造成了一个大型的生物史观，万事万物均处于这种“层进”的过程中，只是这一次，他反复强调每一层新事物会突现从前事物完全没有的新的性质。 

常乃惪认为，宇宙的进化应该是树枝形而非宝塔形的，既不是直线的进化，也不是直层的进化。但因为“宇宙普遍的现象只有一个，便是有机的现象……所谓层进，只是说有机组织的程度由低级突进到高级”。他设计的整个宇宙“突创层进论”图形，最底层是“空时单位、太极等假拟之元素”，向上依次包括了光量子、电子、质子、原子、分子、胶状体、单细胞……一直到最顶层的“尚未出现的未来有机进化阶段”。但是常乃惪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一个条件，即这个图形是“以有机组织程度为坐标而画出的，如另选一个坐标，则其层次的划分应又不同”，例如以体积大小为标准。参见常乃惪：《突创与层进》，《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哲学的有机论》，101~103页。 这个补充条件的出现，表明常乃惪的法则观里相对主义所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 

他认为最新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发现证明了所有定律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的标准“不是存在于另一绝对的理型世界，而是随所在环境的配合而定”，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区域空间内是真理，到了广大空间中，就失去了真理的价值。“真理之是否真理，只看它所建立的几何体系能否自圆其说而不发生矛盾”。空间中的物体都是变化的，包括尺子，所以没有所谓客观的绝对测量标准。参见常乃惪：《空间的性质》，《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哲学的有机论》，146~151页。宇宙之所以能够思议，乃因“事事物物都可以各自为出发点而思议之”。常乃惪：《宇宙——有机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之漫谈》，《青年生活》第16期，1947。但他同时又从宇宙在膨胀、时间有始与终等观点里发现宇宙也是有机体的证据，并得出结论：“演化不仅是生命特有的事实，也是贯穿整个宇宙的主要原理。”常乃惪：《有机论的社会观》，《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哲学的有机论》，187页。 

一方面整个宇宙的必然趋势是演化，一方面人类在所有科学上的发现也在变，从前被视为真理的东西，由最新科学发现看，却是有限的真理，仅仅在某一空间时间内有效。常乃惪不能不面对法则的时间性问题。他从事实、史料、史实形成的三个阶段看出“一切历史均属于现代的，创造的，过去者早已过去，决不能还原”。“任何历史均为相对的，均为历史家个人及其种族社会集团心理之反映，故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常乃惪：《历史的本质及其构成的程序》，《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252~261页。当史学家把零碎的材料组合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发现过去的事实真相，而是创造了他自己以及他的时代和民族的哲学了”。因此，常乃惪提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采用发生学的态度，把整个历史的构造进程，从原始事实起，经过种种演化的阶段，以至变成了我们眼前所见的历史为止，一层一层剖析起来”。要让历史学生知道，“一部历史是怎样构成的，其中含有多少主观的成分”。参见常乃惪：《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234~235页。在常乃惪看来，这样的历史学与哲学距离相当小，都要“兼通天地人”，都要为“立国指导原理”做贡献。参见常乃惪：《历史与哲学》，《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219~220页。 

常乃惪曾自述抗战爆发后他的学问进路是“从生物史观进展到哲学的有机论，从历史相对论进展到历史认识论”，二者逐渐结合。参见常乃惪：《自序》，《常燕生先生遗集（一）•历史哲学论丛》，212页。他把生物史观扩充发展，成为一种涵盖整个宇宙与人生的信念；同时也修正了线性进化的目的论色彩，使之处于相对主义的控制之下。他的哲学的有机论承接了生物史观的精神，而历史认识论则终于坦率地接受了“相对主义”。 

四、“理想”的理想距离 

如果说“理想”是一个褒义词，“空想”、“幻想”或者“乌托邦”便带着贬义。史家追寻现代中国长期混乱、战争、贫穷的原因，一部分就归罪到那带着贬义的理想上。例如张灏和余英时曾经指出“乌托邦主义”或者裹胁了阶段论的历史法则，促成了思想界的激化与反传统意识。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242页，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1。民国初年，理想被视为政治革新的催化剂，尚未有褒贬之分。直到常乃惪亲身经历过1920年代，他才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区分，只有切合于“当时此地”情势的有用智识，方称为“理想”。不过，即使在常乃惪最关注理想的1920年代初，他设计的未来社会与实践步骤之间仍是有距离的，人的有意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反可能欲速不达。 

实践的出发点是现象，决定了实践只能一步步进行，这正是常乃惪所持的渐进改良的态度。但是他也体会过唯物史观的魅力，受过大同思想的诱惑，深知要吸引青年，必得在世界观、人生观与历史观上有一套合理的说法。于是他试图把渐进改良的办法描绘成一种必然法则，是所有生物的进化史乃至宇宙演化揭示出来的法则。尽管相对主义的观念在常乃惪的论述中日益突显，这套理论仍然试图维护对“暂理”的支持。 

张学书曾将常乃惪与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同列为近代中国相对主义史学的代表。参见张学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317~337页。但他没有注意到，常乃惪的相对主义思想中蕴涵了对终极真理的留恋，这是常乃惪短暂的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政治斗争的遗痕，也是他对存在一种未来理想社会信念的保留。他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的思考，与上述两人均有差异。而他对最新自然科学成果的了解与运用，使其建立的历史认识论体系更具有独创的性质。 

这本选集依循常乃惪思想变化的轨迹，展示其一生持论之关键。以支撑价值判断的史学与哲学论文为主，兼收涉及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评论。他撰写的关于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政论时评数量庞大，本编仅择其比较得意的作品数篇作为代表。在民族史、思想史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惪和〈中国思想小史〉》，《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文化史、政治史等方面，常乃惪的论著尽管都相当简略，却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例如他在燕京大学的授课讲义，1926年曾以《中国史鸟瞰》为名初版，1928年改名《中华民族小史》再版。不仅以“中华民族”为名，避开论古史而用今名的误区参见缪凤林：《评王桐龄新著东洋史》，《学衡》第60期，1926。，并且吸收了当时史学界的最新成果，放弃民族西来说参见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采用上古无大一统、族群林立竞争的观点参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96~1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乃是民国时期古史多元论中的先驱。参见王汎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63~28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这些作品不受制于理论，平实畅达，至今仍有重读的价值。本集仅选择《中华民族小史》作为代表。至于常乃惪创作的诗词、翻译编写的世界史著作，虽在民国思想史上有其特别的风格与贡献，亦因限于体例和篇幅，未能收入。 

实践的出发点在于现象而非理想，这或许是常乃惪发表的诸多言论能够平实而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这位曾经中国第三大政党的健将，随着他所在党派势力的消亡，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很长时间。这一现象或许值得我们深入地去思索，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到底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