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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傅斯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722-8

著者：欧阳哲生 

责任编辑：符爱霞 

成品：160*230   页数：568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1-31 

定价：8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傅斯年作品选集，是国内傅斯年思想研究必备的重要资料集。

《傅斯年卷》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主编，集中展现了傅斯年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内容。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3—1919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本科学习。北大毕业后，赴英、德留学七载。1926年底回国，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及历史、中文两系主任。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该所所长达二十三年之久。1930年代在北大兼任教授。抗战时期，先后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中研院总干事、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等职，并同时出任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炮轰孔祥熙、宋子文，震撼朝野，有“傅大炮”之誉。抗战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主持繁重的北大复员工作。1948年底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

◆编者简介：

欧阳哲生，1962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等处访学。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严复评传》、《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等。编有《胡适文集》（12册）等多种文集。

◆内容简介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的知识界、思想界，他是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科学化”的大力推动者，是中国文化“西化”倾向的代言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提倡者。他虽没有鸿篇巨制的理论著述，但留下的数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现的坚定立场和明确取向，足以使其成为某种思想选择的代表，从而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本卷选录文字依内容分为：卷一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卷二为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的论述，卷三为三四十年代的时评政论，卷四为教育方面的文字。大体反映了傅斯年在各方面的思想。

◆简要目录

导言 

卷一早年文存 

文学革新申义 

文言合一草议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戏剧改良各面观 

再论戏剧改良 

《新潮》发刊旨趣书 

人生问题发端 

万恶之原（一）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社会——群众 

社会的信条 

破坏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 

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卷二历史学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考古学的新方法 

史学方法导论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 

闲谈历史教科书 

性命古训辨证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 

卷三时评政论 

中国现在要有政府 

“九一八”一年了！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 

陈独秀案 

多言的政府 

政府与对日外交 

政府与提倡道德 

“中日亲善”？？！！ 

一夕杂感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北方人民与国难 

四川与中国——在成都军分校讲演 

地利与胜利 

抗战两年之回顾 

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 

盛世危言 

“五四”偶谈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五四”二十五年 

现实政治 

“第二战场”的前瞻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评英国大选 

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 

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宋子文的失败 

卷四教育 

留学问题谈 

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 

教育崩溃之原因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论学校读经 

漫谈办学 

几个教育的理想 

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傅斯年先生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动、迅速转型的时代。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星空，依据知识人与思想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理论建构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或建造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或输入外来思想理论（如严复、胡适），为时代的理论建树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现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论著大都以这类人物为研究对象或研究题材。第二类是活跃在社会政治舞台或文化学术领域，对时代的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主张，成为公共空间的重要发言人。相对来说，他们的思想缺乏原创性，只是某种舆论的代言人。第三类是基本恪守在自己工作的专业领域，不轻易对非专业领域的变动发表言论或看法，思想具有较强的本专业学理性质。如就对时代的思想影响而言，傅斯年介乎第二、三类。故在通论性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里，我们常常找不到有关专门论述他的思想的章节。 

但傅斯年决不是一个能被人轻易忽略的历史人物。傅斯年从早年进入北京大学苦读六年，到负笈留学英、德七载，从创设中央研究院第一大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到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他都身处知识圈的高层，身负重任，运筹帷幄，是圈内的核心人物之一。傅斯年富有个性、极具主张、敢于陈词，这使他的言论具有代表性和冲刺力。傅斯年是留学欧美知识精英的代表，是中西文化融会的精粹。在近代文化思想界，他是中国文化“西化”倾向的代言人，是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科学化”的大力推动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提倡者。他虽没有鸿篇巨制的理论著述，只有表述个人思想主张的若干言论文字，但就是这些数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现的坚定立场和明确取向，足以使其成为某种思想选择的代表，从而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一、思想主题的初步展开：文化重建与社会重建 

傅斯年思想的第一次喷发是在五四时期。正如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知识精英提供了表现思想的舞台一样，五四运动为年轻一代创造思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傅斯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本科（1913—1919年）的六年时光，正是北大积聚全国人材的重要发展时期。京师大学堂遗留的桐城派，民国初年北上的章太炎一系，镀金镀银的“海归”汇聚北大，使北大成为各个流派、各种外来知识来源的荟萃之地。这里积聚各种力量，同时各种力量在这里寻机较量，政治、文化充满变数，新思想的力量努力寻找自己的突破口。蔡元培主长北大，陈独秀执掌文科学长，《新青年》搬入北大，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倾向的“海归”进入北大任教，1917年出现的这一系列变动，终于在这里实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聚集，新的思想潮流在急剧酝酿之中，蓄势喷发。 

傅斯年是率先向《新青年》投稿的北大学生，他先后在该刊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文，步胡适、陈独秀之后，继续猛烈抨击占据晚清文坛的桐城末流“最不足观”，盛推“新文学之伟大精神”，“明确而非含糊，即与骈文根本上不能相容”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同时将视角由“破坏”转向“建设”，从“文言合一”、“戏剧改良”方面对新文学提出更为具体、切实的建设性意见，这使他成为北大学生在新文学阵营的排头兵。这些文章见解之成熟、文字之练达，不让于他的老师。对于正在推进的白话文运动，傅斯年表达了一些在后世看来颇带“形式主义”色彩的激进意见，如提出写作白话文可“直用西洋词法”，“中国语受欧化，本是件免不了的事情。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指陈中国文艺界之病根在于“为士人所专”，“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改进之途：“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新青年》曾就汉语是否可改用拼音文字展开讨论，此问题首因《新青年》四卷一号刊发钱玄同《论注音字母》一文而起，一向言论偏激的吴稚晖却回复钱玄同与之商榷。参见吴敬恒：《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载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这篇“急就章”里，傅斯年明确回答了当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1）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答：绝对的应当。（2）汉语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答：绝对的可能。（3）汉字能无须改造用别种方法补救否？答：绝对的不可能。……（5）汉语的拼音字如何施行？答：先从制作拼音文字字典做起。”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1919年3月1日《新潮》第1卷第3号。这篇文字在读者群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它被当作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的代表作，常为后来的论者所诟病。实际上，这场讨论蕴藏着某种有意偏激的策略运用，诚如鲁迅后来所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第4卷，1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新文化阵营里，傅斯年与胡适、周作人这些“新生代”代表的共同话语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发出他们不便发表的更为激进的声音。 

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期间，本专业虽是国文，但其涉猎范围却文、史、哲兼收，具有“通才”的素养，这是一个大家的雏形。在文学语言方面，他发表了《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书评《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乐府诗集〉一百卷》、《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在史学方面，他发表了《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书评《史记志疑》；在哲学方面，他发表了《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书评《论理学讲义》、《失勒博士的〈形式逻辑〉》、《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之感念》，这些文字并非浮泛之论，而是具有专业的水准。请看他推荐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理由，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见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者，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傅斯年：《出版界评•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再看他对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的评论，全力提倡一种“与其过而信之也，毋宁过而疑之”的疑古精神： 

是书之长，在于敢于疑古，详于辨证。其短则浮词充盈，有甚无谓者，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盖于《史记》删改之迹，犹不能直探其本也。崔怀琴之《史记探源》视此进一等矣。傅斯年：《故书新评•〈史记志疑〉三十六卷》，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 

再看他对哲学的理解，完全是以近代科学为基准： 

所谓哲学的正经轨道，决不会指初民的国民思想，决不会指往古的不能成全备系统的哲学，定是指近代的哲学；更严格的说起来，应当指最近三四十年中的新哲学——因为旧哲学的各种系统，经过一番科学大进步以后，很少可以存在的，只有应时而起的新系统，可以希望发展。……近半世纪里，哲学的惟一彩色是受科学的洗礼，其先是受自然科学的洗礼，后来是受人事科学（Social Science）的洗礼。傅斯年：《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号。 

这些观点显然是傅斯年接受西方近代科学影响的明证。他对西方学术知识有着直接寻求的欲望，在大学时期即已养成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习惯，同窗罗家伦说他“浏览英文的能力很强”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在他的藏书里，人们可找到一些1918年前购买的英文原版书，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罗素的《哲学的科学方法》、杜威等编的《创造性思维：实验主义论文集》。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傅斯年这种泛人文倾向与他追慕的偶像胡适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傅斯年的学术早熟在他的学术评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全面反思中国传统学术，指责其所存七大基本误谬：（1）“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2）“不以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3）“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4）“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 of 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5）“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6）“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是赖。”“名家之学，中土绝少。”（7）“吾又见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他对传统学术思想进行全面清算。以为“惟此基本误谬为中国思想不良之物质，又为最有势力之特质，则欲澄清中国思想界，宜自去此基本误谬始。且惟此基本误谬分别中西思想之根本精神，则欲收容西洋学术思想以为我用，宜先去此基本误谬，然后有以不相左矣”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傅斯年明晰中西学术之优劣，表达了接受西方学术的强烈意愿。 

傅斯年对当时学界诸多名家的批评，表现了不凡的学术探索精神和思想锐气，从北大流传他指摘章太炎弟子朱蓬仙教授《文心雕龙》讲义稿错误的故事，到他被同学拉去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课，以鉴别胡适学问的高低。傅斯年俨然成为一位学生推戴的“学监”或学术警察。从他批评马叙伦著《庄子札记》，“先生之书，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到借评论蒋维乔编译《论理学讲义》一书对教科书所发的一番议论；从他对严译的酷评，“严几道翻译西洋书用子书的笔法，策论的笔法，八股的笔法……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究衣服，真可说是把我之短，补人之长”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到他对当时在北大占主流地位的章太炎派发出不屑的轻蔑，“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号。这些学术评论表现了傅斯年为代表的新青年追求科学的取向，在这些批评言词的背后，人们可以感受到“西学输入”带来的新学术规范正在改变学术的评价规则。胡适“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年轻一代经过新思潮的洗礼，长江后浪推前浪，显现超越师辈、后来居上的势头。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东学”乘势在中国传播开来。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隲蔵在其著《支那史要》一书中，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的汉族缔造时代、中古的汉族极盛时代、近古的蒙古族代兴时代、近世欧人东渐时代四期。其说因该著译为汉文，在国内学界甚为流行，所谓“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纲者”。傅斯年不同意其说。他从“分期标准之不一”、“误认为在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两方面加以批驳，以为“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为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泯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其弊二也。”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载1918年4月17日至23日《北京大学日刊》。从西方直接获取学术资源的五四学人开始与“东学”明争暗战，中日之间由此开启一场“学战”。 

傅斯年是《新潮》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撰写了《〈新潮〉发刊旨趣书》，而且在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前几期甚至于有“包揽”之嫌，成为该刊最引人注目的“急先锋”。胡适曾盛推《新潮》：“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见《胡适作品集》第24册，179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运动中，傅斯年将思想锋芒伸向了社会，表现了对社会、对人生探究的兴趣。从清末以来，追求进步的学人将思想探索的目光聚焦在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使个人的能力得到发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人们引向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一是如何将民族、国家、社会整合成一个有序、协调、有机的整体，建构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人们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思考反映了这方面的探寻。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实为对传统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突破。 

什么是阻碍个性发展的最大势力？傅斯年的回答是“中国的家庭”。“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他视腐败的旧家庭为“万恶之原”，“希望其改选成新式”，但不主张像无政府主义那样废除家庭制度。傅斯年：《万恶之原（一）》，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傅斯年对个性的追求可从他对“疯子”的赞扬可见：“在现在的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傅斯年：《一段疯话》，载1919年4月1日《新潮》第1卷第4号。这里所谓的“疯子”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同类。傅斯年与鲁迅一样，也受到尼采式“超人”思想影响。傅斯年与鲁迅通信讨论过《狂人日记》，参见《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号。 

傅斯年更为关注的是“社会”的建设，这是他五四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创刊《新潮》时他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故《新潮》以重建社会为其四大责任之一。傅斯年批判在中国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即“达生观”、“出世观”、“物质主义”、“遗传的伦理观念”的四大表现后，提出“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显然，他所崇尚的人生观是与“公众的福利”联系在一起。在傅斯年看来，“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要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他区别了两个与此相关的概念：“社会上之秩序”与“社会内之秩序”。“前者谓社会表面上的安宁，后者谓社会组织上的系统。”中国社会内部秩序“实在是七岔八乱”，“中国社会的内部，不是有条理的，易词言之，是大半不就轨道的”傅斯年：《社会——群众》，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为了重建社会，傅斯年提出“社会的信条”，他强调“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傅斯年：《社会的信条》，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与胡适对“主义”的蔑视不同，傅斯年对“主义”非常重视，“人总是要有主义的”，“没有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他将“主义”的问题与国民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他认为五四运动的进步之处表现在对“社会性”的责任心的培养：“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础，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他甚至认为，“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载1996年12月《中国文化》第14期。。这种重视“社会”的思想很可能是他接近“俄国社会革命”的基因，他期待“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号。。他甚至作过一次农村社会调查——《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表达他对农民疾苦的关切之情。 

胡适提倡个人主义，周作人提倡“新村主义”，他俩曾就各自的思想选择表达诉求并展开争论。以傅斯年与胡适的私人关系而论，他似应站在胡适一边，事实上，在这场争论面前他却显得无所适从。“近中蓄积之问题良多，而毫无解决之法。即如近中胡、周二先生所争之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又如组织所供献之Efficiency与自由所供献的Intelligence，其比较之量如何，又如个人或社会的关系，等等，很难决的问题。对待的两方面，同时在我心识界里各占地盘，一人心识，分成两片，非特本人大苦，而且容易成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因此还只好请学问的救济罢。”吴稚晖、傅斯年：《国内与国外求学问题》，载1920年《新教育》第3卷第4期。这表现了他对胡适思想的某种保留。 

傅斯年的“社会”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傅斯年自述在北大读书时，“守常的那间房子，在当时几乎是我们一群朋友的俱乐部，在那边无话不谈”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见《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册，48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可见，李大钊当时与傅斯年这群青年学生亲密无间的关系。傅斯年一直维持与陈独秀的情谊，上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捕下狱时，他曾撰《陈独秀案》一文为之辩护。抗战时期，陈独秀搬到四川江津时，傅又前往探望，并欲聘请陈氏到史语所来做研究员，可谓极尽学生之礼。 

离开北大校园，傅斯年远渡重洋，负笈欧洲求学。在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的六七年间，傅斯年似变得无所适从。他的兴趣太多，求知欲过强，自我期盼过高，这使他在茫茫学海里有一种漂泊感。在伦敦大学他想学心理学，到了柏林大学，几无专业，选修课程显得杂乱无章。1926年秋，当胡适在巴黎与他会面时，对他有一种“颇颓放”的异样感。傅斯年也以“懒”字检讨自己。但在欧洲的留学，毕竟使他接触到一个完全与中学不同的文化世界，虽然他在国内已是新文化的一分子，对西学亦有接触，但毕竟那是二手的、肤浅的，那时的思想也是缺乏逻辑和理论底蕴的。在伦敦，他与著名作家韦尔斯（H.G.Wells）多有接触，韦氏《世界史纲》中的汉唐部分多得傅斯年之助。Wells,H. G.,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21，pp632633.在柏林大学他选修过藏学家弗兰克（Herman Frank，1870—1930）的课程，对欧洲的东方学之精髓有真实体验。这些因素使他区别于自己的同学顾颉刚，甚至于老师胡适。中国新史学之成长，外部资源有二途：一是日本之东洋学，王国维受之影响极大，未曾有留学经历的顾颉刚亦从王氏处间接受益；一是欧洲之东方学（包括汉学），陈寅恪、傅斯年取径此路。毕竟欧洲汉学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东洋学之诞生，实得欧洲东方学之启发，陈、傅能后来居上，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留欧时期的傅斯年，对留学问题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材料，我们过去不甚措意。初到英国的傅斯年发现，“留学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相连的范围极大，从教育方针到国民经济的统计，都要着想的”。他对当时各种留学途径（教育部官费、各省津贴费、各衙署津贴费、俭学生、勤工俭学生、非俭学的自费生）加以讨论，在通盘考察留学现状的基础上，傅斯年得出三点批评意见：“第一，我以为留学界中团体的精神与组织太少了，凡事都是各人干各人的。”“第二，我觉得在国外求学的人，应该对于国内的事有清白的知识。”“第三，我以为留学界中应该借重留学界以外停留欧美的中国学者的感化。”这些意见表现出傅斯年并不以留学为傲，而是以平常心对待：“当这容受欧化的时候，往西洋留学，只要机会容许，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决不能自恃太奢。”傅斯年：《留学问题谈》，载1920年6月9—12日《晨报》。在《留英纪行》中，傅斯年向徐彦之报告了自己赴英时沿途风景和所入伦敦大学的情形。初到英国的“第一层感想是：物质上不如在中国所想像的那个高法，精神是不如在中国所想像的那个低法”。他的思想随着进入英国社会也起了一层变化，“一年以前，我的意气极盛；不好的地方，是意气陷我许多错谬。好的地方是他很能鼓励我、催促我，现在觉得比以前平静得许多，没有从前自信的强了。这不能说是不好，但天地间的道理处处对着迟疑，因此心志上觉得很懒怠，这是不得了的。考虑的心思周密，施行的强度减少，这要寻个救济的法子”傅斯年：《留英纪行》，载1920年8月6、7日《晨报》。。在《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一文中，傅斯年极尽所能，向那些欲走出国门，去英国求学的年轻学人介绍留学英国之预备（包括经费、身体、语言等）、英国大学情形、入学考试和生活日用品之准备等，其介绍之详，反映了傅斯年心思之周密的一面。参见傅斯年：《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载1920年8月12—15日《晨报》。在致信蔡元培就留学问题讨论时，傅斯年直言不讳地批评：“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对于留学，他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是移家留学，我对此怀疑之点很多，存生Existence、生活life与就学三件事，决不一样。”并表示“我很相信改良社会的原则，是以比较的最自然的方法，而谋最大量的效果”。“第二是留学的发达，似应与国内教育平行。若专为跛形的发达，收效颇不大。”他强调：“第一国内若无学术之高洁空气，虽国外有，但一经转回国内，易就沉沦。第二教育不是教育各个人，乃是教育各个人而及众。在国（外）的地势便不如在国内了。此刻在北大读书，和在巴黎流荡，比起来，还是上一顶好罢。”他特别推荐李四光、丁燮林这两位“留英的精粹”，希望北大能聘请他们。参见吴稚晖、傅斯年：《国内与国外求学问题》，载1920年《新教育》第3卷第4期。以李、丁后来的成就看，足见傅斯年有知人之明。留学问题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中的重要问题，身处异域的傅斯年根据切身的经验，对这一问题进行反省和思考，表明他的思想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综揽傅斯年五四前后发表的文字，他既有提倡新文学的激昂文字，又有精细入微的学术批评；既有响应时代风潮的社会政治评论，又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和民族文化批判意识。新文化运动给傅斯年提供了自我表现的舞台，《新青年》使他崭露头角，《新潮》让他大展身手，成为同龄人中之翘楚，五四运动使他成为学生领袖，这一切促使了他的早熟。五四时期的傅斯年已显露出某些基本的思想特质，他是批评型的思想者，这是“五四人”典型的精神气质；他是通才型的学人，这一素养使他日后有成为学术领袖的可能；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探究兴趣来自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这一倾向导致他有可能并入社会政治的主流，他后来与国民党的合作与他的公益关怀有着某种联系；他是个性解放浪潮的弄潮儿，但他的思想不宜以个人主义来限定，至少他与胡适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有相当区别。历史选择了他，他注定要成为创造历史的人。 

二、中流砥柱：在学术与政治两栖作战 

1926年冬，傅斯年应时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朱家骅之召回国。中山大学为国民党一手创办并主导，此时成了进步知识分子聚集的大本营。1927年春，年仅三十二岁的傅斯年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及历史、中文两系主任。此前，傅斯年与国民党已建立了密切关系，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就有意栽培傅斯年，双方建立了非常默契的师生关系。另一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与傅斯年就留学问题在英国伦敦促膝长谈。参见吴稚晖、傅斯年：《国内与国外求学问题》，载1920年《新教育》第3卷第4期。实际负责中山大学校务的朱家骅曾于1920—1923年在柏林大学地质系留学，那时傅斯年即与他相识。据朱家骅回忆：“到了民国十五年，我在中山大学为了充实文学院，要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史，和戴季陶、顾孟余两先生商量，聘请他来担任院长兼两系主任。”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朱氏对傅斯年颇为倚重，深通内情的邓广铭先生对此有所析论：“倘无朱氏的大力相助，傅先生在回国初年，在其才能、智力、学术思想的发挥等方面，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的。”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辑《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台北：1996年11月，第17页。与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柏林大学的同窗密友罗家伦从德国归国后，更是投身北伐，身披戎装，很快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傅斯年明确站在国民党一边。参见傅斯年：《“清党”中之“五卅”》、载《政治训育》1927年第14期。《我对于日本出兵山东的感想》，载《政治训育》1927年第15期。这两篇文章系新近发现。过去因材料缺乏，人们几不提傅斯年在国共分裂时的政治表现，这两文反映了他当时既反帝，又反共的立场。从后一文使用的“我们国民党”行文口气看，傅斯年当时可能加入了国民党。何思源曾回忆是他将国民党证交给傅斯年（参见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1992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紧随前一文之后正是何思源《“五卅”二周年纪念感言》。傅、何两人在国民党党刊《政治训育》上发表文章，应是他们政治身份的确证。傅斯年后来似从这一政治身份“淡出”，以至人们误认为他为无党派人士。北大高材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留欧背景这些耀眼的光环，使傅斯年、罗家伦这些青年才俊迅速跃升为学界的权势人物。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被任命为该院第一大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史语所成为他精心经营的学术“企业”。 

朱家骅的重用，蔡元培的提拔，显示了大家有意让傅斯年担负起振兴文史学科的重任。的确，傅斯年不负众望，在学术思想上自成理路，有其前瞻性的规划。在学术上傅斯年力图打开一个新局面。他主长中山大学文科，创建史语所，中兴北大，无不表现了自己的这一抱负——创建新的学术机关，为新学术的成长创造条件。 

在中山大学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为该所《周刊》致发刊词时，傅斯年就提出了明确的学术目标：“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这是一个悬得很高的目标。在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所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时，傅斯年将此前在《周刊》所阐发的学术观念衍为长篇大论，他的学术思想进而得以更为通透、明晰的展现。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从讨论西方语言学、历史学为何在近世发达，而曾经发达的中国语言学、历史学反而在近代落后入手，提出学术发展的三条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傅斯年在此提到西方汉学研究的两个强项：一是研究四裔问题的“虏学”，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二是善于利用和发掘神祇崇拜、歌谣、民俗等材料。他特别提到值得利用的新材料，诸如金文、汉简、敦煌石藏、内阁档案、摩尼经典等。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这里的所谓“工具”不是仅指科学方法，而是包括各种科学技术手段、方法，“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这三条对历史学者来说，其实是常规要求。如就发掘新材料，拓展新领域而言，王国维治史、顾颉刚的“古史辨”都已有相当自觉的意识。傅斯年此篇《旨趣》的亮点在于，他有明确的超越意识。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国故”观念，从而使历史学研究突破传统的“国学”藩篱，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他强调处理材料的做法是“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在具体开展的研究工作方面，傅斯年列举历史组的工作包括：第一，文籍考订；第二，史料征集；第三，考古；第四，人类及民物；第五，比较艺术。其中第二至五项均具开拓性的意义。语言组有：第六，汉语；第七，西南语；第八，中央亚细亚语；第九，语言学。第七至九项明显与西来学风的影响有关。作为国家学术机关，傅斯年意识到学术研究不应再是“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而是“大家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史语所正是承担这样一个“集众”的载体。在《旨趣》的最后，傅斯年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到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等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第一条实为与传统史学划清界限；第二条指明历史学、语言学发展的科学化方向；第三条标明中国历史学、语言学的追超对象是欧洲的东方学。《旨趣》完全是一篇宣言书，一篇向传统学术和西方东方学挑战的宣言书。因此，在近代学术史上，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关此文的详细评述，参见拙作《〈傅斯年全集〉序言》，23~3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如果没有史语所同仁后来学术工作的跟进，这篇宣言式的《旨趣》可能就会成为笑柄，遗为对手讥笑。但这篇《旨趣》所表达的思想并不是傅斯年个人的豪言壮语，实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学术群体的共同意愿和他们的理想追求。从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史语所迅速成长为一个世界著名的研究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重镇。中国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研究开始与西方同行交流、对话，步入“现代化”的快车道。 

除了担负史语所繁重的领导、组织工作外，傅斯年本人在学术上也试图树立典范，开出一条新路，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上古史的重建和对思想史的探究之中，为此，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围绕“民族与古代中国史”这一主题撰写系列论文；二是撰著《性命古训辨证》。后来傅斯年申报中研院第一届院士所提供的代表作正是这两方面作品。傅斯年治中国古代史，善于将文字、器物、考古材料相互印证，着重民族、语言两大要素考察，实得欧洲东方学之精髓，这有力地拓展了中国史的研究视野。此外，为了应对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他曾开设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史学方法导论”等课程，留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战国子家叙论》、《史学方法导论》等文稿。“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国东北，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为驳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鼓吹“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的无耻谰言，证明东北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他带头撰写《东北史纲》。七七事变后，傅斯年打算撰写一部《中华民族革命史》，惜未完稿，只成第一章《界说与断限》、第四章《金元之祸及中国人之抵抗》，文中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反映了傅斯年讲究民族气节的一面。相关论述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原载1963年5、6月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5、6期。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频仍的时期，作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知识精英，忧国忧民自然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傅斯年利用《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作为自己参与社会政治的阵地，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独立评论》是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九个朋友创办的刊物。它标榜“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傅斯年是独立评论社中活跃的一员。这个同人圈子发起了几个重要议题的讨论，事关政府的决策和国家的前途。 

一是民主与独裁问题的讨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派与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的新式独裁论或开明专制派展开论争，两方各执己见。傅斯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表现了他的意见，也就是对现有政府的维护。在他看来，当时的形势下，“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而“此时的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此时国民党之中心人物，能负国家之责任者，已经很少了”。“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曰汪、曰蒋。他们三人之有领袖地位，自然不是无因的。”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载1932年6月19日《独立评论》第5号。显然，傅斯年是倾向于有政府，拥护中央政府。这种思想倾向表现在西安事变的风口浪尖中，傅斯年在《中央日报》公开发表《论张贼叛变》、《讨贼中之大路》两文，明确地表明他拥蒋反张的立场，其用意自然是支持中央政府。傅斯年在西安事变的这一表现，显然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接着又前往南京出席国防参议会。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再被举为参政员，傅虽推辞，但蒋在幕后仍大力推荐。参见“中研院”史语所“傅档”所藏《朱家骅致傅斯年》（未刊，1938年5月4日）。朱信中称：“吾兄已为山东推出之（参政员）候选人，兄虽不愿，恐难摆脱。介公星期会谈，亦嘱特约参加，且时时提及兄之近况。”此信可证蒋介石对傅斯年出任参政员有特别关照。傅斯年系“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者”。按此条规定：“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五十名。”另据邹韬奋《“来宾”中的各党派人物》一文，傅斯年被列为参政员“教授派”成员。参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68、46、7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1942年7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1945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傅斯年改为由山东省遴选。参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1057、1423页。从文化团体的代表调到山东省的代表，这微妙地透现出傅斯年与当政者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傅斯年拥戴政府的态度是与他对“国家统一”的立场相联。他对中华民族有一基本看法，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这一看法，甚至影响到他对民族研究的态度，抗战时期，吴文藻、费孝通试图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调查西南少数民族，证明“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之说，西南苗、瑶、猓猡皆是民族，傅斯年不同意这样处理，以为对“边疆”、“民族”等具“刺激性之名词”须慎重使用。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载1963年5、6月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5、6期。文中“三、民族问题的讨论”对此有专门讨论。在新近发现的一篇以“四川与中国”为题的讲演中，傅斯年总结四川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殷殷相告：“以地理而论，四川的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所谓天府之国。以历史而论，‘汉人’这个名字，是由于四川——汉中这个地方得来的，四川和整个的民族是有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四川是有良好的地利，光荣的历史，但是，我们要善于运用这良好的地利，以巩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决不当使这个肥美的处所作为野心家出没的营寨；同时，我们更要继续发扬四川光荣的史迹，以奠定国家统一的基础，决不当使这个富有历史意味的地方，随那些部落思想的人们而失其伟大。”傅斯年：《四川与中国》，载1937年6月19日《统一评论》第3卷第24期。又载1937年《中央周报》第473期、1937年《西北导报》第3卷第1期。此文系据傅斯年在成都军分校讲演录整理而成。为巩固四川这块大后方根据地，傅斯年提醒人们谨防割据势力可能对抗战带来的不利隐患。 

傅斯年政治思想的基础或者底线是“国家统一”。他对民国政治情形的看法颇能反映他的这一心态： 

中国经辛亥年的革命，由帝制进为共和，一统的江山俨然不改。只可惜政治上不得领袖，被袁世凯遗留下些冤孽恶魔。北廷则打进打出速度赛过五季，四方则率土分崩，复杂超于十国。中山先生执大义以励国民，国民赴之，如水之就下。民国十五六年以来，以北方军阀之恶贯满盈，全国居然统一。平情而论，统一后之施政，何曾全是朝气；统一后之两次大战，尤其斫丧国家之元气。中年失望，自甘于颓废；青年失望，极端的左倾。即以我个人论，也是失望已极之人，逃身于不关世务之学，以求不闻不见者。然而在如此情势之下，仍然统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国之善良国民，仍然拥护中央政府者，岂不因为中华民族本是一体，前者以临时的阻力，偶呈极不自然的分裂现象，一朝水到渠成，谁能御之？所以这些年以来，我们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载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第181号。 

傅氏把“国家统一”置于最高的民族利益，希望统合四分五裂、“五代十国”式的民国。 

二是东西文化论战，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与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展开论争。如果说在政治抉择上，《独立评论》同人存有极大分歧，那么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他们的选择则较为一致地倾向“西化”。从傅斯年在《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两文所表达的对中医的严厉批评态度，人们可以看出他的中西文化观的端倪。上世纪30年代的中西医之争实在是中西文化论战的缩影。“中国现在最无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再论所谓“国医”》，载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独立评论》第115、118号。对中医如此偏激的批评，除傅斯年以外，也许殆无第二人。正因为如此，傅斯年几成为中医界的众矢之的。参见赵寒松：《再评傅孟真〈再论所谓国医〉》，载1934年《国医正言》第6、7期。王合三：《异哉傅孟真“所谓国医”》。载1934年《现代中医》第1卷第9期。丁文江去世时，傅斯年曾如是表彰他的这位亡友：“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其实这也是他为自己所撰写的墓志铭。 

就其本质来说，当时“西化”派的主张是对现代化的一次强烈诉求。在“现代化”一词尚未在中国流行开来之前，“西化”一词其实就是“现代化”的代名。抱持“西化”主张的代表人物（如胡适、傅斯年、陈序经等）并非不了解或不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根据他们对世界趋势的了解，坚持“西化”（现代化）这一大方向。他们在表述这一主张时可能因“知识的傲慢”而招致国人的不满和抵触，但它确是新文化当时最有力量的表现。傅斯年的文化观在三篇未刊的《中国三百年来对外来文化之反应》、《文明的估价》、《现代文化与现代精神》（未完稿）文稿中得到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傅斯年将近三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之反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末到清初的八十年间，主要是西洋天主教的输入；第二阶段从康熙以后到道光、光绪年间，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的科学、文教；第三阶段是从清末到民国。傅斯年以为受到“中体西用”观的影响，国人重应用轻理论，故近代科学在中国不能发达。傅斯年：《中国三百年来对外来文化之反应》，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档”I—708。关于“文明的估价”，傅斯年提出了三点认识：“第一，两个民族接触，便发生了文化交流，如果甲民族文化受乙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乙民族文化不受甲民族文化的影响时，那么能影响别人的乙文化自然较为高超，不能影响别人而反为别人所影响的甲文化自然比较低下，这是对文化估价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往往有例外的地方，一个好懒的民族即使文化较低，也不容易受外来优秀文化的影响。”傅斯年以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说明了这一情形。“第二，凡是一种民族文化，对于那个民族的生存帮助大的价值较高；反之，对于那个民族的生存没有什么帮助的价值较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凡是社会繁荣达到极高峰的时候，往往跟着就是外族侵略最惨痛的时候，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一个弱点。”“第三，如果单能据上述第二点的标准，往往就很容易会将专讲生存、专讲力量的文明看得极高。自从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盛行以来，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应该以大多数人的福利为前提。这样说来，那么在一个文明之中，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够有意义的，这种文明的价值就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文明的价值就低。”傅斯年以纳粹国家“都被一些英雄主义者所支配，完全丧失了他们的人生意义”为例说明这一点。傅斯年：《文明的估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档”I—706。如何造就现代文化或现代精神？傅斯年认为，“造成现代我们生存在内的文化，造成现代精神之为矛盾的大都只能有三件事情：第一件是科学特别是科学之应用，第二件是资本发展，第三件是民族意识。这三件东西相互反应成就了现在的广博伟业而矛盾悲惨的世界”傅斯年：《现代文化与现代精神》（未完稿），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档”I—778。。将“民族意识”视为铸造现代文化的要件，这是我们评估傅斯年中西文化观时不能忽视的一项内容。这三篇新发现的文稿，为我们了解傅斯年的文化观提供了新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是对日关系问题，这是独立评论社同人极为重视，也是意见分歧的一个问题。大敌当前，东北沦亡，华北危机，傅斯年当然将这一问题置于思考的重点。在独立评论社同人中，围绕对日政策的取舍有两种意见：一派以蒋廷黻、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主和派，他们希望通过推迟中日全面战争的发生，为中国赢得必要的战备时间和国际上的支持。蒋廷黻曾如是谈及这一派的意见：“大体说来，当时评论社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极端主张战的。大家都主和，不过在程度上及条件上有不同而已，主和最彻底的莫过于在君，其次要算适之和我，孟和好像稍微激昂一点。”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载1956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一派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强硬派。30年代曾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吴相湘对傅的立场有详细评说： 

自“九一八”以后，傅斯年为唤起国魂抵抗侵略，时在《独立评论》及《大公报》撰文，表现异常积极抗日态度。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北大教授马衡等企图划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以苟且偷安。傅斯年闻讯曾加劝阻，不听，乃寄信蔡元培院长表示反对：“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傅斯年极表反对。六月四日，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专文，认为当局一时无力收复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接阅此文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严正表现爱真理甚于爱吾师。胡适为此非常伤感。嗣经丁文江寄长信劝解，傅始打消退社原意。然积极抗日主张则持之益坚，力言退让应有限度。民国二十四年冬，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冀察政务委员会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企图劝说就范。傅斯年闻萧言即挺身而起，当面斥责萧，表示坚决反对态度、誓死不屈精神。于是北平整个混沌空气为之一变。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见氏著：《民国百人传》第一册，22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傅斯年并不是左派，但他对日所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使其成为北平抗战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为表达其抗日意志之坚定，傅斯年用唐代赴朝抗倭名将刘仁轨之名命其新诞生的儿子以喻其志。在独立评论社同人中，傅斯年的对日态度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的确表现了他极为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个性。几乎在30年代国际形势每个重大转折关头，傅斯年都有异乎寻常的言论表现。 

伪“满洲国”成立时，傅斯年特撰写《满洲傀儡剧主人公溥仪》一文，戳穿这场傀儡剧的把戏。孟真：《满洲傀儡剧主人公溥仪》，载1932年《良友》第65期。此文系笔者新近发现。从文章的内容和笔调看，“孟真”应是傅斯年的署名，而不大可能是另一个“孟真”。“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傅斯年即认定这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并列的“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他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是大有希望。”所谓“失望”者的表现：一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二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三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中国人自己的事，而想到别人反应的态度，诚然是可耻的”；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希望”之处在于：一是“东北是亡不了的”，此地在民族上永为中国人；二是“只要军队稍有纪律，地方便可以平安，只要政府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人民便可以猛烈的进步”；三是“东北之大变关系世界大局者过于巴尔干，日本既以作鲸吞亚澳的发动，迟早必横生纠纷”；四是“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载1932年9月18日《独立评论》第18号。。李顿调查团报告发表以后，国内外舆论纷扰，傅斯年认可其为“含糊之杰作”。不过，他以为“中国政府既不可抹杀此报告，以分日本之谤，也不便绝无说明不附条件的欣然承认，以陷自己之地位，只好加之以严重之保留，副之以详尽之宣言，而接受之”傅斯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载1932年10月16日《独立评论》第22号。。傅斯年对国际形势观察的重点：一是国联的动向与欧美国家对华局势演变的态度，这方面他发表了《这次的国联大会》、《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国联与中国》、《国联之沦落与复兴》、《国联组织与世界和平》。二是欧洲形势与日本对华政策之关联。这方面他有《法德问题之一勺》、《今天和一九一四》、《日俄冲突之可能》、《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欧洲两集团对峙之再起》等。三是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及其进展，如《日寇与热河平津》、《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中日亲善？？！！》等。傅斯年在当时似扮演了一个业余国际形势“观察员”或评论家的角色。 

国民政府可能赋予傅斯年观察国际局势的使命。如果说傅斯年对内政的主张带有“谏”的因素，那么他的对外言论则带有“谋”的元素。在史语所档案中，留有傅斯年的一篇未刊长文《欧美形势与中国》目录，全文分十二节：1生存在均势上的中国；2均势之破裂；3英国远东政策之传统；4美国远东政策之升降；5国联与欧洲和平；6苏联与远东；7八年来英国之威望;8中国与倭之不能妥协性；9倭寇大举之最近原因；10最近的欧洲复兴；11前途；12我们努力的几个方向。惜只留有小引和第一、二节文稿。显然，傅斯年是有心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作一全面、系统分析的，此文不像是一篇欲公开发表的时评政论，而可能是为国民政府条陈的意见，与史语所“傅档”收藏的《谨陈对德态度之意见》和《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相仿。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北平图书馆召开了一次讨论时局的会议。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师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可见在这位怀抱现代理念的知识精英心中，仍承受着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士大夫忧怀。现代与传统如此奇妙地集于一身。在那个纷纷攘攘、激烈动荡的年代，傅斯年纵横驰骋于公共论坛的身姿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清流并无二致，其言论举止称得上是一个比较纯净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对专业，他都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 

三、后期思想的问题意识：战争、国家与世界前途 

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是傅斯年一生最为忙碌，也是他盛产成果的一段时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争的烽火打断了现代化进程，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抗战八年，傅斯年为人事、公事、国事所累，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使其身心不支，在学术上惟有一部《性命古训辨证》可以塞责，这部著作其实在战前已基本完成。随后又是国共内战，美苏冷战，国内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整个国家为战争所困扰，傅斯年的后期生活可以说是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战争自然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思想主题。 

抗战时期，傅斯年实际涉足政治，以无党派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的议政机构，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在参政会的一个大动作是炮轰行政院长孔祥熙，将孔拉下台。参见杨天石：《傅斯年攻倒孔祥熙》、《蒋孔关系探微》，见氏著：《海外访史录》，528~555页，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不过他内心真正牵挂的还是战局。他借翻译丘吉尔的《日本的军事冒险》一文，向人们展现有利中国的世界形势，并预测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以鼓励国人的抗战意志。傅斯年译：《日本的军事冒险》，载1938年《政论旬刊》第1卷第114期。据傅斯年在文前称，丘吉尔原作载1938年5月26日《伦敦每日电闻》及《晨邮报》。陈之迈说：“当代文人中懂得军事的有三人最为出色：一为张季鸾先生，一为丁文江先生，一为傅孟真先生。从他们的著作及言论中我学到了许多军事常识，这是在欧美留学所绝对学不到的。”陈之迈：《关于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载1976年3月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体现傅斯年军事素养的大概要推《地利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第二战场”的前瞻》这三篇文章，试看他对日寇在抗战初期使用战术的精辟分析： 

从倭贼在芦沟桥寻衅起，到现在二十二个月的中间，我们根据经验，可以判定倭贼作战的总策略是这样的：用他认为最相应的代价，换取我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在一处呈胶滞状态时，另从侧面袭攻，或在距争夺处甚远之另一区域进攻，使得我们感觉着调动上之困难。倭贼用这个方法侵略我们，自始至今没有例外。 

倭贼之终必归于全败，也就要在这个战略上决定了。在德国，乃至在全部欧洲，除苏联外，所发达的这样战略，都是为国家较小，交通发达，工业繁盛，易于速战速决的地方而适用的。倭贼用这法子而不能决，更谈不到速决，则其失败的运命，便算注定了。 

根据日本的战略战术，傅斯年提出我方依恃江南地利制敌三术：“第一，我们要充分发挥江南山地中地形的便利，使得倭贼沿江的深入失其重要。”“第二，因为倭贼的战略，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大致可以料定，他在每下一步的攻击地是何处，而预谋对付。”“第三，我们用作抗战复兴的根据的川滇黔桂四省，固有其地形地利上之绝大优点，亦有其缺点，发挥其优点，补救其缺点，是现在当务之急，亦是后方军民应日夜不息，合作进行之事。”傅斯年：《地利与胜利》，载1939年4月昆明《大公报》。1944年美、英开辟第二战场以后，傅斯年对此后的形势分四段加以推演：（1）登陆，（2）扩充混合为大战线，（3）决战，（4）德虏无条件投降。他预估形势的进展，“英美的海空军优势，兼以德虏这次仍旧受他历来最恐惧而也最免不了的‘两面战场’之拘束，盟方陆海空军三方面之高度配合，造成了革命的新战术，就是在西欧登陆。以后的进展必然节节胜利，而且每段胜利必付重大代价的。其所以必然节节胜利者，以实力优越之故，最大的难题就是登陆，而登陆业已试验的成功；其所以必付重大代价者，以在这些地方打仗，在德虏是拿手好戏”傅斯年：《“第二战场”的前瞻》，载1944年7月12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傅斯年对军事形势的评论，确实达到了行家的水平。 

傅斯年运用自己擅长的心理分析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发表了一些极具宣传冲击效应的政论：《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盛世危言》、《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等文，警示国民政府，鞭挞汉奸汪伪、抨击日倭侵略。在抗战的最后两年，傅斯年有两篇纪念五四的文字——《“五四”偶谈》（1943年5月4日）、《“五四”二十五年》（1944年5月4日），表现出他思想的某些微妙变化。在《“五四”偶谈》中，傅斯年强调五四运动在“文化积累”中的特殊作用：“‘五四’未尝不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永久的崖层。因今日文化之超于原人时代之文化者，以其积累之厚者。积累文化犹如积山，必不除原有者，而于其上更加一层，然后可以后来居上，愈久愈高。”“五四之遗物自带着法兰西革命之色泽，而包括开明时代之成分。”五四以后，“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者之增加，以学问为事业之增加，遂开民二十以后各种科学各有根基之局，似与‘五四’不无关系吧？即在今天说‘科学与民主’，也不算是过时罢？”文末，傅斯年罕见地（也许是首次）公开将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与德国的纳粹主义者并列为批评对象，称这“两种人要把自原人石器时代的文化起点，一齐拆去，重新盖起来，尽抹杀以前的累积”傅斯年：《“五四”偶谈》，载1943年5月4日重庆《中央日报》。。 

1944年是五四运动的二十五周年，回顾历史，傅斯年感慨万端： 

“五四”的积极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在这口号中，检讨二十五年的成绩，真正可叹得很。……注意科学不是“五四”的新发明，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很多立志就学远在“五四”以前的。不过，科学成了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这口号很发生了他的作用，集体的自觉总比个人的嗜好力量大。所以若干研究组织之成立，若干青年科学家之成就，不能不说受这个口号的刺激。在抗战的前夕，若干自然科学在中国已经站稳了脚，例如地质、物理、生理、生物化学，而人文社会科学之客观研究，也有很速的进展。若不是倭鬼来扰，则以抗战前五年的速度论，中国今天可以有几个科学中心，可以有几种科学很像个样子了。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载1944年5月4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傅斯年认定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是科学进步的真正途径，“为科学而科学”是科学的“清净法门”。显然，傅斯年真正关心的还是科学在中国如何生根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 

全部科学史告诉我们，若没有所谓学院自由（Academic Freedom），科学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全部科学史告诉我们，近代科学是从教条、学院哲学（Scholasticism）、推测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社会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不是反过来向这些东西倒上去的。全部科学史又告诉我们，大科学家自然也有好人，有坏人，原来好坏本自难分，有好近名的，有好小利的，原来这也情有可原，但决没有乱说谎话的，作夸大狂的，强不知以为知的。……所以今日提倡科学的方法极简单，建设几个真正可以作工作的所在，就是说，有适宜设备的所在，而容纳真正可以作科学工作的若干人于其中就够了。……工作的环境可以培植科学家，宣传与运动是制造不出科学家来的。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载1944年5月4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抗战胜利以后，国际国内局势很快逆转，一切朝着与人们所期盼的相反方向发展。国际上美苏对峙，冷战局面降临。国内陷入内战，国共两党反目为仇，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迅速呈现两极对立状态。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被蒋介石任命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抱持“精忠报国”的传统观念，为国民政府撑面子，做政府的“诤友”。1946年春蒋介石赴北平视察，两人同游文天祥祠，在“万古纲常”匾额下留影，显示两者建立起“君臣”般的亲密合作关系。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傅斯年频频发声，显示了他对国际局势异乎寻常的关注。傅斯年敏锐地观察到东北所处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他领衔发表《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撰写时论《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表达对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签订《雅尔达协定》，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严重抗议。“中国的东北（‘满洲’），诚然是近代战史中最炫耀的因素。为它，起了日俄战争，而日俄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为它，起了‘九一八’沈阳事变，而沈阳事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逻辑的开始。”为防止东北再次重演“特殊化”、“倾外化”、“分割化”的局面，傅斯年提出建议：“一、东北的经济必须中国本位化、和平化、均沾化。”“二、东北的政治必须统一化、无党化。”傅斯年：《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载1946年3月3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在当时这是一相情愿、自相矛盾的构想。国共两党均视东北为首要必争之地，内战的战火最先就是在这里燃起。后来的朝鲜战争也是发生在东北亚，可见这一区域在冷战中的特殊地位。 

在与德、日法西斯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抗、竞争中，美、英做出自身的调整。傅斯年注意到美、英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这一国际新动向。他借《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一文，对罗斯福“新政”作了积极、正面评价：“他给自由主义一个新动向、新生命，并且以事实指证明白，这个改造的、积极的新自由主义有领导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资格。”傅斯年欣赏卢梭的政治、教育哲学，认为他“激动了新兴的第三阶级”，“于是对封建宗教的势力之统治者发生革命，以自由为号召，以解放为归宿”。不幸的是，19世纪自由主义因与资本主义结合，失去了其本有的人道主义色彩。“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正是对自由主义“配合”资本主义倾向的一次修正，一次新的修复。他“虽不搞社会主义之名，也并不是强烈性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运用常识适合国情的资本主义现状之严重修正案，其中实在包含着不少温和的社会主义成分”。傅斯年高度赞扬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6日在国会宣布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后两项纳入“自由”的权利，“可知他的自由论含有一半是新成分，以此新成分补充旧有者，而自由主义之整个立场为之改变，消极的变为积极的，面子的变为充实的，散漫的变为计划的，国际竞争的变为国际合作的。原来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实有助长帝国主义之咎，他的第三原则——免于匮乏——不特净化原来者，且正反其道而行之”。他呼吁自由、平等两不舍，两者应该均衡发展。他所理想的新自由主义是：“利用物质的进步（即科学与经济）和精神的进步（即人之相爱心而非相恨心），以促成人类之自由平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傅斯年：《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载1945年4月29日重庆《大公报》。 

傅斯年以《评英国大选》为题，说明工党之胜实在是英国人民对“温和的社会主义”的选择。工党参加竞选，“拿出了一个明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方案，这方案比罗故总统的新政更多好几倍的包含了社会主义，例如矿产国有、钢铁国有、内地交通国有、土地国管、银行国管、物资继续实行管制分配制等等，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工党的社会主义，是不革命性的，因为工党是个宪政党，不是革命党”。傅斯年认为，“在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国有国营经济政纲，而以大多数当选，不能不算世界上头等的大事，这中间，可以象征英国人之有朝气，老大帝国人民之有觉悟”。中英两国国情不同，英国的问题在工业，中国的问题是在农民，“而其为温和社会主义的方案则同”。“国父孙中山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故国民党与英国工党（特别是开明左翼分子），“在理论上很有共同点”，可以合作。傅斯年鼓励国民党“看看世界大势”，走英国工党之路。他直白地宣称：“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所以我才对此大选发生兴趣。”傅斯年：《评英国大选》，载1945年7月30日重庆《大公报》。这样一种将自由与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的想法，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这正是英国工党持有的理论。所以，傅斯年与胡适的理论认同明显有些差异，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几不提“平等”，因而也缺乏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傅斯年借探讨美、英之动向，表明自己的社会理想，这对国人自然是一次思想的劝导，对重返故都、即将执政的国民党其实也是一个严正的警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不久，国际上很快出现美苏对峙的冷战局面。针对这一形势，人们对美苏之优长、苏联的性质等问题纷纷发出疑问。许多人认为美国有自由，苏联有平等，自由与平等不能两立。对于时人争议最多的“自由”与“平等”关系，傅斯年认为：“没有经济平等，固然不能达到真面（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也决不能达到社会平等。”主张自由与平等并重。但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维持平衡，即“在‘自由’、‘平等’不能理想地达到之前，与其要求绝对的‘平等’而受了骗，毋宁保持着相当大量的‘自由’，而暂时放弃一部分的经济平等。这样，将来还有奋斗的余地”傅斯年：《自由与平等》，载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这种偏向“自由”的选择，也许正是傅斯年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区隔所在。傅斯年视苏俄为“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选拔式的封建主义”、“唯物论的东正教会”三位一体的国家，他回顾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边患多来自北方，北方常有一些野蛮的民族在威胁我们的生存。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载1949年12月20日《自由中国》第1卷第3期。。在其反苏立场的背后，仍然有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动因。与那些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是出于对三民主义的忠诚不同，傅斯年在大变局中更是基于对世界前途的思考而做出自己的选择。 

傅斯年后期陷身更深的人事纠纷之中。他在大学时代脱离章太炎派，组建史语所时与顾颉刚之争，在独立评论社中与蒋廷黻等的矛盾，这些都不过是学人之间的不同意见而已。傅斯年后期卷入真正的政争，抗战时期，他搜集证据，在国民参政会拍案而起，攻倒孔祥熙。抗战胜利后，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严惩汉奸敌伪人员，为此得罪了一些为之说情的“好好先生”。内战之初，他在《观察》、《世纪评论》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发出狮子般的吼声，举国为之震撼，他是朝野清流派的代言人。1949年政权交替之前，蒋介石预先将他安排到台湾大学任校长，他身不由己、别无选择地离开了大陆。在处理人事关系上，傅斯年晚年可谓心力交瘁，以致最后倒在台大校长这一工作岗位上，兑现了他自己“归骨于田横之岛”的悲壮遗言。 

结语 

傅斯年一生处在中国近代思想的激流之中，为个人的学业、社会的理想、国家的前途，他一生都在努力而艰难的探索。通过解析他一生走过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获致如下认识：第一，傅斯年一生奔走于学术与政治两栖，学术志趣与政治情怀并存。他的学术思想清晰而富有条理，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表达，这主要体现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缺乏理论底蕴，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片断的、零碎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他对个性的张扬和对社会重建的关怀，他的“西化”倾向与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试图将自由与社会主义调和的意图，都表现出“求全”而“两难”的矛盾境遇。傅斯年的思想呈现出学术与社会政治二元分离的状态，表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紧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各种思想矛盾，这是个体生命与时代巨潮相互碰撞的反映。思想家们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其命运起伏不定，与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一样充满了变数。傅斯年的人生轨迹正是近代中国这个大时代的一个缩影。第二，傅斯年的思想在“科学”上贡献良多，于“民主”下笔较少，这是他作为一个五四知识人的内在限制。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以“民主”和“科学”为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两大目标，这一主张遂成为新文化群体的共同理想。科学发展须以民主建设为前提，民主与科学在互动中相互推进。民国政治体制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虽有一定距离，但它毕竟提供了形式上的基本要件，这就为科学发展铺垫了重要基础。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学术研究纳入国家体制的范围，这为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傅斯年炮轰孔、宋豪门家族，却不触动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晚年虽也标举新自由主义，试图修正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这与胡适坚持提倡人权、民主、自由，构成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挑战有明显差异。或许这并非是傅斯年不愿，而是其不能。第三，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傅斯年虽有影响舆论和当局的功能，但不能起到聚合社会力量的作用。五四以后的中国，支配社会政治运动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国共两大政党，国共两党有着各自的意识形态，保持独立人格或自由意志的知识精英如不与国共两党发生关系或密切联系，其实际作用力可能就很有限，这是知识精英难以避免的悲剧命运。傅斯年的特殊之处也许在于他利用民国新拓的公共空间，以“诤友”这样一种方式处理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这一身份定位既为他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预示着他的人生最终以悲剧落幕。 

本书选文拟分为四卷，各卷收录文字内容依次为：卷一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卷二为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的论述，卷三为三四十年代的时评政论，卷四为教育方面的文字。这样的设计大体反映了傅斯年在各方面的思想。因篇幅限制，所收文章不免存有这样那样的遗漏，如其史学代表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系列论文，讨论中西文化关系的文稿和晚年的一些政论、教育文字未收入，选文或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2013年11月12日于海淀水清木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