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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恽代英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079-8

著者：刘辉 

责任编辑：彭理文

成品： 160*230    页数： 556

纸张： 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 2015-01-31

定价： 88.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恽代英文集，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党史研究权威学者选编，全面地反映恽代英在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要思想及其思想演化、发展的过程。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和杰出的领导人。1919年组织领导武汉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传播新文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杂志。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五大及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4月29日就义。

◆编者简介

刘辉，女，1964年出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共思想文化史、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等。主要研究著作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合著）、《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等，在《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内容简介

恽代英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中共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300多万字的思想论著，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主要表现在早期对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探讨，对真正民主政治的追寻，以及后来以“阶级斗争”为旨趣对改造中国之革命道路的政治探索等多个方面，堪称中国近代宝贵的思想财富。本选集从中精选出40余万字，力求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恽代英在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要思想及其思想演化、发展的过程。

◆简要目录

导言 

义务论(1914年10月1日) 

愚蠢的提问（1915年2月） 

新无神论（1915年5月1日） 

怀疑论（1915年5月1日、1916年1月7日、1916年3月7日） 

文明与道德（1915年12月10日) 

社会性之修养（1917年1月7日） 

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1917年3月1日） 

论信仰（1917年6月20日） 

经验与智识（1917年10月15日） 

学问与职业一贯论（1917年12月12日） 

力行救国论（1918年6月） 

呜呼青岛（1919年5月17日） 

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1919年6月11日） 

致王光祈信（1919年9月9日） 

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919年12月24日）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1920年1月22日） 

平民教育社宣言书（1920年3月29日） 

怀疑论（1920年4月15日） 

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1920年4月18日） 

致少年中国学会全体同志（1920年4月22日）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7月、9月） 

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1920年9月20日） 

革命的价值（1920年10月10日） 

未来之梦（1920年10月） 

论社会主义（1920年11月15日） 

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1920年12月20日) 

致刘仁静（1920年12月21日） 

我的宗教观（1921年2月15日） 

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1921年4月20日） 

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1922年6月1日） 

民治运动（1922年9月25日） 

妇女解放运动的由来和其影响（1923年10月10日） 

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1923年10月14日） 

《中国青年》发刊辞(1923年10月20日） 

怎样才是好人？（1923年10月20日） 

学生加入政党问题（1923年11月20日） 

学术与救国（1923年12月1日） 

八 股？（1923年12月8日） 

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1923年12月8日）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1923年12月16日） 

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1924年1月） 

再论学术与救国（1924年2月9日） 

评国民党政纲（1924年2月16日、23日） 

何谓国民革命？（1924年3月1日） 

造党——答陈宗虞君（1924年3月8日） 

列宁与新经济政策(1924年3月9日) 

矫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1924年3月16日） 

怎样研究社会科学（1924年3月23日） 

平民教育与《圣经》（1924年4月5日） 

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1924年4月20日） 

中国民族独立问题（1924年6月10日）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1924年6月14日） 

农村运动（1924年6月28日） 

关于政治运动的八问题（1924年7月12日）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1924年7月19日） 

民治的教育（1924年8月28日、29日） 

国家主义者的误解（1924年11月1日） 

怎样进行革命运动（1924年11月22日） 

为“国民会议”奋斗（1924年11月29日） 

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1924年12月1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31日) 

纠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解（1925年2月21日） 

妇女运动（1925年3月7日） 

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1925年3月14日） 

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1925年3月14日）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1925年4月4日） 

评醒狮派（1925年4月25日） 

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1925年7月18日) 

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1925年7月23日) 

怎样做一个宣传家？（1925年7月25日)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8月8日) 

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1925年8月22日) 

国民党与阶级争斗（1925年8月25日） 

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答重良(1925年11月28日) 

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12月27日) 

真正三民主义（1925年）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6年1月19日)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在岭南大学演说辞（1926年5月22日）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年6月30日)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6年8月25日) 

国家主义是什么?——答张梓湘（1926年9月7日） 

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1926年9月15日) 

政治学概论（1926年9月) 

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讲演大纲）（1926年) 

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1926年） 

国民革命与农民（1926年）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 

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1927年1月1日） 

什么是机会主义?(1927年1月22日) 

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之斗争（1927年3月11日） 

卖国交易中资产阶级与豪绅买办阶级的斗争（1928年12月25日） 

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1930年3月26日) 

在狱中给党组织的信（1930年5月） 

狱中诗 

恽代英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恽代英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品德高尚，才华出众，被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他不仅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恽代英留下了大量思想论著，堪称中国近代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 

恽代英，字子毅，又名蘧轩，笔名众多。1895年8月 12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昌老育婴堂街一个书香世家，祖籍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清末时，他的祖父以候补知县分发湖北，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举家西迁。父亲恽宗培，曾在湖北老河口、德安等府州县任职。母亲陈葆云，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仕宦之家。 

恽代英从小入家塾学习，1905年考入武昌龙正初等小学堂。两年后考入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学习，该校为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读书期间，由于聪颖好学，且文采出众，常“为师长赞美”，有“奇男儿”之称。1908年末，恽代英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本有机会被派赴美留学，因其母念其年幼不舍而未能成行。1909年，父亲恽宗培谋得老河口盐税局长一职，母亲随后亦带代英等兄弟四人迁居此地。因当地无中学可入读，他在母亲辅导下，阅读《纲鉴易知录》、《战国策》、《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等著作，并开始学习英文。1913年，恽代英以优异成绩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后转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在校期间，他于1917年10月创办互助社，该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成为五四时期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次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华大学，并留校任附中部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等传单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成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1919年10月，恽代英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此后，受学会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恽代英热烈追求新思想，并于1920年2月和林育南等人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有志于传播新文化，专门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以及《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成为武汉地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中华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期，恽代英不仅组织社团、创办书社，还在《东方杂志》、《光华学报》、《青年进步》、《妇女杂志》、《新青年》、《端风》、《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思想，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他本人也逐渐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新星。 

在当时各种新思潮、新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恽代英经过认真研究、实验、比较，最终抛弃了一度受到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等思潮，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他和林育南等人在湖北黄冈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并于当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一直以来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恽代英加入中共后，继续从事青年工作。1923年，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还和萧楚女、邓中夏等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担任主编。《中国青年》在恽代英的主持下，宣传、讨论、报道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该刊不仅内容丰富，且形式活泼，最高时发行量达3万多份，代表了当时中共所领导的思想文化事业的水平与成就，很快成为早期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当时中共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 

除了负责主编《中国青年》外，恽代英还以“代英”、“英”、“但一”、“FM”等为名，陆续在该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与书信，这些论文热心分析中国国情与现状，积极探讨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问题，吸引不少青年投身革命洪流，同时也为中共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这期间，他致力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同时与打着全民革命旗帜的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公开的论争。恽代英还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并著有《五卅运动》一书，对这次运动作了全面总结。 

1926年1月，恽代英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奉命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为加强中共对军校的领导，恽代英支持周逸群等在军校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扶持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致使蒋介石极端仇视，诬称恽代英与邓演达、高语罕、张治中为“黄埔四凶”。1927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恽代英来到武昌，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并主持军校日常工作，同时，在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工农运动，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一二”政变后，恽代英与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严厉谴责蒋介石镇压破坏各地工农运动的罪行，主张坚决讨蒋。当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联蒋反共、率部进攻武汉时，恽代英亲率由武汉中央军校学生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改编的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部队参加讨伐夏斗寅的战斗，并在鄂南重镇咸宁大败叛军，暂时稳定了武汉局势。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先是撤离武汉抵达九江，与周恩来一道，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后随起义军南征，部队在广东潮汕遭挫后，从甲子港乘船去香港。12月，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共六大后，于1928年底赴上海，从事艰苦的地下斗争，秘密主编中共机关刊物《红旗》，一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30年，因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已开始冒头的李立三“左”倾错误，恽代英受到李立三的指责，旋即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调离中央工作，先调任沪中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又调任沪东区行委书记。同年5月，在上海杨树浦老怡和纱厂（现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口等候工人代表前来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不久以“煽动集会”的罪名，被判五年徒刑。在狱中，恽代英坚持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给狱友讲述“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意义，为工人编写读物。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提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恽代英出狱。但由于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将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消息报告国民党，营救工作遂告失败。蒋介石曾令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遭到严厉拒绝。在狱中，恽代英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七绝一首：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慷慨就义，时年36岁。 

二 

恽代英从19岁开始发文，留下了300多万字的遗著。这些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哲学、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在早期中共党人中也是相当突出的。概括而言，恽代英一生思想最有特色的部分，主要表现在早期对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探讨，对真正民主政治的追寻，以及后来以“阶级斗争”为旨趣对改造中国之革命道路的政治探索等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对其思想线索和特色略作绍述。 

首先，谈谈恽代英早期关于哲学问题的探讨。 

恽代英1913年进入中华大学预科学习，1915年转入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几年的专业学习，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功底，激发出浓厚的哲学兴趣，他早期的论文中不少都是探讨哲学问题的。其哲学思考不仅相当有系统，而且在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等方面，还达到较高的水平。1917年他曾拟定一份打算写作的哲学论文提纲，包括（一）世界观：物质实在论、心灵实在论、假定一元论（以太）；（二）人生观：生死自由论、慈善自由论、苦乐之真义；（三）认识论：智识与经验、怀疑论；等等。参见《恽代英日记》，13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只重点阐发了关于“物质实在论”和有关认识论方面的思想，但已能显示出其思想的光华。 

恽代英坚持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必为实在。他在1917年3月发表的《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一文中，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该文首先列举和批判了绝对实在说、假定实在说、批评派实在说、物质非实在说等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对于这一理论的四种不同观点，认为上述“四说”都没能正确解释物质“实在”问题。在对其作了批判后，他明确提出了“物质必为实在”的观点，并从人直觉的形成“必待感官受外物之激刺而后发生”，某一事物作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的人会引起同一的、共同的感觉和认识，以及从“真境”与“幻境”的区别性等多个角度给予证明。比如关于真境与幻境的区别，他就指出：“真幻之分明，真境之必有对象了然矣。且真境明显，幻境暗昧，真境可分拆，可集合，有原因，有结果，而幻境一切反是。凡此各种区别，皆足知真境之有客观实在物质之关系，非如幻境完全为主观一方面之活动也” 

《恽代英文集》，上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在中共党人的杰出代表中，恽代英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较早论述“物质必为实在”思想的人，其研究也较李大钊、瞿秋白的相关论述更为深入。需要指出的是，在提出“物质必为实在”这一唯物主义思想之后，恽代英继续探索世界的本源时，一度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以太”说的影响（由于不知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后，“以太”假说在西方正逐步被否定这一西方学界的重大进展），曾得出“以太为万物之根本”的阶段性认知结论。 

参见 《恽代英日记》，2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好在不久之后，他对这一认知缺陷又有一定的觉悟，并作出某种修正。 

参见上书，274页。 

恽代英的认识论思想，也体现出唯物主义的色彩。但相对于物质观，其对认识论的探讨和论述要显得更为丰富和深刻。恽代英将自己的认识论分为“智识与经验”和“怀疑论”两部分，他曾于1915年与1917年分别发表《怀疑论》和《经验与智识》两文，并自认为后者乃其“认识论中最有价值之文字”。 

参见上书，130页。 

“智识来源于经验”，这是恽代英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明确反对所谓“天启之智识”，认为“凡可名为智识者，或由吾人简单之经验而认识之，或由吾人复杂之经验而推知之。前者如声色臭味之辨别，后者如各种学术之原理。总之凡可称为智识者，非直接从经验中得来，即间接从经验中得来。舍吾人一切经验之外，欲求一种可称为智识者，盖渺不可得也” 

《恽代英文集》，上卷，4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虽然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恽代英并不是一个片面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经验往往反映的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要完全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对经验加以反复研究。堆积经验于知识无益。他以牛顿见苹果坠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见壶水沸而发现蒸汽力原理为例，说明经验必待研究而后成其为知识。 

参见上书，49页。比如“吾人见白色之日光，即以日光为白色，此即不正确之单纯经验也。经物理学家研究，然后知日光非白色，而为七色所合成”同上书，50页。。由此，恽代英把“学问”与一般知识加以分别，认为“学问者，反复经验所得较正确的智识之传授也”，从而既坚持了唯物论，又体现出认识的辩证性。 

在认知方法和工具上，恽代英极为看重“怀疑”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由于人们在认识上存在“习俗”、“信仰”、“感情”、“耳目”等的障蔽，常常难以见及真理。要促进人们思想解放、打破思想僵化状况，必须对一切事理都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的意见，是以为对于一切事理，都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然而对于怀疑的事理，应该研求；研求出来的结果，我们仍然要用个怀疑的态度看待他”同上书，156页。。他甚至强调说：“世界各方面的进化，都起源于怀疑”同上书，158页。。 

虽然主张对一切事理都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恽代英又坚信世界是可知的，反对由怀疑论而走向不可知主义。为此，1920年4月，他再作《怀疑论》一文，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和怀疑论鼻祖古希腊辟罗（皮浪）思想之间的异同，表示“我于辟罗对于一切事理都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是很赞同的；却对于他那所说真事理不能研求出来，而且不必研求出来的话，根本上很反对”同上书，150页。。 

为了进一步阐释可知论，恽代英还批判了近代康德的“人智范围说”，认为康德把人智只限于物界的现象、否认人的认识能达到“自在之物”本身，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武断之说。针对康德以人的感觉能力的有限性来证明人的知识能力有限性的观点，他指出，“康德以为人的智识，必定限于感官摄取的映象，这便是他立论的根据；然而人智并不限于感官，科学的进步，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许多超感官的事理” 

《恽代英文集》，上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恽代英明确表示，人智是一天天进化的，人智范围一定有随着时代发展以扩张的可能性。“人类只要肯前进，我虽不敢担保他有一天得着他所求的真事理，照已往的推测未来，应该是很有希望。那以为真事理一定是不能研求得到的话，总是错了。”同上书，156页。恽代英认识论的可贵之处，实在于从怀疑出发，又从中揭示出人类认识不断发展的可能性。 

总之，恽代英是五四时期在认识论方面做过比较系统探索的少数思想家之一，他的认识论充分体现了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勇于进取和追求真理的时代精神。 

除了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思想，恽代英在人生观、历史观、道德观等其他方面也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认识。恽代英一生都追求高尚的人生，始终秉持积极进取、乐观向上、不断提升人格的精神态度。这一点，凡是认真阅读过他那至诚至真日记的人们，都会有强烈的感受。比如，他极为重视理想和信念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强调“信仰之引人向上” 

同上书，44页。，人生必须有信念、立大志，不立志则无理想无希望，“有希望之人，如黑地有灯，则自增其勇往之气”，否则“举足略有崎岖即生畏缩之心，如人遇小挫折，即生消极之想是也” 

《恽代英日记》，34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由此激励青年人应该有崇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无论今人对理想主义如何评价，这一点无疑都典型地体现了“五四”那个特殊时代的时代精神。参见［日］小野信尔：《从恽代英看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载《东洋史研究》，1979，38（2）。 

对于恽代英早期的哲学思想，有学者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代表着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在这些问题上达到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袁伟时：《恽代英前期哲学思想试探》，见《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这种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恽代英深厚的哲学修养，无疑为他后来研究中国改造问题、思考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其次，恽代英还是近代中国一个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家。他关于教育的思想自成体系，多有可观或值得反思之处。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恽代英曾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多所中学、中等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与管理者，其教育思想也曾经历过从单纯的学校教育到注重社会教育的转变。尤其是他主张“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之有关思想，颇有认知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见中央教科所编：《恽代英教育文选》，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受时代的影响，恽代英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其实践活动的。但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开始重新认识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他肯定“教育确实是改造社会的有力的工具”，承认教育的社会功能，但也意识到单靠教育不能改造社会，主张把教育放到社会上去，认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强调“我们要改造教育，必须同时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教育。不然，总不能有个理想圆满的成效” 

《恽代英文集》，上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国家恰当的教育方针必须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来确定。 

基于这种认识，恽代英以为当时一般的所谓“教育家”其实办不好教育，他们太过于重视单纯知识的传授，甚至将其看作教育的全部内容，而在恽代英看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最急需的乃是能引导国民觉悟的革命者、能掌握政治经济局面的救国人才，因此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都应当朝这方面加以改造。正是从这样的国情认识出发，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情意的教育应当重于知识的教育”；“才能的教育应当重于理论的教育”；“社会科学的教育应当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教育” 

恽代英：《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载《新建设》，1924，1（3）。。他还由此坚决反对教会教育，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教会教育，认为它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重要方式，是“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和消磨中国人“民族精神”的手段。参见恽代英：《打倒教会教育》，载《中国青年》，1925（60）；《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载《广东青年》，1926（4）；等等。在当时反对教会教育的运动中发挥了实际的领导作用。 

恽代英教育思想的核心，无疑是提出“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的主张，以及以此为中心阐发的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造的思想。在恽代英看来，养成健全的公民教育乃是民主时代的基本要求，而现代公民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思想与行动、自尊、自信和练习团体生活等五大素质，正该是教育实施的中心任务。健全的公民理当把“尊敬民众”、“了解民众”和“服务民众”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且需要培养“对国事的参与意识”。 

参见《恽代英文集》，上卷，575~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具体到儿童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各个环节，恽代英都曾提出过有价值的思考。参见李良明等：《恽代英思想研究》，418~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恽代英改造儿童教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倡家庭教育和儿童公育两点上。他曾写过《家庭教育论》、《儿童读书年龄之研究》、《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等文章，深刻论述了家庭教育在教育上的地位以及教育的内容等问题。在家庭教育中，除了德、智、体三个方面的内容外，他特别凸显了游戏的意义。认为游戏之于儿童，“实为教育唯一之法者也”。无游戏，即无教育，父母应与儿童共同游戏。1917年9月，他还将丹顿（Denton）所著《儿童游戏时间之教育》一文，翻译后加上按语发表在著名的《妇女杂志》上。 

提倡实施儿童公育，尝试由社会来承担哺育儿童的任务，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改造社会的高度，这是恽代英关于儿童教育的又一有影响的见解。他认为，“只有儿童公育，能集合许多夫妇所生育的儿童在一处，从很小时让他习于相处之道”。在生活中逐渐懂得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从而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为将来成为“健全的公民”打下基础。他对儿童公育的设想是：设置公育机构，聘任既具备教育能力又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来对从襁褓中开始的儿童进行教育。同时还需要从生物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理论中，找到一些正确的教育方案。 

儿童公育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事实上当时围绕这一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论，恽代英的这一主张无疑有些超前。但在他那里，“儿童公育，只是全局改造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全局改造的第一步”，没有儿童公育就不可能有妇女的自立、解放，而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全社会的解放。显然，他是从寻找改造国家途径的高度来思考该问题的，这也是这一主张至今仍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之所在。 

恽代英把教育目标的基点定在中等教育上。他认为一个人受教育到中学毕业，也就完成了普通教育，即成为在社会上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一员，应当是一位“健全的公民”了。他强调，中学教育，是养成一般中等国民应有的品格、知识、能力的教育。由此出发，他对当时中学教育的目的、体制、课程与教材、教育方法等均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存在根本性错误。比如在他看来，由于受科举制度、教会教育和西方古典教育影响，当时的中学教育以培养学者为“惟一职志”，因而片面注重广博高深，中学遂成为大专学校的预备科，一切为了升学和升级，不仅课程重、课时多，且所学偏于理论，不切实用，就很成问题。参见恽代英：《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载《中华教育界》，1920，10（3）。 

恽代英强调，理想的中学教育应该是使毕业生“升学就业两均便利”《恽代英日记》，52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中学教科书的编写，也应该以此为宗旨。他批评当时教科书的编辑存在着“是为教授的非为自学的”、“是用演绎法的非用归纳法的”、“是彼此独立的不是相互联络的”、“是合学理的非合实效的”等四大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编辑教科书的四个根本要求： 

第一，应本着自学辅导主义的原则，以取代传统的注入式教育法，尽量使教科书文字浅显，叙述详明，并附有费考虑的问题和可供参考的书名章节页数，使学生得一课本，便一目了然，便于学生自学。教师“只站在辅导地位，其余一切事让学生自己去做”。第二，应遵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用归纳法编辑教科书，尽量少说些抽象的理论，运用归纳法，让学生自己去抽出那应该抽出的概念知识。第三，应注意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应用，“要求各科教材真能彼此联络”。第四，须注重实效，要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能看得懂。参见恽代英：《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载《中华教育界》，1920，10（3）。 

恽代英改革中学教育的思想，不仅切中了当时中学教育的某些突出弊端，同时也触及了不少中学教育的理论问题。其改革主张可谓有益的探讨，对今人反思中学教育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三 

除了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之外，恽代英还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他有关民主的思想和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为旨趣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构成其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恽代英早年曾深受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在学习、探讨哲学和教育问题的同时，对无政府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一度非常倾心于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五四运动后，恽代英更加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并组织互助社、开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希望通过这些机构，以达到教化和感化社会，最终改造中国的目的。后来，他逐渐接受了新式民主的思想和阶级斗争学说，并于1921年底转化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同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一样，在恽代英转化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对于新式民主的追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曾经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恽代英不满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追求一种保障工农利益的“大众民主”。在他看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民权，每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借以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实则“民权为一切民众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私有”。他强调，在政治上人民应有参政权和自由权。参政权中“于间接民权（选举）以外，尚须有直接民权（罢免创制复决）”。一切选举，“均须取普通选举制，废除任何人为的限制”；自由权则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在经济上，人民则当享有生存权、工作权和罢工权等。 

参见《恽代英文集》，下卷，869~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恽代英尤其强调“平等”的重要性，这一点也是早期共产党人民主思想的共同点所在。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他却表达了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重“结果平等”和“分配平等”的平等观，而是坚持“出发点平等”的看法，没有落入哈耶克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的陷阱。他写道：“普通主张民权平等，每希望一切人的生活与所受社会之待遇须平等（平头的平等），但在此社会系不可能的；勉强做到，亦多流弊。”真正有意义的平等，乃是出发点平等。这种平等“只主张人民在受教育与工作等机会上平等（立足点平等）。换言之，即主张一切人在政治经济上其出发平等，至其造诣则不强其平等。因现在世界上最不平者，即在出发点不平等，故或贤智而地位低微，造就上用力多而成功尚不如庸愚，或径以贫寒之故无造就自己的机会”等等。所以他认为，合作中的国共两党都应该为这种立足点或出发点平等的“平等之理想奋斗”。 

参见上书，869~870页。 

毫无疑问，这种对“真正民主”的追求，正是中共得以创建和早期活动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因此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明确表示，其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两个月后，恽代英发表《民治运动》一文，也公开宣称：“我——亦还有许多我的朋友——都相信实在中国不是没有救治的办法。要救治，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恽代英看来，“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不可。最要紧的，乃是“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恽代英文集》，上卷，335、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也就是说，真正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之实现是不能坐等的，必须通过民众自身积极的努力、切实的运动，甚至需要诉诸自觉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得到。 

在《民治运动》一文中，恽代英认为要唤起这样的“民治运动”，必须有七件事要做：一是要用各种宣传手段，“打破中国人的所谓‘安分’之说”，公开要求自己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二是要用各种方法，去传播民众联合奋斗的福音。三是在联合中要“能受一种有纪律的训练……不应当只知尊重自己的意见与便利，以造成人自为战的现象”。四是要大家在联合作战中，“能注意监督领袖”。此时恽代英格外突出群众监督领袖的问题，不知基于何种具体原因，但如果联系到中共日后事业的挫折，他这种关注和强调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恽代英强调，在战争的方略中，服从领袖的指导，固然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监督领袖，谨防领袖利用我们，谋他自身的利益，而引我们做不利益的事，我们不要信靠领袖的人格。很少的人，不是因为有外方的督率，而能够自己约束的。外方不注意督率，反转陷领袖于作恶的阱坑。所以我们在民治的政治中间，要人民都能督率政府。在为民治作战的联合中间，要每个战卒都能督率领袖”。五是利用各种机会，使这种联合“练习作战”。六是要“引导这种作战的联合，向政治上战斗”，“引他注目政治，引他求政治上的总解决”，以求“人民获得政权”。七是“要靠这种政治上的战斗，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最后他呼吁，“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这种武装的战斗姿态，与温情脉脉的所谓“议会（民主）斗争”形式已经判然有别。 

为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恽代英还主张在我们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应该大力提倡民主教育，他称之为“民治的教育”，以“救济从前人贻下的祸根，开辟将来的幸福”。1924年8月，在《民治的教育》一文中，他强调民国时代，共和政治下的国家主人翁是大多数民众，即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无尊卑贵贱之可分”，因此，大家必须明白“自己的地位”，“应该自主自治，自己应该为民众服务”。在他看来，“民治的教育”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主自治的教育”，要使受教育者独立思想和行动、自尊、自信、练习团体生活；二是要“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使受教育者尊敬民众、了解民众、愿为民众利益努力。 

参见《恽代英文集》，上卷，575~5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由此可见，恽代英的大众民主思想与所谓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实在是既有区别，也有一致之处。两者在他那里，即便是在中共成立多年之后，仍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 

对于恽代英那一代中共早期思想领袖来说，如何认知和回答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难题。在这方面，他们的思想分歧值得引起今人关注。李大钊坚信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工人政治仍不是“纯正的平民政治”即真正彻底的民主主义，只不过是民主发展的一个“层级”。谭平山则一度明确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论哪个阶级都不应行使专政这样的“霸权”，否则就陷于“多数专制”，仍违背自由平等的“民治主义精神”。参见刘辉：《民主追寻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载《中华读书报》，20111214。而恽代英的认识则显示出一定的含糊性。他一方面表示“民治政治”并不是谋取“阶级剥夺制度”，而是追求全民利益：“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利益的政治，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我们是要谋建设平等互治社会的政治，不是要谋建设阶级剥夺制度的政治” 

《恽代英文集》，上卷，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另一方面，他在回应无产阶级专政妨害“民治主义”的诘难时，又只是间接表示无产阶级专政乃资产阶级反“真正民治”的必然结果，凡是“真心为全民利益说话的人”，都不必害怕它，似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最能代表“全民利益”，从而有利于真正的民治或民主。显然，对于恽代英或其他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家来说，过于重视“国体民主”而相对忽略“政体民主”，乃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缺陷。 

在1924年之后恽代英的政治思想中，对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关注，逐渐成为一个明显的重心。他以此为工具和武器，自觉地研究和阐发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同时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 

恽代英是近代中国较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先驱者。1920年他受陈独秀委托翻译了《阶级争斗》一书，并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在上海出版1920年，陈独秀来武汉讲学期间，“曾请恽代英长谈一次”，陈独秀不久即离武昌赴沪，邮寄来考茨基早期著作Class Struggle的英文译本给代英，代英中、英文俱佳，译完以《阶级争斗》作书名，交由尚志学会出版发行。参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回忆恽代英》，1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是国内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本专门译著。该书不仅对恽代英本人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也促使包括陈独秀、毛泽东等在内的许多人逐渐开始用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阶级争斗》一书是考茨基对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所作的解说。该书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时还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书中虽然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但在考茨基看来，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为达到其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虽然，在关于社会革命的手段上，也即阶级斗争的形式上，他认为并不一定非要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议会斗争等方式。不过，考茨基的议会斗争论调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影响似乎并不大。《阶级争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主要影响，实际在于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点上。该书的翻译出版与此前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一道，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及时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使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法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就率先用阶级的视角初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和动力等问题，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但显然更看重资产阶级。此后，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都最早开始使用阶级分析法，为探讨中国革命基本理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1924年到1926年是中共党人的阶级分析迅速走向相对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恽代英分别发表《何谓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国民革命与农民》、《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等文章和演说，采用阶级分析法，系统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对革命的态度等问题，走在了有关探索的前沿。 

如1924年3月，在《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恽代英就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大致分为兵与游民，交通与市政工人，农人与小工人，官、商人和革命军等几个部分。认为“交通与市政工人，比较团结而地位重要，他们将成为革命的主要军队”；“农人与小工人，比较不易团结，但他们感受恶劣的政治经济的痛苦最深切，他们与革命军的联合，是革命的大力量”；兵和游民阶级由于“唯利是图，而眼光又短浅”，是比较容易动摇的阶级；官和商人，“对于革命最为反动”。这无疑是较早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革命性进行分析的整体尝试，尽管还比较粗略、模糊，特别是认为“商人是外国资本家的支店经理人”，将他们笼统看作革命的阻力，显然是不准确的。 

同年4月，恽代英又发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探讨“中国的革命应当靠甚么作基本势力”的问题。文中对“兵匪游民”的革命性和动摇性的详细分析，以及革命政党如何对待兵匪游民的相关论述，相当深入，大大丰富了早期中共党人阶级分析的内容。同时，也为中共四大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四大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为深入，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同时将资产阶级明确区分为不同类别，从中找寻出革命的对象和可以联络的力量，这是中共在阶级分析上的一大进步。在这之后，恽代英有关资产阶级的分析，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26年，他发表《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以及《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讲演，以总结的姿态，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及其革命性问题，标志着他有关阶级分析的革命理论基本完成。 

在《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文中，恽代英明确指出，“阶级的存在是一件事实”，“有人说阶级争斗是人们提倡起来的，以为是马克思发明出来的，实则阶级斗争是几千年来的事实，马克思不过将他说明罢了” 

《恽代英文集》，下卷，8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文中同时对中国社会作了进一步详细的阶级区分。在《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讲演中，恽代英对国内各阶级的革命性问题作了更趋准确的分析。指出军阀官僚与绅商阶级通常是反革命的；工业资本家与国货商人既反对外国资本又反对工农运动，具有妥协的反动性；俸给生活者、小商人和学生散漫无组织，对革命是中立态度，且易受买办阶级的影响；农民苦力与手工人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八，极易加入革命，但散漫不集中；产业工人虽只占全国人口的二百分之一，但是生活困苦，且势力集中，易于组织，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最后，他总结道：“我们的势力根基在工农身上，产业工人尤为重要，但小商人、学生、俸给生活者之一部分，亦当使觉悟其自己的经济地位，加以革命的下层组织，使成为革命的军队。此外各势力亦当设法尽量利用，以扩大我们的力量。” 《恽代英文集》，下卷，902~90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恽代英将其明确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工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明确指出前者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样乃是革命的对象，后者则具有两重性，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但不能担当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实际上，恽代英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分析 

参见上书，657页。，比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相关论述也要早8个月。这一真知灼见，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最终形成的意义不容忽视。 

对于农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特别重要的地位，恽代英也曾较早给予明确的揭示。1926年，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一文中强调，农工群众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农民又占到将近80%。“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 

同上书， 917页。这与毛泽东同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所强调的“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的论断很相似，由此也可见其彼此之间所发生的思想共鸣。 

不仅如此，在如何认知和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恽代英也是一个有见识的思想家。他关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思想，涉及文化侵略的实质与内涵，其侵略的政治、经济动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运动应注意的问题等多个方面参见上书，823~829页。，其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都是非常突出的。 

恽代英与蔡和森一道，还是“帝国主义为纸老虎理论”在中国的最早阐发人。早在1922年9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民治运动》一文时就曾指出：“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是个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的梦想。”1924年11月，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一文，更从战略高度论证了“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 

《恽代英文集》，上卷，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最早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作了二重性的分析，并把它和革命力量对照起来认识，并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纸老虎’说法的，是恽代英、蔡和森等人” 

黎永泰：《略论“纸老虎”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载《党史研究》，1984（6）。。后来毛泽东所谓“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很可能直接受到过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当然，恽代英等人，无疑又受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有关论述的启发。 

总之，与同时代的中共党人相比，恽代英是少数最早采用阶级分析法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方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在革命中的作用与态度的中共理论家之一。尽管其有关分析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思想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积极以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中国社会、研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同时，阶级斗争理论也受到其他思潮的非难与排拒。特别是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和工农运动的开展，反对阶级斗争的声浪愈益高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家主义派和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此，恽代英发表了大量论文，针对这些论调，展开了毫不妥协的尖锐批判，成为中共党内有关思想的集中代表。 

在反对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的论战中，恽代英对那种认为中国阶级分化的情形不严重、理应用国家观念压制阶级观念的观点，进行了不断的驳论，竭力地捍卫广大工农劳苦大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权利。他明确表示与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分歧在于，“我们与你们不同，是因为你们是为的一个抽象的‘中国’，你们因为要为光荣的‘中国’而奋斗，所以顾不了农工平民的冻馁；我们是为的一般‘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我们要求全民族解放，自然没有反转让人民中大多数工人、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国家主义者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醒狮》自出版以来，处处表现这种见解，这与我们为中国人实际生活而奋斗，自然凿柄不能相容” 

《恽代英文集》,下卷，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在回敬戴季陶主义时，他声言：“阶级之间的有争斗，是从古已然的，只要一天还有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这种争斗亦是无法避免的。”他甚而质问戴季陶等人：“任何时的阶级争斗，都是为的工人反抗剥削的资本家，或是为的农民反抗剥削的地主；为甚么因为要联合起来从事革命，便应当宽纵这种资本家或地主，便应当使农民、工人牺牲他们的反抗的正当权利呢？” 

同上书，714页。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恽代英关于阶级斗争的有关辩论多有简单化、绝对化和偏激化的一面，这是毋庸讳言的。另外，恽代英与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思想论争，内容十分丰富，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还包括如何有效维护民族利益，如何正确对待反帝革命的同盟者，要不要继续国共合作与联俄，以及如何认识孙中山的思想遗产及其与儒家传统的关系等许多方面。由于既有的各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对这些问题多有过反复和详细的讨论，故此处从略。 

值得指出的是，同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展开思想论战，曾被当时的中共看作大革命时期宣传其政治主张、争取进步青年的重要举措。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在第65号党内通告中指出：“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地位”。参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7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四 

恽代英短暂的一生，共留下300多万字的遗著。其著作现已公开出版的，主要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的《恽代英日记》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恽代英文集》上、下卷。后者是在1963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集的恽代英主要著（译）作基础上，由任武雄、田子渝、李良明等重新编辑，张注洪校订出版的，它共收录文稿195篇，基本包括了恽代英一生的重要论著，曾有力地推动学界对于恽代英的革命活动及其思想的研究。 

本书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的一卷，重点选择了恽代英自1914年至1930年发表的各类文章94篇，大体按撰写和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力求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其一生在哲学、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主要思想以及演化、发展的过程。除了《恽代英文集》曾收录过的论著之外，本书又新增加了《愚蠢的提问》、《文明与道德》、《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中国青年发刊辞》 该发刊辞虽未署名，但恽代英作为《中国青年》的唯一主编，可以推定该文是在其主导下完成的，故此收入本书。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为纪念《中国青年》创刊26周年，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在第23期上重刊此文，并在编者按中写道：“本文中所述情况，多已成为历史。但是文中对青年的几点希望，对于今天的青年，仍然是适合的，而且从这文章中可以窥出我们的先辈所走过的艰难辛苦的道路，所以特地重刊于此。”、《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纠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解》、《怎样研究社会科学》、《国家主义是什么？——答张梓湘》（与萧楚女合著）等9篇恽代英的文章。其中《愚蠢的提问》一文，是1997年日本学者后藤延子教授在日本发现的。它是恽代英1915年春应邀在武昌共进会上的演讲，刊登在《学生杂志》第2卷第2期（1915年2月）英文版上。这里使用的是李天华的译文。参见李良明、钟德涛等主编：《恽代英年谱》，11~1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这些篇章，除了可以丰富今人对恽代英思想的全面了解之外，对于认知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有益。 

要从恽代英留下的大量论著中精选出40余万字，并非易事。呈现在读者手中的这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恽代英卷》，乃编者按照丛书要求，参照前人研究、认真遴选而成。本书原则上以最初发表的报刊为底本，并参考《恽代英文集》，进行校勘。订正错字 ，置于［］内；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加〈〉。为保持史料原貌，不影响今人理解者不作修改或标注。限于时间和编者自身的水平，容有未当甚至不妥之处。在选编的过程中，王琬莹、谭徐锋等编辑曾给予各种支持，特别是责任编辑彭理文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作了大量工作，这里一并表示感谢。此外，还要感谢秦睿、庹晓芹为文稿的前期收集、打印所作的工作。但愿这本选集的出版，对于读者集中了解和研究恽代英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共党史上的杰出人物的思想，能够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