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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康有为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642-4

著者：张荣华 

责任编辑：吕鹏军

成品：160*230   页数： 542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3-20

定价：81.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康有为卷》侧重于反映康有为在晚清至民国初期，从事思想启蒙、社会改良和制度创新的探索轨迹及其观念立场。

复旦大学张荣华教授选编，文献来源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字广厦，号长素、明夷、更生、天游化人、南海老人等。广东南海人。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改革者，先后身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历史剧变时期，驰骋政坛、学界垂三十余年，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作出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探索。他的论著，自20世纪以来依旧在多方面产生影响和作用，对研究他本人以及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发展演变，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

◆编者简介：

张荣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近世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康有为的论著选集，编选的文字，涵括康有为一生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奏稿、序跋、函电、笔记等正文及附录四十余篇，以及《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物质救国论》等专著四种。遴选范围涉及政论、经义、文史评析乃至中外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内容侧重于反映康有为在晚清至民国初期，从事思想启蒙、社会改良和制度创新的探索轨迹及其观念立场。

◆简要目录

维新事业在美洲的拓展与挫折（代导言） 

康子内外篇（1886年） 

实理公法全书（约1888年前） 

笔记三则（1888年前后） 

与沈刑部子培书（1889年9月前） 

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1891年） 

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 

《日本书目志》自序（1898年春） 

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 

（1898年1月29日） 

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 

（1898年4月10日） 

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1898年6月19日） 

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 

（1898年8月29日） 

请断发易服改元折（1898年9月5日） 

孔子改制考（进呈本）（1898年） 

与简朝亮书（1899年） 

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 

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说（1900年7月） 

中国布新先除旧论（1900年12月） 

《中庸注》叙（1901年3月） 

孟子微（选录）（1901年） 

《礼运注》叙（1901年）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例（1901年）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 

（1902年5月） 

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 

（1902年5月） 

《大学注》序（1902年8月） 

泰西以竞争为进化让义几废（1902年） 

《论语注》序（1902年后） 

公民自治篇（1903年） 

《欧洲十一国游记》序（1904年12月22日） 

论路德新教（1904年） 

衣袖海赞（1904年） 

物质救国论（1904年） 

朱九江先生佚文叙（1908年10月） 

与梁启超书（1910年1月27日） 

辞世书（1910年2月2日） 

共和政体论（1911年12月） 

孔教会序（1912年10月7日） 

致廖季平书（1913年2月） 

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1913年4月） 

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1913年7月） 

中国还魂论（1913年11月） 

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1914年12月） 

劝袁世凯退位书（1916年3月） 

重刻《伪经考》后序（1917年） 

复湖南赵省长恒惕论联省自治电（1922年7月） 

培山书堂记（1923年8月16日） 

告国人书（1925年） 

复支伟成书（1926年6月21日） 

《诸天讲》自序（1926年） 

康有为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维新事业在美洲的拓展与挫折（代导言） 

梁氏档案藏康有为书札考释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两册，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下册收录康有为致梁启勋书札二十通。这是目前仅见的两人之间的通信，其内容在揭示保皇会海外活动真相、充实历史细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康氏手迹是出名的潦草难辨，原编者的辨识工作值得充分尊重，但提供的释文存在一系列错失，各函系年亦皆误，致使信函内容不能显明。兹据原稿影件重作辨识，按重订年月先后移录于下，并就信件具体内容略作引论疏解。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是正。 

（一）1904年12月17日 

仲策仁弟： 

来书悉。久不见，想勉学所进如何。近人媚外太甚，乃尽全中国之所有而失自立之性。吾遍游欧十一国，深得其故，所过我者但物质耳。故今但师西之工艺物质足矣，如道德之本，中国自足。弟其思之，陶性情而勉道德为贵。杜威吾已知之，快入美相见。此问 

动定 

十一月十一日 

此书用加拿大“北温哥华旅馆”信笺，系康氏1905年2月12日入美前写于温哥华。其时刚完成《物质救国论》一书的写作，书中总结1904年6月至11月间游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法兰西、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德意志、英吉利十一国的观感所得，强调“一国之强弱在国民学、物质学二者”的思想宗旨，在此信中也有明白表露，康氏入美后的言行作为，也可以由此函所述得以理解。信中提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但在美期间并未有会见的记载，所谓“快入美相见”，应是指与梁启勋会面。 

（二）1905年3月22日 

得书悉。我久病数月，人事多，愈之甚难，故各处来书如山积，多不暇复。汝所言本甚是，何有所嫌耶？今在罗生租屋养病，俟愈后乃能游它埠。草此数字答汝。此问 

仲策弟动定 

二月十七日 

此书用“保皇会会长用（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Headquarter For Use of the President Only）”专笺，写于抵达美国洛杉矶一周后。康氏在1904年11月已患病，来美后由当地保皇会负责人谭良（字张孝）、莫云屏照料生活起居。谭良外甥女谭精意曾回忆“康在洛杉矶度过了两个月时间，主要由谭做东，在西湖公园边给康安排了住房。康不喜欢吃美国菜，他又安排康最喜欢吃的蒸鸡和蒸鸭。康称赞谭夫妇俩是真诚的爱国者和智者”。康氏在一年后仍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先后三次赋诗赠谭，感怀“门人谭良及莫云屏诸同志为予赁宅罗生之西湖养疴，每日夕绕湖一周，至乐”。后来两人因财务问题关系破裂，康诗收入《万木草堂诗集》时，题注中谭良之名均被涂去。 

（三）1905年6月16日 

累书悉。此人本知其多术，不料其若是也，但不知有言我等避其教不耳。若然，则须驳之。今午已见总统（梁诚力阻三日）。总统言，禁约事不忍刻酷，必竭力挽回，上等人、游客、学生、商人必宽待云云。今再拟再见，与谈镑价事，欲我党领之。未知得否耳。 

芝埠情已悉，国贤谓以支马车费耳。我到会所数次闻彼等何言，皆无言语。我问伟南，伟谓不须。后有数信请见，不过攻伟南、岐山、余支南等。各埠多有此，然吾实无术遍接大众也，今已函问之。纽埠尤散尤难。然吾实无权，奈何奈何! 

章程仍望汝撰，因张孝等不如汝之深也，功课毕后为之亦可。须数日后乃能往纽约也。横滨两电皆问款，已寄千元矣。一公电称津、汉、沪、港皆开拒约会，请汇款济云云。此复问。 

康氏于1905年6月10日离开洛杉矶抵达华盛顿，此书作于6月16日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日。（参见谭精意：《〈康梁与保皇会〉序》，见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阻挠他见美总统的梁诚时任清朝驻美公使，康不久后作《再论梁诚赈事》予以攻击。“禁约事”，指1904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条约永远有效的法令，禁止华工入境。1905年5月4日康在洛杉矶已向各地保皇会发出公电，强调：“此事关我华人生命，于粤人尤甚，计粤人在此岁入数千万，若能破约，岁增无量数。吾国生计已穷，若美工尽绝，势必大乱。望大集志士，开会鼓动，电政府及各督抚力争，并以报纸激发人心，或可挽回。”（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113页）待面见罗斯福时，康又重申废止排华条约之事，并得到后者善意的答复。“镑价事”，指《辛丑条约》所定巨额赔款原以银两结算，１９０４年列强改定以金镑结算赔偿。康氏在加拿大时已闻此事，故打算再约见总统，争取以在野党首领身份谈判中止此变相勒索之举。但他是否如愿再见罗斯福，并无文献记载证实，须等到以后康氏《美国游记》刊布后印证。此函的突出价值即在首次证实康氏确曾拜会美总统之事。康同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乃父续年谱时，对此事讳莫如深，绝口不提。鉴于当时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的背景，此举似乎情有可原，但波及康氏遗作遭湮没则难辞其咎。康氏拜会墨西哥总统后，接连赋诗撰文以志其盛，在欧洲会见大小政要后亦莫不如此，准此而言，也必有诗文记拜会罗斯福事，而关文字未见存世，也归咎于其女。康同璧是系统整理康氏著述的第一人，《万木草堂遗稿》的编辑过程，也是遗稿受到删改的过程，例如将《印度游记》手稿与《万木草堂遗稿》整理本对勘，不难发现手稿已被改得面目全非。 

信中提及起草“章程”之事，并称将前往纽约，其中透露的信息颇具价值。７月康在纽约主持召开保皇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颁行《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它对指导保皇会未来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周伟浓著，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９）一书考定该章程由康本人起草并改定（参见上书第二章第一节），比照康信，此论应予纠正，这份章程必由梁启勋草拟。章程中不少条款与梁启超１９０３年游美时拟定的《罗生枝利保皇会章程》有雷同之处，可知梁启勋起草时是以乃兄之作为参考范本。 

“此人”指孙中山，起首几句话反映革命党与保皇党各自为争取华侨的认同和资助，将相互攻击的战场延伸到了美国。“芝埠”、“纽埠”，指芝加哥、纽约。周国贤是康氏游欧时的亲信随从兼英文秘书，他在芝埠保皇会支取车马费，引起当地会员的不满，使得康氏要亲自出马平息。其时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叹苦经，表达难以掌控大局的失落感，间接反映出他与北美各保皇会的关系并不融洽，缺乏实际掌控权，这也是康氏要在７月召集代表开会以整顿会务的原因之一。 

（四）1905年6月 

离索久矣，不知弟意识德性若何。 (汝兄近困甚。未知汝学费接续否, 吾筹得当以济汝。)得与张孝书，乃见弟之至性及才识，为之大喜。其“厚者薄而薄者厚”一语, 可为论人之圭臬，亦为人之根柢。汝兄之好处，全在德性厚，不然今之聪明者多矣，何所用耶?吾一生作事任国，皆从不忍人之心出, 非有所徇于外也。汝能若此，它日可成大才。吾喜极无似, 不意能进德若是也。望终一身以汝之言为依归焉。所论某人精当万分, 勉学自惭。 下月当来。 病无术可愈, 非离美绝应酬不能望也。筹款无术，四面交迫, 与汝兄皆苦甚，安得如汝之从容为学乎。此问 

动定 

两浑 

此书未署年月日，当作于初离洛杉矶赴华盛顿等地参观之际。“下月当来”，指７月在纽约开保皇会大会时与梁见面。所谓“筹款无术，四面交迫”，也是康氏要在大会上推出筹款新举措的直接动因。 

（五） 1905年7月22日 

得书甚喜。汝言是也。(我事多，一时误徇仪侃书而立发，未详思也。)我此次见汝，非常之喜，不独学问，乃办事、见识、耐苦无一不大进，再勉之。汝欲往何学，我必筹与汝。（闻有速成学，三年可入大学。）顷议院毕，所筹颇有得，各处银行股甚踊跃。（不知将来能实行否。）拒约事尤得手，《时报》已公议拨美金万扶之。顺此告。罗昌忽来见，甚可喜。此问 

仲策弟动定 

六月廿日 

信尾提到来见的罗昌，是美国檀香山华侨后裔，后娶康次女康同璧为妻，他于１９０６年春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故此信应写于１９０５年。康先前在纽约已与梁启勋见面，信中对其多有奖饰之词，其中应有赞赏其起草大会章程之意。《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明示“顷商务惟以专办银行最为大利”，计划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初期招股事项似乎进展顺利，康在信中流露出比较乐观的心情，期待能实现“集美金四五十万，便可得中国银一百万，即可开办一大银行”的预期目的。“仪侃”是陈继俨的字，他是万木草堂弟子，康氏倚重的保皇会骨干。“拒约事”，即本文1905年６月１6日函提到的抵制美国排华条约之事。狄葆贤创刊于上海的《时报》，是保皇会在国内的喉舌，在这次拒约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 

（六）1905年9月25日 

一、我遗下象牙嘴鞭竿一枝，未知遗下会所抑客栈，望即查获，代我存好。 

一、我是又责芝埠十人甚重，彼等怒如何，可查告。各埠皆我演说后立题名，至少亦得百余，惟芝埠却我，乃竟三个月无人入联卫。 

一、芝埠不独令牌不发，联卫不一做，乃至拒约款亦不一交。遍各埠无如芝之奇者，因何故？我欲再三函责之，可不可，复。仲策弟 

八月二十七日 

再者，我今欲令梅圣杰为演说专员，兼收款，如梁文畅一样，汝谓如何，可商定。其人热心矣，操守如何？今发来文凭，若以为可，可给与之，若操守不足则收回，派镜泉。如何，可复。 

(另纸附)梅胜杰爱国热诚，辨才动众，派充办理联卫部专员，并保皇会演说员，所至催收公款，会同该埠董事签名办理。光绪卅一年八月。更生。南海康有为印。 

保皇会大会结束后，康氏即在美境内漫游，此信用蒙大拿州比令市“北方旅馆”笺，主要谈及大会新订制度的施行情况。“联卫”是“联合卫身”的简称，联卫制是１９０５年保皇会大会新推出的会员福利保险制度，康氏将联卫部这一新设机构置于核心位置，会员“其不入联卫部者，几与不入会同”。加入联卫部并享受生老病死福利待遇的前提是交纳“月供费”，“凡交联卫月供者，收足十二个月后方能照例保护”。除了一年的月供费（最低六元），尚有义务性质的联卫“月捐费”，两费相加后的数额非常可观。康氏规定收缴所得与入会费一样，三成留本会，七成汇交总会，这意味着他可以总会长名义支配大部分费用。《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中特地举出芝加哥等五地保皇会为样板，称许那里多人踊跃加入，已具体实施联卫制度。但康氏写信之际已悉实情，梁启勋拟《保皇会会议改定章程》所述只是一厢情愿之词，数月内芝加哥无一人加入联卫部。这无疑是在断其财路，故而康“再三函责”之余，另出招数，打算委派专员督办此事。事实上这也是无奈之举，当时芝埠保皇会会长是梅宗周，梅氏家族在当地华侨中极具影响力，康氏既不便得罪梅姓势力，又想要财源通畅，遂有派梅氏宗亲成员督办的举措。信中提及的“梁文畅”，是美国保皇会负责人之一，代康有为向各埠保皇会收缴会费；冯镜泉原为日本华侨商人，曾任日本横滨保皇会负责人，时任蒙大拿州保皇会负责人。 

（七） 1905年11月25日 

明日入墨矣。美约一事，美人似颇知我所为, 若知可查报我。芝埠各事皆未举行, 其 

它尚可。若联卫乃筹款之要。今派卅人日本游学，派十人欧美游学，若联卫不大成，则我 

担此款甚难矣。望弟留意。 广智本太重实难, 有累我大局，吾决归还新招之股 (但不知连旧股清交好, 抑听之人，汝思之), 以松汝兄之担, 俾汝兄得游学也。今往汝卅金可收，学费足否?可随时告我。 (有书寄黄宽焯转交可也。)墨总统有书来接，此行于辟地或少有得。南洋购得一地廿余哩，稍放心也。此问 

仲策弟学益 

明夷十月廿九日 

康氏写此信时身处美国西南毗邻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州，用圣安东尼市“阿拉莫广场”笺。有关康第一次入墨的确切时间，《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及研究者的说法不一，据此函可确定为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美约一事”可参见本文１９０５年６月１6日函释文。此信对实施联卫制遇阻事仍难以释怀，直言其不利于人才培养大计。康有为虽然流亡海外多年，但一直坚信有回国执政之日的到来，因而培养专门人才以备日后执政之需，成了康氏欧游以来一直萦绕心头的大事。信中透露已派定四十人分赴欧美、日本留学，其中包括梁启勋、麦鼎华、徐良、罗昌等，几乎清一色的亲信子弟及其后代，反映出康氏“用人唯亲唯旧”的理念。有关近代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实应补上万木草堂留学运动这一章。由于财务运转不畅，资金短缺，不久后资助留学规模便锐减至七人（参见本文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３日函）。 

康在信中抱怨广智书局（保皇会投资创办于上海，由梁启超分工负责）股息负担重，无力承受向日本华侨股东派息之任，打算清退新招之股，目的也是想保证留学计划不受牵累。后来康并未行退股之策，改令香港总局输款顶股，但此举也未奏效，致使１９０７年出现因广智书局停息而股东哗闹之事。这件事也是导致康、梁不和的重要原因。 

黄宽焯是墨西哥华侨巨富，也是墨西哥保皇会会长。康在墨半载，即由黄一手款待并提供自己在莱苑（Leon,今译莱昂）的住宅，他也直接参与了康在墨的各项商务活动。１９０８年时两人因财务问题闹翻。此信表明初次入墨的目的在买卖地皮以牟利，及至入境实地考察后，才逐渐酝酿形成开大银行、办大公司的计划。首次入境，他也并未见墨西哥总统，研究者皆误信《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之说，实际是在第二次去墨西哥才拜会迪亚斯总统（参见本文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８日函）。 

（八） 1905年12月13日 

书悉。经年游美，所筹得联卫内外部计岁必得二三万圆，此外尚有公款清旧款、缴票款，一切累积之，以为杂费。今定以美金一万养欧美学者，华金一万养日本学者(恐不支，拟作商业支持之)。以此三万为度，真既竭吾力矣。派人除今林铎、国贤数人外，己令滨、沪、港公举同学有志者。岳崧之事我知之，其伙已有数书来，攻之甚至。（汤甚横悍，甚至谓我召之，而欲登报攻我。可告人勿信之。）然此事我知根由，其汤某言不足信也。其人实无他，惟少不可则掉头而去，及不识人情耳。（今其未接我书而去，想又有他支离。)汝有何他闻，可告我。今者汤言概不足信。此问 

仲策弟学益 

十一月十七日 

此信作于抵达墨西哥半月后，康氏仍惦念着为实施留学规划筹措专款之事。他估算游美一年保皇会的各项岁入，对联卫一部所得寄予厚望，并据此定下每年拨付三万元作资助留学专款。信中指定其游欧亲信随从林铎、周国贤等为留学资助对象，并要横滨、上海、香港等地保皇会推举候选人。“联卫内外部”，指当年保皇会代表大会通过实行联卫制度后，新设立的联卫内部、联卫外部，前者从事“救国”大事公事，后者经营“恤身”家事私事。“公款清旧款”，指各地保皇会截留未汇交总会的会费。“缴票款”，指大会新定以会票作为会员身份凭证，会员领取会票时须交纳一美元。“岳崧”指陈岳崧，在美留学，与康氏女儿康同璧关系密切。“汤”均指汤昭，美东保皇会负责人之一，不知因何事惹怒了康有为。但康在同时复谭良函中也表达了对陈岳崧的不满，“极喜人人攻岳崧。我敢思之，行遍全美，不得一人兼中西文而办事妥当者也，独忽然引去一事为太奇特耳”（1905年12月26日与谭张孝书）。 

（九）1906年1月16日 

陈煦者，昔波士顿创会者，今欲返国创电事，请我借二百美银。此人若何，应如何覆 

之？若能婉却，弟就近代复。倘其人确有旧，宜照料。弟查明复我。陈文惠在芝埠与人若 

何，彼言余变局相攻，是否可查复。此问 

仲策弟动定 

十二月廿二日 

“陈煦”，即陈熙，字永海，广东新宁人，曾在纽约电机公司学习数年，后任职于宾州电机制造公司。他于1903年初发起成立波士顿保皇会并自任会长，但次年即辞去会长职，谋求回国发展电机制造业。纽约的《中国维新报》曾刊出驻美公使梁诚为他开具的回国执业凭照。有研究者认为此事既表明清政府驻美机构对保皇会的“暗中帮助”，又属于保皇会为会员办好事的典型案例，“是保皇会为其骨干人员寻找的一条退路”。这是与史实不合的推论，陈熙此时与保皇会已无干系（波士顿保皇会会长已是陈国瑞），必因资金短缺而不能成行，因而向康氏借钱。康与他并不相识，遂有此信委托梁启勋代为处置。“陈文惠”，字菊庵，纽约保皇会会员，后颇得康氏信任，被派驻香港总会协助徐勤整顿《商报》及华益公司业务。 

（十）1906年3月8日 

仲策弟： 

久不得书，至念。顷欲招粤汉铁路股，望查美国各铁路公司获利实数，速交来 

以便作文。即派仪侃为招办人也。血书刻出无谓，前己令汝勿刻。今吾国人岂忧犹不能知此乎？此等过去已旧之方，服之何为？此问 

学益 

二月十四日 

汝若难查，可嘱陈煜，并作我问之。新住址可付来。 

粤汉铁路原系清政府在19世纪末托付美国美华合兴公司承包修建，后于1905年9月赎回修路权，改令湘、鄂、粤三省筹款分段修建。此信应作于1906年。康氏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交谊，打算由保皇会牵头在北美招股集资，支援粤汉铁路建设，具体指派“仪侃”即陈继俨负责招股事宜。“血书”，指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的“狱中绝笔”，其中证实有光绪皇帝托交康氏的“衣带诏”。关于光绪密诏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伪造”、“改篡”两种说法，康氏信中称血书为“过去已旧之方，服之何为？”，“刻出无谓”，并不隐讳其只是时效性的谋略布置，似可进一步证实王照的“伪作”说。 

（十一）1906年3月28日 

仲策仁弟: 

两书悉，忙极。各事想悉，一切俟面。孝事欲托弟查也。复问 

动定 

三月四日 

（十二）1906年4月3日 

九月后此学费可向张孝支取。代办总局收美中款，设于纽约，支离甚多。吾与张孝共事久，见其缜密精细周到，甚欲以财权托付之，惟其辈小而僻，汇兑还港及各处未便，汝谓如何? 

汝兄决欲游学，吾甚以为然。昔苦无款，惟汝兄手尾须四万金，乃能掉臂游行，而学 

费、家费尚在外。此事极重大艰难，然欲汝兄成此学，不可以已。吾已拼力任之，已复汝兄矣。 

今所最要者银行一事，各人皆不知，真可惜。今朱萱以五十万得江南全省，岂不大便宜！ 

汝今歇学，可为我多作书，一鼓舞各埠(书当极详)，一解明于滨、沪、港诸人，免人只知铁路而不知银行也。（惟汝知之至详，又可为我作一详书寄加拿大君勉收，彼来招路股也。) 

桂林拱藩皆佳。藩张鸣岐有书与汝兄，邀博往。吾欲博就袁，惟桂未有银行，我欲博 

领出国立银行，若领出后招股自易，此大机也不可失。可详告汝兄及博商之。铁路粤中已 

得五百万，不患不成。只为公益则成矣，无须吾会之助，而铁还为吾银行之累矣，今当力 

挽之。此复问 

仲策弟动定 

三月十日 

此间无船往巴西，将再返美，不日行。此地华墨银行日间开，已电君力还司理。此间买地事诚可人，在美中有送我款者。吾买地二千九，一日而售得三千七。又买一地二千一，今又有还三千者矣。吾今以保会合于商会，做此银行(已买地四万元)，或美保会得所赢以还旧而养学者也。 

此信写于墨西哥莱苑，用保皇会笺，所粘邮票上有硬笔字“４/３/０６”，即１９０６年４月３日。信首让梁启勋向谭良支取留学费用，因上一年定下留学规划后，康指派谭具体经管学费收支。此时康、谭两人关系密切，华墨银行开张之际，康首先也属意于谭担任行长。“代办总局”，是为应对各埠保皇会私截会费等公款而设在纽约的临时机构，代替香港总会行使收款职能，但因具体负责的梁秋水等人未按康旨意办事，致使“支离甚多”。不久后康即决定以其本人为代办总局所在，直接从欧洲调派亲信来美充当收款人。信中对梁启超留学一事虽表示赞同，却又强调极其艰难，未必真想玉成其事。因此时康游兴未尽，颇思再作欧游并专心撰写新著，不想被具体会务牵绊，故前后致梁启超函皆嘱咐其“专心办事”，梁在复信中也未曾提及留学事。 

有关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０７年间康氏在墨西哥经营商务投资活动的情形，一直因缺乏资料而成为研究空白点，此函及本文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８日函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相关信息。康氏入墨不久就形成通过炒地皮获利以开办银行的决策，认为“墨中办银行最宜”，“今决聚全力以为之”（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致谭良函）。此信再次强调“今所最要者银行一事”，并要梁启勋代他致书各地保皇会及在加拿大招股的徐勤（字君勉）等重申此要旨，俾全会思想行动一致。他希望弟子麦孟华（字孺博）也能去广西桂林办银行以便招股创业，而非应广西巡抚张鸣岐之招充当幕僚，即便从政，也应入袁世凯幕。由此信可知，在墨西哥筹建华墨银行一事进展顺利，已在当年四月上旬正式开张，由康氏调派美国保皇会负责人梁启田（字君力，梁启超堂弟）入墨负责银行业务。据康氏当年一月、六月致谭良函，银行并非梁启田一人掌管，也不是研究者所言黄宽焯担任行长，而是实行多人共管。此前康氏已虑及一人操权的隐患，“墨银行大利矣，所信宽焯耳，以非常大利托之一人，险甚，然亦无如何也。”（１９０６年１月１７日致谭良函）与墨西哥政府签约后，康氏即调来美方保皇会的谭良、梁启田与墨方保皇会的黄宽焯、黄日初、司徒国荫五人共管。银行的顺利开办，缘于投机炒地奏功而资金骤增。康氏在信中表明，是他用受赠的私款买地获利，凭一己之力办成大事。比照信中列示的获利数额，他在致梁启超信中另有算法：“墨地大溢利，吾去年以五百买之一博洛（block,墨西哥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编者注），今卖得八千，所获几廿倍，顷更待万数乃卖。”（１９０７年４月８日致梁启超函）两种计数出入大，原因不外乎地市行情持续兴旺。至１９０７年尾地价仍在上涨，促使康氏再度出手购进，“此次入墨为保会筹款，购得地十余博洛，可值十万金。今竭力设法，欲再得十余博洛，可望多十数万。保会向无根基，今乃得此可恃之巨款耳。”（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４日致梁启超函）然而到了该年底翌年初，墨西哥地产泡沫破灭，地价大跌，“墨地无人过问”。不过康氏依旧持乐观期待的心态，“墨事大差，地价减半，至每博洛仅得五千。计待电车成，可得万，故今决不可卖。”“岁暮售墨地，必可得十万，然今春无法。”（１９０８年３月致梁启超函）以后的发展情形与他的乐观预期恰成反照，１９０９年３月２５日，康氏外甥游师尹在墨写信向他报告：“虽墨地赚钱，惟地未卖，工金支销太多，至赚反舌。”地块卖不出，不能带来预期增值，反因雇工维护费支出大而亏损。迟至１９１０年，已栖身南洋的康氏仍巴望着尽快脱手以兑现，“今惟令卖墨中公私之业，吾亦有地，令卖之（恐卖不出）以糊予口。”（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３日致梁启超）依康氏的说法，他购进的墨地后来被黄宽焯私割占有了。 

（十三）1906年11月2日 

仲策仁弟: 

违离后未得书问,应商事如下 (若铭三来,可示之同商): 

一、有多人言, 岐山近大变 (以讼落) ，不理会事 (岐信酌投, 若无济则不投也), 并及弟绝不整顿者。 应否另举人, 或岐仍可策励之处，弟酌行。若易人则江昌绵极佳 (若望不足，则天铎为正而昌绵副之, 如何?), 或由我派。 抑不易正而生铎、绵二人为副, 如何?或拔胜杰（以梅大姓）为副可否, 可酌行(一一详复妥办)。今热心人甚多怨，望弟不能置之, 否则为热心人所怪，则大失望。 

一、制铁极要, 惟林铎文弱 (且文学甚优)，宜于文科而不宜于工科, 今虽已入学，似宜仍改归文学, 以备将来开西报及外交之用可也。可与商定。(铎弟书来悉，即以此复，故学费未加。此剪示铎弟, 并候国贤弟。) 

一、陈煜, 我许养其学费, 不意张孝不理, 致累之。弟提琼翠百金给之甚合，可源源照应。已告铭三, 再给学费时, 此百金即扣出。 可告之。 

一、吾今颇能为保会筹款(以墨地故)，吾欲汝家支定款, 及任支定款。久无复书，可复,以便此后照发。 

一、陈煜若欲入必珠卜铁学, 吾可荐之。必当觅一人入学。 

一、电版可觅一人学之, 以为诸报用。切嘱。此问 

学益 

更生九月十六日 

此信写于瑞典，起首一节是商讨芝加哥保皇会会长人选事。“岐山”、“岐”均指梅宗周，时任会长，康氏听闻他因打官司败诉而不理会事，兼之该会拒绝推行联卫制度（参见本文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５日函），遂起意更换会长。“天铎”即林铎，康亲信随从。信中虽未指定会长，而让梁启勋负责操办，但从今存江昌绵领衔芝埠保皇会致康函来看，梁最终还是让康称为“极佳”人选的江继任会长。 

此信表明康有为继开办银行后，在开发实业方面形成了另一项投资决策，即创办炼铁厂。为此他想让保皇会资助留学的陈煜入“必珠卜”（Bridgeport,今译布里奇波特，美国康涅狄格州工业城市）钢铁学院学习，因康氏在美游览期间，该市“铁汽腾天，皆铁厂为之也，皆伽利忌之物也”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钢铁大王卡内基创办的钢铁学院也被他誉为“大地绝伦之铁校”。他从卡内基成为美国首富的经历中，从德、美两国成为世界“强霸”的现实中，体会到钢铁制造的重要性。他的思索所得集中在１９０６年撰写的《募开制铁厂章程序》一文，其中明白写道：“吾尝论所以济中国、济同志者，曰纸铁、纸铁”，“凡文明之事物，利用前民之杂器，莫不赖铁焉！”，“为纸币乎，吾既倡银行；为铁乎，当开铁厂。纸之与铁，为富强之具，阴阳相因相成而不可缺一者也。”对于在墨西哥炒地获利前景的看好，则促使康氏急切开办炼铁厂。信中未谈及办厂具体步骤，但从这一年委托梁启超在东三省“试水”之事而言，康氏似属意于在国内办厂，只是因后来梁在东北被人骗去资金而告止。 

信中提到的“琼翠”指琼彩楼酒店，参见本文1908年11月27日函释文；“铭三”，指汤铭三，汤觉顿之侄，保皇会骨干，后自杀；“ 任”，指梁启超。 

（十四）1906年12月30日 

得十月廿六日书悉, 宜怒极。 云尽归诸款于寿、闲等，云今不可得，知在美者为尽力鼓舞股东，令其明知路已久截又腐败，不截亦不可交，令其改为铁厂，此为尽在美之力。至人才非所患，吾决用外人，瑞典(国小)人甚可用也。借才异地，今不得已也。汝笔舌并长，何不往纽助铭三乎？然无论如何，汝当专心成此大事。复问 

仲策弟动定 

十一月望 

季直必为党魁，吾早言之。移植党于内地，今尚未能也，汝岂未知乎？然全问得款如何。 

今新改会，吾欲分数等会员（如各秘会法），以出款为定。汝可思之。其至下者，亦每人每年一二元（汝可与众商）。入会者须美银廿元。（至少十五元。汝谓如何？以致利为比，则应卅元。） 

此信作于德国柏林，所述三点内容颇有助于了解康有为的商务谋略及保皇会内部改革情况。第一是粤汉铁路股资的归向之争。粤汉铁路于１９０５年收归国有，由广东等三省承建，保皇会遂在美洲进行招股活动以示响应，本文１９０６年４月３日函已提及委派徐勤在加拿大招股事。而同时香港保皇会华益公司总理叶恩也在美国招股，并顺利集得股款５０余万元。由于主持修路的广东官府营私舞弊，即徐勤向康报告所称“省中善棍把持路事，中外同愤”，因而路股截收后，康氏决意鼓动美侨股东将路股转为华墨银行股票，投资于制铁厂的建设。但叶恩以股东拒绝为由，不同意移作他用，仍将股款汇回香港华益。“寿、闲”，即邝寿文、梁应骝（字少闲），均系华益公司司库。因而康要梁启勋代他游说股东转投股资于制铁厂，要他“专心成此大事”。 

第二是雇用外国专门人才理财的设想。借才于异域之说，在戊戌时期康氏变法条陈中已有显现，在美洲的两年经历，随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了解趋深，以及面对商务投资规模扩大带来人才匮乏的局面，康氏除了指定弟子留学深造，另一应急之法即“借才异地”，就像先前雇用美国人荷马李担任保皇会军事教官那样。此时他迫切想觅得的是金融管理人才，属意瑞典一地，盖因他游欧期间在那里逗留时间最长而已。信中提到的汤铭三，也在致谭良信中转达康氏旨意：“佛甚欲用西人，罗生银行家可用否？乞细查复佛。”（《康梁与保皇会》，７２页） 

第三是提高入会费标准。保皇会自１８９９年成立于加拿大以来，向无交纳入会费的规定，而是采取自愿捐款的形式，名曰“同志份金”，以一美元为最低额。１９０５年保皇会大会通过的章程中，新设“会费”一项，变自愿为强制，规定入会费为“美金五元”。此信距新规定施行不足两年，康又打算成倍增加入会费标准。这间接反映保皇会在美洲发展势头正健，他不担心因抬高入会门槛而遭冷遇。尤其是康氏受国内立宪运动发展的鼓舞，意欲将保皇会朝大政党方向改组。“季直”即张謇，１９０６年被推举为江苏谘议局局长，俨成国内宪政党领袖。康氏显然也以“党魁”自居，以往惯用的“会事”二字，也已改称“党事”，他只是觉得“移植党于内地”的时机尚未成熟。康氏拟定的高额入会费，显然未得到梁启勋的应和，数月后召开的帝国宪政会大会，规定的入会费是“十大元”。保皇会收取入会费的举措，后来也为在北美的孙中山革命党所效法。 

（十五）1907年6月18日 

仲策仁弟: 

学生会事已决布告，将来拟拨些会费供笔墨。陈煜书收 (可以此复之，不另), 电车全未开，一二月亦难定, 嘱其勿候，惟我或带彼往欧也。在墨已改百万大公司矣 (去年旧公司, 每股分五元), 岐山、天铎等欲以芝埠铁路股改银行，可促其议定，以便登报。在此久候公司注册签名，竞费廿日, 不自由莫甚。今尚须再候数日乃能了。(事毕入墨京见总统，数日乃入美。)追思吾国二千年之自由 (商务与官无关，亦不须律，而能泰能安), 中国道之以德之极至，诚大地无有也。 此问 

动定 

五月八日 

此信写于墨西哥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城。康有为第二次入墨后的商务规划设想已非初入时可比，他要同时推进多种大的实业项目。此信谈及其中两件事的进展情况，一是承办电车公司，二是扩大银行规模。所谓“百万大公司”，必是指设在托雷翁的华墨银行，其性质是以贷款为基金的投资公司。康在第一次入墨后致谭良信中提及要先开一家“四五十万之银行，若有大力，则可作百万之银行”，因为贷款利率很高，“墨税甚贵，每百抽六”，“若自小公司展大者，则将来不须印花税。故今决先开小公司，以省将来之费也”。相对于银行的顺利扩充，电车公司之事则进展迟缓。１９０７年向墨政府申领承办的电车公司，地点设在墨中南部城市莱苑，因保皇会在该地买进大片地皮，康氏期待通过建设有轨电车，改善交通设施，从而使地皮升值，其商业谋划可谓周详。康氏对此也抱有乐观预期，他通报梁启超：“墨中承得电车（长八英里，有非常大利）须款三十万。”（１９０７年４月８日致梁启超函）写此信时也认为一两个月内就能开工铺轨。然而事与愿违，因钱款不到位而不能动工，而承办合同规定１９０８年５月前不开工，“则墨官取还”，即买下的电车公司由墨政府无偿收回。康氏自下半年起不断催促美保皇会负责人冯镜泉拨款，在地皮售不出、华墨银行巨款为广智书局支去的情形下，他只有让美国方面筹款。从冯在１９０９年９月至次年３月间给谭良的数封信中，可知他被康氏催款函逼得焦头烂额，“莱苑开电车，总长来书紧逼取款开办”，“总长屡次来信，云甚忧，莱苑电车开办，紧用大款”，“莱苑电车用款甚巨，总长来示甚急”（《康梁与保皇会》，１６９、１７３页）。康氏也在信中表示：“今墨中电车路需款甚巨，日日催款，甚忧不能应之，则大局碍矣。”（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９日致梁启超函）他的话可谓“不幸而言中”，至合同到期后此事仍无进展，对此康氏归咎于谭良擅自从美国的筹集款中挪走十六万。这也是两人１９０８年８月后关系决裂的主要原因。电车公司后来并未被墨政府收回，被康派去墨西哥收拾残局的徐勤，在１９０９年底致康信中建议：“电车出售为第一上策。”直到１９１０年３月，已在南洋过窘迫日子的康氏不得不黯然表态：“决意卖之，收拾余烬。” 

信中提及拜会墨西哥总统事，康氏后来有长诗《谒墨总统爹亚士于其避暑行宫》及专文《谒墨西哥总统对问记》详述见面情节，时间是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另据黄宽焯所述，陪同康会见的有其弟黄潮清等，时间为７月６日。（参见《康梁与保皇会》，１８７、１８９页）与此信所述有出入，应以康说为准。康在此信中两用日语借词“自由”。讽刺的是，他曾批评梁启超写作的恶习在于“掇拾东文入文”，并谓：“汝观吾文，肯妄用一日本字乎？日本变新制可采，若以中文造恶俗字则不可从也。”康似乎与张之洞一样也遇到避无可避的窘境。 

（十六）1908年11月27日 

仲策仁弟： 

久不得问。顷上被袁贼毒弑①，吾哀痛甚，国事未可知也。党事所需甚多，而公款无出， 

全仗琼翠②，且须为广智交息。任日来请款而无以为计，今必须收琼翠全权乃能办。张孝不妥，不得令其再预琼翠事。谭昌奇横大胆，竟敢抗吾所命之黎华两月，又以眷盘据四层楼（所办画值十万 

③，今内地不销，当运返美，不能另租糜费）。谭昌一无所有，于吾借五百做股未还，又在公款借八百买妾，而敢如此纵横，实为奇横已极。吾决逐之（若再支离），并电芝革其会长。此事关吾党事甚大，吾拟派紫珊或逸君陆续来办 

④。唯彼盘据，有非常之心，弟可就近婉劝责之，令其勿生事、勿抗命，尚可从轻也。此问 

动定 

甦十一月四日 

①光绪帝死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康有为认为是袁世凯下毒所致。 

②琼翠：即琼彩楼。１９０５年１０月谭良建议保皇会开办酒店，以赢利所得作为资助留学款。康予支持并称此为“兴学育才之大举”，并命谭全权办理，酒店于１９０６年夏在芝加哥开张，店名“琼彩楼”当出自谭良。康曾去信表示：“知芝楼批成‘琼彩’，二字太劣，何不曰‘华严楼’，抑曰‘移风’、曰‘华粹’、曰‘馔玉’？”因谭良久在洛杉矶开业行医，酒店日常营业由其弟谭昌具体负责。琼彩楼至20世纪20年代仍在营业。 

③所办画值十万：康氏游欧期间陆续买入一批油画和古董，曾运往香港沽售，梁启超在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６日向康报告：“香港一帮古董，困死十余万，弟子谓当减价售去，先生谓如何？特恐减价亦无过问者。”康在３月９日回信说要将画作“陆续运还美估之”，写此信时当已运抵。估计这批画数量较大，须占用酒店第四层楼摆放，谭昌家眷正居住该层而不肯让出，故招来康的怒斥。 

④“紫珊”，指冯镜泉；“逸君”，指陆敦骙。 

此信写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连同本文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函、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３日函、１９０９年５月２日函，四件信函的内容都与“琼彩楼”之争有关，为重新审视此案及康有为与谭良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原始凭证。 

作为保皇会在美洲的两件要案之一，“琼彩楼盗款案”因新出资料而引起关注，已有数篇论文进行专题探讨，如莫世祥《康门在商海中破裂——对有关芝加哥琼彩楼债务纠纷的若干信函的述评》（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蔡惠尧《康有为、谭张孝、琼彩楼》（载《历史档案》，２０００年第２期）；若干传记和专著也辟有专节讨论，如周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琼彩楼债务案分析》。这些研究均依据 

由谭良外孙女谭精意提供的一批资料（其中百分之三十的资料由方志钦先生编为《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按：“汇编”应更正为“选编”），并且将此案等同于康、谭两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然而细检这宗资料中康、谭往返书信内容，会发现他们之间并无原则性冲突，康氏问罪发难的理由多少都有些牵强，且经谭氏反驳后承认是误会所致。譬如康列出的一项最大“罪状”，是谭擅借华墨银行十六万元而两年不交利息；谭则详细列出账目单，证明两年里经手酒楼款共六万六千元，且属公用而非他个人借款，“请问代先生做生意之款，应责弟纳息否？”“先生存弟之款，今日拨东，明日支西，款无停贮，支无定候，又安有息可生、有息可扣？而先生孜孜以此相责，岂能为无米之炊耶？譬如铺店之掌柜、阔老之管家，代人管银卖买，而东家必要该掌柜、管家纳息与之，有是理否？今先生之责弟纳息，何以异是？”对此反诘，康复函承认自己“过疑”,希望“各省躬思过”，不再提十六万款数，转而责备谭借四千元商款两年而不付利息。谭对此并未否认，“至尚欠之款，尽法筹画得来，一笔还清固是大幸，倘事与愿违，亦止有照旧按日提还之策耳，望先生将就之。”四千元的利息，比起康动辄拨付爱女或梁启超千数百元来，实在是区区小数，尚不致使康与其倚重的骨干决裂。谭良在自辩信中主动表示配合账目核查，“各数之对否，琼楼数部对否亦可交铭三查办，余外如仲策、梦铎等亦可着其公同查复，以定弟子有无以多报少之罪。”那么康氏又何以要为派亲信查账一再受阻而发怒？ 

这些疑窦无法从谭良所藏资料及相关研究中得到解释，而康氏致梁启勋的这四件信函恰好起了解开疑团的作用。原来抵制康氏派人入店查账，被康视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是谭良胞弟、负责琼彩楼日常运营的谭昌。四封信中先后胪列谭昌的各种“罪状”，包括诡盗公款、抵制查账、拒绝任命、公款买妾、擅入外股、盘踞公房等等，一些指责不惜前后重复，可以想见康氏执笔时的恼怒心态。而他的失态也缘于过度夸大琼彩楼的作用，在各项商务投资相继失利或陷于困境的情形下，视酒楼为振兴希望之所在，“芝楼所关大局甚要”，“党事所需甚多， 

而公款无出，全仗琼彩”，而无视当初办酒楼的目的只为资助草堂弟子留学这一事实。谭良虽身在洛杉矶，不具体管理酒楼业务，但在康看来也难脱干系，要对乃弟的胡作非为负主要责任，也一并在驱逐之列。 

（十七） 1908年12月20日 

仲策仁弟: 

国丧痛甚，惟袁贼毒弑, 摄王①甚恶之, 卫军亦与彼不对立。 今《实录》已删戊戌，党禁计可开也。 

芝楼所关大局甚要，已拨数万救任及政社、广智②, 若不整顿，听谭横据(纽、港局今如此), 无从筹款，任百饿死。 今一切只望芝埠，谭昌横甚，敢抗我令(吾令不行，岂能办事，闻派季雨③、黎华皆不受，至数月)，誓必逐之，并革会长，万不能留。(若不能, 吾必布告，彼安能抗，徒激我怒耳。 ) 弟可助铭三、黎华逐彼，切勿徇情 (否则吾大怪弟)。 以画十数万须运还芝, 必须四楼 (且须华照料), 所关甚大。为此特告。即问 

学益 

甦十一月廿七日 

①摄王：摄政王载沣。溥仪继位为宣统帝，因年幼而以其父为摄政王。 

②任：梁启超；政社：政闻社；广智：广智书局。 

③季雨：康有霈，字广泽，号季雨，康有为堂弟。 

（十八）1909年4月12日 

振华大叛，明言不党。 初则日言党党，今则言不党不党，敢于明叛，似挟官势，大奇大奇。盖铭伯①大奸人, 卖吾党者也。诱得叛徒，又得二巨商有功者以售其奸为奔走，于是深入吾阻而刮数百万矣。盖奸人之雄也, 全党皆为所卖矣。今虽能容之，后起者纷起，是引人人作叛，则诛之不可胜诛。旦诚如仪侃言，何以对织布②一事也。故因任、勉及党中大愤，召商己定, 若彼决据，必函西抚撤之，并布告内外, 令人收回股本。虽明知生大波而实无如何也。少闲面见，已一一供出。故已令少闲函告以决意事(一布告二函西抚)，订明三月初一必须电复(陈兵以待)。 今吾远游，两电港问未复，汝等就近, 可与约问之。 若彼决不归党，可电复我，俾我布告并函电西抚(此事已决裂)。若彼就抚，恐其(阳欺)一面据款, 除已派勉为总理外，勉未到之前, 派仲策代勉会办签名收款，随其游埠收款，并查前数，一一妥办详复。以仲策能严直不徇，故兹特派, 俟勉来乃交卸，勿以方读书而诿卸也。特告此与 

仲策、铭三弟，并示同璧、季雨 

更生闰二月廿二日 

云樵已叛(彼曾在任前攻我, 而任大责之,反告我)，闻其攻我于仲远前 

③, 仲远信之。 可解告远。 

①铭伯：刘士骥，与康有为是同科举人。 

②织布：织布局，１９０６年由叶恩设立于香港，该局也在美洲成功招股二十万，具体事务由陈继俨（字仪侃）负责。 

③云樵：欧榘甲；仲远：陈焕章。 

此信写于瑞士中北部城市卢塞恩。被琼彩楼债务案和振华公司哗变案困扰的康有为，无心欣赏“欧洲大公园”的旖旎风景，忙于布置应对举措。信中所述反映出他处置振华案的谋划特点在于表里不一，内外表态有别，试图挽回案发后的败局，在财务上夺回招股所得巨款，在政治上消弭因内讧而在美洲华侨中留下的负面影响。信中隐约显露的杀机，也让人对不足一月后发生的刘士骥遇刺案有不同角度的认识。 

康有为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就振华案相继发布《振华公司股东禀帖》、《驳叶惠伯振华公司公告》、《请拿乱首欧榘甲等禀》、《张鸣岐受贿包庇逆贼欧榘甲据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证书》等多文，其中攻击的矛头均直指帝国宪政会招股代表叶恩、欧榘甲、梁应骝以及广西巡抚张鸣岐，而对一同来美洲招股的广西候补道刘士骥则有褒无贬，称“刘道士骥身为大员，必不肯从彼党为乱者”，着意将刘与诸人加以区别，认为后者担心刘士骥“知其隐情，皆必不能容者”，故而有欧榘甲买凶刺刘之举。然而此信中对梁启勋表达的实际看法，反衬出这些说辞都是虚饰之言。信中直斥刘是胆敢明叛的“大奸人”，是出卖全党的“奸人之雄”。他在稍前致梁启超信中，也细数刘的罪状，视之为振华哗变的元凶，痛恨之意溢于言表：“龙门某道十年患难不改，乃今正资以卖我也。今闻其复勉等电，云振华为国不党”，“彼之心术乃大明白矣。今彼取吾之叶、刘诸元功，欧、梁诸同门至亲而利用之，乃深入吾重地，刮取数百万而去，乃又以奏案相恐压，日言为党，今则言为国不党矣。此事张坚伯亦为其所卖，彼弃两道缺不取而奔走于美，其意盖欲探取数十万为将来计。而吾某某乃皆有叛心而同啖厚利，于是内外合矣，大事成矣。人心之坏如此，可惊可畏。”两种说辞全然不同，其中必有难言之隐。此信中认为刘的叛变之举会被他人仿效，如果对此容忍，“是引人人作叛，则诛之不可胜诛”。类似杀气浮现的表述，在处理琼彩楼之争中已有显露，而振华诸人对保皇党的打击之大，远非谭昌可比。徐勤在党内负责处理善后事宜，专干“脏活”，难保不会再起杀机。虽然康有为一再撰文为徐勤辩护，振华欧榘甲等人始终断定刘士骥为徐雇凶手所害，也并非空穴来风。 

康氏写此信之际，振华招股诸人尚未离美，他布置了几条有针对性的回击措施，其中利用已倒戈屈服于康的梁应骝出面布告，并向张鸣岐发函陈情，以及任命梁启勋代替徐勤全权负责追款之事，都是今人相关研究中的盲点。 

（十九） 1909年4月13日 

铭三、仲策弟(示同璧): 

铭书收悉。(尽税速办，安能问美领为据。) 

二谭贼盗据公款数万，牵累大局, 墨几倾倒, 庇为救纽①、墨亦力竭，罪大恶极，实不能容。 

此事铭误信彼于先，又纵奸于后，实误大事。即仲策自知内容之败而不发作，亦有咎焉。此事大谬，吾在美已知之，一派兆生, 二派宜甫, 三派铭三，四派雨②，皆不能办，无可如何。 今至派璧及国贤办理，仲策闻甚出力，应于此次助同璧、贤彻底一清，勿使再累。吾去春为此事病数月, 铭尚复置之不理。安禄山之叛，乃杨国忠养成，虎兕出柙，是谁之过?今宜助同大众一律清之。一言蔽之，谭贼大奸, 吾党必不与之共事。吾身有几难, 为之累呕血。彼实无一文之本 (良四千，昌五百，皆借公款), 必逐彼离店, 代之顶股, 一清百清乃可。再不得已，亦当令彼不得与事，同于外股。(然此亦多萌孽，恐又生他患。)彼奸心，实办事以来未之见。彼挟出名, 则可率全美各会作证, 令攻彼伪医以去之。否则在粤抄没其产，必不容彼共事。(勉尚有他言，可览其信，盖公款万难容其盗据也。) 

办之之法，一面与各股东商布其罪。(此则无可隐，否则布告全美）。谭良盗《国事报》③ 

股数百，经挨士多利 

④全埠所攻，良又欺薛锦琴 

⑤为彼做工，支工钱而在我处支款数百, 经薛函攻。此其猥琐之盗，真不可言也, 可布告之。谭昌则汝等应知之矣。 

汝二人皆与彼二贼相好，向来容庇，至生大祸，其故不解。即或汝二人或因学费不足， 

时与借贷，亦贷公款, 与彼无与。勿因感彼区区小惠而不顾大局也, 可破除情面办之。彼向以汝二人为饵，而彼收其实利，今铭三几身破名裂，实为彼所卖，岂尚不知悔悟耶?譬在罗生，彼供养我甚好, 然所谓饵也，彼以吾与汝二人为鱼而少投其饵。今出钩之后，恨应彻骨,岂可复感激投饵之人。故铭三之愚亦至甚矣。及今改之，要之今者是对待大贼, 尽力尽德办理，无复分毫之情。若汝二人尚存情，则是不顾败大局而感小饵。则非特愚不可及, 几于助叛同科，则与彼并分其罪，非吾所知也。国贤、振华二人与彼无交，可尽力办之(此书或并示贤华)。此告。并问近好。 

闰二月廿三日 

党内及国事，汝等想得任书应知之。任即起用，惟苦用度皆绝。(东中学者久支半费， 

今乃至半费亦无，频书告急。纽、港、庇皆竭，今惟有芝耳。)吾令任向芝取款，可筹美金一千应之，多更好。(吾嘱电二千来, 为分与任也。若未全汇来，我可分半电汇任。)至美中各人学费, 去腊函璧已转告，想知照矣。百度尽绝 (同照可恶 

⑥，决勿支费)，实无力再养学生。今除仲策四百、国贤四百、林铎四百，徐良、王驹四百 (另尹限三百，璧五百) 

⑦ 

，此外皆停。今夏课已将停，至六月后各应停者，皆告知自为计可也。(良、驹已由庇照料。)以上数人岁共支二千四百耳，以此为定。 

一、芝楼之老本息，未分过一分文 (孝原议章, 订每两月将溢利分一次, 充学费), 其借去二万四千, 三年未交一文之息。孝贼欲以所支万余金扣本，无论初办芝楼专为养学, 而所交商本年年须息, 万难扣此巨金以作学费。今即无老本息可分, 而借去之二万四千，三年之息亦应万余。所立之单，皆一分息，每三月转单，本息清还，息上加息，必应万余。即以此扣支去学费可也。若欲以所得之钱扣老本，而三年数万之息一文不交, 在贼则智矣, 其如公款何?吾写此事不啻百回，而铭三两年不以此事复一字，不能不大怪恨之也。今决定，义必当追息上加息之息，以支学费（二万四，三年）。其股票本钱初次一万四千五百（内二千五百不属公款），后二万七千五百，实为老本。惟彼后次擅作一万六千股票, 必当理清。 若必不得已（度讼不胜），则此十一万五千之本，亦当作借款追其息也。 

大端略具于此。言之千万，铭应了然，但徇情耳。今必宜照办。铭徇情一年，又不知去 

实利万千数，诚可怪也。且闻铭为总理而先签名于银, 则听昌取款，致有借外款入外股之 

事，铭尤不能辞咎。欲面面皆关，必致累；面面不关，而自累其面而已。 

闻今已入外股，又借外债，以为牵制之具。谭贼昔年强借二万七千五百之款, 为陈氏擅入外股万余而赎之起见。铭三破例擅与巨款以赎此，盖以外股外债之万不可云尔。今亲在芝督理，一一皆须签名, 奈何亲蹈覆辙，实不可解，既纵容谭昌作弊，复不告变，真是养成大患。一一皆汝铭三之由，吾无以为汝解也。此责铭三。 

更生 

（以上诸纸言芝。） 

①庇：庇能；纽：纽约。 

②四人分别指林兆生、陈宜甫、汤铭三、康有霈。 

③《国事报》：《国事日报》，保皇会在国内的喉舌，１９０６年９月创刊于广州，由徐勤负责。 

④挨士多利：今美国俄勒冈州的阿斯托里亚（Astoria）。 

⑤薛锦琴：保皇会针对慈禧偏爱女留学生的特点，于１９０５年资助薛留学美国，是要她日后归国伺机刺杀慈禧。康有为与谭良往返书信中在“养五十”一事上有分歧，有研究者考证其意是供养五十名刺客，显然是误解。“五十”典出李商隐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代指薛锦琴。 

⑥同照：康同照，康有为堂兄之子。 

⑦仲策：梁启勋；国贤：周国贤；徐良：徐勤之子；王驹：王觉任之子；尹：游师尹，康有为外甥；璧：康同璧。 

（二十）１９０９年５月２日 

仲策仁弟： 

来书悉。近闻党禁将解，书到或先知之，汝兄或先还用也。顷因芝琼牵动， 

内外困绝，东京学者皆停饷。张孝诡盗，铭三误发数万款与之，致令牵倒一切，墨事几败。累派铭、雨等严办，彼皆徇畏，无可如何，派同璧督同周国贤办理。谭贼之据此楼，实出梦外，宜勉①欲杀之也。今全局几全败于此，弟学费亦无出。可帮阿璧严办，逐阿昌，务令谭贼脱股，收回全权，乃为了事。张孝本三千，昌五百，皆借自公款。彼实无一文，而借养学生为名诱我，借数万之款，息一文未交，而欲以支迤汝等（养学生）万金扣本，此万不可行也。余问铭三尽悉。若谭贼真敢恃出名相争，必将布告，合全美各埠攻之，并在内地抄其家。岂有全会公款而可以一人窃据者乎！惟汝善为之。此问 

近好 

三月十三日 

有信寄曼宣②转可也，吾行近无定。 

①勉：徐勤，此处披露他曾想杀掉谭昌。 

②曼宣：麦仲华，字曼宣，麦孟华之弟，后娶康氏长女同薇为妻。 

上列书信凡二十通，写于1904年12月至1909年5月间。其间康有为行止无定，但主要滞留在美国和墨西哥，尤以居美时间为久。受信人梁启勋（1879—1965），字仲策，系梁启超仲弟，早年也入万木草堂师事康有为，后赴美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12年回国。康氏致梁启勋的书信，此前从未面世过，这批信函借梁氏档案公布而首次披露，不啻向研究者开启了一扇窗口，它不仅为具体了解康氏海外行踪提供了准确线索，为梳理康氏与美洲各地保皇会、帝国宪政会之间的人事纠纷和亲疏离合状况提供了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宪政运动的性质、规模及其兴衰过程提供了可靠依据。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已在初步构想超越“以农立国”的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水平，代之“以工立国”、“ 以商立国”的现代社会发展蓝图。此后多年浮槎海外，直接接触西方世界各种新气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和运作模式有了切身体会。这批信函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他在深化认识和开阔视野的同时，试图从各方面推进和拓展戊戌时期的维新变革主张。除了通过两次保皇会代表大会的章程修订，试图引入现代政党的运作机制外，康有为在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以振兴商务、开发实业上，更是雄心勃勃地大胆实践，在招股集资开发金融业、开拓实业建设方面多头并举，推出一系列领国内风气之先的举措。为了给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机制，他又颇具匠心地开启保皇会留学运动，选派弟子或弟子的后代分赴欧美国家接受先进的专业教育，并借此为未来执政储备管理人才，其中不少人在民国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活跃的身影。康有为在海外的一系列言行举措，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公布而渐趋清晰，构成中国近现代化史上尚待书写的新篇章。康与保皇会在美洲的所作所为，即为继踵而至的革命党人所效仿，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可说在相当程度上孙中山充当了康氏现代化规划的具体执行人。 

本书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的论著选集,编选的文字，涵括康有为一生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文、奏稿、序跋、函电、笔记等正文及附录四十余篇，以及《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孔子改制考（进呈本）》、《物质救国论》等专著四种。遴选范围涉及政论、经义、文史评析乃至中外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内容侧重于反映康有为在晚清至民国初期，从事思想启蒙、社会改良和制度创新的探索轨迹及其观念立场。鉴于至今搜辑到的康氏所有论著，已编校为全集出版，为其带来卓著声名的《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著作不仅已入全集中，且有多种单行本行世，本书不再收入或节取。选入本书的所有篇什经过标点分段，皆按公历年月顺序编排并注明来源；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版本者，以初刊为底本，参校以其他版本；若干奏章或函告的原稿抄件与刊行者有较大出入，则两者均予录入并作说明。书末所附《康有为年谱简编》由研究生王维佳编撰，谨致谢忱。本书编校不当之处，但祈识者不吝是正。 

张荣华 

2014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