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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Files/XXGL/2015/5/人大社5月新书快递17- 《卢作孚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doc
书名：卢作孚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353-9
著者：王果
责任编辑：霍殿林
成品： 160*230 页数：470
纸张： 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5-15
定价：75.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选辑了卢作孚一生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卢作孚在近代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选文来源丰富，内容严谨，是研究卢作孚思想的重要史料。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代表人物之一。幼入私塾，后入学堂；小学毕业后，赴蓉自习新知。早年辗转于内陆、沿海二十余年，历经革命、教育、实业救国的艰苦求索，逐步形成了“局部改造以模范全局”这一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理想。他临危受命，两次参与杨森新政，兴办民众教育；掌刘湘川江航务管理处，收回川江部分利权；掌四川建设厅，奠定近代四川工农业格局；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他人品高洁，善于经营，创建的民生公司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民营公司之一；开创的北碚乡村建设事业，以乡村经济建设见长，开拓出一种突破近代城乡矛盾，农、工、商、学、兵一体建设，统筹发展的地方建设模式。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都承载着其“存天下于一方”的平生志业，都体现了突破现代性边界、融古今中外有利因素于一体的发展理念。
◆编者简介
王果，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联合培养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以来中国史。
◆内容简介
本文集主要选辑了卢作孚一生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内容涉及国家转型、四川政局、现代教育、乡村建设、商业管理、航业经营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卢作孚在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乡村治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交通建设、文教建设、民主转型等方面的基本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简要目录
导言
各省教育厅之设立（1916年9月17、18日）
《教育月刊》发刊词（1922年1月）
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1922年1月）
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1923年）
四川的新生命（1924年）
《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周年报告》序（1925年12月1日）
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1927年5月1日）
介绍《嘉陵江》（1928年3月4日）
《民国十七年峡区秋季运动会报告书》序（1928年11月）
一个团体的理想（1929年3月13日）
乡村建设（1930年1月7日—2月8日）
四川人的大梦其醒（1930年1月）
东北游记（1930年9月1日）
华东、东北考察归来在民生公司欢迎会上的讲话
（1930年9月4日）
四川的问题（1931年6月2日）
为什么发行这小小的半月刊（1932年7月12日）
青年修
养身心之道（1933年3月16日）
为己？为人！（1933年3月16日）
认识社会，帮助社会（1933年3月30日）
民生公司三个运动（1933年4月1日）
读书与经验（1933年4月1日）
向民众身上做民众运动（1933年4月2日）
公司的灵魂（1933年4月16日）
我们要与他们步伐一致（1933年5月16日）
数字要准确（1933年9月16日）
中国科学社来四川开年会以后（1933年10月10—16日）
我们的要求和训练（1933年11月）
训练要方式与精神并进（1933年12月16日）
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1934年1月29日）
比武力还厉害的占据（1934年2月10日）
整个四川的五个要求（1934年2月16日）
什么叫做自私自利（1934年2月17日）
工作的报酬（1934年3月3日）
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1934年3月10日）
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1934年3月16日）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1934年3月19、20日）
现代的领袖与中国的领袖（1934年4月7日）
打擂与世界运动会（1934年4月21日）
为社会找出路的几种训练活动（1934年5月16日）
数目字与中国人（1934年5月19日）
快乐与痛苦（1934年7月1日）
麻雀牌的哲理（1934年7月16日）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年8月2—11日）
南洋华侨的两个工作（1934年8月12日）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年10月1日）
本公司是怎样筹备起来的（1934年10月16日）
学生应如何提倡国货（1935年1月11日）
如何把握住时间啊！（1935年1月16日）
民生公司职工为什么要穿公司的制服（1935年4月1日）
中国人并不自私自利，只看社会的影响如何（1935年4月16日）
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上）（1935年10月15日）
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下）（1935年10月25日）
纪念民生公司成立十周年（1935年11月1日）
广西之行（1935年11月1日）
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1935年11月1、2日）
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1936年1月1日）
卢作孚致邓汉祥函（1936年4月30日）
会议为促进事业的惟一方法（1936年6月16日）
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1936年7月3日）
四川建设施政纲领（1936年7月10日）
实验区当前应努力的工作（1936年10月26日）
一桩事业的几个要求（1936年10月）
中国的未来是在我们手上的（1936年11月1日）
大胆生产小心享用（1937年1月1日）
这才是伟大的力量（1938年4月30日）
精神之改造（1939年8月）
改良木船的四大意义（1939年10月16日）
怎样组织青年服务社（1939年12月）
本部同人应有的理想和抱负（1940年1月1日）
一段错误的经历（1940年6月）
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1940年11月15日）
全国粮食会议开幕词（1941年2月）
我们要变，要不断地赶快变！（1943年10月4、5日）
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年10月）
《新世界》复刊词（1944年3月15日）
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1944年10月12—15日）
工商管理（1945年2月）
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1945年）
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1946年2月15日）
公司的任务（1950年7月24日）
在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四届第二次董监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0年9月16日）
如何推行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如何克服枯水季节业务困难
（1950年11月6日）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1月）
卢作孚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存天下于一方的天下士
卢作孚的一生充满传奇，闹过革命，办过教育，创过实业，统过军队，也做过高官。他白手起家，收复长江航运，成为一代船王；连横合纵，斡旋于军阀之间，助消蜀中战火；纵横捭阖，说服刘湘，促成中央军入川；临危受命，主持粮政、交通，保护民族复兴最后命脉；主持乡建，十年苦心经营，将北碚建成“新中国的缩影”
陶行知在1939年参观完北碚以后说道：“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参见《在北碚试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31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蒋介石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参见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235~23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翁文灏、卢作孚正式加入国民党》，载《新民报》，19380603，第2版。，毛泽东评价他是新中国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人之一
毛泽东曾对黄炎培等人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能忘记四个人，分别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参见林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前言”，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张守广：《卢作孚年谱》，50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THSun（孙恩三）：《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见政协重庆市北碚委员会编：《风范长存——重庆市北碚区各界隆重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24页，重庆，四川省政协重庆市北碚区委员会，1993。。
卢作孚出入政商、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人生经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近乎不可思议，却是那时许多和他一样心系天下的读书人的人生剪影，或可说是后科举时代志于济世的读书人的一种人生新常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的新生活样态，还没有被今人很好地认识，或受现代性认识论的影响，今人往往将人、事、物放到边界分明的认知盒子之中，赋予其不同的意义，结果迷失在一段段剪影之中，得不到超乎片段之上的整体意象。
以卢作孚为例，从他1952年自尽到1980年恢复名誉，28年间，这个最不应被忘记的人淡出了历史的记忆。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卢作孚作为创办民生公司的爱国资本家，重回人们的视线。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卢作孚作为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缔造者，又一次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无论是资本家还是“乡建”先驱，这些复活的历史记忆有着明显的方向性，其实都是将今人关注的重点重新投射到卢先生身上，将其复杂的人生面相简单化地贴上某一种人物的标签，将其多元的人生经历抽离为向着这一目标的叙事而不断“进步”。
卢作孚的人生自有其大格局，并镶嵌于他所处的时代之中。如赫尔德所说：“我由我所长成。好比一棵树，我成其为我：种子固然重要，但空气、土壤和所有其他所有周遭因素也都滋养着种子，构成着种子、果实和树。”
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p.12.实业家也好，乡建先驱也罢，卢作孚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就像其生命之树上的不同分支。只有把不同的树枝放在一起，复原枝枝叶叶在树上本来的位置，才能看出这棵大树枝叶扶疏的全貌；也只有知道其生长过程中的阳光、雨露、土壤与气候，才可能明了这树如何长成后来的样子。要进一步认识卢作孚斑斓人生经历背后安身立命的价值世界与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就需要重建他生活成长的大时代与小环境，顺着他人生的足迹，仔细辨识各树枝与主干接榫处的锋向、深浅与位置，重新将其链接到主干之上。
选这本集子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从这些重要文本中，重访卢作孚不同时期的人生轨迹，于依稀仿佛之间拼凑出卢先生平生的功业志向，以增进我们对他的了解。与以往大多重视他发迹以后的研究不同，这篇导言侧重重建其生命之树的成长环境和生长过程，尤其重视先立其干，把他不同的人生分支接回到主干之上，借着重建周遭的空气土壤，重新观察他人生的大格局，即一种后经典时代的存天下于一方的“天下士”情怀。
将天下之一方“改造”成示范“全局”的“局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既涉及宏观层面，旧“天下”的崩解以及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新“全局”的出现；也关乎微观层面，再造“一方”中的社会关联、运行规则和伦理道德，使之成为符合新世界组织原则、游戏规则，具有“模范”作用的“局部”；更需要在以上两个层面之间建立起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联系，将因应世变的各种建制在一个地方实实在在地建设起来。以上三个层次彼此交织叠加，共同左右着“道”在地方转化的过程本导言侧重在地方史的语境中展开这一论题；学理层面的相关讨论，请参阅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载《近代史研究》，2014（6）。，也是卢作孚所谓“局部改造”的题中应有之义。
导言将按时间顺序展开，跟随卢作孚的脚踪穿梭于天下与一方、全局与局部之间，重现他在经典淡出的时代近代中国值得注意的一个根本变化是传统经典从人们生活中淡出。它深刻改变了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此问题仅有少量研究，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请参阅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变与延续》（北京，三联书店，2013）一书的引论。，运用国民革命、民众教育、创办实业等新兴手段，探索弘道救国新途径的历史，从中揭示他存天下于一方这一平生志业的形成过程。
道已远人：后科举时代读书人的人生困境
身逢世变的卢作孚这一代人，面临着特别尴尬的时代困局：他们不能顺着相延已久的登科之路，实现士人或澄清天下、或造福一方的人生理想。因为1905年的废除科举，不仅在体制上终止了士人的产生机制，而且在现实人生中也阻断了书生报国的仕进之路。随着士人生成机制的断绝，“道”渐失弘道的主体。加之民国以后，短短几年内，废除读经、取消祭孔、“打到孔家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传统中国的“天下”亦随之崩解。在既无“君”又失“道”的民国初年，军焰滔天，读书人实现“得君行道”的理想几无可能。然而，废科举这一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基层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不如在国家层面彻底。在地方，虽然危机重重，但传统的“道”并未完全褪色，士绅也没有完全丧失基础，保留着读书人通过改造“道”进而再造“地方”这一新时期“觉民行道”的可能。
卢作孚生于1893年。七岁时，他进入当地私塾接受蒙学教育。同很多同龄读书人一样，不到十岁，他便从《三字经》等蒙学读物开始，涵养修齐治平的士人理想。本来，按照奉行千年的科举传统，若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便可踏上“学而优则仕”的坦途，从一方俊才跃升为兼善天下的士大夫；即使名落孙山，也可以凭借一身所学，在乡间为夫子、为大夫、为书吏、为乡绅，维持桑梓、造福一方。Benjamin Elman，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对四民之首的传统读书人而言，无论高居庙堂还是远在江湖，无论“得君行道”还是“觉民行道”，“天下”和“地方”都为“道”之所覆，都能通过“以人弘道”的方式，在朝在野砥柱中流，成为四民社会名副其实的重心。
但是，废科举这一“数千年中莫大举动”（严复语），彻底改变了卢作孚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十来岁的时候，正是他们从启蒙向应举过渡的关口旧式教育一般在两三年启蒙之后，就会转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匆忙上马的清末新政中，各地广兴新式学堂，新学堂中崇尚西学，中学最不受重视。口岸新学堂子弟，比如卢作孚的同龄人梁漱溟，念完蒙学以后，转而学习西学和新知报刊。参见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667～67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而远在四川和湖南乡间的卢作孚和毛泽东，仍遵循着从蒙学到举学的故径，沿着登科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攀爬。卢作孚从私塾升到书院，毛泽东则在私塾中一学六年。后来，毛泽东回忆，对这些经书“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龚育之笔录），见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载《北京党史》，2003（6），5页。。
惟尚西学和城乡教育分离，对乡居学子已是大为不利，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突然废除，则彻底改写了他们的人生。对卢作孚这一辈读书人而言，仕进之路的断绝使求学和经世之间断成两阕，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两个重大人生问题：如何求知、如何遂志。科举废除后，12岁的卢作孚，像毛泽东、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这些乡间学子一样，仍在被更名的新式学堂中稍作观望，谁也说不清楚被废的科举会不会像1898年那样废后旋兴。
比如山东聊城的傅斯年和江苏的顾颉刚，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17～18页，北京，三联书店，2012。但看清形势后，他认识到要寻求西学，就不能指望乡间程度不高的新学堂，若不能出洋，比较现实的选择是踏出乡关，到更加开化的地方或省城去觅新知。
参见郭沫若：《少年时代》，141、179页，上海，海燕书店，1948；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19页。正如毛泽东在1910年写给他父亲的诗中所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毛泽东年谱》，上卷，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08年，卢作孚离开合川来到成都求学。可即便到了省城，新式学校的程度也未必能解答学生们对后科举时代学问和人生问题的困惑。梁漱溟就指出，北京的新学堂对于当时青年学子“追求不已”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梁漱溟全集》，第二卷，679页。不大关注。在山西的刘大鹏也观察到，科举一废，“学堂成效未有验”，维系“世道人心”的体制总枢纽亦随之解体，可谓“大不便于天下”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4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很多到大城市求学的青年学子都不满足于学堂中破碎化的技术性知识，他们心中隐隐然还怀有更大的“天下”。为了求得关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答案，青年读书人中盛行着一股“自学”的风气。
一开始，卢作孚也在学校中求学，后因其程度太低，索性退而自学。自学的内容，除了数学以外，主要是关乎进化论和孙文革命思想等。北京的梁漱溟也不满学校教育，自学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从日本传入的革命派的报刊。在湖南，毛泽东也感到“学绝道丧”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感到学校终“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5年11月9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30页。。他后来还跟斯诺谈到1912年有半年时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和革命学说。
这些自学内容的共同特点，在于帮助学子们在旧有之“道”远我而去的条件下，寻觅一套通行于世界的新“道”。这些通行天下的新规律，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厘定国家和个人在混沌新世界中的时空方位和人生坐标。其中，古往今来的各国史乘，揭示了一个绵延演化的国家体系，可以填补天下坍塌之后的时空空白感；而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进化论等各种学理，则为了解这个陌生新世界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一种方向感和秩序感。对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了然世界“全景图”，又掌握其运动规律，于国，可以把作为“天下”的中国，重新安顿到按科学规律运行的新世界之中；于己，则可以在把握世界、国家大势中校准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意义。
革命救国
此时到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浸润在辛亥前后流行的各种革命学说之中。与一般西学不同，革命学说一方面与一般的社会、史地书籍一样，提供一种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还能通过革命将这种规律性认识付诸实践，对人生价值和奋斗方向具有更鲜明的导向性。把革命理论变成实际行动，更为充斥在城市中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次以革命之“道”变革天下的机会。对后科举时代的读书人而言，这是一种以新的“政治革命”的方式，延续读书人“得君行道”、澄清天下旧理想的方式。
辛亥革命就是这样一个重新建立读书人与新国家联系的机会，只不过这次机会主要为各级武学堂的学生攫取了。甲午以后，尚武之风复炽。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生的这一辈人，在废科举后，很多弃文从武，进入武学堂。辛亥革命后的四川，出生于1875—1880年的第一代军人在两周之内从革命党手中夺取了权力，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生的那批毕业于晚清军事学堂的年轻将领渐渐上台，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三四十年代，他们是执掌四川大权的中坚力量。参见［美］罗伯特•A •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8～22、27～3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可以说，晚清军事学堂的学生群体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受益者。
对于卢作孚这样一介书生来说，虽也树立了革命救国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却很难走通。1910年，卢作孚在成都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学说，次年加入了同盟会。一说为署名卢思的报端文字引起了正在发展会员的同盟会四川支部的曾丕农的注意，吸收卢作孚为会员。该说参见张鲁、张湛昀：《卢作孚》（上），5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在成都的辛亥革命中，他参与了同盟会组织的学生罢课活动。革命胜利后，都督府曾委任他为夔关监督。两周后风云突变，四川军政府被军人和袍哥同时认可的尹昌衡、罗伦所控制，之后四川陷入南北军阀相互争夺的困局，特别是革命党与北洋军阀的冲突之中。1913年，亲袁的川省都督胡景伊开始大肆迫害革命党。参见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1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周开庆：《四川与辛亥革命》，305页，台北，学生书局，1984。卢作孚为形势所迫悄然离蓉，拟东返合川老家。走到大足，为当地驻军所擒，审讯之时，幸有当地一士绅认为其确为学生，遂得以脱险。考虑到家乡也在拿人，他辗转重庆，仍不容久留，经友人推荐，折往宜宾江安中学暂避祸端。
此次有惊无险，并没有浇熄卢作孚革命救国的热情。他对上海心向往之。那时的上海就像一颗磁石，吸引了来自全国的革命青年。如孙中山所言，武昌起义后，于革命“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孙中山全集》，第6卷，2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通过此前与之相识的前往上海的四川革命党员介绍，1914年夏天，21岁的卢作孚决定加入前往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行列，“去寻求救国的办法和途径”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20页。。
到1915年秋，他旅居沪上一年。这一年，他一方面通过上海的革命网络，大大拓展了社会交往空间，扩充了人脉网络，使其不再局限于四川老家的亲友、商帮、同乡、师徒、同学的圈子之中。另一方面，置身革命青年圈子的经历，使其近距离地感受到革命青年不够成熟，逐渐放弃了狭义政治革命的抱负，转而投身于更为广义的社会革命浪潮。 甫一到上海，他就去联系曾一起在成都参加革命的同志。不过似乎在沪宁一带的川籍革命党并没有太好的表现，章太炎1912年曾以“群盗鼠窃狗偷”讥讽之。参见吴玉章：《辛亥革命》，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很快，卢作孚发现“这些以前所谓的革命党人，大多数对革命前途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甚至过起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与他心中的革命理想颇为抵牾，遂与那些人断绝了往来。参见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23页。
教育救国
“得君行道”的革命救国道路走不通，卢作孚开始思索新的人生道路。浪迹沪上这一年，他通过曾经的革命青年黄警顽引介，到商务印书馆读书，并结识了黄炎培，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1914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新书586种、1186册。参见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册，86～87、89～90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其中，卢作孚感兴趣的主要集中在时事政治、实验教育、各国历史，尤其是教育方面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上。参见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24页。
更直接的思想冲击可能来自黄炎培，这时他正提倡自学和实用教育。此前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考察了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五省教育，认为当前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教育脱离生活，1913年还专门写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的小册子，倡导实用教育。1914年，黄炎培发表了关于“自学”的讲演，这是他提倡职业教育的前身。黄炎培所重视的自学和实用，与卢作孚个人的见解和经历颇为契合。卢作孚深得黄炎培赏识，得其力荐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卢虽志不在此，婉辞不就，但此后与黄成为了莫逆之交。
沪上的书籍和经历改变了卢作孚的想法。他感到教育与政治互为表里，但教育却更为根本、更为长久。卢作孚从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在各国历史中看到民智民力对国家兴亡有决定性作用，促成他树立教育救国的人生理想。他于1916年说：“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为国家根本大计，法治赖以立，实业赖以兴，军备赖以裕，即为国家所赖以存”。虽然国家“缘实业致富，军备致强”，不过若果“民意民力，尤复薄弱”，那么“富强之效，亦如捕风”。他于“东西史册”中看到，“一国之教育与其政治恒互为因果，一政治之施，必赖教育为之倡导；一政治之良，必得教育为之扶植，则是教育也”。他引赫胥黎《天演论》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教育不仅是改进政治之本，更是改进社会百业之本。“盖一国之教育与其政治恒互为因果，一政治之施，必赖教育为之倡导；一政治之良，必得教育为之扶植”， “岂惟政治然哉。即社会上凡百事业，孰非以教育培之根底者”卢作孚：《各省教育厅之设立》（1916年9月17日），见林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1～2页。。
认准“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在哪里办教育、从什么入手启民智的问题。大城市的容纳能力毕竟有限，对于卢作孚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而言，可资利用的社会网络亦十分局促，除了有限而竞争激烈的媒体、新机构职位以外，革命的网络非常不稳定，时常受到各方势力打压，并不能为他们中大多数提供自足的日常给养，发展的空间颇受限制。
在大城市接触了新的思想知识、新的社会组织、新的作息习惯，结识了新的朋友以后，返回更有基础的家乡不失为一个更为实际的选择。一方面，乡里有家族、师友、同学的既有人脉，可为事业之一助；另一方面，又可乘当时新派思潮在县城蔓延之东风，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如此兼得新旧网络之利，的确比在大城市餐不果腹的日子看起来更利于发展。
卢作孚选择了返乡发展的第二条道路。1915年秋，卢作孚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成都。在辗转几个学校以后，经兄长卢志林推荐，1916—1919年间他先后加盟《群报》和《川报》，立身于报人群体。中学老师和记者，都是启发民智的职业，也都合于卢作孚胸中教育救国的志向。
当时的川报馆汇聚了一时精英，把卢作孚吸纳入一个最为活跃、最为先进的全国性知识信息网络之中。《川报》不但是“五四”期间成都最有力的媒体当时《川报》资讯的畅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光祈等人。参见李劼人：《自传》，见《李劼人选集》，第一卷，4～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另据张熟秀回忆，王光祈“五四”期间发回报道五十余篇。李劼人也说：“北京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即是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参见张熟秀：《“五四”运动在四川的会议》，见《王光祈年谱》，397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载《川西日报》，19500504。，报社还为卢作孚展开一个重要的人脉网络，包括后来民生公司的代总经理宋师度、民生机器厂厂长李劼人，还包括沈与白、曾孝谷、李哲生、孙少荆、刘莜卿、吴虞、穆济波、何鲁之、周晓和、李晓舫、李澄波、胡少襄等人。参见邱沛篁、王朝荣、周元正主编：《成都大词典•报刊篇》，68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报馆班底李劼人、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是1907年开办的成都高等学堂附属中学的同学。1918年6月30日起，他们开始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对卢作孚影响颇大的少年中国学会甫一成立就是一个跨国的松散组织的团体，如曾琦于1920年4月1日说：“吾会此时人数虽少，然已逐渐分布世界重要都会”（《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1920）。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素颇多，有地缘的纽带，如其核心成员的川籍特色；有同学的纽带，如成都高等学校附属中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同窗之谊；有印书媒体时代的特有交流方式，基于一个共同发表意见的期刊阵地，以写作、编辑、通信、笔谈为方式的交流渠道等。根据周策纵的研究，参加1919年7月成立大会的会员中，9名在法国，7名在日本，4名在德国，1名在英国，都是学生；15名在北京，12名在南京，4名在上海，4名在成都，分别是学生、教师、记者、编辑、译者；另有15名企业家和记者，来自武昌、长沙、天津、济南、西安、广州以及福建、浙江和奉天。参见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p.252，note.9。；一年后，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此时卢作孚虽与他们多有接触，但并未入会。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是1921年12月至1922年1月之间。。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按照后来卢作孚引进泸县川南师范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恽代英的理解，少年中国学会“不仅仅是讲学的团体，亦不仅仅是做事的团体，且不仅仅是讲局部的学做局部的事的团体”“总盼望我们学会创造一个健全的、互助的，社会活动的团体”恽代英：《致少年中国学会全体同志》，见《来鸿去燕录》，7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浸润在这个团体中，使卢作孚有机会接触、阅读、思考、讨论、书写“五四”中国最前沿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特别是这个协会思想的一大特色是用社会革命的办法改变中国，这为卢作孚之后形成用再造社会的办法变革中国、存天下于一方的理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可能是受到“五四”时期甚嚣尘上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参见\[美\]德里克等：《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或受到当时“到民间去”“到乡间去”口号的感召Charles WHayford，To the People：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385.，抑或有感于边缘知识分子在城市中“生计的艰难”另一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左舜生“五四”时说，“五四”时期青年学术团体的三大危险，“一是愚昧，二是升级的艰难，三是缺少精神修养”。可见，生计艰难，绝不是少数人、个别地方的特别现象。另一位知识青年王光祈的回忆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参见左舜生：《小组织之提倡》，载《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0702。，对城市各种消极的“城市病”的反思参见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当时少年中国学会中兴起一种转向乡村的倾向。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李大钊1919年9月就说，“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速向农村去吧！”“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20—23日），见《李大钊全集》，第二卷，305、307～30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类似的言论，在毛泽东、赵世炎、黄日葵、张闻天这些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工读互助团这一脉的会员中。如北京工读互助团有17名少中成员，上海工读互助团有8位少中成员，武汉也有好几位。
返乡实践
卢作孚置身的成都报馆和学会，是连接京沪“五四”新思潮的纽带，不过这些思想的在地化还需要更加深厚的本地政治社会支持，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中弥漫开来的到乡间实干一番的理想，正是其生动体现。就在这个关节当口，永宁道尹杨森的一封聘书，为卢作孚提供了这一机会。直到1933年，提起这段知遇之恩，回忆其十年漂泊、一朝得志，卢作孚仍难抑其“银鞍白马度春风”的喜悦：“自己在1920年以前，还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如做教师，还是说，而且是只能在报纸上去说。第一次给我做的机会，还是杨军长，是在泸县任教育科长那时候，才用力在教育上学做的试验。”卢作孚于1933年应杨森之邀，在广安做的一次演讲记录。参见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36页。
卢作孚之投泸县，一是因为有近代大众传媒作为媒介，为漂泊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发声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早年的自学和游历中，他积累起了让四川地方实力派耳目一新的新知新见。他去泸县，乃是因为杨森读到他的文章，认为其有“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35页。，遂函请其到治，供职教育科。虽然历史上因钦佩文章而心驰神交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过在仕进正途断绝的情况下，这些以观察社会、公开发表、竞夺视听、报端争鸣、引领观瞻为主要形式的交往方式，已经和往常以文会友的写作目的有了天壤之别。对卢作孚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新闻纸，既是获得生计的基础，又是其新知的源头，还是他们发表意见，影响社会的渠道。
卢作孚与杨森在泸县的际会就显出了重要意义：思想的网络寻得了社会政治的基础，理想的种子找到了实践的土壤。新知识分子的网络和组织，如报馆、学会、中学，一旦与地方实力派结合，立刻推动了新知识、思潮在地域上的扩张，而且孕育了改革社会计划的实践。卢的才能从泸县新政开始，逐渐受到地方实力派的赏识和重用，开启了又一重十分不同于以前以桑梓师友、知识精英和漂流革命党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他日后经营再造地方，打开了另一扇方便之门。这种结合在当时的四川并不是特例。在重庆，刘湘麾下川东道尹叶秉诚署中，陈愚生任了卢作孚在泸县相似的位置——川东道署教育科长，在渝团结了一批少中会员办报、办教育。
1921年初，卢作孚欣然受命后，开始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如是之积极经营，所需于吾人之力正多，而教育尤其根本。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卢作孚：《〈教育月刊〉发刊词》（1922年1月），见
林耀伦、熊甫编：
《卢作孚文集》，4页。。卢作孚不仅认为教育系根本解决问题之法，而且进一步认为，民众教育才是体现时代特色的努力方向。他认为教育顺应当时社会变化的体现之一，即是从少数人受教育转变到人人受教育。他说：“是今后受教育者，应为人类之全体，不应复为少数，而实际上尚仅少数受教育者，不容不亟亟以谋量之增加”卢作孚：《教育经费与教育进行》（1922年1月），见林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6页。。这就是为什么他教育救国的思想会具体化到两件事情上：创办通俗教育会和振兴川南师范。
卢作孚之所以能把这两件事情办得有声有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早年漂泊的经历和积累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网络。这些文化资本一旦具备了在地的社会基础，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通俗教育方面，黄炎培为当世翘楚，卢作孚早在上海寻求革命法门的时候，就已与黄炎培过从，得风气之先。卢作孚一到任，就在白塔寺成立通俗教育会，以之为中心，在川南25县境内展开民众教育，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建起了图书馆、阅览室，吸引人来读书，另外还把书送出去，派人挑运图书，送至四乡，供民众阅读。对不能识文断字的乡民，则通过讲演、运动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以耳濡目染的方式教化民众。参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7期（1922年2月），61～61页。
川南师范的振兴，则主要是得到了少年中国学会同仁的襄助。此校是1905年以前四川最早建立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参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一册，520～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1920年川南师范的振兴，最大的优势即在延揽了当时最有活力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恽代英、王德熙、穆济波、周晓和、张式之等人，除了恽代英外，其他人都是川籍会员。1920年底到1922年6月，这批人之所以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和华中地区汇聚到泸县，除了有少年中国学会的跨地区网络及陈愚生引荐外，还因为他们怀有与卢作孚一样的教育救国的理想。
不过，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为社会革命提供稳定的根基。1922年8月，川南军阀混战，刘湘下野，退回大邑老家，杨森被逐，亦退至湖北，赖心辉部张英旅攻下泸县。恽代英和其他不少优秀教员被免职，川南学生亦只望转学他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重庆办公学“此实为最近原因”。卢作孚在泸县失去凭依，从泸县教育科长任上撤下。离职前，事业未竟，“因为各种方法皆无把握，故曾确定每县教育局长之三年训练计划”，“正拟将此计划付诸实行时，因政局发生变化而中辍”卢作孚：《一段错误的经历》（1940年6月），见林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402页。。
四川的政潮突变扑灭了卢作孚在泸县刚刚燃起的教育救国的希望。他认识到，一概依靠地方实力派并不可靠。尤其在民国初年的四川，地方实力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事业的基础不牢，随时会因军阀的倒台而轰塌。如何将救国的道路立定在更可靠的基础之上？这条道路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利用“地方已成势力”？如何处理事业发展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又依靠什么人来推进社会变革?
实业救国
1922年8月，卢作孚带着这些问题，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上海，寻求人生坐标的再定位。他和好友郑璧成在上海，找到六年前的旧识黄炎培和黄警顽，主要想了解实业和教育问题。这大概与他参与川南新政的经历相关。他在川南所从事的主要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可是这两方面都需要经济支撑，他曾在主办的杂志上疾呼增加教育投入，地方反对之声不小。如何“谋于建设”“旁午经营”卢作孚：《〈教育月刊〉发刊词》（1922年1月），见林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4页。，可能是他这次上海之行需要解答的难题之一。
上海，这个中国第一都会，表面上五方杂处，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中各种思想、时尚、实业、教育机构、政治派系五花八门，不过对于真正想了解这个城市并从中获得启示的内陆知识分子卢作孚而言，从中能得到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这个城市的路径。对卢作孚而言，黄炎培和黄警顽就是他的路径。如果说六年前黄炎培、黄警顽主要是帮助他谋生活、开眼界，找到教育救国的法门的话，这一次他们二位则启发卢作孚架起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的桥梁。
最大的启发还是来自黄炎培。五四运动前后大致十年的时间里，全国知识界的风气有着很大的变化，一股行动尚实的风气逐渐蔓延开来。参见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1）。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在救国路径选择上基本有了一个大致的分流。从五四运动后期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知识界在救国路径上不断在武装革命与社会革命、全盘改革与局部改变、城市救国与农村路线、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变革之间分殊离合，即使在一个阵营内部也呈现出不同的分野。20年代知识界大分流的问题头绪很多、问题纷繁，这里不一一展开。在此期间，黄炎培也不断明确他教育救国的着力方向，从1916年提倡实用教育，到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再到1918年成立中华职业学校；到20年代，他的职业教育已经发展得相当可观。参见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5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瞄准的正是都市中接受过初步教育但又不能升入高等学府据20世纪20年代江苏职业教育学校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其毕业生中仅有不到10%可以进入大学深造。WenHsinYeh，“Huang Yanpei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hanghai Networking，” in Nara Dillon and Jean COi eds.，At the Crossroads of Empires：Midllemen，Social Networks，and Statebuilding in Republican Shanghai，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544.、没有一技之长又难以招工的年轻人，通过授之以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使其顺利就业。从实用教育到职业教育，黄炎培办学的主旨日益明确，就是为漂泊在都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就业速成学校，在学校教育与实业就业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卢作孚这次在上海得到的启发，不仅是要架设这样一座桥梁，而且是要越过桥梁，径直建设实业的载体，让实业成为培养人才的基地、社会事业的基础和改革中国的孵化器。这次旅居沪上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卢作孚“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教育和实业的考察上，结合自己对时局的认识，探索着救国的途径。他特别考察了寓兵于工的事业，为中国大量的士兵如何从作战转为从事生产寻找解决的办法”。
“局部改造以模范全局”
此次江浙沪之行对卢作孚的另一重启发来自张謇的南通建设。张謇是继蔡元培之后，黄炎培早年的两大人生导师之一，南通也是当时黄炎培经常造访的地方。卢作孚的南通行，很可能是出于黄炎培的引荐。南通是从落后农村中迅速建设起来的现代城镇，在20世纪早期素有“模范城”之美誉。卢作孚此时造访的南通，经历了1921年华北、华东洪水的打击和1922年的债务危机，已不在其巅峰状态Qin Shao，Culturing Modernity：The Nantong Model，1890—1930，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204.，不过也未到三五年后举步维艰的局面。可以说，此时南通的建设事业已一应俱全，包括大生丝厂、通海农垦公司，戏院、学校、报社、博物馆，慕筹堂、老人院等慈善机构和手枪队等。Elisabeth Koll，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2003，pp.211250.几年后，卢作孚在北碚也创建了工厂、学校、博物馆、手枪队、新报刊社等，他的乡村建设格局与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可能受到了张謇南通建设的启发。
这是卢作孚第一次参观一个完整的地方建设计划，对怀着在教育和实业上求救国答案之心的他而言，触动必定不小。他对张謇说：“你老人家经营的事业好呀！”卢作孚：《人才，要用得得当》（1932年12月），见唐文光、李萱华等编：《卢作孚文选》，102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这话虽带几分客气，不过张氏兄弟利用家族力量，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各个方面整体上经营一个地方的思路，从很多方面都启发着卢氏兄弟即将在北碚展开的存天下于一方的志业。
特别是张氏兄弟的地方建设，并不以牺牲农民、农业为代价，而是保护农民土地，在工业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兼顾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发展。Elisabeth Koll，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 p.229.张謇的南通体现出“一种有别于大城市中心的、外国所主导的现代化”
Qin Shao，Culturing Modernity：The Nantong Model，1890—1930，pp.3，5.，这对卢作孚日后在北碚建设新世界有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30年代，有人将卢作孚主导建设的北碚称为新的“模范城”和“模范村”，号称“小南通”，从中我们也可以嗅出张氏兄弟南通建设和卢氏兄弟北碚建设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
当卢作孚在沪上找到实业救国与地方建设法门的同时，四川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旅居上海的卢作孚提供了新的机遇。1924年，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发起成都新政。泸县愉快的合作经历，促使杨森欲继续延请卢作孚担任其教育厅长。卢作孚吸取了前一阶段进入地方势力体制内以变革社会的教训，此时开始尝试将其变革社会的理想立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建制内，即通俗教育馆。
通俗教育馆是杨森专门为卢作孚的教育、实业救国理想量身打造的一个机构。此馆设在成都原少城公园之内，一时间汇聚了成都文教、艺术界的众多精英，主要从事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卢作孚办通俗教育馆，所谋者不仅仅是人才和知识的聚集，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教育馆将新世界的意象，引介、传递到一般民众的意义世界中去；让新世界的互相关联、运行规律和道德伦理，借着人们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在一般民众的日用生活中生根发酵，打通新学新知和人们生活意义世界之间的隔阂，达到影响和教育民众的目的。
在杨森政府中，此馆虽然取得了半独立的地位，杨森也尽可能地从经费、人力上给予支持，但在军阀混战的政局中，通俗教育馆还是没能逃过人亡政息的命运。1925年，杨森自恃实力充盈，发动统一大战，在四川其他军阀的联盟合击之下，仓皇出逃，结束了他一年多一点儿的成都新政。这种情况下，卢作孚的通俗教育馆也顿失凭依，再一次遭受到人亡政息的命运。
卢作孚“局部改造以模范全局”这一再造社会的基本原则，在1923—1926年间已日渐成型。这与他长期辗转于内陆、沿海多重世界，出入媒体学会、地方政治多个网络，善于从中寻找平衡点与结合点分不开。早在1923年，他就写过一篇《局部改造以模范全局》的文章，阐发了他从经略一方到变革全局的思路和办法。现在此文已逸，但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谈道：希望指定两县或三县作为特别试验的区域，重新创造出改造地方、应对危局的办法，从这区域以内开始“试验”，“如果把主张的成绩实现出来了，人便自然相信了，虽然规模很小，影响也是很大的”。参见《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1923年），见林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21～22页。历经泸县、成都两次夭折后，为了进一步展开其救世理想，还需要寻找一个更加稳固的根据地。稍后，他返乡创业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思考的结果：他的新世界，需要寻找一个更为稳妥的立足基础，使之不随军阀兴灭而飘零；它需要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可以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突破现实中的各种边界，进行大胆的创造。他后来回合川和北碚创建民生公司、进行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对这一理想的具体实践。
人不远道的天下士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0世纪以后，虽道已远人，但立身过渡时代的读书人却并未远道。他们因应近代中国“破虏”“富强”的新要求，构筑起安身立命的新根基；在仕进道路断绝之后，传承修齐治平的余绪，创造性地突破现代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藩篱，重新打通个体生命与国家兴亡、价值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通道。
导言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研，以卢作孚为考察主体，重建他在“五四”前后一二十年的思想社会大转型中，如何产生出一种“存天下于一方”的救世理想，以企建成“一方”进而示范“天下”。卢作孚这种救世理想，是在“道高于国”的传统中国天下崩解后，将形而上超人超国的天下退守到形而下具体一地的范围之中。这“一方之天下”经由一番试验性、可控的建设，重新对接于地方社会，完成一种足以应对当地当前危机的创造性转化。通过率先在一方建成天下，达到示范影响全国的效应。这样，原本传统中国的高于国的“天下”，通过在地化地、退而结网，再次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国家”层面，获得了超越地方特殊性的普遍性，将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再次统一起来。
卢作孚这一理想在合川和北碚的具体展开与实践，涉及的头绪和过程极为复杂，这里已不能详论。读者可以从集子搜录的文章中大致看出其“天下士”的轮廓。正如太史公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按太史公的看法，卢作孚办民生公司也好，建设北碚也好，入仕为官也好，都是“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他一生“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梁漱溟：《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见张守广：《卢作孚年谱》，509页。，所作所为绝非“商贾之事”，而是体现了民国时期“天下士”的本色。概言之，他开创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建设都是存有天下、示范全局之“一方”，都是要通过社会革命的办法建成一方，并通过这个模范的示范作用，达到引领社会、变革国家的目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存天下于一方”虽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股强劲有力的社会思潮，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共鸣（比如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运动），但它并不是当时“天下士”救世理想的唯一形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从整体入手再造全局的革命思路日益成为革命青年的救国选择。到底是从整体入手还是从局部入手救国救民，虽然在近代中国一直存有分歧，但这些实践层面着手方向的差异，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后经典时代中国读书人在价值层面的“天下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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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一生是多元而丰富的。过去，人们一般把他当作实业家、乡建领袖或教育家，而没有看到他众多人生片段背后一以贯之的整体志向。本文集在选编原则上，尤为看重能反映出他生平志业、人生转折、理想情怀的文章。在选编过程中，凌耀伦、熊甫、张守广等前辈学者编辑的文集对本书帮助很大。但为了反映出卢先生关键人生节点和事业转折期的变化，我删去了上述文集中主旨意思相近的文章，加入了《卢作孚书信集》中的几封重要书信，补充了两篇从未收入文集的逸文。
所收论著，尽量做到以原貌为准。原文中卢氏自注，以（）标出。所有已发表文章，均以发表时间为准。对于原文在报刊连载的，均注明连载时间。据此原则对以往各版文集做了校勘，凡肯定原文误植者，后加﹝﹞，凡肯定遗漏者，后加〈〉，并将正确内容、遗漏内容注于﹝﹞、〈〉中；标题与原文发表时不一致的，以题注注出；个别地名、人名等需要说明的，以脚注注之。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2012年北大版《卢作孚文集》的主编熊甫先生。他和已故的凌耀伦先生一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收罗了有关卢作孚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材料， 奠定了后来卢作孚研究的基础。这次又特别惠允我使用他们文集中的文献，并根据卢氏原文和“研究方便”的原则做出修改，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王果
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