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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Files/XXGL/2015/6/人大社6月新书快递06-《张申府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doc
书名：张申府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746-9
著者：雷颐
责任编辑：夏贵根
成品：160*230 页数：337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 2015-06-01
定价：54.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者之一张申府文集，展现了张申府学术思想发展全貌，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者之一，文集反映了张申府一生革命思想的发展变化，是研究中国近代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史料。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河北献县人。1913年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曾任该刊编委。1920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末到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成立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1925年退出中共。40年代参与“民盟”创立，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华北总支负责人。1948年被“民盟”开除。1949年后在北京图书馆任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
◆编者简介
雷颐，1 9 7 8年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 9 8 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当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历史：何以至此》、《走向革命》、《面对现代性挑战》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内容简介
张申府学贯中西， 罗素、维特根斯坦、罗曼•罗兰等许多现代西方重要思想家、作家，都是他首先介绍到中国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却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并在30年代发动新启蒙运动，强调“中国本位”。他的思想，一以贯之是想打通“仁”与“科学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建党学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他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他又强调个人权利。这种内在矛盾随其一生。他的洞见与矛盾，尽在此集之中。
◆简要目录
导言
哲学思想
纯客观法（1927年1月25日）
什么是观念论、唯心论、理想主义?（1929年10月）
事、理或事实
——关于“理”的讨论的谈片（1933年3月9日）
客观与唯物（1933年11月16日）
方法与工具（1935年5月22日）
哲学与人生（1936年10月）
哲学与救亡（1936年11月14日）
人生的哲学（1936年11月）
具体相对论（1943年4—6月）
我自己的哲学（1945年6月23日）
我的哲学的中心点
——具体相对论（1945年10月）
科学与民主
自由与秩序（1919年7月13、27日）
罗素（1920年10月1日）
罗素论原子新说（1928年3月）
现代物理科学的趋向（1928年6月10日）
非科学的思想（1936年6月3日）
解析的解析（1936年6月10日）
诉于理性（1936年8月9日）
科学与民主（1936年12月13日）
理性的必要（1937年5月9日）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逻辑解析发凡（1939年4月10日）
科学与技术（1942年2月26日）
科学与民主
——为纪念五四写的（1942年5月7日）
祝罗素七十（1942年5月21日）
友声与民主（1942年9月27日）
民主原则（1943年10月8日）
展开民主与宪政的讨论
——“民主与宪政”的引言（1943年12月15日）
我们为什么要民主与自由（1944年9月12日）
自由与组织（1945年3月8日）
民主与哲学（1945年10月10日）
政治思想
知识阶级（1919年7月20日）
就来的三自由（1920年1月4日）
打破现状才有进步（1920年9月19日）
英法共产党
——中国改造（1921年7月1日）
各地劳动运动现状（1921年11月10、12、13、15、16、17日）
英国共产党与劳动党（1922年3月1日）
国际党的派别（1922年3月1日）
切实试行!!!（1922年7月1日）
巴黎通信（1922年7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1922年9月）
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1922年9月）
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1922年10月）
共产少年运动的步骤（1922年10月）
我对于中国革命(1928年6月10、24日)
我们为什么革命（1929年1月6日）
一二•九(1936年12月)
民主大纲（1945年1月15日）
我的立场与信念（1945年1月15日）
民主的三种类型（1945年3月）
战后中国（1945年10月15日）
共同纲领的原则部分（1945年12月15日）
论中国的出路
——对于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的探究
（1948年7月1日）
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1948年8月1日）
知识分子们，人民在需要你!（1948年8月5日）
新启蒙与“中国化”
革命文化是什么（1927年4月3日）
尊孔救得了中国吗？（1934年11月12日）
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2日）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1937年5月23日）
我相信中国（1937年10月4日）
战时生活•战时教育•新启蒙运动•新的青年运动
（1937年12月10日）
新启蒙运动与普及教育运动（1938年6月10日）
启蒙运动的过去与现在（1938年9月10日）
论中国化（1939年2月10日）
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1939年4月10日）
科学运动与新启蒙运动（1940年7月10日）
五四当年与今日（1942年5月1日）
五四的青年性（1942年5月4日）
中国与中国人（1945年3月15日）
译文
精神独立宣言（1919年12月）
名理论（1927、1928年）
张申府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一、“求真”与“求善”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出生在河北献县，其父为清末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员等职。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对哲学却又深感兴趣，于是几年间在数学与哲学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1917年毕业后虽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依然难舍哲学，而且在哲学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这种“文理交修”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与学术方向。
这期间，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之时，身处其中、思想敏锐的张申府深受时代精神震荡，常常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不久，他便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稍后又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家。后来他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引为光荣。”张申府:《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载《新闻评论》，19460412。这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他们一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社会主义”又使他对“科学”的价值倍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虽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立即敏感地意识到20世纪初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学在思想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开拓性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却不彻底反传统，对儒家的“仁”亦极推崇，力图沟通“仁”与“科学法”。在当时的思想先进中，这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即被其吸引，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新青年》上称颂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蒂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
张申府：《罗素》，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19201001。。他认为数理逻辑的产生是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更证明了哲学及所有人文学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科学化”。这一点，恰恰适应了当时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们认为中国种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精神的匮乏，而且将“科学”归纳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特点之一而加以推崇。张申府自不例外，认为“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的特色，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逻辑”，而科学精神“为现在中国所最缺”
张申府：《非科学的思想》，载《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八期，19360603。。所以当务之急是用科学思想战胜非科学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抱负，他一点点地把数理逻辑、摹状词理论、语言分析等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理论介绍进来。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巨著《逻辑哲学论》译成中文发表，题为《名理论》，为该书英、德文对照本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文字译本，使西方学术界甚为惊讶。然而中国哲学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足够的重视，并形成一股“维特根斯坦热”，这恰恰也反衬出张申府当时的眼光。张申府还看到了“科学”与“技术”的重大不同：“现在提倡科学，不应只注意其结果，尤其要注意其方法，其精神。”要使科学真正在中国栽根生芽，必须提倡“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这种种的要义就在认事实，重证据，要清清楚楚，一丝不苟，确切精审”，“所谓科学法，专门来说，本就是算学与实验的结合，这实在是一种中国最需要的东西”。相反，中国此时“更有人提倡科学，提倡理工，而意思乃在造就些驯服的机器。那便与科学的本意更其背道而驰”
张申府：《科学与民主》，载《民声报》，19361213。。
在推崇罗素哲学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虽然看到了二者的差异，却不认为有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因本质相同能够“结合”、互补：“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补”而共臻完善。 “解析与唯物，这是西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夫岂止于解决些哲学的问题而已？”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载《清华周刊》第四十二卷第八期，19341217。这最后的问题， 颇能反映张申府等人对“科学”、“科学哲学”如此推崇的最终关注之所在。他们最终关怀的并不是科学、哲学及知识本身，而是人生、社会，是“世界状态的变更”。
因为张申府认为，科学的“求真”与人类社会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是器，器无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他设想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
张申府：《所思•一一九》、《所思•一一八》，见《所思》，67、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 “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主义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体现。因此他充满热情地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思想上开始将共产主义与其他种种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主张社会主义而不主张共产主义只是不要精华罢了”
张申府：《各地劳动运动现状》，载《晨报》，19211110。。
真、善、仁的统一，是张申府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现实世界贫富悬殊巨大，使他强烈感觉到世界的不公，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接受阶级斗争学说，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就理所当然。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活动。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
1920年末，张申府遵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张申府认为，主张“劳工”、“劳农”翻身革命的社会主义便是“善”与“仁”的体现。从阶级论出发而认同、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革命后国家的性质、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此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出版未久，他从中找到了答案，并深深折服。《国家与革命》是“阶级论”国家观的奠基之作，将国家定义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势所必至，而且理所当然。
1921年张申府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到法后感到欧洲一时无望，寄希望于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他认为中国改造的程序是革命、“开明专制”。他解释说，此处所谓“开明专制”是“劳农专政”，因为“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上事切忌客气”，要学习列宁，“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
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0701。。一年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自己近来多读了列宁的著作，如《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张根据法文、英文本分别译为《共产主义之孩子病》、《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称《国家与革命》“最富学理的价值”。张对列宁国家学说的介绍虽然简略，却非常准确，抓住其核心、实质：革命后打破、废除代议政治、选举政治，“以非宪的手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并非由全体无产者来实行，而是由其“前驱”、“先锋”，即党来实行；在党组织中，“有经验有影响的党的领袖”作用至关重要。这些文章、通信，是中国最早介绍列宁“阶级论”国家学说、介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之一。随后几十年，“阶级论”国家观与社会现实互动，在思想界影响遽增，在现代中国最后取代了“契约论”国家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话语。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现代中国影响之巨大、深刻、久远不必多说，作为首倡者之一，张申府的作用确实非同小可。
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张申府分析、透视问题的主要“透镜”。这种视角，使他完全否定改革，坚决主张革命，极其重视、强调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
1922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提出了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观点。张申府对此表示赞同，但又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等提醒说：“但我们也不能不明白告诉大家，而请大家切记：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而且也不是像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共产革命的普遍的必然手段。只不过处像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采取这种手段的时候，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自己的本目的乃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阶级、无国、无家、无政府的共产社会。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
R（即张申府，编者注）：《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载《少年》第二号，192209。
列宁学说使他认识到，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而“强有力”的关键又在严格的纪律，这是“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德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一有强有力的共产党，一无强有力的共产党。而强有力的真谛就在纪律：“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有这种纪律才有那样力量，有这种纪律，才能坚苦卓绝，未成功时，既饱尝监禁流放之味；成功以后，又把天灾人祸战胜。”“没有纪律，不能坚固，不能精神贯一，一个共产党形体不坚固，精神不贯一，又岂有能成功之理？”“一个组织，精神不贯一，万万不能强有力，数目虽多，只同散沙。”“真正的共产党是一点不苟且的，是一点不姑息的，不但显然不忠，或违犯纪律的党员，为其所不容。便是一个党员，居重要职位，而作事不得法，或见解不当，也必逐无疑。”“总而言之，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他进一步从阶级论说明这种纪律性并非易事：“若寻常出身小有产阶级而未改其心习的人，非但不能以此自律，亦且不敢以此律人。这种的人，本来不配组织共产党。就令一旦组织，也只徒冒其名。”
张申府：《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载《少年》第二号，192209。此话写于中共成立刚满一年之时，但其基本精神、原则却与后来中共日益成熟的“党建理论”相当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在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张申府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个人与社会
然而，一个人理论上认识、论述、强调一个政党严格的纪律性并不意味着实践中能适应、遵守其“铁的纪律性”。1925年初，他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和国共合作问题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他不反对国共合作，但更强调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如前所述，早在1922年他就提醒说：“请大家切记：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只不过处像现在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更要不忘为一种行动，与终极目的不同的党派，结成统一前敌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必须得机即把自己的终极目的向大众标示！”
R（即张申府，编者注）：《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
在四大会场上他仍坚持此观点，与人激烈争论，但他的主张未得到多数人赞同。几十年后他回忆说自己的主张“招致冷笑，认为幼稚幻想。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端难堪”，因此激动地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他拍桌子说：“你们如果执意这样，我就退出这个党！”说完就摔门而去，“摔门而出时周恩来正在门外。周追上他说：你讲得很好，我赞同你的观点，但退党的事还请你慎重”。周劝他不要退党，李大钊、赵世炎等也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与李、赵说定：“以后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一定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以免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在这段回忆中，他自我反省、批判道：“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习性未除，不能在党内奋斗争取，竟而错误地决定自己退出，造成一生大错！”
张申府：《所忆》，102~10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张尊超、刘黄：《回忆伯父张申府先生》，见《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384~38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确实，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习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自己最早提出的“铁的组织纪律性”，在实践中却难以适应，因“一言不合”而执意退党，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其中固然有个人性情、人事纠葛等原因，但思想渊源，却是更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张申府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他在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社会观点时，对罗素的“个人主义”亦极赞赏：“他（罗素，编者注）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为无关。”
张申府：《罗素》。在张申府的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无法真正解脱。所以，他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群与己，少与多”的关系问题，“过顾社会则碍个人，过重小己亦妨社会”
张申府：《续所思•二六》、《续所思•二七》，见《所思》，159、160页。。如何处理“群己”关系，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问题。从个人经历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他对以个性独立、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者、信仰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以集体主义为目的大同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意。这种内心的矛盾，是他难以纾解的，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张申府的理想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个人主义。如何得个人主义？得个人主义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碍己。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群己之纠者，在于是。”
张申府：《所思•二十》，见《所思》，10页。其实，这“大同个人主义”毕竟只是一种美好而苍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无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个人主义”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忍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而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的“大同个人主义”呢？张申府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解决此问题自宜更循人性而审选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约反射之律，于此实大有助益……换辞来说，人生必须由科学的进展，人性的认识，社会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达于仁之境。”
张申府：《续所思•二六》，见《所思》，159页。他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做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的合理社会。
三、“阶级性”与“民族性”
虽然退出了共产党，但张申府仍思考“革命文化”问题。1926年，针对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篇文章充分肯定“西洋近代文明”的观点，张申府发表了《文明或文化》表示反对。此文最重要之处在于他提出：“中国旧有的文明（或文化），诚然许多是应该反对的。西洋近代的文明，也不见得就全不该反对，就已达到了文明的极境，就完全能满足人人的欲望。但反对有两个意思，一为反动的，一为革命的。我以为囫囵地维护或颂扬西洋近代文明，与反动地反对西洋近代文明，其值实在差不多。我以为现代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宜取一种革命的相对的反对态度。”
张申府：《文明或文化》，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二十四号，192612。胡适为张申府“五四”时同一营垒的“战友”，仍持“五四”新文化“全盘西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文化立场，张则已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论、反动或革命的视角看待“西洋近代文明”。
或许感到言犹未尽、论说不充分，四个月后，他又撰长文专门论述“革命文化是什么”。他认为，革命文化应有下面四个特性：“第一，应是动的，应是向前的。”因为革命本身是动的，是向前的，所以革命文化“一定不同于中国旧来的，静的，停滞的，念旧的，旧文化”。“第二，这种文化应是客观的。”因为革命本身是客观的，是客观的要求。“第三，革命的文化必是民众的。”因为：“今日所以革命，乃为的民众，亦成于民众。今日的革命，尤其以工农为主体。革命文化必当以工农民众的观点而出发。必是普遍于工农民众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以“革命”、“阶级”、“民众”为标准，对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直到“五四”的“新文化”作出了批判。因为“西洋近代文化纯粹是有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在资本制度之上，已随资本制度有产阶级，而就沦亡。近来中国还有笼统地欢迎西洋文化的，其实都在不识不知之中，作了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了”。“第四，革命文化还是世界的。今日世界是大通的。民众是无国界的。今日的革命，尤其合世界成一个整个。未来的革命文化也必是世界的，非复一国一民族的。”总之，“革命文化既非中国旧文化，也非近来流传的所谓新文化。可说乃是一种第三文化”。“革命文化，就是世界民众直接创造的客观化。更简单以名之，也可就叫作‘民化’。鼓吹这种文化，显扬这种文化，建设这种文化，也可就说是民化运动。由这种文化，使大家贯彻革命的事实，由这种文化，使大家合于革命的习惯，使大家晓得在新建设的社会里怎么样子反应，也可就说是民化教育”
张申府：《革命文化是什么》，载《上游》中央副刊星期日特别号，19270403。。
强调了文化的“阶级性”后，不久他又开始注重、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对“民族性”的强调，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申府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更有直接关系。
1933年至1934年在《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以“续所思”为总名陆续发表的一百六十余则思想随笔中，他开始思考如何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说：“哲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中国哲学特色之一不在其以天人合一为归，乃尤在其开始即不把天人强为割裂，因此也不强作人生哲学与宇宙论之分。”“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中国哲学用有见于易，识生之要，而仁以行之。”所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中国哲学家“那便应有以发扬此，更要有以履践此”
张申府：《续所思•九三》、《续所思•九六》，见《所思》，190、192页。。肯定“仁”，自然要肯定新文化要打倒的孔子：“在现在还说孔子么？什么孔老二，孔家店，新孔学等等，写来可厌的名字，岂不是已把孔子的信仰都摧毁，都糟蹋净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过去帝王既利用孔子以维持其统治了，那么，今日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孔子以维持民族的生存？”
张申府：《续所思•九七》，见《所思》，193页。
张申府用“阶级论”基本否定了西方近代文化，又用“民族论”基本肯定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如果用“阶级论”分析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会得出“封建主义”、“地主阶级”文化因此应当否定的结论。之所以用“民族论”而不用“阶级论”理论框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表明其文化立场已与他参与其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重大位移，实际已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只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
然而，这种思想的位移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却有某种纠结、矛盾。正是在1934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发起了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批判五四运动毁灭中国传统文化，要求重新尊孔读经，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作为救国救亡、复兴民族的手段。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在之后不长时间内,蒋相继作了《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再释新生活运动》等多次演讲。仅从文本上看，这些主张与张申府的观点相近之处颇多，但新生活运动却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意义，尤其是它首先在“剿共”大本营南昌发起，政治象征更加明确。而这种政治立场、意图又是张申府坚决反对的。
为此，张申府在1934年秋发表了《尊孔救得了中国吗？》，意在阐明自己重新提倡“尊孔”与新生活运动“尊孔”的区别，此文着实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与观念。他提出了自己的“尊孔”主张，虽未明言，却明确批评、否定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尊孔”的政治意义。
四、“新启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
1935年，华北危在旦夕，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张申府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一度入狱。参与、领导救亡运动使他进一步思考救亡、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民族自信、民族复兴与现实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如前所述，退出中共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但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而是始终参加救亡运动、参加政治活动。
从1930 年暑假后至1936年暑假，张申府在清华教书七年。他在清华讲授“逻辑学”与“西洋哲学史”，同时又在北大讲授“数理逻辑”，在北师大讲授“现代哲学”。从1933 年8 月起，他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代主任。另外，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邀，张申府从1932 年9 月初至1934 年底主编该报副刊《世界思潮》，共出88期。
他在清华教书的七年，也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七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1935 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企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其殖民地，民族危亡，千钧一发。文化重镇北平，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民众的抗日情绪也更加强烈。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中共地下党员和一些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向关心政治、时局的张申府，在自己教的哲学、逻辑课堂上，也越来越多地讲评时事政治。清华大学成为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原因之一是校长梅贻琦先生政治比较开明，为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1935年秋后，以清华学生为核心的各校学生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学联成立后，张申府、孙荪荃、许德珩等与学联负责人黄敬、姚依林、郭桂英等中共党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参与指导学联的活动。同时，张申府还联合北大、师大、法商学院等学校有共同思想感受的教师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9 日，平津各高校爱国师生联合发动了反对“华北自治”的示威大游行，此即影响深远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游行示威的当天, 由张申府与学联负责人姚依林、郭桂英和女一中校长孙荪荃组成的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随时听取情况汇报，做出指示。1936 年2 月29 日，张申府与夫人刘清扬因此被捕入狱，后经冯玉祥保释于5 月8 日在狱中度过整70天后出狱；8 月1 日，他被清华大学解聘。
此后，以救亡为己任的张申府开始考虑发动一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1937年，以“中国化”为核心的新启蒙运动登上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舞台。
1936年，张申府就与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等酝酿“新启蒙”。1937年，他们正式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公开批评、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中简单肯定了“五四”的意义后笔锋一转，明确写道：“但，另一方面，五四也有它的缺欠，有它的时代的限制，也正不必讳言。”“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他强调新启蒙有三点“特别可举”：一，启蒙运动是理性的，“反对冲动，裁抑感情”，反对“笼统幻想，任凭感情冲动”。二，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固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要点，但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处在今日的世界，一种一国的运动，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有力量。启蒙运动另一个主要特点本在自觉与自信。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固是今日中国所需要。要紧的是：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三，“由今日来回看，五四的一个缺欠是不免浅尝。对于一切问题都不免模糊影响”。“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不应该真只是‘启蒙’而已。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个真的深的认识。”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载《北平新报》，19370502。这三点“特别可举”，显然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表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缺欠”的认识。
在几乎同时发表的《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这篇庶几可等同于“宣言”的文章中他非常明确地说：“今日的新启蒙运动，显然是对历来的一些启蒙运动而言。对于以前的一些启蒙运动，也显然有所不同。比如，就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这两个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因此，他认为：“五四时代的新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几步。”“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因此，这个运动，也可说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他提出，新启蒙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一，“思想的自由与自发”；二，“民族的自觉与自信”。第二点尤其重要：“要达到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必须发挥出民族的理与力”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实报•星期偶感》，19370523。。他强调，新启蒙的实质是反侵略的文化救亡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彻底的民族解放，不但要达到领土主权的完整，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是更要达到文化的自主与思想的自由独立的。”“整个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要反抗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是更要反抗文化的侵略与思想的侵略的。”“以上的后二者便是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使命”。他强调：“现在新启蒙运动不但是民主、大众的，并且是带有民族性的。”
张申府：《战时生活•战时教育•新启蒙运动•新的青年运动》，载《时事类篇特刊》第六期，19371210。
应当重视的是，张申府在1937年对新启蒙运动内容、实质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民族的概括，对稍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启蒙运动的两位重要领导人陈伯达、艾思奇先后到达延安，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关系密切，直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设工作。
赵俪生写道：“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见《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16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9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出自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第七部分，这一部分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有若干其他文字修改。
1939年8月23日至24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文化政策问题发言说：“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
张闻天：《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22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1939年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149页。
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因素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他认为：“旧中国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即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所以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外国文化的‘中国化’不是什么‘中国本位文化’，而是使外国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
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38、41、43页。1月9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无论是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新近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此前的“新启蒙”有内在的联系，显然汲取了“新启蒙”的基本思想元素。
因此，当张申府读到1938年11月出版的《解放》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时，兴奋异常，写下《论中国化》。此篇开首大段摘录了《论新阶段》“学习”部分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内容，并在一些地方加了重点号：“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后，张申府兴奋地写道：“我们认为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由这一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他列举了赞叹这一观点的五个理由：第一，改革中国是为了中国，至少首先是为了中国，虽然要学习外国，但“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第二，“这一段话的意思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同。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第三，“我们一方面主张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把科学与社会密切结合一起；一方面主张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的意思就是要使中国在科学上有其特殊的贡献，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第四，新启蒙运动要求新知识、新思想普及化、大众化、中国化、本国化、本土化。“同时，反对奴化，不但反对作自己古人的奴隶，传统权威的奴隶，实在更反对作外来的东西的奴隶。”他拟定的新启蒙的纲领之一就是“自觉”与“自信”，中国化就是自觉与自信的表现。第五，“我们更主张学问的人化”，就是“把学问使人懂，却应该讲述得、叙述得有人味儿”。“而在中国说人化，当然要先中国化”
。这五个理由的中心点都是“中国化”。“中国化”是“新启蒙运动”的核心，也是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点，还是稍后“延安整风”反对、批判“洋八股”、教条主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国际主义的人们”的重要思想内容。
“新民主主义文化”汲取了“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元素，张申府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发现了共鸣、找到了知音。不过，由强调“中国化”张申府更进“两”步：
一、他由此提出了“民族主义的科学”、“科学中国化”、“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的观点。然而，纳粹德国此时正在提倡“民族主义科学”、“德意志科学”，张申府唯恐他人将自己的观点与之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但他只是简单地说：“有的人不懂得这个意思，一听见这个话便希特勒治下的民族这个，民族那个地滥谈一阵，好像只有希特勒治下才可谈民族种族似的。完全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是幼稚机械的看法。” 张申府：《论中国化》，载《战时文化》第二卷第二期，19390210。无疑，“民族主义的科学”、“科学中国化”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对自己提出的如此重大的概念，他却未做最基本的论证，例如没有区分自然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社会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等。而且，他曾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科学、民主“人格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第一切戒的就是把它人格化。在五四的时候，曾有人把民主叫作德先生，把科学叫作赛先生。这不过是一种文人的结习，其实很违反了科学与民主的真义。”因为“科学与民主都是客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精神，不但科学不能成立，民主也必不能实行”
张申府：《科学与民主》。。他认为将科学人格化将减弱科学的客观性，却未意识到科学的“民族化”同样也会减弱科学的客观性。这种对自相矛盾的“无意识”，表明此时他思想中民族主义的主导作用，“客观性”已服从于“民族性”，至少，“民族性”大大冲淡了“客观性”。
二、他由此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应该研究的，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更是应该研究的”的观点。因为：“在中国，如果承认真正切实可贵的实践知识是来自实践的，那么，多年在中国领导革命实践的人的著作，当然应该极宝贵之。”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实在是中国思想上一极大革命”，“中山先生实在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先驱”。他进一步论证说：“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意思就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西洋社会。解说社会的理论，用在中国上便也应该中国化”。不应该忽略一国“事变”的世界性，同时也不应该抹杀一国“事变”的地方性。“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革命也只是中国的革命，随便拿什么别国的革命来比拟，都是不会切当的。”他强调，十几年来越来越相信“一个革命说”。所谓“一个革命说”意思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只需要一个革命。这一个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又是社会革命。既不是有产阶级的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乃是国民革命，而乃是民族革命，而乃是全国革命。”重要的是：“在这一个革命过程中遂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行，平坦顺遂地发展到大同社会：即所谓‘以进大同’，而把三民主义的理想圆满实现。本来划不清的阶级，便直进而消灭之，以成无阶级的社会。”他盛赞孙中山几十年前提出的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把中国革命的特征、任务、目标，已经明白指定”，这种模式的中国革命不仅理想上“应该”，而且根据几千年来中国的国情和20世纪世界革命的趋势分析判断，“也实有事实上的可能”。“凡在中国从事革命实践，而重视革命理论的中国化的，都就奉这个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最高准绳”
张申府：《论中国化》。。由“中国化”，他推导出了“三民主义”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快捷途径、是中国革命“最高准绳”。这一观点和结论，中共无疑不会承认、接受。重要的是，在张申府此时的思想中，“阶级性”已服从于“民族性”，至少，“民族性”大大冲淡了“阶级性”。
“客观性”、“阶级性”都服从或屈从于“民族性”，表明“民族性”此时在他的思想中居主导地位。这当然与抗日救亡的时局、与他本人积极参加且领导救亡运动的经历紧密相关。在1939年春写的《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这篇文章中，他决断地说：“新启蒙运动是随一二•九救亡运动之后而起的。本就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
张申府：《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载《战时文化》第二卷第三期，19390410。张申府与“新启蒙”说明，思想家的思想，与思想家的经历往往大有关系；要深刻地研究、理解思想家的思想，不能不研究他的经历。推而广之，一种政治、社会思想与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关系更加密切；要深刻地研究、理解某种政治、社会思想，必须深刻地研究、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五、“理”与“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张申府更是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1938年，他作为救国会代表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国家面临战争状态下，原本民主宪政的国家，往往会实行诸如“战时状态法”、“紧急状态法”一类特殊时期的法案，冻结、暂停原来的民主宪政体制，剥夺民主宪政体制赋予公民的种种权利，政府高度集权以赢得战争、度过非常时期；原本没有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更不会在此时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相反，战时国家需要，成为反对、压制民主宪政要求最正当、最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中国恰恰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发生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
有关这两次宪政运动的详细过程、内容请见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73~127、208~258页。
两次宪政运动，张申府都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次宪政运动，起因于1939年9月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七个改良国内政治的提案。这七个提案依时间顺序，其中第五个提案即张申府以救国会参政员身份领衔21人提出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主要内容是“用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表扬大公无私之立场”；“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存在”；“限制兼差，使人当其职”；“推进民权主义，实施民主制度”
张申府等：《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见《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纪录》，93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39年11月印行。等集中人才的五项建议。张申府领衔提出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重在针对国民党排挤异己、垄断政权、损害团结的现实。
会后,各民主党派联合组织了宪政问题座谈会，先后举行过八次会议, 就推进宪政、宪政与抗战建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11月下旬, 第四次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推定85人为筹备委员。在后来的筹备会首次会议上, 又推选孔庚、张申府等25人组成常委会, 将宪政运动推向高潮。11月末, 为进一步团结与联合各党派力量，以沈钧儒、张申府为首的救国会、国社党、职教社、青年党、第三党、乡建派及无党派人士在重庆青年会餐厅聚会, 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它的成立，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0年9月，国民党以交通不便,召开“国大”有困难, 决定 “国大”延期召集, 第一次宪政运动开始沉寂下去。12月, 国民党对参政会进行改组, 对靠近中共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极力打压, 并取消了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人的参政员资格，标志着第一次宪政运动的结束。
但是，宪政运动虽然沉寂却并未完全停止。1941年11月, 作为民盟前身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公开成立。1942年春, 以沈钧儒、张申府为首的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使民盟团结成为“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1943年9月, 国民党决定重提召集国民大会, 制定宪法。在同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 蒋介石再次表示要朝野人士合力以赴, 切实推行宪政筹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此时出版《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小册子, 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开始涌动，国防最高委员会也决定设置。11月12日，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由各党派代表参加，以孙科、王世杰、黄炎培为召集人，标志着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开始。1944年3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 正式加入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关系彻底破裂，第二次宪政运动才告结束。
虽然张申府的参政员资格已被取消，但他仍积极参加第二次宪政运动，多次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表意见，撰文阐述民主、宪政的意义。1944年9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简称“民盟”），张申府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还兼华北总支负责人。
为什么要民主？他论述说主要有七点理由：一，在根本上人与人差别不大，所以应有“差不多的权与责”。二，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事大家都有权过问。三，民主能广泛动员民众。四，只有民主才能适应国际民主、反法西斯的潮流。五，只有民主才有可能使每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发挥。六，民主最合乎科学，最合于科学法。七，民主最近于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参见
张申府：《我们为什么要民主与自由》，载《新华日报》，19440912。他进一步把民主范畴归纳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思想民主，社会民主，国际民主五个方面。
他认为民主政治是根本，因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即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政治民主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组织，规定人民权理的保障;以议会为人民议政的机关，监督政府的行动；以对议会负责的政府执行人民的共同意见。”
张申府：《民主大纲》，载《民主与宪政》，19450115。“政治上的民主，在今日的中国，也可以说，尤为根本，必须政治上真正走上了民主的大路，然后一切别的方面的落后的情形庶几也不能不跟着祛除”
。
但他认为仅有政治民主是不够的，“如经济上，社会上，不民主，所谓政治民主也就是假的。假民主一定站不住。也可以说，非整个民主即无民主。民主绝不等于代议制或放任主义的经济或国际的无政府”
张申府：《民主原则》，载《新华日报》，19431008。。“民主必须扩张”，必须由仅仅政治民主扩张到经济民主、思想民主、社会民主。由对经济平等的美好向往而转向社会主义、至少是经济层面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经济危机后一种世界性思想倾向，或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或主张完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甚至胡适、丁文江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都曾赞赏过“计划经济”，早就接受、从未完全放弃共产主义的张申府主张计划经济的“经济民主”就理所当然了。
“英美政治，苏联经济”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的观点，在左倾知识分子中，则进一步认为苏联体制不仅经济民主，政治也是民主的甚至更为民主，张申府无疑持后一种观点。他认为，民主与资本主义并无必然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民主政治并非资本主义的产物，民主与所谓自由主义也并非不可分离，而“社会主义是进步民主的一方面”张申府：《民主大纲》。。但他又强调：民主“必须是中国的”，也就是他提倡的“中国化”。他进一步将世界民主分为“英美的民主”、“苏联的民主”与未来的“中国的民主”三个类型。英美社会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组成的；苏联社会是“只有工农与主要由工农生成的知识分子，合成唯一的阶级”的；中国社会是多阶级（以农民、小地主、小资产阶级、小商人、手艺人、知识分子占多数；大地主、现代工人、现代资本家占少数）组成的。“中国社会的构成与英美，与苏联，这样不同，彼此的政治经济，彼此的民主，又怎能一样？”所以英美民主是“一个主要阶级在上，一个主要阶级在下的民主”；苏联的民主是“一个唯一阶级构成社会的民主”；中国民主则“应是多阶级平等，多阶级融洽，多阶级合作的民主。这是中国民主的可能，这也是中国民主的理想”
张申府：《民主的三种类型》，载《华声》第一卷第五、六期，194503。。
当时通行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将民主分为“英美”与“苏联”两种模式；二是认为英美是“假民主”，苏联才是真民主；三是认为苏联并非民主而是“专政”，只有英美体制才是民主。只有张申府别出心裁，将“中国民主”作为与前二者并列的“第三种类型”。对这种重大政治体制类型的划分，他并未做必要的学理论证，也确实无法得到学理的支持。但这本身却反映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人对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民主宪政政治制度能否、怎样适应于中国，中国是否会因此丧失自己认同的焦虑。
张申府对民主、自由、宪政的宣传、拥护，从思想根源上说是希望、相信人是理性的，可以用理性来制约、规范权力、暴力。因此，在许许多多的文章中，他反复论述论证科学与民主、宪政的关系。诸如民主与科学都是客观的，民主与科学都是强调多元、平等、互相讨论因而方法是相通的，科学是民主的民主是科学的，理性与法西斯绝对不能并存，19世纪末欧洲的反理性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的先声……正是对以理性约束、制止暴力的相信与希望，导致了他后来的人生悲剧。
抗战结束，国共之争开始。在抗战中，张申府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思想上更加接近，他的话语系统与政治思想明显与共产党的越来越近。他认为今日的时代有三个特点：革命的，人民的，科学的。参见
张申府：《青年往何处去？》，载《天琴》第三、四期，19480615。他与中共一样，坚决批判“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然而，在共产党节节胜利、即将发动淮海战役时，张申府却“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兵犹火也’。‘佳兵不祥’。不论什么方面，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不必智的冒险。”“无论如何，作战于一国之内，不管胜也罢，败也罢，遭受死伤的，遭受涂炭牺牲的，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穷兵黩武，总要不得，总不应该。凡真为人民的，就令不得已而事内战，也必反对内战。不管胜败，总必哀矜勿喜。”
张申府：《呼吁和平》，载《观察》第五卷第九期，19481023。这篇文章说明，话语系统与政治思想变得与共产党几乎一样的张申府，在思想核心深处仍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并希望理性使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
张申府：《续所思•二六》，见《所思》，159页。反映出罗素、罗曼•罗兰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对他的深刻影响。关键时刻，这些影响就会表现出来。此文一出，自然受到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强烈批判，张申府被开除出他参与创建的民盟。
尾声
共和国成立后，经周恩来安排，工作、生活一时无着的张申府供职北京图书馆。
1957年4月27日，张申府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发扬五四精神：“放”》。由于这篇文章和随后召开的对章伯钧的批判会上“不识时务”地为章伯钧辩护，张申府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
张申府视野极其广阔，思维敏捷活跃而深刻，但这些并不表现为长篇大论，不表现为高头讲章式的论著，而是在大量“短小精悍”的文章中显露出来。
在张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学与价值、科学与民主、个人与社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儒学、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等汇于一处而不彼此抵牾。他认为孔子代表“仁”，列宁代表“辩证唯物论”，罗素代表“科学法”，这是人类三个最美好、最重要的精神成就，所以他的理想是“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这些思想，在本集的“哲学思想”、“科学与民主”、“新启蒙与‘中国化’”中反映出来。
面对政治与社会现实，他时时参与政治，但又经常“不合时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他对列宁国家观的宣传、对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的“铁的纪律性”的介绍与强调，对中共后来的国家学说、党建理论都有深刻影响。然而，他又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作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合理社会，使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呼吁用“理”代替“力”确实显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种在现实剧变中的无奈。这种悲剧精神与无奈之感，确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细读本集“政治思想”所收文章，更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