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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黄炎培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924-1
著者：余子侠
责任编辑：符爱霞张继清
成品：160*230页数：464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6-16
定价：77.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作品选编，主要选取反映黄炎培关于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是研究黄炎培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卷收集了众多罕见的中华民国成立前的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黄炎培（1878—1965），字韧之，又字任之，号楚南，别号抱一。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曾师从蔡元培。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抨击学校教育脱离生活实际，力主学以致用。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力谋推广和改良职业教育。1925年，明确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将工作重心由学校转向社会，由学龄儿童、青年转向成人，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而提出“富政教合一”方针。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与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编者简介
余子侠（子峡），湖北蕲春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所兼职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有者。兼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社科联委员等。近十年来，独著和合撰《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荆楚学校教育史要》等学术著作7部，主编和合作主编大型系列学术著作“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1、2辑计18部）、“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6卷本）、《日本侵华教育全史》（4卷本）等，并在《近代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多部（套）学术著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内容简介
黄炎培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职业教育家，平生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所发表的言论和著述甚多，其中尤以教育方面的论述最为丰富。考虑到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人物，他自以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提出和构建名“家”为是，故而本卷所收，以其对教育尤其职业教育的论作为主，并兼及其他。比较既往结集出版的黄炎培论述教育及对其生平介绍的文字而言，本卷于中华民国成立前的资料收集方面尤显编选特色。
◆简要目录
导言
请裁观澜书院改设川沙小学堂禀（1902年11月）
为学务公会立案禀川沙厅文（1906年1月）
致学生家长远足之趣旨书（1908年9月）
《浦东中学校杂志》绪言（1908年10月）
体育大会之趣旨（1908年10月）
理想的家庭（1909年2月）
致谘议局协议会函（1911年9月）
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1913年1月）
告教育界用人者（1913年2月）
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1913年6月）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3年8月）
辞江苏教育司长职呈（1914年1月）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第二回商榷书（1914年2月）
考察本国教育笔记（节选）（1914年3月）
办教育者应注重考察（节选）（1914年12月）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1915年1月）
游美随笔（节选）（1915年6月）
美国女子之情形（1915年11月）
调查美国教育报告（1915年12月）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1915年12月）
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1915年12月）
介绍蒙铁梭利教育法（1916年1月）
读书法（1916年2月）
中国文之新教授法（1916年2月）
学校言语练习会之组织（1916年3月）
学业与事业（1916年6月）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叙（1916年6月）
青年反省二十问题（1916年6月）
本能教育（1916年8月）
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1917年1月）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1917年1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1917年1月）
对于斐律宾华侨教育意见书（1917年2月）
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节选）（1917年2月）
职业教育析义（节选）（1917年4月）
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1917年8月）
南洋之职业教育（1917年10月）
职业教育析疑（1917年11月）
呈请财政部补助职业学校经费（1917年12月）
我国图强所必要之训育方针（1917年12月）
职业教育谈（节选）（1918年1-5月）
民国六年之职业教育（1918年2月）
年会词（1918年5月）
请宽筹教育经费确定教育进行方针案（1918年9月）
与李石曾君谈职业教育（1919年1月）
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1919年1月）
陈嘉庚毁家兴学记（1919年7月）
我之最近感想（节选）（1919年8月）
减少授课时间与精选教材问题（1919年8月）
八年八月九日赴法美留学生送别会演说词（1919年8月）
杜威的教育哲学（1919年8月）
《职业指导号》的介绍语（1919年10月）
《学生自治号》发行的旨趣（1919年12月）
《职业心理学》的介绍词（1920年2月）
答客问青年会之益（1920年2月）
“五四”纪念日敬告青年（1920年5月）
义务工作（1920年10月）
《农村教育》弁言（1921年1月）
职业教育与地方行政（1921年7月）
农村职业教育（1921年7月）
职业教育（1921年11月）
民国十年之职业教育（1922年1月）
我所希望孟禄来华的效果（1922年1月）
一个全国教育界的大问题（1922年2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1922年4月）
读全国职业教育最近统计（1922年8月）
民国十一年之职业教育（1922年12月）
办理职业学校工场之商榷（1923年1月）
职业教育之礁（1923年1月）
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1923年1月）
对于英国退还赔款之意见（1923年3月）
学商业的青年自省七条（1923年4月）
送诸代表赴世界教育会议（1923年6月）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会的演说词（1923年8月）
第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演说词（1923年10月）
对于云南职业教育进行之意见（1923年11月）
民国十二年之职业教育（1924年2月）
提倡平民职业教育之商榷（节选）（1924年2月）
职业教育上四个新问题（1924年12月）
小学职业陶冶（1925年4月）
职业教育之原则及方式（1925年8月）
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节选）（1925年9月）
《生活》创刊词（1925年10月）
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1925年12月）
职业学校毕业生出路问题（1926年3月）
设施职业教育新标准（1926年10月）
办理职业学校之商榷（1927年1月）
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1927年3月）
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1928年12月）
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1929年1月）
第七届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里几个问题
（节选）（1929年9月）
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怎么（1930年3月）
十一次中华职业教育社大会追记（1930年6月）
职业教育（1930年7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节选）（1931年2月）
怎样办职业教育（1931年7月）
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1933年5月）
教育到今天还不革命么（1933年5月）
社会经济严重问题之一斑（1933年6月）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三届年会上的答词（1933年7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1934年3月）
地方收入锐减后如何解决普及教育经费问题（1934年12月）
国难中之职业教育（1936年3月）
留告四川青年同学书（节选）(1936年4月)
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敬告四川各界（1936年8月）
吾人在非常时期将以何者为最大贡献乎（1936年9月）
怎样教我中学时期的儿女（1936年9月）
二十年来服务职业教育的回想（1937年5月）
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1937年7月）
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1938年12月）
一封公开的信（1939年1月）
关于职业指导（1940年5月）
敬介绍“学习一贯互进法”于国人（1941年3月）
从困勉中得来（1941年5月）
告宁属青年同学与爱护青年同学者书（节选）（1941年10月）
本刊创刊十周年告海内外青年书（节选）（1941年11月）
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1943年4月）
职业与事业（1943年6月）
今后中华民众教育的方针（1943年11月）
我们为什么这样努力办《国讯》（1944年5月）
生活需求自由与职业介绍（1945年5月）
和平建国四原则（1945年11月）
中华职教社三十周年宣言（1947年4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1947年5月）
勿侮辱青年（节选）（1947年7月）
对于中国今后教育设施的意见（1947年12月）
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三十周年告毕业和肄业诸同学
（节选）（1948年5月）
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1949年8月）
中等教育上必须改革的几点（1951年3月）
黄炎培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黄炎培（1878—1965），字韧之，又字任之，号楚南，别号抱一。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6岁从母识字，后入外祖家东野草堂学习。1898年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特班，师从蔡元培等，萌生“教育救国”思想。1902年应江南乡试，中举人，旋因南洋公学发生学潮而归故里。1903年，改川沙观澜书院为新式川沙小学堂，并任总理（校长），自是开始从事新式教育。是年夏，因从事进步演说，受到迫害而亡命日本。1904年狱情稍缓，返回上海，任教于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堂，旋于是年秋冬间创办广明小学堂。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增设广明师范讲习所，并应杨斯盛之请，创办并主持浦东中学堂，专心事教，全力兴学，成为江苏教育界的知名人物。1907年为川沙厅视学员兼劝学所学务总董，旋于1908年因事辞。1909年被选为江苏谘议局常驻议员。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1912年改任南京临时政府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主持拟订《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认定教育为立国之基，计划尽快在江苏全省普及教育。陆续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小学实用主义表解》、《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等文，对现时学校教育脱离生活实际、偏重知识传授、轻视技能训练等进行抨击，力主学以致用、解决人生之切要问题。1914年2月辞教育司司长职后，作为《申报》记者，赴皖、浙、赣、鲁、冀等地考察教育，及时发表通讯和观感，积极宣传自己提出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教育主张。1915年4月，作为农商部组织的“游美实业团”成员赴美考察，对美国职业教育的发达，印象深刻并深加赞许。归国后，即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被选为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次年9月，在江苏省教育会提出《提倡实施职业教育方案》，并增设“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春，受教育部派遣，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归国后，于同年5月6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力谋推广和改良职业教育。旋受命再赴南洋各地考察华侨教育。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办事部”于上海，被推选为主任，负责主持社务。8月归国，全力推进职业教育。10月，主持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陆续撰文阐述职业教育的意义、地位和作用。1918年8月20日，创设“中华职业学校”，并亲订“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是年12月，第三次赴南洋考察教育。1919年5月，在职教社增设“职业指导部”，推行“职业补习教育”。8月，负责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附设于中华职业学校内。11月，接受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1920年10月，在职教社下设“农业教育研究会”。1921年1月至5月，第四次赴南洋考察教育，并为中华职业学校筹募资金。7月，参与发起成立“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被选为副会长。10月，赴广州参加《新学制系统草案》的讨论，力主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1922年2月，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1924年9月，当选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1925年8月，草拟《山西职业教育计划书》，主张“划定区域试办乡村职业教育”。是年12月，明确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将工作重心由学校转向社会，由学龄儿童、青年转向成人，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而提出“富政教合一”方针。次年5月，发起成立“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被选为董事长。6月，在江苏昆山创设“徐公桥乡村促进试验区”。后全力推进乡村职业教育，成为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29年主持调查江苏17县的有关情况，制成《农民生计调查报告书》。1930年创设“黄墟乡村改进区”。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创设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同年创设漕河泾农学团。次年提议设立“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率职教社内迁，任中央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39年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常委会主席。1943年任“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委，创办《宪政月刊》。抗战期间，除继续推进职业教育外，又积极提倡战时民众教育和儿童教育，向青年推荐“学习一贯互进法”。抗战胜利后，组建“民主建国会”，任主任委员；主持将职教社迁回上海，创设比乐中学，试验升学与就业同时兼顾的可能。1949年3月，经香港抵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继续指导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理，出席各种教育会议，推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直到1965年12月21日病逝。考察黄炎培的一生，既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平生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著述和言论甚多，然则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人物而言，自以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提出和构建名“家”为是。质是之故，现就其教育思想的知识底色、思想理论的生发经过以及职教思想的体系建构，加以概说，并予其历史贡献简评如次。
一
1878年10月1日(夏历九月初六日)，黄炎培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抚民厅川沙抚民厅，1911年11月改置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厢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到1905年迁居上海县时，黄炎培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度过了28个春秋。
历史上的川沙，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是一块比较年轻的土地。其位于长江口南侧，东滨东海，西枕黄浦，东南端水域为长江与东海的汇合处，在江流和海潮的长期相互作用下，由积聚的沙洲逐渐连片为陆而成江海冲积平原。直到公元8世纪，在今日川沙的西端小有成形的老海滨平原上，始有聚落。自北宋以降，随着海滨平原自西而东逐渐伸延成陆，其地人口亦渐见繁增。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置川沙抚民厅，开始地方一级独立建政。
近代社会以前，这块具有江南水乡特色、拥有近郊海滨风光的新陆地，虽说在经济上日渐成为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但直至设立厅治前，境内除极少数私塾外，仅义学3所，1834年才建有观澜书院。比较内地大多数地区，其地文教事业颇为逊色。至于正式教育行政机关，直到1907年才正式出现。可见，就人文地理环境而言，其地的传统文化圈层并非厚重，而迁徙社会的历史氛围又赋予人们某种离异传统的精神和意志。这从后来黄炎培能够顺时进取、适势应变的性情上可见一斑。
指出川沙地区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比较薄浅，并非说黄炎培自身没有接受太多的传统文化的熏染浸润。恰恰相反，在他自己划分的人生第一时期，即1878年至1900年间， “个人生活情况”的主要内容，即是“旧文化学习”黄炎培：《八十年来》，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走的依然是一段传统士子文人的必经路径。
了解黄炎培对传统文化的研习，有必要从黄氏家族及其社会关系谈起。在南宋初年迁徙南方的人口流动中，黄炎培始迁祖黄元一，以康王赵构(宋高宗)亲信侍卫的身份自汴京南下，辗转择居嘉定滕阳巷。至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其后人再转迁浦东古镇高行。据清乾隆朝曹瑛的《高行竹枝词》：“沪城首镇歇江东，三里平分南北中，月旦无人留史笔，不知销没几英雄。”转引自朱鸿伯、杨正德主编：《黄炎培与浦东》，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可知其地在明清之际已成为一个较好的“文化小区”。受此人文环境的影响，在吴中(今苏州)经商三十余年而致富的黄炎培二十世祖黄恒松，即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起了一座兰芬书屋，作为黄氏家族子孙读书处。到黄炎培二十二世祖这一代人手中，书屋藏书已至万卷之数。于是，黄家祖上有了人们所说的“读书种子”。
黄炎培受到较好的传统教育，其直接影响因素和条件，应从其出身国学生的祖父黄典谟一辈算起。黄典谟之妻沈氏，乃川沙城内沈树镛之妹。沈树镛即沈韵初，曾在清内阁中书署任职中书。此人为杰出的碑帖学家和书画鉴赏收藏家，与其过从甚密的著名学者俞樾，曾称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沈树镛有姐妹各一人，黄典谟的连襟乃川沙城东儒者孟荫余。孟氏因其父死于清朝官吏淫威之下，故遵父嘱“勿做清朝官，不应清朝试”，终身居乡经营农桑和延师课子。其家有题为“东野草堂”私塾一处，藏有丰富的古籍以备子孙习研。黄炎培六岁时，在母亲孟樾清指教下开始习字念书。八岁上，即随同两位叔父一起读“四书”。九岁起，前往东野草堂就学，直至二十岁才离开。入东野草堂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读完了五经：《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黄炎培：《八十年来》，22页。。读完“四书”、“五经”之后，黄炎培开始“广览群书”：诸如“从十三经中选读《尔雅》；从二十四史中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于诸子百家中读《庄子》、《墨子》；于唐诗中读李白、杜甫两家；于宋儒学案中，读朱熹、陆九渊两家，但重陆；于明儒中特重王阳明和顾亭林”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其旧学根柢由是打牢。
对黄炎培思想和学问增益最大者，莫过于其姑父亦祖母娘家侄儿沈肖韵。这位“内史第”的主人，在晚清社会中，是一位思想颇为新进的人物。甲午之役后曾投笔从戎出关抗日，后深感民族沦亡民生痛苦，又筹资创办川沙第一家毛巾制造厂，实行实业救国。这位姑丈不仅以富有藏书的书斋为自小生养其家的黄炎培提供了 “泛览群书”的优越条件，而且还是黄炎培由旧学转向新学的引路人。黄炎培受其新知启迪，始于平生“第一部”新书——赫胥黎《天演论》的学习，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并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改变：“自读了《天演论》，觉我身在世界上，太伟大了，也可以说太渺小了，因此脑中充满着我们天职的严重。”《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5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其时已近世纪之交，黄炎培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认识也由此发生转折，开始“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黄炎培：《八十年来》，31页。。1901年初夏考入南洋公学特班，使自己知识体系内的西学新知文化因子得到进一步的生长和扩充。
南洋公学为近代著名的洋务官僚盛宣怀所创办。在长期办理洋务事业的过程中，盛氏深深体会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由是先后于1895年和1897年在天津和上海各设新式学堂一所，“课以中西有用之学”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附章程、功课）》，转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4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培养其洋务事业急需的新知人才。其中设于上海者，定名“南洋公学”。该校初建时，拟分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后改为附属小学堂)、中院(属中学性质的“二等学堂”)和上院(属大学性质的“头等学堂”)等四类教育。其中师范院首开于1897年4月，继之于1898年开设中院，1899年开设外院（1901年改设附属小学堂），而上院迟迟未能开办，后以选派留学生替代高等人才培养。另外，作为变通，于1901年又开设政治科和黄炎培曾就读其中的“特班”。
南洋公学特班的开办，“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以储国家梁栋之材”，“但望学成之后，能如曾、李二星”。为此，要求进入特班学习者，“宜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尤宜讲求中西贯通希合公理之学，不可偏蹈新奇乖僻混入异端之学”盛宣怀：《照会南洋公学添设特班系为应经济特科之选》（光绪廿七年），上海交通大学档案卷508。。明显可见，这种“特班”的开设，其历史背景乃为正在变通的科举储材备选，其培养目标是能够适应形势需要的像曾纪泽、李盛铎那样的外交人才。就在黄炎培进入公学特班前一年，参加过维新运动并因思想新进而受到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张元济，接任该新式教育机构总理（相当于今日校长）。该氏在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方面一直持积极态度，故而在其草拟的《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十条中，十分强调招收的学生要“有志于西学者”，且应于“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张元济：《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光绪廿七年），西安交通大学档案卷2325。。为了使学子贯通中西学术，张氏还特聘具有民主主义先进思想的蔡元培任特班班主任。
蔡元培任特班班主任后，即依据章程有关规定，着手规划特班的教学工作，将特班三年课程分为前后两期组织教学。前期为初级功课，包括英文(写、诵、文法、章句)、算学(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手演)等；后期为高级功课，包括格致化学(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等。两期课程均重在西学。其“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交通大学1936年4月印行），49～53页。。至于对每个学生具体的个别指导，根据黄炎培的回忆可以整理如次：在开选书目之先，蔡元培召集全班同学谈话，交给学生们一张分门清单，诸如哲学、文学、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约二三十门，让学生各人认定一门，然后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学生们在研读过程中，每天须写出读书笔记缴送老师批阅。在亲身批阅学生笔记时，蔡元培还每夜轮流召二三学生到自己的房间进行面谈，或就笔记、或就当天日报所载时事消息指示种种，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随时请教。“这种教育方法切合学生们的要求，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谦和，使每一学生都心悦诚服。”黄炎培：《八十年来》，33页。由是，黄炎培他们在这所“满布着爱好学习的气氛”的新式学堂中，于新知求取上获得了甚大的进益。
对于黄炎培来说，在南洋公学所受到的教育，并不仅仅在于新学知识的摄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和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根据张元济起草的“章程”，公学的特班有一条不同于其他班的特殊规定，即“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这就在客观上给黄炎培他们提供了自由阅读各种书刊、接受新进思想的有利条件，无疑向正从传统文化圈中走出来的学子们禁闭甚久的心扉透进了一线光亮。蔡元培充分利用这点合法的光亮，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民主主义思想。为了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国际情况”，蔡元培鼓励黄炎培他们学习日文，“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9～53页。。黄炎培就是通过“和文”翻译法，完成自己选定的“外交”课程，后来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末榜举人，还靠的是“在这上边得了便宜”。为了使学生们走出校门后能够更有效地唤醒民众、开发民智，蔡元培还要求学生们学会演说，谆谆告诫“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并特设小组会亲自向学生示导演说辩论，“并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1～2页。如此练习，无疑为后来黄炎培一生的数百次唤醒民众觉悟、播衍救国思想的讲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培养学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蔡元培一再告诫特班学生，要求他们将来出校借兴办教育以唤起民众，甚至给学生们出的试题，也以《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之类促使学生思考。“其所诏示，千言万语，一归之爱国”。所有这些表明，在南洋公学这种新文化圈中，黄炎培不仅仅在知识摄汲方面获得了全新的能量，而且在思想转化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于是，在涂施自己思想体系的第二层知识底色之际，以承接蔡元培等人输传的一线民主思想的光亮为契机，开始蓄积自身后来成为一颗闪亮于中华近现代教育夜空的明星的能量。
黄炎培就读南洋公学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氛围，在“中体西用”文教政策的控制下，处于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人们在追求新知趋往新潮时，或因受阻于传统势力而徘徊歧道，或因留恋于既有程序而首鼠两端。据黄炎培自己回忆，正在南洋公学特班投入紧张的学习之时，1902年秋，应姑父之约前往南京应江南乡试。对科举功名的求取，表明其时他的思想认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从不久爆发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中可以得到印证，即被当时报界称许为“中国学生社会一大劈头之大纪念”的“墨水瓶事件”《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载《新民丛报》第21号（1902年）。，他并非如特班退学的大多数同学一样随同蔡元培另组爱国学社，而是返归川沙开始另一种事业选择。提出这一点，并非意在贬抑历史进步人物思想发展过程中转变时速的滞缓，而是旨在说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向传统时代挥手告别的艰难，更何况南洋公学特班的开设，“系为经济特科之选”。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使开办不及两年的特班因此而解散。对正处于人生转折关头的黄炎培他们来说，无论新学知识体系的丰富，抑或进步思想观念的形成，都不啻是一种绝大的“硬伤”：“特班开办于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于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终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条之初级功课未能修毕，即第七条之自修恐亦影响甚微，其中多数特班生卒能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者，全恃此后特殊力学之结果耳。”蔡元培：《记三十六年前之南洋公学特班》，见《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9～53页。特班解散后，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有了举人身份的黄炎培，走上了一条传统士子的退守之路——居乡授业。不过，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早已赋予黄炎培这种人生选择以崭新的时代意义。接受过世纪之交新旧教育交替的时代潮流洗礼的黄炎培，对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已经能与时代最强音产生出某种共鸣。这就是一直牢记着乃师蔡元培的教导，通过发展教育来唤醒民众，造就国民。“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黄炎培：《八十年来》，36页。于是，他走上了献身开启民智发展新式教育的人生道路。至于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只有靠在后来打拼事业的过程中去“特殊力学”了。
自1901年9月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以来，中国新式教育事业开始正式跨上早期现代化的台阶。在南洋公学深受蔡元培等人新进思想熏染的黄炎培，其“居乡授业”的事业选择，无疑蕴涵着十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时代精神。考察他随后乡居十来年间的教育事业，无不显示出与时俱进推动潮流的革新主旨。在走出南洋公学的当年冬天，他即偕其同志，通过种种努力，将川沙原观澜书院改设为“川沙县第一所公立小学校”。同时，他还与堂兄洪培创办起开群女学，开启浦东一方兴办女子教育之新风。在开办男女新式学堂的同时，他们还常常在正常文化课之外举行游戏、竞赛以及演讲活动，借以开通思想、开启新智和开化风气。所有这些，自然有力地冲击着地方封建守旧势力的思想营垒和文化阵地，由是为黄炎培也招来了杀身之祸，演出了为避祸而远渡东洋的人生一幕。
逗留日本数月间，黄炎培的眼界所及和思想所虑，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于是怀着借发展教育来拯救民族改造社会的思想认识，他自1904年春初避祸归国后，更加努力推进新式教育事业的兴办：先是先后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堂任教；是年8月，又受杨斯盛委托与友人一道在杨氏上海新宅创办起广明小学堂，并应新式教育发展之需在该校附设一年制的师范讲习所；1906年再应杨斯盛之请，创办浦东中学堂于浦东六里桥。这所“川沙县境内第一所中学堂”，以其新进的办学精神和优秀的教学质量，当时就“名闻沪上，誉满江南”，后来更赢得中学教育界“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
伴随川沙小学和浦东中学等新式学堂的先后创立，黄炎培日渐认识到“办理学堂”“为目前至要之政”，而开办学堂又必得有正常教育组织或机构为之联络、布置，于是在1905年，他就积极参加江苏学务总会的组织工作。在以著名实业教育家张謇为会长的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务调查干事。他还积极致力于自己家乡川沙地方教育组织的筹备。在联络同志请求川沙厅准允立学务公会的呈文中，黄炎培等明确指出，“若无学务公会，不惟编制互有参差，且恐教科未能划一，势必各学堂自为风气，漠不相联”，因此学务公会之设，于“重学务而期普及”的时势，实乃“亟亟”黄炎培等：《为学务公会立案禀川沙厅文》，见《川沙县志》卷九“教育志”，国光书局1927年1月印行。。继学务公会于1906成立不久，川沙劝学所——川沙厅署第一个新式教育行政机关亦于同年冬正式成立。于是黄炎培在兴办新式教育方面又有了两个新的身份：一是由川沙同知指任的川沙学务公会会长，一是被江苏提学使任命的川沙厅视学员兼劝学所总董。自是在浦东一方，“方邑人之倾诚以迎新文化也，一时弦歌遍于乡曲，有财者输财，有力者输力，苟为公益，咸乐解囊”，“热烈之诚，足以敦薄廉顽”《川沙县志》“导言”，国光书局1927年1月印行。。
对新式教育事业的热心和尽力，以及对所辖地方教育经营的进步和成就，使黄炎培在不长时间内即成为江苏省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故在江苏省一些政要人物张謇、程德全等人的赏识下，他很快被委以重任：先是1911年9月江苏省独立后即出任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继之于1912年12月又被委为教育司司长之职。在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任上，黄炎培感应于其时中国教育改革的潮流，拟订了《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他在“计划书”中指出：“教育之事，至繁且赜，引之不一其绪，挈之必于其纲。苟不熟察社会、国家所需，确定缓急先后之序，而或专就今兹现状，为维持应付之谋，或博搜异国成规，为东涂西抹之举，皆无当也。”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征诸日后其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平生教育事业的实践贡献，该“计划书”中对于教育事业的认识，表明其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正在生成。
与在实践工作中对江苏省教育革新事业积极推进相同步，黄炎培的知识体系日臻丰富，思想认识也日渐进步。早在1905年迁居上海南市之后，他就开始大量研读西方教育著作，既从中汲取新知的营养，更从中借鉴各家的主张。仅就其时他本人留下的文字来看，他对西方的各种教育学说多有研究和探讨：远自古罗马塞南加(Seneca，通译塞涅卡)“青年之于学校，为生活而学，非为学校而学”的理论，近则博爱派教育家白善独(Besedow)、康丕(Campe)、柴之孟(Salzymann，通译撒尔茨孟)所提倡的“实用主义”观点，尤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的“生活教育”主张，如此等等，无不有所吸收或研究。同时，他还借助主持地方教育行政之便，与一些来华的西方教育人物诸如孟禄等有过直接的接触，亲聆他们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种种论见。所有这些，无不让西方新教育思想的精髓，流浸入黄炎培的脑海之中，使他清楚认识到：“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教育的现实情状，他直接提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并且强调指出，“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在居家研习西方各种教育理论的同时，黄炎培的“特殊力学”还包括他对国内各省教育的实地考察。这就是他所说的“寻病源也”《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早在1905年接手江苏学务总会常务调查干事，他就开始注重“实地调查”，其足迹遍及江苏省63县的四分之三。1914年2月交卸教育司司长职事后，他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更自由的行动，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查南访北，先是对安徽、江西、浙江三省，接着又对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实地教育考察。一年之内的南北两次国内考察，使他能够从更深远的时代背景和在更广阔的社会区域，看清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端。尤其教育不切社会实际，学生毕业后如若不能接受更高一层的教育则几同游民，使他感受极深，担忧尤重。对此他写道，“最此行所得闻见与感想”，“各种学校毕业生，除升学外，几无他路，此为方今教育亟待研究之点”，其中“中学校为尤甚”《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2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通过国内实地考察，黄炎培不仅“辄觉闭户读书之不可为学”，而且深患现时“产出若干高等游民”的学校教育“其将何以自解”。于是，在国内考察“寻病源”的基础上，他借参加游美实业团之机，举足远涉重洋，开始跨入新的一重文化圈，通过 “外国考察”“读方书”这种“特殊力学”，完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最后建构，并且在这道知识底色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
1915年4月，北洋政府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邀请黄炎培随行担任编辑报告。是月9日，抱着“余之考察教育，所竞竞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的态度，即对于彼之教育深怀“于我之比较如何”和“我之对此当如何”黄炎培：《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载《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的心念，黄炎培随团搭乘太平洋公司“满洲利亚号”轮船离开上海航向太平洋彼岸。在美国，他游历考察至当年8月才返归。其间，他西从旧金山登陆，东至波士顿，北达布法罗并进入加拿大境游览，南抵路易斯安那州最南的海港新奥尔良，计经历省区及特别区二十有八，游历有名地点二十有七，对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学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此外，他还拜会了正在推行“新自由政策”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世界著名的科学发明家爱迪生，以及曾在中国推行过新式教育的傅兰雅等著名人物，并与其他一些教育界实业界有关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
通过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黄炎培深受刺激和感染：“若论实质方面，则吾侪比年所研究之实用主义，此行实予我以无数崭新材料。盖此主义在美国实为全国所倾向，日进而未有已。凡种种设施，昔仅得诸文字或托诸理想者，今乃使我耳目亲闻见之，而益深信其必可行，且必有效，而弥哀我国之瞠乎其后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6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于此可见，游美考察的“特殊力学”，不仅使黄炎培在这一重全新的文化圈中丰富了自己的西学新知，这种新知乃直接通过自己耳闻目见所获得，非向日仅从书本文字中得到的“二手货”，而且使他的教育思想认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就此促成自己的教育思想理论臻于成型。这就是认识到要对现行中国教育进行变革，“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同上书，320页。。
考虑到各国之间文化背景和社会性质的差异性，自美国考察归国后一年多，黄炎培又选择了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作为自己继续“特殊力学”的考察地点。在他看来，日本与中国素来人物同种，文化同源，民俗相通，民情相近，然其在数十年间能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之一，其可资中国学习的材料必定甚多，且自清末以来中国即多以日本诸种新兴事业为考察鉴习之对象。至于菲律宾，亦受过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但近世以来则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故其教育体制全以美国为尚。该国实施职业教育，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发达其生计，以植独立之基础”同上书，第1卷，327页。。因此，比较直接借鉴美国的教育经验来说，日、菲两国的经验于封建落后且急需独立富强的中国更为切实有用。由是他偕同陈宝泉、蒋维乔、郭秉文等一行六人，前往日本、菲律宾作第二次国外教育考察，借以求得医治中国教育病源的“方书”之完善。
自1917年1月8日自上海出发前往日本，至同年3月9日由菲律宾返归上海，黄炎培一行在日、菲两国考察教育历时整整两月。在日本考察期间，黄炎培看到了职业教育已在日本收到的成效，认为该国能够迅速跃居为东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强国，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职业教育。尽管其时日本“于职业教育之名词，虽未见十分煊烂，而于实际则励行弗懈”。即是说，日本现时教育事业，十分注重教育的职业内涵以及与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通过与日本教育家佐佐木、手岛精一等人交谈后，黄炎培更加认识到，日本“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6页。。在菲律宾，黄炎培更切实地看到了职业教育的收益，认为菲律宾能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不十年而改观，“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骎骎乎将合两大洋文明而融会之”，《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233～234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无不出自职业教育之赐。因此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并且认识到任何教育皆须含职业教育之意味——“寓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之中”。至此，在完成自身知识底色的涂绘之时，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体系也相应得到建立。于是归国之后，他即以大力提倡“职业教育”而发“革新东方教育之先声”《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5页。。
二
任何思想观念的成型，任何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尤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方面不断地向教育提出新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又对教育的发展变化产生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历史影响，黄炎培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自然呈现一种由萌生发展而衍化成型的过程。考察和探究这种演进过程，既有利于人们明晰这种教育思想体系的社会特质，又有利于人们体察黄氏教育理论的时代精神。
考究留世的文字材料，黄炎培的教育思想萌生于20世纪初年。其时他对教育的认识，主要是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而形成一种笼统的发展教育、开发民智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三十多年后所忆及，那时“受着了‘教育救国’新学说的影响，看看国事，已经糟到不可收拾；看看老百姓，大家还是睡在鼓里”。于是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这种借发展教育救中国的思想观念，可说是20世纪初年注重教育进步的人们的一种时代共识。黄炎培能由这种普遍认知的教育观转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其关键之处应在于民国初年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提出。
依据黄炎培的种种界说，这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要目的在于使学校教育摒除务虚劣习而趋于实用，使学子能将学到的知识、理论应用于社会实际生活之中，“余之所谓实用主义，并非不使之知，但使之行；并非专授法式，而不授原理。不过所施之教育，必令受之者一一切于应用，可见诸实行，即间授以理论，必以实事、实物为依据”《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2页。。循此目标出发，他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大致的理论建构。
首先，在教育的社会功用上，“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主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在此，黄炎培明确阐述了学校教育的功用和目的，就在于使受教育者既能为个人生活谋得生计，又能为社会进步创造利益。这就对传统观念中教育的双重作用，即个性修己和群性处世，赋予了富有时代新意的诠释。
其次，在教育的实施内容上，“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不难看出，对实用主义教育如此析而论之，显然受到民初教育改革所制订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影响。而对人们所说的“智育”，因其直接关系着人们之生活所需，故黄炎培尤为注重。益而言之，即在教育的具体进行过程中，“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渐相接近”，“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扞格不入之虑”。
为了使教育达到这种实际效果，故而其三，在教材编选上，坚持本其所已知以启发其所未知的原则，“其教材务以儿童日常经验界为限”，“务以适应于儿童能力者为限”，“非此者，虽极切要，概从割爱”《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3页。。基于自身教育实际经历所获取的经验认识，考虑到现时国民能够接受教育的实际程度，黄炎培主要的论证对象放在小学教育阶段。是故在提出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后，根据上述原则，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小学教育各科教学的改革思路，并利用“职务余晷”与友人联手编译成《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一书，用以指导“实用主义教育”的推进，企望借此“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首先要注意的应是其思想基础，这就是早年居乡就读即有所积淀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观念。
尽管赫胥黎氏在《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中，对人们于其“适者生存”观点的误解，表示“惊讶”并予以“正名”在《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一书中，赫胥黎指出，与一般意义的生物进化相比较，“社会进化，实际上是一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过程”，即“是一种不是为了取得生存资料，而是为了取得享受资料的斗争”。“使我惊讶的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习惯于图谋主动或被动地灭绝人们当中的弱者、不幸者和‘多余者’，他们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辩护，自称这是由宇宙过程所批准的，是保证种族进步的惟一途径。”“我怀疑这种错误是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义上的不幸的含糊不清所引起的。‘适者’含有‘最好’的意见，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所谓“道德”，指“我们叫做良心的这种有组织的和人格化了的同情心”。这就要求那些“享受一种社会利益的人”，切不可忘记“对社会所应有的责任”，“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者践踏所有竞争对手”，这就要求人们“自我约束”而非“自行其是”。概言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应于生存”。，但其时黄炎培见到的严复所译《天演论》，仅只是《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的前两章，而并非“全豹”，难以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把握。更重要的是，《天演论》附有表达严复自己见解的按语和序言，强调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如不设法改变，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必将完全沦为列强的奴隶以致亡国亡种。其主旨或用意乃借以疾呼变法图强，向整个民族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受其影响，黄炎培以实际行动回应了20世纪初年的“教育救国”声浪，并逐渐将“优胜劣败”的“天演之道”运用于教育社会功用的认识之中。
依据“天演之道”，黄炎培认为教育的起源，乃由于人类求生求存的需要：“生而为人，第一目的曰生活。任天而行，其能生存与否，未可知也。则不得不辅以人力，本其天赋之能，而长养之，扩大之，求有以利其生，而教育起焉。”《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4页。这种教育起源于人类“求有以利其生”的观点，毫无疑问受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生物起源说”的影响。这种教育起源论的人物，有法国的利托尔诺（Charls Letourneau,1831-1902）和英国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而这种教育起源论所持主张，其理论依据正是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
既然教育缘“求有以利其生”而起，则教育必须使人“备具人生处世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因此，在拟订《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中，黄炎培特别强调了教育切于生活的必要性：“盖知识日增，欲望日高，而生存之能力不伴以俱进，徒令厌苦其寂寞之家庭，奋欲脱之，而实莫能名一艺以自适于天演界。”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这种教育在于使人能“名一艺”而“适于天演界”的思想，早在1909年谈到“理想的家庭”时，黄炎培就有所表露。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家庭，应是男女均需接受过一定的学校教育，能“执一业”以之“自置”“家产”而自养养人：“男子必毕业中学，女子必毕业小学。男子既成年，莫不执一业；女子非育子女、非主家事、非老，亦莫不执一业。”《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2页。循此男女皆有“学”有“业”的认识路径，他较早地注意到女子教育的社会意义，并以一省职掌教育权柄者的身份，登高而呼：“女子职业教育，吾所绝对主张者也。”黄炎培：《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载《江苏教育行政月报》第1号（1913年1月）。
继认识社会个体而家庭均需用实用主义教育以求适于“天演界”，黄炎培进而认识到，处剧烈竞争之世，为求不被淘汰于“天演”，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亦需提倡“真切于实用”、“可以养成有用之人”的“实用教育”。由是，他运用“天演之道”，对教育的个性作用和群性作用进行了如是概括：“丁此生存剧争之秋，其人受教育愈充，则其生活所需用之能事愈富，而其被汰于天演亦愈后。一人有然，乃至积而为家为国，其兴灭存败，罔弗系此。”基于此等认识，他认定贯彻实用主义于学校教育之中，实属刻不容缓之事：“教育之急，急此也；其重，重此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4页。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还要认识到其时代动力，乃在于其时中国日益涌进的教育改革潮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史。尤其清末民初正值封建的传统教育向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性质的新式教育逐步转型时期，其时教育领域的一切进步因素，无不蕴涵着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精神。依据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揭示的教育主旨，乃在于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对照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变革，无疑承续了实业教育予人谋生技能的教育主旨。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产生以来，于教育进步上最大的变化，乃在于实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种教育的产生和形成，一改中国以往教育与社会经济生活互不相联的历史状态，开始迈开了中国教育朝向专业化或工技化方向发展的步伐。经过近40年的变革和发展，至20世纪初年，国人终于形成了某种共识，是故在清末学制改革中，以发展国计民生为目的的实业教育，不仅在新订学制中获有一席要地，而教育含有实业精神的认识，也逐渐在思想层面扩散弥漫。民国建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因素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教育领域注重实用主义思想的灌输，教育与经济之间的结合在形式上更为密切，在实业教育有所发展的同时，普通教育以实业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也日益增强，故此作为民初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实用主义精神为指导的教育适于生计和治生的因素，在普通教育中也有了明显的加重。即以普通的小学教育而言，在民国初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校令》中，于其第一条即揭明：“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同时，在《小学校教则》中，亦于其首条分别对受教育者的德、智、体诸方面规定出相应的教育目的：凡与国民道德相关之事项，无论何种科目，均应注意指示；凡知识技能，宜择生活上所必需者教授之，务令反复练习，应用自如，儿童身体，宜期其发达健全，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对于男女诸生，应注意其特性及将来生活，各施以适当之教育。正如黄炎培所指出，欲达上述教育之目的，须当有种种之设施：欲传授知识技能于儿童，当有教授之设施；欲陶冶儿童之品性，当有训练之设施；欲期儿童之身心健全发达，当有卫生之设施。“然欲教授、训练、卫生之普及于全体，而得实际上之效益，尤须有至重至要之设施，即实用教育是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5页。
面对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潮流和情势，黄炎培做出的反应是顺流其中，诚如其所谓，“余亦推荡此潮流之一人也”。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其实，亦如其所谓，“余辈往日执业于学校，凡所设施，果能使来学者所得确实否?适于实用否?果不见憾于生徒亲属否?”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然而反思的结果，带给黄炎培的只是一个“忧”字。由此忧心所起，征之于“天演之道”，他深切地认识到：“今兹教育，非于实用的方面，施大革新不可!”《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55页。
探析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更有必要了解其经验感触，亦即他对现时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造成社会危害的切身体验。
早自1905年被推任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之日起，黄炎培就获得了深入社会了解教育实际的机会和条件。主政江苏省教育工作后，使他对当时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有了更为全面而贴近的了解。这种了解，既得自部属或友人所反映的实情，更重要的是个人耳目的亲自闻见。正如他在提倡实用主义教育时所述：“犹忆两年前赴某省之某埠，参观某师范学校。以有所亲肄业，得索观各科讲义，不禁喟然感叹!所最可诧者，教育科讲义，于理论刺刺不已，中间罗列教育家姓氏学说，亘数十纸未尽；至各科教授法，实习教授，全未暇及，而去毕业仅数月矣。其他学科，大率称是。余以所亲见故，感愤倍至!”学校教育现状使黄炎培得如是之观感，然当时学校的毕业生，于黄炎培的刺激尤为深切：“观今之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扞格之情状亦愈著。而其在家庭、社会间，所谓道德身体技能知识，所得于学校教育堪以实地运用处，亦殊碌碌无以自见。”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现时学校教育及其所出人才如此不切实用，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尤其经济发展对实用型知识人才的急需，自然相距甚远。所以，从形式上看，清末民初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然而在实质上，由于科举时代教育弊端的种种余毒，教育界于物质文明则黯然无生色。有鉴于此，黄炎培认识到，现时学校教育若不作改进或变革，长此以往，学校愈多，则造就无业游民亦愈多。“以此观之，则我国学校教育，非所以为社会谋福利，转所以害社会耳!”《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54页。针对这种“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他深怀忧患意识，故而大声疾呼：“求学必求当世必需之学，教人必教之为当世不可少之人！”同上书，25页。
然则如何达此目的?黄炎培进而于其知识体系中从两个方面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从往日积累的传统文化的“学问”中，求取“实学实用”的治学精神，尤其继承和发扬了宋明以来贯穿于“事功”、“习行”、“实学”、“经世”诸般学派的注重实用、讲求功利、关心生计的实学致用经世的学术传统；一方面从近时所习的西学新知中，借取学校教育“接近生活实际”的教育主张，其中尤重自古罗马塞涅卡而近世博爱派的白善独、康丕、撒尔茨孟直至裴斯泰洛齐等人的“为生活而教育”的种种思想主张。而对裴氏关于“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的生活渐相接近”的“生活教育”学说，黄炎培极为赞赏，认定依此主张改进中国的学校教育，则学校所出之人“以是谋生处世，遂无复有扞格不入之虑”。由是千思万虑，凝为一辞：“因世变之亟，使余一缕思潮，辗转起伏以达于此‘实用主义’之一点。”“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象，虽谓此主义为惟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7号（1913年10月）。。
实用主义教育倡行不久，黄炎培辞却江苏省教育行政职，开始了长时间的先是国内继之国外的教育考察，“庶几关于教育诸问题，平昔所怀疑所假定者，至是或可得较正确较适切之解决”《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2页。。
在自视为“寻病源”的国内考察中，黄炎培“耳目所触，思想生焉”，于中国教育之实际获得了更为切身的观感。针对现时“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他对自己倡行的实用主义教育更为深信：“此一年间社会闻闻见见，所谓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其所发见之弊害日以深，日以烈，在教育上益促吾人之觉悟，使完全倾向于斯主义。”这种思想认识的进步，无疑为黄炎培国内考察教育方面的最大收获之一。
黄炎培国内考察于教育上的另一收获，应是通过比较国人自办学校与外人所办学校而得出的启发性结论。在考察期间，他对欧美人士所办学校——主要是教会所办学校，尤为注意。举凡所到之处，教会所设教育机构，上自高等学校，下至幼教机构，甚至一些社会教育的设施或场所，黄炎培无不驻足。通过对这类学校的实地考察，尤其将之与国人自办教育机构进行比照，黄炎培得出的结论即是，此类学校所采教材教法皆含实用精神：“参观所至欧美人在吾国所办学校，除国文、算术不明吾国国情，故所采教材未尽切于实用外，自余有所设施，殆无不含此主义。”同上书，150页。自是萌生“考察内国教育，将俟既毕，续游外国”之念。
诚如“取经”而往西天，正值国内考察兴致最高、收获日进之际，黄炎培获得了游历美国的“好机会”，于是踏上前往西天的取经之路。这就是他于《新大陆之教育》中提到的心中不敢忘“我”而出国“寻方书”之举：“彼所谓实用教育，其精神若何，其设施方法若何，其适合于我国现在时期与程度，而可以为法者何在，此则吾所急欲一觇盛况，将以其所获多少，悬为此行考绩之准者矣。”《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页。
然而，国外的教育现状，尤其对美国教育的实地考察，使黄炎培思想认识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其时职业教育设施日有添增、进步教育运动迅猛推进的美国教育，给予他的印象是，“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意实用”：“其教科课程，处处与生活关系；校内设施，处处与社会联络。”《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169～170页。于是，通过目睹耳闻，日访夜思，黄炎培认识到，自己出国前所欲探求的教育实用精神，在体现了这种精神的美国教育领域中，根本不成为任何问题，也根本无需去作任何窥探。这种思想上的彻悟，从他答友人问中可见实情：“实用主义四字，吾意不得谓为无所变。盖实用二字，决无所变，惟主义二字有所未安耳。凡所谓某主义、某主义者，必系相对的，苟其为绝对的，便无所谓主义矣。今吾观美国教育，凡所设施，无一非实用，揣彼国教育家之意，不言教育则已，苟言教育固当如是，初非于若干途径中，采取其一，以为准鹄。世安有不实无用，而尚得谓教育耶。故以实用主义四字语，彼国教育家未免失笑。”同上书，183页。征之国内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扞格情状，以及社会对教育的迫切所需，黄炎培于“无一非实用”的美国教育之中，认准了“职业教育”于中国教育之改造最为实用：“所谓职业教育”，“专以职业上之学识技能，教授不能久学之青年，而一方面亦使实业前途，进步益无限量……叩其目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回念吾国，由后之说，或未暇计及，而满地青年学成无用，由前之说，相需可谓殷矣……要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07～108页。。自是，以实用精神为旨归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形成。
三
纵观黄炎培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路径，自对教育产生认识以来，在国内的教育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注重社会实用性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此为基础，借助国外的职业教育理论，主要是美国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材料，对自己的教育思想认识进行修正、调整、补充乃至完型。
如果仅从名称或概念上考察，前文已揭，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早在1913年1月拟就《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之时。在《计划书》中他即两次提及“职业教育”一词：一是“绝对主张”“女子职业教育”，使向无“生存能力”之女子接受此等教育后，“能名一艺以自适于天演界”；一是“绝对主张”“寓职业教育于初等教育”，让所有受教育者，自入学之始即开始获取“农工商必要之技能与知识”，使学校教育真正收到“教使自养，即教即养”之功。不过，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正式形成以及对这种教育的明确倡行，是在1915年4月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之后。自是他对“职业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所养成之人物，则完全主用艺术。”“叩其目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就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由此认识出发，返观中国现行教育与经济生产、生活严重脱节所造成的种种弊害，他强调指出，我国教育的改造与进步，“要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07～108页。。故此归国后，他即尽心尽力于职业教育的倡导和推进。1916年9月，他组织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以此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1917年5月6日，他又主持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于上海，借以推动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1917年10月，他又筹备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舆论阵地。自是而起，职业教育旗帜正式亮起，职业教育阵营就此组成，并在思想层面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而激荡着整个中华教育界。他本人的职业教育思想在此潮流中也日渐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
1．职业教育多重目的的确立
早在职业教育思想处于萌芽状态时，黄炎培就认为此种教育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取必要的生活技能或知识，以利谋取生计。待公开发表提倡职业教育的宣言书时，他对这种教育的目的有了更为真实而具体的认识：“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180页。。稍后不久，他进而将这种职业教育的目的条理化：“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同上书，254页。这即是所谓职业教育“三要旨”。随后，针对有些人以为职业教育只是一种技艺教育，不足以发展个性的思想认识，他又将职业教育的“要旨”修改、补充为：“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38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由是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得到了确立。
在职业教育的理论中，将“谋个性之发展”安置于职业教育目的的首要地位，乃是针对中国教育向来存在溺杀学生个性的弊端而发矢。在黄炎培看来，“人们大都有天赋的个性与特长，而兴趣做他的先导，一经启发着，很可能尽量地发挥出来”《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54页。。然而通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和个人的切身体验，黄炎培认识到，中国既往的教育，使本来甚为活泼之儿童，一入学校即转为迟钝，其原因即在于学校乃以教师为本位、为中心，根本未从儿童的个性与特长着手，故教者出其所知，尽以授人，不知体会学生果能领受与否；尤有下者，乃拘守数册教科书、数十个文字，此外几无所谓中心。如此专在文字、书本上用功的教育，积习成性，只能是抛耗久长之岁月，使学生的天赋能力不特不发达，反而遭到斫丧和消灭，其结果只能是“功课虽及格，然人愈呆滞、愈拙笨”《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311～312页。。而职业教育的发生，其效绩正在于应解社会生活方式所采分工制，使人人具有的特别之才能、本来之天赋，得到充分的培养与发挥，能一一用之于适当之途，“求工作效能的增进与工作者天性、天才的认识与浚发，进而与其工作适合”《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54页。。
职业教育理论以“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目的之一，其理不言自明。对此黄炎培指出：“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决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虽然，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这就说明，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生活能力都不具备，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未获得，其他任何所谓为群服务、为民谋利、为国造福等等，均不过大言欺世。由此，对于当时一些不明真义者或别有用心者曲解或攻击职业教育为“啖饭教育”，黄炎培并没有就此而放弃这一目的上的要求，并且进而解释，职业教育固然在于使受教育者得一“饭碗”，但并非仅仅在于得一“饭碗”而已：“职业教育之效能，非止为个人谋生活，而个人固明明藉以得生活者。以啖饭教育概职业教育，其说固失之粗浮，高视职业教育，乃至薄啖饭问题而不言，其说亦邻于虚骄。”《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254页。这就说明，职业教育在提高受教育者造福他人与社会的能力之时，同时给予自身获得生计的手段和本领。
“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这一目的正好续答了“为个人谋生之准备”的涵义。对此，职业教育理论从阐释“职业”一词的“真谛”出发，再三强调了两者的不可分离。所谓“职业的真谛”，即是一方面利己、一方面利人的行为。“职业这名词容易为一般所误解，以为只是个人谋生的意思，我们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志的主张，却不是这样，我们以为职业的意义，在谋个人生计，同时也是社会服务。要不是这样，个人的生活，依然不能圆满解决，社会也得不到他的好处”。“所以把服务做职业的意义来解释，实是从事职业、发展职业的最好方法”《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25页。。既然“职业”的意义即在于一方为己治生，一方为群服务，是人类在共同生活下的一种确定的互助行为，那么，“职业教育，即是给人们以互助行为的素养，完成他共同生活的天职”。由是之故，黄炎培进而号召同仁，应该用“最高的热诚，包涵一切，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发挥大合作的精神，做训练的方针，使受吾教育的，精神方面和知能方面，完全适合于人群需要。”反是，不能发挥合作的精神以适合于人群需要，平白享受有职业的人给他的衣食和一切生活需要，而自己绝不操一业以图报，实为人群之蠢虫，“大闹世界的社会革命，就是革他们的命”《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446～448页。。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服务社会”或“为群服务”的教育目的论，包含着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教育观念。这种观念即是，一个人接受职业教育的训练，“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并且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且从“群”的概念出发，“为社会服务”更为重要：“职业教育训练，第一要义即‘为群服务’。一个人不能太重视自己之利益而牺牲大众。职业并不是只为己谋生，同时对于‘为群服务’之‘群’字，应特别注意。”《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278页。这种职业教育理论中的道德教育思想，后来即凝练为“敬业乐群”四个字，并以之作为他的职业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初识职业教育之时，黄炎培比照此种教育的社会作用，指出中国现行教育，“不惟不能解决世界最重要之生计问题，且将重于生计问题之困难。幸而教育未发达、未普及耳，苟一旦普及，满地皆高等游民，成何世界”《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255页。。怀此忧虑之心提出职业教育谋有所补救后，即高揭“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作为职业教育的第四重目的。这重目的所安置的思想基础，乃在于黄炎培对所谓“战后教育”的认识：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皆致力于战后教育之研究，质言之，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这就是通过教育的手段，解决如何充分地利用“地”、“人”及“物”，增进生产能力的问题。“夫欲解决‘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合职业教育，尚有他道邪?”就中国地位而言，这就是“弱国之战后教育”，“苟不亟亟焉自谋所以增进生产力，他人将有代为谋者”。是故，“吾国之战后教育，更舍职业教育无所为计”。可见，职业教育于今日世界各国，“图存者在此”，“图强者亦在此”《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256页。，无疑，把“增进生产力”与发展“职业教育”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谋教育而有国家思想、有世界眼光的表现，所以在其时，“中国还没有人提到增加生产从教育下手，它是第一声”《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222页。。这样，通过职业教育来沟通教育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联系，使近代社会以来教育与经济的联姻得到了成功的结合。自是以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既是一大目的，又是一大方针。由此可见，倡行职业教育提出这一最高目标，其见地何等高远。
2．职业教育实施方针的规定
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社会化”、“科学化”和“平民化”。
在萌生职业教育思想之初，黄炎培就试图通过改进教育来解决当时国家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难题。在他看来，教育本身是一个社会问题：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之社会。现时中国之所以一方面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无数，另一方面百业生产因缺乏人才而不得改良，出现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恐慌”现象，关键问题出在教育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办教育者缺乏对教育与社会进步、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关系的正确认识和了解，是一种理想家或书呆子关起门来在书本里面讨生活的教育。有鉴于此，他一再强调，讲教育一定要从经济上着想，注意社会对教育的需要：“职业教育是以社会需要为前提。”“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职业学校，另外还须注意需要之份量，不使其供过于求为宜。”《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267～268页。后来，为了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的社会化，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要求“提倡职业教育的”，须用一部分精神去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办职业学校的”，要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把这种教育的“社会化”视为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职业教育机关的本质，是十分富于社会性的，所以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就是——社会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491页。
这种高度重视教育适宜于社会需要，以社会需要之转移作为办理职业教育的方针，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在黄炎培的思想认识中，“人类中间一切事和物，都存在于需要之下。有需要，才有这事这物，需要不变，它们的生命也就不会断绝。这是铁一般的公式……职业教育，就把适应人类求知能欲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图案，来建筑在根据有组织的分工制度所开拓出来的园地上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213页。。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才有职业教育的提出，也为了适宜于“社会需要”，所以职业教育在办理过程中十分注重对社会的实际调查，以此求其办学方式和教学内容，随着社会环境和时代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更和改进，使自己的学生学成之后，即可直接谋生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以能多尽一分才力替社会多作一点贡献为自身“职业的真乐”。因此，“职业学校的基础，是完全筑于社会的需要上”《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489页。
提倡职业教育，科学化是其方针之二。在追述自己为何提倡职业教育之动机时，黄炎培说过：“最近高唱职业教育的动机，无论中国、外国都起于承认科学……外国用科学较早，占了先着；中国落后，就为不早用科学。”同上书，449～450页。有鉴于此，当职业教育产生之后，即抱定一个爱国、报国的“信仰”，这就是想以生产报效国家，想以科学开发生产，想以人才运用科学。这种依靠科学来发展职业教育，依靠科学化的职业教育来报国救国的思想，一直为黄炎培所坚持。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还在告诫接受职业教育的学子，对于所从事的事业，“一以科学化为骨干，民主化为精神”《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217页。，以此贡献社会。
提出职业教育科学化，同样基于对职业教育固有本质的认识：“人类先有职业，后有职业教育。因从事于生活需求之供给，本于分工的自然趋势，养成专门工作，而职业以兴。其后因生活竞争日烈，谋工作之传授与精进，才有所谓职业教育。一百五十年来的工业革命，领导者谁?就是科学。”所以，“职业教育，直接求百业的进步，间接关系民生国计大问题，并不会在科学以外，别有解决的新方法”《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450页。。然而，中国社会不仅素来存在轻视科学知识、科学技能和科学方法的不良习性，即使起因于“一是科学化，一是平民化”这“两大要求”的“新教育”，几十年来在科学方面同样“没有丝毫成绩可言”《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6页。。理论上的认识如彼，现实中的教育如此，为了使科学化方针在职业教育中得到真正的贯彻，黄炎培疾言警世：“用科学解决，百业有进步；不用科学解决，便无进步。”而解决的方式方法，可根据教育的具体内容而定：“关于物质的问题，皆将用科学解决；关于人事的问题，皆将用科学方法解决；而教育不啻为扩大科学运动的先声。”《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449～450页。
提倡职业教育，其实施方针之三即“平民化”。这种平民化，乃指一方面须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一方面要求办职业教育必须与民众合作，依靠平民社会的力量。“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同上书，446页。之所以如此，乃因特殊阶级者，或拥遗产，或发横财，或领干薪，安坐以享优越的生活权利，此等人用不着“职业”，也想不到非办职业教育而不可以谋生。只有那做一天人，干一天事，完全靠自己卖气力换来自己的生命，同时相互支撑整个人类生命的“最大多数的平民”，他们才想到职业，才需要接受职业教育。“我们看我们的学校，都是平民以上的教育，而大多数的平民犹无教育之可言，这实在可惜，实在可怜”，由是之故，“职业教育宜从平民社会入手”同上书，421页。。
考察黄炎培对实施职业教育平民化方针的提出，乃基于对现时教育之不足的认识。在其编著的《中国教育史要》中，他将整部中国教育发展史划分为五大时期，其中自清末兴办新式教育以来定作“欧化时期”，认为这一时期对教育的要求表现的最大特色，一是科学化，二是平民化。其中科学化方面，正如前文所引，“固然没有丝毫成绩可言”，至于“平民化”方面，不仅未能收到绩效，没有造福平民，反而给平民前途以很大的危险！这就是早早诱导平民脱离他们的固有生活，即使事实上一时不能脱离，先养成他们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正因为看到了现时学校教育没有能增加平民的生活能力，反而先亢进他们的生活欲望，诱导他们厌弃固有生活，以致酿成社会种种不安。对此黄炎培“认得清楚”，“要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生计问题着手”，“更认得清楚”，“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450页。。
3．职业教育教学原则的提出
作为一种教育，黄炎培倡行的职业教育无疑也有一些于其他教育亦通用的教学方法；作为一种职业教育，因其“是给人家一种实际上服务的知能，得了以后，要去实地应用的”《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140页。，所以它又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法。
就一般教育通用的方法而论，黄炎培继承和发展了前人所主张和实践过的一些有效的教学原则，并且对这些原则注入了服务社会生活、服务经济发展的新内容。其中较著者，如因材施教原则和循环渐进原则。前者旨在“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使受教育者“都得很好的成绩，为将来服务社会、国家做他很好很好的预备工夫”《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298页。。后者旨在通过学而习、习而复学的“切实而熟练”的训练，使受教育者“所学与社会需要相配合，免蹈一般学非所用的流弊”《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11～12页。。
比较而言，在黄炎培所倡导的诸种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中，最基本、最具体且最能体现职业教育创新精神的，应是“手脑并用”原则。对这种原则，黄炎培的表述如次：“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如只注重书本知识而不去实地参加工作，是知而不能行，不是真知。职业教育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到此种境地，须手脑并用。”《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263页。这一原则的提出和实施，既是因职业教育自身教学规律所决定，又为清除“职业教育之礁”而得出。它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即在于，自是而后，中国教育才真正注意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
首先，贯彻“手脑并用”原则，符合职业教育特性。在职业教育推进过程中，为了回答现实社会提出的“怎样办职业教育”的问题，黄炎培说过：因为职业教育的目标，很简单，很分明，是给人家一种实际上服务的知能，得了以后，要去实地应用的。譬如学游泳，是要真会游泳，单说一大篇游泳的理论，哪里行呢?所以办职业教育，“万不可专靠想，专靠说，专靠写，必须切切实实去‘做’”《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140页。。这种“做”，就是要求在动脑的同时动手，在做工的过程中学习。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揭示，正是职业教育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手脑并用”这一教学原则的施行。因为职业教育既要给受教育者一技之长，利其为己治生，为群服务，更重要的是，这种一技之长要能够“直接地”应用于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之实际。它与其他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受其教育的学生一走出校门之后“即须干他的职业”。“干得好，共见共闻；干得不好，也是共见共闻：俗所谓‘当场出彩’。”拿通俗的比喻相论，如果说其他的教育是“画鬼”，则职业教育是“画人”：画鬼易——“鬼是看不见的，无所谓肖不肖”，而画人难——“人是共见的，肖和不肖，人人得而批评之”《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446～447页。。所以，职业教育的教学，必须注重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提倡做学主义”：“一面做，一面学；从做里求学，从随时随地的工作中间，求得系统的知能。”《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146页。
其次，贯彻“手脑并用”原则，破除“职业教育之礁”。面对现时的学校教育，甚至包括所谓实业教育，所养成的学生无不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一个个接踵跻身于“高等游民”之列，提倡职业教育的人们纷纷指出其思想和历史根源，即在于中国人向来均以“读书做官”为荣、以“读书谋事”为耻的社会心理。正如邹恩润(邹韬奋)在《职业教育之意义》中所指出：“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益以科学［举］之遗毒，乃愈积重难返，谬见牢不可破，闻职业教育之名不生其蔑视之心者几希。诋之者甚至仅以啖饭教育视之。”邹恩润：《职业教育之意义》，见《职业教育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这种社会心理，黄炎培将其称之为“职业教育之礁”，并指出正是这种“礁”使受教育者，“非以职业为贱，即以职业为苦”。“此无形之礁石，伏于青年脑海中，欲职业教育推行无阻，得乎?”《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363页。为此，黄炎培严厉地批评了手脑分离的教育所产生的恶劣社会影响，指出以往这种“以抛耗久长之岁月，专在文字、书本上用功”的教育所积下的习性，不仅已使中国致弱致贫，而且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还将会导致“国将不国，种将灭种”。故此他厉言疾呼，以“手脑并用”的原则力起矫正：“中国读书人顶怕用手，除掉写字和吃饭、穿衣、上毛厕以外，简直像天没有给他生两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做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好罢!吾们来矫正一下。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并起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154页。
概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自1913年对“职业教育”初次提出以来，中经赴美、游日、旅菲的国外考察，职业教育思想正式形成，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后对职业教育的积极倡行，在实践过程中逐步使自己的职教思想理论体系丰富和充实，至1926年年初撰文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其思想理论体系基本成型而泛化。在这十余年间，正是中国思想界处于近代以来最为活跃，最有生气的历史时期，可见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而萌生而发衍。
四
近代中国教育发展进步的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各种教育思潮前后相继，波涌浪叠地推动着中国教育事业一步步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种推进过程具体表现为：面对着社会转型不断地向教育提出种种的时代需求，像历来社会变革时思想领域总是走在前头一样，教育思想领域适时地萌生或涌动某种思想潮流，形成某种引导教育实际的教育理论，并由此而催生出一些单一性的新型教育机构的创立，进而在制度层次发生影响，推动教育制度实现相应的变革。这种制度层次的变革，既是既往思想领域长期异变和演进的理论结晶，也是现行新式教育机构单一性设立和发展的实践升华，于是中国的教育又向前迈进一程，在思想层面上将人们推进到一个更高的理性认知的领域、层次或阶段，进而求得教育现代化事业的新发展。于是，某种教育思想的产生和思潮的形成，推动教育实践出现相应的变化，再进而在制度层次取得阶段性的凝聚成型，由是又推动着一种更新的教育思想或思潮的涌现，如此循环往复，层层累进，形成了中国教育思想领域在近代以来变化发展的空前景观。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教育思潮的产生涌进的发展规律，人们将不难明晰黄炎培教育思想体系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究竟作出了何等理论贡献。
首先，在教育目的上，阐明了现代教育必须注重所出人才应适用于现时社会生活变化发展的需要，能在谋求个人生计的同时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中国传统教育一向注意强调教育的双重作用：对受教个体而言，重在“修己”；对社会群体而言，重在“治人”。修己则强调明德修身，治人则强调明伦干政。比较而言，黄炎培的教育思想理论，同样强调了教育的双重作用，但这种作用已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在对个性的作用方面，它更注意教育的治生功用，即让受教育者获得谋求生计的知识和技能，以此自立立人；在对社会的作用方面，它所强调的并非通过教育的途径走上干政求禄的道路，而是通过接受教育，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国家，即收到“利群”的效益。故此，这种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所揭明的最高目的，即在于适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取利于时、造福于世。
其次，在教育对象上，揭示了现代教育应以能够让全体国民均受到教育为其精神旨归，尤以中下层劳动大众的教育权利和机会平等的解决为其急务。中国传统教育尽管自孔子以降高扬“有教无类”的旗帜，古往今来的教育家们无不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人生一大乐趣，但传统社会不可能让“凡夫俗子”、“愚夫愚妇”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因此，以往的教育只是一种“人才”实为“人上人”教育。黄炎培的教育思想理论正是为反此传统而建树。在教育大众化和大众化教育方面，这种教育理论一直接收着时代关于教育走向普及的最强音。这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寻求最简便的方法，实现教育为“最大多数的平民”之所有，并使受教育者在换取自己生活需要时，尽量贡献自己开发地力、物力的力量，凝集成整个民族奋起的合力。由是之故，这种教育形为“利己”，体为“利群”。
其三，在教学内容上，论证了现代教育必须具备实用精神，注重社会绩效，实现学校教育与经济生产进步之间的紧密联系，以社会所需所用为学校所学所教。中国传统教育一向高踞社会之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没有形成一种正常的紧密联系，所谓教育只不过是书本“知识”的传授与摄取，很少关涉现实社会的民生与国计，是一种“撇开衣食而讲学问”的教育。因此，学校教育所出者，若不能为官为宦，即丧失独立生活的能力，更不用说生利于民、造福于世。黄炎培的教育思想理论，则始终注意教育的社会化或社会性，所教所学全以社会的现实需要为中心，所强调的知识、技能既来源于生活，又作用于生活。故此这种教育理论透显出一种以现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的实际需要为真实学问的知识观。
其四，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了现代教育必须实现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以此彻底改造传统教育的唯书主义和培养士大夫的教育理念。由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所决定，传统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强求死记硬背，一向轻视乃至鄙视动手能力的培养，视手脑分离为天经地义。在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之中，动脑必须动手、劳力务求劳心，是一条不可改易的教学原则。毫无疑问，从中国教育的历史走向来看，在这种教育思想理论的种种贡献中，这种强调体脑结合、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论是最有时代价值的部分。只有依此方法施行教育，才能使受教育者真正养成适于社会生活、益于经济生产的能力，获得求生造福的知能与技艺。因此，这种教学方法论对传统教育又是一种最富革命性的历史批判。
总之，由于教育目标上一改传统的“治人之教”而为“治事之教”，故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相随而发生一场反传统的革命；又由于教育对象乃全体国民而非少数“人才”的培养，故而教育组织形式与教育目的论亦相随而背异传统教育的模式。如此等等表明，黄炎培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的程度上修改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发展走向，丰富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理论。尽管这种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种种不足，但学制建设中职业教育法定地位的取得，以及学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思想精神的提倡，已经表明这种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在相当的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理论相随社会转型的深化，而向更高的层次求取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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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卷编选过程中，编者校改了原文的一些讹误。其中，“□”内为难以辨识之字，“［］”内乃编者所改之字，“〈〉”内是编者所补之字。此外，在成书过程中，研究生张攀、夏军、高查清、陈艺、王海凤等参加了资料整理、原文校核方面的部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