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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孙中山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1329-3
著者：张苹 张磊
责任编辑：霍殿林
成品：160*230页数：501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6-09
定价：7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选取孙中山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和函电、演讲、谈话、题词，反映孙中山思想全貌；
收入多篇珍贵史料，是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必备文集。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孙中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峥嵘岁月中，孙中山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主革命准备阶段，开拓了民主革命的正规时期：他倡导了三民主义政纲，谋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其中，对共和制度的诉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组建了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使得中国内部的进步力量汇聚成了革命的巨流；他确信“强迫”的手段往往是革命所必需的，坚持了武装斗争；他领导了呈燎原之势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革命果实为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篡夺后，继续捍卫共和。在经历了十年的“艰苦顿挫”而回天无力后，他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积极投入民主革命新阶段，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他毕生的政治生涯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趋向，他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辉代表，也理所当然属于全世界。
◆编者简介
张苹，1 9 7 0年生于广州。历史学副研究员。1988—1992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2年至今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孙中山思想以及广州城市史研究。现任广东文史学会理事、《广州通史》编委会秘书长等职。著有《孙中山传》、《孙文学说》、《广州史话》、《朱执信》、《洪仁玕》等。独立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市级重大科研项目十余项。
张磊， 1 9 3 3 年生于天津。历史学研究员。1950—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生毕业。1958年至今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兼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教授、研究员。主要著述近30种，另有论文百余篇。曾获得中国图书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学术成就奖等奖项。
◆内容简介
作为孙中山思想的载体，孙中山所遗留下来的文字作品近千万言。本书选辑了孙中山各种形式的重要著述，包括其在“国事遗嘱”中所提及的《建国方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四种，以及从兴中会到国民党时期的主要宣言与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和函电、演讲、谈话、题词。选辑过程中对不同版本作了校勘，加以必要的说明性注释。个别著述因篇幅较长，略作删节。本书是孙中山重要著述的选辑，大体反映了他的思想与实践。
◆简要目录
导言
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
香港兴中会章程（1895年2月21日）
复翟理斯函（1896年11月）
伦敦被难记（节录）（1897年初）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节录）
——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897年3月1日）
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
《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
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间）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
讨袁宣言（1916年5月9日）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
五权宪法（1921年3月20日）
建国方略（1917—1921年）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18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1月23日）
三民主义（1924年1—8月）
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的演说（1924年5月1日）
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1924年6月16日）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员毕业礼暨第二届学员开学礼的演说
（1924年8月21日）
时局宣言（1924年11月10日）
遗嘱（1925年3月11日）
孙中山年谱简编
后记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
他诞生于暴风骤雨席卷九州大地的峥嵘岁月，梁启超曾经为之发出这样的感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正是“天崩地解”般的近代中国曲折剧变的历史进程，把他铸造成一代巨人。
任何杰出人物作用于历史并非随心所欲，他们的眼界、观念和理想总是为时代所制约，而其活动只能立足和凭借于现实的舞台，是以堪称“时势造英雄”。但是，历史又是人们创造的，出类拔萃者必能倡导一定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他们的作为所产生的重大能动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英雄造时势”也是这个命题的又一侧面。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充分肯定。他以近4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政治生涯延伸了两个世纪，贯串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他的足迹遍布许多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他接触了各种类型的人士。他力图使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
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巨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多方面的，内涵极为丰富。他几次环游世界，能操数种语言；他求索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藏以熔铸救国拯民的真理，并在难得的间歇中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他毕生从事革命的“战争事业”，甚至身兼统帅与“排长”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1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他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前故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睹共和制诞生于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他经历了更多的顿挫，迭遭通缉和绑架；他曾有过“槁木死灰”的心境，却能“愈挫愈奋”……当然，他的形象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的神祇，只是一位“大写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的重要角色。他必须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因为严峻的现实是：无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思潮澎湃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中国，难免以悲剧告终。他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前行者——制定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他又是建设事业的重要擘画者，为实现近代化殚精竭虑，提出了规模恢宏的纲领和方案，因为他确认革命与建设相辅相成。当革命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急湍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始终超越不已、攀登不止，无论是声望、威信和年龄的增长都未能导致其思想僵化和独断。他从爱国和热衷于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英雄和民主革命领袖，又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不愧为时代潮流的引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为一个“弧形”加以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弭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的逝世中断了“弧形”的高扬。
为了拯救和发展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壮志未酬。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国家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一）
孙中山的故乡在濒临南海的广东香山县。
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岭南以“富而通”著称。但孙中山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村却不富饶：“负山濒海，地多砂碛，土质硗劣，不宜于耕”《孙中山全集》，第1卷，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居民生计艰难，孙中山出生时的家境也是非常困苦的。父亲曾在澳门当过鞋匠，后来返乡租田耕作并兼更夫。孙中山从6岁起就参加农家的辅助性劳动，年龄稍长便下田操作。番薯成为经常的主食，很少有鞋穿。困苦的生活在孙中山童稚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曾自称“我是苦力，同时也是苦力的儿子。我生于穷人家庭，我自己仍然是穷人”L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New York，19340904.。在他看来，“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幼年和少年的遭际使他“早知稼穑之艰难”，他自称后来倡导民生主义显然与“境遇之刺激”有关。参见［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载《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香山，蕴含着可歌可泣的爱国与革命的传统。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更是广泛流传。刚刚覆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给少年孙中山以深刻的印象。他从返乡的太平天国战士的口中了解到天国英烈的壮举，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出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战斗精神哺育了孙中山，使他衷心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孙中山全集》，第4卷，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困苦的生活并未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孙中山陶醉于自己的意趣：游泳、捉鱼、捕鸟、放风筝、踢毽子；到附近武馆看三合会员练武；和小伙伴们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同清军作战。直到10岁方才入塾读书。他认真学习，为了节省灯油而在月光下阅读，但对不求甚解地背诵儒家发蒙读物和典籍颇为不满，曾向塾师要求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释义。随着观察和思考能力的逐渐提高，周围的封建陋习引起他的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反对家人给姐姐缠足，并因诘责专横的胥吏险被刺伤。愚昧、苦难和窒闷的社会氛围，使这个喜欢思索的少年常常感到困惑和痛苦。
孙中山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着新世界，甚至甘愿离乡背井——虽然水碧沙明的兰溪和草木苍翠的金槟榔山长系心头，并在辗转流亡异域时化为浓郁的乡愁。他虽终未一睹镇上牧师保有的世界地图，但外部的信息不断传到素以侨乡见称的香山。他的长兄孙眉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远航到檀香山（夏威夷首府，又名火奴鲁鲁）去做劳工，并逐渐拥有了商店和牧场。他对太平洋中那个“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的群岛心向往之，终于在13岁时跟随母亲登上了停泊在澳门的格兰诺琦号轮船，经历20余个昼夜的航程，抵达了碧波环抱的夏威夷。澳门是他走向世界的起点，远行扩展了他的视野和增加了他的新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全集》，第1卷，47页。而在夏威夷居住的5年中，他在美、英教会开办的学校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开始学习英文。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显然给他以很大的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中山全集》，第2卷，3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孙中山于1883年夏辍学回国。开阔的眼界，新的知识和感悟，变革的热忱，“神圣的权力不是永恒的”观念……使青年孙中山对故土感到陌生、忧虑和愤懑。他从香港换乘的沙船初入国门便受到清吏的勒索，令他疾呼：“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能坐视不救吗？”遵从亲人们的意愿，他在翠亨参加耕作和继续自修。同村的青年陆皓东、杨鹤龄等与他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抨击官府的弊端，提出改良乡政的各种措施。然而，乡居生活并未长久。他们反对封建迷信的活动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在檀岛时就不以崇奉关帝为然，于今乡民膜拜北帝庙中的木雕泥塑益发使他反感。“劝勿妄信”没有效果，他便与陆皓东进入庙中折断北帝直竖的中指，又将金花娘娘的脸蛋用指甲挠成花脸，还对北帝大加申斥。笃信神灵的乡民非常惊恐和愤怒，把亵渎神像者视为“疯孩子”。他的父亲只得应允修复神像，而他则被迫前往香港。在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后，他与陆皓东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教义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曾留下了痕迹，科学则又使他逐渐淡化宗教观念——“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颇感耶稣教之不合论理，因不安于心”，结果“大倾向于进化论”［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载《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他后来绝少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他的战友们几乎“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
就在孙中山赴港求学的那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了。自英国于1840年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推行殖民掠夺政策，并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了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此伏彼起，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则是汹涌浪潮的高峰。随着19世纪7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加以强有力的外铄作用，剧变的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进入历史舞台。法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深化了民族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激励了爱国主义的昂扬，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发展。爱国与变革的强劲的时代二重奏给予青年孙中山以“希望和勇气”，香港工人拒绝修理法舰和装卸法货的正义行动使他受到启示和激励。他认为这一切“证明中国人已有相当觉悟”，因此，“战胜法国并非难事，只靠民众力量”。当然还“应当造钢铁的船，木头船是没用的”［美］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文版，157~161页，上海，上海三民公司，1928。。他愈益密切地关注政局，否定现存政权的观念潜滋暗长，曾向檀岛的朋友表示：学有所成后“就要准备推翻满清”。后来，他强调了这场结局屈辱的战争给他的重大影响：“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孙中山全集》，第7卷，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84年到1886年间，孙中山就读于港英当局主办的中央书院。由于阅读中文书刊存在困难，便于课外努力补习国文。当他修毕书院的中学课程后，他面临着生活的抉择。军事和法律曾是他的学习取向，但他终于选择了学医，“以医亦救人之术也”，况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十分落后，中法战争期间暴露出的救护工作的严重缺陷，引起了他的关注。
1885年夏，他与同邑外壆村人卢慕贞成婚。
孙中山的习医生涯，始自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在学堂期间不过年余，留给周围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教学中“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主张。他要求男生参加产科实习，并使校方采纳了这个合理建议。他还结识了同学郑士良和算学馆的学员尢列，经常议论“维新兴国”的有关问题。郑士良与会党关系密切，他正是通过这位同窗的中介接触了秘密会社。1887年初，孙中山转入香港伦敦传道会和议政局议员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因为那里“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在五个学年中，他研读了物理、化学、植物、解剖和药物等学科，取得优异成绩，但并不满足于专业知识。达尔文——其时刚逝世不久——的进化论令他心折，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使他激奋。他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各种派别的政治学，并把“通晓舆图”作为实学要旨。他学习国学的热情依然饱满，认真探讨“历朝制度之沿革”和“古今治乱之道”。孙中山在大学阶段基本完成了“欧洲式的教育”，这种机遇在同代人中是罕见的。
孙中山更为热切地关注国事，经常同郑士良、尢列及稍后结识的同学陈少白到校舍附近杨鹤龄家的商店“杨耀记”聚会。他们上下陡峭的石级，穿过狭窄阴暗的街道，“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孙中山全集》，第6卷，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许多“无所忌惮”的言论惊世骇俗，使他与陈少白、杨鹤龄和尢列获得了“四大寇”的谑称。另一方面，与激进的观念并存的则是温和的维新思想。孙中山在1890年前后曾致函退休乡居的原任职海关道并出使过欧美的同邑郑藻如，提出兴农桑、禁鸦片和普及教育等主张。他还与一些维新人士有着密切联系：同郑观应商讨“改革时政”，后者曾在风靡一时的著作《盛世危言》中称道他为“吾邑孙翠溪西医”。他的老师何启给他以较大影响，这位留英研习医学和法律的维新人士的代表作即是流传广泛的《新政真诠》。当时，热情的青年受到维新思潮的浸润是可以理解的。仿效西方、变法改革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冲击，含有民主主义的崭新内容和启蒙意义。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教务长康德黎向他颁发的医学士证书执照内称：“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然而，这名合格的医生却不满足于自己的职业。他更热衷于医国的崇高事业，因为他已确认“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而“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孙中山全集》，第2卷，359页。。他的这种“真知”把握了改造社会的关键，成为他投身政治斗争的思想依据。在他赴澳门开业时，曾在船上对陈少白“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么造反”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作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孙中山在著名的镜湖医院悬壶。开诊是义务性质的，补偿是由院方设法借贷给他开设中西药局。他的医德和医术颇受赞扬，“就诊者户限为穿”。但他并未在澳门久留，主要是当地缺乏社会活动的良好条件，加以葡国医生的排挤，致令医务“猝遭顿挫”。孙中山于翌年前往广州，在省城设立东西药局。很短的期间，就出现“病家趋之若鹜”的现象。只是他越来越热衷于政治活动，“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月入近千元的收入也被大量挪用。他和许多志士经常聚会于圣教书楼后面的礼堂和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并积极“接纳会党，联络防营”，还同水师中的青年军官们建立了联系。组建革命团体的课题已经提上日程，甚至议及兴中会这个名称，宗旨则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只是由于人数过少等原因而未形成“具体的组织”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页，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1894年初，孙中山与陆皓东回到翠亨村起草《上李鸿章书》，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如被采纳，当可实现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比较顺畅，易于奏效。是年春天，他与陆皓东携书北上，从此告别了医务，开始踏上职业革命家的艰苦而又光辉的道路。他们在上海稍事逗留，会见了郑观应和另一位维新人士王韬，请他们为介于李鸿章的幕僚，并再次修改了书函。6月，他们抵达天津后递上信札。《上李鸿章书》指责了“滥征”、“多弊”的封建苛政，批判了“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的洋务派的“舍本而图末”，阐明了“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坚信“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8、15页。。然而，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虽以洋务闻名当世，且为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却对来自岭南的投书者未加理会。北上奔走呼吁的结果，不过领得一纸“农学会筹款护照”。
《上李鸿章书》的内容全然属于维新思潮范畴，郑观应因而赞为“其说亦颇切近”。但是，孙中山不同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式的“君子”们。他的思想还有着另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贫苦农民和华侨企业家家庭中度过，感受过民众的疾苦，所受教育和经历则使他较为了解西方，沐浴了民主主义精神，传统的中世纪意识积淀相对单薄。在他看来，古老的帝国和最高的至尊并不具有“永恒的”性质，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的“造反”，决非大逆不道。作为较少承受因袭重担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当他意识到维新思潮的局限，就能够跨出关键性的步伐，开拓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征程。
他此后的活动，标志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正规阶段的到来。
（二）
毫无疑问，上书的挫折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刺激。但此行并非徒劳的，他得以进一步认识了清廷的腐败：“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孙中山全集》，第7卷，116页。，加之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些因素激发了他的革命意识：“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全集》，第1卷，52页。
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历程达到了第一个临界点。
然而，孙中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西方，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早已过去，1848年的民主革命也带着不彻底性告一段落；在东方，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较为成功；而1871年异军突起的巴黎公社，只是预示了新的革命时期的到来。至于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清朝政府，甚至不允许温和的变革，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就是铁证。但是，来自西方的革命影响不可抗拒地传到了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殖民地附属国在20世纪的曙光中觉醒，“世界风暴的新源泉”在两种革命运动交替阶段于亚洲涌现。由于“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发展”，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7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时代的发展趋向，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入于正规时期。他跨出的重大的步伐，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孙中山没有再回广东，他在中日战争的炮声中经上海前往檀岛，在华侨中进行宣传鼓动，并于1894年11月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宣言”号召人民拯救危亡，“振兴中华”，入会誓词则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初具雏形的民主革命纲领显然是划时代的政治方案，因为这是民主革命进程中第一次出现的关于共和制的诉求，虽然魏源等先前曾经肯定地评述了美国的共和制度，但却没有任何移植于中国土壤的明确意图。与农民阶级和维新派的纲领相较，孙中山的政治构想更为圆满地回答了历史的课题：它承续了农民战争反对封建暴政的斗争精神，却摒弃了“皇权主义”的糟粕；它接受了维新志士仿效西方、重视社会变革的主张，却突破了“君主立宪”的局囿。次年，孙中山又在香港与杨衢云等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并立即筹划反清武装斗争，准备在广州首先发难。他和郑士良、陆皓东等先在省城建立分会，设置机关据点数十处，多方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和水师，以农学会作为公开活动的旗号。他还在香港进行了争取外援的活动，只是未能奏效。由于事泄，预计在重阳起义的计划流产。然而，乙未广州之役却以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诸史册。陆皓东等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首批牺牲的烈士。
孙中山偕同郑士良、陈少白逃亡日本，他在横滨建立了兴中会分会，旋又断发改装，赴檀岛、美国和英国进行革命活动。1896年10月，孙中山在伦敦被清驻英使馆馆员诱骗挟持，幸得西医书院的英籍教师康德黎等的奔走营救和舆论压力，才免于被押解回国处死的厄运。在被囚禁12天脱险后，他用英文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出版后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国际影响，他本人也日渐为世界所熟知。孙中山在伦敦居留到翌年夏天，勤奋地阅读、观察、思考和写作。跟踪他的侦探所作的记录大都是“毫无变更地每日赴大英博物馆”之类的词句，他确是在庋藏丰富的图书馆中度过大部分时光。康德黎十分赞许自己的学生，指出“他不歇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产与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学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地和耐心地研究”JCantlie and CSJones，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New York，London，1912，p202.。同时，他认真地考察社会。“文明富庶”的资本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使他震惊，伦敦东头贫民区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无产阶级的抗争——英伦三岛的各行业工人举行罢工并遭到军队镇压——引起了他的深切同情，使他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获得了新内涵。正如他所忆述：“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232页。孙中山企图以“社会革命”消弭资本主义发展的“祸患”，三民主义体系初步形成。
为了就近策划斗争，孙中山离英赴日。他的革命活动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日本志士的赞助。他则积极援助了菲律宾等国家的革命运动，正如菲国志士彭西所颂扬的：孙逸仙能把出现在远东许多国家里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因此成了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情赞助者之一”Mariano Ponce，Sun Yatsen：The Founder of Republic of China.Manila，1965p40.。
在乙未广州之役流产后，孙中山决意再次发动规模更大的斗争。他坚持武装反清，拒斥清朝政府的软化和诱降手段，奔走于东京、横滨和长崎等地，向留学生和华侨宣传反清革命主张，并派遣郑士良等回国，联络南方会党。他曾希望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合作，“共同实行革命大业”。由于对方——主要是康有为顽固坚持保皇，未能实现联合计划。但是，策划起义的工作加紧进行。他在1900年夏偕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往来于日本、香港海域、新加坡等地，布置在广东惠州再次举义。10月上旬，三洲田爆发了兴中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武装反清斗争。义军东指，从600余人发展到两万余人。只是由于“外援难期”和缺乏武器接济，领导者郑士良被迫宣布解散队伍。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造成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如果说5年前的广州起义流产后，许多舆论视孙中山等为“乱臣贼子”，那么惠州起义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这种状况甚令革命党人感到“快慰”，他们看到了“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孙中山全集》，第6卷，235页。。
孙中山并未气馁，而是准备新的斗争。美国《展望》杂志的通讯员林奇在横滨访问了甫遭挫折的革命家，发现他正在读书，案头和书架上摆满了“有关军事战术、军需弹药、历史和政治、经济的书籍”，其中包括论述布尔人抗英游击战术的著作。他检讨了惠州之役的败因，并断言中国的变革进程将是快速的：日本人用了30年才办到的事情，我们最多用15年就能办到。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210页。他只是对林奇隐瞒了亲密战友殒身所造成的伤痛：继陆皓东在广州起义牺牲以来，史坚如、杨衢云和郑士良陆续弃世——或血洒刑场，或被刺客暗杀和“暴卒”，而“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235页。。
他在悲怆与期望的心态中迎接了新世纪的到来。
（三）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最终形成。清朝政府充当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奴隶总管，它们共同残酷镇压群众的反抗和联合抵制真正的变革。但是，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必然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如火如荼；知识分子日趋革命化；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同时，兴中会的十年征程也对革命形势的逐步趋向高潮起了重大积极作用：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进行艰苦的斗争，不懈地展开宣传与组织活动，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三民主义政纲，他本人则在斗争中被公认为“领袖群伦”的革命家。显然，这些为后来的斗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新世纪的开端时刻，孙中山继续宣传民主革命的主张，批驳保皇派的谬论，并把动员和组织活动推进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他摒弃了先前轻视“秀才造反”的偏见，十分重视吸引知识分子“以任国事”。他深入到餐馆和洗衣店去发动侨胞，确信“在泥土下面可以找到宝贝”。对于会党工作依然紧抓不放，为洪门重订具有民主主义内涵的“新章”。运动新军的课题，亦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宣传、组织活动的突出成果，则是他在1905年春夏之际于欧洲建立的一些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社团。孙中山的这些革命活动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开的——他经常住在侨胞的洗衣作坊内，穿着“美国工人与学生的粗糙黄绒裤”。曾为他主持洗礼的喜嘉理牧师曾与他在纽约华人教堂不期而遇，颇惊讶于他的“形容枯瘁”。但他始终乐观和坚毅，不仅因为确信“革命党人必须为民众而忍受一切苦难”，还由于意识到“今日时机已熟”——当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孙中山全集》，第1卷，275页。。
近代中国临到了自己的“1905年”。孙中山在这年夏季从欧洲抵达日本，积极投入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的活动。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团体为基础，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兴中会誓词的丰富和发展，堪称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民主义无疑是比较先进与科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方案，就解决民主革命的主要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而言，较之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纲领优越得多。同盟会是近代形态的革命政党，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和维新派的“学会”不能望其项背。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大体遍及国内各省区和国外一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枢”的作用。同盟会还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威信和能力的领导核心，承担起指挥部的效能。尽管同盟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还存在不足和缺陷，但它的建立显然把民主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这就是孙中山从中获致的信念和希望。
同保皇派进行原则性的大论战，是同盟会成立后在政治上、思想上面临的首要任务。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民主派积极投入战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火力向保皇派进击。这场论战涉及了许多方面，围绕着革命与保皇的根本课题展开。在日本出版的《民报》、《新民丛报》，则是双方的主要阵地。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有力地批驳了保皇党人的各种谬论，揭穿了他们的狡诈伎俩，丰富和发展了三民主义，使之获得了完整的形态。民族主义具有崭新的内容和形式——承受了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分子中间的素朴“民族”观念，淘汰了其中“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因袭了把民族独立与近代化联系起来的维新派主张，摒弃了其中的“满汉合作”的妥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把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自由”口号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林肯的“民有”观念等同于民族主义。孙中山在此期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基本内容为：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的厄运，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部分，堪称有划时代意义的崭新政治理念与方案——承续了农民战争对封建暴政的抗争精神，抛却了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接受维新派重视社会政治变革和仿效西方的观念，逾越了“君主立宪”的藩篱与“和平手段”的局囿；西方的民主主义构成民权主义的主要渊源，“平等”、“民治”思想和“共和制度”、“代议制度”则被充分摄取；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的某些因素和政治制度的个别环节，也在这里留下了痕迹。民权主义的内容大致如下：以“国民革命”为主要手段，推翻“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上规划出相应的政体。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倡导的社会经济纲领——因袭了农民阶级的素朴的经济平等观念，消除了绝对平均主义和小生产的狭隘性；承受了维新派把中国富强与资本主义化结合起来的主张，摒弃了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见解；西方社会经济思想给予民生主义以很大影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单一税论”成为有关方案的主要素材；“博爱”、“民享”的观念，也为民生主义所认同。民生主义正如孙中山所明确指出的：“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及“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实施“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方案，以达到预防垄断祸患、“解决农民自身问题”及造福社会的目标；迅速实现“实业化”，使中国成为工业国，并采取“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两种互补方式和途径，以避免“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和提高工业化速度。孙中山没有像民粹派那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近代文明面前表示恐惧和伤感，而是“承认生活所强迫他承认的东西”。三民主义虽然缺乏反帝反封建的明确口号，带有局限性和某些主观色彩，却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反映出人民群众挣破双重枷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毫无疑问，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时期先进思潮的高峰。因之，这场大论战理所当然地以革命民主派的胜利告终，致令——甚至保皇派也不得不承认——“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载《新民丛报》第92号。。大论战为革命高涨创造了政治的、思想的条件，使辛亥革命成为正规的民主革命运动。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孙中山无愧为革命民主派的旗手。
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成为孙中山和他的战友黄兴等所从事的主要革命活动。从1907年到1911年，孙中山在两广和云南地区直接或间接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或是依靠会党、防营和新军，或是借助群众自发斗争。多次起义虽因缺乏群众基础和成熟条件而归于失败，却在政治上给予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激励起群众的斗志。1911年的“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无愧为辛亥革命的先导。至此，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不断扩大的保路运动，益发把斗争推向高潮。革命事业有赖于“战争事业”，乃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之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风暴，在特定意义上就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武装反清斗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在神州大地迅速得到回响。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土崩瓦解，终于临到了末日。革命党人的长期战斗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奋起，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这关键时刻，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返回祖国。12月下旬，他抵达处于南北对峙的“前方”——上海。作为一致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元勋，孙中山理所当然地被各省代表推举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长期的国外流亡生涯结束了，他“身当其冲”地在祖国直接领导革命运动。
不同于西方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进程，辛亥革命并非以共和制度的建立为其基本完成的标志——从根本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始终未能基本完成。因之，孙中山面临着复杂艰巨的任务：把革命推向纵深，捍卫和巩固共和制度。他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组建了临时政府，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推动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与宪法等”的具有民主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发了39项除旧布新的法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缺乏实现的基础，却具有重大启蒙意义，堪称——如同孙中山所指出——“我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然而，形势继续逆转，失败的阴影在不断扩展，尽管革命似乎仍在凯歌进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才是革命的真正威胁。这个集军阀、官僚和政客于一身的权术家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几乎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持，他们急于挑选这个“强有力的人”来使不断崩毁的旧秩序在业已形成的新形势下重新稳定下来。而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看，同盟会迅速涣散瓦解。临时政府内外交困，极难有所作为。力量的对比，显然不利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民主派。
共和国刚刚诞生，就已面临着被扼杀的厄运。
（四）
革命运动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袁世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积极支持下，逐步攫取了革命的果实。孙中山则不得不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的次日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并荐袁世凯以自代。这场悲剧性的结局正如孙中山晚年所总结的：“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114~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摧毁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造成了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启蒙，打开了进步的闸门，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但是，辛亥革命在根本意义上归于失败。封建帝制的崩溃，并未意味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无权与贫困的处境真正有所改变。
正是由于这样的结果，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才被迫不得不进行捍卫共和制的斗争。这个“艰难顿挫”的历程长达十年，贯穿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降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轫时刻。事实上，孙中山还在共和国诞生之初就充当了“守护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临时政府颁布的革故鼎新的一系列法令，要求袁世凯“宣誓服膺共和”及奠都南京等，都是为了维护摇篮中的共和国。这些防范措施虽然未能阻止袁世凯的反噬，但有助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并为捍卫共和制度提供了重要武器，后来的护法运动的主要依据就是恢复遭到毁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名存实亡，孙中山再次举起了“武装革命”的旗帜。由是，便引发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护国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的开展。
孙中山在1912年4月解职后，一度耽于建设祖国的梦想，因为他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帝退位而付之实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生主义，只有“振兴实业”、“发展物力”方能利于“民国巩固”。他在国内各地考察，到处宣传“社会革命”，“舍弃政事，专心致力于铁道之建设”。他担任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和全国铁路督办，为短期内铺设20万里铁路而奔走。但是，严酷的事实是：不摆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没有独立和民主，中国不能臻于繁荣富强。孙中山的建设计划墨迹未干，处心积虑于集权、独裁和称帝的袁世凯就开始了窃国勾当。这个独夫民贼于1913年3月派人刺杀了热衷于责任内阁制的国民党——由同盟会和四个小党并组而成——领袖宋教仁，又通过所谓“善后大借款”从帝国主义手中乞得了镇压革命党人的军费，磨刀霍霍，反革命逆流湍奔而来。
宋案的枪声惊醒了孙中山，使他认识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他意识到共和国面临崩解的厄运，辛亥革命的成果可能丧失殆尽，于是立即结束了在日本的考察和筹款活动，遄返上海，与黄兴等商讨对策。孙中山认为袁世凯已经实行窃国的阴谋，必须以武力给予反击，应当采取“速战”的方针，以期先发制人。然而，许多国民党领袖不赞成这种决策，而是主张“法律解决”，或是寄希望于“调停”，往来斡旋不遗余力。党内意见分歧，使得“速战”方针不得实现。只是在孙中山的极力促进下，李烈钧才在袁军逼迫下于7月中旬在江西湖口发难，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可是独立的省份主要局限于东南一隅，加之这些地区内部情况复杂，反袁斗争未能形成洪流，仅仅三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短促的“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同党人心之涣散”是主要原因。
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他面对着极其严峻的形势。袁世凯倒行逆施，迫不及待地踏上了独裁——帝制自为的路途，在国内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群众的反抗，对外则以出卖权益换取帝国主义助其“再高升一步”。而在日本的许多革命党人处境艰难，“几于一蹶不振”。孙中山既未曾“以失败而灰心”，也没有“以困难而缩步”。他依旧“精神贯注，猛力向前”，积极投入捍卫共和的斗争。重组革命党的活动在他抵达东京后就已开始，建立新党的工作随着新年度的到来而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宣告成立。在孙中山手订的“总章”中，党的迫切任务被规定为反对袁世凯的暴政——“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作为坚决的反袁派，中华革命党在两年多的战斗历程中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以东京《民国》杂志和上海《民国日报》为主要宣传阵地，猛烈抨击袁世凯集权、独裁和帝制自为的窃国行径，倡导“三次革命”，呼吁民众奋起捍卫共和。同时，中华革命党坚持“武装革命”的方针，确认“武力执行”是斗争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在粤、湘、川、陕、鲁和江浙等地区不断起义。正是由于革命党人不惜牺牲，潜入内地，“遍为运动，前仆后继”，才能“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心中而促其实行”《革命文献》，第5辑，76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只是由于中华革命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局限，使之不能如同盟会那样成为革命运动的中枢。中华革命党党员最多不过三千左右，甚至黄兴等都未参加。但是，作为一面鲜明的战斗旗帜，其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容低估。
1915年10月，孙中山和他的战友、助手和学生宋庆龄在东京结婚。从此，他们并肩走过了十年的风雨历程。他们的关系是互动的，宋庆龄也给予孙中山积极的影响。
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帝制自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从西南发端的护国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袁世凯处于极其孤立的境地，“洪宪新朝”被迫撤销。1916年5月，孙中山在反袁浪潮高涨的时刻回到上海以加强护国的斗争，并表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这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死去。鉴于“障碍既除”，孙中山提出“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的要求。在他看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乃是共和国的标志和象征。但是，“重建民国”的任务绝未因“去袁”而实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世界大战使得日本乘机强化了对华侵略——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在窃据北京政府国务总理职务的一年中，继续践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并诱发了督军团叛乱和张勋复辟等丑剧。现实使孙中山很快意识到 “民国再厄于段祺瑞”，而这个皖系军阀头子竟还打着“再造共和”的幌子招摇撞骗，“以假共和之面目，行真专制之手段”。在这种情势下，孙中山不得不为捍卫共和进行新的斗争。1917年夏，他毅然率领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海军第一舰队和部分议员南下，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第一次护法运动得以展开。在孙中山的惨淡经营下，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一职。孙中山殚精竭虑地策划讨伐段祺瑞的军事斗争，要求“还我约法，还我国会，还我人民主权”。护法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几个月内就有十多个省份卷入，致使北京政府的反革命“统一”计划卒未得逞。然而，握有实力的西南军阀头子陆荣廷、唐继尧不过是“借护法之名，收蚕食鹰攫之效”；孙中山捍卫共和的事业，与他们的反动理念背道而驰。西南军阀头子对军政府事事掣肘，使其“命令不能出府门”，甚至悍然改组军政府，公然排斥大元帅。孙中山在难以有所作为的情势下被迫向国会辞职，并在通电中作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结论。1918年5月，孙中山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就此失败。
在上海的两年岁月中，孙中山不懈地探求新的道路。他以相当部分的精力从事著述，力求“以主义普及国民”，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促进当前的革命事业。他在《孙文学说》的自序中清醒地承认多年革命活动归于失败：“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了消除党内“以错误之思想而懈志”的消极现象，他批判了传统的“知易行难”的学说，强调了——虽也难免有所偏颇——“知难行易”的哲理，肯定了实践的广泛可能性。与此同时，他继续策划川、湘、闽等地区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武装斗争，积极培植援闽粤军，准备回师广东。孙中山处于“孑然无助”的十分窘困境地，却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应当强调指出，孙中山正是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后的新旧民主革命阶段交替之际，写下了他的最重要的关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规划和具体方案。《实业计划》于1919年首次发表，两年后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单行本。孙中山在20世纪开端就曾展望祖国的未来，确信“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在《实业计划》中则绘制了一幅中国近代化的蓝图——修筑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整治长江、黄河、珠江等；疏浚和开凿运河；建设三个世界大港、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和十五个渔业港；改建和增建大批城市；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机床、造船等大型工厂以及食品、纺织、建筑等类企业；改良农业、营造森林和移民垦边……孙中山非常理解工业化、实业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积极主张与强调引进近代西方产业，“吾之意见，盖于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他兼具革命家与建设者的身份和职能，不愧为近代化的前驱。只是由于未能真正地、长期地主政全国，所以计划大都无法实现。
毋庸置疑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临到了它的尾声。
（五）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会长久停顿的，无论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如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历史的新纪元。稍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愧为革命的舵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扬弃先前的理论和实践，使自己的活动上升到新的高度，“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孙中山全集》，第6卷，228页。。孙中山积极迎接了“新世纪的曙光”，在几经“艰难顿挫”后继续执著于探索和追求。他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8年即曾致电列宁，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全集》，第4卷，500页。。他支持五四运动，认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这场兼具思想启蒙与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斗争定会“收绝伦之巨果”《孙中山全集》，第5卷，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当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时，他就把他们引为忠诚的战友。事实上，孙中山于1921年底就已在桂林会见了由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了马林提出的主要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个进步阶级和阶层的政党；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
“整理党务”，显然是孙中山在上海期间的主要活动。他于1919年秋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冠以“中国”两字以示区别于1912年成立的国民党，并制定了新的“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他在演讲和文章中反复阐明“办党比无论任何事都要重要”，再次批判了辛亥革命时期一度流行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误导口号，并重申恢复三民主义的完整政纲，因为它们所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均未完成。“民族主义可以不要”的论调必须纠正，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压制中国人”，“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的”。
孙中山没有一刻间断反对军阀的斗争，特别着力于驱除据粤桂系的策划和准备。他要求驻闽粤军早日回师广东，又联络西南地区的唐继尧、刘显世等各派反桂力量。1920年10月，粤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各派反桂力量的配合下攻克广州，桂系残部逃亡广西，使得孙中山有可能再次开府广东。他于这年11月由沪赴穗，重组军政府，继续行使职权，开展第二次护法运动。但是，他已意识到护法军政府及其活动的局限，指出“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因之，“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孙中山全集》，第5卷，450~451页。。尽管已怀异志的粤军首领陈炯明等并不赞同，孙中山的正确主张还是得到广泛支持。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而他则于5月就职并组建了民国政府。护法运动的第二阶段的主要优长之处，就在于此。
统一两广，出师北伐，是孙中山面临的中心任务。1921年秋天，西征军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攻克了桂系军阀的最后据点龙州。西征的胜利为北伐提供了条件，孙中山于10月出巡广西，组织大本营随行，3万北伐军也在同日开拔。尽管陈炯明等多方干扰，他却不为所动，积极整编军队，并在翌年初大体完成组训工作。孙中山于1922年2月颁布动员令，北伐战争的序幕拉开。然而，斗争遭到严重阻碍。湘督赵恒惕反复无常，假借民意拒绝北伐军过境。陈炯明更是公开破坏，指使爪牙暗杀了坚决支持北伐的粤军将领邓铿。粤中形势逆转，使得孙中山不得不于6月初返回广州，对陈炯明部加以劝诫，揭露“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的祸心。6月16日，陈炯明部发动叛乱，突然包围和炮击总统府，企图杀害孙中山。由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孙中山只得仓促变装出走。在登上泊于省河的军舰后，他立即发出讨伐陈炯明的号召，急令北伐军回师平叛，同时亲率舰队在省河轰击叛军。他不畏惧帝国主义的压力，拒绝了各种“调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冒着酷暑坚持战斗近两个月。终因北伐军在韶关一带失利，无力回师，孙中山被迫于8月上旬经香港赴沪，途中重申“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二次护法运动，又以惨痛失败告终。
这次“祸患生于肘腋”的叛乱的后果是严重的，在孙中山“垂三十年”的革命过程中，“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孙中山全集》，第6卷，555页。。然而，正是在这困厄的时刻，孙中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直接的支持。初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已指出：当前的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现存的政党中只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希望它能改变“动摇不定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922年夏举行的西湖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方式。李大钊会后从杭州前往上海，同孙中山商讨了振兴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稍后，孙中山、廖仲恺还同苏俄代表越飞进行了多次会谈，制定了“联合宣言”，一致确认了两国密切合作、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原则。
把中国国民党改组为真正的革命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赋予新的内涵，以便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无疑是孙中山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他认识到了这桩任务的迫切性，还在1922年秋天就召开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共产党人参与了有关工作，讨论改组计划和草拟宣言、党纲及党章。双方遵循党内合作方式，孙中山为增加“新血液”而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恰在此时，讨贼军和滇桂联军逐走了盘踞广州的陈炯明。孙中山于1923年2月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就大元帅职。他虽然仍希望“终成护法之全功”，但在理论与实践中却已改弦易辙：赋予政纲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培训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广东革命策源地，为北伐准备必要条件。要之，“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
孙中山的政治生涯进入了新阶段。
孙中山的与时俱进绝非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他无限忠诚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对他来说，使祖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仍是神圣的职责。是否利于这桩崇高的事业，成为他反思和检验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最高准绳。严峻的现实是：从组建兴中会起，无数革命党人和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民国却只是一块“空招牌”，在神州大地上横行霸道的依然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政客。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使孙中山从善如流，勇于抛却过时的观念，积极接受新鲜事物，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力求使自己的活动更有成效。其次，勇于和善于在思想上除旧布新也是孙中山不断奋进的重要动因。在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中，新事物纷至沓来，变动转换是如此迅速和激烈，往往令人目不暇接。孙中山却能以强烈的敏感度和确切的识辨力对待时代的潮流，不懈地学习和探索，并把获致和认同的新观念及时付诸实践。这种自我扬弃过程绝不是轻易的，需要勇气与卓识，而对于孙中山这样一位举世闻名、具有长期斗争经历的著名革命家说来，更是难能可贵。再次，不断总结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令孙中山的活动继续踏上新阶梯的又一因素。他毅然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就是以上书李鸿章的失败为契机。他的后期政治生涯中的飞跃，则是他对先前的斗争纲领、途径与方法检验和扬弃的结果。他决不故步自封，总是使自己的活动顺应历史的大潮和民众的需要。
（六）
1924年1月，经过较为充分准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与会代表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和林祖涵等。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一些共产党人参与了宣言审查委员会、党务审查委员会和章程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的根本任务是“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以便“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孙中山全集》，第9卷，97页。。大会主要议程为通过宣言、党章和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宣言正确判明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它是帝国主义侵夺的“半殖民地”；“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国内军阀”则充当帝国主义走狗，与其主子共同压榨中国人民。宣言采纳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政纲，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有了更为丰富的科学内涵，并因增加了战略、策略部分而更为完整。宣言还批判了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的空谈与谬论，并制定了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内的政策。宣言无疑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协同努力的结果，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显然，“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89~6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围绕着通过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关键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右派分子把阻挠国共合作的破坏活动带到大会上，提出“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协同战斗，挫败了右派分子的阴谋，贯彻了孙中山的联共方针，使国民党获致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从一个缺乏战斗力的松散组织，改组为“实行民权的权力集中，以为团体奋斗”的、“党律既严”的革命政党。国民党面貌为之一新，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形式。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和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等被选为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央监委的许多名额则为右派分子据有。
这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不仅是国民党的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成为大革命走向高潮的起点。孙中山的革命生涯进入新阶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派生机蓬勃的社会气象，人民满怀希望地注视和参与着事态的发展。
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壮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制定了科学的民主革命政纲，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凝聚了爱国的、民主的力量，组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的党组织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党员成分起了重大变化，农民、工人和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与此同时，共产党的队伍和威望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提高。国民革命的中坚和核心力量由此加强，成为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主要因素。
国共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政策得以真正贯彻。他确信工人阶级应当“作国民的先锋”；认为没有广大农民参与 “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因为“觉悟”、“联络”和武装起来的农民阶级是“中国第一等主人公”。事实正是这样。工人运动迅速从“二七惨案”后的低潮走向高潮，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显示了农民阶级战斗的新阵容。旋即爆发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大大推动了广东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广东省农民协会于1925年初成立后两年间就已组织农民80余万。两湖和豫、赣等地也相继建立农会，全国农会会员到1927年夏已逾千万人。与此相应，青年、妇女运动均有很大的发展。风起云涌的工农群众运动，为大革命提供了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
国共合作，为建立革命武装创造了良好条件。孙中山的“战争事业”持续了30年，但始终未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在共产党人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孙中山认识到这桩任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期间，他就下令创办黄埔军校，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孙中山全集》，第10卷，2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所以，国民革命有赖于“革命军”——“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孙中山全集》，第11卷，296~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经过紧张的筹办，实际上由国共两党协同合办的这所新型的革命军事学校于1924年6月开学。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与蒋介石分任党代表和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和萧楚女等人承担了政治和教育工作的重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军校培养了近5000名军政干部。黄埔建军，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武装的建立。
国共合作，还加强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战线。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之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以前的三民主义曾被视为党派的纯粹政治活动纲领。此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1页。。在统一广东革命策源地和北伐战争中，更以反帝反封建思想武装了军队，向农民群众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口号，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惊恐和仇视，他们千方百计颠覆广东政府，企图摧毁革命策源地。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扑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态度，蔑视炮舰政策的恫吓。1923年底，美、英、法、日等国就因广东政府争取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竟将20艘军舰泊集珠江。孙中山谴责了侵略者的卑鄙行径，并在群众支持下取得胜利。当英帝国主义分子在1924年10月悍然指使反革命武装——商团在广州叛乱时，孙中山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革命武装的积极支持下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爪牙，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当然，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国民党内部：右派分子愈益猖獗地反对三大政策，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内应，孙中山和他的左派战友则同他们进行了斗争，甚至将个别成员开除出党。只是对右派的反击未能进行到底，没有彻底清除隐患。
1924年10月下旬，受到革命影响的冯玉祥所部军队在直奉战争中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把持的北京政府倒台。冯玉祥等电邀孙中山北上“讨论国事”，为开展革命事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迅速召开国民会议。在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他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和口号。这年11月，孙中山经上海取道日本赴北京。他沿途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鬼蜮伎俩，抨击了为皖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媚外行径，抵制段祺瑞之流炮制的“善后会议”，坚持民族主权和民主政治的原则。
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不治逝世。孙中山在遗嘱中把自己革命活动的经验概括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殷切期望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的家事遗嘱，反映了其“尽瘁国事，不治家产”的优秀品质和无私风格。“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文集》，第7卷，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种崇高的评价，显然是恰如其分的。
他的光辉事业为后继者所承续和发展。
壮志未酬的伟大民主革命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英名青史长存。
（七）
孙中山逝世迄今已经90年，但他的思想依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理念、纲领和方案，无疑是留给后继者的宝贵精神遗产。对于这位世纪巨人的研究和宣传，仍有待深化和拓展。他的毕生政治生涯堪称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孙文学说则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精萃，显然，大有裨益于当前共铸中国梦的民族复兴大业。
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是非常必需的，正如金冲及同志在评论拙著《孙中山传》时指出的：“人的行动总是受其思想的支配，不了解他是怎么想的，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对于“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自然更需要了解他对时代的认识，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种种设想，他给后人留下了哪些遗产，这样才能更全面深刻地了解他在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地位。因此，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孙中山的著作是一桩应当持续的工作。归根结底，文本方是孙文学说的主要载体。孙中山生前已有文集出版。后来的数十年中，全集、选集、专集和墨迹大量付梓。建国后的首部《孙中山全集》（共11卷）于1986年问世，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纪念项目。30年过去了，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前夕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孙中山卷》则是我们对先行者的又一纪念。
《孙中山卷》是一本选集，篇幅的限制使得编者只能从大量的著作和相关文献中精选出孙中山平生各个阶段和不同领域的经典论著22篇，包括他在遗嘱中强调的《建国方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重要著述，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一般不作删节，尽量保持原状。刊出的每篇著作，均由编者根据原件、复制件和精良版本作了校订，并加以说明性的简注，书前置有“导言”。编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全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兼纳其他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因素，忠实于真实历史，力求做到全面、深刻和科学地展示出孙中山的活动，尤其是他与时俱进的思想历程。
孙中山思想体系——孙文学说的研究，包括他的文集的编纂，确是难度颇大的课题：
孙中山思想体系
在时间上跨越了两个世纪，植根于剧变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重任，并在经济与社会演进中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为此，孙中山不懈地上下求索，向西方学习，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在实践中有所创获，熔炼了拯救和发展中国的理念、纲领和方案。他总是与时俱进，不断跨出新的步伐。同时，他的思想内涵往往存在着歧别乃至矛盾。所以，研究过程可谓举步维艰。本书充分肯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凸显了他为历史增添的新元素，也明确指出了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诸如他虽崇敬马克思及其著作，但始终未能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区分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甚至作出了一些不当的论断。他的个别词句亦欠精确，曾把他一贯主张的“移民就垦”，误写为“蒙古、新疆之殖民”，虽然其毕生反对殖民主义。要之，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才能如实地理解孙中山，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