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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辜鸿铭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 978-7-300-20923-4

著者：黄兴涛 

责任编辑：王磊  钟馨

成品：160*230   页数：430

纸张： 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5-30

定价：69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近代著名思想家辜鸿铭作品选编，收录和翻译了他1883年至1927年间的各类论著，是研究辜鸿铭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新翻译并收录了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华外国人》和《未开化的美国人》等多篇论文，以较为全面地反映辜氏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辜鸿铭（1 8 5 7—1 9 2 8），名汤生，福建同安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怪杰和保守主义者。他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早年留学欧洲十一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博通欧亚各种语言多达十门。1885年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官至外务部左丞。民初时以遗老自居。他一生主要以英文写作，曾著《中国人的精神》、《尊王篇》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多种，并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尊严。其思想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编者简介

黄兴涛，湖北荆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攻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曾到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神户大学等校访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等著作，译编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辜鸿铭文集》等。

◆内容简介

辜鸿铭一生著述不下100万字，主要以英文写作，并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语文。本卷收录和翻译了他1883年至1927年间的各类论著40余万字。除海南出版社《辜鸿铭文集》所收论著之外，又新翻译并收录了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华外国人》和《未开化的美国人》等多篇论文，以期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辜氏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简要目录

导言 

中国学（1883）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1884） 

为吾国吾民争辩 

——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教案）关系论（1891） 

《论语》英译序（1898） 

尊王篇:总督衙门论集（节选）（1901） 

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作的辩护 

序言 

一个中国人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 

为了中国的良治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致一家英文报刊主编的信（1903） 

在华外国人（1906） 

《中庸》英译序（1906） 

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1908） 

雅俗辨 

——译辜鸿铭博士二十五日致《文汇报》主笔书（1910）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节选）（1910） 

自序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导论 

第一章满人当权 

第二章中产阶级的崛起 

第三章满人重新掌权 

第四章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尾声 

张文襄幕府纪闻（节选）（1910） 

不排满 

虎门轶事 

大臣远略 

上流人物 

五霸罪人 

清流党 

孔子教 

新算学 

孟子改良 

践迹 

务外 

生子 

公利私利 

权 

爱国歌 

半部论语 

官官商商 

禁嫖赌 

贱种 

庸言庸行 

不吹牛屄 

马路 

不问民 

国会请愿书 

马拉马夫 

夷狄之有君 

读书人 

女子改良 

高等人 

费解 

不解 

狗屁不通 

看画 

照像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士说 

在德不在辫 

自大 

依样葫芦 

学术 

风俗 

政体 

看招牌 

不自贵重 

自强不息 

关于时局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1911） 

中国的皇太后 

——一个公正的评价（1912）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1915） 

序言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妇女 

中国语言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附录 

反对中国文学革命（1919） 

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 

——读写能力和教育（1919） 

宪政主义与中国（1921） 

未开化的美国（1921） 

所有受过英语教育的中国人应读之文（1922） 

读易草堂文集（节选）（1922） 

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 

上湖广总督张书丙申 

《尊王篇》释疑解祸论 

义利辨 

广学解 

《蒙养弦歌》序 

《正气集》序 

西洋礼教考略 

西洋官制考略 

西洋议院考略 

英将戈登事略 

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1922） 

辜鸿铭讲演集（1924—1925）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纲常名教定国论 

辜鸿铭论集（1941） 

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何谓文化教养 

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 

东西异同论 

什么是民主 

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 

中国古典的精髓 

辜鸿铭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辜鸿铭是近代中国一个以古怪著称、以西学见长、以保守为特色、并在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他一生主要以英文写作，留给今人大量值得品读的思想论著。但长期以来，他的外文著作多不为一般国人所知，人们只是乐津津乐道他“辫子”的故事、他关于纳妾合理的怪论以及他通晓多门外语的神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著作才陆续被整体性地译成中文出版，人们才得以透过其怪异的表象，深入了解其真正的关切，并品位其思想的滋味，感受其议论的精彩。于是，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逐渐地清晰起来。 

这次，《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委会决定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的角度，来收录辜鸿铭的论著，不妨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独特地位的一种承认。与此同时，笔者也希望能够借这次重编其文集的机会，对辜氏的文化活动和保守思想进行一点新的审视和反思。 

一 

辜鸿铭，名汤生，号汉滨读易者。早年的西文名为Kaw（Koh）Hong Beng，后常用的西文名为Ku Hung Ming。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其曾祖辜礼欢曾出任英属马来半岛的首任甲必丹，家族从此兴盛起来。辜氏与台湾著名的辜显荣、辜振甫一家为宗亲关系，其祖父一代为亲兄弟。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以经商垦殖为业，他帮英人福布斯•布朗（Forbus Scott Brown）经理一个较大的橡胶园，深受布朗信任和器重。辜鸿铭为辜紫云次子，其母为西洋人。他从小聪明伶俐，甚得布朗夫妇喜爱，被收为义子。早年他曾在槟榔屿的威尔士王子岛中心学校（Prince of Wales’s Island Central School）接受三年英式教育。13岁左右也即1870年前后，被布朗夫妇带往欧洲留学。到英国后，他先是在爱丁堡近郊的英国很古老的利斯学院（Leith Academy）学习了两年，1873年至1874年之交，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1877年春，他顺利通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诸多科目的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时年21岁。此后，辜鸿铭又曾到德国莱比锡某工学院进修，学习土木工程。接着到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等国游学。1880年24岁时方结束留学生涯，回到槟榔屿。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西文著作或译著中，辜鸿铭都郑重标明自己为“文学硕士”，可见他对此一身份的重视程度。而这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关于辜氏在欧洲曾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一类传说，当是靠不住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本人在西方求学期间所获得的最高学位应是硕士，而不是博士。 

回到东方后，辜鸿铭先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两年后得遇留法归国的著名维新思想家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晤谈三日，受马建忠影响，辜鸿铭辞去殖民政府的任职，决定回国服务。随后转往香港居留。在香港，辜氏一面补习传统语文，一面大量浏览西方汉学著作。这一时期，他开始在《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等著名英文报刊发表文章，评点西方汉学，从而揭开了其一生文化活动的序幕。中法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张之洞的幕僚杨汝树和赵凤昌，经二人介绍，得以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历时近二十年。除了有关洋务和外事的日常工作之外，他的主要活动，一是对外翻译出版儒家经典《论语》和《中庸》，直接传播中国文化，一是以英文撰写论著，维护大清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谴责西方列强的蛮横霸道和在华外人的不道德行径。长江教案、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所著《为吾国吾民争辩》、《尊王篇：总督衙门论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又名《清流传》）等英文论著，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国际影响。1905年出任黄浦浚治局督办，历任外务部员外郎、郎中和左丞等职。1910年初，清廷以“游学专门一等”的名义，赏给辜氏文科进士，位在严复和伍光建之间，列名第二。他于年底辞官，到南洋公学任教。 

在晚清，辜鸿铭政治上基本属于洋务派，但带有“清流”特点，他既不赞成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改革，更是反对辛亥革命，曾撰文屡予攻击。民国建立后，以遗老自居，诅咒民国，留辫至死不剪，与世抗争。1915年前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诗和拉丁语。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名，保留其北大教职。1917年张勋复辟，他曾卷入其中，列名为外务部侍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辜鸿铭的著译活动十分活跃，曾于1915年出版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鼓吹西方文明破产和中国儒家文明救西论，在欧美和日本曾产生较大影响。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所指出的：“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5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同年，辜氏还出版了《大学》一书的英译本。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成为“新青年”们抨击和嘲讽的顽固象征。1924年，他曾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讲学三年，1927年回国。其讲学内容，收入1925年大东文化协会所编的日文本《辜鸿铭讲演集》和1941年萨摩雄次编译出版的日文本《辜鸿铭论集》之中。这期间，他还曾被军阀张作霖聘为顾问，并应其同宗辜显荣之邀到台湾演讲。1928年，军阀张宗昌任命他为山东大学校长，但他并未到任。同年4月30日，辜氏在孤寂和抑郁中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综观辜鸿铭一生，其政治生涯实不足措意，他主要是一个思想文化人物，而且是一个曾被学界长期轻视和忽略的文化思想家。20年前，笔者郑重以“文化怪杰”来定位辜鸿铭，就是试图以此定位为契机，为纠正国人心目中长期形成的仅视其为“文化丑角”的思想成见，做出一点切实的努力。当然，辜氏极端片面的“文化丑角”形象之改变，根本上尚有赖于对其外文著作进行广泛搜集、系统整理和翻译出版。这次，笔者欣然接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辜鸿铭卷》的选编任务，这其实仍然是直接的动机之一。 

二 

在笔者看来，辜鸿铭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值得引起今日读者的格外关注和认真思考。 

首先，他是一个通晓古今多种语言、能用欧洲语文熟练表达思想情感、真正具有跨民族的国际文化视野和思想资源、其思想也真正产生过国际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这不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当时的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也是值得格外关注的现象。 

辜氏乃语言天才，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马来等多种语言，还略懂日语和俄语。其论著除中文外，主要以英文发表，夹杂欧美古今文字，并被译成德、法、日、俄等多种语言。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与辜氏通信，讨论文化出路和人类前途问题，有的信还曾公开发表，向他表示敬意。英国大作家毛姆访问中国时，特地去拜访过辜氏，并撰写访问记《哲学家》一文，生动地刻画了他独特的哲学家形象，承认他“在关心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丹麦享誉世界的文评大家勃兰兑斯曾著《辜鸿铭论》，称辜氏是一位“卓越的中国学者”，认定“对于欧战及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欧洲人士所仅识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而语”。有关评价的具体内容及其分析，参见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第1、7、8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也可参看黄兴涛、宋小庆合译的《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后所附的《托尔斯泰与辜鸿铭书》、毛姆的《哲学家》以及勃兰兑斯的《辜鸿铭论》等文的汉译。在法国，罗曼•罗兰也承认“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更有一位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Francis Borrey），曾与辜氏合作将《论语》译成法文，他在辜氏去世后以法文出版《中国圣人辜鸿铭》一书，极力赞美辜氏拥有一颗“第一流的、甚至是举世无双的、具有概括能力的头脑，这头脑充满智慧——科学进入物质领域以前的那种智慧”；认为辜氏不仅具有关于中国的“全面知识”，而且具有关于世界的“全面知识”，“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唯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波里甚至还毫不掩饰对辜鸿铭的极端崇拜：“有时候，我觉得看到了辜氏的脑袋放射出东西方一切智慧的光芒。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Francis Borrey, Un Sage Chinois，Paris,1930.参见桂裕芳、蔡方君合译：《中国圣人辜鸿铭》，见黄兴涛：《闲话辜鸿铭》，25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辜鸿铭在西方影响最大的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而影响最大的国家又是德国。德国许多哲学家和学者，如凯瑟琳、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信奉者奈尔逊、汉学大家卫礼贤等，都非常推崇辜氏，并承认其思想受到他的影响。一战时期的德国，还成立过“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一类的组织，专门研讨他的思想学说。此外，晚年的辜鸿铭还被日本学界聘去讲学长达三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应邀赴日讲学时间最长的学者之一。当然，究竟何以至此，另有其具体成因，但辜氏思想学说本身确有值得重视和研究之处，当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辜鸿铭是一个热爱祖国、醉心儒家文化、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尊严的思想家，其思想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外在色彩，尤其是在晚清，他与西方列强及来华教会和特权西人积极抗争的思想特点，显得分外突出。他一登上思想舞台，就以锋利之笔，批评西方汉学的浅薄、汉学家的自大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轻视；抨击西方在华传教的虚伪、危害，以及传教士的傲慢无礼、蛮横无耻等行径；他还犀利地抗议、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方欺压、武力侵略和内政干涉，呼吁西方改变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奉劝西人不要歧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要侵夺中国国家主权；进而奋起进行文野之辩，乃至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等等。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辜氏曾不适当地为清朝的落后统治进行了辩护，也存在不惜为中国文化护短的毛病，有时还传扬了文化糟粕，但在那个中国备受欺凌的时代，他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活动总体说来还是难能可贵、机智深刻、充满道义力量的。前文提到的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拒绝为《中国圣人辜鸿铭》一书作序时，便曾这样提醒李氏： 

辜氏在某些方面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他未能分析形势，未能在复兴中国的事业中保持先锋地位，而是在思想运动、实际的运动中落伍。这一切，我完全承认，并为之惋惜。然而辜氏毕竟是复兴中国的奋勇先驱，早在我们这一代人以前，他就指出并谴责了“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对中华祖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这非常好，非常好！青年们应牢记，不是吗？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自序《致好友李君》，见黄兴涛：《闲话辜鸿铭》，231页。 

旁观者清。波里的评价无不道理。 

在清末民初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文明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保持可贵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辜鸿铭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眼界，意识到并呼吁国人自尊自重，无疑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清醒和见识。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曾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见本书所收《辜鸿铭论集》中的《什么是民主》。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一痛心疾首的告诫时，不能不对那个时代国人文化心态的缺失，做出深刻反省，也不能不对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表示由衷的敬意。 

不过，谈及辜鸿铭思想的这一特点，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略做辨析。一是辜氏的“中国人”身份问题。近些年，有些在美国研究辜鸿铭的学者，喜欢强调辜氏国籍身份的模糊或不确定，有的甚至还故意将其终生视为马来亚“华侨”。这是很错误的。辜氏的确出生在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半岛之槟榔屿，但其出生和早年生活时代，其祖父辈并无近代国籍意识，只有强烈的认祖归宗观念，其父辜紫云在他到动身到欧洲留学时告诫其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剪辫和加入基督教，可谓明证。南洋华侨出现国籍问题，已到1907年。这年《荷兰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颁布，规定凡生于荷兰属地的华侨皆为荷属殖民地籍，从而引起南洋华侨之不满。1909年，中国制定《大清国籍条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因应。但辜鸿铭早在1885年就已正式回到祖国效力，且终其一生，都以一个“中国人”为荣，且从不曾以“华侨”自称，更不曾自称为马来亚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主观认同上，辜鸿铭的“中国人”身份都确定无疑。 

二是辜氏思想中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的矛盾问题。在晚清时，辜鸿铭反对变法和革命的落后政治立场和文化选择是基本统一的，但进入民国后，他以遗老自居，不认同共和制的民国，又因视日本文明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为一体，甚至认为日本保留了中国儒家文明的“真传”，故其晚年把复兴真正的中国儒家文明的希望错误地寄托在日本身上，甚至呼吁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引为自己的天职”见本书所收《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这一天真幼稚的文化幻想，太过于缺乏政治常识，最终不免被日本侵华时期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运动所利用，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是需要说明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辜鸿铭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也值得分辨。多年前，当人们热烈称扬辜鸿铭的爱国情怀时，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辜鸿铭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恰恰批评那种从各民族国家自身狭隘利益出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强调永恒的正义和普遍的道德。的确如此。不过，我们同时也需看到，一方面，辜鸿铭明确地批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事；另一方面，他在清末的文化思想活动，也的确主要激于一种民族的义愤，捍卫的主要也是国家的主权和民族文化的尊严，希求得到西方的尊重与平等的对待——这就自然凸显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活动在当时西方所产生的效果，也主要是文化民族主义的。 

笔者最初研究辜鸿铭的思想及其影响时，就曾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从其思想在西方的影响角度努力做出些许分辨，但至今这一点似乎仍未引起同人更多的重视。这里，不妨重述如下： 

可以断言，在晚清乃至一战以前，辜鸿铭引起西方注视的焦点，是体现在他身上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换言之，他驰名西方，主要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激起的反应。但是，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独强调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价值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外在形式而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一战以前，辜鸿铭被西方所关注的并不是他对西方文明本身所进行的批评，以及他所憧憬的文明理想，即，不是他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而不过是这一内核体现在外面的民族主义形式。与此同时，他著作的主要宗旨，也并非奢望西方当时采纳中国儒家文明的理想模式，而是要让西方了解中国，知道中国有高度的文明，它毫不逊色于西方。归根结蒂，他是要让西方懂得：应该尊重中华民族和文化，以求得中国儒家文明和传统社会秩序的自我生存与完善。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222~223页。 

正因为如此，当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辜氏敦促西方的仍然是“非常严复地反省他们对待中国及其文明的方式”。只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才真正鼓吹起中国文明救西论来。关于辜鸿铭思想的“民族主义”特色问题，学衡派巨子吴宓在悼念辜氏之文中曾有过明确揭示，他认为辜氏一生思想的根本，主要得之于留洋时所受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不过回国后这一思想倾向复得到儒家经典的印证，于是两相结合，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决。同时，辜氏的文化批评活动本身，“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他一生的言行，“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吴宓还特别提醒“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固讥斥辜氏”吴宓：《悼辜鸿铭先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8期，1928年5月7日。。此一观点，当可供今人研讨辜氏思想时参考。 

第三，就辜氏的思想逻辑和终极关怀而言，他无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一个现代西方文明的批评家，或者说一个现代性思想的反思者。总地说来，他比较推崇中西古典文明，强调中西古典文明之间的相通性，这从他关于文言白话的辩论可知。但他却也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已完美无缺，尽管他在各种随机辩护中，曾说出一些偏激的话。许多时候，辜鸿铭都主张东西文明应该互补、融合。这是他根本超越一般民族主义者——不仅是政治民族主义，而且包括文化民族主义——的地方。所以在回应艾恺先生有关看法的时候，笔者曾特别强调： 

就我长期研究辜鸿铭的思想所知，辜氏不仅是一般地肯定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价值，也强调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并不只是一味消极地维护诸如纳妾、缠足那样的旧文化风俗。这无论是从他义和团时期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中国人的精神》等书，还是晚年的赴日讲学的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来。他鼓吹的是中国文化拯救西方乃至整个人类。当然，学者们对他的思想深度，可能会有不同评价。这是另外一回事情。黄兴涛：《20世纪早期中国的启蒙批评何以如此“微弱”？——回应艾恺先生提出的问题与解释》，载《光明日报》，2015年4月8日。 

晚年在日讲学时，辜氏本人也曾对他的文化态度问题做过非常明确的自我解释。他说：“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畛域，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见本书所收《辜鸿铭论集》中的《东西异同论》。不仅如此，在辜氏看来，其实世界上本来也并不存在什么完美无缺的文明，未来的人类，需要今人从人类自身的根本需要出发，对现存的各种文明进行理性明智的“菁英”选择和创造性综合。这一点，从他1908年底代表“太平洋学会”给托尔斯泰80寿辰的祝寿词中可见一斑： 

今之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其中，惟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菁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见本书所收《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 

另外，就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类型而言，辜氏实既有别于清末的国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和后来的现代新儒家。对此，笔者在其他论著里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再展开进行具体讨论了。总体说来，辜氏从文化保守主义视角出发，对儒家道德文明价值的认知和强调，对现代物质主义、机械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文明弊端的嘲讽和抨击，乃至对于中西文明的一些具体比较和认知等，多有可取之处和思想启发价值。而他对君主制度的维护和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感，乃至于对妇女的歧视等陈腐观念与行为，则理当批判、不足为训。 

第四，辜鸿铭的思想，在表达上受愤世嫉俗心态的制约，多有偏激过当之处，这的确是事实。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根基和文化信念的人。过于夸大其性格和心理对其思想的影响程度，以致有人将其视之为所谓“性格人”，强调这种人“一生只求在抬杠中取胜，无所谓道理不道理，对国事家事也无坚执之见，只求在每件事上驳翻别人”萧文：《“性格人”辜鸿铭》，载《读书》，1987年第7期。 ，这就言过其实了。实际上，他的思想特点，恰恰不在于基于所谓性格心理的“多变”，而在于其以不变应万变，在于其对儒家文明的狂热挚爱和终生坚守。正如笔者曾反复申说的那样，他对纳妾和缠足等的维护，未尝不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表现。 

三 

辜鸿铭一生留下的论著，不下100万字。除《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等少数几种为中文之外，其他均为外文。其中又以英文为主。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研究辜鸿铭其人，不断收集、整理和翻译他的各种论著。特别是1989年至1992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完成题为《辜鸿铭的文化活动及其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还曾摘译并请人协助翻译过当时所能见到的重要的辜氏著作。 

1995年，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产生了一些反响。海南出版社的欧阳欢等先生因此找到我，希望能够将辜氏的一些外文著作翻译出版。于是，笔者和宋小庆学兄首先合作完成《中国人的精神》（辜氏自定中文名为《春秋大义》）一书，交给海南出版社。该书于1996年4月首版之后，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热烈欢迎，当年即一再重印，后来更是多次重版。同年8月，笔者所组织翻译的《辜鸿铭文集》上下两卷，也由海南出版社正式推出，其中收入辜氏论著近70万字。这些译著的出版，对于国人完整地了解辜鸿铭的思想，曾经起到过较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后，国内关于辜氏的译著又陆续有其他的版本问世，但似乎都没有收入新增的辜氏作品之译作。迄今为止，笔者所主编的《辜鸿铭文集》，仍然是收录辜氏译著文种最多和数量最大的本子。 

这次应邀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辜鸿铭卷》，笔者按照规定的字数要求，重点选择了辜氏自1883年至1927年间公开出版的主要著作以及正式发表的文章或演说共40余万字，并大体以其撰写和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进行编排，以求能够反映其一生在政治、学术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要思想及其演化过程。当然与此同时，笔者也愿意尽可能照顾到其原来被收入自编论集的收文原貌和排列顺序。只有在编排辜氏1883年发表的《中国学》和1891年发表的《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教案）关系论》两文时，稍做了一点不同处理。这两篇文章，被笔者从《中国人的精神》和《尊王篇：总督衙门论集》两书中单独抽出，按其最早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年代编入本书之中。原因是两者发表的时间都较早，有助于显示辜氏初登思想舞台时的精神关切和论辩状态。特别是《中国学》一文，乃是辜氏一生所公开发表的最早文章，比《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首版的1915年要早20余年。相信这次将其专门抽出，置于本卷之首，不仅有助于凸显该文对于辜氏本人的重要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读者去有效地把握辜氏思想和文化活动的原初起点。 

尽管受到字数的严格限制，本书这次除了使用原《辜鸿铭文集》所收论著之外，还特别补译了辜氏以英文发表的《中国人的家庭生活》（Chinese Domestic Life）（上下）、《在华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China）和《未开化的美国》（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等三篇文章，并增补了《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一文（1922），共有三万字左右的内容，以求在资料上能给读者带来一点新鲜感。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上下篇，连载于1884年1月2日和1月9日的《北华捷报》。从中可以看到辜鸿铭最早为中国纳妾制度进行辩护的内容。他在此文里奉劝欧美人要善意地了解和认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婚姻制度、历史文化和妇人的地位，不要鲁莽轻率地对一个民族和文化下道德判断。实际上，该篇或可视为其后来的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中“中国妇女”一章的雏形。另外，由于1885年辜氏即正式归国，此篇也自然成为今人研究他回国之前对于中国文化认知水平的一个直接凭借。 

《在华外国人》一文作于1906年。文中公开谴责西方列强以清朝官员的腐败作为借口、攘夺中国海关管理权的无耻行径，呼吁在华外国人必须尊重中国人，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在举世瞩目中国改革浪潮兴起之际，辜氏却呼吁首先应该倡导的是在那些来华外国人中进行一场对华态度的改革运动，这实在有点意味深长。本文译自1906年7月27日《北华捷报》。五年后，辜鸿铭在其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中曾提及：“大约五年以前，我以‘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的名义给《字林西报》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我说，‘就我所见，目前中国改革运动的狂热，将注定导致一场灾难。’”《在华外国人》一文的倒数第二段，也恰恰有这句话，故我们认定此文为辜氏作品无疑。 

《未开化的美国》一文，译自1921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该文发表时，编辑于文前曾作如下说明：“下文最初发表于中国北京的《北华正报》，由作者本人提供给《纽约时报》。”留学美国并看到此报的罗家伦，曾对该文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中写道：“大约是在1920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第一页全面。中间插入一个辜先生的漫画像，穿着前清的顶戴朝服，后面拖了一根大辫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文化的美国》。他批评美国文学的时候说美国除了Edgar Allan Poe所著的Annabel Lee之外，没有一首好诗。诸如此类的议论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权威的大报，却有这种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国人倒是有种雅量，欢喜人家骂他，愈骂得痛快，他愈觉得舒服，只要你骂的技术够巧妙。像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得到美国人的祟拜。”实际上，辜鸿铭此文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重视，实在于他对“文明”具有独特的理解、并以此为据对美国予以尖锐的批评，用罗家伦的话来说，也就是这一批评，恰好“能够搔到人家的痒处”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载台湾《艺海杂志》，第1卷第2期。。 

至于《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一文，则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沈增植1922年逝世之时，辜鸿铭接受委托为纪念沈氏而撰。现原件藏于上海图书馆，由民国工商界名人、擅书法的柯菊初书丹。此次全文标点并录入本书之中。沈增植的道德人格、学问文章素为辜鸿铭所服膺，被辜氏誉为“君子儒”。两人早期曾同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进入民国后，又同为遗老并多有交往。在辜鸿铭心目中，沈氏无疑属于其文化保守事业的杰出盟友和人生楷模。 

以上四篇文章的选入，除了可以丰富今人对辜鸿铭思想的全面了解之外，也希望能有助于认知他的文化保守思想与活动的特色所在。 

此外，笔者此次选编这部辜鸿铭的思想文集时，还尽可能对以前翻译的辜氏译著进行了必要的校正。比如，从前拙译《中国人的精神》中所收辜氏1883年的《中国学》一文里，曾将文中提及的晚近校注庄子《南华经》有名的学者“Lin Hsi Chung”，直接音译为“林希冲”。晚于笔者所编的有关译著集，也多半因袭此译，也有音译成“林锡聪”的，但同样流于疏懒、不可取。这次，为了彻底弄清其人的真实姓名，笔者特地查阅了清代校注《南华经》和研究庄子的所有重要学者，终于确认“Lin Hsi Chung”乃为福建闽县学者、《庄子因》的作者林云铭（字西仲）。笔者从林西仲的《增注〈庄子因〉序》中，还找到了辜鸿铭此文中所摘引的原文。至此，笔者多年的未安之心终于踏实下来。 

又如1908年，辜鸿铭代表“亚洲太平洋协会”曾为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八十寿辰起草祝寿文，笔者原主持编辑《辜鸿铭文集》时所收的此文有错漏，系转录于台湾杜英穆先生所写《崇古好辩的辜鸿铭》（台湾别传丛书第五种“学术名家别传”《梁启超、辜鸿铭、章炳麟》中的第二篇）。2014年9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笔者在参观展览时，有幸得见来自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所藏的此一“祝寿文”之中文原件，于是拍摄下来。这次将其两相对照，得以纠正原转录之文中的多处错漏，从而使其成为目前最为准确的文本。诸如此类的修补努力，不必在此一一赘述。书中的相关注释里，都已经有过不同程度的交代了。 

最后，尚需特别说明的是，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珊博士，曾帮助查找辜鸿铭的英文论文并翻译《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与《在华外国人》两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王琬莹编辑，也曾给予各种耐心的协助。这里，笔者均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兴涛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