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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香港深层次矛盾》

书    号： 978-7-300-17894-3 

作    者：王于渐         

成    品：16开 （170 mm * 210 mm ）         

装    帧：平装

字    数：168千字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定    价：49.00元

出 版 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宣传语：

香港回归迄今近二十年，世界经济布局逆转，香港经济在新形势下屹立不倒，但人们对特区政府的管制信心下滑，对经济社会现况不满，面对各式各样的矛盾，香港何去何从？经济学家王于渐教授为我们剖析矛盾的根源，同时就这些深层次矛盾提供真知灼见。

“此书道出了一个由几个位于对华贸易和进出世界其余地区要冲的岛屿组成的城市，如何卓越地应变和演变的故事……我向任何对中国崛起有兴趣的人士，强烈推荐此书。”

——盖瑞•贝克（Gary Becker）（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2）、芝加哥大学经济与社会学教授）

“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的见解，在书内处处可见。关心香港前途和未来发展的读者绝对不容错过。”

 ——冯国经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席

“本书的出版正合时宜。香港几年后会普选行政长官，如何避免像西方政府在一人一票选举制度下，为了讨好选民（买票），不断地减税加福利，出现长期财赤并寅吃卯粮，而导致今天欧美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对于渐这书的非分期盼。”

——梁锦松（前香港财政司司长）

“本书充分反映王教授对经济的广泛研究和深刻理解。书中文章有财政政策、联系汇率、全球经济整合及经济发展的宏观研究，也有房屋、楼价、教育、医疗资助、社会保障、强基金、财富分布等微观分析，还穿插了历史及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它不单为经济学者探索香港各经济环节提供新见解，也是学生了解当前香港经济的指引参考书。”

——廖柏伟（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王于渐的说服力来自芝加哥传统的熏陶，讲求格物致知，分析事物时，必先以基本原理作起点，再对实际证据反复推敲，最后得出有预测力的假说，是教条主义的消毒剂。本书收集的文章充分反映这个传统的风格，篇篇直接进入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核心。”

——雷鼎鸣（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

★读者定位：

政治经济领域学者/高校学生/对香港专题感兴趣的人士

★上架建议：

政经读物/香港专题读物/畅销书

【作者简介】

王于渐，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经济学讲座教授，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贝克-弗里德曼研究所董事会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曾任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多个委员会之委员，包括中国政策组（兼职）、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策略发展委员会、经济咨询委员会、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医院管理局、房屋委员会、工业及科技发展局、土地及建筑咨询委员会、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香港委员会）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1999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银紫荆星章，表扬他对香港教育、房屋、工业及科技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内容简介]

香港回归迄今十五年，社会经历了深刻变化，各式各样的矛盾浮现，作者经济学家王于渐教授在本书中为我们剖析了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同时就这些深层次矛盾提供真知灼见，既有宏观视野，又具微观深刻见解。书中所收作者各篇文章均发表于香港《信报》，内容不仅涉及财政政策、联系汇率、全球经济整合及经济发展的宏观研究，也有房屋、楼价、教育、医疗救助、社会保障、财富分布等微观分析，还穿插了历史及政治经济学的探讨。

[目录]

01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2

02公共政策的矛盾 /24

03在中国荫下的成长路：历史回顾 /32

04联系汇率下的外来震荡与价格稳定 /48

05现行财政政策仍最明智 /58

06深层次人口问题 /66

07经济竞争与结构转型 /76

08全球经济整合与香港住宅财富的分布 /86

09香港楼价缘何高企？ /96

10多元与偶尔的无序：伟大城市的奥秘 /106

11城市、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116

12试论创意与创新型经济 /126

13核心价值、功能组别与民主原则 /134

14政治经济学浅说 /142

15征税、规管与理性的政客 /152

16为平等、成长而施教 /160

17公共医疗的资助问题 /170

18十年回报偏低强积金有待改进 /180

19香港能否负担高龄社会保障计划？ /188

20全民退休保障的经济后果 /198

21如何摆脱房屋窘境？ /208

22改革资助房屋有理 /218

[精彩撷英]

01论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温家宝总理2005年在北京接见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时，首次指出，香港有“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但当时并未说明矛盾的性质。要到五年后的一次记者会，他才逐一列举香港面对的这些矛盾和有关的挑战及解决的办法。

温总理说，香港需要解决五大问题：“第一，如何发挥已有的优势，继续保持和发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地位。第二，如何结合香港的特点发展优势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邻内地的优势，进一步加强香港与珠三角的联系。内地的广阔市场、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香港今后发展的潜力所在。第四，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济、凝聚共识、团结一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今后不仅会在经济上还有很大的发展，而且还会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政治。第五，还有两点不要忽视，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发展教育。”

头三个问题与香港在地理上既位于内地开放的前线，也是内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接口直接有关。香港实际上面对双重融合的挑战——恢复与内地的融合，同时维持本身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温总理提到的另两个问题涉及双重融合所必然产生的内部张力：公共政策须更为包容（inclusive），同时要为市民解决生计、教育的问题。

香港近年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不少源于内地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在纵深的意义上（profound sense），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根源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崛起后，各种有关现象的一个缩影。这项变迁既为香港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一、活在开放中的世界里

巴拿马运河的比喻

过去这三十年，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发展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先是中国，接着是印度，然后是苏联与东欧，最近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它们此前与全球市场经济并不扣连，现却成为增长最快的成员。预料到本世纪中，新兴经济体的总产出将会超越今天的发达世界。单看这项发展的规模就知道，人人都要因应这个新秩序而自我调适。这就像一幅在我们眼前慢慢开展的现代《清明上河图》，香港与内地的联结（nexus）只不过是其中的抢鲜浓缩版。但由此可知，香港所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必然远过于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不妨把香港的处境比作巴拿马地峡。巴拿马东岸大西洋和西岸太平洋的水位不同。巴拿马运河贯通两大洋，以三组水闸挡住海水，只让船只通过。没有水闸的话，两大洋的海水一贯通，就会淹没巴拿马。

夹在内地水位和世界经济水位的落差中间，靠“水闸”来贯通两边的香港不也一样？水闸可让船只得以通航，又能防止海水在两大洋之间贯通。如果发现两边的水开始贯通，那大概是水闸设计有误，需要重新设计。的确，香港目前面对几大威胁。

首先是香港夹在内地和世界两个经济大洋中间，两边的水位会逐渐拉平。巴拿马运河两边的水位和水闸是不变的，但内地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与时俱增，令香港两边水位的落差日减。当内地他日完成融入世界，两边水位一致，对人类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对香港来说，也就是拆除水闸之时。

我们现在就要有所准备，有计划地加高地面以防淹浸。例如，市民须积聚必要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本以应对新环境；要改用新水闸，内建足够的灵活性以应付两边日渐缩减的落差，包括完成历史任务后拆除水闸的宿命。巴拿马运河的水闸是固定的，无须随岁月而调整。但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得快，水闸的效能必须与时俱变。

第二，水闸的作用是让船只通过、防止两边的海水自由流通。但香港目前的系统并非为了贯通内地与世界经济而设，以致有时候会倒过来，让海水通过而挡住船只。例如，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本来最适合贯通内地与世界，惜被社会福利制度拖后腿。现在必须重整水闸，以备他日完成历史任务时方便拆除。

第三，内地经济本身有一套“水闸”，令整个经济看上去像“蜂窝”，因为很多市场设有入市屏障，在外看去不太透明。香港应协助这些市场开启，从而帮内地打开或更换水闸，但同时要准备好面对内地市场一旦全面开放后会因而遭到淹浸的威胁。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大潮迎面而来，世人现正学习与其相处。香港身处内地与世界经济磨合的刀口，不得不带头应付这些问题。

以下试从历史叙述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方法出发，就香港与内地开放对接的经验作叙述性的广谱分析。

过去这三十年，香港经济上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包括：外来震荡令通胀与通缩交替、楼价飙升令市民分化为“有楼”和“无楼”、人口老化、低技能劳动力比重上升、生产力增长缓慢、贫穷蔓延、收入差异、福利对冲。这些表象是否各种根本的力量改变社会的后果？一般人或以为，表面的后果亦即深层次的矛盾本身。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后果也许只是深层次矛盾在外所见的表象。

区分后果（病征）与深层次因素（病因）至关重要。否则就像治病，只看表征来下药，治标不治本。病情或得以短暂舒缓，但也有可能加深潜在的矛盾；要确认病源，一并消除病因和病征，彻底解决矛盾，就要好好分析这些内在因素。

二、“双重融合”的挑战

融合的必要性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来自与内地恢复历史上的融合。内地开放后，香港由此前只须面向全球市场的一重融合，变成要兼顾内地的“双重融合”（dual integration）。

与内地恢复融合是香港应有的选择。众所周知，香港一向是城市型经济，内部市场小，难以达致高生活水平所需的高精专分工。香港只有与外界结合，才能维持高增长。换言之，香港唯有生产可出口换钱的商品和服务。

故此，与内地融合在所难免。香港向来是开放的经济和社会，难以隔绝外来影响。与外部结合是香港的经济文化，也是社会文化，是我们应有的选择。既为城市型经济，自我孤立只会坐失大量经济和社会机遇，令繁荣褪色。

根据最近公布的2030 年“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 ）预测，内地目前约有1.6亿中产消费者，占人口12%；到了2030年，比重会增至74%。若此，拒与内地融合在现实中并不可行。与全球和内地的双重融合是香港最佳的选择，但机遇难免伴随着挑战。香港现有的制度和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须进行调整创建，才能满足这两方面经济交往的需要。

对全球开放的制度和基础结构

这包括兴建各种基础硬件，包括机场、港口、高速铁路、电子通讯、资讯科技等设施，与外部世界维持畅通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为更好地与内地交往，以及协助内地融入世界经济时，提供最佳的基准，即坚持法治、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简单的低税制。而为了方便与国际社会和内地交往，要具备相关的软技能，英文流利，对外国的文化艺术有认识，同时掌握中文，熟悉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

与内地交往以及协助其融入世界经济时，有一项软基础技能往往受忽略。这就是降低或调和内地对外的规管屏障，例如税务条约、会计惯例、对人口跨境往来的限制、医疗和安全标准、外汇和资本控制，以及各行各业数之不尽的规管。有些是广泛性的，涵盖各行各业，但也有些针对特定的产业或专业。

大体而言，降低或调和规管屏障可促进经济与外边世界的连接。世界各地的规管与时俱变，移除屏障的工作是持续演变的过程。这往往要为内地创造某种可行的交往平台，在降低屏障开放市场与调整规管以减少市场开放的冲击之间居中落墨。降低入市屏障有利于与外地的连接、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变”既已成为世界各地规管的常态，香港必须不断因应调适。

我们能否与内地经济成功融合，取决于多种因素：内地方面包括开放之初与港的经济差距、经济规模、增长和开放得多快；香港方面主要是政府驾驭变革、引导双重融合的能力。尤其棘手的是面对社会的变迁，牟利的商业部门应变快，但靠政府补助的社会部门反应慢，个中差距令政策出现矛盾。这个难题笔者在本书稍后章节会谈及。

与内地恢复融合虽然整体上对香港有利，但各个阶层和行业的利益难免有异。有人大得益，有人甚至失利。但只要总体上得多于失，重新融合仍属可取。至于所造成的差异，不妨对损失者作出一些补偿，以免社会加深分化，抗拒变革，反对融合。能够以前瞻性的政策预先纾缓甚至避免融合的痛苦，当然更好。

1979年内地开放之初，与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差距。香港经济与世界挂钩，由产品、劳动力、资本到货币市场，都透过自由港、自由的资本进出、高度流动的人口，以及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完全融入世界经济。香港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市场的需求基本一致，无论价格、劳动力和利率都由世界市场决定。

唯一明显的例外是地价、楼价和租金。土地是房地产主要的资源，但供应主要取决于政策以及法律与行政两类规条 （legal-administrative rules）。由于土地属政府所有，供应受到严格的操控，政府的规划规则、建筑条例、租务管制、公营房屋供应，对市场造成多重的扭曲。与内地重新融合的前路在香港受到两大关键左右，一是市场坚持开放，包括紧守联系汇率，另一就是土地资源被规管扭曲。

激发深层次矛盾的各种因素里，以管理双重融合的方式最为棘手。其中最具爆炸性也最令人费解的是，外来的宏观和金融震荡透过联系汇率转嫁给楼价。这再加上规划条例和建筑物规管僵硬、土地供应受限制、环境和保育的要求加强、公营房屋计划冻结大量土地，也就放大了所造成的后果。

制度性平台和与内地的重新融合

但这反过来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以改善问题。为了与内地重新融合、协助内地融入世界经济，现在是时机重整政策、新创制度性平台。换言之，香港“运河”需要设计新“水闸”。

内地经济对外基本封闭了三十年后，突然在1979年开放。香港要与其重新融合，自然是一项挑战。内地长年封闭后，物价、工资、利率和租金即使存在，与香港以至世界的水平有天渊之别。市场一旦开放，重新融入世界时，无论商业还是非商业活动，供求都必然严重失衡。

由于内地经济规模大，香港方面的调适主要是适应内地的市场需求、支持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我们需要创设新制度，管好本地经济生活，对抗由于内地需求所造成的市场失衡。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要不断创新、改进，对香港是崭新的挑战。

故长远来说，香港与内地完全融合也就是两地价格均一；而内地经济一旦与世界看齐，深圳河南北的价格自然也就是世界价格，是为经济学上的“一价规律”（law of one price）。在两地重新融合的过程中，内地开放和增长愈快，香港的反应也愈要加快而且得宜，才赶得上需要。但众所周知，内地过去三十年发展之速，人类史上前所未见，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双重融合要成功，我们还须竭尽所能。

香港对受管控的市场并不陌生。上世纪国际上采用《多纤维协议》（MFA） 时，香港每年都要按照MFA设立的制度性平台，与美国议定纺织成衣的出口配额。当年有人说香港贸易署上下只有一件大事：办好MFA配额。虽属笑谈，但由此可见，为了管控市场，设置和操作MFA平台成本之高。举世公认，当年全球的纺织品出口经济体，以香港执行MFA成效最好。今天应重温这段历史，看当年香港面对逆境时，在制度上如何发挥创意。

内地开放前，香港只须面向海外市场。香港贸易发展局（缩写HKTDC）即为此而设。现在增加了内地市场，要跨越很多屏障才打得开局面，很需要为不同的行业和专业分设新的制度性平台，涉及大量公共活动，行政成本不菲。香港经济层面广，这项挑战自然不小。目前虽然有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缩写CEPA）这种平台，但仍须逐一就每个市场订立具体的内容，才能有效地运作，发挥最大的作用。

“积极不干预”并未过时

内地开放后，香港管控市场失衡的工作量激增。这类失衡见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对政府的工作产生了新的需求。内地开放和增长愈快，对特区政府的需求愈大。但特区政府似乎落后于形势。大财团有时候等不及政府构建新平台，先行一步。但中小企业缺乏这种能力，时有怨言。

制度性平台要运作有序、公开透明、可以预测、开放参与，设计时需要最大的创意和大量的建设能力（capacity building）。其功能类似“假市场”（pseudo market），一旦供求差距太大，就介入以维持市场秩序。具体来说，当单靠价格不足以平衡供求，或者市场无法合理运作时，就需制度性平台介入以分配资源。

随着内地日渐开放、增长，香港的制度性平台须不断演进，适应新的供求条件。这种制度性创新是持续的过程，直到价格能再度平衡供求、市场再度正常运作为止。等到平台完成历史任务后，最大的挑战反而是能否顺利撤销平台，不致延误向前进一步的发展。

但现在是否就如不少人说的，“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已过时？笔者认为刚好相反，积极不干预比以往更重要。在双重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不断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内地的供求严重失衡，香港如何在与其融合之余，又能避免市场震荡，造成破坏？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社会也就须承受市场失灵的后果。因此，香港比以往都更需要创设新的制度性平台，必要时可以在市场外解决资源的分配。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干预变得有理，属于“正面”的介入。

接着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设计和操作这类平台？这也就需要遵循市场原则：利用规则来维持市场秩序、公开透明、可以预测、开放进入。要避免那些当作危机管理学培训来设置的权宜政策性干预。确保新的平台无论对服务供应方还是服务消费方，对港人还是外地人都同样地负责。

政府在建构和运作这类制度性平台时，应严守以下的金科玉律：确保对所有人，包括供求双方、港人和外地人公开透明、均等参与，只担任游戏的裁判，避免从旁鼓动或选择赢家。这有三个好处。首先，政府作为裁判严守中立，是参与者认可的诚实中介，既享有权威，又获得各方的尊重。

二是当有平台完成历史任务后，政府是废除这种平台唯一有公信力的权威。如此方能确保过气的平台不会用来维护既得利益，浪费资源。

三则这些平台虽然本来是为了与内地融合而创设，但若可以开放，让其他地方也加入，会更有利于内地与世界的融合，对香港也更有利。

这里牵涉到政府是否被视为诚实的大众利益仲裁者，抑或只为少数本地供应商谋利，若属前者，则会与它促成双重融合的使命更统一。

三、为持续发展增加人力资源：增长与平等

拉低人力资源

内地开放的另一个影响，是把大量非技术移民送来香港。1978—1980年短短两年内，约有三十万名这类内地人移入，对香港社会服务和劳动市场构成巨大的压力。其后，港府与内地就人口南移议定管控措施，同时撤销宽容偷渡者的抵垒政策。

内地合法移居者此后须持有单程通行证，每日来港不得超过七十五人；其后在1995年倍增至一百五十人。至今根据配额来港的新移民累计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大都是港人在内地通婚的配偶和子女。这再加上中国开放头两年的三十万人，1978年至今约有一百六十万人移入，而成年的新移民教育程度平均低于港人。

因此，内地开放为香港带来经济契机，但也送来大量非技术人口，拉低了平均的人力资源。新移民的收入基数低，增幅亦不及本地人，令收入分布的低端停留在低生产力的水平上，拉大了市民的收入差异。我们的经济成长不及新加坡，与后者大量吸纳中国高技术移民有关。香港的新移民虽然大都熟悉内地，但技能偏低，难以参与内地的发展。

香港有待制定人口政策，大量增收有技能的移民。近年虽然不时推出措施，但仍难满足人力需求。吸收外地生来港读大学本来最有效，但宿位短缺，功效未能充分发挥。

积极发展教育

提高人口的生产力，才能确保生活水准继续改善。要享有持续的经济成长，就得投资开发人力资源，应加大教育方面的投资，发展本地教育机构、鼓励外地机构与本地机构合作、支持市民外出进修，都是有效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不但对经济增长有利，也可以让社会较为平等，让所有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发展。美国是最佳的先例。

以人均国内总产值（GDP）计，美国在19世纪大半时间都很穷，直到最后几十年，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才超越英国等西欧列强。期间美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显著高于欧洲，尤以高等教育为然。美国在上世纪一直保持着这个显著的优势，要到大约最后二十年，与欧洲的差距才开始收窄。美国劳动力在高等教育程度上领先，是超越欧洲成为上世纪经济超强最主要的原因。这同时解释了，为何上世纪所有的人，尤其是弱势社群，都把美国视为机会之邦。

增添人力资源

增添人力资源的另一种途径是输入优才。众所周知，纽约和伦敦是全球的人才库，除了本国精英，世界各地的人才也涌来求发展。世上有名的经济城市几乎都见于人口大国，享有全国人才之利；人口小国的城市很难成为经济都会。

人口大国的城市纵可享全国人才之利，却仍需由外地输入人才以填补老化的人口。二战后初期出生的婴儿现在陆续步入老年，各国在这方面同病相怜。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下降，经济也就难以持续成长，唯有引入年轻移民以填补老化的劳动力。

但只有当政府认识到移民政策要自由宽松才能吸引外来专才，才可望打造出国际经济都会。此外要加强社会和文化设施，例如优质的国际学校。

以城市立国的新加坡就积极以人口政策来吸纳有技能的外国移民，以抗衡人口老化、维持各族人口的比重。但香港欠缺类似的人口政策，对内地人来港更存有戒心。内地开放至今南来的移民主要是与家人团聚的妇孺，技能偏低。

四、彼此相连世界的价格

“有产者”和“无产者”

内地开放，带动香港的工业结构全面转型，名之为香港的大事绝不为过。制造业跨境北迁后，规模做大，本地的劳动力改为北上的厂商提供生产服务。香港自此转型为全服务业的经济。

在转型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生产力急升，工资亦水涨船高，各阶层普遍分享到内地开放带来的好处。收入上升、财富增加，带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但非贸易类的服务只能就地提供，无法输入，因而刺激价格和工资急升。楼价借势攀升，住宅升势尤烈。物业既属不动产，自然也是非贸易类的服务。有幸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入市的家庭，荣升为“有产者”。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再也不容易买楼，许多人至今仍处于“无产者”行列。

目前只有36.2%的家庭是自住的私楼业主。“有产”家庭比重之所以会这样低，因为有46.2%的家庭住在公营房屋里，其中包括15.9%的资助出售居者有其屋（简称“居屋”或HOS）单位及租者置其屋（简称“租置”或TPS）单位和30.3%的公营租住（简称“公屋”或PRH）单位。因为居屋及租置住户转售单位前，先要对政府补缴一大笔地价，故不能说是完全的业主。

由于补地价的款额大，大多数资助出售单位住户都负担不起。这两类公营房屋住户获政府大量津贴租值，几乎注定会住一辈子，但又不是真正的业主，变成困在自己的单位里，无法跳出公营制度，成为真正的业主。但只要政府愿意以住户负担得起的折扣价卖断单位，同时免除住户补地价，或者以住户的角度收取某种补偿，这占人口近半的住户是可以松绑的。新加坡的组屋早有先例。

由于内外各种原因，楼价也在过去这三十年内攀升。其中最重要的内因是土地供应和住宅建筑规管僵化。但这门学问太大，希望他日另辟文集详谈。但这里可以说的是，令问题僵化的关键在于规管的规则和规管机构。规管审批的过程太政治化，各种利益团体为了各自的目的，积极介入，但彼此矛盾，令决策受阻，减少了房屋和物业的供应。再加上外来的需求震荡，供应方的僵化严重地放大了对资产价格的效应。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在转移需求振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联系汇率的真理时刻

任何与全球经济挂接地区的货币均须在浮动或固定汇率之间作一抉择。香港几乎开埠以来就透过货币发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与英镑或美元挂钩，紧守固定的汇率，在政策环境上排除汇率或币值波动的疑虑。这与香港透过外向发展以维持经济成长的总体利益一致。

但要维持固定汇率，财政和银行信贷政策须有严格的操守。港元以联系汇率与美元挂钩后，名义利率须跟从美国水平，货币政策不再享有自主权，而只能按国际收支里资本进出的流量，被动地调适。

因此，香港过去这三十年纯粹因为外因，两度承受通胀压力，更一度深受通缩之苦。内地对外开放初期适逢美国名义利率偏低，令香港的高通胀由1980年代后期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接着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底发难，又令香港陷入长时间的通缩，要到2003年美国开始加息和美元转软，才得以纾缓。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来袭，又引发新一轮的美国名义利率低水平和美元疲势，价格通胀也再度在港浮现。

严防信贷风险与资产泡沫

上述外因令香港楼价大起大落，对银行体系形成巨大的压力。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为此不时介入，严控银行的信贷，特别是楼宇按揭成数（比率），以防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降低按揭成数令中低收入家庭难以买楼“上车”，激发民怨。

长远来说，由于要管控银行的信贷风险，有楼一族与无楼一族和“有产”与“无产”市民的分化有所扩大，令社会难以维持“团结”、“稳定”。为了坚守联汇，我们除了严控银行信贷风险，还要积极管理连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对香港房地产的需求不但造成价格震荡，而且蔓延至金融市场。但房地产不像金融产品可随时增添，一来兴建需时，二来“规管僵硬”。由于不同的市场滞后程度有别而且难以确定，一向很难用宏观政策来稳定市场。故希望政府能够透过政策，有效地调节供应来稳定地产市场，可能性相当于奇迹连环降临。

五、积极不干预主义与财政保守主义

审慎理财与外来宏观震荡

在联系汇率的限制下，经济上想维持长远的宏观稳定性，危机管理的关键在于审慎理财（fiscal prudence）和量入为出的保守预算。政府的开支很容易成为无限期的承诺，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过来。但外围的经济冲击一旦来袭，香港须有足够的储备以维持政府开支，才能避免像美欧那样借债度日。

宏观经济的震荡来袭，令一些市民陷入困境时，可以由政府发放现金补助。一来执行方便，二来容易界定受助对象。更重要的是，一般只属暂时性，经济好转时就可以终止。扶贫计划则不然，一采纳就停不了，即使不再有需要，也绝少会撤销。说到底，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找到“扶贫”的理由。

所谓审慎理财，也就是即使正面的外来震荡带起经济，库房“满溢”，政府仍然高度自律，拒绝迎合社会团体、专业组织、商界集团永久性的民粹需索。否则，很容易会长期陷入赤字，债务高筑。审慎理财是联汇维持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

“积极不干预”既是我们的政策，也是我们的经济意识形态。出于这种信念，我们相信给市场时间以自行调节供求，通常好过大量依赖政府——除非有可信服的理由由政府介入。

坚持有限政府最明智

但随着立法会代表性扩大，游说团体愈来愈勇猛，政府顺应时势，积极不干预政策虽然精神仍在，在边缘上已逐渐软化。政府的角色先后被重新界定为“最大的支持、最少的干预，以及审慎理财”（曾荫权在财政司司长任内提出），“积极为市场发展创造条件”（梁锦松在财政司司长任内提出），“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唐英年在财政司司长任内提出），“大市场，小政府”（曾俊华在财政司司长任内提出）。但当局基本上仍维持有限政府的承诺。

这样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也就是说各种利益团体和游说人士打着公众利益旗号前来需索时，政府要保持冷静。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经济加上奉行联系汇率，坚守审慎理财至为必要。政府只有坚持积极不干预政策，才有足够的理据和合法性来挡住不恰当的利益诉求。

香港特区政府的制度设计有方，官员训练有素，不轻易为民间的需索屈服。但到了近年，由于无时无刻不面对这种压力、动辄得咎，官员也开始动摇，遇到一些较有说服力的游说时，开始软化。但无论如何，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于奉行联汇的开放型城市经济仍属上佳安排。

积极不干预的另一个好处是，香港特区政府为免管治的合法性遭到挑战，一向避免过分介入私人事务，如今更多了一个挡箭牌。香港在英治时期有此顾虑，回归后也未完全摆脱这个问题。现在政制仍处于过渡期，社会严重分化。若另立经济意识形态，除了要选定新意识的内容、考虑到社会会否接受，还要增加问责性来加强其合法性。改用民粹意识形态或有助于当选，但带给市民的好处未必能持续。

六、社会服务与福利对冲

福利对冲

“福利对冲”（welfare arbitrage）是内地开放碰上香港津贴社会部门而引起的，令香港的资源消耗日增。政府大量资助房屋、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和本地运输等部门，其中不少更由政府直接提供。

随着需求上升，而有些资助部门生产力停滞，大多数受资助部门占用资源的比重水涨船高。这种资助模式不变，政府开支占经济的比重将会上升，蚕食经济成长和对外来的抗震力。但一般市民只见库房盈余，感觉不到背后的负债，难以领会这个内在矛盾。

非技术移民占人口的比重上升，也增加了对资助服务的需求，加剧了上述矛盾。香港社会开放、福利慷慨，造就了不少跨境婚姻。内地开放后，不少港人庆幸得以北上成家、生儿育女。但内地家人来港后需要大量资助服务，成为另一个社会分化的根源。

一些内地人看中这项吸引力，借香港来进行“福利对冲”。甚至有肺结核患者蓄意来港犯罪，以求入狱获得免费治疗。福利成为一些低技能、低生产力外人争取居港的动力。

每日只限一百五十名内地单程证人士来港，更令问题雪上加霜。这令大多数跨境家庭长期分隔两地，短期内或减轻了福利的压力，但长远来说适得其反。内地的配偶和子女最终得以来港后，已有一定的年岁，较难适应香港的生活，社会的担子更重。

社会服务需求日增，但受资助部门一般反应较慢。除非获增加拨款，否则难免抗拒加大服务。政府只好在有限的资源里挪来挪去。问题十分棘手，要找到具想象力、一致性、大胆突破的解决之道谈何容易。“福利对冲”是内地开放和香港福利优厚的产物。只要福利有加无减，对低技术移民的诱因只会愈来愈大。

要制定长远而合乎人道的政策，应从根本上反思目前资助服务的政策。单靠单程证上限来应付“福利对冲”并不足够，而只能是全方位人口政策的一项措施。政策的主体应该是：吸引高技能移民；投资发展本地教育；重新界定福利权……过去这三十年，内地亿计农村人口涌到城市打工，但由于不享有城市人的福利，并未成为城市的负担。长远来说，香港解决问题宜早不宜迟。

七、前路怎么走？

要了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首先要知道它源自1979年内地开放后，香港肩负了双重融合的重任——一方面要与内地融合，另一方面要协助内地与世界经济融合。这相当于打开内地方面的一组“水闸”，同时视乎需要，重新设计和铺排香港这边的“水闸”。香港的法制和自由企业市场经济是支持香港担当其新角色的核心能耐。

内地开放头十五年，香港与其恢复融合相对无痛，而且利远多于弊。期间香港流入内地的主要是资本和管理专长。香港身为国际经济城市，多的是企业人才，中小企业很容易就担起了这个角色，很少劳烦政府，也无须为了恢复融合而创设制度性平台。

但接着那十五年，与内地恢复融合之痛日渐浮现。首先，回归前后，部分港人在政治上对于在经济和社会上与内地融合感到恐惧，相当抗拒。第二，香港要忙于应付世界经济造成的外来震荡。第三，港商北上拓展时遇到的政治和行政屏障日增。中小型服务业欠缺克服这些障碍的技能，与内地的融合变得向大企业倾斜。产业北移之利走到了尽头。当局未能及时创建新的制度平台，支援服务业扩展过程中北上的需要。除了较瞩目的金融业和旅游业出口略有进展，服务业的发展几乎全面停滞。第四，内地的移民和劳动力南下取代港资北移，成为此阶段融合的主要形式。但很少新移民能够激发新的经济活动。

除了创建新制度平台与内地对接，服务业还有一个难题。为了缓和世界经济不时造成的震荡，不少服务业，由房屋、教育、医疗、水务到运输，都由政府提供津贴甚至包办。借用上述巴拿马运河的例子，香港现有不少这类早期留下的“水闸”，但现在可能已不适用于与内地的融合。

社会部门的服务靠公帑津贴，其服务对象自然是本地居民。后者担心，与内地增加往来会分薄对他们的津贴。针对涌港分娩的内地孕妇，有人甚至上街抗议。与内地恢复融合要循序渐进、审慎处理，且有必要设置各种制度性平台，以防出现巨大的震荡，导致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分化。在经济学上，借助制度平台来管控供求失衡相当于实施非市场秩序。

不同经济和社会部门对内地开放的反应有别，可视为深层次矛盾的另一种表现。商界视此为商机，希望开设新的制度平台与内地融合，同时希望政府加以援手拆除内地入市屏障。而接受津贴的社会部门看到的是，内地人来港分薄港人本来就不够分的津贴，要求与融合隔开。这两类部门都希望开设新平台，只不过目的可能相反。

以经济学角度看，上述两类部门都是就内地开放后香港需求的变动作出反应。商界希望大展拳脚，愿意把资源调到需求激增的领域。由此所启动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对不同的行业影响有别。例如，以游客为对象的零售服务刺激商铺租金上涨，加大了非旅游零售业的租金压力。一些想拓展内销的行业则苦于内地市场的规管屏障。特区政府仍须加把劲，为港商打开内地市场。

但社会服务一向受公帑津贴，有必要控制需求以免过量，而所谓服务其实也就是配给。现在新的需求涌现扰乱了既有的配给惯例，也就造成困扰。供应方须想出新的规定，重排各种资助服务的优先次序。有关部门自然想架设屏障，避免外人插入来。难的是如何设计一套非保护主义的操作规章，让港人获得资助服务，但对外人提供自费服务。

香港处理经济上的双重融合，回归后显然较回归前困难。最近这十五年不但要面对政治过渡，也先后经历两次金融危机和SARS疫症。同期内，有技术人力资源累积缓慢，经济增长受拖累。南来的新移民以非技术劳动力为主，对香港构成长远的隐忧，对社会部门造成的压力尤大。教育、医疗和房屋方面的供应甚至滞后于本地人口的需求增长。

全球利率和汇率的起落令香港无论住宅还是商用楼宇的市价都备受煎熬。内地开放后，产业北移，很多工业楼宇丟空。但土地使用和建筑物规管条例未能相应更新，成为近年香港楼价飙升的一个关键，不但影响到市民的生机，也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力。为了带起经济，有必要着手将所有的津贴房屋低价卖给住户，居屋和租置补地价适可而止。

在位者须从观念层次出发，构思一套贯彻始终、全面兼顾的方针，确立政府在管理和运作新制度平台上的目标和目的。政客为选票而深陷政争、迎合诉求、营营役役，很难会找到合适的方案。董建华先生担任特首时，虽然认识到为香港拨开荆棘、找出前路至关重要，但可惜未能真正启动。际此政府换届，没有什么比厘清这方面的思维更为重要。

本书收录的论文探讨了以上提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包括（1）城市型经济的发展条件，及其易受外来震荡的弱点，（2）本地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对外来震荡的应变力，以及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能力，（3）政治问责制的某些异象，是否能有效地为政府推动政策和引进变革提供合法性，以及（4）既作为世界经济的成员又与内地经济更紧密结合的利弊权衡。本书的各篇论文原见于香港《信报》，围绕香港面对双重融合的各样应对。每篇文字有其本身的取向和写法，也许看起来不完全一致，但总结了笔者过去这一年半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