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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语千山外》（明德书系•文学行走）

作者：金圣华

ISBN：978-7-300-22018-5

定价：28.00元

出版时间：2016.1

装帧：平装

尺寸：大32开

出版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特色卖点

★著名翻译学家金圣华精选旅游文字

★收录诸多文坛往事

★思考与语言的完美融合

★“明德书系•文学行走”系列最新作品

关键词

旅行 随笔 散文 诗歌 金圣华

上架建议

现当代文学•散文

作者介绍

金圣华 著名翻译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及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长。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书院校董。已出版多本著作，如《桥畔闲眺》《打开一扇门》《一道清流》《傅雷与他的世界》《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等，并翻译多部文学作品，如《小酒馆的悲歌》、《海隅逐客》、《石与影》、《黑娃的故事》《彩梦世界》以及傅雷英法文书信中译等。

内容介绍

《笑语千山外》为我国香港著名学者、翻译家金圣华的文化随笔。作者以细腻的文字、流畅的语言写出了生命中或深或浅的记忆和瞬时的感受。 

这部散文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二两部分叙述作者与友人至亲的情谊，涉及地与人、地与书、地与文之间的渊源。作者记述了与著名家余光中、白先勇，著名翻译家傅雷、杨宪益、杨绛、乔志高，加拿大著名诗人布迈恪等人的交游，对其人、其文、其思想、其情怀等都有较为深刻的叙述和理解。第三部分为小品文，记录了作者历年来旅游或居留世界各地的瞬息感悟和片刻经历。莱茵河畔的风景、游人、飞鸟皆入其笔下，看似平直的描述，却涉笔成趣，有着异域的情调和文化的思考。巴黎路边的咖啡馆、街头传来的音乐声、文化名人的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都以不同姿态进入作家笔下，仿佛旅游途中的见闻，又好似文化的潜入。

作者学贯中西、广交名士、博闻多识，驰骋文坛、译界数十年，其游历各地的点滴，与故友、名士、至亲的情谊与渊源，均取于心、注于手，在书中汩汩道来。读到作者于旅游或居留世界各地的瞬息感悟和片刻经历之时，令人不觉与作者一同身在其中而心驰神往。

精彩样章

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二○○八年四月九日北京国家图书馆演讲稿 

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缅怀傅雷先生的一生——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作风、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各位已经看过了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的生平展览，我相信各位看了以后，一定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的启发。这也是我个人的感觉。今天我跟各位谈的题目就叫“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已经念过了傅雷那些最有名的译作，包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另外，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也看过了《傅雷家书》，因此，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应该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在下面要跟各位报告的。

当初，我是从研究傅雷的翻译开始的。我自己也是做翻译工作的，这一辈子，跟翻译结了不解之缘，不但做翻译、改翻译、谈翻译、教翻译，还推广翻译，致力于提高翻译工作者的地位等等。在中国近代翻译史当中，真正令大家历久而不忘的就是伟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就这样，刚开始我对傅雷先生是远距离的欣赏，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继而研究傅雷，慢慢地，经过了很多年以后，逐步接近傅雷的精神世界。然后，从傅译（研究傅雷）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译傅，也就是翻译傅雷。我相信很少人有我这种机缘，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傅雷先生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是那么严谨、认真、执着，如果他还在世，有幸跟他谈论翻译的话，一定会发觉，他的翻译使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他那个境界呢！所以我从傅译一直到译傅，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而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进入傅雷先生的精神世界。

我先谈一下这机缘的开始吧。一九七九年，香港翻译学会有一个午餐的例会，我去参加了，不是刻意的，而是随缘的。当时有一个演讲，讲者叫宋淇先生，他是傅雷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宋淇先生的父亲叫宋春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宋先生在当天的会上就谈到了傅雷跟他的译作。大家记得一九七九年时“文化大革命”过了没有多久，他在那个会上谈到了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在那个午餐会里，我的感觉非常强烈，原来我一向知道的、从小念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它的译者背后竟然有这么动人的故事，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出乎一种好奇，我开始对傅雷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九七九年底，我到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研究中心去修读博士学位，并以“巴尔扎克在中国流传的情况”作为主题。要研究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当然就必须涉及傅雷先生的译作。大家都知道，傅雷先生这一辈子翻译了很多的作品，超过五百万字，其中，最重要的除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当你去了法国、去了巴黎以后，你就会发觉原来巴尔扎克在法国人心目当中，他的学术地位、文学地位是远远超过罗曼•罗兰的。在法国还有专门研究巴尔扎克的“巴学”。这个“巴学”跟我国的“红学”相比也不遑多让。 

不但有一个“巴学”，还有一个巴尔扎克纪念馆，也就是巴尔扎克的故居。当年，巴尔扎克很多时候是为了还债而写作，他欠了很多债，必须赶紧写作，好还债。但是，债主要上门哪，所以必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的那个故居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进门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园，往下走，还有一个后门，靠近河边，每次债主上门，都可以从此逃之夭夭。

巴尔扎克生前写了很多书，其中《人间喜剧》共有九十四篇。这些书都陈列在馆中。此外，馆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尔扎克作品译本。我记得在一九七九年，馆里并没有傅雷的译本。傅雷先生翻译了那么多，但是，巴尔扎克馆里竟然没有收藏。当时，我想，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傅雷先生努力的成果介绍过去。于是我在法国进修的时候，就把傅雷的译作赠送给巴尔扎克纪念馆。这是我研究傅雷开始的时候，是进入傅雷精神世界的第一步。当时，想好好地看傅雷是怎么翻的，他的《高老头》是怎么翻的？谁知愈进入就愈感动，觉得这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像一座大山，你进去了以后，发觉有奇花，有异草，妙诀就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这是我当初在法国进修时初步的感觉。

后来，记得是一九八○年的大年初一，我从巴黎渡过英法海峡，去了伦敦采访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当时傅敏也正好在伦敦探访傅聪。记得我经过唐人街的时候，舞狮舞龙，非常热闹。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这些很俗气，怎么那么吵，可是，一到外国这样的氛围当中，忽然看到我们的龙我们的狮，还有那锣鼓，我差不多热泪盈眶，这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那种认同感。就在那个初一，拜访了傅聪和傅敏，并承蒙他们两位大力支助。我记得傅聪的家是三层楼的，那个时候正在装修，院子里杂七杂八，刚刚搬进去没多久。各位设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客人来，而且这位客人还是不认识的，只是宋淇先生介绍的一位研究傅雷作品的学人，自巴黎渡海而来，如果你很忙，你正在搬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可能你会随随便便，或者客客气气地跟她见一面。这可不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让人十分感动。傅聪、傅敏两兄弟我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在他们身上却体现了傅雷那种热情、好客，凡事都非常地认真、执着，对文化和艺术非常地爱好，对文学和文化的发扬非常支持地精神。

两位当时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傅雷译作的各种版本、手稿、书信等等，尤其是把《高老头》（重译过三次）三个不同的版本、手稿，《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个版本都交给我，给予我无比的信任，而我就开始从这些宝贵的资料当中，去发掘研究。有了这些原稿、作品，当然还需要很多的辅助数据。当时我十分幸运，回到香港后，就给宋淇先生打了电话，结果他把傅雷跟他通信的原件，一共十二封全部都送给了我，加上两封是傅雷给宋淇弟弟宋希的信，一共十四封。如今，大家有心去研究的话，有一本书叫《傅雷谈翻译》，除了《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谈“要神似不要形似”的主张，这批信件几乎囊括了傅雷谈翻译所有的主要理论。除理论外，这十四封信，每一封都是谈各种翻译问题的。

对我来说，当时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对翻译的认真、专注，点点滴滴都在信里头显露出来了。这些信讲到中西文化的不同、中西文字的不同，翻译的困难、翻译的要求、翻译的准则、翻译的标准等等。这批信其实最早到我手里，等我写完了论文之后才交给傅敏，再经过一些时间，才正式出版的。

一九八三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机缘，很特别，也很宝贵。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看过《傅雷家书》，很多人也许看的时候不太注意到，《傅雷家书》是按照年月日时序来排列的，有些信后有个小小的括号，写着“译自英文”，或者“译自法文”，这些信件就是由我翻译的。

《傅雷家书》的来历非常动人。当然，这只是父子之间的通信，没想到日后竟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也成为国内各地的长销书。在今时今日，一些恶劣的译作和低俗的著作充斥坊间的时候，这么一本书就像一道清流，涓涓不息，历久弥新。

当年傅聪写给傅雷的信，因为“文革”抄家而不见了，幸亏傅雷写给傅聪的信却全部保留得很完整。一九八一年，《傅雷家书》第一版出版，到一九八四年，再刊印《傅雷家书》的增补本。傅雷曾经写过英文和法文的家书，当时傅聪、傅敏邀我翻成中文，收编在增补本中。

为什么傅雷要写英文和法文的家书呢?原来当时傅聪在海外，娶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傅雷很有意思，他认为要公平，给儿子写一封信，同时也得给媳妇写一封信。媳妇不懂中文，所以，傅雷有时就用法文写，有时又用英文写。其实，信的内容跟中文的信是相同或相似的，但是也有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每个人都应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是永远不能停止、永远不会停息的。傅夫人朱梅馥是那么优雅，那么柔美，像个菩萨一样，你会发觉，到了后期，她的字愈写愈美，你几乎分不出来是傅雷先生还是傅夫人写的字。有人说夫妻相处久了，表情、样子会很像，有夫妻相，而傅雷夫妇的夫妻相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夫妻相。他们对于文学、文化、艺术的爱好，后来愈来愈接近了，文字接近，字体也接近，真是让人觉得非常地惊讶。由于这个原因，傅雷先生认为傅聪娶了太太了，好！不仅仅是一起过日子，而要慢慢地去熏陶她，就像他跟他的夫人那样。所以，傅雷每次写信给儿媳的内容都非常地丰富。这些信非常宝贵，傅聪跟傅敏就让我去翻译成中文，收编在《傅雷家书》里。

有一位翻译家林文月教授，她是台湾非常有名的翻译家，翻译了日本的经典名著《源氏物语》。她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她说：一个作品最好的读者是译者，因为要做翻译，你得真正去了解原著的内容，你要了解它的深度，你还得跟这位原作者去做朋友，你得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如何用字、用词等等。你必须进入到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跟他有心灵交流的感觉。这就是我开始翻译傅雷的感觉。

在翻译十几二十封信的时候，我得通读傅雷所有的家书，从每一篇的内容中去了解傅雷的行文、用字、用词，以免愧对原作，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很用心地去了解傅雷，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翻完这些信以后，让我感到最欣慰也最荣幸的是，把这些信都寄给傅氏兄弟后，傅聪跟我说了一句话：“看了这些信以后，我都分不出哪些是原来的，哪些是翻译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舞及最大的安慰。

到了一九八六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傅雷家书》要排第三版了，《傅雷家书》是风行国内各地的作品，有的读者提出要求说，《傅雷家书》中有好多外文的字眼，包括很多英文字、法文字、德文字等等，给国内的读者造成不便。因此，傅敏说，要做一本《傅雷家书》的译注本。我也就应邀为全书译注。当时我想，这还不简单，整批家书都翻译过来了，要译注外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注出来就是了。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才发觉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傅雷家书》全书中，包括的外文字词为数不少，共有七八百处，包括单字、词组、长句，语言则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国、德国、苏联、波兰、意大利的人名和地名，这些都要翻出来。在翻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翻译界有两个原则：第一，“名从主人”，人名地名要跟从主人也就是原有国家的发音来译，比如说Paris译成巴黎，法文里没有s的发音，所以是直接从法文翻过来的;第二，“约定俗成”，就是已经成为习惯的译名，我们一般就不去改了。

《傅雷家书》中那么多的人名地名，必须要照原文的发音翻译过来，以免愧对傅雷。此外，《傅雷家书》内容丰富得不得了，什么都有，尤其是谈音乐，里面的术语包括乐器、乐曲、乐评等等，都得去研究，才能把正确的中文给翻出来。最难之处，就是有的信里，明明可以用中文来写的地方，傅雷却以英文写出来了。例如傅雷要傅聪提醒弥拉处世必须“kind”，这个词怎么翻?很仁慈?不是。傅雷是大翻译家，他为什么写信要用外文字?那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就得用这个字。所以，翻成中文时，你要把它卡在前言后语中，还得读来像傅雷的文辞。当时，我的感觉可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董收藏家，他拥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然后交在我的手里，他说原貌你不能动，但是你得把古董上面一颗颗的翡翠拿下来，然后再用一粒粒红宝石镶上去，弄完后，整件古董还是一样价值连城。就是说，我得把《傅雷家书》中的外文字拿下来，再用中文字一个一个嵌进去，再交回原物主的手里。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进一步进入傅雷的精神世界，譬如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写“kind”这个字，而不用中文。

一九九一年，我们在香港筹办了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音乐纪念会，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傅聪，为了纪念父亲，亲到香港义演一场。音乐会非常成功，座无虚席。当时，用演奏会所得的款项成立“傅雷翻译基金”，这是海内外第一个以傅雷命名的基金。成立了这个基金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我主编一本《傅雷与他的世界》，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各地的名家，包括傅雷的好朋友、研究傅雷的学者，甚至他的后辈所写有关傅雷的文章，都收集在这本书中。 

傅雷先生可以说大半辈子都消磨在书斋里。他老是与文字为伍，看书、读书、写字、写信、翻译。你以为他没什么朋友，那是错的，当时他交友遍天下，而且所交的朋友都是各行各业非常杰出的人士，包括杨绛、楼适夷、刘海粟、庞熏琹等等名人名家，还有一些晚辈，如萧芳芳。萧芳芳是演艺界的明星，她的母亲是傅雷的好朋友，傅雷那么忙，还给芳芳专门写了一封信，鼓励她练字。芳芳说，每次看到这封信都很感动，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所以把这封信镶起来，挂在家里。

在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时，材料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最缺少的是傅聪和傅敏的文章。我就跑去跟傅聪说：“傅聪，我要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您写一篇文章可以吗?”傅聪一听就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使命、不同的禀赋。“我的书就是我的音乐，在我的音乐里已经表现了一切，我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我的音乐、音符来表达的。”我又要傅敏写文章，傅敏说：“我感触太多，要我写起父亲来，真不知从何说起，点点滴滴都在心头，我怕我写不成。”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我说：“我来作一次访谈录吧，您把心里头对父亲的感觉、思念，当年父亲对您的栽培、熏陶，这一点一滴、一切的一切都说出来，再由我来记下，这样好吗?”这就是后来我的两篇访谈录。

第一篇是傅聪访谈录，题目是《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第二篇是傅敏访谈录，题目是《心如水晶一般的透明》。这两篇访谈录是非常动人、非常重要的实录。我先说一下《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我记得，我去访问傅聪的时候，傅聪一开始就滔滔不绝，过去的点点滴滴，完全都回来了。我首先问：“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您非常地严厉，那您怎么办呢?有没有怀恨在心?您记不记仇?”他说：“没有，绝对地没有。”当时，他第一件事就告诉我，他鼻梁上有一个疤。我说：“怎么回事?”傅聪说：“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说句什么话，父亲一听火来了，他正在吃花生米，一个碟子就摔过来，摔在我鼻子上，流血不止，马上给送到医院里去。”他接着说：“父亲对我严厉的这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父亲对我的教育、对我的熏陶、对我教诲的一切，现在都在我身上成长，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 

我在看《傅雷家书》时赫然看到，傅雷曾对傅聪说：“傅聪，你是我的一面镜子。”那么，他们父子俩就是两面镜子，彼此照映，傅聪在傅雷身上看到自己，傅雷在傅聪身上看到自己。各位听众不知是否会有这个感觉，你如果把两面镜子互相对照，镜中展现的空间是无限的，一直会伸延下去，好像把精神世界拓展到浩瀚无穷的境界，这就是我的感觉。傅雷与傅聪之间，除了父子之情外，最要紧的是两个艺术家之间人格的对话，也是艺术的对话、精神的对话。所以，我从傅聪的访谈录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傅聪告诉我：“当年父亲教育我，我的手该怎么摆啊，我的大衣该怎么放啊，我的领巾该怎么挂啊，这些对我一点都不管用。他教我的是内心的东西，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他说，父亲是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型的人物。这就是傅雷先生的为人。傅聪更看到的一点是，傅雷先生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死谏”，也就是那种“抬了棺材去谏皇帝”的精神，个人区区几十年的生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人类的一种精神的承担。所以，“文革”开始后不久，很多朋友都担起心来：“老傅，你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很多人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其实他心目中这种“死谏”，这种气魄、这种胸襟，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对于傅聪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超越生命的精神。 

最近一次，傅聪先生到香港演出的时候，我对这点又有了深切体会。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傅聪到香港来演奏。演出前，傅敏给我打了电话说：“不得了，我哥摔了一跤，右边肋骨断了两根，我劝他不要来，可他一定要来，请你多照顾他一下。”那天，我们去了音乐会，傅聪先生还是如常演出，而且精彩得不得了，当时所有的观众都深受感动。他那天的演奏，很完美，几乎一点瑕疵都没有，你看不出他受伤了，只是坐下去、站起来的时候，动作慢了一点。很多人以为傅聪先生都七十多岁了，行动当然会慢一些。其实不然，他在身体上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在精神上却战胜了一切。因为，这是艺术，是他的生命。他承诺了要来演出，不管自己怎么样，他是一定要演出的。在我的访问录中，他曾经说过：“就像《论语》中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知道没关系，我自己对艺术有一个责任，我要做到我该做的。所以，在父子两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完全一样，真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傅敏先生的访问当中，他说：“父亲的心就像水晶一样透明，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世上的一些俗事，傅雷是不能够接受的。他每次出去做事情都很短，做几个月又辞掉了。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如追名逐利等，他都看不惯。他是视富贵如浮云的人。但是，他做事又是这么认真，这么执着，这么一丝不苟。今年，在纪念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看了他的生平回顾展览之后，就有这个感觉。一个展览会的成功，背后得有多少人，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工作。傅雷先生的这些手稿、版本，还有信件，遗失了要找回来，重新整理，这一系列的事，是谁在做?傅聪有他的音乐，有他的艺术，并且人还在海外。这背后努力的除了所有朋友之外，主要就是傅敏跟他的夫人。傅氏父子，其实应该是一门三杰，即傅雷、傅聪、傅敏。如果没有傅敏二三十年来的努力，我相信傅雷先生所有的手迹、手稿，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四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傅敏的执着、认真、一丝不苟，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所以，傅雷对傅敏来说，也是一面镜子。

傅雷先生当年给傅聪的老师写了很多信，这位老师叫杰维茨基，波兰人。这些信是用法文写的，一共有十四封，从一九五四年傅聪刚到波兰学习钢琴开始，一直写到一九六二年。一九九四年，这些信交到我手里，让我翻译出来。翻译这十四封信很有意思，当年傅雷写信给傅聪的老师，是用非常尊敬的语气。他用法文写，每一封信后有很长的问候语，跟中国传统文言的信件很相近，翻译的时候，不但要知道它的内容，而且要知道它的用法、方式。我记得，余光中先生说任何一个作者或者一个译者，不论写作或翻译，得有许多把不同的刷子，有的大，有的小，换言之，必须要有很多套不同的写作方式。

傅雷先生的书信，有的是文言，有的是白话，有的是半文半白的。那么，傅雷写给杰维茨基的信应该用哪种风格?当然是要用文言文。傅雷先生用文言文是一个高手，那我怎样去模仿他呢?我想了想，对了，先要去通读《致黄宾虹信件》。傅雷与黄宾虹是忘年之交，他们通了一百多封信，我要去了解傅雷问候人的时候怎么讲，傅雷跟人客气的时候怎么写，傅雷跟人谈心的时候怎么说，这一切的一切，都得在傅雷致黄宾虹的信件中去琢磨、去学习、去模仿、去追寻，以便找到翻译这十四封信的感觉。就这样，我就进一步地走近了傅雷的精神世界。 

一九九九年，小提琴家梅纽因去世了，梅纽因是傅雷当年的亲家，他的夫人叫迪阿娜，有一次看见了傅聪，就把傅雷当年写给梅纽因的信件共十五封，全部交还给傅聪。这批信是用法文写的，傅氏昆仲又让我翻译成中文，这次是我第三次翻译傅雷的信件。

我翻译《傅雷家书》是用白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儿女写的信。给老师写的信是用文言，那么，写给自己亲家的信该怎么办呢?傅雷与梅纽因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个是翻译家，一个是小提琴家，他们共同的儿子傅聪是钢琴家。这两亲家谈的话题范围非常广，包括人生、艺术等，谈的格调也很高。但是，有时要说小儿女、媳妇，对方的女婿傅聪的情况，不见得都用文言的说法，我想要把语意从最高、最低之中，拉在文与白之间，写出来的信有文言的简洁，但是也不能太文言化，亲戚之间有时是闲话家常，我们一定要在当中定调。这时，就要看看傅雷写给他的朋友，像刘抗这些好朋友的信件，而不看写给黄宾虹的信件。在翻译傅雷三种不同的书信时，我采取了三种不同语气的手法。

二○○三年，忽然接到傅氏兄弟的电话，这是很动人的一件事。原来有一篇文章，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Hesse）写的。他大概于一九六○年在电台听到了傅聪演奏肖邦的音乐，很受感动。他不知道谁是傅聪，于是写了一篇名为《致一位音乐家》的文章。这文章傅聪很多年后才收到。傅氏兄弟嘱我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放在纪念傅聪演奏生涯五十年的文集里。 

此外，又发现了最后一封《傅雷家书》，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写给傅聪的，也交给了我去翻译。 

二○○六年，傅雷先生过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本《江声浩荡话傅雷》，把《傅雷与他的世界》扩编了，加了一些新的资料。当时在上海南汇开了一个研讨会，也是叫“江声浩荡话傅雷研讨会”，有很多的名家、翻译家等在一起缅怀纪念傅雷先生。从那次会以后，就到了今天纪念傅雷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种种活动。

这就是我从研究傅雷，一直到翻译傅雷的一个过程，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一步一步进入傅雷的内心世界。由于我有这个机会去逐步探索傅雷浩瀚的精神世界，因此发现《傅雷全集》是一个探之不尽、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