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 罗斯特里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周恩来总理微笑着问我:“你在哪儿学的汉语?”
    “美国，”我回答道，同时对这个世界著名的总理竟然能够听懂我带澳大利亚口音的不标准的汉语感到有点震惊，更没有想到他会对我的研究感兴趣。
    那是1971年，马毓真（后来的中国驻英大使）将我引见给周恩来。那时我正陪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后来的澳大利亚总理）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晚会。
    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是影响我人生的三个国家。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孩成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又通过个人和职业的方式接触到全球化时期的中国。一个澳大利亚乡村男孩最后来到中国的城市，观察到那里人们的生活。一个在对中国充满恐惧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朝鲜战争后，渴望叙写他与中国人民的交往。
    196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国际形势不好，冷战笼罩着整个欧洲和亚洲。当时亚洲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出名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蓬勃发展。它们将会向何处呢?一个外国作家能了解中国吗?
    第一次访问中国6年后，也就是1970年，这时我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师，我被要求陪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参观哈佛大学的校园。我安排好他在哈佛室内泳池游泳后，离开了一个小时。进餐时，他告诉我他想去燕京图书馆看《人民日报》。“因为我读到的是宣传报道，”他谈到报纸《北京共产党》（李光耀在新加坡不允许该报发行），“所以我突然想知道美国人究竟是怎样通过窥视观察达到了解像中国这样的社会的。”
    “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我对新加坡总理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认识真实的中国。这样，我们会适时修正我们已经形成的认识。我向李光耀建议，认识到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任何时候，想完全了解中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2008年我的两个经历反映出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变化。陆克文总理邀请我到华盛顿的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共进午餐并讨论中国的一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陆克文作为外交官曾住在北京。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然而我过去所认识的从惠特拉姆到陆克文的前任者之间的五位澳大利亚总理中，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语。陆克文跟我进一步谈到对中澳关系的希望。他赞赏布什对中美关系的处理。由于陆克文将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他还问了我对西藏和其他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
    四个月后，2008年7月，也是在华盛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出席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研究所的落成典礼。2008年的我已经是该中心的一名公共政策学者了，应邀从波士顿回来参加这个典礼。
    在庆祝午宴间，我昔日的教授基辛格跟我热情地打招呼。他说:“哦，我经常看你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85岁的他显得开朗而敦厚。尽管他行动比较迟缓，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抖擞。
    我说:“你能帮参议员麦凯恩赢得选举吗?”
    “我们尽力，”基辛格很干脆地回答。但是那天的主题是历史，而不是政治。基辛格说:“近40年来我一直坚信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动摇过。”确实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基辛格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并不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正如桌旁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 所说，“基辛格本人就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到2008年，20世纪70代早期（我依然记得那时会见周恩来时的兴奋）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三者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已经制度化为富有成效的结构。“中国与美国不再有共同的敌人，”基辛格说，“但面临共同的机遇。”这也是一句实话。
    自我长大后，中美关系的建立或缺失都影响着亚太地区。二战时，日本侵略中国，向美国宣战，轰炸澳大利亚北方;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
    自二战结束5年后，如果没有中美敌对状态，朝鲜战争就不会爆发，这场战争巩固了中苏阵营，使冷战明朗化。令人震惊的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的握手消除了中美战争的威胁。它使得两极世界变为三极世界，迎来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时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两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同亚太地区的这两大巨头建立了伙伴关系，在亚太地区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本书是关于过去半个世纪期间的这些主题和事件的一些个人看法——尽管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我相信中美关系将关系着我们的成败。

罗斯•特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