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批评家
作家与批评家不是同行中的朋友，更不是一个单位中的一对情人。他们是被文学捆绑在一起的一对夫妻，过不得，散不得；和不得，也离不得。
有的时候，他们和睦共处，相敬如宾，如同走在旅途中结识的同道驴友，彼此因为同道，也才友好；因为友好，所以同道。朝着一个方向，为了一个目标，手拉手的样子，很像一对兄弟，或者一对姐妹。这景象让外人看来，仿佛狼狈。但他们自己明白，正因着兄弟姐妹般那丝丝股股的文缘情份，即便狼狈，也不会为奸。那样不仅别人会嘲弄他们，他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当然，有的时候，虽是同道，同一方向，可从人多的大道上走到了小道，到了寂静，到了狭窄，到了只有几人或者只有二人。那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说批评家和作家狼狈为奸，也多是因为他们走上了这条小径。
有的时候，他们打闹，头破血流，反目成仇，为了不兵戎相见，才要走上法庭，那架势完全如必须离婚的一对夫妻，不到法庭上无以解决问题。可是，从法庭上下来，虽还彼此攻击谩骂，但却没有了当时准备上法庭那一阶段的火燥和气盛，没有了那时咄咄逼人的指责和谣捏。而且，经过了这一番折腾，都还变得理性，变得容让。因为理性和容让，就说他们会成为模范夫妻，却是决然的没有可能。毕竟，在这个家庭里，矛盾是他们相互认识的镜子，裂痕是把他们捆在一起的绳子。因为矛盾和裂痕的存在，他们才更愿意去探究对方；因为探究，也才能发现对方伟大的不凡和可笑的不齿。
作家议论批评家，都是挂在嘴上，而且还多在批评家不在场的饭桌上；批评家议论作家，不仅挂在嘴上，还多都公开在笔下的纸上。
批评家读作家的书是公开的；作家读批评家的书却是偷偷的。
批评家有时根本没看作家的书，可他硬说看过了；作家有时明明看了批评家的书，可他偏偏说没看。
批评家似乎应该是作家的敌人，可许多时候他们成了朋友；作家许多时候应该是批评家的学生，可他们的样子总和老师一样。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可对于作家和批评家，进了一家门，也不一定就是一家人。
好的批评家，是那些能够告诉作家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的人；好的作家，是那些永远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的人。
好的批评家写出的文章和小说一样好看；坏的作家写出的小说和批评文章一样难懂。
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那些能做灯塔的人，总能给作家指明写作的道路；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才华丰富的阴谋家，总能给批评家设置陷阱的人。
伟大的批评家，他的文章能养育作家；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能养育批评家。
作家一对文学负责，作家就成了文学史的主人，你让批评家怎么写文学史，他就怎么写文学史；作家不对文学负责，批评家的牛大了，他成了文学史的主人，想怎么写文学史就怎么写文学史；可惜作家总是甘愿把这个主人的位置让出去。
作家说我根本不在乎文学史，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是弱智；作家说我是为了文学史而写作，批评家说这个作家有精神病。
作家在创作中是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批评家在创作文学史时是皇帝，也可以为所欲为。
作家人人都想写一部《红楼梦》，批评家人人都想写一部文学史。
作家连做梦都想写出经典来；批评家连做梦都没有梦到过经典在哪里。
作家一到图书大厦看到自己的著作就恐慌，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批评家一到图书大厦的门口就想退回去，以为自己是走进了菜市场。
作家看到畅销书时一边骂着自己撞上了一堆屎，一边感叹那怎么不是我写的；批评家看到畅销书时骂着说，看作家堕落得和屎一样，一边感叹当作家还是比当批评家要好些。
作家以写作为生，终于比批评家学写的字多；批评家以读书为生，终于比作家看的书多。
作家比批评家挣得稿酬多，批评家比作家挣得道理多。
作家不停地参加笔会，游山玩水，作品成了门票；批评家不停的游水玩山，四处讲学，道理成了稿酬。
作家人人都骂中国的文学奖，可去领奖时，个个都是满面红光；批评家也骂文学奖，可当评委时，不是满面红光，而是红光满面。
作家大都在作协系统，相当于下雨了躲进一间茅草屋；批评家大都在高校，相当于天热时躲进咖啡屋。
作协是作家的家，结果谁也没有把作协当家；高校是批评家的家，结果谁也没有不把高校当家。
作家为批评家没有评论自己而犯愁；批评家为创造一个概念词汇而犯愁。
以前，作家每天都在忙着小说创新，批评家每天都忙着为创新的作品而命名；现在，作家不创新了，批评家每天都忙着为作家的年龄而命名。
作家不爱和诗人呆在一起，他们说诗人太高雅：批评家也不爱和诗人呆在一起，他们说诗人个个都是批评家。
诗人一朗诵诗歌作家就发笑；作家一朗诵小说批评家就发笑；批评家一朗诵自己的论文，他的学生不发笑，只是打哈歉。
作家碰到了作家，等于吃客碰到了茶客；诗人碰到了诗人，等于土匪碰到了黑帮；批评家碰到了批评家，等于女人碰到了女人；作家和诗人碰到了批评家，等于两个男人碰到了一个女人。
作家都希望听表扬，批评家在文章最后就写上“瑕不掩玉”四个字，好像作家是强者，批评家需要让你几分样，其实批评家却在背后偷着笑；批评家也希望听表扬，作家很少去说那四个字，好像批评家成了弱者样，样子有些请求你，其实，人家压根不在乎你作家说什么。
作家表面看在乎读者；批评家其实在乎他论文的观点被引用。
批评家批评中国没有一个大作家，作家总觉得自己的作品批评家们压根没看懂。
批评家说：“天下没有我看不懂的小说。”作家说：“天下没有我能看懂的论文。”
作家和教授一样，对批评家说你的文章要多些理性的文本分析，批评家根本不听作家的话，就是喜欢在文章中进行笼统的感情抒发；批评家和上帝一样，警告作家说你的作品要多些含心量，作家的耳朵有些聋，听错了话，就总是让自己的作品多了含金量。
批评家爱把闲扯蛋的小说说成是飘逸，把写花花草草的小说说成是诗意；作为一种回报，作家就把批评家那些连他自己也不慎明了的论文说成是深奥，把无逻辑的理论堆砌说成是渊博。
现在的作家写作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情感；现在的批评家写作，什么都可以创造，就是很少创造知识。
作家以为写作时多用了方言就具备了民族性；批评家以为写作时用多了西方的概念就具备了世界性。
我知道，许多批评家看作家的书，都是坐在厕所的马桶上；可我每次读批评家的文章，都是郑重地坐在阳台的椅子上。
有时候，批评家在文章中比作家还会讲故事；可作家每次在小说中一卖弄理论就失败。
现在，作家在写小说时一团和气，而批评家在写论文时却怒气冲天。
原来，我以为商品时代，作家炒作自己合情合理，却忽视了这个社会追求民主，人人平等，批评家炒作自己也合情合理。
有一次，我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碰到一个著名批评家，慌忙上去和人家握手，人家叫我的名字时，却叫成了另外一个作家的名字。我们彼此和善地笑笑，我说你买什么书？他说来买文学名著呀，后来我在大门看见他提了一大兜的《哈利波特》。
俗不是作家的私人财产，雅也不是批评家的私人财产。
我最爱读和散文一样或近似散文的行文一样的论文，确总是弄不懂批评家爱读什么样的小说。
我爱听表扬，但尊重那些批评我的批评家；我爱批评家批评别人时一针见血，却希望批评家批评我时婉转一些。
我读批评家的论文，最渴望的是从那些论文中让我领悟我的小说在今后写作中有那些可能性；我写小说时，每次面对他们指导的那种可能性去实践，却都表现出了无能或无力，仿佛每次努力都是走错了门。
作家总是把对自己最有启发的书藏起来，生怕别人发现他和那书的有联系；批评家总是把对自己最有启发的书说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和那书有联系。
作家一见批评家就称老师，批评家一见作家就称大师。
作家写出坏的作品时，批评家对作家的优雅是沉默；作家写出好的作品时，作家对作家的优雅是沉默。
作家和作家多是在笔会上见面；批评家和批评家多是在研讨会上见面。
别人说作家没有情人，作家感到很丢人；别人说批评家没有女作家喜欢，批评家感到更丢人。
说作家和批评家是两个行当，连鬼都不相信；说批评家和作家是同一行当，神说我怎么不知道？
一堆作家中只有一个批评家，那叫众星捧月；一堆批评家中只有一个作家，那叫鹤立鸡群，可二者各半时，就叫黑白相间了。
作家因为读书少而敢于写作，那叫悟性；批评家因为读书少而敢于写作，却叫无知。
有人发现，批评家一失去公允就成名；作家一得罪大众就成名。
还有人发现，批评家越来越有勇气，什么大话都敢讲；作家是越来越胆小，连自家心里的东西都不敢写。
作家的书总是隔三差五被禁掉，批评家说这些作家真聪明；批评家的著作三五十年没有被禁过，作家发现批评家都是智慧家。
想成大名的作家都是去找最坏的批评家，因为他们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想成大名的批评家，都去找那些优秀的大作家，只要你把白的说成黑的。
作家的成名之道是打官司，批评家的成名之道是砍大旗。打官司，许多媒体的笔下都能流出墨汁来，可砍大旗的胳膊一举，斧头的光亮能照亮整个媒体。
作家面对媒体谈写作经验时，多是把日光说成月色，把晴天说成有雨；而批评家面对媒体时，和作家绝对不一样。他们总是把月光说成日色，把光明说成黑暗。
作家和批评家同门而入，被捆绑在一个家庭是一种错误，但目前似乎只能是这个样子。二十年前，我走在河南古都开封通往去龙亭的大街上，碰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也已近了七十岁的老伴，我和几个路人同时都去拉架，都劝那位老人，彼此要白头偕老，相濡以沫。可把那个老人拉开时，他的老伴却从地上坐起来，对我说你拉他干啥呢，我们这样打了一辈子，打打我他就好受了，打打我我也好受了，不打不闹还叫日子嘛。那时候，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无趣而又太爱管闲事。可现在想一想，作家和批评家都是一些爱管闲事的人。不管闲事和不关心闲事要你作家干什么；不管闲事和不关心闲事要你批评家干什么。闲事管多了，说不定你会成为皇帝；关心闲事到了某种境界，可能你就成了文圣。
写作最难是糊涂
有位出家人，聪明慧智，在庙里勤读苦攻，却终是不得悟醒，一同离家的僧者，大都醒开后到了他寺，做了主持，只有他还在那庙里捧经敲木，日复一日。
终于有天，他问高僧师傅：“我为何不能成佛？”
师傅答：“你太聪明了。”
又问：“如何才能笨些？”
师傅说：“种地去吧。”
出家的聪明和尚就丢下经书，开始到庙旁种地。原初，小和尚并不会耕作劳种，不知春发秋果，不明四季作耕，可他明智好学，勤于吃苦，第一季虽禾瘦歉收，第二季却有了丰旺景象。到了第三年的秋天之时，庙旁田地，已经是果实累累，艳色味香，一派天景的风光。可高僧师傅到了这儿，望着这番丰景，紧紧皱了眉头，半响无言无语。
和尚问：“师傅，我种的不够好吗？”
师傅答：“太好了。好得过了。”
和尚有些气馁，生气地问：“难道说是不好才好?”
师傅答：“你再种三年地吧。”
言毕之后，师傅怅然而去。从此，小和尚种地不再走巧，不再过力精心，只是随季播种，雨后锄草，秋日收获;冬天休地猫冬，春耕伸腰荷锄，有些懒散，有些惰安，可那田那地，却也一样景光饶丰，天堂色相。就这样又过三年至秋之后，高僧师傅再从庙里来到田旁，见该收的庄稼因未收而有些卧伏，该下架的瓜果，因未下架而稍稍有些蒂枯。师傅四处寻找徒弟，却在田里没有迹象，到了远处庵内，见小和尚正躲着太阳，在庵里斗着蛐蛐，且见了师傅，不惊不喜，只是歉了身子，示意师傅坐下，就又专心地斗着自已的物虫。
师傅问：“你知庄稼该收了吗？”
和尚说：“哦 ，忘了。”
师傅问:“学会种地了吧？”
和尚不假思索：“又不会了。”
师傅问：“蛐蛐斗得可好？”
和尚如实说到：“正在学哪。”
师傅一笑：“你开悟了，可以走了。”
和尚走后，到他宇诵经播教，后来成了高僧中的高僧。
这是一则佛事。是则悟佛的故事。比之于佛事，文学大约也是此理。我们今天的写作，正如那和尚的敲木诵经，和前三年的庙旁耕地，景象活泼，条理顺畅，有着盛世的文学景色。言之说走市场的产销两旺，纯文学的虽然居高而不忘临下，为社会旺景而亮嗓高歌者，也有其自已的写作路套与风光。都是大脑清晰，事理明白，如鱼得水，个个都已开悟到了醒透醒透，可以做各方庙宇写作的主持僧人。
可是，我们是不是太过明透得道了呢？太如一个技术精谌的匠人——或说是一个工程设计的大师？不说那种自认为纯正、却是一定要仰仗市场才可繁闹的一种文学；不说那些为歌而歌的文学辛劳，单说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才是文学的那号另外的写作，其实从八十年代初始至今，摇摇摆摆，走走停停，左试右验，终于到了今天，确实已经可以说作家都已大彻大悟，明白道得，作品也都瓜果纯熟，可胃适口。以修炼语言著称者，语言已色香欲滴，如透熟的葡萄；以结构奇妙著称者，其结构已如网如织，精美庞杂，繁简得体；以冲击现实著称者，也已上至天人体制，下抵百姓草屋；以情感冲击取胜者，也已完成该让读者掉泪时掉泪，该让读者会心一笑时，读者必然会会笑一笑而思索。
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从不会写小说到太会写小说的漫漫路程，正如那个学会种地的和尚，用他的聪明和勤奋，很快学会了种地、迎来了丰景一样，这样儿——可能错就错在我们太会写作了。我们太晓白明洞了写作的奥秘和深在。我们太过清明了写作的目的和路径，可以向哪去哪，想哪到哪了。有了什么目的，就能达到什么目的了。有了什么的艺术苛求，就可以实现那种苛求了。整个文坛的写作，也正如一个人的创作，他从习作的糊涂开始，终于到了写作的纯熟，轻车熟路，经验丰饶。不会是一种开始，而会，却成了正果的目的和结终。回想那最终真正得道悟醒的和尚，他的第一步是不会，第二步是会而纯熟，第三步是又从会到了不会。原来，从会到去不会，竟是一种真正悟开的境界。
从明白再到糊涂，才是最终的开悟和醒透。
我们的写作，真的是景象天堂，美不胜数，应有尽有，连早年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说的我们不缺技术，不缺语言，只是在写作中缺少了情感的那种怨报，今天的我们也很快补上了这一缺课的憾事，很快有了一部又一部情感充沛、冲击力风来雨去的上乘之作。确切的，我们的文学不再缺少什么了。
应有尽有了。
想有就有了。
有险竣、有林溪、有平川、有漠景，有无限无限可供人研究说道的景色和猜想。而惟其没有的，就是作家对写作的一种无奈和糊涂，是从明白到不明白的后惘然和怅然。是在写作中愁思百结的混沌和迷憾。是那种长久探索后的不悟和难悟。
我们太明白了写什么和怎么写。
我们太清楚了去处和路径。
我们太知道了在写作中用力和缓力，直行和弯步，还有那所谓的诗意、想象与思想。我们知道了写作的一切奥秘和弯曲，幽暗和光明。我们都成了写作的清醒者和彻悟者。可是，那个最终被高僧师傅说你已经开悟了，可以离开这儿去独行佛事的和尚，是从会到了不会的，从聪明到了笨拙的，从勤奋到了惰安的。一句话，他是从明白又到了糊涂之后，才算真正的悟开并可成佛行佛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