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大事辑览》陈锦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出版）

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记有：“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即徐福，入海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中国五代时期的后周僧人义楚，在其《六帖》中指出，“平原广泽”就是日本。明朝初年，日本和尚绝海中津到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献诗，其中就写道“熊野峰前徐福祠”。清朝晚期的黎庶昌、黄遵宪驻节日本，都到过徐福墓并有题记诗文。徐福故事，史载有据。但徐福是否到达日本及其确切地点，史有存疑。徐福东渡求仙，是中日两国间流传最早、最广的交往佳话。
    ○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在日本的“绳纹文化”及其向“弥生文化”的过渡时期（约公元前3—2世纪前后），中国的农耕文化和水稻栽培技术，以及铁器、青铜器的冶炼锻造技术开始传入日本，是中日之间早期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把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人称为倭人，称日本为倭国。这个称呼当时并无禁忌，亦为日本人所承认，倭五王时代就曾主动要求中国南朝宋文帝册封其为倭国王。倭国正式更名为日本，约在公元670年（唐朝总章三年、倭天智九年）。中国早期记载中日间交往的史籍，有《山海经》、《史记》、《汉书》和《论衡》。《汉书•地理志》明确记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相见。”王充的《论衡》三次提及“倭人贡鬯（chang）”的史实。鬯是一种带香味的草，加入酒中增加香味。
    ○公元57年（东汉中元二年）日本遣使来中国东汉都城洛阳修好，光武帝刘秀“赐以印绶”。公元1784年在北九州的志贺岛，当地农民勘兵卫发现一枚金印，后经日本考古学家冈山奇敬、金石学家井上光贞等鉴定，这颗汉字阴刻篆体“汉委奴国王”金印，即为汉光武帝所赐“印绶”，现已作为日本国宝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东汉永初元年，“伊都国国王师升遣使入贡，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中国史书对倭奴国和伊都国的使节先后到达洛阳，都有正式记载。
    ○公元二世纪以后，在中国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王不断派出使臣到中国朝献、朝贡和请求册封。到了4世纪（中国西晋及东晋时代），天皇统一日本后，陆续从中国引进文字、制度、儒学、工艺、技术等，开始奠定治理国家的基础。
    ○公元522年（梁朝普通三年）司马达止赴日本传习佛教，成为日本接触佛教的肇端。
    ○在中日交往的历史长河中，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是中日友好来往的黄金岁月，谱写过一系列光辉篇章，对两国后世的影响特别广泛和深远。
    公元600年（日本推古帝八年），摄政厩户王子（死后谥为圣德太子）首次向中国隋朝派出使节，正式进行国家间的交往。《隋书•倭国传》记载有：“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七年后，即推古十五年，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携带倭王国书，第二次派遣使节团访隋。日本《经籍后传》记述：“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商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在这次使节团携带的国书中，正式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词句，招致隋炀帝对国书内倭王自称“天子”不满，表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在隋朝不到三十年内，日本先后共四次派出遣隋团，除主修佛教和儒学外，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技术、医药以及政府机构设置、法制律令等进行了考察学习，带回日本借鉴运用。
    ○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第一次派出由犬上御田锹、惠日率领的遣唐使，至公元894年（中国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宇多天皇第十一次派出菅原道真率领的遣唐使。此后，因为日本经济困难和唐朝发生战乱，菅原道真上书天皇，建议停派。经历了260多年的遣唐使至此终止。日本历次派出的遣唐使都有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对于两国的交往和友好合作，对于两国的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大化革新最为显著和重要。
    ○公元640年，圣德太子要在中国留学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和留学僧南渊请安归国，并带回隋唐的封建统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典籍，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建立封建统治提供借鉴。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决定采用中国纪年，定年号为大化。从这年开始的改革，史称大化革新。天皇任命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以唐朝政府的律令为蓝本，参酌日本习俗，制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公元646年，颁布诏书，按照中国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将原为臣、连、伴造所领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回公有，成为公土与公民。接着，仿效唐朝的“租、庸、调”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规定农民在得到班田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田赋和兵役义务。在政治制度方面，仿效唐制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区划与组织，在倭王所在地设京师和畿内国，地方设国、郡、里。同时整顿军事、交通制度。大化革新经过50多年的反复较量，终于在公元701年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令》，实现了以中国唐朝为楷模的天皇制为国家的理想。大化革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国家的起点。所有这些，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阿•汤因比所评述的：“从理论上讲，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字。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最早历史典籍《日本书纪》，就是全部用汉字书写的。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的《十七条宪法》、《大宝令》、《养老令》、《弘仁式》中的诏、欶、税则、法制等，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唐德宗时在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日本和尚空海，编篆了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30卷，推进了汉语在日本的传播。汉字有楷书体和草书体之分，日本人在应用时，男子多爱用正楷体及字头、偏旁，并逐渐代替繁体汉字，形成了片假名。与此相反，女子多爱用汉字草体，并形成平假名，当时又叫“女子体”。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出现，使日本文字发生根本变化，逐步脱离汉字而独立发展，最终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文字。现在，日本使用的有汉字、平假名、片假名三种文字，有时也使用罗马字。在书写时，凡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大都使用汉字书写。一般通用汉字约3000个，其中常用汉字为1945个。
    ○公元6世纪初，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后被称为儒教，是两国源远流长的重要文化交流，在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风尚上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为日本确立君权和君臣秩序，建立封建制度等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续日本纪》的记载，中国经史是当时日本朝野学习的主要典籍。神户景云三年（公元769年）十月记有：“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在镰仑时代传入的朱熹学说，到了江户时代，更是被奉为“官学”。明治维新时期的涩泽荣一（1840—1931），被誉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主张一手拿算盘，一手举《论语》，强调“《论语》和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企业家要见利思义，义利结合。直至现代，在日本中学的语文课本《国语综合》中仍有汉语篇，节选《论语》、《史记》的部分章节。德育课《伦理》教材中有“人的自觉”一章，主要介绍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老庄学说。高中必修课《世界历史》，也介绍有中国唐朝文化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奈良，古称平城京，是日本古代文化的发祥地。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公元710年，由归国的遣唐史仿照中国唐都长安，按四分之一比例修建，直至793年的近一个世纪内，由元朝天皇迁都于此，史称奈良时代。位于奈良五条町的唐招提寺，根据圣武天皇敕命，由鉴真大师于759年创建，是日本“天平文化”的明珠，寺内金堂、讲堂等五处被定为日本国宝。“唐招提寺”匾额，由日本效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字体书写。据日本《高野圣》记载，唐朝皇宫殿壁上王羲之的墨迹遭到损坏后，由日本在长安的留学僧、书法家空海补写，几乎和原字一样。这些珠联璧合的佳话，成了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美好象征。
    ○在中日日益频繁的交往中，两国移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留在日本的中国移民，被称作“归化人”（现在学术界称“渡来人”），在早期史书《大事记》、《日本书纪》中都有记载。日本的史学家冈晃在《归化人》中写道，“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弓物君、东汉直、西文首等。这些移民喜欢自称是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秦氏一族的活动，主要在农业技术和农业有关的土木工程方面，养蚕业和制丝业也是主要的产业。在现今的京都岚山一带，他们修筑堤坝，开渠灌溉，使旱地水田化。日本学者称赞秦氏一族开发京都盆地，“不仅把农耕技术，也把养蚕和绢丝法移植于此。”从中国传入的冶炼和锻造技术，与日本工匠的智慧和劳动相结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日本刀。
    在移居日本的中国人中，最有影响的杰出代表人物是中国高僧鉴真和尚。公元742年（唐朝天宝六年），鉴真应日本高僧普照的邀请，东渡日本。历时11年，前五次均失败，第六次以66岁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冲破惊涛骇浪，东渡成功。伴随鉴真赴日的僧人先后死去36人，因挫折失去信心而离开的有200多人，最后只有法进等14名僧人弟子、智首等3名女尼、潘仙童等佛使共计24人，随鉴真到达日本。翌年，在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授戒法，改革积弊，使律宗终成独立教派。日本圣武太上皇和孝谦女天皇诏欶命：“大德远涉沧波而来，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鉴真还带去了新译的《华严经》，以及中国盛唐时期的建筑、雕塑、医药等先进文化技术，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公元1980年4月，由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等护送，鉴真塑像回中国巡回展览，历时40天。鉴真塑像是公元763年鉴真圆寂后，由他的赴日弟子忍基塑成，被尊为日本国宝。邓小平为《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中日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又叫朝衡），19岁时被选为留唐学生，到长安入太学，后考取进士。日本人在中国学习，通过科举途径取得官职的，晁衡是第一人。他的诗文很好，深得唐玄宗赏识，曾被任命为秘书省秘书兼卫尉寺的卫尉卿（从三品）。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代宗升他为安南节度使（正三品）。大历五年，晁衡以73岁高龄卒于长安。唐代宗为表彰他的功绩，追赠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晁衡与王维、李白、储光羲等往来酬答，交往甚密。王维曾写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诗前序文称：“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晁司马结发游圣，负笈辞亲，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
    公元753年，晁衡乘日本的遣唐使船回国，途中突遇风暴，同行100多人遇难，晁衡与藤原等10人漂至南海驩州（即安南）获救。李白不知情，误以为晁衡遇难，特作诗《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全诗感情充沛，意境优美，成为传颂千古的中日文化交流名作。
    ○公元806年，日本空海和尚从中国带回茶籽，献给嵯峨天皇。在天皇倡导下，唐朝饼茶煮饮法在弘仁年间得到推广，形成“弘仁茶风”。到了中国南宋时期，日本荣西和尚又带回南宋制茶法和饮茶法，使南宋青散茶得到普及，荣西被推为日本茶祖。历经千年，茶道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唐朝以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梁、唐、晋、汉、周五代王朝，递 相衰弱。南方十国各自为政，无力顾及对日关系，唯独吴越国是个例外。隶属吴越国的扬、明二州，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日交往从未中断。吴越王钱弘俶崇信佛教，多方搜求佛经，曾派人赴日请购教典。日本向中国返授佛教典籍，由此发端。
    ○宋朝对日虽未建立交聘关系，但贸易及宗教交流从未中断。北宋九帝，除太祖、钦宗等三帝外，其余六帝均与日本进行过联系。《宋史》记载：公元984年（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来华，获宋太宗赵光义召见，问及日本政体，得知“乃世祚遐尔，其臣亦继袭不绝。”对比中国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分裂状况，赵光义赞叹说“此盖古之道也”。奝然善隶书，但不通华语，便以写代讲，介绍日本“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史籍这些记载表明，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硕果已经传世流芳。
    《宋史》还记载：宋神宗熙宁（公元1068年）前后，日本来华者“皆僧也”。在文学艺术方面传为佳话的，以大文学家欧阳修作的《日本岛歌》最享盛名：“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公元1192年，中国宋朝朱熹的《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传入日本，至江户时代（公元1603年）成为“官学”。日本学者藤原惺窝曾给德川家康讲授朱子学，其弟子林罗山把中国的儒学和日本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强调以名份论为基础的君臣关系和身份差别，为幕府强化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倍受德川家康器重。
    北宋时期对日贸易，主要是民间贸易。史载北宋160年间，宋船赴日次数约70次，其中最高一年有4次。宋朝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瓷器、药材、香料、书籍、文房四宝等。日本输华的货物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日本刀等。
    ○南宋时期，日本先后进入平清盛执政和镰仑幕府时代，两国间贸易有了新的发展，镰仑幕府更是热衷对宋贸易，日源赖朝甚至接见宋商陈和卿。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除了宋朝赴日的商船外，日本开始有商船驶入中国。《开国四明续志》记载：“倭人冒惊涛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集。”可为佐证。
    ○公元十二世纪八、九十年代，忽必烈接受大臣赵彝的建议，遣使通好。忽必烈在致日本的国书中表示：“冀自今以往，通问接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同好，岂一家之理哉。”但此时的日本统治者对蒙古人多有疑忌，一再对通好之意未予接应。由此引起忽必烈不满，先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发兵攻打日本，因台风袭击和将帅不和，加上日本抵抗，相继失败。《新元史》记载：公元1299年（大德三年），元成宗没有接受江浙行省出兵讨日的建议，改为“派普陀寺僧一山戒行素学附商以行，期予必达。”“至于敦好息民之事，王其图之。”一山到达日本后，“被拘之于伊豆，不报命。”元日关系之冷落，此记是重要史证。
    ○公元1371年（明朝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但日本镰仑末期西部地方的没落封建主、破产武士、走私商人，与归化人中的不法分子相勾结，从1281年开始，执行“异国讨伐令”，不断进行海盗活动，扰乱和抢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残害百姓，破坏生产。朱元璋为此曾多次派遣使节赴日，指责“肆海邻邦，纵民为盗。”但此时日本国内分裂，形成南北对峙，不能统一认真地对待中国提出的“倭寇问题”。朱元璋为了制止倭寇扰边，决心加强海防，切断中日间的政治贸易关系。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林贤因密约怀良外应左丞相胡惟庸谋反被告发并被夷族。朱元璋制定《祖训》，将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正统元年（1436年），英宗接见日本使节，并颁正统勘合，两国贸易渐趋正常。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日之间共组织了11次的勘合贸易团，进行多种贸易技术合作。但以后即日趋衰落。《明史》称：“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言，甚以噤其小儿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