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日记》罗兰·巴尔特著 怀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出版）

关于本书

安娜·埃施伯格
 

    罗兰·巴尔特曾于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到中国旅行，同行的还有弗朗索瓦·瓦尔【Franois Wahl，哲学家，时任色伊（Seuil）出版社人文科学编辑，主要是罗兰·巴尔特著述的编辑］以及由索莱尔斯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法国作家，《原样》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索莱尔斯的妻子。——译者注】和马塞兰·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1933—）：法国诗人、小说家。——译者注】组成的《原样》【（Tel Quel）：又译为《太凯尔》、《如是》，在这本书中，随行的翻译将其译为《如此》，是1960年由作家索莱尔斯创办的法国先锋派文学刊物，1983年停刊，并由《无限》（Infini）杂志取而代之。——译者注】杂志社的代表团。索莱尔斯和《原样》杂志当时都属于毛主义“潮流”的人物，对他们的正式邀请来自中国大使馆，是在《论中国》（De la Chine，1971）一书作者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的提议下促成的。那是一次有组织的为期三周的旅行，费用由参加者自付。虽然他们受到了中国的一些作家和大学的接待，但实际上他们走的是一条预先设定的路线。他们参观工厂和一些景点，频频观看演出，出入饭店，而这些都是20世纪70年代所有来华访问的西方人必去的地方。中国的旅行社提供向导、政治对话者和旅行的物质保障，并注意防备旅行者与中国人有任何既定行程之外的接触。罗兰·巴尔特对这种缺少意外、缺少“皱痕”、缺少“偶遇事件”的情况尤其表示不满（这些都在“每一天的安排”之中“消沉了”）。
    这几位法国人到达时，正值中国开展批判孔子和林彪的运动（即所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一运动为旅行的每一阶段都带入了有关政治形势的意识形态“考虑”，而这种考虑无不充满着习惯性的句法结构（即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砖块”）。罗兰·巴尔特的这几本日记提供了对这一行程的旁观者的看法，这种看法注重细节、颜色、景致、身体、每一天的细小事件，而且他还幽默地加以评论。对所见、所闻、所感事物的记录与用方括号插入的点评交叉出现：思考、沉思、批评或是同情的语句，它们都是对周围世界所做的旁白。某些词语反复出现，表明了作者面对俗套时的无奈（“等等”）或退缩（“在外面……”）。
    从一开始，罗兰·巴尔特就想着从中国带回一种文本。他就此用蓝色圆珠笔或碳素笔写了三本日记。前两本日记带有硬纸板封皮，一个是蓝色的（第一本日记），另一个是红色的（第二本日记），上面都有“螺旋小丑”的图案，都是从法国带去的。到了旅行后期，又补加了一个中国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比较小，黑色仿皮漆布封面，在第一页纸（按照其被使用的顺序，也是最后一页）上印有毛主席的一条红色语录。这三个日记本都用红色碳素笔标注了页码。罗兰·巴尔特重读过这三本日记，为其建立了目录，并在第四个日记本中制订了主题索引。
    从中国回来后，罗兰·巴尔特利用这些日记写了有关中国的介绍文字，并于1974年5月讲给他的高等实用研究院研讨班的学员们【见罗兰·巴尔特《作者语汇汇编》（Lexique de lauteur）一书，1973—1974年在高等实用研究院研讨班报告的内容，后附《罗兰·巴尔特自述》中未公开发表的片段，Paris,Seuil,2010。】。但是，他也撰写了一篇名为《那么，是中国吗？》（“Alors，la Chine”）的文章（发表在5月24日的《世界报》上），这篇文章招来了不少批评一年后，该文由Christian Bourgeois出版社以单篇文章形式出版，后面有一篇未发表的后记，现收入《全集》第四卷（516~520页）。。随后，弗朗索瓦·瓦尔发表了四篇文章［《中国，没有乌托邦》（“La Chine，sans utopie”），《世界报》，6月15~19日］，再后来，又有整整一期的《原样》杂志［第69期，“在中国”（“En Chine”）］，在这一期当中，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和马塞兰·普莱内（他的文章在第60期上连载）阐释了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克里斯蒂娃1974年春天的中国之行，在她的《论中国女人》（Des Chinoises）一书中有所反映，书中有许多旅行照片。马塞兰·普莱内随后又发表了他的日记片段：《中国之行：1974年4月11日—5月3日的普通旅行日志——摘录》（Le Voyage en Chine: chroniques du voyage ordinaire—extrats）（Hachette，POL，1980）。
    至今30多年里，罗兰·巴尔特的日记虽然未曾发表过第一本日记中的一些片段，曾以影印的形式发表于蓬皮杜文化中心举办的展览（2002年11月27日—2003年3月10日）的目录之中，展览主持者为玛丽安娜·阿尔方（Marianne Alphant）和娜塔丽·莱热（Nathalie Léger）。Seuil/Centre Pompidou/IMC联合出版，2002，209~225页。，但它们对于这次旅行中的事件和话语有着通常是非常清晰的看法。它们对1974年的中国表现出了属于现象学方面的关注，它们更对人和事物感兴趣，而很少谈博物馆和考古景点。“在重读我的这些日记以便制订索引的时候，我认为，如果我就这样发表它们，那正是属于安东尼奥尼式的。但是，不这样，又怎么做呢？”（第三本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