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粮食、土地三个问题，是全国人民要长期予以高度重视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人口、粮食、土地三个问题，是全国人民要长期予以高度重视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我国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7%，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1/4，每年一千五六百万净增人口，这还是我们的统计数字。发展农业，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当然要靠高科技来改良品种、提高单产，但前提条件是土地。农用土地的保护、利用和开发，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必须迅速扭转土地锐减的势头，要使全国人民都牢固地树立“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观念，要把解决好土地问题始终摆在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土地在中国尚未开发的还有很大一块，主要是西北这一块，我们正在做文章。有的科学家建议，把喜马拉雅山炸开50公里，降低2000米高度，形成一个豁口，把印度洋的暖流引到西北，使西北变成降雨区。有人说这是狂想，其实许多重大突破，开始都被人视为狂想。原来我们说打一个眼把长江的水引到黄河去，有人听了哈哈大笑。一年多时间后，通过论证，认为这个眼可以打，那么，炸豁口的想法怎见得就不行呢?搞搞模拟试验，有什么不好?
    《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5年9月11日)

农业和农村问题，在中国始终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农村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的发展。农业和农村问题，在中国始终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好农业和农村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中国的其他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全世界都很佩服的一件事情。过去，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来提高粮食产量，但就是没有效果。现在，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粮食打得多了。一亩地产一吨粮食已不是什么新闻，甚至有了吨粮乡、吨粮县。我国城市能有今天这样一种快速发展的局面，我们国家能够在遇到各种风险和危机情况下仍然稳坐钓鱼台，与农村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分不开。中国农村改革不是由哪个领导人创造的，而是农民自己创造的，发端于安徽省小岗村。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比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普遍意义。
    《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8年11月8日)

要走“大农业”的路子，因地制宜，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

    要加快农地后备资源的综合开发。我国除宜农荒地5亿多亩外，还有牧草地39亿亩，林地29.4亿亩，内陆水域5.39亿亩，沿海滩涂3000万亩，其中有一部分尚待开发，已开发部分的产出率同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很大差距。因采矿、烧砖、燃煤发电、修路取土等人为因素废弃的土地累计2亿多亩，其中70%以上是耕地。这部分土地大多位于人口密集、土地短缺的地区，已复垦的只占能够复垦的2%。要利用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科技手段，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农地都尽可能地合理利用起来。要走“大农业”的路子，因地制宜，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要注意眼前利益、中期效果和长远发展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举，力求避免重复历史上那种盲目开垦草原、围湖造地、毁林造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做法。
   《关于农用土地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7月1日)

如果任“男女老少齐经商，田园荒芜没人管”的现象发展下去，将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农民到处找活干，大批农活没人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农村人口的增加，土地面积的减少，农业劳动力不断地向其他产业转移，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这种转移，必须是在首先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对现有土地精耕细作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能弃农务工，撂荒经商。我市有些乡村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只讲无工不富，不讲无农不稳；只讲农民进城，不讲稳定基础。其结果是：一方面大批农民离乡离土，而且有许多人正在寻求出路，想方设法离开农村；但另一方面耕作粗放，甚至撂荒。正像有些同志所讲的：“许多农民到处找活，许多农活到处找人”。不少地方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幼、妇、弱，而青壮劳力多数都去务工经商。有些村甚至出现了“男女老少齐经商，田园荒芜没人管”的严重现象。我们本来人多地少，产出有限，对土地应该百倍珍惜，百倍精心。如果任这种怪现象发展下去，将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在天津市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1月22日)

粮食安全问题时刻不可大意。

    我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使12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堪称奇迹。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耕地相对不足，粮食安全问题时刻不可大意。粮食增长，人口也在增长，如果人口增幅超过了粮食增幅，时间长了就是个问题。如果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过多，也会出现问题。我们可以尽最大可能多储存一些粮食，但对12亿人口来讲，能解决多大问题？况且粮食储存时间还不能太长。所以，粮食安全仍然是个问题。
    我认为建设大面积旱涝保收田，对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西北地广人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29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1%，而人口只占全国的7%。西北地区光热资源充足，只要有了水，就能发展农业；只要水源充足，粮食单产就会大幅提高。从总体上讲，我国是个缺水的国家，但在西南方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以长江为例，一般每年径流量都在9000亿立方以上，绝大多数白白流进大海。如果我们通过工程，由西南调一部分水进西北，例如200亿、500亿、1000亿、2000亿，那么西北地区的面貌马上就会改变，大部分土地就可以变成旱涝保收的大粮仓。当然，只是个大的设想，具体的还需要详细论证。
    《就起草〈关于农用土地的几个问题〉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1994年6月23日）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
    发展经济林木，能够为解决我国未来的吃饭问题提供新途径。目前，我们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应当看到，我国人口仍在以每年一千几百万的速度增加，而耕地却在以每年几百万亩的速度减少，到下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多地少的矛盾会更加突出。“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在我国，解决吃饭问题当然主要靠提高粮食产量，但还必须调整食物结构，广辟食品渠道。我国经济林木有1000多种，其中，木本粮食类100多种，木本油料类200多种，大部分可作为传统粮油的替代品。如板栗、核桃、柿子、枣、油茶等，就被群众誉为“铁杆庄稼”。根据专家测算，经过改造，木本粮食林平均亩产可达250斤，我国现有木本粮食林4000万亩，适宜开发的还有2亿亩，如果全部开发出来，每年总产可达600亿斤，按照一斤抵一斤粮食计算，相当于6000万亩耕地的粮食产量。水果尽管不是木本粮,但多吃水果，也可以减少吃粮。
    《关于我国绿化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6月25日)

外国人钦佩中国解决了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外国人担心中国吃饭终究会成为问题。

    外国人钦佩中国解决了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外国人担心中国吃饭终究会成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可以导出许多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前几年我们提倡实施“丘岗计划”，就是设想把南方海拔500米以下的有条件的山丘，由简单的绿化改为种植经济作物。以湖南为例，全省大约有4800万亩农地，实行丘岗计划之后，可以增加5000万亩，也就是增加一倍。我和杨汝岱第八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志都到湘西看过，当地的干部群众用不长的时间，就把丘岗变成了花果山。我还讲过“绿化革命”，这个概念不一定准，但问题本身很值得重视。我们从不重视绿化到重视绿化，在许多地方种草种花，这是一大进步。绿化当然要讲环境效益，但绿化要占土地、阳光和水，具体到中国人多地少这样一种国情，单纯讲环境效益就不够了，还应讲求经济效益。要有计划地扩大水果、干果树种栽植，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如这个意见可行，城市街道旁的行道树，公园、庭院的林木，都有文章可做。
    《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5月6日)

如果粮食生产发生问题，不用说能不能买来那么多外国粮食，就是人家白给你，运输也来不及。

    民以食为天，12亿人口人人都要吃，天天都要吃，99%吃都不行，要100%都吃。如果粮食生产发生问题，不用说能不能买来那么多外国粮食，就是人家白给你，运输也来不及。对于我们这个12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没有比粮食更大的事了。但粮食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又很大。不涨价，农民就没有种粮积极性，而涨价又等于给整个工薪阶层提工资，国家财力承受不了，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
    《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4年2月17日)

我们不能光说种粮为什么赚钱少，不说干别的为什么赚钱多，只是在提高粮价上打主意，不在协调农村各业利益关系上下功夫。

    这些年，许多地方出现了工副业冲击农业的情况，搞工业的劲大，搞农业的劲小，抢着去干赚钱多的活，而土地撂荒没人愿意种。这就出现了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萎缩；一方面是农民手中的钞票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农业副食品的生产越来越少。为什么农民过去愿意种地，而现在兴趣不大？有人说是因为粮价低，这是事实，但过去的粮价也不是很高，这几年还提了一些价，为什么反倒不愿种粮了呢？说来说去，关键是种粮比干别的既辛苦，赚钱又少，农民感到不合算，也就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我们不能光说种粮为什么赚钱少，不说干别的为什么赚钱多，只是在提高粮价上打主意，不在协调农村各业利益关系上下功夫。可以肯定，不处理好各业的比较效益和相互关系，光靠提高粮价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提少了，不解决问题，提多了，国家财政和城市居民也承受不了，况且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种粮调得像乡镇企业那样赚钱。我们认为，既不应该用压抑乡镇企业的办法去解决农业副食品生产的问题，也不应该用过度提高粮价来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是要通过平衡农村各业利益关系，实行农村各业互补，来解决乡镇企业与农业此兴彼衰的问题。
    《在天津市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1月22日)

城市把郊县农村看作自己发展的基地，农村把城市的需要看作自己发展的方向。

    农村和城市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而发展的，农村要发展，必须依靠城市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武装与支援；农民要富裕，就必须研究如何服务城市。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农村的富，许多是通过服务城市来实现的。所谓服务城市，主要是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农村对城市的需要了解得越深，与城市市场联系得越紧，越能够适应城市改革的形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才能越快，规模才能越大，农民富裕的程度也才能越高。天津的农村背靠大城市，它本身就是城市的组成部分，与天津市区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它服务大城市的方向就更加明确。城市要发展，必须研究如何支援农村，通过城乡改革的衔接，建立城乡经济综合发展的新格局，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帮助郊县走上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前列，率先富裕起来，这既是农村对大中城市的要求，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条件。从城市经济发展上讲，必须十分重视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广大农村，面向这个最广阔的国内市场。农村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农民不富裕，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路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而城市附近的郊县，又是城市副食品供应基地，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城市市场的繁荣，乃至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郊县农村的状况。城市支援农村越好，农村发展就越快，农村服务城市的条件就越充分。因而城市支援农村，就是支援自己。如何使城市把郊县农村看作自己发展的基地，使农村把城市的需要看作自己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协调工作，使城乡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必然王国，需要探索一条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
   《在天津市城市协调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1988年3月12日）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我们取得政权以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过去党和政府为此进行了不少探索，采取了不少措施。现在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既对改变农村面貌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农村面貌的改变提供了物质条件。乡镇企业要经销产品，吸引客商，需要把路修好，把房子盖好，把电话装好，为做生意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次我看了几个乡镇企业发达的村，楼房、柏油路、绿化都很不错，和城市没多少差别。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带动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和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这样就逐步形成一个个小城镇。最近几年，我国农村成千上万个小城镇的出现，特别像苏南这样的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是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分不开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还使城乡之间的联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传统的城乡经济联系主要是产品交换，乡镇企业一发展，就扩大到技术转让、人才交流、资金流动等若干方面，这就促进了城乡的共同繁荣。
    《听取江苏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4月20日)

新型农村社区可能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一种好形式。

    我比较关注你们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情况。几天来我向你们了解农业机械的情况，并参观麦田，都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把责任田流转到种田大户，把自然村撤销拆除，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这样做有没有风险？这主要看两条：一是看生产力的情况，二是看农民的生活情况。历史上我们多次设想，把小村变大村，把个体变集体，结果粮食没有增产，农民生活没有提高。最后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了。为什么成功了呢？就是因为它适合了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包产到户，开始时不少人是想不通的、反对的。许多地方写文章准备批安徽、批万里，说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狼来了，狼来了，这回真的来了。”当时，万里也找几个人写文章准备反驳。文章怎么写？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写起。至今我还记得当时万里讲的收麦子的五种方式：第一种是收割机，第二种是牲畜拉碌碡（“碌碡”（liù zhou），又称“石磙”，是一种石制的圆柱形农具，用来轧谷物、碾平场地等，在中国北方农村大量使用。），第三种是人拉碌碡，第四种是用工具在石头上砸，第五种是挂在树上抽打。万里说：“这么多不同的生产力情况用一种生产关系行吗？”包产到户这件事，后来因为小平同志支持，说：“既然能增产，可以先试试”，这些批判的、反驳的文章都没有发表。
    事实已经证明，包产到户的改革是成功的，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成功的原因，是它适合了当时的生产力要求。今天我们研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也得由研究生产力开始。很显然，原来一家一块地的情况已不再适应今天机械化的使用，也不利于现代科技的采用。土地流转集中是解放了生产力。撤销自然村，改变道路布局，也增加了土地。这些土地如何利用，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可以搞设施农业，收入就高多了。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包括宅基地所有权不变，农民的收入也就提高了。既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改善和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还有什么风险呢？应该是没有了，如果有就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重要的是防止重犯老毛病，一哄而起，一刀切，一阵风。新型农村社区具有城市的各种功能，而居住的又是农民，具有农村性质。所以，社区是城市又是农村，居民是市民又是农民，亦城市亦农村，亦农民亦市民，多重角色。当然，社区农民有的会转化为城市市民，但要有个过程。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们的生活还是依靠土地。
    我对推进城镇化建设是赞成的，也是担心的。赞成，因为这是必然趋势；担心，怕的是贪多求快、简单化，追求数字，攀比进度。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市民，其就业、看病、子女上学都不是个简单问题。而新型农村社区就没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可能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一种好形式。当然，这需要不断实践，总结完善。
    《同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谈话》（2012年5月25日）

    文摘选自《看法与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