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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

2015年09月14日

张君劢(1887—1969),本名张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祖籍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哲学家、思想家。曾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于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1917年后,长期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1932年与张东荪等人组织国家社会党(国社党),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与黄炎培等人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常委。1947年主导起草《中华民国宪法》。1949年后去美国,1969年病逝于美国。

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

——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

*原载《再生》1934年4月1日第2卷第6、7期合期。

    日与邹校长谈,略识广州中大情形。邹校长欲余作第一次公开演讲,匆促间遂以《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为题,诚以民族复兴,乃目前极重要且富有兴趣之问题。但今日所欲论列者,并不涉及高深哲理,仅引最近二年来之事为例而加以说明而已。

    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以来,迄东三省之失,除黑龙江有抵抗外,其余各处,日兵一到,便拱手让人。夫东三省人口凡二千四百余万(注一),面积凡三百余万方里(注二),以此广土,以此众民,不崇朝而失之,此乃古今中外所罕有。犹忆一九一四年德欲侵法,先破坏比利时之中立,比利时为蕞尔小国,人口不过七百七十四万四千,面积不过一万一千余方哩,自知不敌,犹毅然与德相抗,虽全国惨被德人蹂躏而不之惜,我国东三之失,其经过情形,较比之抗德为何如?淞沪之役,十九路军虽撑持月余,终以后援不继而退,热河之役,并淞沪而不如。东省既陷,日人初则挟溥仪走大连,继则成立所谓“满洲国”,以溥仪为执政。而号称士大夫之郑孝胥、罗振玉辈,一为诗人,一为殷墟甲骨文字之考订者,乃不惜背叛祖国,借外力以破坏宗邦,民族意识之薄弱,可谓已达绝顶。日人之扰天津,则雇我莠民以充便衣队。而便衣队之所得,每人日仅四毫。上海闸北汉奸,其召募与组织,盖与天津相彷佛。热河之役,汤玉麟身为主席且兼领重兵,竟不战而弃承德。其平日治热,只知剥削,以子廷辅长财厅,专事聚敛,苛捐杂税之结果,人民无所衣食,虽至严冬,孩童犹衣不被体,因此热人恨汤刺骨,大有“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概〔慨〕。迨热战既起,民兵揭竿四起,甘为日人向导。承德之失,日军先遣队入城者不过一百二十八人,汤氏事先闻风远遁,不战而弃省垣,乃截军用载重汽车数百十辆,满载其私人财宝,运往天津,是国土可弃,私人财产不可或失,其脑中绝不知有所谓民族又可见也!余近自故都来,试举北方琐事二件,借观国人心理之一斑,北方近状亦可于此推想及之。热河出产鸦片,每年可得三千万。日占热河后,初用其自备汽车,悬挂该国陆军军旗,由承德载土运至天津,风驰电掣,旁若无人。北方当局以此举与我国体面有关,乃商准日本,由我国发给特许证,许其照常贩运,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日人驰行省道,载土过境,将日车扣留,而北方当局乃告于氏曰,平津之未失,皆日人之赐,奈何争此区区运烟而不予通融乎?此一事也。日本强占东四省后,各国迄今尚未承认,不图日人乃在三省与河北省边境,擅立界碑,事为于氏所知,乃饬人将界碑撮成影片并备文呈报中央政府,请向日本提出抗议,中央虽知此事关系重大,但慑于日人之淫威,仅饬外交部函北平政整会加以注意而已!此又一事也。综观上述各事,吾人可得许多教训,此次日本之强占我东北四省,非若清季英之割我香港,日之亡我朝鲜,得我台湾、澎湖等地可比,乃中华民族之生命已成问题矣。换词言之,中华民族,已在存亡绝续之歧路上矣。

    民族意识所谓民族,概括言之,即居民之同宗教,同言语,同习惯,同血统,且尝共患难者也。民族犹如个人,个人生于天地间,不能离物质与精神。民族亦然,一方为地理气候之所造成,他方则有其宗教、学术与政制方面之精神产物。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有意识,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亦在于意识。故民族意识,乃民族之第一基本也。兹详为说明之。

    民族意识,乃民能巍然雄立于宇宙之要素,亦曰民族自觉,简言之,即民族自知其为民族之谓。我国四境环而居者,多属蛮夷,其文物制度,遽不如我,文化亦不能与我相颉顽〔颃〕,而我之待遇领封,复以宽大为怀,所以数千年来,养成民族意识之环境,缺然不备。吾国人民脑袋中充满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反之,欧洲之国家,到处皆见平等之民族,因有外民族之故,而本民族之认识,因而亲切。德意志人与法兰西人世世相抗,常为劲敌,德人自知其为德人,并信日尔曼民族之优胜,法人自知其为法人,以为世界各民族,惟拉丁民族最强,民族思想所以充满国中者以此,而外人莫敢轻侮者以此。我国人民,充满天下思想,不识此民族与彼民族之界限,可证之于其客卿政策。曩者南怀仁、汤若望、利玛窦东来,我政府以客卿待之,属之以钦天监之职,此种顾问政治,迄今不但未改,且加甚焉。军事有外国顾问,农政有外国顾问,他若卫生生计各端,亦莫不有外国顾问。夫借材异国以谋建设,乃各国常有之事,但专门倚赖外人,而不谋自立如我国者,则世所罕见焉。余尝游马尼拉、新加坡、澳门、香港各地,目击该地之华侨,熙熙攘攘,或则受美人之统治,或则受英人之统治,或则受葡之人统治,俯首帖耳,安之若素,恬然不以为怪。尤可异者,葡人之治理澳门,不但成绩毫无,且嫖赌之风盛极一时,政治腐败达于极点,我侨民未闻有起而抗之者。我国人既容许葡人治理澳门,英人统治香港,则东北四省之失,又何怪乎?上文所述,郑、罗等之甘为虎伥,天津、闸北等处之便衣队,与香港、澳门、马尼拉等处侨胞之甘受治于外人,要皆由于吾民族之自觉性,绝未培养所致也。郑、罗等身为士大夫,甘心事敌,亦即旧文化破产之明证。至于闸北、天津之便衣队与夫香港、澳门、马尼拉等处之侨民,其所以缺乏民族自觉,盖由无教无养所致也。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同,而此类无教无养之民,竟达三万万九千万,此三万万九千万之民,一旦加以教养,其民族思想之强烈,当远在一般士大夫之上。谓余不信,请观河北定县平教会之成绩。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推行识字教育,时仅数年,平日对于平民概授以千字课,每人以识一千字为度,当一•二八沪上抗日战争之时,平教会乃将战讯编为简短新闻,传布民间,一日平教会召集平民开会,届时远近平民扶老携幼而赴会者达二三千人,顷刻间,遂集抗日捐二百四十余元。夫此辈平民多系贫乏之人,平日衣食时虞不济,一医之费不过铜元数枚,一旦遇国家对外抗敌之日,便欣然节衣缩食,捐资犒军,其民族意识,又何其强也!除此民族自觉之外,更有民族表现于知、情、意之三方面,再分述之。

    民族情爱我中华民族之情感表现,可从两方面言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海外华侨、男女学生及一般闺秀,对于抗日军士,踊跃输将,或捐资,或缝衣,寄往前线,以励士气,其情感之热烈,可谓无以复加,此一方面之情形也。反之,如汤玉麟之治热河,父为主席,子掌财政,横征暴敛,下至鸡与猫,亦必有捐,据北方学生至热河调查者言,某村居民仅三百家,贩鸦片者已有六七十户。苛捐杂税之结果,民变随之,夫热河一般平民所以恨汤刺骨,日望日军早来,盖此种人民本已失教,又重以无以自养,非人民之叛祖国,乃祖国置彼等于死地也。若石家庄为北方金丹白面之产地,北平之金丹厂有二三十所,均由师旅长旧军阀暗中主持。军人借鸦片、白面之所获以养兵,既弱吾族之种,复挟枪杆以残民,军人之忍心害理若此,尚望其效力于国家乎?质言之,其人既无人性,尚望其能爱国乎?推广言之,全社会之中,充满了争夺、嫉妒、反覆之行,殆必有社会崩溃、民族覆灭之一日。诚欲救之,惟有提倡民族的情爱而已。

    民族智力民族智力或曰民族思想。民族之有思想者,同时亦即有文化。研究西洋文化者,必推重希腊、罗马,诚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之学术,至今为西洋各国所共尊;罗马之法典,罗马人之重秩序,迄今为学者所称道,不以其国已亡而弃之也。反之,若菲洲之黑人,不知进取,文化落后,终为野蛮部落而已。我国文化,发达甚早,周秦时代尝大放光彩,但近千年来,入于停滞状态。近年以来,大变而为厌旧喜新之态。试检国内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申报月刊》、《新中华》每期题目,不外苏俄五年计划、意之法西斯主义、德之希特勒如何如何,余尝谓吾人学ABC……乃有形的外国语,学术界之步趋人后,乃无形的外国语。我族目下之学术界,犹之妇女之穿衣,彷徨于巴黎、伦敦新鲜式样之中,自己毫无主宰。因此民国特有思想之说,可以一转而为东方文化存废问题。

    依予观之,吾国旧有学术、政制,可以保存者实在无几,在今后学术方面,自有可以存吾面目之方面,此事另有文详论(见拙著《学术界之方向与学者之责任》)。我之宗旨,不外乎“死后复活”四字,即在新努力之下,对于吾国之旧文化,加以一种选择。数年前与梁漱溟先生谭,近人称西方为法治,中国为德治,其实西方之乡村亦为德治,可以美之Farmers Community情形为证,梁先生闻之大喜过望,求余以美制与吕大钧《乡约》作一文以比较之,现梁先生本此精神办理邹平乡村学院,同时即为吕大钧学说之复兴,此即新努力下之选择也。要之,一国之文化思想,莫不有其特点,例如论政治、宪法及议会,乃英之特色也,德之政治学者则以国家观念为出发点。论哲学,英国则以经验派著称,德国则以惟心论著称。可知独立民族必有独立学术,此我中华民族所当致力者也。

    民族意力民族意力(National Will),即民族之所欲云云者。强国有意力而能表现之,弱小之国,具有此意力而莫由表现,例如日之强占东北四省,以其有民族意力也,英之能维持其庞大帝国于不坠,亦其民族意力为之也。一强大民族,不但须有意力,且须有种种方法,以求此种意力之贯澈。反观我国,自九一八事变迄今,当局之对策,可以“不战不和,亦战亦和”八字括之,如此,能谓为有意力乎?欧洲之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成立最晚者,惟德与意,意国情形暂不具论,兹就德国言之。当一八零七年拿破仑之之铁骑纵横于德境,是时德志士菲希德有《对德意志国民演讲》,迨至一八一三年拿翁失败,法兵退出德境,故菲氏之言,即德国民族国家成立之先兆。其后俾士麦整军治民,主张铁血救国,一八六六年之役,遂一战而胜奥,至一八七零年复再战而胜法,于是德国崭然露头角,雄立于宇宙矣。由菲希德至俾士麦,其间不过数十年。可知民族之复兴,先则有思想家之倡导,继则有政治家之力行,由思想之成立至于实现之日,其间必经过一培养时期以充其实力。

    我国人民之缺乏民族思想,至今日而已极。郑孝胥、罗振玉与天津、闸北便衣队之愿为虎作伥,诚不免令人悲观。然从他方面言之,如海外侨胞之捐资抗日,定县平民之缩食犒军,无一不流露民族复兴之曙光。余觉我中华民族,若加以培养,假以时日,定有复兴之望。不过民族复兴,先则须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人民有教有养,民族情爱、民族智识乃能逐渐提高,其后乃由意志之统一(Unity of Will),终则为行动之统一(Unity of Action)。如是则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余从各方观察,觉西南民族特富少壮性,故今后救国之责,西南所负者亦特重,诸君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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