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8年被调到原子武器试验基地，担任司令员，亲历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此事虽已久远，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仍不时在我眼前萦绕。 

核试验定于10月16日进行

    1964年10月14日下午，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和核试验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试验场区一座一明两暗的小石头房子里开全体会议，十多名主要领导成员出席。会议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宣布决定：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爆炸。

    试验工作的组织领导是极其严密和富有成效的，各项准备工作早在9月25日就已完成。从原子弹的运输、装配到侦察、取样、安全防护、洗消等各个环节都进行过预演，主控站、分控站经过数十次检验，已确信原子弹技术状态是可靠的。几天前，中国著名气象专家顾震潮向气象保障部门提供的一份气象报告称，10月13日以后的一周内，是核爆炸试验理想时段。核试验党委决定10月16日进行核爆炸试验。14日19时20分，原子弹已经放到了102.438米高的铁塔上。

    会议结束后，我和李觉首先走出石头房子，分手后他直奔核试验的心脏部位铁塔。作为试验场区的司令员，我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把爆炸的决定告诉司令部。距开会的房子五六十步就是我住的帐篷，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帐篷里有几张行军床，我和朱卿云秘书长、邓易非副政委、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英就住在那里。此时，帐篷内只有张英和几个参谋人员。

    一进帐篷我就兴奋地对他们说：“已经定了。10月16日爆炸。”挤在一起的参谋们心里都明白决定什么了。

    试验场区的工作计划原分为“5.1”、“7.1”和“8.1”三个工作目标线，计划中的各项工作都已按时完成。原计划中整个试验场进入待命状态是9月25日24时前。按我早些时候的想法，能在国庆节之前爆炸原子弹，可以大大宣传一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几次这样讲，张爱萍都一言不发。然而，等到的第一个信息是国庆前不试验。周恩来总理指示，等国庆邀来的国宾送走后再试验。

    从9月25日到10月16日，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无论是对运筹帷幄的将军和科学家，还是对枕戈待旦的士兵和普通科技人员，这段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每个人都像一只充满了氢气的探空气球，被一根无形的线紧扯着。从1958年12月，我第一次踏上这片上地时起，每时每刻都在渴望这一天的到来。这些天我什么都想过，甚至想到失败，但从没有想过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推迟试验。

    对于推迟试验的原因，仅限于少数领导人知道，但对于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空档，需要有一个好的措施来填补。张爱萍和刘西尧拿出了很好的办法，号召所有参试人员进行预防预想查漏补缺，增加演练，继续任务动员教育。一着看似平常的棋，却下到了它最理想的位置上，既确保了试验准备工作的万无一失，又很好地稳定了参试人员的情绪。在这期间，张爱萍还邀请其他领导同志和科学家们到孔雀河和古楼兰王国废墟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捡到许多鱼螺化石和泥陶碎片，在干涸多年的占河床上野餐，追赶惊恐的黄羊群，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了一天。

    那20多天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在试验中要担负各种操作任务的许多科技人员，增加演练工作时一个简单的操作程序往往要练上几十遍，甚至几百遍。人们都被一种崇高的目标所鼓舞着，一遍又一遍机械枯燥地重复演练，不时听到有人叹息：“今天天气真好，又放过了。”

    我从石头房子回到自己住的帐篷时已是晚上23时，爆炸的具体时间除了有关操作人员外，对部队仍然需要保密。这样，先由张英通过保密电话把时间通知给在某基地的张志善副司令：现在已经是“零”前40小时了，请按此时间布置工作（当时，在时间的安排上，我们确定原子弹起爆作为“零时”，爆炸当日为“零日”，以便安排“零时”前后几日、几时的工作。自第一次核试验以后一直被沿用下来）。

    从气象部门的详细报告中得知：10月16日试验场区的日出时间是8时32分，日落时时间是19时41分。北京与场区时差约2小时零5分。15时爆炸是正午后1小时，光学测量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爆炸后尚有4小时以上的作业时间，侦察回收工作可以完成。

    安排完已是凌晨2点，我躺到行军床上，回想在场区长达18个月的工作，虽说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这次试验进行，很多工作带有突击性，但就试验场区的整体而言，工程设施、工程质量诸多方而都是从长远打算来考虑的，一个永久性的大气层核试验场已初具规模。在相距不到三年时间，这里又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

    一夜平安无事。 

10月15日那一天

    10月15日早晨，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仰观天象，然后和平常一样到张副总长和刘西尧副部长那里，看看有什么新的安排。张爱萍根据我的建议，让李觉、朱卿云和我到铁塔，张震寰副主任到主控站。

    从铁塔回来后，我又随张爱萍副总长去防化部队检查最后的准备情况。这支部队直属军委总参谋部防化兵部，由副部长毕庆堂率领到基地担任首次核试验的防化事宜，并同时为基地组建防化部队。我们多次到这支部队，今天再次去看望他们。我们到部队驻地时，部队已全副武装准备训练。张副总长站在队前对部队训话。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而风趣，很有鼓动性，而我只说了三言两语，对这样一支部队，我已不需要再叮嘱什么了。自1964年5月从北京来到试验场区前，这支部队已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训练。到戈壁滩后，为了练适应能力、耐久力，他们穿着胶质防护衣，带着仪器跑步爬山，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锻练，夏天的正午进行高强度训练，有时除吃饭外都穿着防护衣。侦察分队的同志们还要承受侦察车的颠簸，有的晕车呕吐了，却不能摘下面具，只好吐在面具里。因为“零”后要进沾染区作业，在进入联试阶段后，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训练。进入10月之后，罗布泊地区的气温下降，天气逐渐变冷，但他们每次训练下来都会从防护衣里倒出不少汗水。现在他们穿着胶质的防护衣已能坚持工作4个小时以上，有的可长达8小时。他们都知道试验成功之后，当兄弟部队凯旋的时候，他们还必须在有沾染的爆区工作一段时间。

    10月15日这一天，我们乘车跑遍了所有我们负责的参试单位。之后，当我又赶到气象部门时，已经很晚了，工作人员分别在几顶帐篷内抄写来自阿拉山口、和田、敦煌和国际台的气象预报资料。气象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试验委员会曾多次进行过专题讨论。因为不仅在“零日”需要一个理想的天气，而且在核爆炸之后还要考虑到高空风向对烟云尘埃的影响。我和负责这里的韩云升处长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在综合分析各种情况后，韩处长告诉我：“中长期预报都和今天的实况相吻合。”10月15日晚上，我不知道在整个试验场区有多少人没有睡觉，至少在那个晚上没有人能像以往那样睡得踏实。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月亮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右边发亮，试验场上几处强烈的灯火在朦胧的月色下有些暗淡昏黄。 

我们成功进行了核试验

    10月16日，根据张爱萍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于上午10时分别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对铁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没有丝毫的担心。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

    车在路上疾驰，路旁突现在地面的工号一闪而过，李觉的车尾随在我的车后。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值勤的哨兵。李觉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举手致意，然后围着铁塔小步来回走。不一会儿李觉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那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铁塔通话的电话机。

    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洁净，地而上有轻微的风，真是一个好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从小砖房出来到铁塔下迎接我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留在铁塔下。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我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上几级阶梯才进入爆室。某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试装时我已看到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合上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在上面签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在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静静地展开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大战前的战场。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装在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这个装置的钥匙。

    当李觉、方正知和我坐吊篮下来之后，李觉又特地嘱咐卷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

    方正知双手合上小砖房内的电闸，这样，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接通。此时，我又一次摸了摸紧贴在衬衣口袋里的钥匙。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走出几百米，我又停下来，向铁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已经面目全非，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核爆炸纪念碑。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主控站。在主控站的领导还有基地的邓易非和基地研究所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194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基地最高级的专家和技术负责人。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

    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现场指挥的张震寰。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说，“K1”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了饺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K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声音让我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当读秒结束后，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天空，之后是腾空而起的巨大火球。

    顿时，人们激动欢呼起来，跳跃起来，流着眼泪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刘西尧和朱光亚都非常激动，我走过去向他们表示祝贺。张爱萍立即拿起电话，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不过周总理反问了一句：“怎么证明是核爆炸？”周总理的反问使张爱萍这位试验总指挥有点不知所措。当时我们和所有专家都认为是核爆炸，却无法正面回答。正在这时，某所技术员工克定报告：“蘑菇云顶高7 500～8 000米。”他是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测定的。事先他先定了一个立脚点，用一根刻了标记的木棍瞄准爆心，算出地球的曲率和与爆心的距离，从而速报了“零”后的第一个核数据。

    经过专家综合分析后，张爱萍很快再次向周总理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零”后10分钟，由防化兵组成的侦察第一梯队20余人进入沾染区进行辐射侦察作业；防护工作部回收取样队在规定时间内，取回了全部综合剂量仪和大部分接收放射性沉降物的取样盘及取样伞；安放在7个操纵台上的50多个探头中，幸存的39个均在“零”后半小时开始工作，测得4 000余个数据。于是，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经多方专家之手送到我手里，由张爱萍和我签发。这份正式文字报告于17时50分报给了设在北京二机部的核试验办公室，然后由刘杰部长报告给周总理。

    罗布泊试验场的核爆炸很快传遍了世界。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庄严宣布：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人民日报》的号外同时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向世界宣告这一重大突破。

    当时间指向10月16日24时，我还在重复收听着新闻公报：……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