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03月02日10版）
作者：郑永华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曲一度风靡神州大地。《上海滩》这部由香港引进的电视剧，生动刻画了旧上海滩江湖大佬的快意恩仇，给全国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有机会接触中国帮会的真实历史，才发现帮会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比影视剧中的情节要更加离奇夸张，也要更加精彩多姿。比如在民国年间赫赫有名、纵横于十里洋场的青帮“三大亨”，就是中国帮会组织在社会动荡时期啸聚成势的典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流氓“阿飞”，凭借其“拜帖”收徒的落后组织形式，竟能摇身一变而成为炙手可热、令“党国政要”都为之侧目的帮会“教父”，并俨然以“第三大社会势力”的身份影响到国家的军政大事。其中的因缘际会，不仅在当时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也足以成为后世学者考察与探讨的史事主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国时期帮会势力的泛滥成灾，其兴起与发展至少应上溯到清代，且与清代治理帮会的对策密切相关。早在明代，通俗小说《三国演义》高度称颂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及《水浒传》中反复渲染的一百单八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是明代异姓结拜文化流行的曲折反映。到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天地会、哥老会等成熟会党组织在闽台一带的创立与流衍，各种名目的帮会组织在各地迅速涌现，最终竟发展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绵延数百年，遍及廿余省，会员之众，实难数计，声势之盛，撼地震天”（著名会党史专家魏建猷先生语）。其中被人称为“中国三大帮会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哥老会（袍哥）、青帮，尤其成为中国帮会势力的代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有关帮会的历史也由此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吸引了数代学者的持续关注。自上世纪之初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与日本学者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滥觞之后，百余年来历史学界发表了大量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清代治理帮会的对策，却始终未有详细的专门论述。近期出版的《清代如何治理帮会》，正是对这一学术空白的填补。

　　正如作者所揭示的，如何客观评价清代在治理帮会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一度成为困扰史学工作者的难题之一。一方面，作为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为初始宗旨的底层民众结社，清代帮会的普通会众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针对外国侵略者的种种抗议活动，具有民众自发争取生存空间、维护社会公平的“民间正义”，因而应该给予史学研究者所倡导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先生语）。清代统治者对之不加区分，一味施以严酷的镇压手段，“是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属于非正义的，应该予以否定和谴责”。但另一方面，清代帮会致力于维护特定小团体的内部私利，显然难以避免种种危害普通大众的“反社会”活动。如晚清《洪门三十六誓》中的第二十七誓即明文规定：“陆路打鹧鸪（打单，即抢劫），须要先试其来历。未曾入洪门并无牌号，乃是风仔，然后下手。不可乱为，误打洪英。如有不依者，神明鉴察，即诛灭。”（见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三）这种“内外有别”的基本帮规，成为帮会大肆“祸害”落单民众的帮内“动员令”。从档案记载的大量事实来看，清代帮会“反社会”活动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中下层的弱势群体，包括普通农民（尤其是有一定积蓄的富裕农民），以及走街串巷的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深刻指出，“清朝当局打击帮会的危害社会活动，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则应该予以肯定”。

　　与此同时，作者也辩证分析了近年来将清代帮会与民国帮会视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或“黑社会”的倾向。认为尽管清末民初以后确实有部分帮会蜕变成为危害社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如上海青帮、四川袍哥、香港三合会等等，它们与清代青帮、哥老会和天地会之间也都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关系。但是，并非所有的清代帮会后来都蜕变成了“黑社会”，而仅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尤其是清代帮会抢劫勒索、走私贩毒、拐卖妇女的个别刑事犯罪，与民国年间的“黑社会”勾结当权者沆瀣一气，晋升为“党国要人”后“黑白两道通吃”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全部界定为“农民起义”固然有违史实，一概贬为“黑社会”显然也失于偏颇。这无疑有利于读者透过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进一步准确把握住清代帮会的历史定位。

　　《清代如何治理帮会》一书具有鲜明的特点。全书首次系统梳理了清代治理帮会的政策演变进程。从清初顺治年间对异姓结拜活动的治理开始，历经清代中期对于天地会的重点追查，迄至清末对各地不同名目帮会组织的打击、取缔，都有详尽细致的考察。全书以《大清律例集解附例》《大清会典》等法律文本为基本骨架，同时参考《大清律例根源》《读例存疑》等律学专著，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代帮会治理律例制订、实施、修订、完善的“全景图”。其次，作者利用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方便，充分发挥数十年来长期致力于档案查阅的资料积累，从《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刑部档》以及各朝《上谕档》等原始资料中选取鲜为人知的典型案例，逐一剖析。从而使全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普通读者读来也会兴味盎然。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后人研究历史，其实是为了返照现实，更是要让历史的经验镜鉴未来。《清代如何治理帮会》在深入挖掘、充分利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厘清了帮会在清代历史上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并存的丰富史实。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进一步把握帮会在清代社会中的演进历程及其历史作用。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作者深邃的现实关怀与积极的镜鉴意识。清代帮会中固有的消极因素，在民国动乱年代得到充分展现，并最终造就了类似上海“三大亨”那样的畸形膨胀。虽然1949年以后，结合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旧中国喧嚣一时的帮会组织很快归于沉寂。但时过境迁，随着新的社会转型来临，原本滋生蔓延于流民社会内的“帮会亚文化”又出现了暗流涌动的迹象。尤其是帮会文化中反复宣扬的“忠心”“义气”，也成为某些腐败分子拉帮结伙的借口。总结借鉴清代帮会治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更好地防患于未然，也正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方面，本书不仅提供了清代帮会的丰富史实，或也有助于关注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开阔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