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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皮锡瑞卷      
书号：978-7-300-17309-2
著者：吴仰湘   
责任编辑：王琬莹
成品： 160*230页数：461
纸张： 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定价：64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 晚清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文集
? 皮锡瑞研究名家吴仰湘教授倾力编纂
? 宏篇巨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丛书第一批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２、历史爱好者
◆ 传主简介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光绪壬午科举人，四次会试落第后，绝意功名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最终成为晚清经学大师、教育名家。他精治《尚书》，兼攻郑学，晚年融贯群经，创发大义，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他一生穷经究史，通达古今之变，在戊戌维新时提出“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又在晚清新政中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反对“全盘西化”，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皮锡瑞从经世救时走向维新变法、由“穷愁著书”转而“通经致用”的经历、言行与思想，可谓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 内容简介
皮锡瑞的现存著述有400多万字，现从皮氏自定《师伏堂骈文》、已刊各种经史著作、其孙皮名振所编《皮鹿门年谱》和存世的《师伏堂日记》、《鹿门文稿》、《师伏堂经学杂记》手稿中，选出较有代表性的序跋、论议、函札、赞启、碑铭、讲义、答问、评语、演讲等80余篇，加上传诵一时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节选2卷），编成这本选集，希望既能够反映、揭示皮锡瑞的生活、思想与学术，又可以折射、印证晚清历史的剧烈变化，为今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提供一点帮助。

◆ 简要目录
导言
文章
秦始皇论（1873）
汉武帝论（1873）
班超论（1873）
宋论（1873）
六国论（1874）
诸葛亮论（1874）
晋武帝论（1874）
谢安论（1874）
唐太宗论（1874）
《唐书?四夷传》论（1874）
寇准论（1874）
王安石论（1874）
岳麓书院六君子序赞（1874）
与李荔荪书（1878）
重修屈贾合祠启（1879）
宣平与黄钧甫书（1880）
告伍公庙文（1881）
出都与程伯翰书（1883）
沪上寄都中友人书（1883）
与王怀钦书（1883）
征刻朱文端公藏书十三种启（1892）
尚书古文疏证辨正自序（1892）
虙戏画卦颂（1893）
舜陵铭（1893）
春秋列国名臣序赞（1893）
汉云台中兴诸将序赞（1893）
唐十八学士序赞（1893）
复王子庚书（1894）
《史通?惑经》篇书后（1894）
《史通?申左》篇书后（1894）
孔融荐祢衡论（1894）
章实斋《文史通义》书后（1895）
孝经郑注疏自序（1895）
豫章丛书第三集序（1895）
尚书大传疏证自序（1895）
两汉咏史诗自序（1895）
史记引尚书考自序（1895）
宙合堂谈古自序（1895）
茅批《唐宋八家文》书后（1895）
古文尚书冤词平议自序（1895）
请复孝弟力田科议（1895）
张孝达制军寿序(代)（1896）
汉大司农郑公碑（1896）
今文尚书考证凡例（1897）
致张野秋学使书（1897）
南学会讲义（1898）
南学会答辜天祐问（1898）
南学会答黄日华问（1898）
南学会再答辜天祐问（1898）
答叶焕彬吏部书（1898）
再答叶焕彬吏部书（1898）
致熊秉三谭复生诸君书（1898）
上陈右铭方伯书（1898）
贺黄公度廉访书（1898）
南昌江南会馆演讲（1898）
同心会序（1898）
致陈伯严同年书（1898）
致梁卓如书（1898）
上陈右铭年伯书（1898）
圣证论补评自序（1899）
六艺论疏证自序（1899）
鲁礼禘祫义疏证自序（1899）
郑志疏证自序（1899）
尚书中候疏证自序（1899）
驳五经异义疏证自序（1899）
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自序（1899）
致门人贺赞元（1899）
书刘光伯自赞后（1901）
古泉杂咏序（1901）
善化小学堂开学演讲（1902）
鉴古斋日记序（1902）
鉴古斋日记评语选（1902）
湖南师范馆经学讲义（1903）
湖南师范馆伦理讲义（1903）
天津寄王益吾阁学书（1903）
长芦盐法志例言（1903）
纂修《长芦盐法志》条议（1903）
分类编次十朝上谕凡例（1903）
刘氏谱序（1904）
汉碑引经考附引纬考自序（1905）
经学通论自序（1907）
王制笺自序（1907）
四川易古田先生遗说序（1907）
上吴子修学使书（1907）
消夏百一诗序（1907）
应诏陈言谨拟增订学堂章程六条摺（1907）
李荔村同年遗诗序（1907）
教育论（1908）
专著
经学历史（1906）
书经通论（1907）
春秋通论（1907）
皮锡瑞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________历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书摘
导言
皮锡瑞（1850—1908），字麓云，后改字鹿门，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曾自署所居曰“师伏堂”，后人因此尊称他为“师伏先生”。皮锡瑞堪称晚清一代经学大师，也是近代中国一位教育名家。
善化皮氏是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的后代，明中叶从河南襄阳迁到江西清江，乾隆末年转徙湖南，最终定居于善化。皮锡瑞的父亲皮树棠（1829—1889）为同治壬戌（1862）恩科举人，历任湖南宜章和华容县学训导、辰州府学教授、浙江宣平及松阳知县，1885年因病解职。皮树棠病逝后，原为善化首富的皮家迅速衰落，靠出卖祖产和借债勉强维持。到1895年，这个大家庭已无法苦撑，只好分灶析产，皮锡瑞与两个弟弟各自分到的租谷每年不到二百担，却“欠债二千金”。这种艰难的家境，对皮锡瑞的人生与思想都有深刻的影响。
皮锡瑞幼承庭训，早慧而好学，十四岁即考中秀才，接着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得到山长何绍基等名师的指点，学识与志趣不断增长。他年未弱冠，即以文名盛于县邑，与阎士良、王怀钦等友人，皆以“文章才望，有声于时，乡人并相称美”
皮名振：《皮鹿门年谱》，6~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同治十二年（1873），皮锡瑞获选拔贡，但第二年参加朝考，却因突发重病而失利。接下来他三次参加乡试（光绪元年乙亥恩科、二年丙子科、五年己卯科），也都名落孙山，直到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顺天乡试，才考取举人。皮锡瑞的功名就此达于顶点，后来四次赴京应礼部试（光绪九年癸未科、十五年己丑科、十八年壬辰科、二十年甲午恩科），均以失意告归，进士之梦终生未圆，屡次以“汗淋学士”自嘲。
皮锡瑞从小受父辈经世学风的熏染，慷慨以救天下为己任，尤其服膺顾、王经世之学，曾自述说：“年幼入学时，湖南学派未开，读紫阳、阳明之书，颇知服膺，规行矩步，不妄言动。复得亭林、船山著述，始知义理必兼考证，且抗论时事，盱衡今古，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少作诗文，多是此种议论。”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他原本企求科举及第，出救苍生之难，纾除君国之忧，谁知屡困场屋，壮志难酬。皮锡瑞在第二次乡试落第后，曾在致好友书中表示：“今进不能云台横议，献一说以策名清时，退犹冀名山著书，成一家以传之后世。”
《与李荔荪书》，见《师伏堂骈文》，卷二。1894年第四次会试落榜后，他又对门人说：“年少有才者，多不愿治朴学。仆少亦好议论、词藻，壬秋先生劝专治一经，不肯听。近以才华渐退，自分词章不能成家，又困于名场，议论无所施，乃不得已遁入训诂。”
《师伏堂日记》，甲午年七月初一日。可见，皮锡瑞是在“不能云台横议”、“议论无所施”的失意和无奈之下，舍弃词章、议论，转而研究经学，正所谓“穷愁著书”、“遁而穷经”。然而，有志匡济时艰的皮锡瑞，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并不甘于矻矻穷经，终老书斋。在经历一番思想苦痛后，他转而以学术济救当世，将其救时志业与经世韬略，贯注于书院教学和经学研究之中，用心讲求经世之学，逐渐走上“通经致用”的学术道路，并积极投身于晚清变革的时代洪流中，谱写出辉煌的人生篇章。
皮锡瑞从1890年起出外谋生，先是应聘主讲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继于1892年受聘担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山长。他主讲经训书院后，见院中偏重性命义理之谈，学风流于空疏，便着意引导学生研治经史，推考历代治乱成败之源，通达古今之变，以期培养经世救时的人才。例如，甲午战争爆发后，经训书院相继出了“《史记?朝鲜列传》书后”、“名实论”、“齐桓救江黄论”、“东洋感事诗”之类的考题。他在批改考卷时，对那些“借说时事”、“言时事甚痛切”的士子格外欣赏，赞许他们“洞晓洋务”、“颇通时务”
同上书，甲午年七月初一日、初八日、廿二日、廿九日。。他在给门生的题词中，明确提出“卓荦观书期达用，风月闲吟奚益”
同上书，甲午年六月初五日。，反对空谈风月，主张学以致用。皮锡瑞在经训书院连续主讲七年，使院中学风大变，培养出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其中一位高足弟子夏敬观后来就回忆说：“先生主讲经训书院，诸生执经问难，先生剖析所疑，娓娓不倦，或旁及子、史、典章、国故，反复兴革、治乱之源，盖经义、治事未尝偏废也。”
夏敬观：《皮鹿门年谱序》。
皮锡瑞在读书治学中，本着学以经世的精神，力纠前人空谈不切实用的学风。例如，他曾指出清初两位礼学大师徐乾学、秦蕙田虽然精究礼学，却不能请求朝廷斟酌古今，择取其中简明可行者颁于天下，使冠、婚、丧、祭诸礼“无国异家殊之弊”，因此批评他们“讲说虽详而无实用”
《师伏堂日记》，癸巳年七月初二日。，不能学以致用。他还从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经世学术中，提出法敝当变的时代命题。1897年秋，皮锡瑞见到梁启超的《读春秋界说》，对梁氏以流畅的文笔发明公羊家言、阐述变法理论极其佩服，又以梁文尚有未尽之处，立即撰写《春秋义说》，以其才识学力阐扬变法理论。1898年初，皮锡瑞受到湘省新政风气的感染，决定专心讲求“新学”，认为搬弄古董学问本无用处，在乾嘉天下太平时，学者可以专事考订训诂，闭户著书，聊以遣日，如今已非当务之急。他公开标明“学术与政术相通，期于切实有用”，指出：“讲汉学者过于琐细，琐细无用；讲宋学者失于空虚，空虚亦无用。今当务其大者远者，不能不驰域外之观，急宜讲求古今事变、中外形势，方为有体有用之学。”
同上书，戊戌年正月廿四日。正因为皮锡瑞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当时任官湖南的黄遵宪称赞他既精研古学，又兼通今学，特意聘请他担任南学会学长，他由此加入湖南维新变法的行列。
皮锡瑞担任南学会学长后，主持南学会的讲学与答问，在三个多月内演讲十二次，是当时湘省官绅在南学会讲学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人。他通过征引经史、究论时事，对变法、合群、开智、保教、兴商、御外等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自述其讲学，说：“今讲已十余次，所说非一端，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次则变法开智，破除守旧拘挛之习。”
同上书，戊戌年四月初三日。综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讲论，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三点：
其一，宣扬“合群”之论，消除门户之争。维新派曾从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中引进“群学”，借以开启民智，团结人心，共御外侮。严复在《天演论》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梁启超在《南学会序》中，更对合群以救亡作了淋漓尽致的论述。皮锡瑞吸取“群学”思想后，提出治学也应联合群力、集思广益，强调“一人之耳目不能遍及，必须合众人之耳目，方能够见闻广；一人之心思不能尽通，必须合众人之心思，方能够解悟捷。道理必大家考究，方可渐入精微；疑义必彼此参详，方可涣然冰释”
。他通过对朱陆、汉宋、中西之学的异同辨析，既不讳言其异，又于异中求同，提出融贯会通、求同存异的主张，以求化解学派门户之争。对于湖南人的好相攻击，他更是多次加以批评，指出：“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湖南此风更甚。我湖南人最尚气，勇于有为，是其好处，而气太盛，多不能虚衷受益。后生喜谤前辈，同时互相诋毁。”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二次讲义》，载《湘报》，第6号。特别是当湖南新政蓬勃展开之际，新旧派争也日趋剧烈，他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湖南风气，开通者自开通，锢蔽者自锢蔽。官绅立南学会，本期联合众志，齐一人心。今闻外间议论，犹多喧竞，守旧、维新，各持门户。昔唐时牛、李，皆号正人，宋时程、苏，并称贤者，而二党交哄，以致两朝俱衰。湖南如此意见不化，非湖南之福也。”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十二次讲义》，载《湘报》，第79号。皮锡瑞以为“今沧海横流，非争门户之时”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四月初七日。，坚决反对学派门户相争，要求兼采众长，联合群力来保种保教，变法自强。如他在论汉宋关系时，强调孔教岌岌可危，再也不能同室操戈：“汉学师孔子，宋学亦师孔子，考其源流分合，两家本是一家，况今孔教衰微，不绝如线，尤宜破除门户，开通畛域，何必斗穴中之鼠，操室中之戈乎！”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二次讲义》，载《湘报》，第6号。
其二，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洋打教。湖南在晚清长期闭塞守旧，盲目排外，教案迭起，而西方列强往往以教案为借口，扩大侵华权益。胶州事变后，湖南各地谣讹纷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之祸。皮锡瑞很想通过南学会的集会讲学来开启民智，开通风气，消除社会上的盲目排外情绪，防止攻杀洋人，打毁教堂，避免胶州事变在湖南重演。在写给叶德辉的书信中，他指出：“南学会之设，实以夷患方棘，不能开衅，而当求所以抵拒……不先讲明圣教，徒逞客气，见彼驱詈，恐蹈山东胶岛之辙。故学会以开通民智，惟期发明吾道之大，稍除中外畛域之见，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四月初二日。皮锡瑞特意在南学会作“论保种保教均先必开民智”的讲演，倡导“文明排外”。针对湘省士绅民众逞强使气、仇外打教的种种行为，他特别告诫说：“保种宜开智，保教尤宜开智，未闻有以力强者也。”他一再指出攻打洋教的行为有害无益，“如不先明孔教宗旨，徒逞血气，打教士，毁教堂，使彼气焰益张，何足以张吾教”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六次讲义》，载《湘报》，第44号。，并苦口婆心地劝诫广大士绅：“今与西人交涉，为通商、传教两事。我能讲求商务，开通利源，彼即通商，不能夺我中国之利。我能讲明义理，尊信孔教，即彼传教，不能惑我中国之人。近日每以细故酿成巨患，不知彼见中国一意求和，无词可执，意在挑衅，藉为兵端，甚望我伤害彼一人，即可肆其恫喝要挟之计。杀中国人不过偿命，杀外国人非但偿命，且须割地方、赔兵费。如去年胶州湾事，德人窥伺中国已久，然不杀彼教士，不能开此兵端。是杀彼者以为快心，而不知适中彼计。若而人者，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他希望士民绅商抛掉攘夷狄、辟异端的陈腐思想，援引国际公法处理中外交涉事务，谆谆告诫“天下大事，当讲理不当负气”。他还以越王勾践和燕昭王复仇的事例，论证要为国家报仇雪恨，不能指望徒逞意气的匹夫之勇，应当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变法自强：“欲报大仇，当如勾践、燕昭，卧薪尝胆数十年，不可轻于一试。若未修内政，而遽召外兵，譬犹人家，家事不修，阋墙内乱，而欲与人构讼，岂有能胜之理？”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五次讲义》，载《湘报》，第25号。可见，他强调变法自强才能保种保教，把救亡图存与维新变法紧紧地联系起来。
其三，阐发“素王改制”之论，张扬维新变法之说。皮锡瑞认识到中国国情、民性特殊，“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所以要昌言变法，必须假托先圣，“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四月初八日。。因此，他大力阐发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由“推尊孔教而引申变法之说”
同上书，戊戌年四月初七日。。他发挥孟子的言论，认为孔子删订群籍是为了维世立教，“自孔子删订之后，人人读孔氏书，孔子遂为中国二千余年之教祖”，把孔子推尊为千古圣人、儒家教祖。由孔子创教，他很自然引申出“素王”改制变法，指出：“删订五经，始于孔子，其通天人、持元会之旨，尤在《易》与《春秋》二经。”
于是，他以《春秋》论孔子改制之由，以《易》论变法之道，对改制变法作了淋漓尽致的抉发。由于西汉公羊家“素王改制”一说不明见于圣经贤传，而首出于纬书，所以反对变法的人常因此相诟厉。皮锡瑞援引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郑玄为据，解释孔子不在经书中明言改制的隐衷。他说：“《公羊》素王改制之说，出于纬书。郑康成《释废疾》曰：‘孔子虽有盛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待后王。’郑君言改制之说，深切著明。”皮锡瑞又援引孟子对《春秋》的推崇和朱熹的诠释，论证孟子之言、朱子之注与纬书所谓“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及公羊家所云“素王”若合符契。他因此责问：“学者不信纬书、《公羊》，亦将不信孟子、朱子乎？”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八次讲义》，载《湘报》，第35号。皮锡瑞依据亚圣孟子的言论，又援引汉学权威郑玄和宋学权威朱熹的注解，来论证孔子为素王，托王于鲁，寄褒贬之法于《春秋》，即使旧学之士也不得不服其信而有征。当时守旧者无不引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口实，来反对变法。实则董仲舒根据历史事实和公羊理论，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既讲不变，也讲变。因此，皮锡瑞在南学会专门又作“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的演讲。他考察董仲舒对策的全文，指出“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董子以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舜承尧道，故无可为；汉承秦弊，故必变法。其说通达，绝不拘泥”，然后精辟地指出：“盖千古不易者，道也；历久必变者，法也。道与法判然为二，非可并为一。”这样，他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转换成“不变者道，必变者法”，凸显其中变法一义，说：“董子言不变者是道，应变者是法，不当专摘其一二语，以就己说而重诬古人也。”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九次讲义》，载《湘报》，第57号。这一番论述，对那些专以董子之语为护身符来反对和攻击维新事业的人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湖南维新期间，叶德辉等人曾劝皮锡瑞只讲“正学”，不要牵扯公羊改制之论。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今人言变法主孔子改制，言公法主《春秋》义例，言西法引《周礼》、《王制》，皆有微意存焉。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时用，故经学莫盛于汉。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以《洪范五行传》警人主，此皆汉儒微意。若谓谈经学不必及时事，则五经真同刍狗，而经义可废矣。谓《春秋》之义只可治东周之天下，不可治今日之天下，而《春秋》可弃矣。谓外国富强，全不合于圣人之道，则圣人之道不足以致富强，而圣教可灭矣。学者尊圣教，崇经义，宜有贯彻古今中外之通识，不当专持拘忌狭隘之迂谈，必以牵合傅会为疑，则《春秋》非司空城旦书，汉人何为引之决狱乎？为此说者，非以张彼国气焰，实以宏吾道规模，非谓夷狄之学可比于圣人，实以见圣人之道，能行于夷狄，即涉傅会，亦可无讥。”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七日。皮锡瑞要求将尊孔崇经落到实地，以鉴古观今、中西会通之学识，切于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实用。他说“若谓谈经学不必及时事，则五经真同刍狗，而经义可废”和“即涉傅会，亦可无讥”，足见他治经以济救当世要务的坚定与执著。
皮锡瑞在南学会以学术为手段，引经据典，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登堂演讲，议论侃侃，响如振玉，闻者洒然动容”
皮名振：《皮鹿门年谱》，60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推动湖南维新事业作出了贡献。返回经训书院后，他又在南昌发表演说，力促开通风气，并鼓励门下弟子积极筹措各项维新事业。谁知戊戌政变后，清廷竟以“离经畔道，于康有为之学心悦诚服”等罪名，将皮锡瑞的举人功名革去，并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5册，2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所幸不久之后，经历庚子灭洋之乱和辛丑议和之辱的清廷，以时局孔急，再次宣布实行变法，于是以废书院、兴学堂为先导，各项新政次第推行。皮锡瑞对朝廷幡然变政、广兴学堂、培植人才，自然格外高兴，也备受鼓舞，跃跃欲试。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善化县聘请皮锡瑞创办小学堂，他欣然出来任事。学堂共招收学童60余人，于六月十五日开学，皮锡瑞发表演讲，畅谈兴学育才之旨，激励学生“勉力读有用之书，他日学成出建功业”。他还着重指出新式学堂与旧时书院不同，教学应当中西兼重，说：“今之世变为前古所未有，必须博通古今中外之学，方为有用。方今功令以策论列经义之前，正为此也。译学、算学固在所重，而史学、时务尤当讲求。”
《师伏堂日记》，壬寅年六月十四日。从此以后，皮锡瑞积极参与湖南省城兴办新学的工作，先后担任善化小学堂监督、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并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任教经学、史学、修身与伦理等课程，兼任省图书馆纂修、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恪尽职守，贡献才智。皮锡瑞曾说：“自学堂开办以来，常充监督、教习之任，学堂利弊得失，颇能窥见万一。”他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洞察学堂的得失利弊，发现、提出许多新旧教育交替之际值得思考的问题，为当时甚至为后人兴办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有益的启示。综而言之，他在兴学中思考最多的有三点：
一是如何消除学堂内外的各种干扰，维护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皮锡瑞提出统一教科书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担任善化小学堂监督时，曾严格审查引进的原版教材和中国留学生编写的教科书，凡有牵涉敏感的现实政治或是妨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总要加以删减或是根本取消，以免守旧派有所借口，破坏学堂事业。1907年他受聘担任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主要职责是审查全省学堂所用教材特别是各校所编讲义。当时学堂林立，各种思潮纷纭，全国无统颁教材，造成各种教学和思想上的混乱：“教员人自为书，家自为说，新旧异趣，高下殊途，每换一人，则教法不同，甚或全然反对，生徒莫知所从，以致师弟冲突。其所沿用之教科书，乃日本人及留学生所编辑，宗旨既不尽合，教授殊不相宜。教员之学问稍深者，犹能择取其长，自编讲义；其学问不深者，但知钞录原文，一字不易，师以此教，弟子以此学，近日学生离经畔道，皆由此等教科书有以启之。”因此，他提出由学部统一编审和颁行教科书，“收道一风同之效”。
二是如何促进新式教育的普及，培养新人，开通民智。皮锡瑞关于课程设置、分科设立学堂和奖励学生出身的意见，就集中反映出他为新式教育的普及所进行的努力探索。在学堂兴办之初，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弥漫一时，偏重于造就新式应用型人才，大量搬用国外特别是日本的教育模式，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就是求新求全，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年龄特点。皮锡瑞批评说：“自初级小学各科八门，增至高等学堂二十四门，意欲兼揽中西，以臻完备，而学者顾此失彼，未免骛广而荒；名为各学皆通，实则皆不精通。”他提出应适当增减普通学堂的课程，着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兼道艺之长”的普通新国民；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开办各种专门或专科学堂，招收普通学堂优秀毕业生入学，培养各科专业人才。他明确指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快普及教育，培养新式国民，“今欲教育普及，必使人人皆可仰企，学校乃无弃才”。这实际上已提出区分普通国民教育与专门技艺教育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着借鉴作用。在科举与学堂废替之际，社会观念仍然崇重功名出身，所以科举制度中蕴含的刺激教育的积极因素不应否定，可以合理利用。皮锡瑞深有见地地指出：“昔在汉世，盛极儒林，考之班书，实为利禄。……学者非只求卒业，并冀得有出身。凤发轫于丹山，龙翥先阶于尺木。是以担簦景附，鼓箧云蒸。若仕进之阶，比登天之乏术，恐奋勉之气，将坠地而难兴。”新政初举时，朝廷多次颁发谕旨，先是以功名奖励游学，继而给国内各级学堂毕业生奖以相应功名。对此他极为赞同，后见学部所定章程虽有奖励条款，却以学生程度不及，未予实施，皮锡瑞为此再次提出：“今学堂举办未久，尚属萌芽，年限虽满，程度诚有未及，而科举初停，乡人但知举贡生员之荣，即学生理想独高，不能家喻户晓。开办数载，年限已过，奖励不及，怨望必生，横议妄言，未必不由于此。乡人见入学者久无所得，听信旧党，阻挠学堂。似宜遵照前章，从宽奖励，使其得者欢欣鼓舞，未得者各加奋勉，有希望之目的，不敢轻弃资格，动起风潮。其未入学者，歆羡求入，乡人相劝，学校如林，则学界可以扩充，而教育易于普及矣。”借助功名利禄的诱导来广兴学堂，普及新式教育，应该说是一种切合时宜、行之有效的主张。
三是如何维持“旧学”在新式教育中的地位，昌明孔圣之教，培养纯正之才。20世纪初年，伴随着出国留学和大兴学堂，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潮涌而入，全盘西化思潮一时盛行，“中学”因此大受冲击，孔孟的神圣偶像渐呈破碎之象，经学的独尊地位有日趋动摇之势。这些急剧变化在教育上的反映，就是课程设置重“艺”而轻“道”，学生思想趋新而厌旧，正如皮锡瑞所说：“近日邪说流行，乃谓中国欲图富强，止应专用西学，五经四书皆当付之一炬。办学堂者敢于轻蔑圣教，民立学堂，多无经学一门，即官立者，亦不过略存饩羊之遗。”他认为学堂生徒出现离经畔道，原因是经学课程太少，经学大义茫昧。因此，一方面，他要求在课程设置中突出经学的地位。鉴于“今学堂因功课繁多，往往偏重艺能，反轻圣教，经、史、国文钟点甚少，或且并无经学、国文”，他提出普通学堂只设经学、史学等六门基础主干课程。他又奏请朝廷严饬各处学堂遍设经学科目，或增加课时，“凡学堂不教经学者，即行封禁，不重经学者，罪其监督、堂长，则圣教益以昌明，而所学皆归纯正矣”
以上均见皮名振：《皮鹿门年谱》，98~104页。。他在主持善化小学堂和湖南高等学堂期间，每逢朔望之日，必定率领全校学生行祭孔大礼，坚决反对轻蔑圣教、废弃经学的做法。另一方面，他身体力行，改进经学教学，编撰相应的教材。他在讲授经学时，用汉人存大体玩经文之法，不作高深之谈，没有烦琐破碎之弊，努力以史事、时局来比证阐述经书大义，所以深入浅出，极受欢迎。他的儿子皮嘉祐曾追述说：“其教授时复不作艰深之论，以苦人索解，于阐明微言大义外，必取与现今时代情势相合与事之关乎政教者，反复发挥，以求通经可以致用。议论宏博，辄铿铿作金石声。故先大夫开堂演说，诸生靡不屏息端坐，倾耳静听，忻忻焉无倦容，间有特往聆讲者。讲学之善，亦可见矣。”
皮嘉祐：《师伏堂春秋讲义跋》。为便于教学，皮锡瑞相继编撰《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撮拾先贤精粹，发明经书大旨，至今仍是经学的入门书籍。从大体上来说，皮锡瑞强调兴办学堂必须尊经尊孔，虽有意凭借它们来抵制过激学说，特别是消弭学生的革命思想，但也有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和加强学生人格修养的考虑，不能一概否定。
皮锡瑞曾多次呼吁广开学堂，培植人才，晚年获赐良机，以衰弱之躯、耿耿之心，为湖南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04年至1906年，学务大臣张百熙和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先后三次延聘皮锡瑞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他均因故辞谢。在去世的当天，皮锡瑞还在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撰写歌词，可谓鞠躬尽瘁。
皮锡瑞早有文名，喜作诗文，好发议论，后来因为科场失利，才转事考据训诂。他经常利用入都应试的机会，在上海、北京等地收集汉碑资料，作为治经的参证。1887年，皮锡瑞丁忧家居时，笺注伏生《尚书大传》，为其一生著述之始。1890年，他完成《易林证文》二卷，1892年，又完成《尚书古文疏证辨正》一书。1894年第四次会试不售后，皮锡瑞绝意功名，奋志著作，到这一年年底，《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古文考实》一卷、《史记引尚书考》六卷、《尚书大传疏证》七卷和《孝经古义》先后定稿，并将此前研治群经的心得，汇辑为《经训书院自课文》三卷和《师伏堂经说》十卷（其中《礼记浅说》二卷、《左传浅说》二卷刊行，现存《公羊浅说》、《论语浅说》两种稿本，其他各种散佚）。到1898年投身维新运动时，他又撰出《孝经郑注疏》二卷、《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郑志疏证》八卷附《郑记考证》一卷、《答临孝存周礼难》一卷和《春秋义说》一卷。戊戌政变后，皮锡瑞杜门著述，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六艺论疏证》一卷、《圣证论补评》二卷、《尚书中候疏证》一卷、《驳五经异义疏证》十卷、《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三卷和《鲁礼禘祫义疏证》一卷，出现了第二次著述高峰。此后，虽然年老体衰，还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皮锡瑞仍有《汉碑引经考》六卷附《引纬考》一卷、《经学历史》一卷、《经学通论》五卷、《王制笺》一卷、《师伏堂笔记》三卷、《师伏堂春秋讲义》二卷等相继刊行。另外，除了这些经学著作，皮锡瑞还有《两汉咏史》一卷（1895年成稿，未刊）、《宙合堂谈古》一卷（1895年成稿，未刊）、《读通鉴论札记》（1900年成稿，未刊）、《鉴古斋日记评》四卷（1902年刊）、《蒙学歌诀》二卷（1903年刊）、《师伏堂诗草》六卷（1904年刊）、《师伏堂咏史》一卷（1904年刊）、《师伏堂词》一卷（1904年刊）、《师伏堂骈文》四卷（1904年刊）和卷帙浩繁的《师伏堂日记》（起自1892年，终于1908年，未刊）。
从皮锡瑞的经学著述来看，可以说是精研群经，会通众家，并贯以今文之学，使其学术自成体系。但就其一生治经历程及成就来看，应以《尚书》研究用力最勤、成绩最著。皮锡瑞研究《尚书》的著述，大体可以分作三类。一是对伪古文《尚书》公案的评判，有《尚书古文疏证辨正》、《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和《尚书古文考实》。对伪古文《尚书》的怀疑和考辨始自元、明，至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集其大成，乾嘉诸儒又续作补证，基本可以定谳。但与此同时，替伪《书》鸣冤、翻案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影响最大。皮锡瑞认为阎若璩因时代所限，对今、古文家法未尽了然，而且经常援引宋人臆说来诋斥西汉古义，“非特无以服伪孔之心，且恐左袒伪孔者将有以借口”
《尚书古文疏证辨正自序》。，于是对阎书再加辨正，纠其谬而补其缺。至于毛氏之书，过去常被认为是与阎氏作对，皮锡瑞则指出毛书实是与朱子立异，不用宋儒臆断解经的新说，值得充分肯定，“其弊在专信伪孔，并伏《传》、《史记》亦加訾议，与《疏证》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对勘而明”
《古文尚书冤词平议自序》。，所以撰写《古文尚书冤词平议》，纠正毛书因批驳宋儒而连带驳斥汉儒的失误。皮锡瑞指出，《尚书》中只有今文最为可信，如果不依据《尚书大传》和《史记》，仅引马、郑经注与宋儒臆说，则难以驳倒伪古文《尚书》。他的《尚书古文考实》还通过考辨古文《尚书》在汉代出现、流传的始末，提出古文《尚书》不可信据。二是对《尚书大传》的辑校与疏解。皮锡瑞的《尚书大传疏证》以陈寿祺辑本为主，广搜博采，拾遗补缺，订讹纠谬，是清代最为完备的伏《传》辑本。至于该书的精华，则是通过名物礼制的考证，对伏《传》和郑《注》异同详加考辨，判分今、古文家法，恢复伏生《书》学本义，“扶孔门之微言，具伏学之梗概”
《尚书大传疏证自序》。，于伏生之学最具畅微抉隐之功。三是对今文《尚书》篇章、文字的考证与疏解。皮锡瑞在考辨伪古文《尚书》和注解《尚书大传》的过程中，全面掌握了两汉今文《尚书》资料，对其传授渊源与经义奥蕴也别有会心，广搜博采，融会贯通，著成《今文尚书考证》，将其《尚书》研究的心得汇集于一书。王先谦虽对皮锡瑞尊崇今文不肯苟同，却对书中丰富的资料与严谨的考证极其佩服，推崇说：“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弊，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
王先谦：《今文尚书考证序》。当代研究《尚书》学史的专家刘起先生也高度评价说：“皮氏的《今文尚书考证》等于把西汉今文《尚书》作了一总结性叙述，凡段玉裁、陈乔枞所集材料，其书中都拥有，另增加了大量汉碑材料及段、陈偶未引到的文献材料。因此在论定今文的文字取材方面，比段玉裁、陈乔枞又大进了一步，使后学者要找早已不传的汉代今文《尚书》，凭这部书就可最大限度地见到它所能见到的材料。”
刘起：《尚书学史》，4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与此同时，皮锡瑞“少习郑学”，至老仍然“服膺郑学”，对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学术潜心考索，作了一番疏通证明、阐幽表微的工作，所撰《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六艺论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鲁礼禘祫义疏证》等书精深绝诣，将清代的郑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皮锡瑞一意扶翼郑学，成为清代精究郑学的专门名家，有门人这样评述他：“盖先生精《礼》经，考《诗》四家、《礼》二戴、《春秋公羊传》、司马《史记》记礼之辞相出入者，以证伏《传》。于郑君著书，始纬次经，先今后古，明其学术先后异同之故，笃信郑君，多详古礼。故又兼治郑学，疏通其一家言，其畅微抉隐，扶翼西京今文之学，殆超越乾嘉诸儒，而为清代经师殿后之一人也。”
夏敬观：《皮鹿门年谱序》。虽不无溢美之处，而所言大体不谬。
皮锡瑞在经学研究中，除实践其“通经所以致用”的主张外，还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
第一，“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皮锡瑞早年治经从马、郑入手，留意于训诂考订，后来服膺顾、王，“始知义理必兼考证”，提出以训诂文字、考订名物来探求经书旨蕴，力主考据、义理兼重。他经常在日记中，依此标准评判前辈时贤的治经得失，对于征引翔实、依据确凿者赞不绝口，对于新奇之论、臆断之说则大作批评。例如，崔述在《考信录》中力辨文王不称王、周公不摄政，但说理有余而证据不足，皮锡瑞因此指责他“未免宋儒以义理断数千年前事实之弊”。他不但屡次讥责烦琐细碎、使“经学真同刍狗”的考据末流，而且一再批评空衍义理、曲解臆断的常州公羊学派，有一则日记就写道：“观刘申受《尚书集解》，多载阳湖庄氏之说，改易经字，移窜经文。夫国朝通儒所以崇尚汉学、诋斥宋学者，以汉学笃实，言必有征耳。今改经以就己说，效王鲁斋之尤而又甚之，以此说经，圣人之书无完肤矣。以臆说为微言，以穿凿为大义，此真经学之蟊贼。”
《师伏堂日记》，癸巳年六月十二日。他批驳魏源《诗古微》妄以己意解经，荒经蔑古，并郑重申明：“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
《经学通论》另有一篇“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批评常州学者擅改经注，自矜创获，说：“解经但宜依经为训，庄、刘、魏皆议论太畅，此宋儒说经之文，非汉儒说经之文。解经于经无明文者，必当阙疑，庄、刘、魏皆立论太果，此宋儒武断之习，非汉儒矜慎之意也。”
《经学通论?诗经》。皮锡瑞将自以为独得孔门真传的常州公羊学者，评为“非圣无法”的经学蟊贼，批判之严厉，与出于门户之见攻击今文学派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几无二致。皮锡瑞主张“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摒弃荒经蔑古、空衍义理的做法，以朴实之法说经，多新义胜解，凡抉幽隐，必引经稽古，确有所据；凡有歧异，必罗列众说，参互考验；凡遇衍脱，必补苴掇拾，详加考订；凡生疑滞，必广搜博采，疏通证明。他自谓“考定名物制度，颇可自信”
《师伏堂日记》，丙申年三月十二日。，以训诂文字、考证名物来阐抉经书奥旨，将义理与考证熔冶于一炉，故说经新颖而依据确凿，有朴实谨严之风，而无支离破碎之病；有钩深致远之优，而少牵强臆断之弊。叶德辉曾赞誉《六艺论疏证》“考订残阙，别白是非，无一语不求其安，无一字不征诸实”
叶德辉：《六艺论疏证序》。。
第二，“学求心得，勿争门户”的学术立场。晚清学界既存在汉宋、今古之争，又出现中西、新旧之别，分门立户，党同伐异，让人莫衷一是。皮锡瑞认为这是俗儒妄生门户、出主入奴的陋习，指出“凡学当求心得，古人之自成一家者，其学皆有所长，非可轻诋”，学者应当各以所近学之，不必株守一家，是丹非素。维新变法时期，他又以西学西教侵凌、孔教岌岌可危，痛言：“中学有汉学有宋学，宋学又有程朱之学、陆王之学，今又别出中学、西学、旧学、新学，互相攻击，有如仇雠。现在孔教衰微，不绝如线，亟宜破除门户，同心合志，以保孔教，岂可同室操戈？”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三月十四日。与此同时，他指出治学贵在自求心得，“无论何项学问，皆贵自有心得，不必徒争门户，是己非人”，即使学派宗旨不合、学术见解相左，也应该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尽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妨有异同，不必争门户”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二次讲义》，载《湘报》，第6号。，显示出博大的学术胸怀。对于不同的学术和异质的文化，他还提出一种“深究其理，以观其会通”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三月十四日。的主张，对于正确处理新旧、中西之争很有启示。皮锡瑞一生追求博通，力除门户，为学兼有汉宋之长，既遵今文家法，亦守汉学矩矱，力图将今文学与考据学融贯为一。他在《今文尚书考证》中，力倡“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在《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等书中，他考察郑玄先通今文、后通古文的治学路径，强调“学者因其参差之迹，正可考见经学门户之广”，彰扬其融通今古的学风，提出“今、古文皆有师承，不可偏废”。皮锡瑞曾说：“《公羊传》，经学也，一字褒贬，皆圣人之意也。《左氏传》，史学也，据事直书，不立褒贬，虽不传《春秋》，而书不可废也。”
《驳俞理初公羊传及注论》，见《经训书院自课文》，卷三。这种对待《左传》的态度，就鲜明地体现出他在学术上的兼容品性。后来他在长沙各校讲授《春秋》三传，编成《春秋讲义》一书，章太炎责其“不能守今文师说”，正好体现出皮氏为学兼容并蓄的一面，而暴露了章氏拘守门户的狭陋。
皮锡瑞的经学取向可以归结为四点，即尊孔、崇古、宗汉和主郑。他推尊孔子制作六经，崇尚汉儒师法家法，显示今文学家的严正立场，而在传注上的崇古宗汉，则与“凡古必真，凡汉皆是”的汉学家并无异趣；他对东汉古文经注特别是郑玄笺注的疏通发明，更与晚清公羊学派工诃贾、马、许、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改其专己守残、党同妒真的学风。他虽然尊崇今文经说，却不贬抑古文经典，出入今古之间，融采众家之长，不拘门户，唯善是从，不但与“尊古斥今”的古文学家迥然有异，更与其他“尊今抑古”的今文学家截然相别。叶德辉就对皮锡瑞学问的博通大加赞颂，在给《六艺论疏证》作序时，把两汉以来的儒学分成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谓其“好学深思，邃于经术，于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贯通之”。张舜徽更是在《清儒学记》中大力表彰皮锡瑞的“通人之学”，认为他能贯通群经，讲求大义，强调说：“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实是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论其造诣，远远超过了王闿运和王先谦。”皮锡瑞曾评价郑玄说：“郑兼通今古文，择善而从，誉之者以为郑学宏通，毁之者以为坏乱家法。”
皮锡瑞：《圣证论补评自序》。移此语意以评皮锡瑞本人，可谓恰如其分。
总之，皮锡瑞是晚清历史巨变下中层士绅的典型。他先是执著于科举，企图射策高中，出而经邦济世，在科场连挫之后，才绝意于功名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成为著述等身的一代通儒。他精治《尚书》，彰显奥义，兼攻郑学，深究古礼，融贯群经，创发大义，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以其治学主张和成就，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皮锡瑞又力主“通经致用”，一生穷经究史，通达古今之变，积极投身救时济世的实际事务，见证、参与了晚清湖南新政的历史进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戊戌年提出“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
《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七月十八日。，继而在晚清新政中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
皮锡瑞：《鉴古斋日记序》。，反对“全盘西化”，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以其理论探索与实际贡献，成为晚清变法和湖南改革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皮锡瑞从经世救时走向维新变法、由“穷愁著书”转而“通经致用”的经历、言行与思想，可谓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变迁的一种缩影。

皮锡瑞的现存著述有400多万字，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不仅翔实地记录着他个人的生平经历、政治思想、社会生活和学术成就，而且对于今人了解和研究晚清的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和社会变迁，也是一份宝贵的资料。经学著作构成皮锡瑞全部著述的主体，但它们绝大多数属于笺注、考评、疏证，颇为繁碎，且内容过于专门，未必适合一般读者，所以本书只选录各书的自序或凡例，借以知其要旨。皮锡瑞还喜治史学，从早年为应试大写史论文章，到晚年逐卷批点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曾有多种史学著作问世。尤其是在遭受禁锢期间，他指导私塾弟子陈绍箕研读《资治通鉴》，以札记形式写成《鉴古斋日记》，为之详加批注，阅尽前代兴亡，陈古切今，对晚清的内政和外交屡加针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变革主张。因《鉴古斋日记》篇幅较大，所以从中摘取30余则，先录陈绍箕日记条文，后列皮锡瑞评语，期收斑中窥豹之效。皮锡瑞生前编定、刊行的《师伏堂骈文》4卷，收有他1873年至1903年间所作文60多篇，或谈古，或述今，或论文，或评诗，或叙事，或纪游，较为全面地记下他大半生的生活、思想与学术。另外，在湖北省图书馆所藏《师伏堂日记》、湖南省博物馆所藏《鹿门文稿》、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师伏堂经学杂记》等稿本中，以及在《湘报》、《湖南学报》、《南强旬刊》等报刊和《皮鹿门年谱》、《翼教丛编》等书籍中，也留存着皮锡瑞若干单篇文字。其中《湘报》所刊皮锡瑞1898年在南学会的讲义与答问、《湖南学报》所刊皮锡瑞1903年在湖南师范馆讲授经学和伦理两门课程的讲义，《皮鹿门年谱》所收皮锡瑞关于湖南维新变法与兴办新学的书信和条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晚年生活与思想的新变化，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晚清学术与教育向近代转化的轨迹。现从以上各种资料中，搜集、挑选出皮锡瑞颇有代表性的文章80余篇，根据《皮鹿门年谱》、《师伏堂日记》所载成稿或刊行的时间（在篇题下注明年份）加以编排（同年者依月日分别先后），并在篇末注明出处。皮锡瑞为适应新式学堂讲授经学之需而编写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对中国经学的源流演变及历代学者的治经得失作了总结和概括，提纲挈领，指示门径，功力非凡，深入浅出，一直广泛流传，直到今天仍是经学入门教材。这两本书虽然目前有多种印本，近年还有两种整理本出版，但迄今没有人作细致的校勘，断句标点也较多错误。《经学历史》篇幅短小，所以全文收录，整理时以思贤书局原刻本为底本，参考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经学历史》初稿本和周予同注释本，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最佳版本。《经学通论》篇幅较大，难以全文收录，好在该书对各经的论述互相独立，所以选录其中的《书经通论》、《春秋通论》，校点时以思贤书局刻本为底本，参考中华书局校印本。总之，希望这本选集，能够较好地反映皮锡瑞的生活、思想与学术，同时又可以折射、印证晚清历史的剧烈变化，为今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提供一点帮助。
遵循古籍整理的通则，凡版刻错误，确有依据者加以改正，并出注说明；遇有重要异文，也出校注说明；异体字、古今字等改为通行规范字，避讳字径予回改，通假字则保持原貌。
此次选录与整理皮锡瑞的著述，得到湖南大学文学院谢序梅老师和我的硕士研究生刘焱同学的帮助，他们在搜集材料、挑选篇目、打字校对等方面付出了不少劳动。因学识与时间有限，本选集难免会存在一些缺失与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