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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郭嵩焘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556-9
著者：熊月之
责任编辑：胡明峰 吴天宇
成品：160*230页数：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6-09
定价：64.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作者郭嵩焘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感觉敏锐、思想先进
作者学养深厚，博古通今，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批评，对中外诸多交涉得失的分析，均鞭辟入里，见识超群
本书选取广泛，可反映郭嵩焘思想众多面相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大变动时代容易产生大思想家。郭嵩焘生活在清代道咸同光之际，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天朝帝国”变为列国之一，由闭关自守变为被动开放，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启动工业化进程。郭嵩焘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动的脉搏，走在了时代思想的前列。他努力了解西方，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良善的制度，反对因循守旧。他不畏人言，勇于担当，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尽力介绍西学西制，呼吁中国走向世界，虽备受攻击而百折不挠，无怨无悔。他学养深厚，博古通今，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批评，对中外诸多交涉得失的分析，均鞭辟入里，见识超群。

编者简介
熊月之，1949年生，江苏淮阴人，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专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等；主编《上海通史》；论文有《论郭嵩焘》（1981）、《郭嵩焘出使述略》（1983）、《论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1983）等百余篇。

◆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郭嵩焘著作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他对西方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了解；二是他力主变法革新、兴利去弊的论述；三是他对诸多中外交涉、政治事件的见解；四是他在学术方面的见解，对同时代人物的品评，以及他的自我评价。全书分日记、奏稿、书信与自叙四部分，日记部分比例较重，希冀能够反映出郭嵩焘思想的众多面相。

◆ 简要目录
目录
导言
日记
与翁叔平谈洋务（1876）
与慈禧太后对话（一）（1876）
与慈禧太后对话（二）（1876）
与慈禧太后对话（三）（1876）
游香港（1876）
游新嘉坡（1876）
游锡兰、印度（1876）
记马格里述萨克敦岛（1876）
与马格里谈西洋船主（1876）
与刘和伯论洋务（1876）
记马格里述西洋对待俘虏之道（1876）
记各国旗式（1876）
游苏尔士（1876）
与马格里论土耳其改国政（1876）
记马耳他岛（1876）
参观英国电报局（1877）
参观小学（1877）
参观英国博物馆（1877）
参观英国钱币厂（1877）
游伦敦故宫（1877）
参观英国监狱（1877）
参观英国工艺学校（1877）
听英国学者演讲热学（1877）
赴下议院听议事（1877）
听英国学者论天文（1877）
参观英国法院（1877）
听英国学者讲电学（1877）
参观博物院（1877）
参考英国税务管理（1877）
游水晶宫（1877）
考察地理学会聚会（1877）
观英国赛马（1877）
记英国学者介绍矿石（1877）
记化学知识（1877）
参观英国机器（1877）
参观英国御医馆（1877）
陪巴西国主听音乐会（1877）
参观英国农业机械厂（1877）
参观格林威治天文台（1877）
赴英国三处茶会（1877）
听英国学者谈矿物学（1877）
听土耳其公使谈国际形势有感（1877）
参观英国该尔斯医院（1877）
参观赛洋枪会（1877）
参观光学仪器（1877）
记日本公使述明治维新（1877）
述英国训练流浪儿童（1877）
参加英国人茶会（1877）
参观英国洋枪局（1877）
述西洋活字印刷书籍（1877）
参观英国监狱（1877）
参观甲敦炮台（1877）
记述西人种树之法（1877）
参观格尔林治矿厂等处（1877）
游水族院（1877）
记西人游英吉利海峡等事（1877）
记印度宗教风俗（1877）
参观何罗威监狱（1877）
录西人卫生知识（1877）
述西报论吴淞铁路等事（1877）
述电气电话（1877）
参观电气厂（1877）
述西人论环球人物（1877）
记日本公使述日本维新（1877）
论英人治理香港事（1877）
参观伦敦市政厅（1877）
与威妥玛论中国政治（1877）
述日本注重发挥领事之商业功能（1877）
记马格里述西方科学史（1877）
述古希腊隐士事迹（1877）
参观牛津大学（1877）
述英国科学家（1877）
述张力臣论洋务（1877）
论报纸与国政（1877）
论英国政治（1877）
论西洋宗教（1877）
论古今变局与应对之方（1877）
论日本外交应对有方（1877）
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图强（1877）
评沈葆桢毁弃吴淞铁路（1877）
论泰西国政（1877）
参观西洋小学（1877）
述严复谈西学（1878）
与威妥玛议中国官场（1878）
记西报述西洋各国勋章及文明程度（1878）
述西国治安与断案（1878）
述留德学生素质（1878）
述严复与张力臣西学观之分歧（1878）
述海德公园任人辩论（1878）
听英国学者谈声学（1878）
论华北五省灾情（1878）
论英国两院制（1878）
听严复等述西学（1878）
与西人述被参缘由（1878）
参观英国火药机器局（1878）
议俄国刑法（1878）
与威妥玛谈洋务（1878）
议论古今变局（1878）
参观巴黎万国珍奇会（1878）
游法国荣军院（1878）
游大会场（1878）
论英美工人罢工（1878）
论英国破格擢拔人才（1878）
记电话（1878）
记英人述太平洋岛屿情形（1878）
观英国舞会（1878）
述英国舞会（1878）
游格林威治学馆（1878）
论同治中兴人才特点（1878）
述德皇被刺（1878）
述西人订婚礼（1878）
参观英国医学博物馆（1878）
与英人论中西进身路径（1878）
参观英国荔榛园花会（1878）
记英人北极探险（1878）
比较中西政治（1878）
读西报论中国赈灾事（1878）
参观织线厂（1878）
游克虏伯机器局（1878）
游荷兰（1878）
游比利时（1878）
论西国研求道路治理（1878）
参观法国国立图书馆（1878）
参观法国下水道与气球（1878）
参观凡尔赛（1878）
参观三希学馆（1878）
与威妥玛讨论《烟台条约》（1878）
与英国外相辩论《烟台条约》（1878）
论西洋犯上作乱（1878）
论西方重视向他国学习（1878）
评论中国禁止人民出国游历（1878）
与巴兰德论中国洋务（1878）
照相记（1878）
游苏格兰（1878）
评意大利国主被刺事（1878）
述刘锡鸿奏参事（1878）
述刘锡鸿出洋事（1878）
录西报论中国出使欧洲使臣（1878）
有感泰西照相等新法（1878）
与英国外相沙乃斯伯里论洋务（1878）
参观英国邮局（1878）
论西国税收（1878）
与马建忠讨论泰西天文学（1878）
听罗清亭等谈留欧学生课程与才能（1878）
观西洋戏法（1878）
评俾斯麦行政（1878）
辞别英国君主（1878）
辞别英国首相毕根斯由（1879）
记西人重视海洋学（1879）
与西人论泰西政教风俗（1879）
论耶稣教（1879）
论泰西政治得失（1879）
与西人讨论脑相学（1879）
与傅兰雅论中国学习西法（1879）
记西人述脑气（1879）
与傅兰雅论英国殖民（1879）
与傅兰雅论中国人心偷敝（1879）
比较儒释耶三教（1879）
论秦汉以后夷夏关系（1879）
与友人论洋务（1879）
论清廷政治（1879）
回籍轮船受阻（1879）
记余佐卿谈洋务（1879）
回乡谢绝酬应（1879）
记乡民保守（1879）
与张力臣谈洋务本末（1879）
自述能见洋务之大（1879）
批评湖南官员办理洋务失当（1879）
自述坚持谈洋务（1879）
与友人论谈洋务之亟（1879）
论湖南风俗（1879）
论道听途说之害（1879）
述遭人揭帖诋毁事（1879）
论出使人才素质（1879）
论曾纪泽气质（1879）
记友人论左宗棠曾纪泽气质（1879）
被人造谣招引洋人来湘（1879）
述友人论古今人物（1879）
由曾纪泽日记品评洋务人才（1879）
论湖南官员（1879）
与友人论为官之道（1879）
论湖南风俗民情（1879）
论丁日昌素质（1879）
论当代四逸（1879）
论人心风俗（1879）
遭匿名书攻击（1879）
与洋人周旋当以理相处（1880）
在禁烟公社演说（1880）
论禁烟会宗旨（1880）
论立君为民（1880）
吟诗述经世怀抱（1880）
记禁烟公社演说（1880）
读晁景迂传（1880）
论大禹铸鼎象物（1880）
论学问本原在立身制行（1881）
在思贤讲舍演讲风俗人心（1882）
记曾国荃论自强（1882）
论中西谋利之别（1882）
论四民之业（1882）
论讲学宗旨（1883）
论君臣之义（1883）
议君德与臣道（1883）
论人心、风俗与气节（1883）
演讲禁烟公社宗旨（1884）
演讲人心风俗（1886）

奏疏
请置战舰练水师疏代
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
请酌量变通督抚同城一条疏
条议海防事宜
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酿成戕杀英官重案折附上谕
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
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附乾隆四十一年上谕
拟销假论洋务疏
请禁止鸦片折附上谕
请饬总署会商驻京公使严订神甫资格以免发生教案片
续陈禁止鸦片事宜折附上谕
请纂成通商则例折
新嘉坡设立领事片
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
办理洋务横被构陷折
俄人构患已深遵议补救之方折附上谕
法扰越南宜循理处置折
因法事条陈时政疏
论河务疏

诗文集
宋儒订正古易考
读《论语》二则
读《孟子》
文中子论
《礼记质疑》自序
《大学章句质疑》序
《中庸章句质疑》序
王实丞《四书疑言》序
《绥边徵实》序
《罪言存略》小引
《十家骈文汇编》序
重刻瞿唐来氏《周易集注》序
《古微堂诗集》序
张小野《梦因阁诗集》序
《熊云渠先生时文》序
唐悫慎公《省身日课》序
黄海华先生《玩灵集遗诗》序
《小瑯环园诗集》序
蛰存《罗华山馆遗集》序
彭笙陔《明史论略》序
丁冠西《中西闻见录选编》序
龙皞丞《坚白斋遗集》序
陈右铭观察赠别诗序
赵君靖《悔初集》序
金眉生《烟雨寻鸥图卷》序
募修上林寺小引
重刻《历代循吏传》序
书《海国图志》后
《名贤手札》跋后
《诵芬书屋文集》序
《湘阴县图志》序
《三礼通释》序
复张竹汀
上陈尚书
再与笏山
复方子听
上沈尚书
复何镜海
复潘伯寅
与李少荃中丞
与曾沅甫
致笙陔叔
伦敦致李伯相
致沈幼丹制军
复姚彦嘉
致李傅相
复曾沅甫宫保
致李伯相
致李傅相
再致李傅相
致彭宫保
复李次青
致曾宫保
致李傅相
致李傅相
致黎莼斋
答黄性田论学校三变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致瞿鸿信三通
致金安清
送朱肯甫学使还朝序
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
相国曾公六十寿序代
送李申甫方伯西归序
送陈右铭廉访序
刘韫斋中丞八十寿序
李筱荃尚书六十寿序
李次青六十寿序
志城五十寿序
曾文正公墓志
陈母李太夫人墓志铭
岳麓书院碑记
船山祠碑记
聂仲芳心斋跋
铁路议
铁路后议
和张笠臣人日对雪
戏书小像
玉池老人自叙

郭嵩焘年谱简编
后记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他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交谊甚深，得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赏识，却仕途坎坷；他曾担任中国第一位出使西方钦差大臣，为求国家富强鞠躬尽瘁，却因先知先觉而不见容于当世；他清廉自守、忠厚耿直、忧国忧民，却不得朝廷赐谥。此人便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郭嵩焘（1818—1891），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悲剧色彩。他晚年作诗曰：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郭嵩焘：《戏书小像》，见《郭嵩焘全集•诗集》，卷十五，21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
此诗可视为其传奇与悲剧一生的写照。先让时光回到1818年，循着他的足迹去解读其传奇而又悲情之一生。
一、书香门第，广结师友
郭嵩焘，1818年4月11日出生在湘阴城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亦作云仙、芸仙、筠轩、仁先，因曾居住在湘阴城东玉池山，故别号玉池山农，晚年改为玉池老人，有书屋名养知，学者又称他养知先生。其父家彪，字春坊，性善，精医，为湘阴一儒医。其母张氏，系长沙张鹏振之女，性格文静，克己奉人，善持家。郭氏兄弟三人，仲弟昆焘，叔弟仑焘，皆有名于时。
郭嵩焘幼时在家跟随父亲粗习句读，11岁从塾师习帖括之学。14岁从学于伯父家瑞，同年湘阴连逢水灾，郭家田租无所出，有时甚至到了忧无米之炊的地步，然郭氏学业未曾中断。1835年就读于仰高书院，与仲弟昆焘同补博士弟子员，步入科举的门槛。1836年，就学于长沙岳麓书院， 1837年中举。至此，郭氏科举生涯都很顺畅，之后的会试则连续四次名落孙山，至1847年第五次会试，才中道光丁未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郭氏秉赋聪慧，又勤学刻苦，所以在20岁之前已在同辈中小有名气，也陆续结识了一些讲求经世致用的才学之士。
在湘阴仰高书院读书期间，他结识了吴英樾。英樾字子略，亦字西乔，郭氏称他“为文劲悍，锋芒逼人” 郭嵩焘：《诵芬书屋文集序》，见《郭嵩焘诗文集》，10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他们相互切磋，互为畏友，学业大进，先后都成为进士。郭嵩焘在湘阴读书期间，还可能已结识左宗植、左宗棠兄弟。左宗植（1804—1872），字仲基，精于天文，曾考订《开元占经》；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曾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不专重制艺帖括，而兼习义理经世之学。由于同乡，加上治学路径相似，郭嵩焘与左氏兄弟结为至交。在《玉池老人自叙》中，郭氏记其与左宗棠“至交三十年，一生为之尽力”，但当他署理广东巡抚时，左氏对其挖苦戏弄，并参劾使之去位，郭氏为此抱憾终生。
1836年，郭嵩焘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时任书院山长为欧阳厚均。欧阳重“有体有用之学”，不拘泥于“文艺之末”，治学倾向于经世致用。在岳麓书院就学期间，郭嵩焘结识了几位重要朋友，包括刘蓉、曾国藩、江忠源与罗泽南。刘蓉（1816—1873），湖南湘乡人，热衷治学而非科举，“尤务通知古今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其风俗及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于三代，思一用其学术以兴教化” 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见《郭嵩焘诗文集》，389页。。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郭嵩焘认为他“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郭嵩焘：《曾文正公墓志铭》，见《郭嵩焘诗文集》，385~386页。。江忠源（1812—1854），湖南新宁人，好读经世书，以名节自砥砺，郭氏与江相识于道光十七年参加乡试时，为同榜举人。罗泽南（1807—1856），湖南湘乡人，曾长期在家乡授徒讲学，其门生多为镇压太平军时名将，郭氏通过结识罗泽南，进而结识了其弟子，扩大了社交面。郭氏曾在《玉池老人自叙》中回忆与刘、曾、江、罗初识云：
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其后与江忠烈公、罗忠节公游从长沙，颇见启迪。此皆二十余年事也，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与，一皆准之以义，未尝稍自贬损，于人世议论毁誉，一无所动于其心。 郭嵩焘：《郭嵩焘全集•文集》，卷二十六，777~778页。
此后，郭与刘、曾等人成莫逆之交。
五次赴京师会试期间，郭嵩焘又结识了一批师友，其著者当推唐鉴和李鸿章。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人，为当时理学名家之一，为曾国藩之师，严于修身，平易待人。郭氏在1844年至1845年之间在京师拜见唐鉴，得以结识这位声名鼎鼎的前辈。 郭嵩焘曾在《唐悫慎公〈省身日课〉序》中提及“道光甲辰、乙巳间，谒镜海先生京师”。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郭嵩焘通过曾国藩与李鸿章结识于1845年在京应会试之时，此后郭李亦成好友。
这些游历和交游，丰富了郭嵩焘的学识，扩大了他的社会基础，对其往后人生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郭嵩焘也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成就镇压太平天国“战功”，从而仕途亨通、名声大显，起了一定作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郭嵩焘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
二、筹办水师，筹集军饷
郭嵩焘的官宦生涯起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时，他虽未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同入咸同将相之列，却亦是书生因“军功”起家。1851年，太平军起，1853年，郭嵩焘劝曾国藩办团练以保卫家乡抗击太平军，旋入曾幕，于是年7月率湘勇赴南昌，赴援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的江忠源，也于同年11月以援助江西功，特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四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曾国藩幕度过，直到1858年供职翰林院。翌年郭嵩焘入值南书房，旋即奉命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而入僧幕。后因与僧意见不合，郭离僧幕回京并因病乞回籍休假。1861年复入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道，次年擢两淮盐运使，8月署理广东巡抚，1866年因官僚倾轧被罢官回乡。在曾幕襄助军务和在粤凡三年，郭氏主要与太平军相周旋，筹办水师、筹集军饷以抗击太平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郭嵩焘虽不像曾、左、李那样领兵挂帅，驰骋沙场，却也不失为一个重要人物。
首先，他是创设湘军的策动者。1852年底至1853年初，太平军围长沙，克武昌，攻九江，士气高涨，帆如叠雪，樯若丛芦，蔽江东下，直捣南京。清廷形势危急，急命在籍侍郎曾国藩就地办团练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得旨后，以母丧守制为托，拟请张亮基代奏恳请终制。郭嵩焘赴吊曾国藩母丧，闻知曾已具疏力辞朝廷之命后，力劝曾国藩出山，说以“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83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并以保护桑梓为辞，请曾父出面劝子，终于说服曾国藩赴省帮办团练。曾国藩由此以办湘勇、创湘军起家，并成就“中兴名臣”之功业。
其次，他是湘军的重要谋士。从1853年至1857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在曾国藩幕中度过，是曾国藩倚重的人物，湘军的营制编定，重大战略决策，他均参与其中，其最重要的建议是倡议筹办水师。
郭嵩焘在赴南昌援江忠源，捕获太平军俘虏审问时，得知太平军号称船只十余万，官兵皆舟居，出没无常，进退迅捷，清军苦无水师战舰，哨探难进，防守无凭，屡战屡败。因此，他向江忠源建议“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江恍然大悟，大为激赏，嘱郭氏代拟《请置战舰练水师疏》。郭详细呈述制战船、购洋炮、治水师的重要意义，提出方案呈请朝廷“宜饬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抚制备战船百余只，一以广东拖罟为式，每船计可载兵五十名；饬广东督抚购备夷炮五百斤、三百斤者合千余尊，以奉到饬旨之日起，克期三月，一例齐备，陆续放至武昌，以备调遣” 郭嵩焘：《郭嵩焘奏稿》，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除此之外，呈请调集闽、浙、粤等处水师营兵，参与镇压太平军。清廷对此疏十分重视，即命各地照办。曾国藩也以筹备水师为己任。郭氏制战舰、购洋炮、治水师的意见，具有扭转清军与太平军局势的全局性意义，太平军从此失去了水上优势，而清军的水上劣势则得以弥补。
再次，他是湘军筹饷的关键人物。湘军初创时，兵饷无着，经费拮据，郭嵩焘以筹饷为己任，首先提出“劝捐”，继而提出“厘捐”和“盐捐”，为筹集军饷四处奔走。他到益阳、宁乡等处，劝捐筹饷，不到一月便得银十余万两。另外，他在苏松粮道、广东巡抚任上，大力整顿厘务，派捐劝输，继续解决湘军及其他清军的军饷问题。虽说曾国藩曾发布著名的《讨粤匪檄》，声称湘军不仅是为保卫大清而战，更是为保卫名教而战，使“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文集》，232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在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具有号召力，但是，郭氏在派捐劝输过程中，操之过急，譬如广东原来每年收抽厘捐只得70万两，郭到任后，剧增到140万两，搜刮过甚，难免使当地士绅心生反感，他们特编一幅对联讥讽他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毛鸿宾：

人肉吃完，唯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焘）；
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毛鸿宾）。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4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激烈的骂声，正道出郭嵩焘筹饷的卖力和效率，使得清军有饷得解燃眉之急，郭氏也因此受到清廷的赞扬。
最后，他还亲自带兵镇压太平军。除前文提及的郭嵩焘于1853年7月，与罗泽南等人率湘军1 400多人出长沙，赴南昌解江忠源被困之围外，郭氏在任广东巡抚期间，也曾参与镇压太平军。1865年，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因天京失守，转战闽、粤边境，并购买一批船只炮械，准备渡海袭取台湾。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飞檄沿海军队加强防守，搜获了汪海洋购买的炮械，并调集重兵，约同左宗棠所督清军合围，终于在1866年全歼太平军汪海洋余部。郭氏因此获清廷赐“二品顶戴”。另外，郭氏还曾捕获太平天国森王侯管胜。侯某原守镇江，兵败后，挟其资财，由上海潜入香港，边做生意，边运军火以接济太平军余部，在香港被人认出，密报于郭，郭假香港当局之手，捕获了侯管胜。候被解到广州，直立不跪，郭嵩焘将其“绑赴市曹，凌迟处死” 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六，49~51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郭嵩焘自始至终都起了关键作用。郭嵩焘、刘蓉二人在曾国藩幕襄助军务，始终不领薪水，不求保举，郭廷以有郭、刘“两人风义及与国藩情谊，洵非常人可及”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108页。之论断。时人有论：“发逆之平，始于湘乡相国（曾国藩），而终于左文襄（左宗棠），实公（郭嵩焘）始之终之也。” 洗宝干：《记平发逆汪海洋事》，见《玉池老人自叙》前附，17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这道出了郭嵩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地位。
三、深究洋务，出使西方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以“天朝大国”自居，到正确认识中西关系的过程。1840年，郭嵩焘二次会试报罢，在京护持曾国藩病，待曾大病初愈，旋即于是年九月应新授浙江学政罗文俊聘，出京赴浙。这一年，恰是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年，郭嵩焘对东南沿海的战乱了然于心，他于此时赴浙充当幕僚，无疑有参加抗英斗争的思想准备，有《出都杂感》诗为证：
碣石盘陀突骑横，高秋海上耀绥旌。
似闻使者持金节，早见司农计水衡。
万里岛夷浮水至，一星参伐傍霄明。
旅獒不入王都贡，坐见烟尘四海清。

高城断角晓来喧，藐是流离不复论。
枚叔只应思茂苑，张骞翻见出河源。
防秋士马西风惨，横海蛟鼍白昼昏。
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576页。

此诗显示了青年郭嵩焘投笔从戎、抵御外侮的爱国热忱，也表露出此时他还未了解西方情形，在中外关系上未脱离一般士大夫认为无需西方奇技淫巧的窠臼。但亲历战争前线，目睹英法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郭嵩焘认识到了解西方情形的重要性。
1855年，郭嵩焘为筹措军饷而赴江南，游历江浙沪，其中外关系观也渐而发生变化。特别是上海之行，他游览了上海租界和墨海书馆等地，目睹“夷情”之井然有序，颇“震诧之”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六，21页，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曾国藩致书左宗棠提及：“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他逐渐认识到经理洋务“循理”之重要性，日后在僧格林沁幕期间极力对外主和，并认为与洋人交涉应注重信义。在广东巡抚任上，他也陆续办理一些与洋务相关的事件，譬如与荷兰公使交换条约等。由于他的主张不被社会认同，以及官场排挤倾轧，郭嵩焘在交卸广东巡抚一职后，闲置家居达8年之久，读书著述，掌教城南书院。
当清廷重新启用郭嵩焘时，等待他的却是因1875年马嘉理案而赴英国赔礼道歉的不光彩使命。1875年，他奉命出使英国，后来被明定为出使英国大臣，兼任出使法国大臣。这使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常驻西方的钦差，开创了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篇章。
郭氏出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开创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郭的出使开创了近代中国向外国派常驻公使之先例。古代中国以中央大国自居，认为四方皆蛮夷之地，历来只有外邦纳贡称臣，而无向外派常驻公使。至晚清时，在郭嵩焘之前，中国也曾派出几个使团赴欧美：1866年，派遣斌椿等随赫德游历欧洲，可称为中国官方派到国外观光学习的第一个使团；1866年底，志刚、孙家谷随美国人蒲安臣出访美、英、俄等11国，向有约国家递交国书，谈判修约事宜，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可称为中国派往外国递交国书、签订条约的第一个使团；1870年，因天津教案，崇厚等专赴法国赔礼道歉，可称为中国派往外国赔礼道歉的第一个使团。这些使团，任务虽有所不同，却都是临时性专使，并非常驻。从郭嵩焘开始，中国才有了正式的驻外公使。
其二，郭嵩焘使英，奠定了中国的出使制度。继郭氏之后，中国又陆续派陈兰彬使美，何如璋使日，刘锡鸿使德，崇厚使俄，驻外使馆次第成立，中国外交呈现一片新景象。与此相适应，使馆人员配备、经费开销、出使人员薪俸等，都制定章程，形成制度。斌椿出游、志刚等出访之时，因事属临时，未有定制，所带人员无定额，所需经费亦无法核定，均由总税务司赫德先从关税中垫支，用后报销。自郭出使，总理衙门特奏定出使章程，规定出使期限为三年，经费由关税拨发，出使人员有出使大臣一员、副使一员（后从国际通例取消）、参赞二员、随员若干，出使人员的品级、薪俸亦有具体规定。为了收发、管理出使人员的信件，清廷还在上海专设文报局。
郭嵩焘出使英、法首尾共两年，主要办理了以下几起外交事件：
第一，奏请设立领事馆。1877年，郭嵩焘奏请在新加坡等华侨较多的地方设立领事，列举华侨备受外国欺侮而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惨状。1878年，清政府采纳郭的提议，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委派广东人胡璇泽为领事，此后，中国又陆续在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了领事馆。领事馆的设立，可以解决华侨在外相关问题。
第二，交涉英国太古洋行轮船撞沉江西盐船案。1875年11月，英国太古洋行轮船“敦信”号，在江西彭泽狮子山撞碎华商周复顺等所雇盐船，致使盐船沉没，并溺水手二名。经上海英国按察司衙门审断，令太古洋行赔银一万两，英商不服，声言回国上诉，却拖延两年之久，未见回音，亦未付偿款。周复顺等禀求郭嵩焘协助查询。经郭嵩焘与英国外交部交涉，最后按照原定数额赔偿，此案于1877年底遂告了结。
第三，交涉太古洋行趸船移泊事件。此事起因于英国太古洋行趸船停泊在镇江英租界对面江面上，影响江流，冲坍江岸，镇江关道要求移泊趸船以便查清坍岸原因，经总理衙门与英使威妥玛多次交涉，均告失败。总理衙门将此事派郭与英政府交涉，郭于1877年6月照会英外交部，经他多次亲至英外交部反复辩论，甚至与威妥玛争吵，并查阅西方国家有关船坞的条例，询问英律师和精通江河之道的营造司，了解西方处理此类事件的情况，终于以理责问英国外交部，使其理亏，被迫饬太古洋行趸船移泊。
第四，交涉厦门怡记行商人枪杀渔民案。1876年，怡记行雇员安托鸟在福建莆田无故杀害厦门渔民。安氏原籍南美洲，案发后逃匿，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要求怡记行交出凶手，英使以安氏不是英国人而置之不理，事逾两年无结果。总理衙门将此案交郭嵩焘办理，郭于1874年多次照会英国外交部，要求调查此案，并列举英国在中国的诸多不平等之行，揭露了英国领事欺压虐待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郭指出，像厦门枪毙渔民一案，按照西例应由中国自行审讯，但因凶手系英国商行雇员，中国不能自讯，而领事官又以凶手非英国人，一再推脱，则无论关系多少中国人命，皆不能有讯办之一日，难道中国人就应该任人欺凌？ 参见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695~698页。1878年10月，郭嵩焘经过据理力争，虽未惩办凶手，却终于为死者争得抚恤银，了结此案。
第五，交涉华工免税案。1878年7月，英国殖民地加拿大维多利亚埠向华侨征税每人每年40元。华侨无力承受，联名向驻美使馆求助。驻美公使陈兰彬以加拿大属英殖民地，将此案移交给郭嵩焘。郭照会英外交部，据情以告，要求免征华侨税银。是年11月，英外交部照复郭嵩焘，已转咨理藩部核办。
参见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710页。
第六,交涉英船华工案。1878年7月21日，英国商船“拉多丽号”7名闽粤华工受英国船主欺凌，不堪忍受，欲辞职而去。船主不允，克扣薪水。华工向驻英使馆呈诉求救。郭获悉后，派人至该船查询，并与英国政府交涉，经英国政府出面，该案得以妥善解决，华工获准辞职，所克扣薪水也如数发还。
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经常参观考察议院、工厂、学校、博物馆等地，接待、访问学者和各界名流。他通过自身对西方政教、风俗、学术、商情的考察，不断将自己对改革中国落后现状的见解发回中国。他提醒李鸿章注意学习西方教育、冶矿、铁路、电报等创制；奏请朝廷严禁鸦片；呈请朝廷纂辑通商则例，以免在中外交涉事务中无例可依而吃亏；请求朝廷派人参加万国刑法公会，参与国际事务。使西期间，郭嵩焘兢兢业业，作为从落后挨打又虚骄自大的中国走出去的第一位公使，他遇事循国际公例，据理力争，尽可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因此，郭氏深受英国人民的赞誉，西报也多次刊登赞赏他的报道。在他卸任归国前夕，伦敦、巴黎两都人士，颇为依依不舍，称其不愧“国使”两字。
四、矛盾与挫折：世人之攻击
虽然西人对清廷派出的第一任公使郭嵩焘赞誉有加，但国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因为出使西洋，以及对西方有不同于当时传统士大夫的认识，郭嵩焘多次受到国内时论攻击。
第一次，因接受出使之命。虽然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有两国互派公使的条文，但只见外使进，不见中使出。究其原因，除经费、人才等问题外，最重要的是人心问题。当时许多士大夫仍严守夷夏之防，视西方各国为蛮夷之地，把与洋人打交道视为奇耻大辱。当清廷任命郭嵩焘为出使大臣后，很多朋友劝他推卸此事，保全名声，郭认为出使西方任重道远，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理当为国效劳，答曰“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但是，并不是所有士大夫都有他那样的见识，讥笑辱骂声接踵而至，同僚视之为汉奸，甚至于连同乡都不愿承认他的湖南人身份。更有惜其才者，李慈铭叹曰：“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也。”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526页。郭嵩焘对出使西洋会导致晚节不保，知之甚明，感叹自己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京师士大夫与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更有甚者还特地编对联加以讽刺：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册，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
认为郭嵩焘见识不同常人已属不该，与洋人周旋更是悖逆伦理。这一方面显示了当时天朝大国的观念在士大夫中仍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此种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已有人开始向这个传统观念挑战了。
第二次，因弹劾岑毓英。郭嵩焘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大臣之后，英国要求清政府俟马嘉理案办妥之后，再赴英道歉，使得出使延期。郭被任命为署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办理对外交涉事，他上奏折参劾云南巡抚岑毓英，指控他在马嘉理案中负有重责，应“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见《郭侍郎奏疏》，卷十二。。他援引《周礼》，提出今日西洋各国并非蛮夷之地，应以国家、宾客之道待之，认为朝廷如果主动处理岑毓英，可以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可使英人无可乘之机，不然，在洋人威逼胁迫之下再来处理，只会失利更多。诚然，郭对马嘉理一案有比较清晰的分析，要求处治岑毓英个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免使国家遭受丧权辱国之害。只是，蓄谋已久的英政府也不会因清廷处理岑毓英而善罢甘休，放过马嘉理案这一攫取更多利权的机会。
当然，传统士大夫不能容忍郭嵩焘援引《周礼》，以礼对待西洋人，也不能容忍一个天朝上国的守疆大员因杀死几个洋人而遭受责罚。郭的参折一出，舆论哗然，“汉奸”、“贰臣”之骂名更是铺天盖地。甚至连他的老乡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也对此举甚为不满，认为他参劾岑毓英，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这一举动使他没有面目归湖南，亦无以对天下后世。参见刘坤一：《复左中堂》，见《刘坤一遗集•书牍》，卷六，18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此事一出，湖南人的确视郭为败类，把一些与其无关的坏事也推到他的头上。郭呈上参劾折之后数月，湖南举行乡试，有谣言外国传教士来湘传教，当时湖南尚无通商口岸，洋人足迹稀少，考生得知此谣言后，径直把此事归罪于郭，恶言相向，并扬言放火烧屋。他的门楣上也被人贴上“天主教大教士郭寓”的标语。湖南巡抚王文韶不敢触犯众怒，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第三次，因撰写《使西纪程》。《使西纪程》是郭嵩焘从上海赴伦敦途中51天的日记。总理衙门曾奏请饬令出使大臣将沿途所见所闻之各国风俗、政教、军备、经济等情况，详细记录，以备咨送国内。郭抵达英国后，将旅途日记整理寄回国内，希望能助国人打开眼界。此书在同文馆出版之后，引起轩然大波。书中如实记录郭对西方文明之赞扬和对中国虚骄自负的批评，此等逆耳忠言，难以被士大夫接受。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大为不平，逢人诋毁”。编修何金寿更是据此奏劾郭嵩焘，说其“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6册，25页。。清廷随即诏命立即销毁《使西纪程》字版，禁止印行。1891年，郭嵩焘死后，李鸿章奏请朝廷赐谥，却因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之由，被断然驳回。
第四次，为副使刘锡鸿之攻讦。郭嵩焘与刘结识于署理广东巡抚之时，认为刘是一人才，评价刘虽“过刚无礼”，但“亢直无私”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二，310页。。因此，他曾向朝廷保荐过刘锡鸿。两人偕同出使之后，刘抓住郭与洋人交往的几件小事与郭争执，说郭沾染夷狄习气，丢尽天朝颜面。起初，郭对刘表示谅解，把刘的无礼视为性格问题，认为刘锡鸿“直性，又兼怀牢骚抑郁之心，亦无怪其然也”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三，166页。。然而，刘锡鸿得知郭的《使西纪程》被何金寿奏请毁版之后，对郭的攻击也更为加剧，曾特地向清廷奏发郭的“十大罪”。一、奏折列衔，副使上不加“钦差”二字，为蔑视谕旨；二、游甲敦炮台，披洋衣；三、据日记中“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谓意欲改变国旗颜色；四、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致敬；五、遵从洋人风俗，效仿洋人持伞不持扇、不识洋字亦捧戏单、改用银盘银罐盛糖酪奉客等，不以忘本为耻相；六、“以中国况印度，日为洋人言之”；七、擅改国家礼制，效洋人尚右；八、无故与威妥玛争辩启衅；九、抱怨朝廷，对自身仕途遭遇“心怀怏怏”，“言之切齿深恨”； 十、锐意学习外语，并令其如夫人梁氏一起学，以妇女四出应酬，坏乱风俗，有损中国闺教。
参见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三，692~693页。郭刘矛盾，表面上似乎是个人意气之争和性格不合，实则反映了当时中国革新和守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世人对郭嵩焘的四次攻击，内容不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相同，即如何看待当时的西洋和中国。完成工业革命步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英法诸国，遇上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一个穷兵黩武、大举侵略，一个腐败无能、受尽欺侮。在此种社会现状面前，郭嵩焘认为英法诸国政教修明，不是未开化的夷狄，中国实现富国强兵应面对现实，在反对侵略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讲求应付之方，扫除虚骄之气，这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要求。守旧士大夫之攻击，除了反映他们坚守天朝大国之迂腐观念，固守成规，自欺欺人之外，更从反面证明变革这样的社会阻力重重和郭嵩焘的见识难能可贵。
五、赋闲家中：倡导洋务，讲求人心风俗
1879年，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任出使英、法大臣，郭自英、法归国，抵上海，返长沙，决心引退，以著书讲学度过晚年。郭于1891年7月病逝于长沙，葬于湘阴县东七十里老冲坡之飘峰，留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罪言存略》、《玉池老人自叙》、《郭嵩焘日记》等20余种著作。
郭嵩焘赋闲家居期间，并非不问世事，而是讲学于思贤讲舍、创立禁烟公社，讲求人心风俗，继续倡导洋务，自谓“不可不谈洋务”，“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三，860~861页。。他赋闲12年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其一，为俄法事建言献策。1880年，郭嵩焘与曾国荃等致书论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之失，并向朝廷奏陈俄约补救之方：一、左宗棠“讲求地理之学，经营西域，已逾十年，形胜险要，悉能详知” 郭嵩焘：《俄人构患已深遵议补救之方折》，见《郭嵩焘奏稿》，393~394页。，收还伊犁由左宗棠核议；二、“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三、议驳《伊犁条约》，暂听从俄人驻扎，万不能急速收回；四、因英法与俄素有矛盾，“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五、定议崇厚罪名当循万国公法行之；六、“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1884年中法开战之前，郭又与友人论法越事，并上书清廷，认为法扰越南事宜循理处置，通商云南，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安南事势言之，当有救援弹压之师，不当有防堵之师，明知非利害所系故也。若论云南通商，事势所争，尤在议论，决不在于用兵” 郭嵩焘：《法扰越南宜循理处置折》，见《郭嵩焘奏稿》，400页。。
其二，创立禁烟公社，讲求人心风俗。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期间，发现英国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士绅成立“禁烟会”，以在中国行鸦片贸易为耻，并主动与其联系，希望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郭嵩焘多次奏请禁止鸦片烟，指出“其地（英国）士绅会议，犹谓烟土贻害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中国人民肆行吸食，略无悔悟，其势非严督抚以督率州县，不能望有转旋”。但因官场腐败，而且鸦片贸易涉及英国巨额商业利益，郭的建议虽得到朝廷的肯定，却并未实行。归国后，郭嵩焘便在湖南设立禁烟公社，倡导人心风俗，以期从自身及周围亲友做起，渐行渐远，以至对国家有所裨益。1880年，他与朱昌琳等人议设禁烟公约，每年会集四次，并认为当稍储公费。“黄子寿固持异论。于是定吾与宇恬、力臣、子寿各醵钱三十缗为之基，交由宇恬（朱昌琳）经理。”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三，925页。他刊刻《禁烟公社条规》广为散发，指出“自鸦片烟流毒中国以来，人心风俗，日益败坏，不复可问”，申明禁烟公会的宗旨，“重在人心风俗”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四，23页。。
郭嵩焘深感世风“嚣”、“猾”、“无理”之不良，提出重兴质朴、实在等传统美德和风气的重要性。他指出山西和陕西商贾，较之其他省份商贾，胜在人心风俗：“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性朴而心实也。性不朴则浮伪百出，心不实则侵盗滋多。浮伪侵盗盈于天下，朋友不相顾，父子兄弟不相保，而欲以揽天下之计，权四方之利，谁可与持久者？”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553页。在商业初兴的时代，良好的“人心风俗”，还有助于形成好的商业道德，以盈持久之利。

六、特立独行：悲剧性的思想先驱

郭嵩焘过人的世界眼光，是由他敏锐的思想决定的，他的悲剧也源于其敏锐的思想和过人的见识。这是他生不逢时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不幸。郭与一般洋务派的思想不完全一样，是晚清为数不多的清廉节俭、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单学西方坚船利炮的军事方面，提倡全面学习。1877年，郭嵩焘在英国致书李鸿章，批评他办洋务只重视西方军事，不注重其他方面的学习。郭认为“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即西方的富强，军事不是“本”而是“末”，更重要的是教育、冶矿、采煤、铁路、电报等诸多方面。郭嵩焘并不是反对学习军事，而是从国家富强的轻重缓急出发，认为军事力量与其他诸多方面密不可分，中国的现状腐败不堪，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单单学习军事方面，会造成学不能致用，无法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郭嵩焘的这一思想，早在出国以前就形成了。出国之后，他多次与日本驻英公使交谈，对比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方式——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派人到英国学习，内容不拘一格，法律、电报、铁路等各种技艺都有涉及，学习兵法所占的比重甚少，而中国派往西方的学生，则主要研习西方兵法——认为中国应当像日本那样，注重各种技艺的学习，而不仅仅局限于兵法。然而，李鸿章并未采纳郭的建议，仍按原计划重点在学兵法。事实证明郭的见识是正确的，李鸿章在日后也接受了不少他的意见。
第二，批评官督商办，主张商民自办。早在1875年，郭嵩焘就认为官督商办，费繁利少，尤其挫伤商民积极性，提出“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若径由官开采，则将强夺民业，烦扰百端，百姓岂能顺从？” 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郭认为铁路最好也像西方那样，由商民自行办理，后来他考察到中国与西方国情有别，赞同李鸿章自行修筑津沽铁路，起示范作用，使朝野上下均得以渐识铁路之便，进而扩大修筑范围。郭的这些见解颇有见地，历史证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有很多弊端，经营、管理、财政等都掌握在官员手中，所需费用出自府库，所得利润则任意侵吞，商人投资往往不获利，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因此，他提出应以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最早对民用工业官督商办政策提出批评的人。
第三，认为政教为本、工商为末，要求学习西方政治制度。1875年，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见《郭嵩焘奏稿》，345页。1890年在致书李鸿章时，他对比中西政治制度指出：泰西之国，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维系，并力一心，以利为程”；中国则官民之间隔阂太甚，“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 郭嵩焘：《致李傅相》，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
综而言之，郭嵩焘的“本末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所说的“本”，主要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边防、机器制造等皆为“末”；另一方面，他认为“立国之本”，关键在于设议院，通民情，君民上下一心，不学习西方之“本”，只效仿其“末”，只会空耗精力和财物。批评洋务新政只效仿西方之末，而不务其本，要求改革政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是早期改良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说，郭嵩焘是早期改良派的先驱。梁启超曾把郭与魏源等人并称为中国讲求西学的先驱，认为郭是洋务运动时期“最能了解西学”之人。
第四，清廉俭朴，不畏人言。郭嵩焘从政多年，任过不少肥缺，却以清廉著称，他在曾国藩幕府帮办湘军时，与曾享有同等薪水、另外支用不限的待遇，但郭筹饷四处奔波，他与刘蓉两人在曾幕多年，未曾支用一钱，亦不求曾保举。出使英、法期间，除了薪水和房租两项之外，其他费用，均自掏腰包。他曾说：“廉者，君子所以自责，不宜以责人；惠者，君子所以自尽，不宜以望于人。”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见《郭嵩焘全集•文集》，卷二十六，771页。郭认为，国家之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吏治腐败、风俗败坏，他以清廉自勉，讲求人心风俗，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为挽救世风献上绵薄之力。
晚清士大夫中，有识之士不在少数，但多顾虑名声而不敢直言，像郭嵩焘这样既有见识，又不畏人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微乎其微。郭以国家利益为重，不为求保全自身而迎合统治者。他一生当中主要有两件最为重要的政事：一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为出使西方。这两件政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世，都使他毁誉参半：当时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有功，以出使西方为有罪；今世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有罪，以出使西方为有功。然而，以郭自身的立场而言，他并不觉得这两件事相互矛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出于维护名教、忠于朝廷、报效国家的目的；出使西方，同样是出于忠于朝廷、报效国家的目的。
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在于他有勇猛无畏的担当精神，毅然冲破习俗阻碍，第一个出使西方，直言不讳地批判虚骄守旧的思想。出使西方，正确认识中西关系，使他在当时声名狼藉，他却泰然处之，不畏人言。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表示：“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名姓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他也曾自谓“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扉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1辑。。百年以后，他的名字确实被世人广为传诵，他的日记和各种著作被整理出版，他的思想价值被众多学者研究和肯定，他的识深见远的先行者、思想家的形象日益高大。
七、本书编选原则
本书内容分日记、奏稿、书信和诗文四部分，日记部分选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和第四卷，并参考岳麓书社1984年版钟叔河、杨坚整理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加以校勘；《使西纪程》选自光绪铁香室本；奏稿部分选自岳麓书社1983年版杨坚校补之《郭嵩焘奏稿》；书信部分选自上海图书馆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文献》第七辑和第十五辑；诗文部分选自《养知书屋诗集》和《养知书屋文集》。
日记部分本无标题，书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日记前之年月，由编者补入者，用（）标出，以示区别。诗文部分本无句读，书中标点为编者所加。
所收论著，以原貌为准，凡肯定原文误植者，后加〔〕，凡肯定脱字者，后加〈〉，并将正字、脱字注于〔〕、〈〉中；凡衍文用【】标出；凡缺字或原件难以辨认者，用□标出。
原文文中小字夹注，改用（）标出，以区别于正文；选文原编者文中注释，改为脚注，置于页底；本书编者所加注释，亦为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