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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前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PPP扛鼎之作

曹远征（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逾万字长文作序推荐

书名：PPP革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精装）

作者：[英] 达霖•格里姆赛  [澳] 莫文•K•刘易斯

作序：曹远征

ISBN：978-7-300-22092-5

定价：58.00元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页数：287页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上架建议

中国经济/畅销书

◆ 读者定位

中国经济的研究者、观察者和评论者/各级党政领导干部/PPP政策制定者、PPP项目管理者与实践者

◆ 本书卖点

PPP是当前国内经济领域最热的话题之一，本书系PPP领域扛鼎之作，在全世界受到追捧

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为本书撰写了逾万字的序言，倾情推荐

本书还得到“中国PPP第一人”王守清、亚洲开发银行PPP项目主管肖光睿的郑重推荐

本书包含大量PPP项目实战案例，深刻总结了PPP项目获得成功的要点，极具参考价值

◆ 内容简介

国内新一轮PPP热潮，是在强调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激活社会资本力量、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掀起的一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革命。作为体制机制创新的PPP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本书系PPP领域的扛鼎之作，由资深的PPP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编写，出版后在澳大利亚获得布莱克•道森•沃尔德伦商业图书奖，并在世界各地受到追捧。本书论述了PPP模式的本质及其为基础设施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描述了PPP项目中政府角色的转变，并借助多个PPP项目实际案例，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PPP项目获得成功的要点，同时，对于PPP项目的合同管理、风险管理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于中国PPP模式的决策者和推动者、PPP项目的实践者，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希望借助PPP模式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而言，本书提供了极佳的国际经验和实战借鉴。

◆ 作者简介

达霖•格里姆赛（Darrin Grimsey），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领域的著名咨询师，现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此前曾在普华永道任职多年。格里姆赛专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商业咨询、战略咨询、融资咨询及风险分析、合约管理等咨询服务，曾为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关于基础设施政策与规范方面的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它们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司法、供水等具体公共服务领域的咨询服务。在从事管理咨询工作之余，格里姆赛还公开发表了诸多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著述，其中为最著名的是《PPP革命》一书。 

莫文•K•刘易斯（Mervyn K. Lewis），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商学院银行与金融专业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教多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货币经济学、全球金融、PPP模式、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等。刘易斯教授著述颇丰，在相关领域发表论文70余篇，多次获得澳大利亚商科的高级学术研究奖。

◆ 译者简介

济邦咨询公司（www.jumbocn.com）是中国最早专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财务咨询、管理咨询及监管政策顾问的专业咨询公司之一，业务涉及水务与环保、能源、公交、公路桥隧、轨道交通、港口机场及文教体卫等行业，是中国PPP咨询业务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 名家推荐

这场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性制度革命，虽然静悄悄，但领域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正在持续、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PPP革命》一书为我们经营基础设施打开了视野，为我们管理城市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为我们提升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的治理能力形成了可资借鉴的操作规范。

——曹远征（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政府力推PPP两年的实践表明，能力建设问题迫在眉睫，因为PPP涉及面极广，其前沿性、综合性和应用性也都极强。济邦咨询重译再版的《PPP革命》一书，在这几方面都堪称国内外少有的优秀图书之一。为济邦咨询致力于PPP的理论推广和实践应用点赞！

——王守清（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PPP革命》这部经典之作结合本轮PPP热潮对相关概念和名词进行更新再版，更具可读性和指导性，为探索PPP改革中国之路的顶层设计者和项目实践者以及沿“一带一路”扬帆出海的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借鉴国际实践的大门。

——肖光睿（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项目官员）

◆ 目录

再版序/曹远征

中文版序 

前言 

第1章  PPP的本质

引言 

PPP的本质 

PPP的类型 

PPP的一般特征 

具体特征 

关于PPP模式的问题 

第2章  基础设施领域的革命 

基础设施的性质 

基础设施的影响 

基础设施的公共特征 

基础设施商业化 

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两条私营收费公路 

第3章  PPP的起源 

引言 

历史 

英国的收费公路 

法国的特许经营之路 

私人融资模式 

DBFO模式 

伙伴式项目管理模式 

小结 

第4章 PPP与传统形式的基础设施采购 

引言 

传统采购方式的不足之处 

PPP是答案吗？ 

PPP中政府角色的转变 

PPP的优势 

第5章  合作协议的框架 

采用PPP模式的最佳时机 

什么是核心政府服务？ 

案例：医院 

案例：监狱 

PPP模式 

PPP的组织 

参与者的角色 

案例分析 

第6章 PPP中的问题 

引言 

商业预测 

捆绑 

融资成本 

资金最佳使用价值 

贴现率问题 

资金最佳使用价值的证据 

风险和不确定性 

问责制 

公共利益 

PPP取得成功的条件 

西米德尔赛克斯大学医院项目 

第7章  风险管理 

PPP的风险 

风险分担战略 

风险分析实践——实例研究 

第8章  PPP的管理 

PPP交易的各个阶段 

合同管理 

管理框架 

第9章  新兴市场中的PPP 

引言 

利益和难题 

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 

融资结构 

PPP的障碍 

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建立一个 PPP小组 

特许经营供水项目 

第10章  结语 

PPP的特点 

影响PPP的因素 

激励机制 

对PPP模式的担忧 

参考文献 

词汇表 

译后记 

再版后记

◆ 精彩书摘

曹远征：PPP模式——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因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中，外需不足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内需扩大成为主要方向；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行，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产品短缺已彻底消失，产能过剩也随之出现。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服务业转型。两者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城市化。2015年末，时隔37年后，中国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以此会为标志，城市化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希望，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主战场。 

现代基础设施是城市化的基础，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中，因城市化的加速而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监管成为热门的话题。初一看来，本书仅是汗牛充栋的各种有关基础设施文献中的一部晦涩的技术性专著，很难引起非专业人员的兴趣。并且本书作为一本专业性著作已于2008年在中国翻译出版。未曾料想，短短几年，竟然脱销而不得不再版。究其原因，除了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基础设施安排方面的操作说明书外，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还是一份与我们每个人都密不可分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制度变迁的总结。它为我们经营基础设施打开了视野，为我们管理城市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为我们提升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形成了可资借鉴的操作规范，从而有助于提升我们治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再次重复本书初版序言中的话：“这场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性制度革命，虽然静悄悄，但领域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正在持续、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不能不关注。”这里我还需要加一句话：“对正处于中华民族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对包括‘硬的’‘软的’在内的基础设施全面深刻而不是浅尝辄止的理解和体会，精心细致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操作和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不能不倍加关注。” 

一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是一种涉及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形式。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谓有效制度，包含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制度应具有内在的激励性，并由此形成动力使产品的生产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可以持久进行；其次，制度应具有内在的节约交易费用的倾向，特别是在“外部性”普遍存在的现代经济中，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特别的意义。 

PPP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进程是一致的。早在19世纪工业化初期，人们便意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它是构成各种独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外部条件。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它不同于私人产品而具有特别的性质。 

第一，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服务，例如供电，通常构成使用它们的各类产品总成本中虽不可或缺但却很小的部分，但是因“服务失败”（service failure），例如停电，所造成的损失相对于服务供给的基础成本而言却是巨大的。这就需要基础设施维持庞大的甚至富余的持续的服务能力，因为其高昂成本令人生畏。 

第二，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其收益和成本不是由交易的一方而是由多方来分摊的。这种溢出现象因规模巨大不仅造成核算的困难，更易滋生机会主义的“搭便车”，或造成供给不足，或造成需求过度。 

第三，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服务，在固定成本一定的情况下，随着产出的扩大，平均成本下降，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与此同时，它也高度依赖于范围经济。由于诸如铁路、通信线路等网络的存在，单个基础设施服务商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时的成本低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服务商各提供一种产品的成本。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产业特征使其具有了自然垄断的性质。而这种自然垄断极易演变成为市场垄断，甚至行政垄断。 

第四，基础设施所提供服务的资产具有专用性特点。基础设施的投资浩大，形成其专用性的资本成本相对于其运营成本不仅比例奇高而且具有沉没性。这意味着，当一项基础设施服务尚未提交给使用者前，其全部成本的大部分已经支出，而且不可改作他用。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性。如前所述，现代基础设施是现代社会的物质支撑，其服务是面向全社会的，利益是全社会共享的。即使那些不愿或无力支付此类服务的人，例如低收入群体，也不应被排除在外。很难设想，在现代城市，因收入低下而无权享用清洁自来水的情况。 

基础设施的上述特征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陷入公共性和企业性的两难之中。所谓公共性与普遍服务相关，所谓企业性与提供服务的可维持程度相关。从企业性的角度观察，如果基础设施企业化经营，因盈利的约束，在降低成本、改善效率的同时，因自然垄断极易形成价格的提高，歧视性定价和对高支付能力区域服务的“撇奶油”行为等，势必伤害普遍服务目标。从公共性的角度观察，低收费或者免费最能满足普遍服务目标，这必然造成需求过度并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巨额的财政支持，而一旦财政能力有限，其可持续性便令人怀疑。 

历史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基础设施供给如同其他竞争性私人产品一样由市场提供，随后，由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基础设施的提供转到了政府一边。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公共事业大多采用了“国有化”模式，其投资、建设、运营完全由政府承担，而作为产业主体的政府部门，尽管采用行政垄断的形式在理论上是次优的，但无论从行政管理还是利益驱动上说，这是唯一可行的制度安排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基础设施供给是公益型的行政垄断性的公营事业。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维持公营事业的制度安排形式日益艰难。从表面上看，公营事业性质决定的低效率难以使既有的供给能力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巨额亏损造成的财政负担使既有供给能力的维持都捉襟见肘，更遑论投资扩大供给能力。基础设施供给瓶颈成为困扰社会的难题。从深层次看，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者主权的诉求日渐高涨，产生了用商业规律约束基础设施的生产和销售，从而实现用更低成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持续的经济发展就必须以效率为导向，以私营部门为产业主体，结合竞争机制的市场化制度安排是符合效率性要求的，而基础设施一般具有收入稳定、现金流充沛等特点，对追求稳定回报的社会资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于是在政府财力难以为继的条件下，使用者的需求与私营部门的投资冲动共同导演了以PPP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迁。 

所谓PPP，其本质是充分发挥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自的禀赋优势，进行相互合作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产业运营由私营部门主导，不仅发挥了资金筹集和管理方面的优势，而且由于其明晰产权结构中内在的激励性而具有更敏感的市场边际效应能力，从而明显地提高了基础设施的经营效率。与此同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部门因其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可进行不完全对称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特别是在市场准入、价格形成和公共服务方面监管和督促运营企业为社会提供不间断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互补性的关系，正如本书书名所示，是一种旨在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显然，这是对政府与私营部门或对立或从属的传统关系的革命，是制度的创新。 

二

PPP虽然是发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制度创新，但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按照本书的理解，基础设施更宽泛的定义是“经济代理机构可用的所有物质、制度和人文能力的总和”。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物质基础，例如电信、交通、能源、供水等在内的构成其他直接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是经济实物资本的一部分。二是人文基础，包括例如统计、管理、财务、融资、营销等商业技能在内的对经济生产有帮助的人们的事业进取心、智力和技能。三是制度基础，包括塑造经济行为和决策制定过程的内部和外部的、正式和非正式（风俗习惯）的制度。作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关键基础不仅仅是物质基础，还应当包括市场本身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有利于支持和促进市场……”，并影响着成本—收益分析。 

据此，本书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和社会两大类，并因其物质形态不一，又区分为硬软两种。在经济基础设施中，硬设施包括交通、电信、能源等，软设施则包括职业培训、商业金融服务、研发促进和技术转让等。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硬设施包括医院、教育、排污、养老，甚至监狱等设施；软设施则包括社会保障系统、社区服务等。作者暗示在这个定义宽泛的基础设施领域，都可尝试用PPP模式进行制度创新。这就引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即PPP的革命性的社会影响。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公共产品。一般以为公共产品区别于私人产品的重要特征在于该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所谓非排他性是指该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可以同时为一个以上的个人联合消费。无论个人对这种产品是否进行支付，排除他人消费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等因素，人们相信，某种产品只要具备上述特征中的任何一条，它便是公共产品而必须由政府提供。但事实上，更多的产品并不同时具备上述两条特征。某些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具有排他性，成为俱乐部性的公共产品；某些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但它的使用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又具有竞争性，成为拥挤性的公共产品。显然这类产品虽具有某种公共产品的特征，但又不全然是公共产品，至多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可以不由政府独家提供，成为PPP的首选。更有甚者，那些被视为绝对的公共产品的产品，如司法、国防等，也因时代的变化而渐渐变成某种准公共产品，也可以实行PPP，本书列举的英美监狱的情况便是例子。由此推想，法国的“海外兵团”，即雇佣军提供的国防服务似乎也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第二，什么是核心政府服务。准公共产品领域的扩大，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挑战。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公共产品特别是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如果政府提供服务比市场提供更具优势时，就应该由政府提供。但现实的情况往往出人意料，由于政府的治理结构迥异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在商业项目中，政府机构难以形成像企业机构那样的内在激励机制；政府行政层次的组织方式，相对于企业的组织方式，不仅信息搜寻和传递成本高，而且决定了它是风险厌恶性的，从而创新不足。凡此种种使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方面处于比较劣势。这种劣势不仅构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兴起的条件，也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因。那么，什么是核心政府服务？按照本书的理解，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一种我们可用以修改规则的途径，调解我们在规则含义上存在的分歧以及强制少数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遵守规则”。这实际上是表明政府的核心服务是制度的生产。建立和维持一整套法律和制度体系，以保障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如果说政府还是“有责任照顾社会中的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的话，提供的最佳方式不是生产，而是购买。因为“PPP的本质在于公共部门不再是购买一项资产，而是按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购买一整套服务”。 

第三，什么是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浩大，传统上认为这是构成私营部门不愿或无力从事基础设施供给的重要原因，因此只能由政府从事，但是现代金融理论和金融技术的发展，可以针对不同项目的特点设计不同的融资方式，这些设计既可针对整个项目的全流程，也可针对项目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这种因项目而异、因流程而异量体裁衣式的金融工程，衍生了多种融资形式，诸如JV、BOO、 BOT、BOOT、DBF、DBFO、DBFOT等，这从本书列举的众多案例中可窥见一斑。基础设施工程和金融工程相结合架起了社会资金与基础设施的桥梁，不仅使资金筹措问题大为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私营部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有别于传统的私人资本，金融工程所筹措的资金是具有社会性的，它是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向社会大众募集的，这些社会大众是最终的所有者或债权人。相形之下，那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即便具有私人性质，也是不完全拥有最终剩余索取权的代理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多数情况下，PPP下的私营部门已不再是原来纯粹意义上的私营部门。 

由上所述，PPP不仅影响我们赖以活动的基础设施供给，而且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关系，调整着我们的社会角色。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在书名中使用“革命”一词。 

三

发生于基础设施领域的PPP的制度变迁是一种诱导性的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同，它是从微观制度入手，通过一丝一扣的改进，逐渐累积而成的，属一种帕累托最优的改进的渐变形式。这一点集中反映在针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金融创新上。 

传统认为，金融活动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而资金交易的核心是资金的时间价值。对于基础设施而言，一次性投资大，非小型金融机构能独家完成；回收周期长，又极易造成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的期限和结构错配；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其定价与收费机制难以完善，使其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不易确定资金的时间价值。因此，商业金融机构不宜介入。如果要介入的话，则需要政府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或在股本方面承诺固定回报，如使用时数和单位价格等，或在债务方面担保还款来源及利息。而由于这一承诺和担保，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无论形式如何，基础设施利用商业性金融资源的主体必然是政府，必然成为政府财政未来支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前发生的情况。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面向未来的投资都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构成了风险。任何资金的交易都是对不确定性预期的合约，即风险合约。不同的风险采用不同的处置办法，形成不同的风险合约，这些不同的风险合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不同产品。由此，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既是金融活动存在的更深刻的理由，同时也成为金融机构推动对风险识别和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的动力，催生了包括资金的时间价值、资金的风险价值和风险管理体系在内的现代金融工程。以此为标志，形成了有别于单纯以资金时间价值为核心的传统金融活动的全方位金融创新。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金融创新观念重新审视有关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可以发现，在风险不能识别和控制的条件下，政府的承诺或担保成为商业金融介入基础设施的唯一的风险控制办法，换言之，一旦从技术上而不是概念上识别基础设施的风险所在，一旦从流程细节上而不是从整体轮廓上构造对基础设施的风险控制，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风险是可以分散于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是至少可以部分满足社会资金的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的。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的壁垒，因之而大大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PPP不仅只是伙伴关系的一种‘模式’，而应该是一个确保以有目的的方式全面考虑并评估所有风险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理解，作者认为PPP的成败取决于细节。“由于双方都承诺为项目的成功提供资源和信誉，因此伙伴关系依赖于具体的成本共担协议、风险降低和风险分配的详细分析。”本书的表7—1详细列举了基础设施的投资风险，并用大量篇幅描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风险，其意图是明显的，只有充分揭示了风险点，才能将风险点进行合理的组合，并视政府与私人的性质而进行分散，才能铺平社会资金进入的道路。而项目融资是满足这一需要的恰当形式。 

所谓项目融资是指以该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的有限追索的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既可以覆盖项目发展、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的全流程，如BMFOM，也可视具体情况不同而针对流程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如BOT等。由于巨额项目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不同的步骤，在空间上可拆成不同的环节，从而为小额资金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进入不同的步骤或环节提供了便利，形成了杠杆融资、结构融资、租赁融资等多种产品合约形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每个步骤或环节的合约中风险界定清晰，使这些合约可以在市场上转让，既满足了社会资金退出的需要，而且也发挥了金融市场风险分散的作用。其结果又为融资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 

这里，我们不想就项目融资的方法做出评论，而想集中于背后预示的制度经济学意义。就基础设施领域而言，因其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一方面，制度安排形式的变化会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使其不易变动；另一方面，一旦变动起来，又会是爆发式的、强制性的，不受控制。这也是为什么各国的基础设施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国有国营形式，财政不断补贴而又不敢改革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具有帕累托最优改进性质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因引起的社会震荡较少而成为基础设施领域制度变迁的合意形式。而以演进形式为特点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找到可以在一丝一扣上改进制度安排形式的工具和技术。也就是说，诱导性的制度变迁蕴涵于工具和技术的创新上。项目融资提供了这样一整套的工具和技术。项目融资的核心在于寻求资金的最佳使用价值，即“满足用户要求的整个寿命期成本和质量（或者用途适应性）的最优组合”。这种资金最佳使用价值的寻找是利用市场机制，“在竞争的环境中授予项目”，利用金融工程技术“严格应用经济评估技术（包括适当的风险评估）”，以便“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分担风险”；同时，要比较成本，“公平、现实和全面地对比公共融资和私人融资”。通过项目融资这一整套的工具和技术运用，在基础设施制度层面上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公共部门掌握诸如土地、不动产等资产和通行权，并能在计划过程中，授予开发过程中购置基础设施的权力。私营部门引进外部资金、专业技术和激励机制，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动项目的发展。” 

“于无声处看惊雷”，项目融资在细节上界定了政府与私人不同的风险偏好，并形成细致的风险合约，这种点滴的金融创新推动了点滴的制度创新，积涓涓细流，终成就了PPP大业的滚滚波涛。从这个意义上讲，静悄悄的革命更为重要。 

（本文摘自《PPP革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再版序，有删节）